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科技成果轉化主要有哪些方式
改革開放以來,通過科技人員、管理工作者和企業家的大量探索、試驗,科技成果轉化已經逐他形成了「政府計劃推動和技術市場擴散」相結合的兩條腿走路的雙重模式。政府計劃推動主要體現在由政府組織實施的各種國家級、省級科技開發與成果商品化及推廣計劃,其中大部分也是指導性計劃。市場擴散主要是根據市場的需求,在產、學、研之間進行,形式有:自主開發、技術轉化、聯合開發以及組成科技經濟聯合體等。隨著市場體制的發展和完善,成果轉化的市場擴散作用將越來越大,形式也會更加多樣化,效果會更加顯著。⑵ 科技成果轉化模式
縱觀發達國家的科技成果轉化,各國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選擇了不同的模式。美國主要通過管理創新和建立風險投資機制的途徑來推動科技成果轉化。風險投資強調的是整體投資回報率,藉助於風險投資方高水平的專家,能夠較為准確地判斷實驗室項目的未來前景。因此,建立風險投資機制是美國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要途徑。德國通過建立「科研創新體系」來實現科技成果轉化。「科研創新體系」很好地實現了政府、企業和科研人員的統一。科研人員出成果,企業出資本,國家出政策,並且負責在企業界和科技界之間進行溝通。它不僅包括科研開發工作,而且包括科研成果轉化為市場產品的增值過程、科技成果及科技知識的傳播和人才資源的培育培訓。英國模式與德國模式有些類似,主要是通過加強高校與企業界的合作來推動科技成果轉化。日本通過改革研究開發體制及研究開發戰略來實現科技成果轉化。法國通過改革法律、機制、稅收來鼓勵科技成果轉化(唐宏力等,2003)。無論採取何種模式,國外的科技成果轉化大多以企業作為科技成果轉化的主要載體,通過信息平台與市場機制的有機結合,依託「官產學研」聯合形成科技成果轉化的產業鏈條。
我國由於國情因素,科技成果轉化起步晚,起點低。但改革開放以後,國家在推動科技成果轉化方面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制定了一系列發展計劃,如:星火計劃、火炬計劃、國家重點新產品計劃等,建立服務功能社會化和網路化的技術創新服務中心和生產力促進中心,許多高校和企業也已經意識到科技成果的潛在市場價值,開始進行科技成果轉化的聯動合作,選擇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模式。可以說我國的科技成果轉化呈現出了百花齊放的發展態勢。
⑶ 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存在哪些難點
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們篳路藍縷、砥礪前行,40年滄海一粟,我國最終實現了由封閉、貧窮版、落後到開放、富強、權文明的歷史轉變,我們14億中國人不僅填飽了肚子,更武裝了頭腦,中國科技事業突飛猛進,製造業也逐漸在由「中國製造」轉變為「中國創造」,我國各項前沿科技專利保有數量逐年增加。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應該保持一個清醒的頭腦,要知道我國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率仍然偏低,也就是說相當一部分前沿科技成果仍處於「紙上談兵」的階段,無法轉化為生產力。
眾所周知,前沿科技成果多掌握在各類高校以及科研機構手中,而企業內部的研究開發機制相對薄弱,據相關統計表明,截止到2018年六月,游離於企業之外的各類科研機構近6000家,科研機構雖然研發能力較強,但是市場嗅覺較弱,並且資金也不充裕,金智創新認為科研機構和企業缺乏溝通是導致我國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率偏低的主要原因。
⑷ 科研成果轉化為何要避免掉入「陷阱」
付林原為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建築技術科學系教授、博導,他掌握的一項技術可以大幅提高發電廠廢熱的回收量,將其轉變為北方供暖的熱能,從而減少煤的消耗。在這項科研成果轉化過程中,付林被檢察機關刑事拘留,今年5月被正式提起公訴,一項罪名是貪污造成科研經費損失220餘萬元,另一項罪名是挪用公款439萬元。
這是高校教師、科研人員在科研成果轉化中被控犯罪的又一起典型案例。近年來國家高度重視科研成果轉化工作,出台了諸多鼓勵科研人員實施成果產業化的措施,但由於缺乏相應的成果轉移轉化機制,科研人員直接推進成果轉化面臨著現實的風險。付林案之所以引發關注,就是因為暴露了科研成果轉化中科研人員的沉重尷尬。
另一方面,要明確科研人員在科技成果轉化中的角色和職責,應當由專業的機構去實施成果的中試、孵化,孵化成功後再由企業進行量產。由專業的中介機構進行成果的中試、轉化,可以對成果的價值進行評估,科研人員可以從成果轉讓中獲得收益。如果在成果轉化中需要科研人員持續支持,高校可以給科研人員選擇空間,比如花一段時間在企業中擔任顧問、技術指導,然後這段時間後,必須做出要麼繼續當教授、要麼留在企業的選擇。
實施這種模式,可以有效發揮科研人員、中介機構和企業各自的優勢。對科研人員來說,可以將更多精力專注於科學研究,同時也有很好的機制去推進成果產業化,可以從產業化中獲得自己應有的利益,既消除了科研人員難以推進成果轉化的擔憂,也能讓科研人員避免掉入科研成果轉化的「利益陷阱」。
去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方案》,其中提出完善技術轉移機構服務功能,完善技術產權交易、知識產權交易等各類平台功能,促進科技成果與資本的有效對接。這里的技術轉移機構和技術產權交易、知識產權交易平台,應當是專門從事科研成果轉化的中介機構,充分發揮這類中介機構在科研成果轉化中的服務職能,才能為科研人員提供專業的促進成果轉化服務,幫助他們消除掉入「利益陷阱」的風險。
還是要多獎勵提高積極性啊。
⑸ 技術轉移轉化和科技成果轉化有什麼區別
技術轉移轉化和復科技成果轉化的制區別是概念不同,主體不同,客體不同。⑹ 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存在哪些難點該如何解決
一、高校缺乏動力
科技成果轉化對高校教師評職稱、寫論文往往沒有多大幫版助,科技成果權轉化在應用科學技術研究課題中沒有考核指標。眾所周知,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是一個較為漫長費力的過程,如果轉化科研成果還不如多做幾個國家重點課題,那麼科研機構很難有足夠的動力去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
二、企業對接高校困難
就目前的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現狀來看,企業和高校對接非常困難,「很多高校技術要作價入股的話,流程大概要走半年到一年,企業『怨聲載道』,一些項目甚至根本就開展不下去。眾所周知,前沿科技往往具備較強的前瞻性,需要和時間賽跑,如果說因為對接困難,導致錯過了最佳時機,那麼科技成果的經濟價值就會大打折扣。
⑺ 科技成果轉化的作用及難點表現在哪些方面
多年來,我國一直存在著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不力、不順、不暢的痼疾,創新和轉化各個環節銜接不夠緊密的現象。我國將科技成果加以轉化應用達到產業化的比例僅有約2%~6%,科技研發對經濟和社會的支撐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發揮。為實現建設創新型國家和世界科技強國的目標,我國需要加速科技成果轉化。
科技成果轉化難在哪?
一是高校、科研機構有效供給不足。高校、科研機構是科技成果的主要來源,而大部分高校院所的科研成果是基於科研興趣或者是前沿熱點,沒有真正形成以需求為導向、以市場為依歸的研發模式。這造成科研人員的技術研發活動在立項階段就可能與市場需求不一致,導致具有轉化價值的成果比例不高。
由於不需要經歷市場競爭,高校院所的科研活動動力不足,難以與市場貼近,大部分科技成果很多時候與企業的現實需求是錯位和脫節的。導致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看起來十分豐厚,但真正能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成為有效供給的成果卻很少。
現行考核體系下「重研發、輕轉化」「重論文、輕專利」等現象仍然存在,這導致科研人員片面追求發表論文的數量,對轉化科技成果的市場意識和積極性都不強烈。大量科技成果僅僅成為課題或項目完成的標識而被束之高閣,未能通過轉讓、許可、技術作價入股、創辦企業等形式得到應用並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二。現在不能單純地就轉化談轉化,而是要面向市場,企業在科技成果轉化中要承擔主體作用,形成科技成果從研發到市場化的渠道。但目前在科技成果轉化能力方面,90%以上的企業研發、轉化科技成果的動力能力不足。國企大而不強、外企強而不為、民企長而不大,中小企業大多處於產業低端,對成果轉化「有心無力」。
我國企業的主體是中小企業,最
需要技術支持,但總體來看又最缺乏技術創新和轉化的條件。中西部地區的一些省份,90%以上的企業沒有研發活動,購買專利和改造生產線的能力弱,難以依靠科技進步經營企業。國有企業技術人才多,研發條件好,因考慮科技投入風險大、見效慢,一般只對現有的生產要求開展科研,一些科技含量高、市場潛力大但要過一定時間見成效的科技成果難以在企業轉化和推廣應用。
⑻ 我國科技成果轉化存在的問題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通過多種途徑轉化科技成果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但總體情況並不樂觀,依然存在成果轉化率低、中試環節薄弱、風險投資機構不完善等問題。
(一)科技成果多,但成果轉化率偏低
科技成果轉化率是反映科技成果轉化的最直接的綜合性指標。但目前該指標缺乏一致的統計口徑和明確的計算方法。在反映科技成果轉化的指標中,存在著科技成果應用率、推廣率、轉化率等多種概念,不僅名稱多樣,而且統計方法不盡一致。目前相對一致的觀點是: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不高,遠低於發達國家水平。據統計,我國目前每年取得的科技成果超過4萬項,但科技成果轉化率約為25%,真正實現產業化的不足5%,與發達國家平均80%轉化率的差距甚遠(王順兵,2011)。全國平均水平專利實施率僅為30%,高等院校中七成以上的專利,包括許多原創型的新技術、新材料、新產品、新工藝,因為種種原因未能實施(王順兵,2011)。
從近年來公開發布的科技統計數據看,2004年以來,我國專利申請數量和技術市場成交額呈現持續增長的態勢,技術市場成交合同數則表現出波動特徵,變化不明顯。通過對比國內外技術合同成交額,發現國內技術合同平均交易額仍遠低於國外引進技術合同的平均交易額,進一步證實了科技成果轉化率低、轉化速度慢的現實。然而,國內科技成果轉化程度不高造成的危害是花費高昂的代價。國家花費大量經費支持的研發,成果並未得到充分應用,而是大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不但造成投資-收益嚴重偏低的局面,也不利於國內企業的自主創新和本國核心技術研發,限制了國內相關技術的研發、推廣和應用。另外,還往往由於引進技術不適應國情等原因,使引進的技術無法發揮有效作用,造成盲目引進技術、浪費國家財力的結果。
(二)中試環節薄弱
科技成果是人們通過對客觀世界改造而獲得的具有理論、實用價值的創造性勞動成果,但從根本上來講仍是知識形態表現的生產力,需要通過中試進行篩選、驗證、改進、完善實驗室成果或理論成果,消除各種不確定性才能解決知識形態的隱性生產力與產業化的現實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圖4-5)。另外,在科技成果尤其是高新技術實現轉化的過程中,具有很大的技術風險、市場風險、資金風險,需要中試環節的放大、檢驗、試制、試銷,解決在成果研發階段考慮不到或不全的問題,為實現產業化鋪平道路。可以說,成果由試驗室進入中試放大試驗是高新技術成果轉化為商品的關鍵環節。然而,目前我國科技成果的中試環節缺失,全國每年列入中試的重大成果不到全年重大成果的5%,科研單位和企業也因為中試放大的風險性而不願意承擔中試工作。研究者以完成科研成果為目標,忽略了對原始科技成果的二次開發;企業則希望拿到成熟的技術投入生產,或片面追求經濟利益,將實驗室成果直接進入工廠生產,使很多沒有想到的問題在工廠開工中暴露,最終導致成果轉化以失敗告終。
(三)風險投資機構不完善
風險投資來源於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成為解決科技成果產業化資金短缺的最關鍵、最有效的手段。我國雖然早在80年代中期就開始發展風險投資,如1985年9月,國務院正式批准了我國第一家專營風險投資業務的金融機構: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1992年深圳風險投資基金成立,然而我國風險投資發展總體來說還是在起步階段,風險投資機制尚未完全建立與完善,資本市場發育不全,遠遠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甚至還比不上周邊的一些國家,風險投資在科技成果轉化中所起的作用並不明顯(萬金榮,2006)。綜合考察目前我國已轉化的科技成果中,靠風險投資的不足5%。可以說,風險投資已成為嚴重製約我國高新技術成果產業化的因素。此外,由於風險投資意識薄弱,缺乏風險防範機制,不少企業蒙受重大損失,導致部分企業傾向於短平快的項目開發,重大高新技術成果極少有人問津;對一些轉化周期長,技術風險和市場風險大的項目,銀行的積極性也不高。因為傳統的商業銀行運行的基本原則是經營的安全性,而科技成果產業化最突出的三個特點就是高投入、高風險、高效益,由於資金的投入在科技成果產業化過程中,特別是在中試階段,需求量很大,傳統的商業銀行遠遠不能滿足科技成果產業化對資金的需求。金融機構貸款對科技活動支持作用與國外相比相距甚遠。民間資本由於沒有好的回報機制,投入科技成果轉化的資金很少。總體上看,風險投資機構不健全,運行機制不完善,運行環境不完備,成為我國風險投資資金匱乏、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
圖4-5 中試環節示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