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北區域經濟史研究的新成果

❶ 概括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區域經濟發現的新變化，並簡要分析其歷史意義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五周年之際，世貿組織總幹事拉米對中國的表現給出了「A＋」的評價。 加入WTO的五年，也是我國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2006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就已經達到20萬億元人民幣；外匯儲備突破10000億美元。入世五年，我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已經佔到13%的比重，躍升為第三大貿易國，第四大經濟體。2007年三季度世界銀行發布的《中國經濟季報》指出，2007年中國經濟對世界GDP增長的貢獻度有可能超過美國，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將成為全球經濟「發動機」。 中國與世界貿易組織的蜜月期還沒有結束，與多個貿易成員國的貿易摩擦就已經接踵而來。根據WTO秘書處對2007年上半年各成員國的貿易糾紛調查報告：各成員國在此期間內共發起49起反傾銷調查，其中有16起針對中國出口產品。雖然這一數字比2006年同期的31起下降了近一半，但中國仍然是反傾銷調查的熱點國家，是美國和歐盟反傾銷的主要目標《2007年中國五大反傾銷案件盤點》，中國紡織網，2007年11月16日。。在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過程中出現的這些問題與現象，要求我國的發展模式和總體開放水平再跨上一個新台階。 （二）全球經濟一體化內涵的深化與擴展 近年來，經濟全球化的浪潮已經超出傳統產品貿易，對國際政治、安全、社會和文化發展包括全球氣候變化等重要領域產生了日益廣泛、深刻的影響。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速度以及內涵不斷深化與擴展，對各國發展的影響日益加深。因此，一個國家中的區域發展不僅需要深刻認識國情，同時也需要以新的理論體系構建分析框架，支持對全球化的認知，以形成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 1 新興國家崛起，世界格局出現多極化，是近年來世界經濟體系的一個重要變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07年10月發表報告指出，2006年全球經濟增長有一半來自中國、印度及俄羅斯三個國家。新興經濟體正在為全球經濟增長提供關鍵的支撐，全球經濟的擴張變得更加均衡，較為貧窮的國家，尤其是一些亞洲國家，走在了發展的前列。 2007年，世界經濟出現下行趨勢，權威人士預計2008年世界經濟將呈現「半冷半熱」格局。美國次貸危機「冷潮」影響的重頭是美國、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中國等新興市場雖受牽連，但預計仍將繼續呈現較「熱」的經濟增長勢頭。多極發展已經在世界經濟進程的總體走勢上產生重要影響。 2 資本市場進入全球化新階段，新興經濟體資本市場將逐步在世界資源配置中發揮作用 全球知名咨詢公司麥肯錫發表的報告認為，全球資本市場正進入全球化的新階段。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布的《2007世界投資報告》指出，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流入量連續三年增長，2006年達13060億美元，比上年增加38%，為2000年以來增幅最高的一年。盡管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仍然是外國直接投資最主要的來源，其直接投資佔全球外資流出量的84%，然而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對外投資正在悄然而起。中國2006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達到212億美元，在全球位列第18位。但是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卻更為令人矚目。僅僅兩年時間，中國資本市場已經從原來的全球新興市場第四位，躍居全球新興資本市場首位。針對2006~2007年兩年中國股市的發展狀況，英國《金融時報》刊文評價：一個資本大國正在崛起。中國資本市場的快速成長，其融資功能、價格發現功能、資源配置功能的有效發揮，強力支撐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預計在未來若干年後，中國資本市場作為全世界最大的新興市場，將在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中發揮出重要作用。 金融體系是現代市場經濟配置金融資源、化解和分散金融風險的中樞。完善我國的資本市場是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在全世界進行資源配置的一著重棋。必須看到，我國的資本市場還處在培育期，還很不完善，目前仍然具有單一層次、依靠簡單規模擴張的基本特徵。我國還構不成一個資本大國，我國在世界資本市場中抵禦風險的能力需要加強。我國幾大區域加快金融體系全面建設的步伐正是對這一趨勢的積極響應。 3 全球經濟一體化已經使得主要國家經濟波動的傳導速度以及對世界經濟影響深度遠遠超過以往 2007年，美國發生的次貸危機不僅放緩了美國經濟的發展速度，而且也引起了世界其他經濟體的波動。從2007年的情況來看，中國在兩個方面受到影響：一是影響到中國的外貿出口，特別是以美國為主要出口市場的外貿企業訂單不斷縮水；二是對金融業的沖擊程度超過人們原先的預期，中國率先「出海」的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和QDII基金以及大型上市銀行的次級債投資，都遭遇到不同程度的風險和損失。2008年美國經濟放緩已成顯勢，次貸危機無論對全球經濟有怎樣的負面影響，中國都不可能是局外人，而且開放程度較高區域的敏感度也會強一些。

❷ 五代十國時淮北的歷史

經濟文化我不懂，可以給你簡單介紹一下當時的地理
安徽雖然大部分在南唐，但是淮北實際上在中原統治下，中原國家與南唐的分界線就是淮河。
不知道你問的淮北是指淮北區域還是淮北市
如果是淮北地區，當時主要分海州，沂州，徐州，宿州，泗州，亳州，潁州。
如果是指淮北市，當時乃至唐宋都並非城鎮，當時該地屬於宿州的符離縣轄區。而此時的宿州是刺史州，歸武寧節度使（治所在徐州）管轄。
由於宿州當時位於邊境，所以經濟文化應該不發達，但是宿州並非戰略要地，雎水也較淺，所以宿州區域戰亂較少。而淮北附近的徐州卻是五代十國的重鎮，因為中原如要進攻淮南，主要的進攻方式就是沿泗水而下。

❸ 誰知道淮北的文化歷史

淮北源遠流長，早在7000年前新石器早期，人類就在此繁衍生息。約4000年前原始社會末期，中國「上古五帝」之一的顓頊在現淮北市市府所在地相山建城。

公元前二十一世紀，商湯十一世祖相土曾遷都於此。2500多年前，宋共公瑕將宋國國都由河南睢陽遷此，歷90年。在此後的1000多年間，歷代王朝先後在此設郡或縣。

為古相城繁榮時期，據初步考察，計有200餘處文物點，重要的文化遺址有石山孜等14處。始建於約公元前200年的臨渙土城為全國唯一現存的鎮級土城牆。

在出土文物中，漢畫像石的品位之高，數量之多，為中國少有的幾個城市之一。淮北自古人傑地靈，著名的歷史人物有：春秋時期的政治家蹇叔（約公元前628-前560年）。

兩漢之交的大哲學家、經學家桓譚、三國時期的文學家、音樂家，史稱「竹林七賢」之一稽康（公元223-262年）；中國現代雕塑大師劉開渠（公元1904-1993年）。

(3)淮北區域經濟史研究的新成果擴展閱讀：

淮北民俗文化：

淮北花鼓戲流行於蘇、皖北部邊界以內，至宿州、澮河以北這一較小區域，是極具風格的稀有劇種之一。淮北花鼓戲源於明初，50年代初期，淮北及豐、沛、蕭、碭地區的民間花鼓班達百餘家。

淮北花鼓戲主要曲調有宿州調、澮北調、口子調平板、寒板等；舞蹈為「壓花場」和「大小武場」兩種，有文有武；說唱和詠唱融於一體；角色行當齊全，劇目豐富。

計170餘出，其中大戲110出，小戲60餘出，另有段子72篇。淮北花鼓戲的唱腔哀婉纏綿，低徊流轉，尤其「寒調」具有代表性，唱來如泣如訴，如哀如嘆，別具一格，極富個性。

淮北花鼓戲的舞台表演較完整保留了傳統戲曲「虛擬表演」的原始狀態，所有情景純用虛擬手法表現，男女演員可互扮各種角色行當。「花鼓大花場」是淮北花鼓戲最具特色的「絕活兒」。

表現形式為男角背花鼓（稱「鼓架子」）。在「盤鼓」和「八句子」中展現豐富多彩的舞姿。女角頭扎綉球，手舞長綢，腳綁特製木墊。

表演技術難度高，演員需有深厚的基本功和表演技巧。在淮北花鼓戲的發展史上，曾涌現了許多優秀的表演藝術家。

❹ 如何理解和認識區域經濟學的研究內容

研究的主要范疇包括：區域經濟理論、生產力布局理論、生產力布局的經濟調節機制、新地域的經濟開發戰略和經濟規劃等。區域經濟學是20世紀50年代在宏觀區位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門經濟學科。
區域經濟學(Regional Economics，也稱地區經濟學)是經濟學與地理學交叉而形成的應用經濟學。空間經濟學一詞常作為區域經濟學的同義詞。當區域經濟學的課題特別涉及到城鎮時，則使用城市經濟學一詞。區域經濟學是從經濟學角度研究區域經濟發展與區域關系協調的科學。 其與區位理論既有聯系，也存在區別。區域經濟學是經濟學（一級學科）下的應用經濟（二級學科）下的一個三級學科。

❺ 新經濟史學的相關資料

新經濟史學的顯著特點是利用經濟理論和計量經濟學方法，分析人類經濟社會的發展歷史，探求興衰成敗原因，為當今社會經濟發展提供借鑒。當前對新經濟史學的研究框架主要是根據編年進行歸納，一般將新經濟史學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是以計量分析為基本內容，其方法主要是「反事實度量法」和「間接計量」；第二階段(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是以經濟制度分析為基本內容，主要方法是制度經濟理論特別是產權理論；第三階段(20世紀80年代以來)是歷史生理學，即將人類生存狀況演變史研究與社會經濟史研究結合起來，將歷史計量分析、制度分析加以綜合和擴展並與現代生物與醫學分析技術等自然科學成果結合起來。[1]三個階段環環相扣，層層遞進，具有內在的邏輯聯系。然而，這對全面了解新經濟史學的研究內容卻不能給予直觀印象，並且如果有不同的研究方法，相同的研究內容會被重復研究討論。受經濟學被劃分為微觀、中觀和宏觀經濟學的啟發，我們嘗試把新經濟史學劃分為微觀、中觀和宏觀分析的新經濟史學體系，其中把分析某單一市場或某個項目的經濟史研究歸納為新經濟史學微觀分析；把分析某個行業總體狀況發展變化的經濟史歸納為中觀分析；把分析某個國家或地區總體發展變化的經濟史歸納為宏觀分析。一、新經濟史學的微觀分析所謂新經濟史學的微觀分析是指用微觀經濟理論作為分析工具，把單個經濟單位的生產、消費等經濟活動作為研究對象，對歷史事件中的市場價格及其與經濟主體的理性行為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和檢驗。其代表性研究成果是日本江戶時期的大阪堂島米市場。大阪堂島米市場產生於江戶幕府統治時期。江戶幕府是一個遵循封建制度和身份制度的保守政府。幕府不但強制性地建立起了嚴格的社會秩序，並且還禁止對外接觸和貿易。這給人的印象是一種類似歐洲中世紀經濟停滯的黑暗時期。幕府的收入主要依賴於農民的年貢，幕藩領主對領內年貢米實行統一控制，當需要把大量糧食運出領外時，幕藩領主感到依賴初期豪商有許多不便。原因是沿用初期豪商的辦法不能從流通過程中獲利，也不能很好地管理年貢米的運輸和銷售，效率非常低。因此，幕藩領主們自己直接進行年貢米的運送、保管和銷售，在領地內進行港灣和運輸航路的整備以及管理大米質量和包裝，在轉運中心大阪建立轉運倉庫，並且聘用運輸、商品交易、金融方面的專業人員參與管理。在17世紀後半期，全日本各藩陸續把大米運入大阪，大阪藏米銷售量逐漸增加，出現了自發性的大米市場。[2]隨著交易規模的增加，為了促進交易的順利進行和避免交易風險，大阪米市場逐漸規范。最初大米市場上的交易以實物交易為主，存在許多不便。為了便於交易，市場自發產生了「大米券」，它規定大米券的持有者可以在30日內交換(提取)大米，但實際上在較長時間仍可流通。這樣大米券不但具備了價值儲存和交換手段的功能，而且還促進了大米市場的流通。隨著大米券從發行到提貨時間的延長，米商對米價變動的風險增大。長此以往，勢必會導致米市交易萎縮。為了消除這種交易風險，大阪有兩名大米經濟人研究出了「買賣系商內」交易法。具體做法是設立「建物米」，同行業者須交納一定的押金，就能進行一定期限內的期貨交易，在規定日期內付清買賣余額。期初余額結算是在當事者之間進行，隨著交易逐步頻繁，買賣雙方關系復雜化，就由叫做「遣來兩替(籌措兌換)」的專門結算機構承擔。這就是後來的「帳合米商內」(期貨交易所)的起源，[3]隨後發展成為大阪堂島米期貨市場。[4]對於大阪堂島米交易市場問題，一些日本新經濟史學者曾以傳統方法做過卓有成效的研究。而新經濟史學者則認為，僅對堂島米市場形成的過程和意義進行分析和描述是不夠的。弄清楚該市場的價格形成是否具有現代金融理論意義上的那種有效性，才更具有經濟學上的意義。日本學者依據該設想和當時堂島米市場現貨和期貨的價格數據，對當時米市場的功能和性質進行計量實證檢驗，他們還將期貨價格和現貨價格的差額(期貨溢價)對在庫米的數量等進行了回歸分析，結論是當時的堂島米市場已在某種程度上具備了商品期貨市場的性質。鑒於此，不應把江戶時代看作是一個停滯不前的黑暗時期，而應當看作是一個在社會安定基礎上充滿活力地進行發展的時代。在這期間，日本農業生產力有了較大提高，商品作物及國內貿易有了飛躍性進步，日本已經具備了工業化的條件。[5]二、新經濟史學的中觀分析所謂新經濟史學的中觀分析是指應用產業組織經濟學、管制經濟學等中觀經濟學理論，重點分析某一行業、某一部門或某一地區的歷史事件變動情況，從而探究這類事件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英國航海條例對英國和有關歐洲國家以及北美殖民地的社會經濟影響。所謂航海條例是英國歷史上關於航海貿易的一系列立法，它最初目的是為了鼓勵發展英國航海事業和海外貿易，保護英國在重商主義體系中的利益，其直接體現是保持國際貿易中的順差地位。[6]航海條例主要規定有：一是凡殖民地的貿易，其所用船隻均須是英國人或殖民地製造、擁有和指揮，船員也必須至少有3/4是英國人或殖民地人；二是所有和殖民地進行的國際(泛指英帝國以外的地方)貿易都要經英國操辦；三是某些殖民地商品只能出口到英國。起初這些商品只限於煙草、糖、棉花、染料木和靛藍，但到18世紀初，大米、糖蜜和海軍補給品等商品也被列入。[7]航海條例保護了英國作為殖民地母國的經濟利益：一是這樣能確保得自運輸貿易的巨大收入留在帝國之內；二是這樣做能夠加強英國的海軍力量，鞏固軍事霸權；三是限制殖民地與外國進行直接貿易能提高英國經濟利益。航海條例也能給殖民地帶來好處。首先，它使殖民地避免來自英帝國之外的競爭，保護了殖民地幼稚產業。其次，英國對殖民地一些生產給予補貼的政策使殖民地從中受益。例如，自1748年起，英國政府對每磅靛藍給予6便士的補助金，它對南卡羅來那工業的成長起了關鍵性的作用。[8]最後，由於重商主義保護政策，英國政府將其國內市場向北美殖民地開放，使那些沒有享受產品補貼的北美殖民地出口商也間接從中受益。但是，航海條例損害了歐洲其他國家和北美殖民地的社會效益。對歐洲其他國家來說，首先，把貿易對象局限於英國及其殖民地，它可能出現不能選擇運輸價格最低的運輸服務商作為合作對象。例如，荷蘭人較早採用了沒有武裝的平底快船，雖然他們能夠以更低價格提供運輸服務，但他們卻不能成為合作對象；其次，任何對英帝國之外的貿易必須經過英國，產生了更多不必要的運費、搬運費、停泊費、海關通關費等其它與之相關的費用，[9]這些額外增加的費用降低了殖民地農場主出售煙草時所獲的利潤，同時也提高了消費者支付煙草製品的價格，損害了生產者和最終消費者的利益。例如，從1725年至1729年，阿姆斯特丹的煙草價格是費城煙草價格4倍多，這主要反映了這兩個市場之間的搬運和運輸費用差距。[10]航海條例還給北美殖民地帶來了更多的負擔。航海條例在進口環節給北美殖民地帶來了額外負擔。如果殖民者要從英帝國以外進口商品，則不得不對這些商品付出高進價，其原因是進口價包含了間接經過英國傳送所增加的費用。與進口環節相類似，航海條例給北美殖民地的出口也帶來了沉重的負面效應。殖民地生產的煙草和大米出口歐洲須從英國再出口，且再出口費用的很大一部分要由南部殖民地種植園主承擔，航海條例使得這些種植園主要付出更高的運輸費用。為了在市場上競爭，種植園主的產品售價不能相應抬高，從而降低獲利。此外，航海條例可能把更低運費的外國船隻排除在貿易航運之外，使得殖民地出口商不得不支付更高的運費給英帝國內部的船隻，從而相應地提高了北美殖民地的生產經營成本，降低了利潤。據羅伯特·托馬斯估計，航海條例在1770年給殖民地進出口造成的總負擔為310萬美元。[11]因此，對外貿易鏈條的人為拉長和限制，使殖民地人民遭受了經濟損失。此外，北美殖民地沒有貨幣發行權，不得不把貴金屬出口到母國英國，這使得殖民地內的貴金屬嚴重短缺，貨幣數量嚴重失衡，從而使殖民地內部貿易發生混亂，無法順利進行，嚴重影響了殖民地人民生活和經濟秩序，致使北美人民日益不滿。從某種意義上說，航海條例的經濟後果是獨立戰爭爆發的經濟原因之一。三、新經濟史學的宏觀分析所謂新經濟史學的宏觀分析主要是指運用宏觀經濟學理論對國民經濟活動的歷史變遷進行研究，著重考察歷史上國家或地區的國民收入、就業水平、價格水平等經濟總量變動情況及其對社會經濟發展變化的影響。其中以道格拉斯·諾思和羅伯斯·托馬斯對西方世界各國發展興衰的研究最為具有代表性，它為新經濟史學提供了一個宏觀分析框架。新經濟史學的任務之一是解釋經濟在每個歷史時期的結構和績效。在解釋績效時，最初強調的是總產量、人均產量和社會收入分配。[12]從這些內容可以看出，經濟績效就是經濟增長。[13]新古典增長模型用以分析經濟增長的基本特徵主要有：一是該模型假定資源是稀缺的，個人選擇反映了一組慾望、需求或偏好，並且這些選擇是根據機會成本作出的。二是最大化假定宣稱個人寧可選擇較多而不是較少的商品和勞務，既然提高生產潛力可以生產較多的商品，因而整個社會都將為增加資本存量貢獻他們的部分成果。該理論認為，決定產量的資本存量是實物資本、人力資本、自然資源、技術和知識的函數。但是，諾思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經濟增長模型值得懷疑，他認為這種模型使用未證實的假定來解釋一切令人感興趣的問題，只適用於無摩擦的理想社會，原因在於該模型的幾個重要假設經不起進一步推敲：第一，新古典增長模型假定西方國家經濟中存在一種激勵機制，這種激勵機制使個人能夠按全部差額得到投資的社會收益，就是說，私人收益率和社會收益率相等，外部性不存在；第二，該模型假定新知識的獲得和利用收益不會出現邊際遞減，因為在成本固定的條件下能夠增加自然資源的存量；第三，該模型假定儲蓄有實際收益；第四，該模型假定生育後代的個人和社會費用是相等的；第五，該模型假定人們的選擇和預期的結果是一致的。[14]而現實卻與這些假設相矛盾。鑒於新古典增長模型的諸多缺陷，諾思主張重新構建經濟增長模型，他認為新經濟史學解釋歷史上的經濟增長問題，需要有一個人口統計變動理論、知識存量增長理論和制度理論，以便彌補前述有關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缺陷。[15]新經濟史學應當包括以下主要內容：一是經濟結構理論。諾思認為，經濟增長的決定力量由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技術、人口和意識形態構成。二是經濟增長中的制度因素。這是諾思經濟增長理論的核心。諾思通過對西方經濟史的重新解讀，得出結論：「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所在。」[16]這修訂了經濟學家們通常把創新、規模經濟、教育和資本積累等看作是經濟增長的原因。綜上分析，諾思引用宏觀經濟學之經濟增長理論透徹分析西方世界的興起的同時，結合各國歷史實際情況，提出了新的學術觀點，其新觀點有說服力地解釋了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使新經濟史學對歷史事件的解釋力度空前增強。四、小結經過本文分析論述，新經濟史學的研究內容也基本上可以被劃分為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這種劃分方式，構建了一個比較清晰的、有層次的新經濟史學研究架構，使新經濟史學研究思路更為清晰。不過，本文僅是研究新經濟史學的初步設想，必然有所不當之處。本文只想在新經濟史學研究中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希望在討論中推進新經濟史學的研究。

❻ 歷史史學研究的新成果哪些可以引進課堂

當今社會，史學研究新成果的運用越發走向廣泛化，而高考的歷史命題也逐漸向史學研究新成果靠攏，了解史學研究新成果就顯得尤為重要，現在就像大家介紹五種史學研究新成果類型：1.文明史學研究新成果：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歷程，也展現著人類社會文明的發展軌跡。人類文明可以從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個大方向來研究，再細分到各個文明不同時代的發展；2.整體史學研究新成果：世界各地區的發展從四分五裂走向整體，其強調的是這個世界是一個整體，世界各國政治、經濟、文化等的發展都是相互聯系密不可分的，可以延伸到現今的全球化進程；3.現代化史學研究新成果：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進步，人類經歷了從原始社會到傳統農業社會再到現代工業社會的演變，政治、經濟、文化都日趨現代化發展，人類社會越來越法制、民主、自由；4.社會史學研究新成果：世界這個整體又是由一個個小個體組成的，分為各大洲、各個國家、各個地區以及各個人民，我們不僅要了解社會大事，更要關注身邊與我們息息相關的小事；5.生態史學研究新成果：地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家園，我們在積極尋求發展、探索世界的同時，要關注自然生態系統，讓人類與自然能夠和諧相處共同生存。
對待歷史，我們在尊重歷史的前提下，就像「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樣，不同的學者會有不同的評價，同一個學者在人生的不同階段對同一段歷史又會有不同的看法，我們不能用狹隘的眼光或者單一的觀點來看待歷史，否則有可能會歪曲歷史。我們應該用辯證統一的方法，採用多種史學研究新成果來解讀歷史，才能更好地感受歷史記住歷史，在高中歷史教學中也是一樣的，老師在課堂上應該綜合運用多種史學研究新成果對學生進行講解歷史知識，讓歷史發展脈絡更加清晰，更方便學生理解記憶~

❼ 主要研究成果與結論

（1）全面分析了全球地質環境驅動力、組成要素、環境問題時空變化及未來趨勢，表明經濟全球化促使世界資源環境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資源、環境與生態問題交織程度日益加深。

按照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響應（DPSIR）的技術框架，分析了全球化大背景下工業化、城市化、農業現代化等經濟活動對地質環境變化的驅動作用，研究了土地、水、礦產等地質環境要素隨時間變化規律和水土污染、滑坡、泥石流等地質環境問題走向，梳理了國際社會為加強地質環境保護所做出的政策響應，並對未來全球地質環境形勢進行了研判。

研究表明：各國經濟發展和全球化深刻影響和改變了世界資源環境格局，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分化明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環境污染與生態惡化形勢日趨嚴峻，各國之間的資源、環境與生態影響不斷加大，資源、環境與生態問題交織程度日益加深，全球經濟體面臨著傳統發展模式與可持續發展模式的艱難選擇。全球地質環境前景堪憂，對地質環境調查提出了新的課題：面向資源、環境與生態綜合管理構建地質環境研究新框架，加強地質環境科學對國土資源管理政策的支撐與溝通，加強全球化對地質環境變化驅動作用研究。

（2）梳理總結了新的世情下國際環境地質科學研究現狀與發展戰略，提出地球關鍵帶為資源、環境與生態問題解決提供了一種新的圖景，是地質環境研究的新框架，並對地球關鍵帶內涵、特徵、研究範式與進展進行了系統歸納。

通過梳理新的世情下美國、歐盟等經濟體環境地質科學研究現狀與發展戰略，勾勒出國際環境地質科學研究根據國際、國內需求轉變的發展路線和脈絡，提出地球關鍵帶為資源、環境與生態問題解決提供了一種新的圖景，是地質環境研究的新框架，在界定地球關鍵帶內涵與特徵的基礎上，分析了關鍵帶科學研究的DPSIR（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響應）體系框架和3M（填圖—監測—建模）循環體系框架，從填圖、監測、建模三個方面總結了關鍵帶研究進展。

當今經濟社會所面臨的資源、環境和生態問題相互關聯、相互耦合，迫切需要打破傳統的學科界限，搭建一個新的技術框架，進行跨學科、多領域系統研究。地球關鍵帶將與經濟社會最密切的地球圈層作為獨立的開放系統，為這種需求提供了一個完整的系統框架。地球關鍵帶具有獨有的特徵：復雜的物理、化學和生物過程不斷變化、相互耦合；在空間展布上呈現出高度的非均質性；在垂向上呈現出明顯的分層特徵；在外在過程的作用下不斷發生著短期的變化和長期的演化。

地球關鍵帶科學有兩種研究範式：DPSIR體系框架，以環境問題的因果鏈為主線，從基礎研究通向管理措施；3M循環體系框架，以循環上升的認識過程為主線，從數據採集通向綜合分析。近年來研究進展表明，通過將地質學、水文學、土壤學、生態學等學科進行融合，地球關鍵帶科學為氣候變化、生態管護、水資源安全、自然災害防治等重大問題的解決展示了一種新的圖景。面向生態文明建設，我國地質環境工作應將地球關鍵帶作為重點靶區開展基礎地質和水工環地質綜合調查，建立近地表圈層三維地質框架；同時，選擇基礎條件較好的小流域建設關鍵帶觀測站，為地質學與其他學科的融合搭建一個開放平台。

（3）採用層次分析法構建了地質環境脆弱性評價指標體系，對我國地質環境的空間變化與脆弱特徵進行了定量評價，深化了對我國地質環境脆弱性的認識。

中國地質環境總體上具有明顯的先天脆弱性。通過對地質環境脆弱性內涵與特徵進行分析，採用層次分析法綜合考慮地質構造、地表形態和組成物質等影響因素構建了地質環境脆弱性評價指標體系，對我國地質環境的空間變化與脆弱特徵進行了定量評價，為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服務重大區域發展戰略實施和支撐生態國土建設提供基礎依據。

地質環境脆弱性評價結果表明：中度脆弱—極度脆弱區面積約佔全國土地面積的1/3，總體脆弱是我國地質環境的突出特徵；我國區域地質環境脆弱程度呈現西北高東南低、西南高東北低的總體空間格局，大致以賀蘭山—六盤山—邛崍山—烏蒙山一線為界，此線以西地區地質環境脆弱程度高，此線以東地區地質環境脆弱程度低。區域地質環境脆弱性對社會經濟發展空間布局具有框架性的制約作用，地質環境脆弱度與人口密度、GDP等呈負相關關系。

（4）集成物質流分析與生態足跡方法建立了地質環境壓力評價體系與模型，定量刻畫了經濟發展對地質環境壓力的時間變化與空間變化，提高了對我國地質環境走勢的研判能力。

經濟活動通過資源開發所形成的輸入物質流和廢棄物排放所形成的輸出物質流，對地質環境施加壓力。地質環境壓力的大小可採用單位生物生產性土地面積上物質流的數量來衡量。基於這一認識，集成物質流分析方法與生態足跡方法構建了地質環境壓力評價指標體系與評價模型，評價模型將區域經濟活動強度與區域生態承載力耦合在一起，能夠更准確地衡量經濟發展對地質環境所產生的壓力大小。採用所建立的模型，對1995～2013年國家尺度的地質環境壓力的時間變化進行了定量分析，對1997～2013年省域尺度的地質環境壓力空間分布與時間變化進行了定量評估。

研究表明：1995～2013年，我國地質環境壓力指數經歷了緩慢增加、快速增加和平穩增加3個階段，說明經濟活動對地質環境的壓力從緩慢加大、急劇加大開始向高位趨穩過渡；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資源需求增速放緩、節能減排力度加大，我國地質環境壓力可能將接近峰值，在高位趨穩後會緩慢下降。1997～2013年，省域地質環境壓力總體呈上升態勢，東部地區省域地質環境壓力較大，但近年有所減弱；西部地區地質環境壓力較小，但上升較快；地質環境壓力大的區域以京津冀地區為中心逐步向中部、西部地區擴展，其空間分布重心有從東部京津冀地區向中部、西部轉移的趨勢。2013年地質環境壓力的總體格局表現為以山西和京津冀地區為中心由東向西、由北向南遞減態勢。

（5）在分析經濟新常態下地質環境形勢、需求、問題與挑戰的基礎上，提出了邁向生態文明的地質環境調查戰略框架，明確了地質環境調查工作轉型方向、戰略重點與對策措施。

在論述地質環境調查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作用和理論基礎的基礎上，從驅動力、地質環境問題、地質環境管理等3個方面分析了經濟新常態下地質環境形勢發展趨向，剖析了生態文明建設對地質環境調查的需求與挑戰，對1999年以來地質環境調查工作進展與取得的成果進行了歸納總結，提出了邁向生態文明的地質環境調查戰略框架，明確了地質環境調查工作轉型方向、戰略目標、戰略重點與對策措施。

新的歷史時期，地質環境調查要以生態文明建設及其重大戰略實施為核心，突出水資源安全、地質災害防治、空間格局優化、地質環境健康等四類問題，抓好水文地質調查、地質災害調查、環境地質調查、地質環境健康調查、地質環境管理研究、地質環境監測體系建設等六大戰略任務，夯實填圖、監測與建模三個基礎，構建地質環境信息系統平台，不斷深化區域地質環境的認知程度與規律把握，促進地質環境與生態系統交互作用過程耦合，服務與支撐生態文明建設不斷走向深入。面向生態文明建設，地質環境調查需要實現六個轉變：在研究對象上，實現從特定的地質實體向地球關鍵帶轉變；在研究模式上，實現從偏重於填圖向填圖—監測—建模一體化轉變；在效用評價上，實現從偏重資源價值向資源價值與生態價值耦合方向轉變；在問題應對上，實現從偏重事後應急向事前預警轉變；在組織實施上，實現從單純依賴地質部門向聯合大地學部門轉變；在國際視野上，實現從偏重解決國內問題向積極參與全球地質環境治理轉變。

（6）針對國家實施主體功能區戰略需要，通過地質環境問題、地質災害分布和礦產資源開發現狀及前景分析，提出了主體功能區地質環境調查總體布局與宏觀部署方向。

實施主體功能區戰略是我國優化國土開發格局的重要戰略舉措，目前已全面進入實施階段。根據全國與省級主體功能區規劃梳理了全國主體功能區分布總體布局，統計分析了各類主體功能區地質環境事件分布、礦產資源開發現狀與前景，研究提出了主體功能區地質環境調查總體思路與布局方向。

研究表明：優化開發區域和重點開發區域地質環境事件分布相對密集，農產品主產區和生態功能區分布相對稀疏，重點生態功能區建設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地質災害威脅，重點開發區域建設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水土污染；金屬礦產資源開發與重點生態功能區在空間分布上具有重疊性，煤炭資源開發與重點開發區域在空間分布上具有重疊性；我國重要礦產資源西移的分布格局初步形成，西部地區是我國生態服務供給的主陣地，資源開發是重點生態功能區建設面臨的重要問題。服務主體功能區戰略實施，地質環境調查總體思路是：按照區域主體功能定位，確定城市化地區、農產品主產區和生態功能區的地質環境調查服務方向和重點任務，形成與城市化、農業發展和生態安全格局相適應地地質環境調查工作布局，推動制約主體功能區建設的重大地質環境問題的解決，推進各地區主體功能的強化和提升。

（7）針對國家實施重大區域發展戰略需要，通過對重要經濟區資源環境形勢進行深入分析，提出了重要經濟區地質環境調查總體思路與工作布局。

在總結重要經濟區布局與發展方向的基礎上，對重要經濟區水資源、土地資源、污水與廢棄物排放、地質環境事件等資源環境形勢進行了深入分析，系統梳理了面臨的主要地質環境問題，回顧總結了地質環境調查工作進展、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問題，研究提出了重要經濟區地質環境調查總體思路與工作布局，以期為推進重要經濟區和城市群地質環境調查計劃提供決策參考。

圍繞不同需求，循序漸進推進地質環境調查。服務國土空間開發規劃編制，服務水土資源開發、工程建設與城市管理，服務地質環境精細化管理，服務資源、環境與生態綜合管理，由面上1∶25萬調查尺度向重點區1∶5萬調查尺度、由重點區向完整的地質單元、由靜態的地質框架向動態的地質環境過程不斷推進、拓展和深化。圍繞四大區帶，布局地質環境調查工作。環渤海及京津冀協同發展地區加強含水層及地下水開發引發的地質環境問題、環渤海海岸帶、活動斷裂調查。絲綢之路經濟帶加強水文地質、城市與重大工程建設區工程地質、突發性地質災害調查。長江經濟帶加強地下水與土壤污染、突發性地質災害、礦山地質環境、重大工程建設區工程地質、活動斷裂調查等。泛珠江三角洲地區加強地下水與土壤污染、地質災害、海岸帶重大工程建設區工程地質調查。

❽ 區域經濟發展的現實意義

人類社會最基本的活動是經濟活動，經濟活動又總是在一定的地理區域內進行的，經濟區域對人類社會的生存與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區域經濟作為發展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它具有嚴格的內涵：在一個自然環境、人文條件基本相似的地理區域內，如何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財力以實現最優化的發展。其必不可少的要素有：1、特定的地理區域；2、資源條件相同或相似；3、人文社會條件基本相同；4、經濟活動的方式及特徵具有連續性和一致性；5、區域內形成統一、有序、健康的市場。在我國目前現階段，研究區域經濟發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一）我國是個大國，經濟區域眾多，條件千差萬別，因而區域經濟發展的水平和狀況有差異。怎麼使各地區都發展起來，區域經濟活躍，整體效益高，就是發展經濟學要研究和很好解決的關鍵問題。區域和產業是不可分的，區域經濟發展起來必定會帶動一批產業發達起來。還要通過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把各區域聯結起來，優勢互補，分工協作，才能把整個國民經濟搞上去。
（二）中國是個發展中的大國，地區差距大，總體發展水平低，而且發展不平衡是基本特徵。中國要完成工業化、市場化、社會化的歷史重任，也是實現現代化這一時代賦予的偉大使命，其任務相當艱巨。經濟發展應該是我們完成這雙重歷史使命的重要一環。實現現代化應是一個分階段、有計劃、有步驟的過程，到21世紀中葉才能基本實現的宏偉目標。
（三）新時期中國最根本的特徵是改革開放。中國正處在由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現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發展區域經濟，縮小地區差距，不僅對於實現現代化，而且對保持穩定，維護祖國統一，再樹強國形象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❾ 唐代經濟史研究成果

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進化史觀的傳播，近代歷史學學科產生，中外學術界開始將唐代經濟史納入研究視野。日本史學界起步稍早，內藤湖南於1910年在《歷史與地理》第9卷第5號發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①]，對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作了宏觀的時代分期，東漢中葉以前是「上古」，經東漢末年到西晉的一段過渡期，到五胡十六國至唐中葉為「中世」，再經唐末到五代的另一段過渡期，到宋元明清時期為「近世」。指出「中國中世和近世的大轉變出現在唐宋之際」，在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均發生了重大變革，首倡「唐宋變革」說。其中，社會經濟方面的變革，一是唐中葉均田制和租庸調制的破壞，使得大量人民從束縛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開始擺脫貴族政治控制下奴隸、佃農的地位，後經王安石新法，人民擁有土地所有權的意義更加確實，社會地位得到提高；二是唐代時期貨幣錢帛兼行，而銅錢流通量相對較少，自宋代開始，貨幣經濟非常盛行，銀亦在此時開始慢慢得到作為貨幣的重要地位，唐宋處在實物經濟結束期和貨幣經濟開始期兩者交替之際。1923年，呂思勉的《白話本國史》出版[②]，將中國歷史發展分為五個時期：周代以前為上古史，從秦朝統一起到唐朝全盛時代止為中古史，從唐朝中葉以後藩鎮割據起到南宋止為近古史，從元、明到清中葉以前為近世史，從西力東漸到現在（著書當時）為最近世史。全書十分重視研究社會的經濟組織和生計狀況，重視生產方法和生產社會組織對歷史發展的影響和作用，對唐代經濟生產方式的變化論述較多，並將「安史之亂」作為「中古史」與「近古史」的分界線。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的社會史大論戰，我國史學界開始將唐代經濟史作為唐史研究的一個專門領域，並奠定了扎實的學術基礎 [③]。自此以後，唐代經濟史研究一直是中外學術界所關注的重要課題，迄今已走過近百年的學術歷程，學術積累堅實豐厚。

大體說來，近百年的唐代經濟史研究歷程經歷了三個階段，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為第一階段，50年代至60年代為第二階段，80年代以後迄今為第三階段。限於篇幅，本文擬對第一階段的唐代經濟史研究做一回顧。由於本人的見聞和學識所限，所作回顧只能是簡略的，且以介紹中國學術界的成果為主。

一

唐代經濟史研究在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期間，取得了奠基性的重要成就。一是陶希聖、鞠清遠、全漢升、傅安華、何茲全及日本學者加藤繁、鈴木俊、藤田豐八等學者，發表了許多論文，出版了多部專著，創新性地提出並論述了唐代經濟史的若乾重要問題和基本范疇。二是以郭沫若、呂振羽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社會經濟形態理論作為指導，開始創建馬克思主義中國史學，系統地梳理中國歷史的發展形態及其階段，其中關於唐代經濟形態和唐代社會性質的研究，也取得了開創性和革命性的重要成果，並奠定了後來研究的科學路徑。

重要論文有：黃谷仙《天寶亂後農村崩潰之實況》一文（《食貨》1卷1期，1934年），從政府征重稅、官吏苛虐、兵禍、經濟為政府或商人所操縱四個方面，探討了安史之亂後農村崩潰的原因和情形；《天寶亂後唐人如何救濟農村》（《食貨》1卷10-11期，1935年），是一篇長文，挖掘史料豐富，對有關的救濟策略和救濟方法分析精詳；《唐代人口的流轉》（《食貨》2卷7期，1935年）則專門探討唐代人口的流動情形。加藤繁《唐代絹帛之貨幣的用途》（《食貨》1卷2期，傅安華譯，1934年），從公私經濟兩方面系統考察了唐代絹帛的多方面用途，並對絹帛的貨幣職能和貨幣地位做了評價。楊中一《唐代的賤民》（《食貨》1卷4期，1935年）,論述了官戶、奴婢、雜戶、太常音聲人等「賤民」的身份地位問題。傅安華《唐玄宗以前的戶口逃亡》（《食貨》1卷4期，1935年），對戶口逃亡的原因、事實、影響及政府制止逃亡的諸多方案，做了系統深入的研究；《唐代官僚地主的商人化》（《食貨》1卷6期，1935年），則從與商人勾結、自己做商人、商業發展三個方面，展開具體論述。何茲全《中古時代之中國佛教寺院》（《中國經濟》2卷9期，1934年），分引言、佛教輸入與寺院之興起、寺院的發展及興強、寺院的組織、寺院對國家及社會的服務、寺院生活之墮落與俗化、寺院與君主的三次大沖突、寺院的衰落幾個部分，對三國到唐代中葉的寺院與寺院經濟做了系統論述，是這一課題的奠基之作；《中古大族寺院領戶研究》（《食貨》3卷4期，1936年），分引言、大族寺院戶口領有的方式、大族寺院戶口領有的發展、大族寺院與領戶間的關系、大族寺院與國家之領戶的爭奪、尾語，研究了三國至中唐時期寺院經濟中的依附關系和人口分割。劉興唐《唐代之高利貸事業》（《食貨》1卷10期，1935年），考察了民營、寺院經營、官府經營的三種高利貸活動；《唐代商品經濟之發展》（《文化批判》2卷5期，1935年），則考察了唐代商品經濟發展的水平狀況。陶希聖《唐代管理水流的法令》（《食貨》4卷7期，1936年），分小引、水流管理官吏、灌溉用水的管理、水碾磑的管理、河上交通的管理（一）航行法、河上交通的管理（二）津渡法、河上交通的管理（三）橋梁法、海上運輸之規定、結語幾個部分，徵引文獻資料充分詳實，論述深入全面；《唐代管理「市」的法令》（《食貨》4卷8期，1936年），分市是什麼、市的官吏、行與肆的標牓、斛斗稱度的平校、物價的評定、把持及詐欺的禁止、立券的限制、不合規程的貨物的禁賣等方面，詳細搜集並分類徵引了有關文獻資料，論述清晰完整。《盛唐戶口較多的州郡》（《食貨》2卷10期，1935年）、《唐代處理客商及蕃客遺產的法令》（《食貨》4卷9期，1936年）、《唐代官私貸借與利息限製法》（《社會科學》2卷1期，1936年）、《唐代經濟景況的變動》[④]等，也是陶希聖發表的重要論文。鞠清遠《唐代的戶稅》（《食貨》1卷8期，1935年），研究了戶稅的名稱、稅率、用途和意義等。鞠清遠還發表有《唐代的兩稅法》（《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6卷3期，1936年）和《唐宋時代四川的蠶市》（《食貨》3卷6期，1936年）等。黃君默《唐代的貨幣》（《食貨》4卷11期，1936年），從貨幣的特質、貨幣的鑄造、物價變遷與貨幣政策、貨幣理論及其批判、結論，多方面地進行了探討；《唐代租稅論》（《食貨》4卷12期，1936年），則包括總論、租稅的分析、租庸調及兩稅之檢討、結論幾個部分。鈴木俊《唐代官吏蓄積之研究》（《食貨》4卷8期，王懷中譯，1936年），分序說、從制度上觀察官僚之經濟的基礎、官僚之蓄積、蓄積之用途、結語等部分，考察深入，論說獨到。易曼暉《唐代農耕的灌溉作用》（《食貨》3卷5期，1936年），包括前論、灌溉工具、灌溉方式、政府對於灌溉的注重、灌溉的封建剝削作用、灌溉之障礙、結論等部分，其中關於灌溉封建剝削作用的見解可謂慧眼獨具；《唐代的人口》（《食貨》3卷6期，1936年），則包括緒論、初唐人口之凋耗及其對策、唐代中期人口之流亡、唐天寶後人口之南移、結語，論證精審，善於抓住關鍵。曾了若《隋唐的均田》（《食貨》4卷2期，1936年），認為「隋唐兩代之所謂均田制度，僅屬具文，自開國以迄敗亡，始終未嘗實行」，見解獨到。武仙卿《隋唐時代揚州的輪廓》（《食貨》5卷1期，1937年），包括江淮一帶的富饒、以揚州為中心的水陸交通、以揚州為中心的轉運、揚州商業的興盛與揚州繁榮的素描、製造業的一斑、中唐以降江淮一帶及揚州的破壞等，視野開闊，論述全面系統，是關於揚州區域經濟的奠基之作。全漢升發表了多篇長文巨制，成績尤為突出：《中古自然經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2年），論及唐代的實物貨幣、實物租稅與徭役、實物工資，以及安史之亂前後自然經濟的衰落與貨幣經濟的興起、實物貨幣的廢棄與金屬貨幣（錢）使用的發達、貨幣租稅的徵收與雇役制度的萌芽、貨幣地租的萌芽、貨幣工資的盛行等，認為安史之亂前後，是中古自然經濟向貨幣經濟的轉型時期，實際上是持唐宋變革論的，或者准確地說是持中唐變革論的[⑤]；《唐代物價的變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3年）包括引言、唐初物價的上漲、太宗高宗間物價的下落、武周前後物價的上漲、開元天寶間的物價的下落、安史亂後物價的上漲、兩稅法實行後物價的下落、唐末物價的上漲、結論，系統探討了唐代數次物價變動的情形及原因；《唐宋時代揚州經濟景況的繁榮與衰落》（《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3年）分緒論、唐代揚州繁榮狀況、唐代揚州繁榮的因素、唐末以後揚州衰落狀況、唐末以後揚州衰落的因素、結論等部分，全面論述了唐宋時代揚州經濟的變遷興衰；《唐宋政府歲入與貨幣經濟的關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1948年）包括引言、唐代的歲入、北宋的歲入、北宋歲入錢幣金銀較唐激增的原因、結論幾部分，將財政收入與貨幣經濟聯系起來考察，識見非凡。王永興《中晚唐的估法和錢幣問題》（《社會科學》5卷2期，1949年），徵引較多史料，探討了由於產銅少，因而鑄幣少以及佛教盛行而大量銷錢鑄器，對中晚唐估法和財政、經濟、政治、軍事等的影響，論述全面。

萬國鼎《北朝隋唐之均田制度》（《金陵學報》1卷2期，1931年），董家遵《唐末經濟恐慌與農民》（《現代史學》1卷3-4期，1933年），華芷蓀《隋唐經濟史研究》（《中國經濟》2卷6期，1934年），鄧嗣禹《唐代礦物產地表》（《禹貢》1卷11期，1934年），鐵丸《隋唐礦業之史的考察》（《文化批判》1卷4-5期，1934年），秦璋《唐代之交通與商業》（《中國經濟》2卷12期，1934年），俞大綱《讀高力士外傳釋「變造」「和糴」之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1935年），恍然《唐代官民借貸考略》（《清華周刊》43卷7-8期，1935年），一良《隋唐時代的義倉》（《食貨》2卷6期，1935年），何格恩《唐代嶺南的虛市》（《食貨》5卷2期，1937年），森慶來《唐代均田法中僧尼的給田》（《食貨》5卷7期，1937年）等，也是這一時期發表的有價值的專題論文。

代表性的論文集和著作有：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第一卷[⑥]，收錄研究唐宋經濟史的多篇論文，論及唐代庄園、市、草市、車坊、居停、櫃房及行會等。作者在日本初次發表這些論文的時間很早，《唐代庄園及其性質由來》一文發表於1917年，余篇發表於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多屬拓荒之作，產生了重要學術影響。鞠清遠《唐宋官私工業》[⑦]，論述了官私工業的組織、私工業成品的銷售方式及資本流動、工業種類與生產地域、工業行會等重要問題，立論新穎，論述綜合。全漢升《中國行會制度史》[⑧]第三章《隋唐時代的行會》，分行的發達、行與政府的關系、行的組織、徒弟制度、行的習慣、余論，探討了唐代行會的一些情況，但過於簡要。桑原騭藏《唐宋貿易港研究》[⑨]，簡略論及唐代海外貿易情況。藤田豐八《宋代之市舶司與市舶條例》[⑩]第一章《市舶源流》，對唐代海外貿易情形論述充分。陶希聖、鞠清遠合著《唐代經濟史》[11]，是第一部唐代斷代經濟史專著，包括第一章《前代的遺產與隋末之喪亂》、第二章《田制與農業（上）》、第三章《田制與農業（下）》、第四章《水陸商路與都市之發展》、第五章《工商業之發展》、第六章《財政制度（上）》、第七章《財政制度（下）》、第八章《結論》，搜集文獻資料豐富，討論了國有土地、均田制、租庸調制、戶稅、地稅、兩稅、莊田、庄墅、交通與都市、市、草市、廟會、行會、工匠、色役、資課、商稅、茶稅、酒稅、青苗錢、櫃房、邸店、飛錢與便換、高利貸、僱傭、客戶、漕運、鹽鐵轉運、東南財庫等眾多問題，論述廣泛、全面、綜合，是高水平的奠基著作。鞠清遠個人專著兩部：《唐代財政史》[12]，分兩稅法以前之賦稅、兩稅法、專賣收入、官業收入與稅商、特種收支、財務行政六章，體例嚴整，綱目清晰地論述了唐代的財政收支與財政管理，是高水平的開山之做；《劉晏評傳》[13]，分家世、時代背景、傳略、轉運鹽法稅制改革、常平鑄錢、經濟思想與戰時財政、政治觀念與屬吏登庸、秩事與遺文幾部分，並附有劉晏年譜，詳細探討了劉晏的理財背景及成就。黃現璠《唐代社會概略》[14]，是第一部唐代社會史研究專著，分階級、風俗、借貸、交通四章，均與唐代經濟史有關。李劍農《魏晉南北朝隋唐經濟史稿》[15]，其中隋唐經濟史部分包括第八章《隋唐總敘》，第九章《唐代統一後產業進展的新傾向》，第十章《唐代統一後商品貨幣關系之發展》，第十一章《均田制之沒落及私庄之發達》，第十二章《唐代賦稅制度之演變——由租庸調到兩稅》，第十三章《唐代後期社會經濟之崩潰》，共計六章，徵引文獻資料豐富又典型，行文謹嚴精練，條理清晰，擅長宏觀考察，綜合分析，以動態和聯系的眼光闡述隋唐時期的制度變革、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並多與漢魏南北朝及五代兩宋時期史實相比較，視野開闊，上下貫通，多有卓越識見和重要發現。如第八章對均田制和賦役制自北魏北齊北周至隋唐期間之損益沿革的闡述，極為精要，所論已成為學界共識。如第九章論述唐代統一後產業進展的新傾向，闡明了「唐代東南，已成為農業生產之重要區域」、「入唐以後，長江流域之絲織品，上自川蜀，下至吳越，皆已臻於極發達之境。蜀錦在漢時已馳名，茲不必論，由荊襄而下至吳越，則屬後起之業，江南東道一隅，尤呈冠絕一時之象。」第十章則從貨幣、交通、商業都會、市場形制和商業資本諸方面，綜合論述了唐代商業「皆表顯向上發展之傾向」。其他各章所闡述，如「私人田莊之自始存在」、「制度本身上所存在之矛盾」為均田制廢弛之兩大重要原因；均田制破壞之經歷，「為唐代經濟轉變之重要問題」；「自唐代中期，計口授田之制無形消滅後，自此歷宋、元、明諸代，土地私有之制繼續發展，即一部分為國家或皇室所保有者，亦以私有之形式出之，以徵收佃租為目的」；「兩稅制，實為一種苟且應付時勢之制度」、「兩稅法及各種雜征課之產生發展，但以整理財政收入為目的，非以改善人民生活為目的，對於舊日促進經濟衰落之因素，非但不能消泯，且因顧慮收入短絀之故，採用苟簡應付政策，致令社會經濟崩潰之因素益增」；「唐代社會經濟崩潰之主要原因，為土地財富分配之失調，致令貧富懸絕，更益以租稅負擔之失均，貧者負擔奇重，不能維持生存，因而流亡者聚為盜賊，遂至於政權解體」，等等，均為精審、深刻之結論。該書隋唐部分可視為20世紀前半葉唐代經濟史研究最具水平的綜合之作，其動態考察、宏觀論析的研究方法極具科學意義，也是符合唯物史觀原則的。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16]，辟有「財政」一節，指出李唐建國後承繼北朝以來之財政制度系統，但是隨著武周特別是玄宗以來社會經濟的發展，其財政制度隨之而演進——「其中央財政制度之漸次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及前時西北一隅之地方制度轉變為中央政府之制度，易言之，即河西地方化」。陳先生注重探究制度淵源流變的方法和具體觀點，對後來的唐代財政制度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全漢升《唐宋帝國與運河》[17]，分緒論、高宗以後的東都與運河、大唐帝國的極盛與運河、大唐帝國的中衰與運河、大唐帝國的中興與運河、大唐帝國的崩潰與運河、北宋的立國與運河、北宋帝國的崩潰與運河、宋金的對立與運河、結論，共十章，深入論證了運河是否通暢對唐宋帝國盛衰以及經濟地理變化的影響，迄今仍是這一領域最高水平的著作。加藤繁《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18]，論及唐代金銀貨幣在私經濟方面和官經濟方面的用途、唐宋時代金銀之種類及形制、金銀錢、金銀器飾、金銀價格、金銀出產地及其輸入輸出問題等。萬斯年輯譯《唐代文獻叢考》[19]，輯譯了日本學者玉井是博、內藤虎次郎（內藤湖南）、羽田亨等人關於敦煌戶籍殘卷考釋、唐代過所文書、沙洲伊州地誌殘卷考釋的論文，並在《譯者後記》中對輯譯諸文進行評介，對某些問題也做了進一步的申論。
朱伯康、祝慈壽《中國經濟史綱》[20]，是當時的大學教材，分自序、導論和上古經濟、中古經濟（上）、中古經濟（下）、近代經濟四編，在第三編中談及隋唐經濟概論、隋唐經濟之特色、隋唐之國際貿易及工商業和唐代之交通及都市、經濟政策、貨幣制度、工商組織、隋唐之庄園制度及農業、租庸調與兩稅等，廣泛吸收學界成果，所述相當系統完整。當時，還出版了其他一些教材和概述性的經濟史著述，對唐代經濟史均有述論。如歐宗佑《中國鹽政小史》[21]第五章專述隋唐五代之鹽政；曾仰豐《中國鹽政史》[22]述及唐代鹽官、鹽禁問題；陳登原《中國田賦史》[23]述及唐代均田制、租庸調制、兩稅法；吳兆莘《中國稅制史》[24]第五章述及唐代田賦、關市之稅、鹽鐵之稅、酒稅、茶稅、其他雜稅、力役、常平及義倉制度等；王孝通《中國商業史》[25]第七章述及唐代都市、市政、商事之法律、各地之商業、商人之種類、官吏之經商、商業之發達、重要商埠、唐代交通、唐代關禁、唐代幣制、高利貸、茶葉之興盛、茶鹽之稅、病商之政、理財家；陳安仁《中國農業經濟史》[26]第九章《唐代之農業狀況》，述及唐代均田制之演變、均田制之破壞與其挽救之法、官吏之職分田、唐代之稅制、唐代之莊田制度、唐代之屯田制度、唐代之水利制度、高利貸的剝削等。這些教材和概述性著述學術價值雖然不是很高，但是也有不少深刻的通識和見解，對傳播唐代經濟史的研究成果發揮了重要作用。

陶希聖主編的《食貨》半月刊（1934年12月創刊，1937年7月停刊），「網羅了全國各地150多位作者，發表了345篇文章。……作為我國第一份關於社會經濟史的專業性期刊，《食貨》半月刊在組織和推動中國經濟史學科的發展方面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27]，有力推動了包括唐代經濟史在內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食貨》4卷5期還是「唐戶籍簿叢輯」專刊，把當時「中日文書籍雜志里輯錄的敦煌戶籍丁籍收羅在一起」，直接推動了唐代籍帳制度的研究。陶希聖還在北京大學法學院建立中國經濟史研究室，編印《唐代經濟史料叢編》，共印刷出《土地問題》、《寺院經濟》、《唐代之交通》三種，《土地法令》、《唐代之都市》、《工商業與貨幣》、《動盪中的唐代經濟》、《財政制度》五種正在印刷之中，由於「七七事變」爆發，日寇侵佔北平，沒有能夠印刷出來。1971年，《食貨》在台灣復刊，才最終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