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杜法案與成果轉化

① 誰來解釋一下這個拜杜法案

《拜杜法案》由美國國會參議員Birch Bayh和Robert Dole提出，1980年由國會通過，1984年又進行了修改。後被納入美國法典第35編(《專利法》)第18章，標題為「聯邦資助所完成發明的專利權」。

我通俗點說：

在《拜杜法案》制定之前，由政府資助的科研項目產生的專利權，一直由政府擁有。只有不到5%的專利技術被轉移到工業界進行商業化。

《拜杜法案》施行後，企業可以首付一部分錢，換取專利使用權，把專利轉化為商品，賺了錢之後，再和政府分成。

這使私人部門享有聯邦資助科研成果的專利權成為可能，從而產生了促進科研成果轉化的強大動力。該法案的成功之處在於：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為政府、科研機構、產業界三方合作，共同致力於政府資助研發成果的商業運用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激勵，由此加快了技術創新成果產業化的步伐，使得美國在全球競爭中能夠繼續維持其技術優勢，促進了經濟繁榮。

② 產學研用的體制機制

突破產學研用體制機制障礙，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科技生產力
多年來，大學和科研機構大批的研究成果難以轉移到企業，科技成果轉化率不到20%，產業化不到5%。產學研用的狀況與產業轉型對自主核心技術和關鍵技術的迫切需求存在很大反差。以2008年為例，企業在國內技術市場上達成的技術購買合同成交額為2163.5億，其中來自高校和科研機構的技術僅佔1/10左右（263.9億），對企業技術創新的支撐作用明顯不足。究其原因，嚴重製約產學研用合作的最大障礙是體制機制，包括宏觀管理體制、組織協調機制、利益分配機制等，其中深層次的、根本的原因是理念和價值觀。因此，要把科學發現、技術發明從大學和科研機構的實驗室里解放出來，把科研人員的內在驅動力激發出來，需要在體制機制上實現大的突破，具體而言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科技人才，在體制機制改革中堅持「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用相結合」的價值理念。
產學研用合作的關鍵在於突破產、學、研、用各自為政的壁壘，立足於社會發展和國家利益，將隸屬於各個不同管理體系的科技人才和資源進行有機的結合，從而實現科研產出的最大效應。因此，推動和促進產學研用結合，就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科技人才，改變「先有成果，再找企業」的思維模式，進一步明確應用科研要以市場為導向，緊盯需求，形成以企業為主體的「產-學-研-用」的機制，實現產學研用的「無縫鏈接」，在與企業緊密合作的基礎上推動科研創新和人才培養。
例如，在化工領域，離子膜是「新中國幾任化工部長的夢想」，曾三十年攻關沒有突破。離子膜薄如蟬翼，被稱之為「化學工業之母」和「化工皇冠上的明珠」，是我國基礎產業氯鹼工業和新能源汽車的核心部件，其核心關鍵技術長期為杜邦公司壟斷，市場價每噸高達1000萬。我校張永明教授團隊，與山東東岳集團長期合作，歷經八年科技攻關和產業化工程研究，終於實現了幾代化工人的夙願，從根本上打破國外壟斷，徹底解決我國氯鹼離子膜長期依賴進口的局面。離子膜技術攻關成功，其關鍵在於高校和企業解放思想，敢於冒風險，勇於圍繞國家重大需求突破思想障礙，實現科研與產業的緊密結合。
2．完善法律法規，改變當前產學研用相關法律法規分散凌亂的狀況，及時出台「產學研促進法」。
產學研用合作不僅是圍繞技術創新而展開的一系列經濟行為的總和，也是一系列法律行為的綜合，涉及到多種新的法律關系。這些法律關系或單獨、依次呈現，或交叉錯綜呈現。產學研用合作往往不能通過市場行為自發解決，需要通過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安排，確立必要的准則，規范和約束合作行為，界定各類合作主體的職責和權益，建立共同投入、成果分享，技術、市場、管理等風險分擔的機制，從而促進和推動產學研用合作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而我國現有法律，僅有新修訂的《科技進步法》第三十條及《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第十二條對產學研合作有直接的規定，其它與產學研用合作相關的法律規范較為分散，系統性不強，有的法律規定過於原則化，缺乏操作性。因此，對於技術轉移與科技成果轉化最為有效的產學研用結合創新進行法律規范十分必要。
在這方面，國外很多經驗值得借鑒。如美國1980年出台的「拜杜法案」，明確政府支持的科研成果歸所在單位所有，獎勵發明人，對中小企業給予支持等，為釋放美國的科技生產力起到里程碑意義的作用。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先後制定《大學等技術轉讓促進法》、《產業技術力強化法》、《產學官合作促進稅制》等一系列法律 ，加大產學研用合作力度，推進技術創新，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經過多年的探索和實踐，我國產學研用合作取得了長足進步，呈現出強勁發展勢頭，同時也顯露出種種缺陷和制度瓶頸，這實際上為促進產學研用合作立法創造了良好條件，「產學研促進法」的出台勢在必行。
3．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充分利用各種資源，逐步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產學研用支撐體系和長效機制。
首先，要建立產學研用結合統籌協調機制。要積極發揮政府主導作用，瞄準需求，注重統籌協調。通過有力有效的溝通協調，消除障礙，理順各個主體關系，調動各方優勢和積極性，實現產學研用的「無縫鏈接」。
其次，要制定產學研用專項扶持政策。政府應根據產學研用結合中多方參與的特點，在制定政策中應充分考慮各方需求與利益，保證各方利益風險共擔、知識產權共享，提高和保護產學研用合作各方的積極性。
第三，要設立產學研用合作專項引導資金。強化政府財政投入的引導和保障機制，積極探索科技與金融結合的新路子，建立健全以政府投入為引導、企業投入為主體、社會投入為補充的多元化產學研用結合投入體系，從而不斷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 。
第四，要大力扶持培養中介服務機構。積極扶持、培養生產力促進中心、評估咨詢機構、科技信息中心、知識產權法律中介機構等一批自主創新的知識型的中介服務機構，並依託中介服務機構，建立產學研信息交流服務平台，通過不同類型的中介服務機構，解決產學研結合中信息不對稱的問題。
最後，要完善產學研用結合的評價激勵機制。在加快高校改革的同時，進一步完善科研成果評價與考核體系。積極落實國家有關科技成果轉化的政策，激勵高校和科研機構科技人員參與產學研結合。

③ 新科技進步法全文

《科技進步法》修訂折射時代變遷大中小

從7月1日開始，實施了15年的《科技進步法》將換新顏。作為《科技進步法》的起草和修訂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科技法學會會長段瑞春見證了我國科技改革與發展的歷史性跨越和科技立法的進程。在新修訂的《科技進步法》實施前夕，他講述了立法過程中的點滴故事。透過這些故事，我們聽到了科技立法隨著社會發展與時俱進的步伐。在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新征途上，有了法律這塊基石，我們一定會走得更堅實、更穩健。

立法：興改革之事

提起15年前的立法，段瑞春感觸頗深，「當年，鄧小平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重要思想。這既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論斷，又是我國新時期的發展戰略。我國科技工作歷來有著講政策的傳統，但如何按照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憲法精神，運用法律手段解放和開拓第一生產力？這個問題提上了我國科技工作和法制建設的議事日程。」

「依據其調整對象不同，法律可以分為基本法律和一般法律。當時，制定一部指導科技事業發展的基本法律的條件已經成熟。」段瑞春說，1985年3月《中共中央關於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揭開我國科技體制改革的序幕，此後伴隨科技進步的主旋律，我國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計劃，推進了科技系統的機制轉變、結構調整和流程再造，科技與經濟相結合的新型體制正在形成。尤其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為我國改革和發展進一步指明方向。

「在這樣的歷史節點上，科技立法要抓龍頭法，抓主要矛盾，解放科技第一生產力。這是當時參加這項工作同志的共同心聲。」《科技進步法》於1993年7月應運而生。

「我國科學技術領域第一部具有基本法性質的法律，推動我國科技事業步入法制軌道，起步是順利的，開局是良好的。」段瑞春作為當年起草工作組組長，為此整整准備了三年。

在過去的15年裡，《科技進步法》把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和科教興國的發展戰略結合起來，在促進、引導、規范和保障我國科技進步與創新方面，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修訂：為創新「變法」

當時間的腳步邁入新世紀，我國科技、經濟和社會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在經濟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交互作用下，世界經濟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場創新戰。

創新決戰未來。2006年《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提出了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的方針，確立了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目標。所有這些，對進一步完善和提升國家科技基本立法提出新的要求。

「有人說法律沒有自己的歷史，法的變遷只是經濟社會發展在上層建築的投影。科技立法尤其應當隨著科技創新的時代步伐與時俱進。」段瑞春說，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國家中長期科技規劃的實施，科技創新政策和相關經濟配套政策需要及時調整。

「這種調整不只是局部調整，而是有必要進行全面修訂。」他說，修訂後的《科技進步法》突出自主創新這條主線，把成功的實踐經驗加以科學總結和法律升華，進一步建立和完善有利於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的法律環境。

亮點：多項制度實現突破

修訂後的《科技進步法》在堅持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和原法成功實踐的基礎上，針對制約我國科技進步與創新的若干瓶頸問題，在體制、機制和制度方面進行了法律創新。

段瑞春說，新修訂《科技進步法》把堅持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寫入法律總則，並在有關章節中規定了從科技計劃、經濟手段、財稅、金融等方面促進和激勵創新的政策。而原《科技進步法》僅第三條有「鼓勵科學探索和技術創新」的原則規定。把創新作為主線，使得這部法律既是科技基本法，又是創新促進法。

新修訂《科技進步法》把建立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運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產學研相結合是新時期改革和發展的突破口，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攻堅戰，將它寫入法律是段瑞春多年的心願。「在1993年制定《科技進步法》時，對『產學研結合』戰略定位的認識還不一致，還缺少成功實踐經驗的支撐，社會環境和條件也有待構建。修訂後的《科學進步法》對產學研結合的規定是立法的一大突破。」

令他高興的還有，修訂後的《科技進步法》明確了我國建立現代科研院所制度的基本原則。有關主體的立法是我國立法工作的重中之重，科研院所作為研究開發主體，長期以來在立法上缺位，屬於「無法之院所」。

「這不利於科研院所的穩定發展，也不利於發揮其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重要作用。」段瑞春回憶說，早在科技體制改革初期，曾啟動過科研院所法的制定工作。由於有些同志擔心立法會束縛正在進行的科研院所改革，因而擱淺多年。

段瑞春說，此次新修訂的《科技進步法》對科研機構的規定，是多年科研機構改革經驗的總結，期待以《科技進步法》的修訂為契機，把現代科研院所作為特殊主體的立法提上重要議程。

段瑞春說，新修訂的《科技進步法》同時為《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實施，提供了重要法律支撐。新修訂的《科技進步法》對執行國家計劃項目獲得的知識產權歸屬實施和利益分享的規定，與專利、版權、商標等知識產權專門立法相輔相成，進一步使得《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實施納入法制軌道。

作為這次修訂《科技進步法》的專家咨詢委員會召集人，段瑞春還特別指出，自主創新不僅包括研發和生產，而且包括品牌營銷。政府采購在世界各國歷來不只是單純的購買行為，而同時是重要的政策工具。

修訂後的《科技進步法》規定了政府對自主創新產品和服務的優先採購制度和對研發產品的首購政策，段瑞春對此非常贊同。他認為，這項政策將有助於我國寶貴的市場資源向創新型企業做必要傾斜，並引導全社會為自主創新產品給予更多機會，形成良好的輿論支持和群眾基礎，保障創新型企業較快地度過起步期、成長期，形成足以和國外企業一拼高低的機會。

盡管對法律增加科技投入缺少明確的具體比例而稍感遺憾，但段瑞春認為，修訂後的《科技進步法》增加了有關科技經費的合理使用、正確管理和嚴肅監督機制等，這也是一個進步。「過去只規定增加科技投入，修訂後的法律強化了監督機制。這對規范科技投入行為，提高科技投入效益，避免浪費、瀆職和科研不端行為，是非常重要和及時的。」

落實：全社會共同推進

「《科學進步法》是促進科技進步與創新的基本法。通過科技大法確定國家科技發展戰略、方針、重大政策和主要制度，是我國科技事業長期穩定、快速、健康發展的法律基石。」段瑞春認為，貫徹實施《科學技術進步法》及其各項制度，要與貫徹執行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綱要和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等緊密結合。一要認識到位，明確這部基本法的重大意義，形成共識；二要職責到位，明確法律實施的國家責任和社會責任，各部門、各地區、各產學研各界通力合作，共同努力；三要政策到位，進一步完善《科技進步法》的實施條例和配套政策。並注意與其他法律相互協調，避免撞車。

「隨著我國新修訂《科技進步法》的實施，我國科學技術法律體系已經初步完備。但有一些重要規范，從法律結構上，還停留在國務院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的層次，需要及時提升到國家法律的高度。」他認為，在高新科技開發區、科技資源共享、產學研合作、科研安全預警和風險防範等方面都有待於加強立法。

■新聞背景

《科技進步法》修訂過程

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將修訂《科技進步法》列為本屆人大立法規劃的第一類項目。

2005年12月23日，科技部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修訂草案）（送審稿）》報請國務院審批。

2006年12月29日，在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上，將修訂科學技術進步法列為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項目。

2007年3月22日，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全文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修訂草案）（徵求意見稿）》，並發出了向社會各界公開徵求意見的通知。這是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第一次就法律草案徵求意見。

2007年8月26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對科技進步法修訂草案進行了審議，科技部部長萬鋼就修訂草案作了說明。

2007年12月23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第二次審議科技進步法修訂草案。

2007年12月29日，修訂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由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將於2008年7月1日起施行，胡錦濤主席簽發第82號主席令予以發布。

■相關鏈接

企業技術進步「八項規定」

新修訂的科技進步法增設了企業技術進步一章，把鼓勵企業技術創新的政策措施法律化，這是此次修訂的最大亮點。

科技進步法關於企業技術進步主要規定了以下八個方面的內容：

1.明確提出國家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企業同科學技術研究開發機構、高等學校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

2.企業研發費用可以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稅前列支並加計扣除，科學技術研究開發儀器、設備可以加速折舊；

3.國家和地方政府通過制定產業、財政、能源、環境保護等政策，引導企業研究開發新技術、新產品、新工藝，進行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淘汰技術落後的設備、工藝，停止生產技術落後的產品；

4.利用財政資金設立基金，為企業自主創新與成果產業化貸款提供貼息、擔保。政策性金融機構對企業自主創新的項目給予重點支持；

5.逐步完善資本市場，適時推出創業板市場，支持高新技術企業利用資本市場發展；

6.對從事高新技術產品研究開發、生產的企業，投資於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的創業投資企業等促進企業技術進步活動的企業，依照國家有關規定享受稅收優惠；

7.依法保護企業的知識產權，政府采購優先購買國內企業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

8.將企業技術進步的情況，包括企業的創新投入、創新能力建設、創新成效等，作為國有企業負責人考核的重要內容等等。

中國版的拜杜法案

《科技進步法》第二十條明確了利用財政性資金取得的知識產權歸授權項目承擔者所有。關於這個問題，我國現行的專利法、著作權法等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法規沒有明確規定，上述規定是我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一個重要突破，是激勵自主創新，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一項重要制度和措施。

這堪稱「中國版的拜杜法案」。美國的拜杜法案頒布於1980年，其核心在於規定由政府經費所支持獲得的發明專利，原則上歸發明者所在的研究機構所有，並且給發明人獎勵。這極大地推動了中小企業、大學和科研機構的技術創新。世界上許多國家借鑒這一法案，對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修改和完善。評論界對這一法案評價極高，如稱之為「美國國會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中通過的最具鼓舞力的法案，如果沒有該法，就沒有美國今天科技創新層出不窮的繁榮局面。」「這一法案的意義在於，它把所有在政府財政支持和幫助下完成的發明和發現從實驗室里解放出來。」當然，我國科技進步法並沒有照搬照抄拜杜法案，而是結合我國具體情況對知識產權歸屬、實施等作出了規定。

美國拜杜法案

法案是針對受聯邦經費支持的發明專利權而制定的。其方針和宗旨是，通過專利體制促進對起源於受聯邦經費支持的研究或開發的發明的利用；最大程度地鼓勵小企業參與受聯邦經費支持的研發活動；促進商業機構與非營利組織（包括大學）之間的合作；確保由非營利組織和小企業所做的發明能被用於促進自由競爭和經營的目的；提高由美國產業和勞工在美國所做的發明的商業化程度和公共利用率；確保政府對受聯邦經費支持的發明能獲得足夠的權利，以滿足政府的需要並防止擱置不用或不合理利用發明等。（科技日報 記者 劉恕 實習生 許清）

08-06-30

④ 美國政府如何支持創新創業

主要方式

與支持創新創業的理念相適應，美國政府支持創新創業的方式方法，體現了務實的精神，發揮出了「四兩撥千斤」的巧勁。

宏觀管理。白宮與國會制定國家總體的科技法案，在不同時期通過並實施了《專利法》《拜杜法案》《史蒂文森—威德勒技術創新法》《技術轉移商業化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並推行加速折舊、研發經費增長額稅收抵免等多種稅收優惠政策。在聯邦政府中，國防部、能源部、衛生部、宇航局、商務部、農業部、國家科學基金會等是重要的科技管理機構，管理著大量的研發資金。其中，國家科學基金會的一項主要管理職能是調查和掌握全國科技資源狀況，包括對科學家和工程師登記備案，對國內科技資源有關數據進行統計、解釋和分析，調查統計全國大學和科研機構獲得的聯邦科技經費總額等。此外，還有國家科學院等私人非營利機構，為政府提供政策咨詢建議。

項目支持。聯邦政府中，10餘個部門均資助科研項目，2013年政府R&D投入達1440億美元。在政府所有資助項目計劃中，影響最大、效果最好的是小企業創新研究計劃（SBIR），有11個研發經費超過1億美元的聯邦政府部門參與，約每年投入資金25億美元，支持初創公司的高風險創新項目，約有25%的公司在SBIR資金支持下成立。再比如，實施的小企業技術轉讓計劃（STTR），規定研發經費超過10億美元的聯邦政府部門，每年要劃出一定比例的研發經費，專門支持小企業與非營利研究機構的技術轉讓項目。在政府投入資金的帶動下，全美每年私人R&D投入達2700億美元。

政府采購。政府面向企業采購先進技術和產品，是政府支持創新創業的重要方式之一，采購重點向小企業傾斜。比如：《聯邦采購條例》明確了小企業預留制度、小企業分包制度、報價小企業優惠制度等；《美國小型企業法》規定，聯邦政府應盡可能向小型企業提供采購合同，一般小型企業每年獲取合同金額應不少於總合同金額的23%。

創業服務。成立了聯邦小企業管理局（SBA）、小企業發展中心（SBDC）、婦女企業中心及其遍布全國的分支機構，提供包括創業培訓和咨詢、指導起草商業計劃書、企業管理技術支持、與銀行合作提供擔保貸款、幫助企業申請政府采購合同，等等。州、郡、市等各級政府也重視做好創新創業服務工作。

培育生態。聯邦政府遵循創新創業規律的本質要求，積極培育創業生態系統。尤其注重發揮大學的優勢，建立小企業發展中心（SBDC）時藉助了高校資源，成立的能源部聯合生物能源研究所等國家重點研究機構有大學參與其中，大學60%以上的研發經費來自政府資助，《拜杜法案》加快了大學科研成果向市場轉化。注重引導大企業與小企業創新合作，通過立法的方式支持企業之間進行合作研究開發，規定大企業要把承擔政府采購合同份額的20%轉包給小企業。高度重視爭奪全球高端人才，持續推進實施移民政策，矽谷地區約37%的人口出生在外國。

⑤ 保障機制——科技成果轉化的保障

科技成果轉化的產生不是自發的，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才有產生的可能，如果沒有從外界獲得所需的信息、物質等要素，則它的正常運行和發展就會受到極大的影響。科技成果轉化保障機制的有效建立，能夠為其提供一個適宜的外部環境，但由於涉及的條件和因素很多，該保障機制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法律、政策、人才、信息等方面的相互作用、相互關聯，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一）政府宏觀調控、激勵和保障機制

要提高技術市場對技術交易雙方的吸引力，必須有政府的推動與資助、信貸與稅收的激勵和法律制度的保障。發達國家的基本做法：一是通過法律手段促進技術轉移和成果轉化，為技術市場提供必要的法律環境和條件。二是通過經濟手段為技術轉移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用經濟手段促進成果轉化是政府宏觀調節機制中的一個主要方面。經濟發達國家採用的經濟手段主要包括政府資助與補助、政府采購、政府合同、稅收優惠與抵免、信貸優惠及保持較高的研究與開發投入等。政府的資助與補助對技術創新及轉移具有起動作用，如法國的科研成果推廣署就是專門代表政府做這個工作的。政府采購作為鼓勵技術創新與開發的政策手段，在美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美國政府每年從預算中拿出數百億至上千億美元采購新產品，許多沒有形成大規模市場的新產品的第一個買主往往是政府。政府合同是指國家重大科研攻關項目及政府與大學、政府與工業界的合作項目都是採用合同的形式實施的。政府的稅收與信貸扶持是進一步刺激企業技術進步的動力。三是通過完善的技術成果產權激勵機制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推動技術創新與技術轉移，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制度在技術市場的發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完善而有效的調控機制、激勵機制和保障機制，為國外技術市場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

（二）科技人才流動機制

人才流動擴散機制是指科技成果轉化必須通過有關人員特別是作為知識和技術載體的科技人員的流動來實現。我們知道，信息的傳播形式與渠道對信息的傳播非常重要，因為高科技成果信息涉及大量用簡單文字難以表達清楚的內容，因此說，人才從大學、科研院所到企業的流動使科技成果轉化變得更快、更靈活、更有效率。西方一些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示範作用。

日本的一些大學經常舉辦學術沙龍，以促進產學研之間的溝通與交流。1996年，日本通過了《教育公務員特例法》的部分修正案，以促進人員間的相互交流。在人才培養與合作上，日本一方面積極鼓勵大學通過各類培訓為企業培養人才；另一方面倡導企業為大學提供實踐和鍛煉場所，鼓勵大學教師「內地留學」以及學生「工廠體驗」（趙京波，2012）。日本還打破傳統教育體制，從民間企業招聘教師，民間企業也派遣技術人員到大學進修或聘任大學教師進行講學和指導，雙方互通有無，加強彼此間的學習和交流。其他一些發達國家也有類似的規定。如：美國的許多高校明確規定，在不影響學校自身教學任務的情況下，教師和科研人員可以到企業兼職。英國政府及高校也總是鼓勵高校教師和科研人員向企業流動，甚至一些高校規定院系負責人必須到企業去兼職才有條件回學校繼續任教。在德國，人才交流的形式更加靈活、多樣。學校與企業雙方採取雙向流動的形式促進科技成果的產業化，政府為支持這種形式給予了必要的資助。而我國台灣工業研究院則是通過控制離職率來調節人才的流動（萬金榮，2006）。

（三）建立迅捷廣泛的技術市場信息網路

技術市場信息服務體系是科技成果轉化的「催化劑」，能把知識創造的源頭與進行產業化的公司或企業聯系起來，使他們互相作用，相互連接。發達國家為了提高技術交易的效率和成功率，讓技術需求方或潛在的技術需求方盡快了解到他們能夠獲得技術的渠道和想要的技術，都會積極建立完善的、有效連通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技術交易信息網路，這也是其技術市場充滿活力、成交規模大的有力保證。如日本技術交易所賴以服務的基礎便是技術交易信息網路和強大的資料庫，其聯網和資料庫相當廣泛。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末籌資800億美元建成了一個覆蓋全國50多個州的信息網路，供企業查詢信息。德國也更新了科技成果轉化信息的資料庫系統，使之能夠更有效地發揮信息平台的作用（楊萍，張源，2010）。此外，英國、法國、荷蘭等國也建有強大的技術交易信息網路，促進了各個地區、各個領域和企業的技術交易與交換（安玉琢，2000）。

（四）政策法律保障機制

政策法律支持是科技成果轉化的首要前提。關於如何促進科技成果的順利轉化受到了諸多國家和地區的高度重視，這些國家和地區紛紛從戰略層面制定相關的法律和政策措施，以實現政策法律與成果轉化之間的良性互動。

1.發達國家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法律制度

發達國家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立法可以分為核心的法律制度和相關配套的法律制度。核心的法律制度是與科技成果轉化直接相關的法律制度，與核心法律制度相配套的其他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促進科技成果轉移的法律制度，與稅收相關的法律制度，促進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法律制度以及保護和利用知識產權的法律制度等（圖4-2）。

圖4-2 核心法律制度的配套法律法規

1）促進科技成果轉移的法律制度。促進科技成果轉移的法律制度是指對鼓勵科技成果轉化、引導成果轉化的方向和重點、保障創新主體的合法權益、營造科技成果轉化的環境起到關鍵性作用的法律制度。集中表現為針對科技成果轉化的專門立法，多是原則性規定。如：美國的《拜杜法案》（1980年）進行了以促進政府資助所產生發明的利用，鼓勵小企業最大限度地參與政府資助的研發活動，促進政府部門、商業主體與非營利組織（主要指大學）之間的協作為目的的一系列對科技成果管理制度的改革與創新（李恆，2009），該法案使每年數以萬計的發明被披露，科研成果的利用率可達70%（張玲，賈淑英，2008）。《史蒂文森-威德勒技術創新法》（1980年）及隨後的一系列修正法案加強了聯邦政府及研究機構對技術轉讓的責任，去除制約技術轉讓的不合理障礙，加速了聯邦資助技術成果的轉移。《技術創新法》（1980年）要求聯邦實驗室成立專門的技術轉移部門，探索與政府、公司、企業的技術合作方式。日本1996年頒布了《科學技術振興事業團法》，以加強科學研究的基礎設施，加強研究交流活動，促進新技術開發和技術成果的普及。此外，英國政府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發表的《科技白皮書》、《技術展望計劃》，韓國1997年制定的《科學技術創新特別法》，法國1999年制定的《技術創新與科學研究法》，德國的《科學技術法》等都可以視為促進科技成果轉移的法律制度，它們都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發達國家科技成果轉化的步伐。

2）促進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法律制度。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中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主要發達國家更是將中小企業技術創新作為本國技術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美、日、歐各國紛紛出台鼓勵和促進中小企業與政府研究機構或大學進行聯合技術開發和科技成果轉化的法律制度（李恆，2009）。美國制定的《拜杜法案》專門調整政府資助中小企業和非營利性機構在完成或者履行政府合同過程中所產生發明的權利和義務（萬金榮，2006）。德國政府在1978年制定針對資金短缺中小企業技術進步的方案，使至少1/3以上的中小企業得到政府的科技資助。2000年6月，歐洲議會通過了《歐洲小企業憲章》，將重視小企業的技術創新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時也推進了小企業與大學、科研院所的跨國結合（李恆，2009）。美國的《小企業技術創新進步法》（1982），《小企業技術轉移法》（1992）；日本的《中小企業創業活動促進法》（1995）；韓國和中國台灣在20世紀90年代頒布的《中小企業基本法》和《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等法律也對中小企業在結合研究中的技術發明權做了特殊保護條款，推動了科技成果轉化向深度與廣度的發展。

3）稅收法律制度。稅收政策作為激勵產學研創新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很多國家都有所應用，並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如美國政府先後出台了《減稅法》（1992年）以及《新稅法》（1998年），給予中小企業創新開發以較大的減稅空間和機會，調動了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積極性。加拿大政府制定的科學研究及試驗開發稅收優惠計劃，根據企業的規模對企業的科研和技術開發投資給以稅收減免，規模越小，獲得的優惠就越大（萬金榮，2006）。然而，從國際實踐來看，大多數針對企業技術創新的稅收優惠措施並不是一種獨立的稅制安排，更多的是體現在能夠激勵技術創新的各種計劃和制度中，方式比較靈活。

4）知識產權制度。知識產權制度紮根於市場經濟，以科技成果的產權明確界定和有效保護為主要特徵，為技術創新和技術轉移提供了一種內在的動力機制和一個外部的公平競爭法律環境，是科技成果轉化順利進行的保障。美國《專利法》規定對發明專利的保護期為20年（1994年以前為17年）（銀純泉，2003）。《國家技術轉移與升級法》（1996年）保證了參與共同合作研發公司的知識產權利益，提高了團隊研究人員及發明人的獎勵，對促進技術創新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李玉玲，趙德鑄，2010）。日本於1999年頒布《產業活力再生特別措施法》，修改了大學發明專利權的歸屬原則，規定了專利年費和專利申請手續費的減免特例。2003年制定的《知識產權基本法》和《知識產權高等法院設置法》使日本成為全球迄今知識產權戰略最為系統化和制度化的國家，極大地促進了日本的科技成果轉化。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先後有美、日、法、韓、印等十幾個國家提出並實施「知識產權立國」戰略，制定和實施相應的政策措施，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5）促進產學研合作創新的法律制度。促進產學研結合創新的法律是指以促進產學研結合創新為根本目標的技術創新法、技術轉移法等立法或與產學研結合創新密切相關的法律制度。國外關於該類型的法律較為豐富，推動了產學研結合創新的發展。如：1986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聯邦技術轉移法》，授權聯邦各機構與公司、大學和非營利機構達成對各方都有利的合作開發研究協議，為聯邦實驗室和私營部門間的合夥關系建立了基本框架（李玉清，2012）。韓國頒布實施了《協同開發促進法》，大力支持「產、學、研」合作開發（萬金榮，2006）。1998年，日本通過了《研究交流促進法》的部分修正案，增加了促進大學科研成果產業化和產學官合作的專門規定，從政策上進一步促進了日本的「產學研合作」。《研究交流促進法》（1986年）、《產業活力再生特別措施法》（1999年）也出現了專門促進產學研合作的條款。此外，眾多發達國家還推出了一系列計劃來強化產學研協作，諸如：芬蘭的「國家技術計劃（National Technology Programmes）」、新加坡的「技術升級扶持企業增長計劃（Growing Enterprise with Technology Upgrade）」及「營運與技術路線圖計劃（Operation and Technology Road-mapping，OTR）」、丹麥的「創新共同體協議（Innovation Consortia Initiative）（DK 17）」、美國的小企業技術轉移研究計劃（STTR）等（張嵎喆，蔣雲飛，2010）。

2.發達國家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政策措施

1）激勵科技成果轉化的稅收措施。各國的稅收優惠一般以加速折舊、投資抵免、費用扣除、稅轉貸等間接優惠的形式為主，同時輔之以減免稅等直接優惠。美國稅法規定，企業委託大學或科研機構進行基礎研究，根據合同所支付的研究費用的65%可從所得稅中抵免，同時對新產品的中間試驗產品給予免稅優惠政策。1982年頒布的《小企業發展法》，維持了美國將近20年的低所得稅。在風險投資方面，美國採取對風險投資額的60%免除征稅，其餘的40%減半徵收所得稅的措施（李恆，2009）。柯林頓政府上台以來進一步強化了稅收減免政策，如宣布研究開發的稅收減免政策永久化，企業主持的學術研究再附加25%的稅收減免優惠，對新研究開發財團頭兩年再減稅10%等（李恆，2009）。德國政府在風險投資政策環境改善方面採取了更加直接的方式，即由政府和銀行共同承擔風險，以低息貸款等方式來改善風險投資的政策環境。法國政府推行了科研稅收信貸制度以促進技術創新，即企業第一年用於研究與開發支出的50%可以免稅，以後每年增加投資的50%可享受免稅。英國政府於1981年制定了「貸款投資擔保計劃」，規定私人銀行機構對高新技術中小企業貸款總金額的80%由政府擔保（李恆，2009）。俄羅斯聯邦的《企業財產稅法》和《稅務法典》的相關規定中，也對科研機構、企業和組織進行科學研究和試驗設計工作及從事與科研活動有關的商品、勞動、服務給予了不同程度的稅收減免，對技術創新及科技成果轉化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

2）保障科技成果轉化的政府采購政策措施。政府采購是各國政府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化的重要政策措施。保障科技成果轉化的政府采購政策措施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優先購買本國高科技成果的「優購」、「首購」政策。二是對技術落後、低附加值政府采購產品的「限購」政策。三是政府對尚待研究開發產品的「訂購」政策。美國是最早採用政府采購政策的國家之一，與政府采購相關聯的法律、法案多達 4000多個（李恆，2009）。2004年補充後的《聯邦政府采購法》和1933年美國出台的《購買美國產品法》對本國高新技術產品的高份額政府采購政策進行了詳細的規定。以集成電路為例，1960年集成電路產品問世之初，100%由聯邦政府購買。英國政府從中央到地方近年每年采購總量在1000億英鎊左右。為了加強對高科技產業及戰略性產業的扶持，英國政府要求政府部門、政府實驗室、國有公司在計算機和通信器材等的采購上，必須從本國公司購買，使政府采購成為政府實現科技、經濟與社會目標的一種公共財政支出手段，為培育英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自主知識產權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李恆，2009）。

3）保護科技成果的知識產權政策。很多發達國家都十分重視知識產權的保護工作，將知識產權戰略提升到國家戰略的層面。如韓國政府認識到知識產權保護和應用在激勵競爭中的重要性，於2004年3月宣布，將原屬商業、工業與能源部的韓國知識產權局轉屬於科技部，並對知識產權局的職能進行了重新部署，建立起了更加有效的促進技術創新的知識產權體系。日本2002年7月通過《知識產權戰略大綱》，明確提出「知識產權立國」的目標。2003年2月，由政府內閣首相親自掛帥的知識產權戰略部成立，之後又相繼出台了若干個「知識產權戰略推進計劃」。於此，一個由知識產權創造、知識產權保護、知識產權應用、發展多媒體素材產業、人才培養和提高國民意識等五大部分組成，包括270項具體措施的完善的知識產權整體戰略體系正式形成（李恆，2009）。

為鼓勵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各國政府大都採取了下放政府資助研究成果所形成的知識產權歸屬權的措施。美國政府1980年出台的《拜杜法案》是主要發達國家下放知識產權歸屬權這一措施開始實施的標志。日本也有類似於美國的拜杜制度，其1999年頒布的《產業活力再生特別措施法》規定，受國家和特殊法人之委託研究開發所得的成果及知識產權可歸屬與受託人。2002年《日本知識產權戰略大綱》規定取消上述條款中關於特殊情況的規定，將該條款適用於所有委託研究開發的預算項目。英國為推進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加速轉移和開發以形成生產力，把過去政府資助的研究項目所得知識產權一般歸國家所有，改為歸項目研究機構所有。歐盟主要通過諸如《公共研究機構專利和許可》等研究報告來修訂受資助研究成果的歸屬與使用的規則，推動知識產權的所有權向執行機構轉變。

⑥ 談談你對知識產權問題和軟體保護有什麼看法

識產權或稱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R）系指對所擁有的知識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的專有權利，一般只在一定時間期內有效。智力創造如發明、文學和藝術作品、和商業中使用的標志、名稱、圖像以及外觀設計都可被認為是某一組織或個人所擁有的知識產權。

概述
知識產權事實上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產權，它更像是一種壟斷權——在一段時間內對於智慧活動成果的壟斷。理論上，知識產權的保護能夠確保智慧活動創造者的利益受到保護，並鼓勵更多智慧活動的產生，從而對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推進作用，其他公眾也能從知識產權保護中受益。知識產權所有者的利益可以通過對使用者收取費用，或在一段時間內禁止他人抄襲、競爭來獲得保護。

通過授予這種壟斷權利，智慧活動的創造者能夠獲得對其勞動成果的補償。例如一個廠商可能為了開發一種新產品而投入了10年的精力與資金，如果沒有知識產權的保護，則最後的結果很可能是在產品推出後，其他廠商可以立即抄襲其成果，而所付出的成本幾乎是零，從而也因此能夠以更低價格出售相同產品，損害原創作者的利益。這種例子現在常見於制葯業：許多發達國家的葯廠抱怨，他們在花費多年心血與大量資金投入後開發出來的葯物，最終卻可能被第三世界國家的葯廠仿造，使這些原創葯廠的利益受損。

知識產權的存在能夠保護創造者利益：在規定的時間內，原創者將獲得相對壟斷權（反專利（Antipatent）法理對濫用知識產權有制約作用），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參與相同產品的製造。原創者可以對使用者收費。而從長期來講，公眾也將受惠：雖然在短期內他們無法享用更加便宜的產品，但是這樣卻能激勵對原創性創新的更多投入，導致未來更多、更好、更便宜的產品的誕生。而知識產權中的相對壟斷也被認為是良性的：智慧活動的創造者若將產品價格定得太高，只可能刺激其他廠商開發類似但是更便宜的產品，最終受害的是創造者自己，而消費者則永遠是受益者。

不過近年來，很多人開始相信，隨著知識產權保護的過度擴張，知識產權這個概念創立之初的宗旨已經改變：知識產權的目的已經從保護公眾利益變為保護知識創造者的利益。在憂心知識產權已經觸犯公眾利益的人中，最著名的就是自由軟體運動的發起者理查德·斯托曼。

知識產權分為兩類：

工業產權，它包括發明（專利）、商標、工業品外觀設計以及原產地地理標志等。專利保護期一般20年，工業設計保護至少10年，而商標則可無限期保護；
著作權，它包括文學和藝術作品：諸如小說、詩歌和戲劇、電影、音樂作品；藝術作品諸如繪圖、繪畫、攝影和雕塑以及建築設計。與著作權相關的權利包括表演藝術家對其表演的權利、錄音製品製作者對其錄音製品的權利以及廣播電視組織對其廣播和電視節目的權利。著作權持續到作者逝世後至少50年。
此外還有一種特殊的知識產權：商業秘密。企業可以認定任何信息為「商業秘密」，禁止能夠接觸這些機密的人將秘密透露出去，一般是通過合約的形式來達到這種目的。只要接觸到這些秘密的人在獲取這些機密前簽署合約或同意保密，他們就必須守約。商業秘密的好處是沒有時限，而且任何東西都可被認定為商業秘密。例如可口可樂的配方就屬商業秘密，100多年來外界都無法獲知可口可樂的全部成分。

知識產權具有以下特點：

專有性：除權利人同意或法律規定外，權利人以外的任何人不得享有或使用該項權利。這表明除非通過「強制許可」、「徵用」等法律程序，否則權利人獨占或壟斷的專有權利受嚴格保護，不受他人侵犯。
地域性：即除簽有國際公約或雙邊互惠協定外，經一國法律所保護的某項權利只在該國范圍內發生法律效力。
時間性：即法律對各項權利的保護，都規定有一定的有效期，各國法律對保護期限的長短可能一致，也可能不完全相同，只有參加國際協定或進行國際申請時，才對某項權利有統一的保護期限。
一般立法保護知識產權主要基於以下理由：

保護創造者對其創造的道義和經濟權利及公眾利用這些創造的權利；
促進創造性及其結果的傳播與應用，鼓勵公平交易，從而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
推動以外國直接投資、合資經營和授予許可證的形式轉讓技術。
這些受法律保護的權利可以被轉讓、出售、出租，在一些國家甚至還能與普通資產一樣被抵押。但是知識產權一般有一定的限制，如期限的限制以及其他特殊情況（如合理使用等）。

知識產權保護的是權利，而不是產品。一個專利權可以被出售或轉讓，但是該專利權的產品並不受知識產權影響。因此有些人認為「知識壟斷」（Intellectual Monopoly）是一個更合適的詞。事實上知識產權就是經政府授權對某些技術、設計或知識進行壟斷。

歷史
知識產權起源於封建社會的「特權」。這種特權，或由君主個人授予、或由封建國家授予、或由代表君主的地方官授予。

知識產權戰略
主條目：知識產權戰略

知識產權戰略是一些國家的一項長期發展戰略。他對提升國家競爭力有很大的作用。

1979年，美國政府提出「要採取獨自的政策提高國家的競爭力，振奮企業精神」，並第一次將知識產權戰略提升到國家戰略的層面。從此，知識產權戰略成為美國企業與政府的統一戰略。美國在知識產權的法律上進行了一系列的修訂和擴充。1980年通過《拜杜法案》，1986年又通過《聯邦技術轉移法》以及1998年的《技術轉讓商業化法》。1999年美國國會又通過了《美國發明家保護法令》，2000年10月眾參兩院又通過了《技術轉移商業化法案》，進一步簡化歸屬聯邦政府的科技成果運用程序。此外在國際貿易中，一方面通過其綜合貿易法案的「特殊301條款」對競爭對手予以打壓，另一方面又積極推動世界貿易組織的知識產權協議的達成，從而形成了一套有利於美國的新的國際貿易規則。與此同時，美國同時非常注重知識產權戰略研究。如美國CHI研究公司的「專利記分牌」系統，運用文獻計量分析方法，對科學論文和專利指標進行研究，現在已經被許多國家使用。

知識產權的重要性
知識產權現在甚至已經被提高到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同時，知識產權對科技進步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計算機軟體保護條例是為保護計算機軟體著作權人的權益，調整計算機軟體在開發、傳播和使用中發生的利益關系，鼓勵計算機軟體的開發與流通，促進計算機應用事業的發展，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的規定製定的.

包含以下內容:
計算機軟體著作權
計算機軟體的登記管理
法律責任

⑦ 知識產權的戰略

知識產權戰略是一些國家的一項長期發展戰略。他對提升國家競爭力版有很大的作用。權1979年，美國政府提出「要採取獨自的政策提高國家的競爭力，振奮企業精神」，並第一次將知識產權戰略提升到國家戰略的層面。從此，知識產權戰略成為美國企業與政府的統一戰略。美國在知識產權的法律上進行了一系列的修訂和擴充。1980年通過《拜杜法案》，1986年又通過《聯邦技術轉移法》以及1998年的《技術轉讓商業化法》。1999年美國國會又通過了《美國發明家保護法令》，2000年10月眾參兩院又通過了《技術轉移商業化法案》，進一步簡化歸屬聯邦政府的科技成果運用程序。此外在國際貿易中，一方面通過其綜合貿易法案的「特殊301條款」對競爭對手予以打壓，另一方面又積極推動世界貿易組織的知識產權協議的達成，從而形成了一套有利於美國的新的國際貿易規則。與此同時，美國同時非常注重知識產權戰略研究。如美國CHI研究公司的「專利記分牌」系統，運用文獻計量分析方法，對科學論文和專利指標進行研究，已經被許多國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