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成果轉化存在問題

⑴ 我國地質高端科技轉化與應用中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與地質勘查明顯增加的科技投入相比，地質勘查的科技產出成果並未有明顯的上升趨勢，科技著作、獲獎成果數目變化趨勢並不明顯。雖然地質勘查項目逐年增加，大部分項目完成情況也不錯，但是科技成果應用轉化程度不高，服務的范圍也不夠廣泛，取得的社會經濟效益不明顯。正如《國土資源「十二五」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中指出的：「地質勘探科技工作的資金保障不穩定，基礎性、綜合性科技工作滯後，科技成果的轉化應用亟待加強。」我國地質高科技轉化與應用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一）科技投入機制不完善

1999年地勘隊伍屬地化後，國家資金大量退出了礦產勘查領域，但市場資本沒有大規模進入（姚華軍等，2005），地質勘查科技投入總量不高。此外，我國地質勘查還需要加強科技投入渠道的多元化建設。2007～2009年，我國地質勘查科技投入中的中央財政一直占總投入的50%以上，其中，2008年政府資金達16億元，占總投入的80%。企業資金、金融機構以及其他渠道的資金投入雖有所增長，但相比政府科技投入而言，仍比重太低。近年來我國 R＆D投入總量不斷增長，但與國際上其他國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2005年我國R＆D經費投入總量僅為美國的9.57%（廖添土，2008）。R＆D/GDP值象徵一國在經濟發展中的科技投入強度，是進行科技投入強度國際比較時普遍採用的指標。經濟發達國家投入強度均在2%～3%（程文欣，劉敏，2007），2005年我國R＆D強度僅為1.34%，而瑞典的R＆D強度達到4.25%，是我國的3倍多（廖添土，2008）。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R＆D強度仍處於較低水平。

我國的地質勘查科技投入無論在投入總量、投入渠道以及投入強度等方面都與國外發達國家存在很大差距，而這些直接影響到地質科技的發展速度以及科技成果的轉化水平。國際上，礦產勘查投融資的一個重要模式與途徑是通過金融市場——勘查資本市場，如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南非等國家證券市場中，都雲集眾多來自全球各地、從事礦產勘查的上市公司，堪稱礦產勘查資本市場。王瑞江等（2008）研究發現，世界礦產勘查態勢的顯著特點之一是，商業性勘查融資渠道和融資方式呈多樣化趨勢。除財政資金外，銀行貸款、企業自有資金、個人資金、跨國資金都已成為商業性勘查的重要融資渠道，而且企業還可以通過各種不同的融資工具組合和融資工具創新來拓寬融資渠道。Gordon J，Bogden（2001）總結了加拿大初級勘查公司的權益融資方式，包括合資協議模式（Joint Venture）、分段購買持有模式（Earn In）、銷售或者利潤分紅權融資模式（Royalty Sale）、私募股權模式（Private Equity）、稅收優惠的流通股票模式（Flow Through Financing）等。尹築嘉（2007）研究發現，發達國家礦產勘查項目融資方式早已實現了以市場融資為主，礦產勘查所需的資金主要來源於風險投資、債務融資和公開上市等方式。全球主要礦產勘查資本市場情況詳見表2-18。

（二）地質科技成果轉化尚未形成完善的供需機制

目前，我國在地質科技成果轉化方面尚未形成完善的供需機制。主要表現在：

一是地質調查任務部署中，未將地質調查工作實施與科技進步進行緊密結合，重點放在工作量方面，對技術及成果質量考核標准和要求低，地質工作人員對新技術和裝備的應用沒有意識，所有工作僅局限於自己熟悉的手段，因其在全行業的示範作用，弱化了全國地質行業對新技術的需求。

表2-18 全球主要礦產勘查資本市場情況

資料來源：根據交易所披露信息與報告整理。

二是地質勘查的科技成果在研發階段獲得支撐後，缺乏後續經費進行推廣完善方面的支持，導致成果轉化應用率低，新技術的研究團隊瓦解，造成了科研經費的浪費非常嚴重。

三是地勘市場的准入制度和管理方面亟待加強，目前大量的個體隊伍以掛靠和借用資質方式承攬地質工程，未能納入監管和考核體系，其利用不合理的低成本優勢，對市場形成了極大的沖擊，擾亂市場秩序，對行業發展造成損害。

四是國內地質行業的企業及技術用戶新技術與裝備的開發與應用能力不足，在目前國內市場的環境下，對科技成果的價值認識不高，與新技術研發單位在合作方面難以達成共識，沒有建立良好的合作轉化機制。

（三）信息傳遞渠道不暢通

科技成果轉化缺乏雙向溝通機制，聯系科技成果供給與需求雙方的中介組織缺乏，科研成果轉讓渠道不暢，供需脫節現象十分嚴重。企業所需要的大量科技信息無人提供，同時許多信息機構掌握著大量的科技信息卻很少與企業聯系。一些科技成果轉化後的問題、實際效果等，也不能及時地反饋給科研人員。科技系統內部同樣缺乏有效的信息溝通機制，造成研究項目低水平重復，使稀缺的政府科研投入經費變成了「撒胡椒面」局面。

（四）科技評價機制不夠健全

目前的科技人員不關心科技成果的轉化，只關心其自身科研成果的獲獎及排名，導致研究成果不可避免地與現實應用有差距、與市場經濟不適應，這與科研人員市場意識不強、科技評價機制不夠健全有關，嚴重製約了科技成果向生產力的轉化。

（五）資金短缺成為制約成果轉化的瓶頸

地質科技成果轉化資金嚴重不足，不僅體現在政府投入的不足上，還表現在資金來源渠道單一。地質行業各研究所、事業單位與相關院校的科研經費絕大多數來源於國家的財政支持，很少有私人企業的投入。另外，我國科技風險投資機制不健全，風險投資企業規模小、資金實力不強，風險基金投入科技成果轉化的規模和方式還不能適應社會需要。科技成果轉化的金融支持渠道不暢通、資金投入不足，使許多科技含量高、市場潛力大的成果無法及時有效地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六）地質科技成果轉化專業人才缺失

從調研情況來看，我國大多地質科研機構作為地質科技領域公益性機構，重點任務是圍繞地質科技展開研究，地質成果轉化和市場的營銷方面沒有形成強有力的專業隊伍，部分已經轉成企業的地質科技單位又受到單位定位不清、負擔重、政策約束等方面的原因，成果轉化的能力和效果較差，成果轉化過程在市場培育階段付出艱辛努力，一旦成果轉化成功則輸給了後繼的跟進企業，從而造成成果轉化過程保守，科研人員參與轉化全過程會影響了新成果的研究與開發，在造成科研資源極大浪費的同時，也制約了成果的轉化效率。

（七）知識產權保護不健全

雖然國家針對知識產權保護制定了相應的法律法規，但我國一些地質科研人員缺乏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只重視科技成果的鑒定與評獎，而忽略了開發的可行性、生產的實用性，在技術成果交易中，技術專利被侵權，利益分配出現沖突等問題層出不窮。由此，大量的技術成果在開發過程中成為競爭對手抄襲模仿的對象，前期高額的投入無法形成高附加值產品的銷售，導致轉化效果不佳。

⑵ 我國科技成果轉化存在的問題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通過多種途徑轉化科技成果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但總體情況並不樂觀，依然存在成果轉化率低、中試環節薄弱、風險投資機構不完善等問題。

（一）科技成果多，但成果轉化率偏低

科技成果轉化率是反映科技成果轉化的最直接的綜合性指標。但目前該指標缺乏一致的統計口徑和明確的計算方法。在反映科技成果轉化的指標中，存在著科技成果應用率、推廣率、轉化率等多種概念，不僅名稱多樣，而且統計方法不盡一致。目前相對一致的觀點是：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不高，遠低於發達國家水平。據統計，我國目前每年取得的科技成果超過4萬項，但科技成果轉化率約為25%，真正實現產業化的不足5%，與發達國家平均80%轉化率的差距甚遠（王順兵，2011）。全國平均水平專利實施率僅為30%，高等院校中七成以上的專利，包括許多原創型的新技術、新材料、新產品、新工藝，因為種種原因未能實施（王順兵，2011）。

從近年來公開發布的科技統計數據看，2004年以來，我國專利申請數量和技術市場成交額呈現持續增長的態勢，技術市場成交合同數則表現出波動特徵，變化不明顯。通過對比國內外技術合同成交額，發現國內技術合同平均交易額仍遠低於國外引進技術合同的平均交易額，進一步證實了科技成果轉化率低、轉化速度慢的現實。然而，國內科技成果轉化程度不高造成的危害是花費高昂的代價。國家花費大量經費支持的研發，成果並未得到充分應用，而是大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不但造成投資-收益嚴重偏低的局面，也不利於國內企業的自主創新和本國核心技術研發，限制了國內相關技術的研發、推廣和應用。另外，還往往由於引進技術不適應國情等原因，使引進的技術無法發揮有效作用，造成盲目引進技術、浪費國家財力的結果。

（二）中試環節薄弱

科技成果是人們通過對客觀世界改造而獲得的具有理論、實用價值的創造性勞動成果，但從根本上來講仍是知識形態表現的生產力，需要通過中試進行篩選、驗證、改進、完善實驗室成果或理論成果，消除各種不確定性才能解決知識形態的隱性生產力與產業化的現實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圖4-5）。另外，在科技成果尤其是高新技術實現轉化的過程中，具有很大的技術風險、市場風險、資金風險，需要中試環節的放大、檢驗、試制、試銷，解決在成果研發階段考慮不到或不全的問題，為實現產業化鋪平道路。可以說，成果由試驗室進入中試放大試驗是高新技術成果轉化為商品的關鍵環節。然而，目前我國科技成果的中試環節缺失，全國每年列入中試的重大成果不到全年重大成果的5%，科研單位和企業也因為中試放大的風險性而不願意承擔中試工作。研究者以完成科研成果為目標，忽略了對原始科技成果的二次開發；企業則希望拿到成熟的技術投入生產，或片面追求經濟利益，將實驗室成果直接進入工廠生產，使很多沒有想到的問題在工廠開工中暴露，最終導致成果轉化以失敗告終。

（三）風險投資機構不完善

風險投資來源於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成為解決科技成果產業化資金短缺的最關鍵、最有效的手段。我國雖然早在80年代中期就開始發展風險投資，如1985年9月，國務院正式批准了我國第一家專營風險投資業務的金融機構：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1992年深圳風險投資基金成立，然而我國風險投資發展總體來說還是在起步階段，風險投資機制尚未完全建立與完善，資本市場發育不全，遠遠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甚至還比不上周邊的一些國家，風險投資在科技成果轉化中所起的作用並不明顯（萬金榮，2006）。綜合考察目前我國已轉化的科技成果中，靠風險投資的不足5%。可以說，風險投資已成為嚴重製約我國高新技術成果產業化的因素。此外，由於風險投資意識薄弱，缺乏風險防範機制，不少企業蒙受重大損失，導致部分企業傾向於短平快的項目開發，重大高新技術成果極少有人問津；對一些轉化周期長，技術風險和市場風險大的項目，銀行的積極性也不高。因為傳統的商業銀行運行的基本原則是經營的安全性，而科技成果產業化最突出的三個特點就是高投入、高風險、高效益，由於資金的投入在科技成果產業化過程中，特別是在中試階段，需求量很大，傳統的商業銀行遠遠不能滿足科技成果產業化對資金的需求。金融機構貸款對科技活動支持作用與國外相比相距甚遠。民間資本由於沒有好的回報機制，投入科技成果轉化的資金很少。總體上看，風險投資機構不健全，運行機制不完善，運行環境不完備，成為我國風險投資資金匱乏、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

圖4-5 中試環節示意圖

⑶ 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存在哪些難點

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們篳路藍縷、砥礪前行，40年滄海一粟，我國最終實現了由封閉、貧窮版、落後到開放、富強、權文明的歷史轉變，我們14億中國人不僅填飽了肚子，更武裝了頭腦，中國科技事業突飛猛進，製造業也逐漸在由「中國製造」轉變為「中國創造」，我國各項前沿科技專利保有數量逐年增加。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應該保持一個清醒的頭腦，要知道我國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率仍然偏低，也就是說相當一部分前沿科技成果仍處於「紙上談兵」的階段，無法轉化為生產力。
眾所周知，前沿科技成果多掌握在各類高校以及科研機構手中，而企業內部的研究開發機制相對薄弱，據相關統計表明，截止到2018年六月，游離於企業之外的各類科研機構近6000家，科研機構雖然研發能力較強，但是市場嗅覺較弱，並且資金也不充裕，金智創新認為科研機構和企業缺乏溝通是導致我國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率偏低的主要原因。

⑷ 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存在哪些難點該如何解決

一、高校缺乏動力
科技成果轉化對高校教師評職稱、寫論文往往沒有多大幫版助，科技成果權轉化在應用科學技術研究課題中沒有考核指標。眾所周知，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是一個較為漫長費力的過程，如果轉化科研成果還不如多做幾個國家重點課題，那麼科研機構很難有足夠的動力去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
二、企業對接高校困難
就目前的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現狀來看，企業和高校對接非常困難，「很多高校技術要作價入股的話，流程大概要走半年到一年，企業『怨聲載道』，一些項目甚至根本就開展不下去。眾所周知，前沿科技往往具備較強的前瞻性，需要和時間賽跑，如果說因為對接困難，導致錯過了最佳時機，那麼科技成果的經濟價值就會大打折扣。

⑸ 科技成果轉化是什麼意思

⑹ 科技成果轉化的主要意義表現在哪些方面

⑺ 我國科技成果轉化存在哪些短板

民營企業意識跟不上，資金、科技研發力量薄弱，國有企業人浮於事，官僚主義嚴重，缺乏責任感，危機意識，相關技術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面或者因為某些原因不想民用化。小企業難以存活，壟斷現象嚴重。

⑻ 科技成果轉化率偏低的原因是什麼

缺乏資金，缺少相關支持
缺少資金投入是制約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效率的一個重要問題，我國中小型企業較多，經濟實力相對較弱，對於技術創新和產品開發的投入不足。民營企業缺少融資渠道，受資金問題的影響對科學技術成果的重視程度不夠，許多項目因為資金不足而停止。相比中小型企業，國有大型企業有相對雄厚的經濟基礎，但是對於科技成果轉化的存在的風險，企業不願意冒險嘗試，由於我國的風險投資體系還不夠完善，原始科學技術的產業化不好，是企業科技成果轉化存在的部分問題。
項目不夠成熟
眾所周知，大部分前沿科技成果掌握在高校以及科研機構手中，此類機構往往更加重視理論研究和論文，對科技成果的經濟效益不夠重視，所以部分前沿科技成果無法滿足企業的需求，不能給企業帶來切實的經濟效益，相當一部分科研單位只是為了完成指標，和企業之間的溝通不順暢，沒有真正的實現與企業的合作，對技術的投入不重視是項目不成熟的重要原因。科技項目的不成熟使企業在轉化過程中存在著風險，所以企業不願意麵臨這種風險而減少了資金投入和企業科技成果轉化的投入。
科研人員積極性不高
很多企業在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過多的追求切實的經濟利益，而忽略了對科研人員的重視，相關研究人員很難獲得對等的經濟回報，僅僅靠理想來推動科技創新是行不通的，這會大大的降低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對科技成果的轉化也是非常不利的。

⑼ 科技成果轉化存在很多問題，請問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嗎

先將成果分成若干份，一點一點的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