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非會議成果

A. 1954年日內瓦會議上中美大使會談的內容是什麼

1955年9月10日，中美大使級會談達成兩國平民回國協議，這是長達15年之久的馬拉松式的中美大使級會談中達成的唯一協議。由此，1955年下半年至1965年底從美國返回中國的科學家有130多人，其中有錢學森等著名科學家。多年之後，周總理在談到日內瓦會談時說：「中美大使級會談雖然沒有取得實質性成果，但我們要回了一個錢學森，單就這件事來說，會談也是值得的。」

1954年4-7月，中美蘇英法五國及有關國家在日內瓦舉行了討論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的會議。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以五大國之一的地位參加討論國際問題的一次重要會議。周恩來率團參加了會議，任中國代表團的首席代表。5月19日，英國代表團成員杜威廉向中國代表團成員宦鄉口頭表示，他願以私人身份就在華美僑問題和在美華僑問題作為中、美之間的中介人。宦鄉向周恩來匯報這一情況，周恩來立即想到中國有一批留學生和科學家被扣留在美國，其中包括錢學森這樣著名的科學家。他們對於建設新中國來說，無疑是急需的寶貴人才。於是他指示宦鄉：如美方再來試探，可同意經英方中介進行直接接觸，視美方態度，確定在何處舉行談判，談判中首先要聯系中國留美學生和科學家被扣問題。5月27日，宦鄉根據周恩來指示，口頭答復杜威廉。6月1日，杜威廉向宦鄉口頭轉達：美國代表團希望就在華美僑和在美華僑問題與中國代表團進行接觸。宦鄉請示周恩來後，口頭回答杜威廉：中國方面從不拒絕進行商談。6月4日下午，杜威廉口頭告宦鄉稱：美國代表團指定尤?阿?約翰遜(駐捷公使)為代表、馬丁(國務院遠東司副司長)為助手與中方接觸。建議雙方接觸地點在國聯大廈。杜威廉還說，艾登外相指示他作為中介，參加中美之間的接觸。宦鄉請示周恩來後，口頭回答杜威廉：我方由代表團秘書長王炳南為代表、柯百年為助手與美方接觸；同意雙方接觸地點在國聯大廈；不同意杜威廉作為中介，參加談判。中美之間的首次外交接觸就這樣借日內瓦會議之機揭開了序幕。

1954年7月21日，日內瓦會議結束。從1954年9月2日起到1955年7月15日，中美雙方改在日內瓦舉行領事級會談，前後共舉行了17次。其間，美方只想得到他想要的東西，只想做於他有利的事，卻對中國提出的要求或王顧左右而言他，或設置重重障礙，執意阻撓中國僑民和留學生返回祖國。同時，美方也拒絕接受中方願意為那些想到中國探視美犯的家屬給予簽證的善意，決定不發護照給任何去中國訪問的美國公民。領事級會談未取得任何成果。

為了打破中美外交接觸的僵局，1955年4月23日，周恩來在參加亞非會議的八國(緬甸、錫蘭、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菲律賓、泰國)代表團團長會議上發表聲明：「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的問題。」

周恩來的聲明大大將了美國一軍。當然，其時美國也想找機會緩和一下中美之間的緊張關系，同時也需要安撫國內輿論。7月13日，美國政府即通過英國向我方建議，中美雙方互派大使級代表在日內瓦舉行會談。經過磋商，中美雙方確定將原在日內瓦進行了將近一年的領事級會談升格為大使級會談，並確定我方代表是我駐波蘭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是美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約翰遜。

中美大使級會談的消息一公布，整個世界為之震驚。各國的重要報紙幾乎都把這件事作為頭版頭條新聞。有的報紙還被搶購一空。中美大使級會談的消息成為新聞媒介傳播的熱點。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級會談在瑞士日內瓦國聯大廈內開始。

第一次會談由於中方宣布釋放美國間諜，也由於中方代錶王炳南和約翰遜已經熟識，因此會談氣氛輕松愉快。最後雙方達成會談議程的協議，一是遣返雙方僑民問題，二是雙方有爭執的其他實際問題。

在日內瓦，1955年8月8日舉行第4次會談，當時王炳南還不知道錢學森已經得到可以回國的通知，他再次向約翰遜進行交涉。約翰遜答復說錢已被允許離開美國。這樣，為錢學森回國一事所進行的斗爭遂告結束。

日內瓦中美大使級會談是艱難持久的。周恩來仍直接領導了中方的每一步驟。

1958年8月，周恩來又代表中國政府單方面宣布取消不讓美國記者進入中國的禁令並同時向美國15家重要新聞單位拍發電報，邀請他們的記者來華訪問一個月。這一高著使頑固的杜勒斯大吃一驚，也震動了世界。美國新聞界歡呼雀躍，紛紛要求來中國訪問。這便使我方在中美會談中更有了主動權。

經過我方努力，9月10日這天，雙方終於達成了兩國大使的聯合聲明協議，其主要內容是：中美雙方承認，在各自國家內的對方平民享有返回的權利，並宣布已採取且將繼續採取適當的措施，使他們能夠盡速行使其返回的權利；中美兩國分別委託印度和英國政府協助中美平民返回本國。

這個協議是雙方在互不承認的情況下，搞的一個各說各的傑作，以後尼克松和周恩來達成協議發表的上海公報也仿效了這種形式。正如王炳南所言，「這份協議同時也是1972年上海公報發表前的唯一一份中美之間達成的正式協議」，「我至今讀來都能感覺到這份協議上每一個字的份量」。

日內瓦開始的中美大使級會談是在新中國誕生後五年，也是美國視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敵人的時間長達五年後，兩國政府間的首次外交接觸。當時，新生的社會主義中國尚處於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孤立的狀態。周恩來以政治家的卓越膽識和外交家的敏銳靈活，及時地捕捉到美國方面通過英國人表示想解決在華僑民及間諜歸國問題的機會，使中美雙方政府代表坐到了一起。無論其實質性接觸的成果如何，這本身就是一次外交上的突破。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指出：「靈活不是妄動，妄動是應該拒絕的。靈活是聰明的指揮員，基於客觀情況，『審時度勢』(這個勢，包括敵勢、我勢、地勢等項)而採取及時和恰當的處置方法的一種才能」。周思來正因為能審時度勢，才在最恰當的時候抓住可以導致中美外交接觸的戰機而乘勢引導，從而促成了中美大使級會談。在折沖尊俎中，周恩來處處主動，不斷將美方的軍，使其措手不及，每每處於下風位置。錢學森終被允回國，便是周恩來抓住時機、主動出擊的一項重要成果。

B. 亞非會議有什麼重要意義

出席
萬隆會議
是新中國第一次參加的大型多邊國際會議，對擴大中國的國際影響和推進國際形勢和國際關系的積極發展意義重大。中國政府高度重視，決定由
周恩來
總理親自率團與會。帝國主義、
殖民主義
和台灣
蔣介石
集團對此非常害怕，製造了震驚中外的
克什米爾
號飛機空難事件，妄圖謀害周總理，阻撓中國與會。但周總理從亞非團結反殖的大局出發，置個人安危於度外，以
大無畏
精神毅然堅持與會，並促成大會取得
圓滿成功
。
萬隆會議
是在困難和復雜的條件下召開的。在29個與會國中，有社會主義國家，有參加美國拼湊的《馬尼拉條約組織》和《
巴格達條約組織
》的國家，有中立的民族主義國家；有與我建交、對我友好的國家，有未與我建交、對我不友好甚至敵視的國家。這些對會議的順利進行帶來難度。尤其是帝國主義、
殖民主義
勢力為維護舊的強權秩序，千萬百計進行干擾和破壞活動。它們見阻撓會議召開不成，便改變策略，在與會國中進行挑撥離間、分化拉攏，陰謀製造分裂，挑起爭吵，改變會議的反殖性質和方向。美國就為此派出了70多人組成的龐大的「記者」團到
萬隆
活動。這些對會議產生了很大的干擾和消極影響，使會議雜音時起，出現波折和爭吵。雖然多數國家堅持反帝反殖的正義立場，但也有相當部分國家宣揚西方觀點。有的代表在會上攻擊共產主義是「專制」、「獨裁」、是「新殖民主義」，有些國家還在會上宣讀一份提案，提出「譴責一切形式的殖民主義」，說社會主義即為其中的一種；有的代表反對「和平共處」的提法，說這是「共產黨的詞彙；有的國家的代表甚至公開攻擊中國利用華僑對鄰國搞顛覆活動。就在會議可能偏離正軌、步入歧途和爭執不下、陷入僵局的關頭，周總理先後發表了三次極具針對性和說服力的重要演講，並在會下廣泛而深入地做工作，以鞭辟入裡的真知灼見、合情合理的切實主張、親切友好的坦誠態度和妥善解決問題的客觀公正立場，感動了與會者，贏得了人心，連有些對我不友好的國家的代表也為之心悅誠服。周總理在會議上重申的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倡導的團結合作、求同存異、協商一致精神，提出的反帝反殖、尊重各國的獨立和主權、維護新興國家的和平等
國際地位
、促進地區和世界和平的主張，成為與會者的普遍共識和會議的基調。這為會議取得歷史性重要成果，為
萬隆
精神和「十項原則」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周總理在
萬隆會議
上所展示的大智大勇、顧全大局的氣度、非凡的領袖魅力，和為會議的成功作出的巨大貢獻贏得了與會的各國代表和國際輿論的高度評價。黎巴嫩代表團團長當面稱贊周總理「在會上的每次辯論中都獲得勝利」，「取得比
任可
其他與會者都要大的成功」。外電評論說「
周恩來
是
萬隆會議
的靈魂人物和真正主角」。
周總理在
萬隆
會議上卓有成效的工作和非凡的風度，增進了亞非國家和整個國際社會對新中國的了解與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消減了不少國家對我國的誤解、偏見和疑慮，為新中國贏得了朋友，提高了新中國的
國際地位
和影響。
萬隆會議
後，我國的對外關系打開了一個新局面，出現了一個外國同我國建交的高潮。在短短的5、6年時間里，到1961年，僅亞非地區新增同我建交國即達十個之多，並為十年後即1971年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後出現的第二次建交高潮奠定了基出。
周恩來總理
率團出席
萬隆會議
並取得巨大成功，在
中國外交
史上寫下了輝煌篇章，同時也為開辟國際關系新時代作出了寶貴貢獻。

C. 請簡要說說 日內瓦會議 和萬隆會議 的主要內容（中國取得的成就）

在第一階段最後一次會上，美國代表糾集「聯合國軍」的國家拋出「十六國宣言」，妄圖在沒有任何協議的情況下結束會議。在這關鍵時刻，周恩來當機立斷，作了即席發言，提出至少應該通過一項決議；決定今後將繼續努力達成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協議。他說：「中國代表團帶著協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會議，如果我們今天提出的最後一個建議都被拒絕，我們將不能不表示最大的遺憾。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將對這一事實作出判斷！」他的發言義正詞嚴，合情合理，誠懇朴實而又充滿義憤，很打動人。在他發言過程中，全場一片寂靜。這一英明步驟顯然出乎對方預料，使之陷於被動。比利時代表斯巴克急忙解釋，說什麼「十六國宣言」同周總理的建議精神是一致的。周恩來當即追問：既然一致，為什麼不能十九國呢？斯巴克不得不表示贊成中國代表團的建議。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立即提出無保留地支持比利時代表所附議的中國代表團的建議。這一來，對方陣腳大亂。美國代表聲稱，在請示政府以前不準備發表意見，不參加表決。南朝鮮代表說比利時不能代表十六國，至少不能代表南朝鮮。周恩來最後指出：美國這樣的態度，「使我們大家都了解到美國代表如何阻撓日內瓦會議，並且阻止達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議」。事後，莫洛托夫祝賀周恩來的精彩發言便會議取得了大的成就。朝鮮同志說：中國同志使外交變成藝術。日內瓦會議第二階段的議題是討論印度支那問題。本來，印度支那問題遠比朝鮮問題復雜，利害關系十分錯綜。但由於5月7日越南在戰場上取得了奠邊府大捷，形勢大為改變。6月中，法國國內矛盾尖銳化，20日拉尼埃政府倒台。傾向於早日結束印支戰爭的孟戴斯一弗朗斯組閣。法國不想再完全聽從美國，美國在會上很孤立，印支問題有了取得協議的可能。1954年6月15日，中、蘇、越三國代表團商談寮國、柬埔寨問題，為了使會談取得進展井達成恢復印支和平的協議，周恩來在會上提議作出一些讓步，來取得越南在劃區問題上的補償。蘇、越表示同意。次日，周思來向英國外長艾登作了說明。23日，周恩來同法國新任總理孟戴斯一弗朗斯在伯爾尼會晤，坦率地交換了意見。最後，與會各國達成了協議，規定了停止印度支那戰爭的具體辦法，規定了解決印度支那政治問題的原則。7月21日，周恩來在最後一次會議上發言說：「印度支那敵對行動的停止就要實現了。舉世盼望的印度支那的和平就要恢復了。正如朝鮮一樣，和平又一次戰勝了戰爭。讓我們更加堅定信心，繼續為維護和鞏固世界和平而努力。」
美國宣布不參加會議的最後宣言，把自己完全放在了孤立的地位。會後，越南胡志明主席發表文告說：「在日內瓦會議上，由於我國代表團的斗爭，由於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國代表團的幫助，我們取得了一個偉大的勝利，法國政府承認了我國的獨立、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並且同意了從我們的土地上撤退法國武裝部隊，以及其他。」越南勞動黨中央致電中共中央，對中國方面在「抗戰中以及日內瓦的外交斗爭中」給予越南方面的「全面的幫助」，表示「誠摯的感謝」。
參加日內瓦會議是周恩來首次登上國際舞台。他本著學習的精神，以無產階級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氣魄和膽略，積極主動地創造性地開展了大量的國際統一戰線的工作，團結和爭取了一切可以團結和爭取的力量，揭露和擊退了杜勒斯之流對會議的破壞，使會議取得了成果。有的西方報紙說，周恩來在這次會議上消除了國外人們頭腦中一個「好戰的」中國的形象。周恩來的發言代表了亞洲人的聲音。美國本想在日內瓦會議上孤立中國，但經過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的出色工作和斗爭，美國搞的一套不能得逞，反而使它自己陷於孤立。日內瓦會議開始時，中美雙方的關系是十分緊張、尖銳對立的。經過日內瓦會議，架設了中、美官員雙方接觸的橋梁。會議期間，中美雙方舉行了四次會談。這些會談成為此後中美大使級會談的前奏。
中美大使級會談先是在日內瓦，後是在華沙舉行，延續15年。這是周恩來主持下的新中國外交在特定條件下的一種獨創，它使中美兩個大國在互不承認的對立情況下，有一個溝通意見的渠道。所謂「兩國互不承認，卻有會談關系，沒有外交關系，卻又互相派出大使進行長期會談；雙方還可以達成某種協議，即協議聲明，創造了協議上你講你的，我講我的新寫法。這在國際關系史上也是獨樹一幟的。這種創造性在當時起到了表明中國的立場、態度，並與美國進行直接斗爭和交涉的作用」。例如，1962年蔣介石趁大陸遭受自然災害，掀起一股反攻大陸的惡浪，福建前線戰雲密布。當時的關鍵，是看美國的態度如何。王炳南在大使級會談中聽到美國代表卡伯特說，他們將盡一切力量來防止這種事情，甚至說，如果蔣介石要行動，我們兩家聯合起來制止他。這個情報對當時國內的決策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如，中國宣布12海里領海，美國不承認。但美方表示他們的軍艦決不會進入12海里，這也是在大使會談中透露給中國的。中美大使級會談實際上反映中美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兩國關系。兩國雖然隔絕，卻是互相了解底細的。正是周恩來的智慧和才能，有這十幾年的會談，最終形成美國承認台灣是我國領土，並接受中國提出的「廢約、撤軍和斷交」的建交三原則的條件下同中國建交。日內瓦會議期間，周恩來同英國外交大臣艾登舉行多次談判，達成中英兩國在北京和倫敦互派代辦的建立半外交關系的協議。這也是外交上的一種創舉。
萬隆會議（Banng Conference）是1955年4月18～24日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的反對殖民主義，推動亞非各國民族獨立的會議。又稱第一次亞非會議。由緬甸、錫蘭（今斯里蘭卡）、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巴基斯坦5國發起，邀請阿富汗、中國、柬埔寨、寮國、泰國、埃及、菲律賓、尼泊爾、伊朗、約旦、伊拉克、黎巴嫩、土耳其、葉門、沙烏地阿拉伯、越南民主共和國、衣索比亞、蘇丹、利比亞、賴比瑞亞、黃金海岸(今迦納)、敘利亞、日本、南越等國家和地區參加。中國總理周恩來率代表團參加。會議廣泛討論了民族主權和反對殖民主義、保衛世界和平及與各國經濟文化合作等問題。會議期間，某些原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國家利用一些國家製造紛爭和矛盾，並對中國發出詆毀性言論，企圖分裂會議。周恩來提出「求同存異」方針。在中國和大多數與會國努力下，會議一致通過了包括經濟合作、文化合作、人權和自決、附屬地人民問題和關於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等部分的《亞非會議最後公報》，確定了指導國際關系的10項原則。這10項原則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引申和發展。會議號召亞非各國團結一致、和平相處、友好合作、共同反對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被稱為萬隆精神。

D. 急急急 周恩來在亞非會議如何克服困難取得成功

一位西方記者問周總理：「請問總理先生，現在的中國有沒有妓 女？」不少人納悶：怎麼提這種問題？大家都關注周總理怎樣回答。周總理肯定地說：「有！」 全場嘩然，議論紛紛。周總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補充說了一句：「中國的妓 女在我國台灣省。」頓時掌聲雷動。

--------這位記者的提問是非常陰毒的，他設計了一個圈套給周總理鑽。中國解放以後封閉了內地所有的妓院，原來的妓 女經過改造都已經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這位記者想：問「中國有沒有妓 女」這個問題，你周<-->恩來一定會說「沒有」。一旦你真的這樣回答了，就中了他的圈套，他會緊接著說「台灣有妓 女」，這個時候你總不能說「台灣不是中國的領土」。這個提問的陰毒就在這里。當然周總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倆，這樣回答既識破了分裂中國領土的險惡用心，也反襯出大陸良好的社會風氣和台灣的對比。哎呀，周總理考慮問題周密細致，同時又那麼快速反應，你不佩服他也難啊！

2.外國記者不懷好意問周<-->恩來總理：「在你們中國，明明是人走的路為什麼卻要叫『馬路』呢？」周總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們走的是馬克思主義道路，簡稱馬路。」

--------這位記者的用意是把中國人比作牛馬，和牲口走一樣的路。如果你真的從「馬路」這種叫法的來源去回答他，即使正確也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周總理把「馬路」的「馬」解釋成馬克思主義，恐怕是這位記者始料不及的。

3.美國代表團訪華時，曾有一名官員當著周總理的面說：「中國人很喜歡低著頭走路，而我們美國人卻總是抬著頭走路。」 此語一出，話驚四座。周總理不慌不忙，臉帶微笑地說：「這並不奇怪。因為我們中國人喜歡走上坡路，而你們美國人喜歡走下坡路。」

-------美國官員的話里顯然包含著對中國人的極大侮辱。在場的中國工作人員都十分氣憤，但囿於外交場合難以強烈斥責對方的無禮。如果忍氣吞聲，聽任對方的羞辱，那麼國威何在？周總理的回答讓美國人領教了什麼叫做柔中帶剛，最終尷尬、窘迫的是美國人自己。

4.一位美國記者在采訪周總理的過程中，無意中看到總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國產的派克鋼筆。那記者便以帶有幾分譏諷的口吻問道：「請問總理閣下，你們堂堂的中國人，為什麼還要用我們美國產的鋼筆呢?」周總理聽後，風趣地說：「談起這支鋼筆，說來話長，這是一位朝鮮朋友的抗美戰利品，作為禮物贈送給我的。我無功不受祿，就拒收。朝鮮朋友說，留下做個紀念吧。我覺得有意義，就留下了這支貴國的鋼筆。」美國記者一聽，頓時啞口無言。

-------什麼叫自搬石頭砸自己的腳？這就是一個典型事例。這位記者的本意是想挖苦周總理：你們中國人怎麼連好一點的鋼筆都不能生產，還要從我們美國進口。結果周總理說這是朝鮮戰場的戰利品，反而使這位記者丟盡顏面。也是，想和周總理較勁，門都沒有。

5.一個西方記者說：「請問，中國人民銀行有多少資金?」周<-->恩來委婉地說：「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資金嘛?有18元8角8分。」當他看到眾人不解的樣子，又解釋說：「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面額為10元、5元、2元、 l元、5角、2角、 l角、5分、2分、1分的10種主輔人民幣，合計為18元8角8分……」

-------周總理舉行記者招待會，介紹我國建設成就。這位記者提出這樣的問題，有兩種可能性，一個是嘲笑中國窮，實力差，國庫空虛；一個是想刺探中國的經濟情報。周總理在高級外交場合，同樣顯示出機智過人的幽默風度，讓人折服。你說這樣的問題事先怎麼准備，沒有雄辯的口才和飛速的思維怎麼可能做到

E. 建國初期，新中國的外交取得哪些成果

建國第一年，抄我國就與蘇襲聯、東歐等17個國家建立外交關系。
1953年，在接見印度代表團時，，周恩來總理首次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原則。（2）1954年，周恩來總理訪問印度、緬甸，三國總理積極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1954年4——7月，參加日內瓦會議（瑞士）。作用：第一次以五大國之一的身份參加，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為打開新中國外交新局面發揮積極了作用。
1955年，參加萬隆會議（印度尼西亞）。影響：第一次沒有殖民主義國家參加的亞非首腦會議。中國提出「求同存異」的方針，促進了會議的圓滿成功，也促進了中國同亞非各國的團結與合作。形成「萬隆精神」。

F. 2015萬隆會議召開的時間,地點,主題,成果是什麼

今年的萬隆會議於2015年4月22日至24日齊聚雅加達和萬隆，舉行亞非峰會，並圍繞「加強南南合作，促進世界和平繁榮」主題，本著重振和加強我們的夥伴關系的精神，紀念1955年亞非會議召開60周年和亞非新型戰略夥伴關系建立10周年。
成果：認可萬隆市市長於2015年4月2日簽署的《萬隆人權城市宣言》，並宣布萬隆為亞非團結的首府。
宣布4月24日為「亞非日」，以紀念亞非團結與合作，以及促進世界和平與繁榮夥伴關系的建立。
可以上有關的網站去搜查有關的資料

G. 中非合作研究取得哪些新成果

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即將在9月舉行，中國和非洲智庫專家8月20號舉行會議，探版討中非互助與人類命權運的共同未來，並聯合發布中非合作研究成果。

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何亞非：「中非都是發展中國家，面對西方國家貿易保護主義要反全球化、民粹主義上升，在這樣的形勢下，中非如何加強合作，維護現有的國際體系，現有的全球資源貿易體系，維護我們現有穩定的制度，中非的南南合作，中非之間的合作，政治上的，經濟上的，都可以作出表率。」

非洲駐華使節指出，中國的改革開放和脫貧成就舉世矚目，非洲國家從中學習借鑒了很多經驗，更期待通過中非合作論壇機制，非洲國家也能摸索出一條適合非洲自己的、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

H. 第二次亞非會議為什麼沒能成功舉行

第二次亞非會議，是一次差點開成了但最終卻沒能開成的國際會議。此事與中國頗有淵源。在此之前的第一次亞非會議，即著名的舉行於1955年的萬隆會議。那次會議發表了「萬隆會議十項原則」，其中涵蓋了由中國、印度和緬甸等國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筆者曾有幸到過一次印尼萬隆，也專門去參觀了萬隆會議的舊址，這幢建築物現如今是一個博物館。站在當年各方雲集的會場中，睹物思人，不免心生感慨：一個多麼風雲激盪的時代！在當年的萬隆會議上，周恩來總理縱橫捭闔，運作各方，為會議的成功作出了傑出貢獻。第一次亞非會議以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為旗幟，宣示新獨立的各國有能力主導自己的命運，從而在當代國際關系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既然如此，那麼，在萬隆會議召開十周年後舉行第二次亞非會議，似乎便成了順理成章之事。由於第一次會議是在亞洲召開的，第二次會議照理應在非洲舉行。各方對此均表同意。

1964年4月，二十二個亞非國家的外長齊聚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舉行第二次亞非會議籌備會。會議作出一個重大決定，即1965年3月10日在非洲舉行第二次亞非國家首腦會議。至於在哪個非洲國家召開，則建議由非洲國家首腦會議商定。三個月後，在開羅舉行的第二次非洲首腦會議上討論第二次亞非會議的舉辦國時，爭論很激烈。經過反復協商，最後決定在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召開。

外交史的記載顯示，中國對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一事極為重視。1964年4月9日下午，周恩來總理親往機場歡送陳毅副總理兼外長率代表團前往印度尼西亞出席第二次亞非會議籌備會議。4月18日，周在政協禮堂出席首都各界一千五百多人舉行的集會，隆重紀念第一次亞非會議九周年。各國使節、亞非拉友人出席了大會。4月26日，周又親往機場迎接陳毅副總理率代表團出席第二次亞非會議籌備會議後回到北京。在萬隆會議後的這一時期，中國與印度尼西亞間的各項事務發展順暢，關系十分良好，自然也共同成為推動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的重要力量。

然而，1964年的亞非各國，要在次年召開第二次亞非國家首腦會議，面臨著的形勢極其錯綜復雜。根據時任中國駐阿爾及利亞大使的曾濤憶述，有爭議的問題頗為不少。

第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是蘇聯可否與會。在雅加達外長會議上，印度就提出建議邀請蘇聯與會，中國等一些國家表示反對，理由是蘇聯為歐洲國家，第一次亞非會議沒有參加，第二次也不必邀請。當時，中蘇關系已經破裂，中蘇之間正在進行一場公開的大論戰。中印同為第一次亞非會議與會國，但中印之間在1962年發生了一場邊界戰爭，關系出現了嚴重裂縫，而印度與蘇聯則走近。此後，印度繼續堅持邀請蘇聯與會。

第二個問題是要不要邀請聯合國秘書長吳丹與會。阿爾及利亞有意邀請吳丹和聯合國大會主席奎森薩基參加。中國堅決反對把亞非會議和聯合國掛鉤，指出聯合國誹謗中國和朝鮮是「侵略者」，至今不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聯合國的代表是美國的代理人，不能邀請他們參加。

第三是關於是否邀請馬來西亞的問題。當時印尼與馬來西亞嚴重不和，印尼代表認為馬來西亞是英國新殖民主義的人為產物，不同意邀請。有的國家代表則認為馬來西亞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人為產物，不應把它排斥在外。中國支持印尼不邀請的意見。

第四是有些非洲國家想邀請沖伯代表剛果出席會議，但因沖伯曾經殺害剛果獨立領導人盧蒙巴，好幾個亞非國家反對沖伯政權。

第五是關於是否邀請南朝鮮、南越參加的問題。大多數國家代表認為它們是美國的傀儡政權，不應邀請。少數國家代表則提出只要是亞非國家都可邀請。

面臨如此爭議紛紜的問題，可以想見各方要達成一致之困難程度。在此背景下，東道國阿爾及利亞提出由於物質、技術准備工作來不及，要求延期召開會議。1965年1月27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同印尼第一副總理兼外長蘇班德里約會談時，稱：反帝反殖陣營、新興力量陣營正在擴大，但還要做許多工作，如開好第二次亞非會議。阿爾及利亞提出因技術原因，第二次亞非會議最早在5月開。蘇加諾總統只好同意，先在萬隆舉行十周年慶祝，形成聲勢，推動工作，這樣就把壞事變成了好事，也給我們帶來了兩個任務。一是在推遲後，由於離會議召開還有四個月，夜長夢多，要破壞的人就會活動起來，所以要防止破壞活動；二是要好好慶祝萬隆會議十周年，這本身帶有防止破壞的任務，要把這兩個任務聯系起來。

2月8日，正式決定宣布：原定於1965年3月10日召開的第二次亞非首腦會議由於物質、技術原因推遲到1965年6月29日舉行，為首腦會議做准備的外長會議於6月24日舉行。這是第二次亞非會議的第一次延期。

1965年3月30日至31日，周恩來總理對阿爾及利亞進行了兩天的訪問，主要是與本貝拉總統會談。周詳細解釋了中國反對亞非會議與聯合國掛鉤和反對邀請蘇聯與會的理由。還說：蘇聯不參加有好處，不會把社會主義國家間的爭論，特別是中蘇兩黨、兩國的爭論帶到會上。

4月中下旬，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兼外長前往印尼，參加了第一次亞非會議十周年慶祝活動，期間會見了前來參加同一紀念活動的阿爾及利亞副總理賽義德等。5月，在會見到訪的印尼第一副總理兼外長蘇班德里約時，周就第二次亞非會議問題說，亞非反帝斗爭深入發展，群眾基礎更加廣泛，上層分子在分化。阿拉伯國家、非洲國家都出現了分化。第一次亞非會議不為西方所重視。當時它們自恃有東南亞條約組織和巴格達條約組織，認為會議開不好。萬隆會議的結果出乎帝國主義的意料之外。現在，非洲有三十多個國家獨立，亞非加起來有六十多國，此外還有二十多個爭取獨立的國家和地區。十年前，人們都看不起亞非會議，現在都想鑽進來。第二次亞非會議雖然有困難，但是市場價值很高。我們面臨著一場很大的斗爭。這場斗爭不僅是在亞非內部，而且還是在聯合國之外的一場大斗爭。

周恩來的感覺沒有錯，不久就出現了大風波，使第二次亞非會議命運多舛。6月18日，周恩來和陳毅乘專機離京赴阿聯（即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由埃及和敘利亞於1958年組成，1961年敘利亞退出後，阿聯解體，但埃及仍然保留這個國號直到1972年為止）訪問，包含有為第二次亞非會議作最後准備的意思，並將由開羅前往阿爾及爾出席第二次亞非會議。

不料天有不測風雲，還在中國政府代表團飛往開羅的途中，阿爾及利亞國防部長布邁丁於6月19日清晨發動軍事政變，逮捕了總統本貝拉，成立了以布邁丁為主席的革命委員會，第二次亞非會議的東道國風雲驟起，政局突變！周恩來等下飛機後，受到阿聯總理薩布里迎接，並在當天舉行的會談中得知了一些情況。第二天即6月20日，周在阿聯總統官邸同納賽爾總統舉行第一次會談。納賽爾總統談了阿爾及利亞「六一九事件」，又介紹了一些情況，以及亞非會議能否如期召開的問題，雙方同意在與對方和其他國家協商之前先不表態。晚上，周在納賽爾總統舉行的宴會上講話重申，中國政府一貫支持第二次亞非會議的召開，中國的態度是積極的。過去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次日，中國外交部負責人分別約見21個亞非國家的駐華使節，通知他們中國方面對阿政變的態度和主張如期開會的立場。外交部並指示我駐亞非各有關國家使節，要他們向駐在國說明中國立場，希望其領導人如期與會。

6月22日，周在開羅同納賽爾總統進行了第四次會談。當討論到亞非會議問題時，周表示，二次亞非會議的反帝調子不應低於二次不結盟會議，否則就是軟弱無力的會議。點名譴責和指出侵略的性質、責任，兩者比較，後者主要。必須分清敵我。晚上，在為納賽爾總統舉行的答謝宴會上，周表示，中國完全支持如期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並且熱忱希望亞非國家將通力合作，使第二次亞非會議不僅如期召開，而且能夠開好。顯然，中國希望已定於數日內召開的第二次亞非會議不受政變影響，按原定計劃舉行。

然而，形勢變化快，轉折還是發生了。6月23日凌晨3時15分，周恩來在開羅接見專程前來的阿爾及利亞外長布特弗利卡。在外長介紹了「六一九事件」的起因和經過後，周談了對阿爾及利亞事件的認識。上午，周在納賽爾總統陪同下乘專列訪問亞歷山大港。去車站的路上，納賽爾總統第一次提到了推遲亞非會議的問題。納賽爾稱：昨晚布特弗利卡對我說，現在阿爾及利亞的局勢不安定，最好推遲亞非會議。但阿爾及利亞不便出面建議推遲。中午，周在亞歷山大和納賽爾總統會談時表示，如東道國對如期召開會議確感困難，希望在小范圍內向阿聯、印尼、中國、朝鮮、越南、馬里和巴基斯坦等國代表說明困難。納賽爾則說，要它對那麼多國家說明困難是不可能的，因為它面子上過不去，范圍要再小一些，如向中國、印尼和阿聯等三個國家說明就行了。周表示同意。納賽爾還對周說，英聯邦非洲國家，如肯亞、坦尚尼亞、尚比亞、馬拉維、迦納等都建議推遲會議。

彷彿這還不夠，6月25日晚，已確定作為會址的阿爾及爾國際會議大廳發生了一起爆炸事件，導致十幾個工人和工作人員傷亡。這樣一來，人們又陡然增加了對安全形勢的擔憂，各國代表議論紛紛。對此事阿爾及利亞方面一直未提出調查報告，因而原因至今不明。十一個阿拉伯、非洲國家的代表在阿爾及爾舉行非正式會議，提議第二次亞非會議推遲到10月舉行，理由是非洲國家來得太少，現在開會不能代表非洲。在此形勢下，各方均同意延期。經特別會議討論，通過了第二次亞非首腦會議改期於1965年11月5日舉行、外長會議於10月28日召開的決議並向外發表了公報。這樣，第二次亞非會議又被第二次延期了。

在此前後，印尼總統蘇加諾和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也先後到達開羅。6月28日，周恩來在開羅和印尼總統蘇加諾、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阿聯總統納賽爾舉行會談。在分析第二次亞非會議推遲的原因時，認為主要是已到阿爾及利亞的代表代表性不夠，首先是黑非洲國家的比例太小，而25日爆炸事件是會議推遲的一個導因。

6月30日，周恩來在開羅同蘇加諾、納賽爾和巴基斯坦外長布托（阿尤布總統已回國）會談。納賽爾表示，四國會談象徵四國友好，也意味著亞非團結；亞非會議面臨很多困難，但一定要使會議成功。周恩來表示延期是正確的，要多向其他國家解釋；指出延期主要原因是代表性不夠，爆炸事件是導因；支持舉行新興力量會議，可與亞非會議平行，但不要妨礙亞非會議。蘇加諾表示，四國會談有很大成就，希望四國首腦在第二次亞非會議前夕再在開羅集合同往阿爾及爾，以示四國團結。布托介紹了各國在阿爾及爾協商推遲第二次亞非會議的經過，強調亞非團結的重要性。

下午，周恩來結束對阿聯的訪問和陳毅等乘專機離開羅回國。在機場，周發表告別辭，表示：中國將繼續為第二次亞非會議的成功作出最大努力。

在亞非會議被迫延後舉行的這段時間中，亞非兩大洲的各種矛盾繼續發酵，且發生了不利於亞非會議的變化，包括：（1）不少亞非國家經濟困難，希望得到美國援助，表示不願公開反對美帝國主義。（2）阿聯和阿爾及利亞這兩個對華友好的國家改變了態度，都公開支持邀請蘇聯與會。（3）阿爾及利亞公開表示將邀請聯合國秘書長和聯大主席出席會議。（4）印度和巴基斯坦為克什米爾問題發生沖突，兩國關系緊張。（5）雖經做工作，有些國家對布邁丁發動政變仍不肯原諒，對到阿爾及爾參加亞非會議持抵制態度。

形勢的如此變化和各種矛盾的交織發展，迫使中國方面考慮在這種情況下亞非會議能否開好的問題。

9月8日，在書面答復正在中國訪問的中東通訊社主編卡邁勒阿密爾提出的問題時，周恩來總理說，亞非會議是亞洲國家和非洲國家的會議。蘇聯既不是亞洲國家，更不是非洲國家，因此沒有資格參加亞非會議。第一次亞非會議，正是根據這個道理，沒有邀請蘇聯參加。周還指出，最近數月，蘇聯廣泛開展活動，要一些亞非國家重新提出邀請它參加亞非會議的問題，實際上是要在亞非國家中間重新挑起分歧，破壞亞非團結，使第二次亞非會議面臨嚴重的危機，甚至有開不起來的危險。蘇聯不能參加亞非會議是一個原則問題，中國政府將為維護這個原則而斗爭到底。

9月30日，周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印尼臨時人民協商會議代表團，說：對亞非會議，我們現在的態度還是希望能夠開成，開好。但是我們又要考慮到面臨著的一些障礙，就是美蘇合作，還加上利用聯合國，從亞非國家之外和之內來進行破壞，把原來預定的反帝、反殖特別是強調反美的基調降低，不僅比第一次萬隆會議的調子低，而且比去年不結盟會議的調子還低，甚至違背今年6月底在開羅發表的四國公告的主張。如果會議開成這樣，那當然是很不利於亞非反帝的共同事業的。中國最近把這樣的情況向比較堅持反帝斗爭的國家的朋友們提出了。但是，究竟是不是10月底亞非會議還要去開，是在亞非會議經過爭論，造成一個不利的形勢，或者甚至於開不成，還是因為上面所說的關系就主張延期？我們還沒有作最後決定。

也就是在這一天的晚上到10月1日凌晨，印尼國內突然發生了「九三〇事件」，以蘇哈托為首的印尼陸軍集團以當天晚上印尼軍隊數名高級將領被殺為由，發起反擊，矛頭指向總統府衛隊、總統蘇加諾和印尼共產黨。其結果，蘇加諾總統的權力被架空，印尼共遭到滅頂之災，印尼政局急轉直下。這一事件的發生是如此突然，令人措手不及。作為中國重要夥伴的印度尼西亞及蘇哈托總統已自顧不暇，第二次亞非會議又失去了一支重要力量，再次遭受打擊。中國和印尼這一對舉足輕重的關系也由此向下逆轉，急劇滑落。

10月9日，周恩來在中南海西花廳接見巴基斯坦商業部長法魯克時談及：附帶說一說，亞非會議有很大可能開不成。印巴問題未解決。印尼最近不幸發生了國內問題，情況迄今尚未全面弄清。現在蘇聯又要鑽進來，在亞非會議上開辟中蘇論戰的戰場。非洲和阿拉伯國家都各有問題。時機還不成熟。因此可能要延期。請法魯克先簡單地轉告阿尤布總統，以後再正式交換意見。

經過進一步研究和分析當時的亞非形勢，中國終於形成了結論，認為在目前矛盾重重的情況下，亞非會議不可能開好，還可能導致分裂，不利於亞非團結。因此，作出了爭取第二次亞非會議不定期延期舉行的內部決定。這就是說，一直都是第二次亞非會議重要支持力量的中國的態度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10月22日，周恩來總理致函三十八個亞非國家及其政府首腦，闡明中國政府對於延期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的立場。函中指出，當前形勢不利於亞非會議的召開。現在開會，勢必使亞非國家在外長籌備會議一開始，就陷於嚴重爭論之中，這不僅無助於亞非人民團結反帝，反而要損害亞非團結，損害亞非國家之間的友好關系，導致亞非國家的分裂。從維護亞非團結的整體利益出發，中國主張第二次亞非會議延期召開。

月底，由阿爾及爾傳出的決定宣布：第二次亞非會議不定期推遲。這樣，經過兩次延期後，第二次亞非會議最終被不定期地延期了。

幾天後，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即將離任的敘利亞駐華大使拉斯蘭時，周恩來說，經過很多國家會內和會外的努力，現在大概有了一致的認識：目前形勢不利於召開亞非會議。現在延期，就維護了萬隆精神，就可以繼續高舉萬隆旗幟。如果勉強開會，必然導致分裂，萬隆原則、協商一致的原則就要遭到破壞。這不是一件好事。

「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這是毛澤東1963年的詩句，也是一個時代的寫照。20世紀60年代，世界各地風雲激盪，各種力量迅速分化改組。圍繞第二次亞非會議的種種及其最終的流產，是一個歷史時代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