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訊逼供成果

『壹』 刑訊逼供的預防防治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知道刑訊逼供的產生和久禁不止既有歷史方面的原因，又有現實方面的原因，既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原因，又有實踐方面的原因。雖然說刑訊逼供的存在固然有上述的一些不可忽視的客觀因素，但這些因素不能成為刑訊逼供合理存在的藉口和理由。為了保障刑事追訴者和無辜公民的合法權益，為了維護司法機關的形象和法律的尊嚴，不僅從法律上要嚴禁刑訊逼供，從其他相關制度上、體制上也要消滅刑訊逼供的生存土壤和環境。
如何才能減少、最終杜絕刑訊逼供，以往很多學者們提出過諸多的意見。筆者在此提出以下幾項對策，力求為我國從思想、制度、實踐層面預防和消除刑訊逼供提供些許借鑒。
（一） 從觀念層面矯正刑訊逼供產生的思想根源
首先要清除刑訊逼供產生的歷史根源。要使公安司法工作人員認識到，刑訊逼供是封建司法特權的產物，是與封建糾問式訴訟有罪推定相伴生的一種副產品。刑訊逼供是違反現代刑事訴訟所奉行的無罪推定的基本理念的。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宣判有罪前，從法律上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是無罪的，公安司法機關完全無權對其施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
其次要想減少、杜絕刑事訴訟中的刑訊逼供現象，就必須清除法律理論界和實務界存在的程序工具主義觀念，把程序看成是有其自成體系的程序組成要素，自身的價值判斷標准，獨立的程序權利義務和程序法律後果。即程序特別是現代程序除具有工具性價值外，它自身還有一種具有獨立價值的實體，具有獨立的作為目的的內在價值，即程序本身具有符合程序要求的內在優秀品質。也就是應該樹立起程序和實體並重的法律價值體系，沒有程序就不能談實體的正義。
再次要消除長期左傾思想的殘余。法律不是階級斗爭的工具，我國的刑法、刑事訴訟法等不僅要打擊犯罪，同時要保障人權。要讓公安司法人員認識到，絕大多數犯罪仍然是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刑法、刑事訴訟法更是保障公民權利（當然應包括犯罪人）的規則。因此，一切刑事訴訟活動都必須依法進行，採取刑訊的方法逼取口供是違反法律規定的。
（二）進行相關的法律制度改革
首先基於保障人權、與國際刑事訴訟法發展潮流相符合的需要，我國刑事訴訟法應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權，同時我國刑事訴訟法應廢除「犯罪嫌疑人應當如實回答」的規定。我國政府繼1997年10月簽署《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之後，於1998年10月又簽署加入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該公約中所確認的權利中涉及刑事訴訟內容的在整個公約中占很大比重，他們構成了有關刑事訴訟的基本的國際准則，其中有一項即為沉默權制度。《公民權利公約》第14條第32項規定：「如何人不被強迫作不利於他自己的證言或被強迫承認犯罪。」當然由於我國偵查技術還是比較落後的，確立沉默權將給犯罪調查帶來難以承受到的沖擊，但這不能成為我們否定沉默權的理由，只要我們加大對刑事訴訟的司法投入，提高刑事偵查的技術含量，我們就可將沉默權可能給刑事偵查帶來的沖擊降到最低限度，並且這也是我們邁向法制民主、文明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其次確立無罪推定的制度。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此項規定吸收了無罪推定原則的主要精神，但不能說是完整意義上的無罪推定，因為我國官方一直未明確承認無罪推定原則，因而在未經法院生效判決確定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無罪的理念在廣大公安司法人員心中一直未得到牢固確立，這就為現實中有罪推定的盛行打開了方便之門，從而也為刑訊逼供久禁不止留下了隱患。因此我們必須在法律中明確規定無罪推定的原則，以次來教育司法工作人員，並在實踐中確實貫徹這一原則。
再次，在法律上應該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上文已介紹過，我國最高司法機關的一文件雖然已確立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不得作為定案的證據，但它還沒有作為刑事訴訟法中一項原則得以採用。並且，它也是僅僅涉及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而對於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獲得的實物證據，我國並沒有排除它的證據效力，在實踐中它也一直被作為證據來使用的。在美國，有一種「毒樹之果」理論――對用非法手段獲得的證據一律予以排除。這可以給我們提供借鑒。我國不應再為了追求案件的實體真實而迴避這一問題，而應該從法律上完善我國的證據排除規則。 建國後，我們旗幟鮮明地反對刑訊逼供。1953 年1 月30 日，公安部一份反映有兩個縣公安局長刑訊逼供、違法亂紀的情況簡報送呈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親自作了批示，並指示時任公安部部長的羅瑞卿同志收集關於刑訊逼供的例證，編印成冊，發給各省市公安廳局長閱讀，並於各省召開公安局長會議時當作教材，對全國所有公安局長進行一次教育。隨後，包括16個案例和導言的《反對刑訊逼供 反對違法亂紀》小冊子印發，全國公安系統內開展了反對刑訊逼供、反對違法亂紀的檢查和斗爭。1956年，彭真在全國公安廳局長會議上再次強調了反對刑訊逼供，禁止肉刑。1958年，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第九次全國公安工作會議通過《公安人員八大紀律十項注意》，明確把「不準刑訊逼供」列為紀律之一。依靠我黨領導人的高瞻遠矚和公安機關的自律教育，反對刑訊逼供運動似乎已經初具成效。可惜好景不長，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審判組織名存實亡，革命委員會和群眾組織代行使了預審職能，訊問成為鎮壓異己力量的一個途徑。刑訊逼供現象在當時非常嚴重。文革時期的專案組還總結了一些刑訊方面的經驗：一人供聽，二人供信，棍棒底下出材料，後半夜裡出成果……並在公安機關全國性會議上加以介紹，結果流害全國。文革結束後，公安機關的工作步入正軌。但是，刑訊逼供卻如影形隨。根據統計，僅檢察機關立案查處的刑訊逼供案件，1979年至1989年達4000多件。而1990年全國公安系統嚴重刑訊逼供案件發案起數和涉及幹警人數分別比1989年年上升28.6%和42.5%，1991年1至9月的發案起數又與1990年同期持平，居高不下。這引起了最高公安部門的警覺。為此，公安部在92《決定》中對遏制刑訊逼供作出了如下規定：
各級公安機關要……結合普法教育，對幹警深入進行增強法制觀念、禁止刑訊逼供的教育。各公安院校和有關的培訓班，要把依法辦案、文明辦案、嚴禁刑訊逼供列為教育訓練的重要內容。公安部刑偵、治安和預審等部門要根據辦案實際，編寫實用性、針對性強的辦案基本知識材料和正反兩個方面的典型案例，供幹警學習。有條件的要製作錄像帶，運用形象教育，以增強效果。新幹警都必須經過辦案程序、辦案基本知識和嚴禁刑訊逼供的教育方能上崗。要在執法辦案的幹警中積極開展群眾性的邊干邊學活動，認真總結交流偵查、審訊工作中好的做法，請有豐富實踐經驗的辦案人員具體傳授偵查、審訊方法，不斷提高幹警的辦案能力和工作效率。
1992年《決定》還對如何制止刑訊逼供作出了以下部署：「整頓的重點是派出所、刑警隊、治安隊、收審所、拘留所、看守所和預審部門。要在深入教育、提高認識的基礎上，聯系本單位的實際，查出存在的問題，就事論理，議後果，論危害，並針對存在問題，採取切實有效的整改措施。對幹警中發生的一般刑訊逼供行為，要通過自我檢查、自我教育，自覺糾正；對造成嚴重後果、群眾反映強烈的重大刑訊逼供案件，要領導負責，組織專人，限期查處。對問題較多、自身又不認真檢查、糾正的單位，上級公安機關要幫助整頓。」由此可以把公安機關遏制刑訊逼供的主要措施納為教育警察、整頓部門、自我檢查、領導負責，這是一種通過自律來遏制刑訊逼供的路徑。此項運動進行三年後，由於「刑訊逼供問題仍比較嚴重」，公安部又發布了《關於集中開展制止刑訊逼供專項教育整頓的通知》（以下簡稱95《通知》）把教育活動又提到一個更重要的地位。這次活動專門就刑訊逼供開展了分階段式教育，並要求組織領導，「一把手親自過問」，甚至規定於1996年3月底向公安部寫出專題報告。在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訂後，公安部先後制定了《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1998）和《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2003），對禁止刑訊逼供進行了強調。在2002年1月的全國公安廳局紀委書記會議上，公安部指示，今後省級公安機關一年內發生兩件刑訊逼供，或兩件濫用槍枝警械致人死亡案件，或各發生一件致人死亡案件，所在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廳局長必須到公安部檢討和接受檢查。]在2003年，公安部在全國公安機關進行清理整頓，已將33761名不具備執法主體資格人員調離執法崗位，並清退、解聘了10940名素質較低、不適合公安工作的有關人員。 [43] 2005年，可能由於佘祥林案的觸動，公安部在全國公安系統展開了群眾信訪接待活動，重點查處群眾反映的公安民警刑訊逼供問題，據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地方上，很多地區的公安機關，為了強調文明執法，在全省或者全市范圍內實行了防範和遏制刑訊逼供的舉措。例如，北京市海淀區公安分局出台了「三項措施」，為犯罪嫌疑人免費提供律師在場，對審訊過程進行全程錄音或者全程錄像；浙江省公安廳在浙江省公安機關留置、審查場所實行全程監控，全面實行留置措施網上報備制度；南京市公安局發布「六項責任追究規定」，規定刑訊逼供致人傷殘，政委或分管政工的領導一律就地免職，刑訊逼供致人死亡，處、分縣局長、支隊長一律就地免職；廣東省公安廳要求全省各級公安機關實行領導包案、掛案制度，今後凡是發生重大刑訊逼供案件，都必須由紀委書記親自組織力量進行調查；2005年下半年以來，各省公安廳還開始了定期接訪的大行動，重點處理刑訊逼供申訴問題……這些努力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好的輿論效果，讓民眾看到了執法機關遏制刑訊逼供的決心。其中，有些規定倍受輿論好評。例如，浙江省公安廳發布的《浙江公安民警刑訊逼供行為的處理辦法》（2003）規定：對直接參與民警和指使、授意民警刑訊逼供的領導均予以開除處分。同時，有關辦案單位或發案單位的領導和主要負責人要一並承擔相應的連帶責任。如果刑訊逼供隱瞞不報、弄虛作假或者在查處中包庇袒護的，對有關責任人員，處理辦法還根據不同情節，制定了紀律處分的具體規定。處理辦法還明確規定，縣（市、區）公安機關當年發生兩起致人輕傷以上且情節惡劣的刑訊逼供案件，或者發生兩起以上因刑訊逼供而造成冤假錯案或引發重大群體性事件的，公安局主要領導應當引咎辭職或予以免職。
在社會學看來，一種現象之所以成為一個社會問題，除了它的嚴重性、持續性以及深刻性之外，還在於它的「過多的解決方案」。因為對於一個真正的社會問題，處於不同社會地位的群體會作出不同的評價，也會觸動不同的利益群體，所以在解決方案上很難達成一致。
要真正尋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案，應當首先找到問題的根源。我國刑訊逼供的最主要根源是什麼？正如前文所述，是公安機關不受限制的偵查權，是訊問制度的非合理性。當然，這與偵查的條件和當前的控制犯罪任務息息相關。從制度分析的角度看，任何一種制度安排，都會對制度下的人產生不同的激勵效應。過於強調偵查成效的制度設計，可能會在短期內對提高偵查人員的士氣有所助益，但是長期來看卻可能有很多負面影響。首先，在現有偵查條件下，對破案率寄予過高的期望，可能會促使偵查人員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造成違法取證甚至刑訊逼供。其次，過於強調偵查的結果而忽視程序，將在整個偵查機關內部造成程序虛無主義。再次，過於強調破案成效並以此作為獎懲依據，將使得各地偵查機關盲目攀比，急功近利。我國公安機關認識到這一點了嗎？應該說部分認識到了。公安機關在92《決定》中就明確承認：「幹警偵查、審訊能力不高，辦法少，加上案件多、任務重、心情急躁，為盡快弄清案情，往往求助於刑訊逼供。」因此，在不改變現狀的前提下，92《決定》和95《通知》試圖通過教育整頓治理刑訊逼供的舉措，可能收效甚微。因為要訊問人員通過自律，來遏制刑訊逼供的發生，有悖於「人性」。於是，整改措施中加入了很多「人性化」的手段，例如，對於一般的刑訊逼供，要「自我檢查，自覺糾正」，「只要主動檢查的，一律不予追究；對問題嚴重的，只要自己主動交代，也要從寬處理」。因此，這種運動式的教育實際上對刑訊逼供仍然採取了寬容的態度，追求的還是一種部門內的秩序。
在這種部門利益主導下，即使規定所謂的責任追究和領導負責制，也並不一定實現所欲的目的。例如，省級公安機關一年內發生兩件刑訊逼供案件，所在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廳局長必須到公安部檢討和接受檢查，這種措施表面上看似決心抑制刑訊逼供的發生，但過於嚴苛的連帶責任可能適得其反。象《浙江公安民警刑訊逼供行為的處理辦法》規定的制裁措施，在形式上雖然實現了刑訊逼供責任追究制度，但其弊端也是很明顯的，因為擔心涉及刑訊逼供行為的連帶責任，公安機關的領導可能會考慮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對於刑訊逼供的發生進行隱瞞或者包庇袒護，使得自己所管轄的區域的嚴重刑訊逼供案件「努力」降低到兩件以下。而且，由於嚴重刑訊逼供案件的認定，參照了「造成冤假錯案或引發重大群體性事件」這樣的一個「結果正確」標准，使得刑訊逼供的正當性並沒有從根源上得到打擊。規定「參與刑訊逼供者開除」，在刑訊逼供的處理上是一個重要的舉措。這樣做的初衷是為了嚴肅處理違法違紀的訊問人員。然而，對於直接參與刑訊逼供致人重傷或輕傷的民警，規定僅僅給予「開除」處分，就顯得處罰偏輕了，並且與我國現行《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第二百三十四條的規定相矛盾。訊問人員在辦案過程中的刑訊逼供，顯然是一種故意的傷害他人身體行為。刑訊逼供到了致人重傷或輕傷的程度，不僅違反了有關行政管理制度，而且明顯觸犯了刑法，是一種違法犯罪行為。行政處罰是必要的，但不足以免除法律制裁，僅僅將其開除實際上還是放縱了刑訊逼供者。
信訪接待可以說把部門內的遏制刑訊逼供活動向社會進行了敞開，似乎加入了群眾監督的因素。但是，根據有關規定，上訪人首先應按《信訪條例》的規定到有管轄權的市、縣（區）一級公安機關上訪，信訪人沒有首先向市、縣（區）一級公安機關上訪，不能出示經過市、縣（區）級公安機關出具的答復意見書的，省公安廳將轉由市、縣（區）級公安機關帶回處理。實際上，很多的上訪問題都是因為在當地司法部門得不到妥善處理，才會到上一級機關申訴，省公安廳再轉由市、縣（區）級公安機關「帶回處理」，這對於上訪人來說，未必是一個好消息。
筆者並不否認，上述規定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從制度層面上說，上述措施並非刑訊逼供的對症良葯，因為其改革思路依然是期待通過系統內部的自律來減少刑訊逼供，仍然無法繞開部門利益。無視利益取向和人性的弱點建立的約束機制，或許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蚤」。 社會心理學上著名的「斯坦福監獄實驗」（1971年），為這個問題的回答提供了有益的參照。九名受試者是從大量的學生志願者中挑選出來的，他們經過面試和心理測驗，被確認為是「遵紀守法、情緒穩定、身體健康的普普通通的平常人」。他們通過隨機擲硬幣的方式被分配擔任囚犯或者看守的角色，囚犯整天呆在監獄里，看守則8小時輪值上班。這些學生接受了隨機分派給他們的角色之後， 發生了什麼情況呢？處於看守角色時，原本溫文爾雅的大學生變得盛氣凌人，有時甚至殘酷成性。作為囚犯，原本心理穩定的大學生很快就行為怪異，表現出嚴重鬱抑、情緒失控或者思維紊亂。 這個實驗是社會心理學的一大發現， 這種角色模擬很大程度上再現了真實監獄可能發生的情形，使人們對於社會角色的互動有了新的認識。人們驚奇地發現，普通的志願者一旦進入特定的角色，性格和行為判若兩人——看守的專橫、敵意以及權力慾望，與囚犯的消極抵抗、屈從乃至喪失自主，形成鮮明的對比。平常遵紀守法、心理健康的大學生，為什麼穿上看守的制服之後，就咄咄逼人、專橫殘酷呢？看守的這些行為與其本身的道德品質似乎沒有直接的關系，因為受試者都是隨機產生的。社會心理學家給出的解釋就是角色和規則的作用。社會角色（social role）是指一個人在給定情境或小組發揮作用時，人們期待他作出的一套由社會界定的行為模式。不同的社會情境，需要不同的角色。而規則（rule）則是以外顯或者內隱的方式傳達給行為人的一套規范和准則。這些規則是社會對角色行為的期望。在該實驗中，九名受試者從溫文爾雅的大學生變成了專橫的看守或者消極的囚犯，這種角色的差異主要在於人們對於看守和囚犯的角色認同不一樣，看守被認為是這樣一類人，他們限制囚犯的自由，管理囚犯的行為，以權力限制囚犯的反抗；而囚犯被認為是失去自由、服從管制、喪失自主性的一類人，他們沒有任何權勢。因此，人們對於看守和囚犯的社會期望也不一樣，人們通常希望前者能控制和管理囚犯的行為，維持監獄的秩序。希望後者能老老實實呆著，不要企圖做任何反抗。志願者們顯然自我認同了這些期望。
這種關於社會角色互動的模式，在我國發生的刑訊逼供案件中，得到了相應的驗證。極端的例子是，訊問者與被訊問者之間，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從同事（甚至是朋友）轉而成為敵對的雙方（如佘祥林案）。個人的道德以及素質的重要性被角色身份的象徵性所取代。在人們的道德評價體系內，訊問人員與犯罪嫌疑人是完全處於兩個不同的階層，扮演著迥異的社會角色。盡管在法律上，犯罪嫌疑人還不能稱為犯罪分子或罪犯，但在很多普通人看來，犯罪嫌疑人只是等待判刑的犯罪人，是社會的「敗類」和「敵人」。而訊問者被當然地認為是處於維護大多數人既得利益的權力階層，他們的使命就是打擊和懲罰破壞他們階層利益的」異類」。因此很多訊問人員根本不把他們當作「可能的無辜者」，他們的厭惡和憎恨多於同情、憎恨多於關心、威懾多於認同。實證調查發現，他們有著強烈的征服欲和發洩慾，很難把被訊問者當作與自己平等的主體看待。他們認為被訊問者應當順從，老老實實交代全部犯罪行為，真誠悔罪而不是辯解。如果犯罪嫌疑人有異於該角色期望的表現，就是故意抗拒，就是認罪態度不好。在這種角色認同下，訊問者對於被訊問者的懲罰，具有了某種正當性和正義性。
為什麼社會角色的轉變會產生這么大的反差？為什麼訊問人員的身份可以使人變得如此專斷和蠻橫，被訊問者的身份卻可以使人變得如此無助和脆弱？究竟是什麼主宰著這種地位的落差？從訊問者與被訊問者的社會地位對比中，基本上可以發現一個事實：遭受刑訊逼供的被訊問者，基本上都是處於社會的底層（當然，也有例外），他們一旦成為犯罪嫌疑人，整個司法制度甚至社會就會給他們貼上一個「身份標簽」，並在道德上和人格上受到某種程度的歧視或輕視，國家必須藉助強制的權力控制他們。什麼是權力？在社會學上，權力是在社會關系和社會行為中以威脅或懲罰的方式強制他人貫徹實現自己意志的能力。權力之所以在警察的角色扮演中成為必要，是因為它是安排和維持社會整體秩序的力量。訊問者高於被訊問者的身份和心理優勢通過賦予的權力得到體現，並在角色互動過程中進一步強化。在訊問者潛意識下，權力大小起著最為重要的作用。當一個卑微的人手中掌握了權力，弱勢馬上可以轉化為強勢，旋即可以操控他人的命運於股掌之間。社會也給予了支持和期望。的確，訊問者維持秩序和掌握訊問結局的力量，需要強有力的權力支持。越是不受監控的權力，對於被訊問者的威懾越大。期望角色扮演者個人的自律來加以改變是不現實的，因為這將違背其已經定型的心理模式。唯有法律賦予被訊問者有條件的抵抗權利，並通過相應的社會監督機制及相應的獎罰機制方能消減這種落差。那麼，我國的訊問制度是否賦予了訊問人員這種強大的不受監控的權力？被訊問者是否被剝奪了抵抗的權利？完善的社會監督機制是否沒有建立？答案是肯定的。下文將通過分析訊問情境以及社會容忍，剖析這種權力運作的基本態勢和潛在的危險。

『貳』 周祖成的學術成果：

1、論民主黨派參政權的權力性質
2、澳門和內地之間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 黑龍江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
3、對民主黨派參政內容的再認識 江蘇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
4、論民主黨派參政權的權力性 雲南社會科學
5、時代變遷與民主黨派參政活動的創新 湖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
6、中西文明交流的特殊方式對中國社會轉型的阻滯 山西社會主義學院學報
7、對我國社會如何走向法治的若干思考 廣東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
8、從刑訊逼供看我國刑事訴訟程序的不足 黑龍江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
9、論行政主導對我國走向法治的影響 社會主義研究
10、中國共產黨對民初政治的特殊視角及其影響——兼論三個代表對無產階級進步性的新定位 黑龍江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
11、亞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述評 廣州社會主義學院學報
12、對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若干問題的思考 湖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
13、依法執政是法治時代對執政方式的新要求 山西社會主義學院學報
14、民主社會對法律的需求及其對法律功能的規制 行政與法
15、政治文明建設若干理論問題的探析 行政論壇
16、論民主的社會基礎和法治保障 湖北行政學院學報
17、遵循法治原則 堅持執政為民——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的轉變 江蘇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
18、WTO的價值理念與我國行政法律制度法治化 湖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
19、香港、澳門實施「一國兩制」的新思考 江蘇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
20、法律的國際性發展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 求索
21、論中國特色的政治文明與民主政治的發展 重慶社會主義學院學報
22、法律與權力關系的調整及其社會化發展 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3、新世紀中國法學教育的轉型與趨勢 太平洋學報
24、論制度創新的實現機制 廣州社會主義學院學報
25、法律的國際性發展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求索》
26、對如何適應WTO法律制度若干問題的思考，《行政論壇》
27、論中國特色的政治文明與民主政治的發展，《重慶社會主義學院學報》
28、意識形態與法律變革的相互協調與統一 《理論學刊》
29、洛克的權力思想探析 廣州社會主義學院學報
30、論權力與法律關系的和諧 江蘇省社會主義學院學
31、社會發展中的私權和私法制度問題
——兼及非公經濟的內在必然及其私法依賴 廣州社會主義學院學報 政治法制化問題研究 獨 著 法律出版社 2011年4月版
法理學初階 副主編 法律出版社 2009年6月版
法理學進階 副主編 法律出版社 2010年1月版 1、《政治法治化》，被收錄進第七屆東亞法哲學大會的學術文集：《全球化背景下東亞的法治與和諧》，張文顯、徐顯明主編，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1日出版
2、《政治法的憲法屬性辨析》，山東警官學院學報，2009年第21卷第6期
3、《政治的二分結構及其權力化與民主化博弈——政治法治化內在依據探求》，太平洋學報，2009年第9期
4、《論社會體制危機中的政治因素》，重慶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1年第2期
5、《論政治權威與制度創新》，廣州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
6、《1927-1945：革命根據地婚姻自由的法律表達》，現代法學，2011年第4期
7、《法律與政治：共生中的超越和博弈》，現代法學，2012年第6期
8、《法律心智：返回法律的生活世界——種現象學的視角》，法制與社會發展，2012年3期
9、《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民主陷阱》，江漢論壇，2012年第2期

『叄』 刑訊逼供的性質,原因,危害及杜絕的方法

刑訊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變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為。

就其性質而言，刑訊逼供是一種違法行為，甚至是犯罪行為，它不僅侵犯到公民的人身自由，而且屬於濫用職權的行為。

刑訊逼供最直接的危害就是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權利；容易造成積案、疑案；對於查明案件事實也是弊大於利，容易造成冤案假錯案；並且嚴重損害司法機關的威望。

要杜絕刑訊逼供，目前可見的有效方法是將對公民權利的重視提到政府的權力之上，在個案偵查過程中嚴格限制警方的權力、程序性地保障處於弱勢地位的犯罪嫌犯的基本權利，比如《刑事訴訟法第二修正案(學者擬制稿)》中就提出了要確認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權」。
社科院的研究成果指出：杜絕刑訊逼供須具備三個要素，
1.大幅度提高辦案人員素質；
2.完善法制建設，限制甚至取消以非法方法取得的證據具有的證據效力；
3.強化硬體設備。

『肆』 左衛民的科研成就

承擔過含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在內的多項國家級、省部級科研課題；獨立或合作出版了《價值與結構：刑事程序的雙重分析》等著作多部、在《法學研究》等刊物上發表文章逾百篇，其中30餘篇被《新華文摘》、《人大復印資料》等轉載或轉摘。 1、《價值與結構——刑事程序的雙重分析》，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法律出版社2003年再版；
2、《刑事訴訟的理念》（合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
3、《刑事程序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
4、《變遷與改革：法院制度現代化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0年；
5、《合議制度研究：兼論合議庭獨立審判》（合著），法律出版社2001年；
6、《在權利話語與權力技術之間：中國司法新思考》，法律出版社2002年；
7、《訴訟權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3年；
8、《最高法院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4年；
9、《簡易刑事程序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5年；
10、《中國刑事訴訟運行機制實證研究：以審前程序為重心(二)》（合著），法律出版社2009年。 1、《法院制度現代化與法院制度改革》；
2、《權利話語/實踐的艱難展開：1996年中國刑事訴訟法典修改的反思》；
3、《司法審判職能之分化：傳統型與現代型法院制度的比較研究》；
4、《背景與進路:法院制度現代化的宏觀考察》；
5、《法治社會中的法院功能》；
6、《公民訴訟權：憲法與司法保障研究》(左衛民、朱桐輝)；
7、《論民事程序選擇權》 (左衛民、謝鴻飛)；
8、《從合法到非法：刑訊逼供的語境分析》(左衛民、周洪波） 《法官的知識：一個導論》(左衛民、謝鴻飛)；
9、《法院的案卷製作：以民事判決書為中心》(左衛民、謝鴻飛)；
10、《後現代之法院形態：考察與反思》(左衛民、周長軍)；
11、《誰為主體如何正義》(左衛民、朱桐輝)；
12、《司法中的主題詞》(左衛民、謝鴻飛)；
13、《以人為本：司法改革的新理念》(左衛民、朱桐輝)；
14、《幽暗的事實與尷尬的法官》(左衛民、謝鴻飛)；
15、《證據制度國際性准則與中國刑事證據制度改革》(左衛民、劉濤)；
16、《傳媒與司法關系新探》(左衛民、湯火箭)。

『伍』 龍宗智的個人成就

自稱是一位「跳躍於理論與實踐之間的人物」。研究方向為刑事訴訟法、司法制度、證據法。在80年代後半期著手訴訟文化研究，將價值論引入刑訴法研究領域。90年代初創立了刑事訴訟的三角結構和線型結構即「兩重結構」理論。90年代後半期探討司法合理性問題，提出了司法改革與司法操作中的「相對合理主義」。同時針對司法實踐中的突出問題發表了一系列有影響的研究論文。至2008年1月，在《中國社會科學》、《法學研究》、《中國法學》三種刊物上發表個人獨著論文十五篇，其餘刊物發表論文一百九十餘篇，出版著作十餘部（含合著）。個人成果獲教育部社科成果二等獎一次，司法部法學科研成果一等獎一次、省政府二等獎二次，吳玉章社科成果優秀獎一次，中國法學會一等獎一次、二等獎一次。
博士論文《刑事庭審制度研究》曾獲教育部「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獎。
其創立的「刑事訴訟雙重結構」理論與司法改革及司法活動中的「相對合理主義」，在國內法學界與實務界有相當影響。 徘徊於傳統與現代之間-中國刑事訴訟法再修改研究/龍宗智,2005-9-1版
刑事訴訟法(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龍宗智楊建廣,2003-8-1版
理論反對實踐(西南政法大學學子學術文庫6)/龍宗智,2003-9-1版
刑事庭審制度研究(司法文叢)/龍宗智,2001-11-1版
上帝怎樣審判(法窗夜話)/龍宗智,2000-6-1版
中青年法學文庫:相對合理主義/龍宗智,1999-4-1版
法學論文
我國刑事作證制度之三大怪狀評析
論我國刑事庭審方式
刑事訴訟中的證據開示制度研究（上）
論司法獨立與司法受制
試論我國刑事訴訟中的對抗制因素及其合理限度
刑事訴訟中的證據開示制度研究（下）
轉折與展望——談刑事訴訟法的修改
論司法改革中的「相對合理主義」
論我國刑事訴訟的證據規則
析公訴文書製作中的幾個問題
「洋扯皮」與警檢關系
「大浦事件」與檢察官起訴裁量權
主訴檢察官的權力界定及其活動原則
為有罪者辯護 並佔了個好座位。他告訴記者：「昨天我從《衢州日報》上看到消息，說是衢州人文大講堂又要開講了，主講人是著名法學家、四川大學博導龍宗智教授，內容是《強化證據意識，善用證據規則——兩院三部關於刑事證據的兩個規定解讀》。我本是會計出身，但是因為自己對法律非常感興趣，而且這樣的聽課機會很難得，所以就趁早趕來了。」
名家的魅力是無窮的。當天下午2點半不到，中華廳的聽眾們就已濟濟一堂。他們有的來自律師行業，有的來自機關事業單位，有的來自企業和基層，都是自發而至。
下午2點30分，第20期「衢州人文大講堂」准時開講。不少律師聽眾一邊聽課，一邊在相關材料上認真做著筆記：「好像回到當初大學的課堂上一樣，內容很多，很受益。」「嚴格死刑證據審查，排除刑事案件非法證據，這無疑是一項重大的法制進程，也是我國刑事訴訟法律體系的巨大創新和進步。我們應該對中國法制的發展抱有希望。」在講座中，龍教授從「兩個規定」產生的背景和緣由、基本內容、意義及其局限性等幾方面出發，用循序漸進的方式給大家講述了證據在刑事辯護中的重要性。
龍教授表示，刑訊逼供不僅容易造成被告人屈打成招，釀成冤假錯案，而且嚴重敗壞我國的司法形象。但是我國死刑案件的證明標准卻是和一般刑事案件共享著同一個證明，即「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龍教授說：「由於這一證明標準的模糊性和不可操作性，從而在實踐中屢屢面臨被降格適用的窘境，而『兩個規定』則在死刑案件的證明標准問題上作出了兩處重大的改變。」
最後，龍教授指出，「兩個規定」的出台將大幅度地提高刑事案件，尤其是死刑案件的辦案質量，並有效提升程序法的制度地位。
台上講得用心，台下也聽得認真，龍教授洋洋灑灑講了三個多小時，課堂秩序良好，中途幾乎沒有人離場。講課結束後，龍教授還與觀眾進行了互動，回答了不少提問。提問者一個接著一個，雖見講堂外大雨瓢潑，大家還是意猶未盡。
至此，第20期「衢州人文大講堂」圓滿結束。龍教授的翩翩風度、不俗的談吐及其無窮的名家魅力，給每一位聽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走出會場，在浙江工商大學讀大三的鄭暉深有感觸地說：「『兩個規定』是現在非常熱門的話題。作為法律專業的學生，我很榮幸傾聽了這次大師級教授的講座，這也是一場非常難得的專業講座。」

『陸』 武則天當政期間採取了哪些政策取得了什麼樣的成果

則天稱帝後，更重視人才的選拔和使用。她認為「九域之廣，豈一人之強化，必佇才能，共成羽翼」。凡能「安邦國」、「定邊疆」的人才，她不計門第，不拘資格，一律量才使用。為了廣攬人才，她發展和完善了隋以來的科舉制度，放手招賢，允許自舉為官、試官，並設立員外官。此外，她還首創了殿試和武舉制度，為更多更廣地發現人才，搜羅人才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比如，中唐名將郭子儀，就是「自武舉異等出」。這樣，在她施政的年代裡，始終有一批「文似仁傑」，「武類休武」的能臣干將為其效命，有力地維護著武周的政權。
對於農業生產，則天也非常重視。她說：「建國之本，必在務農」，「務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人富」。她規定，能使「田疇墾辟，家有餘糧」的地方官升任；「為政苛濫，戶口流移」的「輕者貶官，甚至非時解替」。這樣，在她執政的年代裡，農業和手工業都得到較大的發展。人口不斷增加。據當時統計，永徽時全國戶數為３８０萬戶，到則天臨終的神龍元年，漸增為６１５萬戶，幾乎增長一倍。僅此一點即可看出這一時期的農業經濟發展情況。
在抗擊外來入侵，保護邊境安寧，改善相鄰各國的關系方面，則天施政時期也做了很多努力。對吐蕃貴族的入侵和騷擾，則天給予堅決的抵禦和反擊。長壽二年（６９２年）她派大將王孝傑擊敗吐蕃，收復安西四鎮，復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之後，又在庭州設置北庭都護府，鞏固西北邊防，打通了一度中斷的通向中亞地區的「絲綢之路」。在她施政的年代裡，堅持邊軍屯田的政策。天授年間，婁師德檢校豐州都督「屯田積谷數百萬，兵以饒給」。大足元年（７０１年），郭元振任涼州都督，堅持屯田五年，「軍糧可支數十年」。武氏的這種大范圍的長期屯田。對邊區開發、減輕人民轉輸之勞，以及鞏固邊防都有著積極的作用。
當然，在武曌掌權近半個世紀的較長時期內，也有很多過失。她重用酷吏，獎勵告密。使不少污吏橫行一時。他們刑訊逼供，濫殺無辜，誣陷於人，使不少文臣武將蒙受不白之冤。雖然對武周政權的鞏固起過一些作用，但是，搞的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激化，人人自危，必然影響國家的治理和生產的發展。她放手選官，使官僚集團急劇。增大，官僚機構膨脹，必然要加重人民的負擔。她晚年好大喜功，生活奢靡，耗費大量財資和勞力。這都不同程度影響和延緩了生產力的發展。不過，這些錯誤和過失，畢竟是武則天政治生涯中的支流。她作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能夠排除萬難，在統治長達半個世紀的年代，形成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社會安定，經濟發展，上承「貞觀之治」，下啟「開元盛世」，革除時弊，發展生產，完善科舉，破除門閥觀念，不拘一格任用賢才，順應歷史潮流，大刀闊斧改革。武則天的每一項功績都伴隨著矛盾，正如林達先生所說的「每撒下一縷陽光，就投下一片陰影」。在武則天去世之後的一千多年裡，人們對她的評價是反反復復在變，如唐前期對她的評價相對比較積極，比較正面；因為從唐中期開始儒學復興，到南宋程朱理學在中國占據了思想上的主導地位，所以從南宋開始對武則天的評價持續走低，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對於武則天的評價是：「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到了近代由於女權運動的興起，人們又賦予武則天婦女解放的色彩了。
７０５年，宰相張柬之乘武則天年老病危，擁立中宗復位，尊武氏為「則天大聖皇帝」。同年冬，武氏死，享年８２歲，遺詔「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後。」李白把武則天列為唐朝「七聖」之一。
據林語堂先生《武則天正傳》，武則天一生共謀殺了九十三人（不包括其受到株連的親屬）。其中她自己的親人二十三人，唐宗室三十四人，朝廷大臣三十六人（不包括其走狗）。這裡面有多少是該死的，有多少是冤案；有多少確為武則天所害，有多少是別人對武則天的誣陷，這筆賬，只好留給歷史學家慢慢去算了。CCTV《百家講壇》——蒙曼說唐之武則天，也有一些記載。

『柒』 吳丹紅的學術成果

《法律與權利》（參編），中國社會出版社2004年1月版，承擔6萬字；
《證人制度研究》（合著，第一作者），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6月版，承擔30萬字；
《刑事司法大趨勢》（合著），中國檢察出版社2005年1月版，承擔8萬字；
《證據法學研究》（合著，研究生教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簡明證據法學》（合著，本科生教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4月版。《英國刑事司法程序》（合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4月版，承擔12萬字；
《新世紀的證據法》，獨譯，載《訴訟法學研究》第11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6年版；
《娃娃屋謀殺案》，獨譯，台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7年11月版；
《人民法院統一證據規定司法解釋建議稿及論證》，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8年5月版；
《特免權制度研究》，（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比較檢察制度研究》（合著），中國檢察出版社2008年6月版；
《中國刑事名案程序與證據問題研究》，副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法律的側面》，對外經貿大學出版社2009年6月版。
《證據法學》，（十一五規劃教材，合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2009年9月版。
《證據法學》，（參編，孫維萍主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辦理死刑案件證據規定與非法證據排除規定的釋義和適用》，參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0年7月版。
《刑事證據新規定釋義》，參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
《刑法與刑事程序》（第八版），合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即將出版。 《新刑訴法對刑事審判方式的改革》，《贛南審判》1998年第4期，0.5萬字；
《再探控權論——行政法理論基礎的反思》（獲院論文大賽二等獎），《盾鳴》1998年第5期，0.5萬字；
《電子商務的法律問題初探》（獲「華為杯」電子商務徵文三等獎），載《華中科技大學研究生學報》第20卷1期，0.6萬字；
《為陪審制度辯護》（該文獲校論文大賽一等獎），《青年法學》2000年秋季號，0.7萬字；
《舉證時限的理論思考與立法構想》，載《南京師大學報》（CSSCI索引）2001年第3期，1.2萬字；
《美國規制誘惑偵查的法理評介》，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0.7萬字；
《被告人認罪案件程序簡化改革芻議》，《人民法院報》2001年7月21日第3版，0.4萬字；
《論誘惑偵查》，載《法商研究》（CSSCI索引）2001年第4期，1.3萬字；
《共犯口供證明力淺論》，載《人民檢察》（核心）2001年第8期，0.5萬字；
《透視證人拒證權的價值理念》，載《律師世界》2001年第9期，0.5萬字；
《論共犯口供的證明力》，載《中國刑事法雜志》（CSSCI索引）2001年第5期，0.6萬字；
《證人證言的形式問題反思－－以庭審改革為切入點》，載《湘潭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4期；
《刑事訴訟證人拒證原因探析》，載《證據學論壇》（核心）第三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1版，0.6萬字；
《誘惑偵查初探》，載《公安大學學報》（核心）2001年第6期，人大書報復印中心《法學文摘卡》2002年第1期轉載，0.6萬字；
《「零口供」與沉默權》，《檢察新時代》2002年第2期；
《品格證據規則研究》，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2年第3期，1.9萬字；
《證人資格問題重述》，載《中國刑事法雜志》（CSSCI索引）2002年第5期，0.7萬字；
《兒童作證問題之研討》，載《政法論叢》（核心）2003年第1期，0.8萬字；
《論英美法上的意見證據》，載《律師世界》2003年第3期，0.7萬字；
《證人權利保障論綱》，載《安徽大學法律評論》2003年第1期，1.6萬字；
《證人保護制度探析》，載《華東政法學院學報》（CSSCI索引）2003年第3期，0.8萬字；
《「陷阱取證」的法律思考》，載《證據學論壇》（核心）第六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3年版；《律師文摘》2004年第1期全文轉載，1.9萬字；
《我國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探析》，載《中國司法鑒定》2003年第2期，0.9萬字；
《一體化下的歐盟司法制度》，《人民法院報》2003年5月26日B2版；
《證人作證的實現方式》，《山東大學法律評論》第1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1.5萬字；
《刑訊逼供案的舉證責任》，載《法律適用》（核心）2003年第7期，0.9萬字；
《英美恢復性司法述評》，載《中國監獄法學刊》（核心）2003年第6期，0.7萬字；
《刑事普通程序簡易審中的證據問題》，載《證據學論壇》（核心）第七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4年版，0.8萬字；
《證人制度的實證分析》，載《證據學論壇》（核心）第七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4年版，1.1萬字；
《傳聞證據規則研究》，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1.9萬字；
《實現正義的另一種進程》載《訴訟法論叢》第九卷（權威），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恢復性司法論壇》2005年卷（群眾出版社2005年版）全文轉載，1.9萬字；
《證人補償制度研究》，載《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CSSCI索引）2004年第3期，1.1萬字；
《證人制度的經濟學分析》，載《證據學論壇》（核心）第八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4年版，2.2萬字；
《歐美恢復性司法典型案例評價》，載《判解研究》（核心）2004年第2期，0.9萬字；
《證人制度改革縱橫談》，載《證據學論壇》（核心）第九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5年版，0.8萬字；
《歐盟檢察發展趨勢與中國檢察制度改革》，載《人民檢察》（核心）2005年第2期，0.7萬字；
《特免權的中國命運》，載《證據學論壇》（核心）第十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5年版，1.7萬字；
《法治視野下的卧底偵查》，載《法治論叢》2005年的4期，1.2萬字；
《角色、情境與社會容忍——法社會學視野下的刑訊逼供》，載《中外法學》（CSSCI索引）2006年第2期；人大復印資料《訴訟法學·司法制度》2006年第9期全文轉載，3.3萬字；
《面對中國的證據法學》，載《政法論壇》（CSSCI索引）2006年第2期，2.2萬字；
《刑事訴訟中的律師保密義務》，載《刑事法評論》（核心）第18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3.2萬字；
《司法場景中的證人作證》，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人大復印資料《訴訟法學·司法制度》（核心）2006年第11期全文轉載，1.2萬字；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實證研究——以法院處理刑訊逼供為例》，載《現代法學》（CSSCI索引）2006年第5期，人大復印資料《訴訟法學·司法制度》2007年第1期全文轉載，1.4萬字；
《證據法學研究的迷思——在西方樣本與中國現實之間》，載《政法論壇》（CSSCI索引）2006年第6期，0.7萬字；
《證據法的批判與建構》，載《環球法律評論》（CSSCI索引）2006年第6期，1.8萬字；
《中國式陪審的省察》，載《法商研究》（CSSCI索引）2007年第3期，人大復印資料《訴訟法學·司法制度》2007年第9期全文轉載，1.5萬字；
《傳聞法則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載《台灣本土法學雜志》第94期（2007年5月）；
《舉報人法律保護的實證研究》，載《法治論壇》2007年第3期；
《證據法學的啟蒙》，載《證據科學》2007年（第15卷）第1、2期；
68. 《力量博弈下的刑訊逼供》，載《華中法律評論》第三卷（2008年12月版）；
《民事訴訟中的測謊》，載《中外法學》2008年第6期；
《交叉詢問制度的中國問題》，載《證據學論壇》第14卷，2008年12月版;
《傳統訴訟文化新解》，載《西部法律評論》2009年第1期；
《證據法上的理論迷局》，載《證據科學》2009年第2期。
《中國證據立法的理想與現實》，載《訴訟法學研究》第15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9年9月版;
《犯罪主觀方面的證明》，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0年第2期，人大復印資料《訴訟法學、司法制度》2010年第7期全文轉載；
《理念嬗變下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載《理論視野》2010年第8期； 《喧囂中的前進：年終評點司法界》，《湖北法制報》2002年1月22日第15版；
《兒童作證，不是一紙規定那麼簡單》，《檢察日報》2002年12月6日第3版；《切莫盲從誤用測謊技術》，《檢察日報》2003年1月15日第3版；
《「誘惑偵查」須嚴格控制》，《檢察日報》2003年1月24日第3版；
《偷拍、偷錄的困惑》，《人民法院報》2003年1月24日B2版；
《面對司法的媒體監督》，《人民法院報》2003年1月27日B2版；
《亟待規定證人的三種權利》，《檢察日報》2003年2月28日第3版；
《醫療糾紛舉證責任倒置不應叫停》，《檢察日報》2003年3月28日第3版；
《弘揚法學家精神的可人》，《人民法院報》2003年4月14日B2版；
《卧底偵查需要法律規則》，《檢察日報》2003年6月6日第3版；
《與學術親密接觸》，《法學家茶座》第三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美國的誘惑偵查》，《檢察縱橫》2003年第6期；
《追究涉嫌偽證證人的程序》，《法治》2003年第7期；
《如何保障認罪口供的自願性和真實性》，《檢察日報》2003年10月30日第3版，0.4萬字；
《檢察機關在立案監督中具有調查權》，《檢察日報》2003年12月8日第3版，0.4萬字；
《如何建立證人經濟補償制度》，《檢察日報》2004年1月8日第3版；
《歐盟檢察制度有了新發展》，《檢察日報》2004年5月26日第3版；
《證據學研究的「三維世界」》，《證據學論壇》第八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4年版；
《卡拉能否永遠OK？》，載《方圓法治》2005年第5期；
《路的制度與制度的路》，《方圓法治》2005年第 2期；
《道德與法律縫隙下的公私概念》，《方圓法治》2005年第 4期；
《維權是最好的美容之道》，《方圓法治》2005年第15期；
《「大義滅親」文化與法律思維》，《方圓法治》2005年第 7期；
《事實·錯案·證據》，《方圓法治》2005年第 8期；
《科技利刃下的隱私權》，《方圓法治》2005年第 10期；
《提倡酷刑的童話》，《法學家茶座》第九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於細微處見法治》，載《中國婦女報》2005年12月20日；
《道德的善行與責任的缺位》，《方圓法治》2005年第 11期；
《證人為什麼不出庭？》，《法制日報》2006年1月5日第10版；
《受賄案件不宜誘惑偵查》，《方圓法治》2006年第 3期；
《為什麼不能實行毒品「合法化」》，《檢察日報》2006年1月9日第3版；
《叢林正義與司法正義》，《法制日報》2006年1月26日第11版；
《順從暴力與順應權力》，《方圓法治》2005年第 13期；
《證據立法呼聲緣何歸於沉寂？》，《檢察日報》2006年2月13日第12版；
《破案率的神話》，載《中國婦女報》2006年2月28日第6版；
《司法的悖論與尷尬》，《方圓法治》2005年第 14期；
《在法治的十字路口》，《方圓法治》2006年第5期；
《第二個辛普森——程序法治視野下的羅伯特殺妻案》，《方圓法治》2006年第6期；
《到底為什麼而爭論》，《檢察日報》2006年4月10日第3版；
《誘惑偵查：既然實際採用，就該立法規制》，《檢察日報》2006年3月20日，0.5萬字；
《讓律師走出保密義務的困局》，《檢察日報》2006年5月8日第3版；
《警察的素質》，《方圓法治》2005年第 16期；
《閑話「以保創收」》，《法制早報》2006年6月5日；
《變遷中的法學研究方法》，《檢察日報》2006年6月19日第3版；
《誰來監督監督者？》，《方圓法治》2005年第 17期；
《小廣告治理中的法治憂思》，《法制早報》2006年7月9日；
《事實的「羅生門」》，《檢察日報》2006年7月24日第3版；
《法律移植中的「捆綁性」》，《法制早報》2006年7月24日；
《毒品「合法化」的烏托邦》，《方圓法治》2005年第 19期；
《親歷庭審台灣「第一女婿」》，《方圓法治》2006年第15期；
《大學的開放與限制》，《法制早報》2006年8月20日；
《錯案何以揮之不去？》，《法制早報》2006年8月28日；
《律師的天堂與地獄》，《方圓法治》2005年第 21期；
《在台北親歷嗆扁現場》，《法律文摘》2006年第7期；
《法學院是怎樣煉成的》，《方圓法治》2006年第17期；
《個案請示制度的「熄燈號」》，《檢察日報》2006年9月18日第3版；
《致命的「常情斷案」》，《法制早報》2006年9月18日；
《百分之百的背後》，《方圓法治》2005年第 24期；
《美麗與哀愁：感受台灣地區法律的脈動》，《法制早報》2006年9月25日；
《中國證據法學第一人》，載《法學家茶座》第12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證據相對主義》，《檢察日報》2006年10月23日第3版；
《法學經濟分析的一扇窗》，《法制早報》2006年10月30日；
《法庭之上誰最大？》，《檢察日報》2006年11月20日第3版；
《法律的一廂情願》，《檢察日報》2006年12月11日第3版；
《動物的法律權利》，《檢察日報》2007年2月5日第3版；
《寶島司法掠影》，《法學家茶座》第14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禁鞭令的開禁與安寧權》，《方圓法治》2007年3月上期；
《排隊文明與中國法治》，《方圓法治》2007年3月下期；
《道路通向哪裡》，《法制日報》2007年4月1日；
《怎能用「電腦排期」根治司法弊病》，《法制日報》2007年4月15日；
《側面看法律》，《檢察日報》2007年4月16日第3版；
《以小說講授法庭科學》，《方圓法治》2007年4月下期；
《嚴格規則與自由裁量》，《方圓法治》2007年5月上期；
《不是神明在審判——電影〈十二怒漢〉中的證明問題》，《方圓法治》2007年5月上期；
《嚴格規則與自由裁量》，《方圓法治》2007年5月下期；
《從發現真實到價值多元》，《檢察日報》2007年6月18日（4748期）；
《錯位的權利保障》，《人民法院報》2007年6月26日第5版；
《打擊官員的「真」文憑》，《清風》2007年第3期；
《殺光所有的律師？》《晟典律師評論》2007年第1期，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8月版；
《雞肋：中國式陪審》，《中國改革》2007年第7期。
《保護舉報人是檢察機關的義務》，《法制日報》2007年8月5日第1版；
《法律人的理想與現實》，《檢察日報》2007年8月13日（4804期）；
《「紙餡包子」背後的真問題》，《方圓法治》2007年8月下期（205期）；
《塵封的檢察制度史》，《法學家茶座》第16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
《「紙包子」事件：引人深思的五個問題》，《人民法院報》2007年8月21日。
《法庭上的心理學家》，《法制日報》2007年8月26日第15版。
《司法改革的軟體與硬體》，《檢察日報》2007年9月4日（4826期）。
《預防腐敗犯罪需警惕當代韋小寶》，《法制日報》2007年9月9日。
《關於恢復性司法的一個反思》，《人民法院報》2007年9月26日第5版。
《千萬別來念法律？》，《方圓法治》2007年9月下期（205期）。
《法學何以成為科學》，《檢察日報》2007年10月8日。
《我的師父石仲朱》，《檢察日報》2007年10月18日「法學院」第13版；
《在台大法學院聽課》，《檢察日報》2007年10月18日「法學院」第21版；
《網路民意下的司法公正》，《法制日報》2007年10月21日；
《中國古代司法的另一面》，《方圓法治》2007年10月下期（209期）；
《韋式貪官與反腐利器》，《檢察日報》2007年11月9日（4885期）第6版。
《聶樹斌案的制度反思》，《法制日報》2007年11月11日第2版；
《證人是靠不住的》，載《人民檢察》2007年11月上期（第21期）；
《證據理論的一個側身》，載《方圓法治》2007年11月上期（210期）；
《科學證據的迷霧》，《法制日報》2007年11月11日第3版；
《真的「假文憑」與假的「真文憑」》，《檢察日報》2007年12月7日（4913期）；
《追問手術簽字制度》，《法制日報》2007年12月9日第2版；
《華南虎」真假辯：一場精彩的民間審判》，《檢察日報》2007年12月10日第3版；
《司法制度的選擇有慣性作用？》，《檢察日報》2007年12月17日第3版；
《個人所得稅的公眾期待》，《法制日報》2007年12月23日；《新華日報》2007年12月24日A3版轉載。
《科學證據一定是科學的嗎》，《檢察日報》2007年12月28日第6版；
《讓個稅回歸「劫富濟貧」的本來面目》，《檢察日報》2008年1月1日第3版；
《電信運營商能推個一干二凈？》，《檢察日報》2008年1月11日第3版；
《刑事證據規定能帶來什麼》，《法制日報》2008年1月27日第2版；
《我永遠不能說真話的遺憾》，《檢察日報》2008年2月1日；
《這是一個謊言盛行的年代嗎》，《檢察日報》2008年2月1日；
《一定要重復漫長的觀念更新進程嗎》，《檢察日報》2008年3月17日；
《歷史的另一張面孔》，《檢察日報》2008年3月21日；
《「許霆案」中的量刑裁量權困局》，《檢察日報》2008年4月4日；
《刑訊逼供與角色扮演》，《人民檢察》2008年第9期（5月）。
《法學研究的本土化問題》，載《檢察日報》2008年6月26日。
《訴訟的游戲規則》，載《檢察日報》2008年7月31日；
《奧運會報道要尊重運動員隱私權》，載《法制日報》2008年8月17日。
《「引誘性執法」是否具有正當性》，載《解放日報》2008年10月6日第11版。
《微軟的「正版秀」》，載《法人》2008年第11期。
《勿讓誠信體系破產》，載《方圓法治》2009年第1期；
《股市期待法治陽光》，載《方圓法治》2009年第2期；
《「鞭炮門」事件：公務員的年後第一課》，載《方圓法治》2009年第3期；
《網路反腐的民間力量》，載《方圓法治》2009年第4期；
《神證時代的正義》，載《檢察日報》2009年2月19日。
《為什麼又是礦難？》，載《方圓法治》2009年第5期；
《「上帝」為何期盼3·15》，載《方圓法治》2009年第6期；
《又見公捕公判》，載《方圓法治》2009年第7期；
《刑法的愚人節》，載《方圓法治》2009年第8期。
《刑事司法的「潛規則」》，載《方圓法治》2009年第9期。
《懲罰性賠償有多難》，載《方圓法治》2009年第10期。
《如果沒有口供》，載《方圓法治》2009年第11期。
《冷眼旁觀破案率》，載《方圓法治》2009年第12期。
《戴著鐐銬的舞者》，載《方圓法治》2009年第13期。
《刑罰的「實報實銷」》，載《人民檢察》2009年第13期。
《不自願的自願》，載《方圓法治》2009年第14期。
《法官和律師的角色》，載《方圓法治》2009年第15期。
《測不出的真相》，載《方圓法治》2009年第16期。
《二審為何不開庭》，載《方圓法治》2009年第17期。
《刑事司法中的「躲貓貓」》，載《方圓法治》2009年第18期。
《司法夾縫中的證人》，載《方圓法治》2009年第19期。
《職務犯罪的「零容忍」》，載《人民檢察》2009年第19期；
《偵查的司法控制》，載《方圓法治》2009年第20期。
《「釣魚式執法」暴露出的問題》，載《人民法院報》2009年12月8日第五版；
《公開審判的陰影》，載《方圓法治》2009年第21期；
《像法律人一樣思考？》，載《方圓法治》2010年第1期；
《從行人社會到汽車社會》，載《方圓法治》2010年第3期；
《法制的傳統和移植》，載《方圓法治》2010年第5期；
《該以怎樣的態度和措施遏制刑訊逼供》，載《人民檢察》2010年第5期；
《制度的糾錯系統》，載《方圓法治》2010年第7期；
《訴訟的時間之殤》，載《方圓法治》2010年第9期；
《羅彩霞案為何久拖不審？》，載《人民日報》2010年5月6日第9版；
《正義木桶的短板》，載《方圓法治》2010年6月20日第273期；
《在法律與人情之間》，載《方圓法治》2010年7月2日第274期；
《司法能見度》，載《方圓法治》2010年7月20日第275期；
《如何給「張競」公平的通道》，載《人民日報》2010年7月26日；
《讓訴訟成為真正的訴訟》，載《方圓法治》2010年8月20日第277期；
《騙子狂歡是一種社會病》，載《羊城晚報》2010年8月29日；
《見識刑事訴訟的潛規則》，載《改革內參》2010年第32期（8月27日）；
《交叉詢問制度碰到中國障礙》，載《改革內參》2010年第32期（8月27日）；
《捐款為何不是義務》，載《方圓法治》2010年9月20日第279期；
《法治離我們有多遠》，載《方圓法治》2010年10月20日第281期；
《避風港與紅旗》，載《方圓法治》2010年11月20日第283期； 2003年5月—2004年3月，參與何家弘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證人制度研究」，合著《證人制度研究》，已經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2004年2月—5月，參與歐盟－中國司法合作項目「歐盟刑事司法制度研究」，合著的《刑事司法大趨勢》已經由中國檢察出版社出版；
2005年6-12月，參與美國福特基金項目「反酷刑與中國刑事司法改革」，相關成果已經發表在核心期刊；
2006年，台灣中央研究院資助項目「證人制度比較研究」，已經提交報告；
2006年，參與何家弘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項目「證據法學研究」項目，相關成果已經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2005-2007年，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項目「證人保護制度研究」，已經完成。
2007年5月－10月，參與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統一證據規定》起草，已完成。
2007年7月－2008年1月，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司法權基本理論問題研究」，已完成。
2007年10月起，參與國家「十一五」規劃教材《證據法學》，已完成。
2007年11月起，參與最高人民檢察院重點課題「檢察制度比較研究」，已完成。
2008年4月起，獨自承擔中國政法大學校級課題「證據法學的啟蒙」，進行中。
2008年8月起，獨自承擔證據科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2008年度科研項目培育資金項目「民事訴訟中測謊結論運用之實證研究」，已完成；
2008年9月起，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證據立法問題研究》（08JC820046），進行中。
2010年6月起，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刑事證人保護制度研究》，進行中。

『捌』 張中的學術成果

著作：
1．《檢察制度原理》（合著），法律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2．《證據法學》（合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年9月版。
3．《〈人民法院統一證據規定〉司法解釋建議稿及論證》（合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8年5月版。
4．《弱勢群體的法律救助》（獨著），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8年1月版。
5．《刑事訴訟關系的社會學分析》（獨著），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6年6月版。
6．《刑事審前程序改革實證研究》（合著），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6年3月版。
7.《刑事證據制度與理論（上、中、下）》（合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1月。
8．《正當法律程序研究》（合著），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年5月版。
9．《律師學》（合著），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9月版。
10．《刑事訴訟法修改專題研究報告》（合著），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版。
11．《刑事訴訟法學案例教程》（合著），知識產權出版社2003年9月版。
12．《證據法學》（合著），法律出版社2003年2月版。
13．《刑事證據制度與理論》（合編），法律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14．《刑事訴訟法》（合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9月。
15．《中華法學大辭典》（合編），中國檢察出版社2001年1月版。
16．《刑事訴訟法一點通》（合編），石油大學出版社2000年2月版。
17．《防止犯罪工具書》（合著），警官教育出版社2000年2月版。
論文：
1．「關於《人民法院統一證據規定》調研報告」，《證據理論與科學—首屆國際研討會論文集》2009年4月。
2．「論法律援助進入鄉土社會的方式」，《訴訟法學研究》2008年6月。
3．「日韓司法制度考察報告實證研究」，《訴訟法學研究》2008年6月。
4．「改革審判程序 促進司法公正」，《法制日報》2006年12月14日。
5．「中英刑事審判程序改革研討會綜述」，《人民法院報》2006年12月14日。
6．「刑事訴訟中的弱勢群體論要」，《訴訟法學研究》，中國檢察出版社2006年9月版。
7．「論刑事司法體制改革與訴訟結構之調整」，《訴訟法理論與實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9月版。
8．「走向訴訟社會學」，《寸心集——樊崇義執教四十周年祝賀文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6年8月版。
9．「解讀『雙重危險』」，《訴訟法論叢》，法律出版社2005年7月。
10．「論我國刑事審前程序改革的基本思路」，《訴訟法理論與實踐》，中山大學出版社2005年6月。
11．「論私有財產的憲法保護與偵查程序改革」，《刑事審前程序改革與展望》，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年3月。
12．「權利保障與權力制衡」，《中國司法》2005年第1期/《人大復印資料》2005年第6期。
13．「論我國刑事訴訟原則體系的構建」，《中國司法》2004年第11期。
14．「暫緩判決實證研究」，《訴訟法理論與實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9月。
15．「刑事審前程序理念與制度探索」，《人民法院報》2004年8月11日。
16．「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並重」，《法制日報》2004年7月30日。
17．「論我國《刑事訴訟法》的法典化」，《中國司法》2004年第7期。
18．「強制收治『精神病人』應法治化」，《人民法院報》2004年6月4日。
19．「社會變革與刑事訴訟轉型」，《政法論壇》2003年第6期。
20．「『張冠李戴』的DNA鑒定」，《中國訴訟法判解》，中國檢察出版社2003年9月。
21．「論犯罪法人參與訴訟方式」，《四川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
22．「論刑事證據展示的價值基礎」，《西南科技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
23．「俄羅斯刑事訴訟結構轉向當事人主義」，《檢察日報》2003年3月24日。
24．「警方可以立案偵查重婚案」，《檢察日報》2003年1月23日。
25．「醫治刑訊逼供的良方——舉證責任倒置」，《法制日報》2002年12月12日。
26．「遲到的正義」，《法大成人教育》2002年第1期。
27．「不起訴制度若干問題研究」，《檢察實踐》2001年第1、2期/《訴訟理論與實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
28．「試論法人在我國刑事訴訟中的地位和作用」，《政法論壇》2000年第4期。
29．「偽證」，《法大成人教育》2000年第3期。
30．「論刑法中的嚴格責任」，《研究生法學》2000年第2期/《研究生法學50期特刊》。
31．「論我國刑事訴訟的證明標准」，《山東法學》1999年第6期。
32．「淺析我國刑法中的嚴格責任」，《研究生法學》1999年第2期。

『玖』 張玉環沉冤得雪，為他無償奔走3年多，律師為什麼無償付出

（一）張玉環的律師能夠無償為張玉環辯護3年時間，並且在人們懷疑的時候敢於直言

張玉環案大家應該都有所了解，在張玉環被無罪釋放的這26年的等待時間里，雖然張玉環的前妻宋小女是一位真正值得尊敬的女性。但是為張玉環洗清冤屈的律師也功不可沒，如果沒有他能夠幫助這個貧困的家庭做到無償辯護，相信在這么久的時間里，張玉環的家人也將會面臨很大的律師費用。在張玉環出獄後，很多網友仍會懷疑張玉環是否是本案的真凶。張玉環的代表律師能夠幫助他在網上發布正式的案情脈絡，同時也解開了很多網友對其的誤解。

『拾』 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的重要內容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 國家安全部 司法部
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

為規范司法行為，促進司法公正，根據刑事訴訟法和相關司法解釋，結合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和司法行政機關辦理刑事案件工作實際，制定本規定。

第一條 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屬於非法言詞證據。

第二條 經依法確認的非法言詞證據，應當予以排除，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第三條 人民檢察院在審查批准逮捕、審查起訴中，對於非法言詞證據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為批准逮捕、提起公訴的根據。

第四條 起訴書副本送達後開庭審判前，被告人提出其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應當向人民法院提交書面意見。被告人書寫確有困難的，可以口頭告訴，由人民法院工作人員或者其辯護人作出筆錄，並由被告人簽名或者捺指印。

人民法院應當將被告人的書面意見或者告訴筆錄復印件在開庭前交人民檢察院。

第五條 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在開庭審理前或者庭審中，提出被告人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在公訴人宣讀起訴書之後，應當先行當庭調查。

法庭辯論結束前，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被告人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也應當進行調查。

第六條 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被告人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應當要求其提供涉嫌非法取證的人員、時間、地點、方式、內容等相關線索或者證據。

第七條 經審查，法庭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問的，公訴人應當向法庭提供訊問筆錄、原始的訊問過程錄音錄像或者其他證據，提請法庭通知訊問時其他在場人員或者其他證人出庭作證，仍不能排除刑訊逼供嫌疑的，提請法庭通知訊問人員出庭作證，對該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證明。公訴人當庭不能舉證的，可以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的規定，建議法庭延期審理。

經依法通知，訊問人員或者其他人員應當出庭作證。

公訴人提交加蓋公章的說明材料，未經有關訊問人員簽名或者蓋章的，不能作為證明取證合法性的證據。

控辯雙方可以就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問題進行質證、辯論。

第八條 法庭對於控辯雙方提供的證據有疑問的，可以宣布休庭，對證據進行調查核實。必要時，可以通知檢察人員、辯護人到場。

第九條 庭審中，公訴人為提供新的證據需要補充偵查，建議延期審理的，法庭應當同意。

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申請通知訊問人員、訊問時其他在場人員或者其他證人到庭，法庭認為有必要的，可以宣布延期審理。

第十條 經法庭審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可以當庭宣讀、質證：

（一）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未提供非法取證的相關線索或者證據的；

（二）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已提供非法取證的相關線索或者證據，法庭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沒有疑問的；

（三）公訴人提供的證據確實、充分，能夠排除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屬非法取得的。

對於當庭宣讀的被告人審判前供述，應當結合被告人當庭供述以及其他證據確定能否作為定案的根據。

第十一條 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的合法性，公訴人不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或者已提供的證據不夠確實、充分的，該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第十二條 對於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的被告人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意見，第一審人民法院沒有審查，並以被告人審判前供述作為定案根據的，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進行審查。檢察人員不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或者已提供的證據不夠確實、充分的，被告人該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第十三條 庭審中，檢察人員、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未到庭證人的書面證言、未到庭被害人的書面陳述是非法取得的，舉證方應當對其取證的合法性予以證明。

對前款所述證據，法庭應當參照本規定有關規定進行調查。

第十四條 物證、書證的取得明顯違反法律規定，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否則，該物證、書證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第十五條 本規定自二〇一〇年七月一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