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激勵理論與科技成果轉化
激勵理論包含有豐富的內容，無法通過三言兩語解釋清楚其中的內涵，因此，本研究不去探討純粹的、一般意義上的激勵理論，而是有選擇性地說明該理論在科技成果轉化方面的應用，揭示和描述激勵機制與科技成果轉化之間的內在聯系和作用形式。
（一）激勵的動機與科技成果轉化
按照激勵理論的觀點，激勵機制是組織者為了使組織成員的行為與其目標相容，並充分發揮每個成員的潛能而執行的一種制度框架。它是通過一系列具體的組織行為規范和根據組織成員生存與發展需求、價值觀等而設計的獎懲制度來運轉。激勵是組織對其成員而言的。據西方經濟學對人的經濟行為的基本假設，組織成員進行科技成果轉化的動機是自利，因此，自利准則也就成為激勵的支撐點。
通常認為，自利的直接目標是實現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而自我利益中第一優先考慮的是金錢利益和物質利益，這一動機被稱為組織成員的享樂主義動機。但是，除此之外，創新過程中自利的表現形式還具有社會、文化和科技成果轉化參與者個性方面的烙痕。比如，對於一些企業家來說，當其成功以後，一般就不再只是熱衷於金錢所帶來的享受，特別是物質方面的享受，這些人的行為或其他活動的動機可分為3種類型。第一類，存在一種夢想和意志，希望通過商業或工業上的成功獲得社會名望。第二類，存在有政府的意志和戰斗的沖動。第三類，以創造和冒險為樂趣。經濟學家熊彼特把這3類動機歸類為非享樂主義，與享樂主義類型的動機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我國學者張靜波、齊建國認為非享樂主義的動機還有第四類，即作為組織成員，甚至是作為一個人應該對人類負有責任，具有一種使命，為了讓人類或自己的組織能夠生活得更好，自己應該為改變現狀作出貢獻。對於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科技人員來說，就常具備這一類動機，他們的喜悅不是為了物質方面的享受，而是來源於盡到了責任，是對自己精神寄託或說是價值實現感到欣慰。但是這種動機的長期保持是有條件的，就是這些人的生活和進行技術創新及推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條件需要得以保障。否則，他們努力換來的成果就不符合他們最初的設想——給組織的全體成員帶來好處，這種動機便會消失。因此，這就要求組織，大到國家，小到企業，為參與科技成果轉化的成員提供一個良好的組織環境，以保持他們這種「利他」主義動機。
（二）激勵的類型與科技成果轉化
激勵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人的自利為激勵物的物質型激勵，另一類是以人的精神動機為激勵物的精神型激勵。在現實中，純粹的物質型激勵或純粹的精神型激勵是不存在的，總是以混合的形式出現。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物質型激勵總是居於主導地位。原因在於：首先，精神需要通常是建立在作為自然人的生理和生存上的物質需要已經得到基本滿足的基礎上。從事科技成果轉化的科技人員相關人員只有在物質生活條件允許其不首先考慮物質需要的情況下，才會去追求精神上的需要。其次，社會環境決定了一般人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在市場經濟制度下，物質財富的多少往往成為衡量成功的尺度，即使最基本的物質需要已經得到滿足，還是會有擁有更多財富的榜樣可攀比，自然會產生高一層次的物質需要。再次，對於具有非享樂主義動機的科技成果轉化人員來講，在精神型激勵涵蓋的范圍內，他們關心的焦點在於如何創新及進行科技成果轉化，因而對他們最佳的激勵莫過於提供一個良好的創新環境，而這樣的激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在組織創新和進行創新投入的同時就已經完成了。這樣一來，就多多少少地掩蓋了物質型激勵的重要性，同時更加突出了精神型激勵的存在（張靜波，齊建國，1995）。但是，物質型激勵佔主導地位，並不意味著精神型激勵就不存在了，相反，恰恰說明它總是伴隨著物質型激勵發揮著作用，其激勵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精神型激勵應該是通過觀察社會環境，了解組織成員的需求後得出的理性選擇。因此，我們在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過程中，不應只強調物質型激勵和精神型激勵的某一方面，而是要讓兩類激勵共同發揮作用。
（三）激勵機制與科技成果轉化
科技成果轉化是技術創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通常是在三個方面的直接參與和協調下實現的：市場、企業和國家。企業或其他具有企業性質的機構是激勵的接受者，它所受到的激勵來自於市場和國家——激勵的發出者。
1.市場激勵與科技成果轉化
市場分為競爭和壟斷兩種情形，競爭是技術創新成果轉化的最重要激勵。生產要素價格的變動是來自市場的技術創新成果轉化的動力之一。生產要素的價格上升是對企業利潤最直接的威脅，要使企業的利潤不受影響，只能節約這種要素的價格，或隨要素價格上升的同時提高產品價格，但是價格的上升對應的是需求的下降，還是會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帶來威脅。因此，生產要素價格的上升必然會刺激企業對應用新技術的需求，以更經濟的使用某一變得昂貴的生產要素。其次，追求企業的獨特性也是來自市場技術創新成果轉化的動力之一。「如果一種技術創新成果的應用能夠導致更低的成本或別具一格，並具有能夠防止被其他企業模仿，它就可以增強競爭優勢」（邁克爾·波特）。企業總希望採用一些手段讓自己區別於其他企業，改變銷售的渠道，擴大市場的銷售范圍，只要能使自己別具一格，就可能成為技術創新的對象。
可見，市場激勵是從市場角度，通過市場價格機制和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來激勵企業應用新技術從而實現科技成果轉化的。由於市場機制是企業一切活動的檢驗標准和評價指標，因此，讓市場的競爭機制來體現風險與收益的關系，這樣對企業的技術創新也是一種內在的推動（周序紅，肖丕楚，2003）。
2.政府激勵與科技成果轉化
政府作為國家的代表，擔負著加快國家整體技術創新的使命，它總是通過各種形式的政策、法律、法規來影響科技成果轉化的速度和方向。政府的干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以間接干預為主，這種影響力所產生的激勵作用表現在兩個方向：一為正向激勵，即實行鼓勵性的政策加以促進，如：科技政策、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政策和部分與之重疊的產業政策。二為逆向激勵，主要是通過制定法律、法規，用以進行技術管制，把技術發展帶來的不良後果限定在某個限度下。政府的政策選擇總是指向最能實現科技成果轉化的領域，一些高新技術產業就成為政策傾斜、大力推進的重點。實際上，企業的規模也與科技成果轉化存在一定的關系。小企業結構簡單，創新的效益、企業的前途與每個創新者的個人利益直接掛鉤，激勵作用就明顯。由於規模小，小企業對市場信息變化的反應更為靈敏，同時能夠更容易地接受新技術而成為科技成果轉化的主力軍。因此，國家應該重視對中小企業採取各種方式給予支持，積極推動中小企業在科技成果轉化工作中作出貢獻（張靜波，齊建國，1995）。
可以看出，政府激勵是從外在的制度建設、政府行為角度出發來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的。由於科技成果自身的特點，可能產生創新的成本與收益的不對稱性，因此，有必要通過一種制度的保證，防止技術的外溢性，保證創新者的利益。
Ⅱ 為什麼國家要修改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
2018年3月21日，世界來知識產權組織源(WIPO)公布消息稱，2017年中國PCT國際專利申請量高達48882件，僅次於美國的56624件
。這其中，高校作為科技創新的重要基地，其專利申請數量也在不斷攀升，目前國內有四所高校的專利申請數量位列全球教育機構前二十名。然而國內高校現有科技專利中，真正實現產業化的卻不足5%，存在嚴重的科學資源浪費!
高校科研工作者往往只專注於科研工作本身，實際轉移轉化的積極性不高，且對於轉化的途徑不擅長。
因此，政府應搭建專利轉移轉化服務平台，將高校專利、尤其是有價值的專利輸送到平台上，幫助科研成果買賣雙方獲得有效信息，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通過技術平台交易，能夠實現以需求為導向的科技成果轉化，同時保障科技成果研發與轉化人員能夠獲得實際的經濟收益
，激勵和促進科研人員持續不斷地將創新成果向生產力轉化，最終形成良性的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循環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