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政放權成果

㈠ 簡政放權：高校缺哪些自主權

辦學自主權是指學校為實現其辦學目標依法享有的獨立自主地進行教育教學管理、實施教學科研等活動的資格和能力。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規定，高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主要有：
1．招生自主權。高等學校可以根據社會需求、辦學條件和國家核定的辦學規模，制定招生方案，自主調節系科招生比例。包括自主確定招生來源和具體的招生人數；自主決定系科招生比例；根據專業特點對所招學生設置特殊規定的條件；在國家規定允許的范圍內自主決定學生的收費標准等等。
2．設置和調整學科、專業的自主權。高等學校根據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遵循教育規律，以提高教育教學質量和辦學效益為目的，在國家頒布的學科、專業目錄內合理選擇，設置或者調整本校的學科、專業，使學科和專業的設置更加體現效能的原則，符合時代的需要。
3．教學自主權。高等學校可以自主地根據本學校的培養目標、任務以及不同專業和師生的特點，制定教學計劃、選編教材、組織實施教學活動、辦出各自的特色。
4．開展科學研究、技術開發和社會服務的自主權。高等學校根據自身條件，自主開展科學研究、技術開發和社會服務。國家鼓勵高等學校同企業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及其他社會組織在科學研究、技術開發和推廣等方面進行多種形式的合作。
5．開展對境外科技文化交流的自主權。高等學校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自主開展與境外高等學校之間的科學技術文化交流與合作。這可以使我國的高等學校學習和借鑒外國先進經驗，吸引國外資金和優秀文化成果，提高我國高等學校的辦學水平。
6．進行內部機構設置、評聘教師和其他專業技術人員和調整津貼和工資分配的自主權。高等學校有權根據自己的教學任務、培養目標和教育教學的需要，本著精簡效能的原則，自主設立、調整學校內部的機構的設置和人員配備。有權根據教師和其他專業技術人員的表現，對他們進行評定和聘任，並且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以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為原則，調整教師和其他員工的津貼和工資。
7．財產管理和使用的自主權。高等學校對舉辦者提供的財產、國家財政性資助、受捐贈財產依法自主管理和使用。但不得將用於教學和科學研究活動的財產挪作他用，否則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㈡ 簡政放權有效果嗎效果大嗎

在進一步深化改革的當下，中央政府將簡政放權作為改革的先行棋，釋放出一個強烈的信號，那就是給企業松綁、讓市場發力。 初嘗成果 簡政放權成為本屆政府開門的第一件大事。去年以來，國務院機構改革有序實施，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項行政審批等事項，修訂政府核準的投資項目目錄，推動工商登記制度改革。 去年，我國擴大了「營改增」試點，取消了行政事業性收費348項，減輕企業負擔1500多億元。 這一系列改革的實施，極大地激發了市場活力、發展動力和社會創造力。去年，全國新注冊企業增長27.6%，民間投資比重上升到63%。 對此，全國人大代表、浪潮集團董事長孫丕恕表示，政府簡政放權後，企業在經營過程中更加輕松，也更加放鬆。「對企業來說，簡政放權能夠提高企業的辦事效率，尤其是現在行政審批的減少，這個效果是很明顯的。」 孫丕恕舉例說，浪潮承建廣州市政務服務工程，項目聯合審批原來辦理需要799個工作日，現在只需要37個工作日。 全國人大代表、江蘇康緣集團董事長肖偉也有同感。在過去一年裡，無論是保健品備案、葯品批准文號轉移，還是企業並購重組過程中的葯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等方面，他都感受到了政府簡政放權的脈搏，制約醫葯等行業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正在逐步解決。 仍有期待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將進一步簡政放權視為政府的自我革命，體現了政府進一步深化改革的決心。 按照政府工作報告，今年中央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200項以上。同時，還要加強事中和事後監管，堅持放管並重，建立縱橫聯動協調管理機制，實現責任和權利的同步下放、放活和監管同步到位。 對此，一些企業反映，盡管簡政放權已使其受益，但在地方上仍存在落實不到位、變相保留的問題，因此，企業對政策仍有期待。 全國政協委員、百步亭集團董事長茅永紅表示，審批權應進一步下放，採取屬地原則，誰審批誰負責。同時，在深化改革中，要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財稅關系，多予少取。 全國人大代表、科大訊飛董事長劉慶峰也表示，希望增發審核的時間能夠縮短。「我覺得要相信市場，比如說我的定向增發或者非定向增發，只要有人出錢，我又需要，資本市場也認可，證監會就不用審了，能交給市場就交給市場。」 已做了十多年餐飲的全國政協委員、重慶陶然居集團董事長嚴琦，對簡政放權也有期待。她表示，希望各級政府以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為突破口，「動真格」簡政放權，「求實效」轉變職能，審批「瘦身」，降低市場准入「門檻」，真正為企業「減負松綁」，調動全民積極性，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民族自豪感、生活優越感、精神幸福感的國家。

㈢ 簡政放權的成效

權責清單加快「落地」簡政放權向縱深推進；
雙清單給政府套上「緊箍咒」不可「亂作為」更不能「不作為」；
權力不能再任性百姓才會更放心。

㈣ 政府與人大應該怎樣更好的實現簡政放權

加快轉變政府職能，需要處理好六個關系。
處理好簡政放權與加強管理和服務的關系，激發市場、社會的創造活力
簡政放權與加強管理和服務是轉變政府職能的兩個方面。簡政放權，目的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激發市場主體的創造活力；加強管理和服務，目的是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把政府工作的重點轉到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上來。處理好簡政放權與加強管理和服務的關系，既是促進經濟穩定增長、推動經濟轉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強政府自身建設、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重大舉措。
為了增強市場和社會的活力、激發發展動力，政府就要把該放的權力堅決放開、放到位、放徹底，不能因為擔心放了容易亂就畏首畏尾、不敢作為。《決定》指出，要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進一步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減少中央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市場機制能夠有效調節的經濟活動，一律取消審批。」應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把該由企業決策的事交還給企業，把該由市場決定的事交還給市場，打破各種影響公平準入和公平競爭的「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保證各類市場主體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

處理好不同層級政府間的關系，發揮各個層面的積極性
轉變政府職能，需要整體構思、通盤考慮、上下貫通，把從中央到各級地方政府職能轉變的整篇文章做好。既維護中央的權威、上級的政令，也發揮地方、基層的積極性；既防止一統就死，也防止一放就亂；既堅持上下一盤棋，又充分考慮地區差異，注重區別對待、分類指導，為各地因地制宜留出合理空間。不同層級政府間的職能配置，應根據實際需要，遵循權力和責任同步的原則，該上收的上收，該下放的下放，形成權責一致、事權與財力相匹配的政府間職能劃分體系，避免因事權下移、財權上移而產生權、責、利不對稱分布，強化下級地方政府履行職能、承擔相應責任的能力。
要「加強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職責和能力」。這是因為宏觀調控具有全局性、戰略性，中央政府在發展趨勢研判，綜合運用多種政策手段調控經濟社會運行，統籌當前與長遠、發展與改革、經濟與社會、各區域發展等方面具有優勢，必須確保中央政令暢通。我國是單一制國家，實行中央統一領導、地方分級管理的體制。對中央轉變政府職能的決策部署，必須統一步調，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對已經下放的審批事項，不能撒手不管，應加強事中事後監管，督促地方、基層和社會組織切實接住、管好。

處理好「瘦身」與「強身」的關系，優化政府組織機構
《決定》指出，「轉變政府職能必須深化機構改革。」現在機構編制總量已經很大，疊床架屋，效率低下，結構不合理，機構編制資源沒有配置好。一方面，已經弱化的領域沒有及時「瘦身」，閑職太多，人浮於事；另一方面，「只瘦身不強身」，需要加強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有的人手不夠，該管的管不過來，甚至沒人管。對這個問題，各級政府都應引起高度重視，進一步深化機構改革，既要「瘦身」，更要「強身」。
「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現在有些機關上面很大、下面很細，成了鴕鳥。各級地方政府都應狠下決心，該加強的加強，該弱化的弱化，特別要加強基層、加強一線，將上級機關「瘦身」與基層一線「強身」統籌考慮，把編制結構調整好，為基層幹部的工作和生活提供切實保障。適應政府管理由事前審批更多地轉為事中事後監管的新要求，把市場監管重心下移，加強市縣政府的市場監管職能和人員力量，建立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監管網路，逐步做到疏而不漏、管住管到位。

處理好合理賦權與有效制衡的關系，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
權力配置是否科學、運轉是否協調、監督是否有效，是判斷一個國家和地區政治文明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現行權力結構，既有職能分散、「九龍治水」的問題，也有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的傾向；既有程序繁瑣、效率不高的問題，也有公開透明程度不夠、監督不力的問題。《決定》指出，「必須構建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體系」「形成科學有效的權力制約和協調機制。」實現這一目標，關鍵在於通過有效的制度設計，在促進權力運行的規范有序和活力效率之間找到平衡點，既避免權力因過分集中而失去控制，又保障權力正當行使，防止束手束腳、裹足不前。
構建科學有效的權力制約和協調機制，應深入把握權力運行基本規律，以科學的制度設計為支撐，以分權制約為核心，以公開問責為保障，促進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科學配置權力，按照職責、權力、責任相對應的原則，優化上下級之間、同級部門之間、事前事中事後各環節之間的權力配置，該強化的強化，該分解的分解，該限制的限制，該下放的下放，明確權力運行的方式、范圍、責任，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來，防止攬權、爭權、讓權、越權等問題發生。規范權力運行程序，堅持科學、民主決策，建立健全重大決策集體討論、聽證咨詢、實施效果評估制度，藉助網路技術手段，規范運行流程，提升執行剛性。推進政務公開，認真落實《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健全行政監督體系和問責制度，自覺接受人大法律監督、政協民主監督和司法機關依法實施的監督，保障和支持審計、監察等部門依法獨立行使監督權。加強人民群眾和社會輿論監督，重視運用和規范互聯網監督，暢通群眾監督渠道，建立「權利制約權力」的倒逼機制。

處理好直接管理與間接管理的關系，創新行政管理和服務方式
《決定》明確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體到政府工作中，就是推進行政管理和服務能力水平、方式手段的現代化，實現從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受長期計劃經濟體制和思維慣性影響，在不少地方和部門，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較多，有效宏觀調節較少；運用行政手段直接調控較多，利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的間接調節較少；各項職能大包大攬的多，轉移外包出去的少。這不僅影響了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的發揮，也為腐敗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必須切實予以糾正和改變。
行政管理和服務方式變革的方向，是從權力導向向規則導向轉變，從政府本位向社會本位轉變，從注重權威管制向注重柔性疏導轉變。健全宏觀調控體系，著重運用經濟、法律手段進行調節，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通過各種手段的協同配合，不斷增強宏觀調控的預見性、科學性和有效性。推進社會共同治理，在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的基礎上，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建立社會協商對話機制，鼓勵和支持各方面共同參與社會治理，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推廣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按照《決定》要求，將適合市場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務事項，「通過合同、委託等方式向社會購買」，有效解決一些領域公共服務短缺、質量和效率不高等問題，給群眾提供更多便利和實惠。

處理好改革創新與依法行政的關系，建設法治政府
轉變政府職能是政府在職能和運行機制上的根本轉型，一方面需要以創新的思路、改革的辦法、革故鼎新的勇氣，改變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傳統習慣模式，清除體制機制和部門利益的障礙，探索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政府管理新機制；另一方面，依法行政是政府工作的根本准則和基本要求，本身就是政府職能轉變的目標之一，任何改革創新都必須在憲法法律框架范圍內進行，在制度約束下進行，才不會跑偏、出位。
改革創新是法治進步的實踐基礎，法治是推進改革進程、鞏固改革成果的重要手段，二者並非非此即彼、不可調和，可以相互依託、相互促進。這就要求我們摒棄簡單對立的零和思維，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推進改革創新，確保改革創新與法治建設齊頭並進、相得益彰。應深入研究、充分挖掘利用現有法律、制度、政策的內部空間，盤活存量資源，為改革創新提供支持，確保行政決策依法作出、行政權力依法行使、行政過錯和違法行為依法得到追究。對在法律框架和職權范圍內可以自主決定的改革事項，應精心謀劃、積極推進；對法律法規不允許、工作中又確需探索的重大改革，涉及國家事權的，要申請國家授權試點，為全面推行做好探索、積累經驗。實踐證明，有益可行的，應修改完善有關法律在全國推行，通過行政改革推動法律變革。應出台制度辦法，在法律框架內為改革「試錯」護航，保障改革者披荊棘、闖雷陣、涉險灘，營造支持改革、鼓勵創新的濃厚氛圍。

㈤ 山西省行政審批簡政放權有哪些

「並聯辦理、限時辦結」指的是同一個審批事項，過去由多個部門依次串聯辦理的，現在多個部門同時辦理，並在規定時限內辦結。目前，以簡政放權為目的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正在全國拉開序幕，處於中部省份的山西，加入了這場改革競賽。9月初，2012年曾消失的「人口調控」被重提，批發市場的外遷被認為是調控的新招。
「首席代表」
太原市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從2012年正式推進，而流程的頂層設計從2011年就開始了。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和美國埃森哲公司獲邀參與了流程設計。改革的核心是簡政放權，審批事項由原來838件減少到目前的168件，並且通過做實政務服務中心、引入首席代表制的方式促進審批效率的提高。
這是一次對權力的重新洗牌。改革之後，太原市各委辦局的行政審批處正式出現，審批處處長同時是各部門派駐政務服務中心的首席代表。行政審批處或由其他處室歸並而成，或重新掛牌，總攬各委辦局的審批許可權，例如，太原市發改委原來分散在14個處室的審批權，被歸集到這一個處。
而整個太原市，34個部門分散在106個處室的審批職能，全部集中在了太原市政務服務中心。
要審批，前提是賦權到位，首席代表們要有簽字權。以發改委為例，從2012年1月開始，改革初期，作為首席代表，擁有的只是備案權。涉及到項目核准權和審批權，仍需要對接各個處室。
權力的下放，並非易事。從被任命為審批處處長，到拿到正式的書面授權，這些首席代表們一度難以展開手腳，頻繁地打電話請示局長或副局長成為他們工作的常態。太原市政府副秘書長李樹忠說，在那個階段，好多局委辦心存疑慮，都在觀望和徘徊。
在山西省百強縣柳林，這項改革也在推進中。柳林縣紀委副書記李永鑫發現，僅僅是給政務大廳的審批股長們發任命書還不夠，盡管任命書明確了審批權，這些股長們仍然不敢簽字，還是要等局長們的指示。直至要求各個局以書面形式，將審批股長們具體行使的權力一一列出，甚至推出專用的審批公章，明確這些審批公章和原有公章具有同樣的效力，股長們的權力才算做實。
到2012年7月，新一輪的賦權之後，太原市政務服務中心的首席代表們才逐漸進入角色，太原市發改委的核准權和審批權，才逐步下放到中心。到11月，又經過幾輪的督促，才將所有的許可權，諸如招投標、環境審查，逐步下放。
期間，太原市委書記陳川平放下狠話，哪些局不讓審批權力進來，有一個撤一個，有十個撤五雙。作為推進措施，太原市市長耿彥波每月到中心一次，常務副市長每周到中心一次。
與此同時，太原市紀委監察局也進駐了政務服務中心。監察局副局長常繼德說，去年共進行了五次檢查，每次檢查都能查出問題，最核心的問題就是：首席代表們進來了，權力進不來。從去年到今年年初，常繼德曾經把12個局長叫到辦公室，一個一個談話，各單位都努力陳情某項工作審批的復雜性，稱無法進駐到政務服務中心，一簽了事。「不是怕出事，實際是不想放權，這不僅是權力的調整，也是利益的調整，有簽字權，就有利益。」常繼德說。
已經養成習慣的審批低效率，一時難以扭轉。去年，對於超過審批時限的部門，監察局共下達督辦單40份，發黃牌警告20個。常繼德回憶說，一個局，名義上在大廳辦公，實則暗自在局裡審批，一查處，原來審批權拿回去後，副處長和處長均受賄了。而今年1月份，又有一個局，利用審批處長調職的機會，悄悄把審批權拿回去了。
另一項重大的改革，則是涉及審批的專家論證會、聯審會被要求在政務中心現場召開。為此，在政務大廳的二樓，專門開辟了幾個大會議室。
經統計，首席代表可以直接審批的事項，已經佔到52%。剩下的其難以決斷的事項，批件不能拿回去，須馬上上報，召集聯審會議，局長或副局長來參加。這樣的會議，由政務中心派人記錄，在24小時之內形成會議紀要。根據會議紀要，由首席代表簽字審批。
首席代表的權力和作用由此凸顯，私下裡，被稱為「二局長」。
太原市政府副秘書長李樹忠說，實際上，上頭不給壓力，改革目的不會輕易達到。在山西省，這項改革得到了省委書記袁純清的高度關注，他給太原設定的目標是：2014年，建成全國一流的服務型政府。
政務大廳曾虛設
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之於山西，有著特殊的意義。2012年，山西召開了世界首屆晉商大會，以此為契機，山西謀求經濟結構轉型，展開了萬億大招商。但彼時山西的投資環境，被眾多晉商所詬病。長期以來，山西單一的經濟結構，養成了山西省各級政府重審批、輕服務的體制沉痾。
吃拿卡要的官僚作風，在山西頗為普遍。山西省政協經濟和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劉道友在接受經濟觀察報記者采訪時，直言不諱地批評說，山西各部門，已經習慣了抓權不放。政務服務中心雖然早已成立，但長期淪為擺設。
政務服務中心也被稱之為「政務超市」，即把各個政府部門對外審批集中到一塊，進行一站式辦理。這種模式肇始於浙江和廣東，在上個世紀90年代出現，被全國各省紛紛效仿。
2003年，太原市正式建起政務服務中心。那時，鄭潤林被調到這里，擔任政務服務中心的主任。10年之後，在山西省，從地級市政府到縣級政府，各級政務大廳紛紛成立。
物理式集中解決了門難進的問題，臉色態度好了一些，因為畢竟是公開透明的窗口，互相之間有比較。但物理式集中辦公之後，政務服務中心應承擔什麼功能，定位依然模糊。「這涉及到深層次的問題。」鄭潤林說。一些規定，在制定之初就互相打架，互相牽制。最為普遍的是互為前置條件，辦一件事，甲部門讓乙部門先蓋章，乙部門讓甲部門先蓋章。各個委辦局的辦事流程雖然都實現了信息化，但往往只是部門內部的信息化，在部門與部門之間，還存在一堵看不見的牆。雖然同在一個大廳，但大家還會推來推去。
所以，門好進了，臉好看了，事並不好辦。即便是單個部門內部，涉及同一項目的審批，往往因人設事，審批流程被肢解分散在每個處室，人人都把握一個審批的環節，人人都擁有了簽字的權力。被派駐到政務大廳的人，只負責其中一個環節，其他的管不了。所以，政務服務中心的窗口功能，成了「只掛號不看病」的收發室，逐漸變得可有可無了。
到了後期，因為政務大廳是個窗口，對公務人員的行為約束更嚴，起碼不能隨便脫崗。所以，官員們都不願意來，就派駐一些居於閑職、甚至下屬事業單位的人來值班，政務中心逐漸成了空架子。「你不給我權力，我沒法兒干，也沒事兒干。」鄭潤林說，一段時間，政務大廳成為被人嘲諷的對象，來辦事兒的人很少，公務人員們常常扎堆聊天或者上網娛樂。
「二局長」的尷尬
經過2012年一年的改革，太原市初步看到了改革的成果。據統計，2012年，太原市政務服務中心共受理了行政審批事項100342件，較2011年增長75%；在時限內辦結99059件，較2011年增長68%。經濟觀察報記者在太原市政務服務大廳隨機采訪，來辦事的人多數表示，審批的速度明顯變快了。
如今太原市政務服務中心人流密集，各個辦事窗口前都排著隊。
審批一個項目，要吃透所有的相關政策，「動輒就是一本厚厚的材料，你全部翻一遍得多少時間？」上述不願透露姓名的首席代表反問，「簽了字，就得對一個項目終身負責，怎麼敢輕易就簽？」現在，除了規定的論證會、聯審會，首席代表們召開得最頻繁的就是業務會，向負責項目前期調查的人了解情況，掌握項目的來龍去脈。
整個規劃局的審批，可以說是圍繞著自己來運轉的，原來是「鐵路警察、各管一段」，現在他不得不通曉規劃局的全部業務，工作的繁忙程度大大增加。而對於涉及固定資產投資的項目，因為是多個部門並聯審批，還得積極聯系其他部門，以免超過時限。

㈥ 人才管理部門簡政放權下放哪些權力

中國人才完善創新成果收益分配政策，提高事業單位科技成果入股或轉讓所得收益用於獎勵成果完成人或轉化人員的比例，科技獎勵不納入單位工資總額基數。對擔任黨政領導職務的科技人員從事或兼職轉化推廣科技成果，放寬身份限制。改革完善各類科技、人才項目經費預算方式，適度擴大經費自主支配權，調整項目經費支出結構，增加科技人員績效支出比例，進一步簡化各類科技、人才項目經費使用及報銷流程。構建科技人才、經營管理人才市場化薪酬機制。以市場薪酬為主要參照，科技人才工資結構，打破績效工資總額限制，為科技人才提供公平有競爭力的報酬。推動崗位津貼和考核獎勵制度相結合，建立科技骨幹人才雙向協議工資制和項目工資制。
推動管理部門簡政放權
進一步完善政府人才管理制度。推動人才管理部門簡政放權，建立負面清單制度，進一步減少和規范人才評價、流動等環節中的行政審批事項。充分調動和發揮各類學會、協會和社會組織的力量，承擔起管理、推動各類專業人才職業發展的職責。切實落實用人單位自主權，加快取消高校、科研院所的行政級別，減少對高校、科研院所人才招聘、崗位設置、崗位總量、結構比例、工資總額、績效總額等的計劃控制，逐步弱化並取消編制管理。實現高校和科研機構「按需設崗，競爭擇優，自主聘用」，建立與現代科研院所、現代大學制度和公共醫療衛生制度相適應的人才管理體制。進一步整合國家科技人才工程計劃體系。明確、理順各地各系統科技人才支持計劃項目的功能、定位，解決各類人才工程項目過多、過濫，重復資助、集中少數、效率不足的問題，形成全國上下銜接、系統有序的國家人才工程支持體系，有力支持各領域、各層次科技人才梯隊建設。進一步放寬使用國外高端人才智力的范圍。鼓勵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吸引國外各層次人才，增加外籍科研人員比例，允許國外高端人才擔任重大項目主持人或首席科學家。在安全保障前提下，設立國家科技計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專項項目對外國人才開放制度，吸引全球人才廣泛參與、平等競爭。推動國際間政府、工商界、產業界、教育界、學術界廣泛交流、合作，構建跨國界人才開發體系。

㈦ 廣東強市放權改革取得什麼成果

改革開放40年來一直敢於先行先試、走在全國前列的廣東，正謀求在新時代下實現「四個走在全國前列」的目標。

截至2017年底，廣東市場主體已突破1000萬家。在廣東官方看來，深化營商環境綜合改革是新時代廣東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統集成工程和轉變政府職能的重要抓手，該省正加快建設服務效率最高、管理最規范、綜合成本最低的營商環境高地，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

廣東省司法廳在2017年7月將9項行政許可、6項其他事項委託廣州、深圳實施，3項行政處罰下放到廣州、深圳兩市實施。委託實施的9項行政許可涉及律師事務所(分所)、司法鑒定機構及其分支機構的設立、變更、注銷登記，以及律師執業、變更、注銷許可等事項；下放的3項行政處罰主要集中在司法鑒定領域。

強市放權也體現在《廣東省降低製造業企業成本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之中，以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該措施對省許可權范圍內的12類工業產品實行「先證後核」審批模式、4類工業產品實行「承諾許可」審批模式。相關8項行政審批和14項服務事項下放委託廣州、深圳等市實施。

經充分研究論證，廣東省政府於2018年1月決定將78項省級行政職權事項調整由各地級以上市實施，賦予各市政府更多自主權。其中，行政許可35項、行政處罰6項、行政徵收1項、行政檢查5項、行政確認4項、行政裁決1項，其他職權26項。23項採取依法下放實施，55項採取委託實施。

至此，廣東強市放權改革將202項省級政府部門微觀審批管理職權，下放為由地市實施，涵蓋經濟發展、城市建設、科教文衛、生態環境等領域。

得益於放權，中國製造業大市佛山近兩年累計減輕市場主體負擔超630億元。佛山官方更提出2018年力爭在此基礎上再減負不少於100億元，把佛山打造成為全國製造業的成本窪地。

㈧ 談談對當前『』簡政放權『』與『』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關系的理解

這兩年，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成為大家耳熟能詳的熱詞。這件自下而上的「創舉」得到自上而下的空前關注，其實水到渠成，因為這本就是我們每個人所思、所盼、所為，是我們自己的事。最近，又聽到一些人議論，謂之創業創新乃「小眾」之事，筆者也想談點看法。
從唯物史觀的角度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強調的是每一個普通人的貢獻。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在任何時候，推動生產力解放和社會發展，歸根到底還得靠人民群眾，靠無數默默耕耘的個體。個人英雄主義和少數人的單打獨斗，終究只是某個時間片段的個別表象，難以反映社會全貌。從筷子、車輪的點子到「四大發明」，從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到關系國計民生的尖端科技，人類綿延數千年的輝煌文明與創造，凝聚的是多少代多少人的智慧與心血。與過去相比，當今人民群眾的知識程度、文化水平已不可同日而語，更要使科技與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深度融合，通過科技創新引領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發揮每一個人的作用，為人民群眾的創業創新提供條件，開辟廣闊空間，讓大家都有用雙手創造歷史的舞台和機會。
從改革開放的實踐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誕生於改革之中，與改革相生相伴。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程，就是在不斷激發人民群眾創造活力中一步一步走過來的。改革開放之初，安徽鳳陽小崗村的「包干到戶」試點，群眾創新邁出的一小步，讓中國在解決溫飽問題上邁出了一大步。管制束縛創新，競爭產生繁榮。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就是要通過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改革，盡可能減少各種不必要的審批和限制，打破對人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的束縛，放手讓人民群眾去拼搏，為創客、極客們的成長創造寬松、公平的環境，把千千萬萬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讓人的創造力無拘無束、海闊天空地盡情揮灑。我國有13億多人口、9億多勞動力、7000多萬市場主體，每年還有700多萬大學畢業生、600多萬職業院校畢業生、30多萬海歸，這是多麼雄厚的「本錢」。把大家的智慧充分激發出來，我們就擁有了富國強民、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強大動力。
從世界科技進步的趨勢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已經有了極為豐富的「工具箱」。當前全球范圍以互聯網為核心的新技術、新業態風起雲涌，形成了全新的社會圖景。網路社區、即時通訊、自媒體等的迅速發展，使社會聯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多樣、緊密、便捷，信息、知識等各種創新資源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對接、協同和集成，「互聯網+」、大數據等不斷滲透，也使創業創新更加開放共享，個人化創造和社會化生產高度統一。比如說，要進行研發設計，現在有眾創，讓大家一起來研究和創造；要完成資金籌集，現在有眾籌，把大家的小錢匯成干大事的資本；要開發產品項目，現在有眾包，可以讓大家自由組合、統籌配合、協同工作。在「三眾」等模式下，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參與創業創新，成為其中的一分子，享受過程、分享成果、從中受益。
從社會分工的發展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已成為觸手可及的現實。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的異化現象，在相當一段時期內，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是分離的，很多人與知識文化無緣，被排斥在腦力勞動之外，排斥在創業創新之外。隨著教育的進步、互聯網的普及、新經濟的崛起，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不再涇渭分明，分工也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很多創意、研發等工作，不再像以往是少數人的專利，「草根」創業創新應運而生，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縱觀近些年新開的公司，尤其是互聯網企業，「草根」創業創新的例子數不勝數。比如，盛大中文網在很短時間內就催生了一大批原創文學作品，這是過去靠作協、出版社無法做到的。網路電商的興起，為數以千萬計的個人創業提供了方便、廉價的平台，這是過去靠門面、商場無法實現的。中國好聲音、無人機大賽等誕生了多少新秀、涌現出了多少好點子？「草根」創業創新潛力無窮，理當為他們加油喝彩！
當然，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並不意味著人人都能成功，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想法不現實，甚至是幻想。創業創新切忌浮躁。但浮躁不浮躁，與一定范圍的失敗、試錯不一樣。創業創新就是要在千百次失敗、試錯中逐步走向成功。而在這個過程中，每一步哪怕是失誤都得扎扎實實，決不能弄虛作假，更不能吹牛、說大話。大多數的成功都要經歷摔倒再爬起來的辛酸和付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雖有摔倒的可能，但大家都有爬起來繼續大步向前的機會和權利。電燈不是愛迪生憑空想出來的，地球重力的發現也不是牛頓一個人的貢獻，「小眾」的成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獲得的，離不開「大眾」的不懈嘗試和努力。國務院多次強調把簡政放權作為改革的當頭炮，就是要規范政府權力，以敬民之心行簡政之道，充分激發民智、保護民權、發揮民力。只有把創業創新的「底盤」做得更大、主體更多，成功的概率和數量才會更大。社會基礎更雄厚，就能有更豐富的創業創新成果。
創業創新既是經濟權利，也是政治權利，連著普通如斯的你和我，給每一個有夢的人以希望。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需要人人參與、大家出手，才能實現更加公平、高效的「一次分配」，讓更多的人靠勤勞和智慧富裕起來，共享改革發展「大蛋糕」。（眾言）

㈨ 深化機構和行政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深化簡政放權創新監管方式，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人民滿意的

深化機構和行政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深化簡政放權創新監管方式，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近40年來，我國服務型政府建設在改革開放中深入推進，政府治理不斷創新、效能持續提升，使人民群眾在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中擁有更多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升了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工作的滿意度。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各級政府職能加速向服務型轉變，大量減少對經濟活動的微觀管理和直接干預，更加註重加強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和公共服務等職能建設，有力推動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

(9)簡政放權成果擴展閱讀

黨的十八大提出「建設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進一步將服務型政府建設的內容具體化，服務型政府建設進入全面深化的嶄新階段。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明確把服務型政府建設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黨的十九大提出，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在這個階段，各級政府牢牢抓住簡政放權這個「牛鼻子」，以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為引領，加強監管創新，優化政府服務，提高辦事效率，加強各類公共服務供給。

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務院部門行政審批事項削減了44%，非行政許可審批徹底終結，進一步激發了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極大提高了服務型政府建設的實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