宋代律學成果

㈠ 兩宋史學的成就

南宋之詞，向來為陽羨，浙西，常州三派推崇，當然他們所重之人自然不一。稼軒是陽羨所宗，白石玉田則為常州，浙西所祖。這三個詞派在一起足以代表清朝前期詞壇，在整個清詞史上同樣也分量非小，南宋詞之影響，可見一斑。
以上是南宋詞對後世詞家在創作上的直接影響，那麼還有表現在評論上的間接影響。
南宋的長調是南宋精華，誠然北宋有不世出的清真，但好在南宋勝在人多。隨便舉幾例：
譚獻《篋中詞》：「蓮生，古之傷心人也。盪氣回腸，一波三折，有白石之幽澀，而去其俗。有玉田之秀折，而無其率。有夢窗之深細，而化其滯。」這是評價項鴻祚。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情詞兼勝，骨韻都高，幾合蘇、辛、周、姜為一手。」這是評價陳維崧。
可見，有清一代論及詞人，除卻周，蘇二公，詞家的標桿基本都是南宋七家，這種例子舉不勝舉，南宋詞尤其是南宋長調之影響，約略可見。
吳梅《詞學通論》：「余故謂紹興以來，聲律之文，自以稼軒、白石、碧山為優，梅溪、夢窗則次之，玉田、草窗又次之，至竹屋、竹山輩，純疵互見矣，此南宋詞之大概也。」在此僅提及稼軒，夢窗，白石，碧山，梅溪，草窗，玉田這七家，同時本人並沒有看過後三位的集子，寫的時候會更簡單些。
稼軒之詞相信也不用多說，無論是舊時詞人還是現在教科書，給稼軒的評價都很高，所以我個人覺得他也是南宋少數在今天得到公正評價的詞人。

㈡ 宋代文學的主要成就是

宋朝文學主要涵蓋了宋代的詞、詩、散文、話本小說、戲曲劇本等等，其中詞的創作成就最高，詩、散文次之，話本小說又次之。
宋代散文是中國散文史上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在三百多年間出現了人數眾多的散文作家。所謂「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宋人就佔了六位（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寫作了不少文學散文和帶有文學性的散文，也有許多議論文的名作。
詞作為新興的詩歌形式，從隋唐發軔，至宋代進入鼎盛時期。唐圭璋先生所編《全宋詞》收詞人千家以上，詞作二萬首。最近還陸續有所增補（如孔凡禮先生《全宋詞補輯》等）。雖因詞在開始時還未被承認為「正統」文學，亡佚很多，但目前搜集的成果就足以反映出宋詞的繁榮興盛和豐富多彩了。
宋詩方面則受到唐詩的巨大影響，北宋初期，主要沿襲中晚唐詩風餘韻，大致可歸為三體。最初是效法白居易詩風的白體詩，主要詩人是李昉、徐鉉、王禹偁等，其中王禹偁特別關注民生疾苦，風格通俗，暗示了宋詩發展的新方向。
宋代小說和戲曲為元明清小說、戲曲的大發展准備了良好的條件。宋代的小說主要是「話本」，它原是說話人說書的底本，實即白話短篇小說。宋代的民間戲曲還處在戲曲的萌芽階段。如傀儡戲、影戲、歌舞戲等，前兩種不是由人來扮演的，後一種由人扮演，但還是敘事體而非代言體。
總之，由於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向文學提出新的要求，也由於文學本身發展的規律，中國古典詩、詞和散文逐漸度過了它的黃金時代，失去支配文壇的地位，小說戲曲等文學樣式正在醞釀著更大的文學高潮，進而成為文壇的重心。宋代文學正是處在這樣一個過渡的轉變階段。

㈢ 宋代在文學的突出成就有哪些

宋代文學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宋代散文沿著唐代散文的道路而發展，最終的成就卻超過了唐文。後人有 「唐宋八大家」之說，而八位古文作家中有六人出於宋代。而且北宋的王禹偁、范仲淹、晁補之、李格非、李廌，南宋的胡銓、陸游、呂祖謙、陳亮等人，也都堪稱散文名家。宋代散文作家的陣容比唐代更為壯大。
宋代作家吸取了唐代古文的經驗和教訓，使古文更加健康地發展。唐代的韓愈、柳宗元等人，在古文的章法、句法等技巧和敘事、議論等功能方面，都為宋代作家提供了有益的啟示。然而唐代古文本是作為駢文的對立面而出現的，韓、柳對駢文頗為排斥，這使習慣於駢文的作家和讀者都感到不滿，所以古文並沒有取代駢文的地位。而且韓愈的古文已有艱澀古奧的傾向，韓愈以後的古文作家因襲了這個缺點。到了晚唐、五代，駢文又重新占據了優勢。宋代作家清醒地看到了唐代古文的得失，於是歐陽修等人既採取古文作為主要的文體，又反對追求古奧而造成的險怪艱澀，從而為宋代古文的發展開辟了正確的道路。
宋代散文的文體出現了多樣化的趨勢。歐、蘇等人並不絕對摒棄駢文，他們的古文注意吸收駢文在辭采、聲調等方面的長處，以構築古文的節奏韻律之美。同時，他們又借鑒古文手法，對駢文進行改造，創造出參用散體單行的四六和文賦。這樣，古文和駢文經過取長補短而各自獲得了新的活力。此外，宋代散文中還出現了獨具一格的筆記文。這種文體長短不拘，輕松活潑，是古文文體解放的重要標志。
散文在傳統上具有議論、敘事、抒情三種主要功能。在宋代散文中，這些功能更加完善，而且融為一體，使散文實用價值和審美價值更好地結合起來。宋代的政論文和學術論文特別發達，從王安石、曾鞏到胡銓、呂祖謙，散文的議論功能臻於完善。以歐、蘇為代表的作家則更加註意三種功能的融合，加強了散文的抒情性質與文學意味。比如歐陽修的史論在議論中滲入強烈的感情色彩，蘇軾的亭台記把敘事與議論結合得天衣無縫。《秋聲賦》、《赤壁賦》等散文名篇更堪稱典範。在這些作品中，散文的各種功能已水乳交融，且具有詩的意境，成為名副其實的美文。
宋代散文的風格豐富多采，幾位大家各具鮮明的藝術個性。就整體傾向而言，宋文的風格是趨於平易暢達、簡潔明快，從而在韓文之雄肆、柳文之峻切之外開辟出新的藝術境界。就美學價值而言，宋文與唐文並無高下之分。宋文的風格變化，主要是朝著更加自然、更加貼近生活的方向發展。這種文從字順、如行雲流水的散文、顯然更切於實用，也更易為作者和讀者所接受。從宋代開始，古文成為用途最廣的散文文體，以古文為主、駢文為輔的文體格局得以確立，歷元、明、清諸代而沒有變化。明末艾南英說：「文至宋而體備，至宋而法嚴。」(《再答復彝仲論文書》)這是後人對宋代散文歷史地位的公正評價。
對於唐、宋兩代的散文，後人沒有太多的軒輊之見。可是唐詩和宋詩之憂劣，卻引起了後代曠日持久的爭論。宗唐還是宗宋，甚至成為後代詩壇宗派門戶的標志。這就給人一種錯覺，彷彿宋詩與唐詩毫無共同之處。事實上，從中唐開始，唐詩就有向日後的宋詩演變的趨勢。而宋詩的許多特徵，都可在杜甫、韓愈的詩中找到濫觴。從整個詩歌史來看，宋詩正是唐詩發展的必然結果。唐詩與宋詩，本是一脈相承的。例如，詩歌在題材和語言上趨於通俗化，描寫平凡、瑣細的日常生活，並採用俗字俚語，這種趨勢是從杜甫開始的，中唐韓愈、白居易、孟郊、賈島及晚唐皮日休、羅隱等人又有所發展，而宋代詩人則沿其流而揚其波。又如在詩歌中發議論，也是從杜甫、韓愈開始，在晚唐杜牧、李商隱的詩中已屢見不鮮，入宋以後則發展成為詩壇的普遍風氣。宋代詩人正是充分吸取了唐詩的營養，才創造出一代詩風。杜甫、韓愈對宋詩的啟迪作用尤其重要。宋人曾說：「工於詩者，必取杜甫。」(黃裳《陳商老詩集序》)清人則認為：「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為之發其端，可謂極盛。」(葉燮《原詩》卷一)這些論述都是符合實際的。宋人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們對唐詩並未亦步亦趨，而是有因有革，所以能創造出與唐詩雙峰並峙的宋詩。
仰望唐詩，猶如一座巨大的山峰，宋代詩人可以從中發現無窮的寶藏作為學習的典範。但這座山峰同時也給宋人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壓力，他們必須另闢蹊徑，才能走出唐詩的陰影。宋人對唐詩的最初態度，是學習和模仿。從宋初到北宋中葉，人們先後選擇白居易、賈島、李商隱、韓愈、李白、杜甫作為典範，反映出對唐詩的崇拜心理。待到宋人樹立起開創一代新詩風的信心之後，他們就試圖擺脫唐詩的藩籬。然而極盛之後，難以為繼。宋詩的創新具有很大的難度。以題材為例，唐詩表現社會生活幾乎達到了巨細無遺的程度，這樣宋人就很難發現未經開發的新領域。他們所能做的，是在唐人開采過的礦井裡繼續向深處挖掘。宋詩在題材方面較成功的開拓，便是向日常生活傾斜。瑣事細物，都成了宋人筆下的詩料。比如蘇軾曾詠水車、秧馬等農具，黃庭堅多詠茶之詩。有些生活內容唐人也已寫過，但宋詩的選材角度趨向世俗化，比如宋人的送別詩多寫私人的交情和自身的感受，宋人的山水詩則多詠遊人熙攘的金山、西湖。所以宋詩所展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更多的是普通人，而不再是蓋世英雄或絕俗高士。這種特徵使宋詩具有平易近人的優點，但缺乏唐詩那種源於浪漫精神的奇情壯采。
宋詩的任何創新都是以唐詩為參照對象的。宋人慘淡經營的目的，便是在唐詩美學境界之外另闢新境。宋代許多詩人的風格特徵，相對於唐詩而言，都是生新的。比如梅堯臣的平淡，王安石的精緻，蘇軾的暢達，黃庭堅的瘦硬，陳師道的樸拙，楊萬里的活潑，都可視為對唐詩風格的陌生化的結果。然而宋代詩壇有一個整體性的風格追求，那就是平淡為美。蘇軾和黃庭堅一向被看作宋詩特徵的典型代表，蘇軾論詩最重陶淵明，黃庭堅則更推崇杜甫晚期詩的平淡境界，蘇、黃的詩學理想是殊途同歸的。蘇軾崇陶，著眼於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 (見蘇轍《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黃庭堅尊杜，著眼於晚期杜詩的「平淡而山高水深」(《與王觀復書》之二)。可見他們追求的「平淡」，實指一種超越了雕潤絢爛的老成風格，一種爐火純青的美學境界。唐詩的美學風范，是以豐華情韻為特徵，而宋詩以平淡為美學追求，顯然是對唐詩的深刻變革。這也是宋代詩人求新求變的終極目標。
唐詩和宋詩，是詩歌史上雙峰並峙的兩大典範。宋以後的詩歌，雖然也有所發展，但大體上沒能超出唐宋詩的風格範圍。元、明、清的詩壇上有時宗唐，有時宗宋，或同時有人宗唐，有人宗宋。甚至在一個人的詩集中，也有或學唐體或效宋調的現象。唐宋詩的差異是多方面的。南宋嚴羽推崇唐詩，批評宋代的詩人 「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滄浪詩話·詩辨》)，實即總結了宋詩異於唐詩的一些特徵。但這種歸納，主要著眼於藝術手法和功能，尚停留於淺表的層面。到了近代，學者對唐宋詩的差異有了更深刻的闡述。如說：「唐詩以韻勝，故渾雅，而貴蘊藉空靈；宋詩以意勝，故精能，而貴深折透闢。唐詩之美在情辭，故豐腴；宋詩之美在氣骨，故瘦勁。」或謂：「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這種著眼於美學風格的論述，揭示了唐唐宋詩內在本質的差異。相對而言，宋詩中的情感內蘊經過理性的節制，比較溫和、內斂，不如唐詩那樣熱烈、外揚；宋詩的藝術外貌平淡瘦勁，不如唐詩那樣色澤豐美；宋詩的長處，不在於情韻而在於思理。它是宋人對生活的深沉思考的文學表現。唐宋詩在美學風格上，既各樹一幟，又互相補充。它們是古典詩歌美學的兩大範式，對後代詩歌具有深遠的影響。
作為有宋一代文學之勝的是宋詞。在詞史上，宋詞佔有無與倫比的巔峰地位。詞在晚唐五代尚被視為小道，到宋代才逐漸與五七言詩相提並論。宋詞流派眾多，名家輩出，自成一家的詞人就有幾十位，如柳永、張先、蘇軾、晏幾道、秦觀、賀鑄、周邦彥、李清照、朱敦儒、張元干、張孝祥、辛棄疾、劉過、姜夔、吳文英、王沂孫、蔣捷、張炎等人，都取得了獨特的藝術成就。宋詞的總體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完成了詞體的建設，藝術手段日益成熟。無論是小令還是長調，最常用的詞調都定型於宋代。在詞的過片、句讀、字聲等方面，宋詞都建立了嚴格的規范。詞與音樂有特別密切的關系，詞的聲律和章法、句法也格外細密。宋詞獨特的藝術魅力是五七言詩難以達到的，它為豐富古典詩歌的藝術作出了獨特的貢獻。其次，宋詞在題材和風格傾向上，開拓了廣闊了領域。晚唐五代詞，大多是風格柔婉的艷詞，宋代詞人繼承並改造了這個傳統，創作出大量的抒情意味更濃的美麗動人的愛情詞，彌補了古代詩歌愛情題材的不足。此外，經過蘇、辛等人的努力，宋詞的題材范圍，幾乎達到了與五七言詩同樣廣闊的程度，詠物詞、詠史詞、田園詞、愛情詞、贈答詞、送別詞、諧謔詞，應有盡有。藝術風格上，也是爭奇斗艷，婉約與豪放並存，清新與穠麗相競。無論是題材還是風格，後代詞人很少能超出宋詞的范圍。
在中國詩歌史上，唯一堪與唐詩媲美的是宋詞。詞在宋以後並未完全衰退，到了清代，還呈中興之勢，但清詞的各種流派都與宋詞有一脈相承的關系。清詞的復興，正體現了宋詞強大的藝術生命力。
在兩宋時期的北方中國，文學也取得了較高的成就。尤其是金朝統治中原地區的一百多年間，文學創作相當繁榮。遼、金的少數民族統治者受到漢文化很深的影響，金人甚至以華夏文化的正宗後繼者自居。遼、金與宋王朝之間的軍事對峙，並未阻斷南北文化的交流。南北之間使臣的往來，還常常促進文學創作活動的開展。元好問等詞人深受蘇、辛詞風的影響，就是明證。而北方游牧民族的粗獷性格，為遼、金文學注入了較多的陽剛之氣；戎馬倥傯的時代背景，也使遼、金作家更多地注重滄桑興亡之感的抒發。金代產生了傑出的詩人元好問，這位鮮卑族的後裔，以卓越的成就躋身於中國古代著名詩人的行列。這是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燦爛的古代文學的典型例證。

㈣ 宋代時期在科學技術領域取得了哪些重大成果

宋代是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發展的高峰期
沈括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指南針、印刷術和火葯是聞名於世的三大發明，到宋代又有了劃時代的發展。天文、數學、醫葯、農藝、建築等各個領域的成就，不僅超越前代，而且在當時的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
指南針在宋代又有重大進展 ，北宋末已有使用指南針於航海的記載。南宋時，海船上普遍裝有針盤，即原始的羅盤導航。這是世界海運史上空前的進步。
唐、五代時開始應用雕版印刷術印書，北宋時有了很大發展。開封府、杭州、西川、福建是當時印書的中心。南宋臨安府是印書業最發達的地方。宋仁宗慶歷年間，畢升發明活字印刷術。
宋廷設有火葯武器的作坊。宋神宗時，邊防軍已大量配備火葯箭。北宋時進行了多次較全面的恆星觀測 。景德三年（1006）關於客星的記載，是世界上著名超新星中的最早記錄。元佑年間，蘇頌、韓公廉等人創造了水運儀象台。宋代的歷法經過多次改進 ，慶元五年（ 1199 ）實行的《統天歷》，和現行公歷的一年長度完全一樣，但比公歷頒行早383年 。北宋中期賈憲的開方作法本源圖 ，世稱賈憲三角形 ，比西歐相同的帕斯卡三角形早約600年 ；他的增乘開方法，與霍納的方法大致相同 ，但早約770年 。宋代醫葯學比唐代有較大的發展 。元豐五年 （ 1082 ），唐慎微撰《經史證類備急本草》，所收葯物種類為《唐本草》的一倍。宋徽宗時審定的《和濟局方》，是中國由國家頒布的第一部配方手冊 。王惟一著《銅人腧穴針灸圖經》3卷 ，標志著針灸學的重大進步。太醫局將產科、眼科等單獨設科，是醫學史上的重大進步。北宋錢乙《小兒葯證直訣》，是理論與實踐結合的名著。南宋《洗冤集錄》十五卷，是世界上最早的法醫學專著。北宋末陳旉在南宋初撰成《農書》，是綜合性的農學著作。皇佑元年（1049），陳翥撰寫的《桐譜》，嘉佑四年（1059），蔡襄著《荔枝譜》，淳熙五年（1178 )，韓彥直著《橘錄》，都是傳世最早的有關經濟作物的專著。慶歷元年（1041），喻皓在開封建成磚塔，其建築方法成為以後北方通用的磚塔建築方法。今河北定州城內的開元寺塔 ，於至和二年（1055）建成，又稱了敵塔，高84米，是中國現存最高的磚塔。

㈤ 宋代訓詁學的成就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宋代承接五代時期研究古文奇字的風氣，學者對大量出土的鍾鼎彝器廣事搜羅，擴大了眼界，學術思想也因之大為解放。在經學方面已不完全斤斤墨守古人的成說，而別創新義，如歐陽修的《詩本義》，王質的《詩總聞》都是如此。在解說文字方面則出現了王安石（1021～1086）的《字說》。王安石《字說》把形聲字都說成是會意字，「六書」缺而為五，如謂「與邑交」為「郊」，「同田」為「富」，「訟者言冤於公」之類，完全出於主觀臆斷，雖行於一時，終不免為人所棄置不顧。
但同時有另一學者王子韶，他倡「右文說」，認為形聲字的聲符不僅表音，而且表義。凡諧聲聲符相同的字大都有一個共同的基本意義。如「戔」 是小的意思。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都以戔為義。漢字的形聲字一般是形旁在左，用以表義，聲旁在右，用以表音，所以稱聲旁為右文。王子韶，字聖美，浙右人，有《字解》20卷，失傳。他所創聲旁有義的學說對後代的訓詁學家提出因聲求義的方法有很大的啟發。
宋代研究《爾雅》的有邢昺（932～1012）、鄭樵兩家。邢昺有《爾雅疏》，補郭璞注所未詳；鄭樵有《爾雅注》，引舊書以證郭；都各有發明。在南宋期間，朱熹（1130～1200）是重視訓詁的人，他著有《周易本義》、《詩集傳》、《四書章句集注》、《楚辭集注》等書。既採用前代舊注的優點，而又參酌新解；解經說字能運用到鍾鼎彝器的銘文，見於《詩·大雅》、《行葦》、《既醉》、《江漢》諸篇，這是以前所少見的。
在宋代以前，學者對古今音異是比較模糊的。到南宋時期才開始注意到古韻問題。吳棫作《韻補》，從古代的韻文材料中考察古人分韻與《廣韻》的異同，項安世的《項氏家說》也提出「詩韻」與後代音不同。鄭庠又作《古音辨》，討論《詩經》分韻的大類。這是清代學者研究古韻的先導。對研究詞義有一定的幫助。

㈥ 宋元時期中國史學的特點和史學發展主要成就。

宋元時期中國史學的特點和史學發展主要成就具體如下：

一、史學的特點

這一時期的史學形成了與以往不同的特點：

1、官修史籍體裁多樣，內容豐富

宋朝設立國史院，實錄院,會要所等機構負責修史。宋代官修史籍體裁有日歷、實錄、會要、國史等多種，官修史籍記述之詳，篇幅之大，超過漢、唐等盛世。元朝中央有翰林國史院、藝文監等機構負責修史，所修史書種類很多。

2、私人撰述活躍

宋朝近三百年的時間裏，文化發達，私人修史之風盛行，除了私家撰述的當代史以外，還有通史、制度史等史書。元朝對境內各民族不進行思想控制，促成了私人撰述史籍的活躍。私人撰述的史籍包括前代學術總結，典章制度、通史、當代史等。

3、宋元時期,儒士,學者的詩文集成為史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這一時期大多數知名儒士，學者的詩文集保留下來，這些詩文集或由本人撰稿或由其後代門人整理，數量非常龐大，內容涉及當代史實、典章制度、經濟發展、思想文化、社會生活等內容成為我們認識宋元歷史的重要參考。

4、方誌成為宋元史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成果

宋元方誌的修撰已近完備，不僅中央政權重視全國性的總志編撰，地方政府也支持地方誌的修撰。現存宋代方誌有近三十種，元代方誌也有近十種。

5、游記體史籍大量增多

一些使臣將出使過程中的所見所聞以游記的形式記錄下來，成為當時人們認識少數民族政權的重要參考。宋朝以後，蒙元王朝疆域廣大，與周邊國家聯系緊密。因此更多的學者、使臣、旅遊者、商人包括一些外國人有游記留下來。

6、非漢文史籍開始出現

元朝非漢文的史籍變多，元代通用蒙文藏文，波斯文也在不同場合使用。這些非漢文典籍的敍事方式，關注的重點與漢文典籍不同，既可以與漢文史籍相印證，也可以補充漢文史料的不足,使宋元史學更加豐富多彩。

二、史學發展主要成就

在宋元王朝統治的四百多年的時間裏，中國社會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宋朝以儒學為中心的傳統文化進入高度繁榮時期，元朝統一以後大量外來文化流入中國。文化的交流與涵化日益活躍對史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宋元時期對前代史學成果的總結與整理有較大成績，司馬光編成巨著《資治通鑒》，開創了編年體通史的新局面。宋鄭樵的通志、元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則對此前歷代典章制度進行了總結。

㈦ 宋代律學出現衰落的原因有哪些

1、學科的興盛與衰微，與學問本身無關，而是決定於社會大環境
2、宋代兩個原因造成「律學」的衰微：
3、宋代科舉制度及官員磨堪（官員考核、提拔）制度，決定了律學不受重視。明法科出身的官員，只能擔任司法專業職務，在這個專業中轉任升遷。不能擔任其他更有前途的職務。
宋代優待「進士科」，進士科出身官員磨堪是「一年一考一遷轉」，也就是說一年考核一次，調整一次職務，只要不出事，一年能提拔一次。就算是考核不通過，最差的三年也能按部就班升職一次。
而「明法科」是「三年一考一遷轉」。最優秀的也只能3年提拔一次。也就是說：最優秀的律學人才的待遇，等同於最差的進士。待遇相差太遙遠。
因此優秀人才都去考進士科，律學欠缺優秀人才參與。
4、宋代階級矛盾不激烈，統治者手段溫和，平均18個月大赦一次。因此對法律的研究、解讀、運用顯得不重要。就算是錯判誤判，只要不是「十惡」，一年半載就會被赦免了。因此律學的重要性也就低了。
《宋史》神宗本紀，熙寧元年十一月，大赦；四年九月，赦天下；五年十二月，赦亡命荊湖溪洞者；七年八月，赦天下；八年十月，赦天下；十年，赦廣州囚罪一等，徒以下盡釋之；赦廣南東路、荊湖南路繫囚，余各降一等，徒以下釋之；十一月，赦天下。宋神宗在位時期平均三年大赦一次，這還算是少的。總體平均下來，宋代18月大赦一次。

㈧ 西周到宋朝時期出現的樂律理論

六樂 亦稱六代樂舞。即原始氏族社會傳為黃帝之樂的《雲門》、傳為帝堯的《咸池》、傳為帝舜之樂的《韶》和奴隸社會禹的《夏》、商湯的《濩》、周武王的《武》。周代制定禮樂，六代樂舞用於郊廟祭祀。以《雲門》用於祭天、《大咸》用於祭地、《大韶》用於祭四望、《大夏》用於祭山川、《大濩》用於享先妣、《大武》用於享先祖。

律呂 即十二律中的六律、六呂，律呂也是十二律的又稱。十二律中的單數律位，稱作律，又稱陽律；十二律中的雙數律位，稱作呂，又稱陰呂。因雙數的六呂位於單數的六律之間，故六呂又稱作六間；又因金文（殷、周鍾鼎等器物所鑄文字）的「同」字寫法與後世的「呂」字寫法相同，而有了六呂和六同兩種寫法並存的情況。

八音 中國傳統樂器分類法。西周出現的按八種製作樂器的材質歸並眾多樂器的分類方法，稱之為八音。金—鍾、鐃，石—磬，土—塤、缶，革—鼓、鞀，絲—琴、瑟，木—柷、敔，匏—笙、竽，竹—簫、篪。

旋宮轉調 是指宮調系統中的調高（宮）轉換和調式（調）轉換。《禮記•禮運》有：「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即十二律以此作為宮音構成不同音高的音階。「旋相為宮」就是旋宮。旋宮是指調高的轉換；轉調是指調式的轉換。

、《聲無哀樂論》 三國魏嵇康的音樂美學論著。認為音樂只有形式美，如：大小、單復、高埤、猛靜、舒疾的變化、對比；並不表現人的思想、道德和哀樂之情，人的感情是出自客觀的外物影響。他說：「心之於聲，名為二物。」「聲音自當以善惡為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當以情感而後發，則無系於聲音。」他否認音樂是人的精神產物和音樂對人的思想影響，顯然是片面的。但他重視音樂的形式美和美感作用，重視表現人的自然性情，反對儒家禮樂對人的束縛和把音樂作為名教的工具，則是有積極意義的。是中國古代重要的一部音樂美學論著。

燕樂二十八調 隋、唐至遼、宋間宮廷燕樂及民間俗樂所用的宮調。亦稱俗樂二十八調，簡稱二十八調。歷史上二十八調就存在兩種解釋，一種解釋為隋唐燕樂是四均（四種調高），每均七調（七種調式）而得二十八調；另一種解釋為七均，每均四調而得二十八調。由於有關理論不存，隋唐時燕樂二十八調的音位不能確知。

《樂書》 宋陳暘撰，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大型音樂網路著作。始編於北宋神宗熙寧、元豐年間（1068－1085），歷時近40年成書，南宋寧宗慶元五年（1199）首次刊行。全書200卷，分前後兩部分。前一部分共95卷，摘錄《禮記》等10種經書文字，並作解釋；後一部分共105卷，有律呂、樂器、聲樂、歌舞、百戲及典禮音樂等，附插圖540幅。全書有1124個條目，內容宏富，對俗樂和胡樂給與一定重視，保存了大量史料，至今仍具使用價值。

諸宮調 產生於北宋時期的大型說唱形式。為汴京（今開封）勾欄藝人山西澤州（今晉城）孔三傳所創。諸宮調表演的是情節曲折復雜的長篇故事，有說有唱，與之相配合的音樂是由多種宮調構成的多種曲牌聯綴形式。一個宮調組成一個套曲，整個諸宮調的表演是由若干個不同宮調的套曲完成的，體現了多調性的運用，諸宮調因此特點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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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詩歌」是不分的，即文學和音樂是緊密相聯系的。現存最早的漢語詩歌總集《詩經》中的詩篇當時都是配有曲調，為人民大眾口頭傳唱的。這個傳統一直延續下去，比如漢代的官方詩歌集成，就叫《漢樂府》，唐詩、宋詞當時也都能歌唱。甚至到了今天，也有流行音樂家為古詩譜曲演唱，如蘇軾描寫中秋佳節的《水調歌頭》還有李白的《靜夜思》。
中國古代對音樂家比較輕視，不像對待畫家，因為中國畫和書法聯系緊密，畫家屬於文人士大夫階層，在宋朝時甚至可以「以畫考官」（其實也是因為宋徽宗個人對繪畫的極度愛好）。樂手地位較低，只是供貴族娛樂的「伶人」。唐朝時著名歌手李龜年也沒有什麼政治地位，現在的人知道他也是因為他常出現在唐詩中，受人贊揚。
中國古代的「士大夫」階層認為，一個有修養的人應該精通「琴棋書畫」，所謂的「琴」就是流傳至今的古琴。不過古琴只限於士大夫獨自欣賞，不能對公眾演出。古琴音量較小，也是唯一地位較高的樂器。
總結：中國古代的音樂理論發展較慢，在「正史」中地位不高，沒有能留下更多的書面資料。但音樂和文學一樣，是古代知識分子階層的必修課，在古代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無疑有著重要地位；民間則更是充滿了多彩的旋律。
夏、商時期音樂
夏商兩代是奴隸制社會時期。從古典文獻記載來看，這時的樂舞已經漸漸脫離原始氏族樂舞為氏族共有的特點，它們更多地為奴隸主所佔有。從內容上看，它們漸漸離開了原始的圖騰崇拜，轉而為對征服自然的人的頌歌。例如夏禹治水，造福人民，於是便出現了歌頌夏禹的樂舞《大夏》。夏桀無道，商湯伐之，於是便有了歌頌商湯伐桀的樂舞《大蠖》。商代巫風盛行，於是出現了專司祭祀的巫（女巫）和覡（男巫）。他們為奴隸主所豢養，在行祭時舞蹈、歌唱，是最早以音樂為職業的人。奴隸主以樂舞來祭祀天帝、祖先，同時又以樂舞來放縱自身的享受。他們死後還要以樂人殉葬，這種殘酷的殉殺制度一方面暴露了奴隸主的殘酷統治，而在客觀上也反映出生產力較原始時代的進步，從而使音樂文化具備了迅速發展的條件。 據史料記載，在夏代已經有用鱷魚皮蒙制的鼉鼓。商代已經發現有木腔蟒皮鼓和雙鳥饕餮紋銅鼓，以及製作精良的脫胎於石樺犁的石磐。青銅時代影響所及，商代還出現了編鍾、編鐃樂器，它們大多為三枚一組。各類打擊樂器的出現體現了樂器史上擊樂器發展在前的特點。始於公元前五千餘年的體鳴樂器陶塤從當時的單音孔、二音孔發展到五音孔，它已可以發出十二個半音的音列。根據陶塤發音推斷，中國民族音樂思維的基礎五聲音階出現在新石器時代的晚期，而七聲至少在商、殷時已經出現。
西周、東周時期音樂
西周和東周是奴隸制社會由盛到衰，封建制社會因素日趨增長的歷史時期。西周時期宮廷首先建立了完備的禮樂制度。在宴享娛樂中不同地位的官員規定有不同的地位、舞隊的編制。總結前歷代史詩性質的典章樂舞，可以看到所謂"六代樂舞"，即黃帝時的《雲門》，堯時的《咸池》，舜時的《韶》，禹時的《大夏》，商時的《大蠖》，周時的《大武》。周代還有采風制度，，收集民歌，以觀風俗、察民情。賴於此，保留下大量的民歌，經春秋時孔子的刪定，形成了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葉五百多年的入樂詩歌一共三百零五篇。《詩經》中最優秀的部分是"風"。它們是流傳於以河南省為中心，包括附近數省的十五國民歌。此外還有文人創作的"大雅"、"小雅"，以及史詩性的祭祀歌曲"頌"這幾種體裁。就其流傳下來的的文字分析，《詩經》中的歌曲以可概括為十種曲式結構。作為歌曲尾部的高潮部分，已有專門的名稱"亂"。在《詩經》成書前後，著名的愛國詩人屈原根據楚地的祭祀歌曲編成《九歌》，具有濃重的楚文化特徵。至此，兩種不同不同音樂風格的作品南北交相輝映成趣。
周代時期民間音樂生活涉及社會生活的十幾個側面，十分活躍。世傳伯牙彈琴，鍾子期知音的故事即始於此時。這反映出演奏技術、作曲技術以及人們欣賞水平的提高。古琴演奏中，琴人還總結出"得之於心，方能應之於器"的演奏心理感受。著名的歌唱樂人秦青的歌唱據記載能夠"聲振林木，響遏飛雲"。更有民間歌女韓娥，歌後"餘音饒梁，三日不絕"。這些都是聲樂技術上的高度成就。
周代音樂文化高度發達的成就還可以一九七八年湖北隨縣出土的戰國曾侯乙墓葬中的古樂器為重要標志。這座可以和埃及金字塔媲美的地下音樂寶庫提供了當時宮廷禮樂制度的模式，這里出土的八種一百二十四件樂器，按照周代的"八音"樂器分類法（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幾乎各類樂器應有盡有。其中最為重要的六十四件編鍾樂器，分上、中、下三層編列，總重量達五千餘公斤，總音域可達五個八度。由於這套編鍾具有商周編鍾一鍾發兩音的特性，其中部音區十二個半音齊備，可以旋宮轉調，從而證實了先秦文獻關於旋宮記載的可靠。曾侯乙墓鍾、磐樂器上還有銘文，內容為各諸侯國之間的樂律理論，反映著周代樂律學的高度成就。在周代，十二律的理論已經確立。五聲階名（宮、商、角、徵[三聲]、羽）也已經確立。這時，人們已經知道五聲或七聲音階中以宮音為主，宮音位置改變就叫旋宮，這樣就可以達到轉調的效果。律學上突出的成就見於《管子－地員篇》所記載的"三分損益法"。就是以宮音的弦長為基礎，增加三分之一（益一），得到宮音下方的純四度征音；征音的弦長減去三分之一（損一），得到征音上方的純五度商音；以次繼續推算就得到五聲音階各音的弦長。按照此法算全八度內十二個半音（十二律）的弦長，就構成了"三分損益律制"。這種律制由於是以自然的五度音程相生而成，每一次相生而成的音均較十二平均律的五度微高，這樣相生十二次得不到始發律的高八度音，造成所謂"黃鍾不能還原"，給旋宮轉調造成不便。 但這種充分體現單音音樂旋律美感的律制一直延續至今。
秦、漢時期音樂
秦漢時開始出現"樂府"。它繼承了周代對采風制度，搜集、整理改變民間音樂，業績終了大量樂工在宴享、郊祀、朝賀等場合演奏。這些用作演唱的歌詞，被稱為樂府詩。樂府，後來又被引申為泛指各種入樂或不入樂的歌詞，甚至一些戲曲和氣越也都稱之為樂府。
漢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從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漸次發展為有絲、竹樂器伴奏的"相和大麴"，並且具"艷--趨--亂"的曲體結構，它對隋唐時的歌舞大麴由著重要影響。漢代在西北邊疆興起了鼓吹樂。它以不同編制的吹管樂器和打擊樂器構成多種鼓吹形式，如橫吹、騎吹、黃門鼓吹等等。它們或在馬上演奏，或在行進中演奏，用於軍樂禮儀、宮廷宴飲以及民間娛樂。今日尚存的民間吹打樂，當有漢代鼓吹的遺緒。在漢代還有"百戲"出現，它是將歌舞、雜技、角抵（相撲）合在一起表演的節目。漢代律學上的成就是京房以三分損益的方法將八度音程華劃為六十律。這種理論在音樂實踐上雖無意義，但體現了律學思維的精微性。從理論上達到了五十三平均律的效果。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音樂
由相和歌發展起來的清商樂在北方得到曹魏政權的重視，設置清商署。兩晉之交的戰亂，使清商樂流入南方，與南方的吳歌、西曲融合。在北魏時，這種南北融合的清商樂又回到北方，從而成為流傳全國的重要樂種。漢代以來，隨著絲綢之路的暢通，西域諸國的歌曲以開始傳入內地。北涼時呂光將在隋唐燕樂中佔有重要位置的龜茲（今新疆庫車）樂帶到內地。由此可見當時各族人民在音樂上的交流已經十分普及了。
這時，傳統音樂文化的代表性樂器古琴趨於成熟，這主要表現為：在漢代已經出現了題解琴曲標題的古琴專著《琴操》。三國時著名的琴家嵇康在其所著《琴操》一書中有"徽以中山之玉"的記載。這說明當時的人們已經知道古琴上徽位泛音的產生。當時，出現了一大批文人琴家相繼出現，如嵇康、阮籍等，《廣陵散》（《聶政刺秦王》）、《猗蘭操》、《酒狂》等一批著名曲目問世。
南北朝末年還盛行一種有故事情節，有角色和化妝表演，載歌載舞，同時兼有伴唱和管弦伴奏的歌舞戲。這已經是一種小型的雛形戲曲。
這一時期律學上的重要成就，包括晉代荀瑁找到管樂器的"管口校正數"。南朝宋何承天在三分損益法上，以等差迭加的辦法，創立了十分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律。他的努力初步解決了三分損益律黃鍾不能還原的難題。
隋、唐時期音樂
隋唐兩代，政權統一,特別是唐代，政治穩定，經濟興旺，統治者奉行開放政策，勇於吸收外城文化，加上魏晉以來已經孕育著的各族音樂文化融合打基礎，終於萌發了以歌舞音樂為主要標志的音樂藝術的全面發展的高峰。
唐代宮廷宴享的音樂，稱作"燕樂"。隋、唐時期的七步樂、九部樂就屬於燕樂。它們分別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國的民間音樂，主要有清商樂（漢族）、西涼（今甘肅）樂、高昌（今吐魯番）樂、龜茲（今庫車）樂、康國（今俄國薩馬爾漢）樂、安國（今俄國布哈拉）樂、天竺（今印度）樂、高麗（今朝鮮）樂等。其中龜茲樂、西涼樂更為重要。燕樂還分為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根據白居易的《立部伎》詩，坐部伎的演奏員水平高於立部伎。
風靡一時的唐代歌舞大麴是燕樂中獨樹一幟的奇葩。它繼承了相和大麴的傳統，融會了九部樂中各族音樂的精華，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結構形式。見於《教坊錄》著錄的唐大麴曲名共有46個，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為著名的皇帝音樂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風格，為世所稱道。著名詩人白居易寫有描繪該大麴演出過程的生動詩篇《霓裳羽衣舞歌》。
唐代音樂文化的繁榮還表現為有一系列音樂教育的機構，如教坊、梨園、大樂署、鼓吹署以及專門教習幼童的梨園別教園。這些機構以嚴密的考績，造就著一批批才華出眾的音樂家。文學史上堪稱一絕的唐詩在當時是可以入樂歌唱的。當時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詩為快；詩人也以自己的詩作入樂後流傳之廣來衡量自己的寫作水平。在唐代的樂隊中，琵琶是主要樂器之一。它已經與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無幾。現在福建南曲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還保留著唐琵琶的某些特點。
受到龜茲音樂理論的影響，唐代出現了八十四調，燕樂二十八調的樂學理論。唐代曹柔還創立了減字譜的古琴記譜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宋音樂
宋時期音樂文化的發展以市民音樂的勃興為重要標志，較隋唐音樂得到更為深入的發展。隨著都市商品經濟的繁榮，適應市民階層文化生活的游藝場"瓦舍"、"勾欄"應運而生。在"瓦舍"、"勾欄"中人們可以聽到叫聲、嘌唱、小唱、唱賺等藝術歌曲的演唱；也可以看到說唱類音樂種類崖詞、陶真、鼓子詞、諸宮調，以及雜劇、院本的表演；可謂爭奇斗艷、百花齊放。這當中唱賺中的纏令、纏達兩種曲式結構對後世戲曲以及器樂的曲式結構有著一定的影響。而鼓子詞則影響到後世的說唱音樂鼓詞。諸宮調是這一時期成熟起來的大型說唱曲種。其中歌唱佔了較重的分量。
承隋唐曲子詞發展的遺緒，宋代詞調音樂獲得了空前的發展。這種長短句的歌唱文學體裁可以分為引、慢、近、拍、令等等詞牌形式。在填詞的手法上已經有了"攤破"、"減字"、"偷聲"等。南宋姜夔是既會作詞，有能依詞度曲的著名詞家、音樂家。他有十七首自度曲和一首減字譜的琴歌《古怨》傳世。這些作品多表達了作者關懷祖國人民的心情，描繪出清幽悲涼的意境，如《揚州慢》、《鬲溪梅令》、《杏花天影》等等。宋代的古琴音樂以郭楚望的代表作《瀟湘水雲》開古琴流派之先河。作品表現了作者愛戀祖國山河的盎然意趣。在弓弦樂器的發展長河中，宋代出現了"馬尾胡琴"的記載。

㈨ 宋代法醫和甚麼學成就突出二個字...

理學。理學是指宋朝以後的新儒學，又稱道學。理學家主要討論的內容為義理、性命之學，故稱為理學。是融合佛、儒、道三教三位一體的思想體系。理學是北宋以後社會經濟政治發展的理論表現，是中國古代哲學長期發展的結果，特別是批判佛、道哲學的直接產物。理學在中國哲學史上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它持續時間很長，社會影響很大，討論的問題也十分廣泛。分為:程朱理學，陸王心學，司馬光學派。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

㈩ 先秦時期樂律學的發展有哪些重要成果

重要成果：

1、鍾律銘文。

體現了先秦時期樂律學發展的重要成果，編鍾上的2800個銘文，對中國的樂律學史和音階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義。

2、三分損益法

春秋戰國時期樂律學上突出的成就，是理論與實踐上均獲得證明的三分損益法的產生及應用。這種生律方法的記載，雖然晚見於《管子·地員篇》及《呂氏春秋·音律篇》，但是其實踐上的應用卻要遠早於文獻的記載。

「三分損益」是指把一個音管分為三份，「損減益加」，以此延續就產生了十二律。十二律呂是指 在十二律中，六個單數的伴音「律」和六個雙數的伴音「呂」 的總稱。 「旋宮」是指十二律中的每一律輪流作為宮音。

(10)宋代律學成果擴展閱讀：

我國樂律學的發展過程及主要內容：

1、春秋時期產生了以弦長為計算基礎的樂律學理論——三分損益法。

2、漢代律學家京房因見古代三分損益十二律最後一律仲呂（F）依原法回不到黃鍾（C），提出六十律的理論。即在三分損益法的基礎上，利用第一律與第十二律之間存在的音差，繼續損益推算，將一個八度分成六十律，後世稱之為「京房六十律」。

3、南宋的蔡元定提出的十八律是宋代律學的重要成就。所謂十八律，就是用三分損益法生成十二正律之後，繼續往下生六律而構成的一種律制。這六律蔡元定稱之為變律，即「變黃鍾」、「變林鍾」、「變太簇」、「變南呂」、「變姑冼」、「變應鍾」，加上原有的十二律，共十八律。

4、明清時期的推朱載堉發明的「新法密律」科學地解決了三分損益法黃鍾不能還原的難題，是音樂歷史上最早出現的「十二平均律」律學理論。朱載堉用八十一檔的打算盤，開平方，開立方，在 2 和1 之間，求出十一個數，形成了十三個數的等比數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