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反映當前學術界對鑄幣稅的研究成果

㈠ 有關通貨膨脹的原因

不同學派對通貨膨脹的起因有不同的學說。

貨幣主義的解釋

對於通貨膨脹最廣為人知也最直接的理論是：通貨膨脹導因於貨幣供給率高於經濟規模增長。此說主張以比較gdp平減指數與貨幣供給增長來作測量，並由中央銀行設定利率來維持貨幣數量。此觀點不同於下述之奧地利學派者在於其著重於貨幣之數量而非實質。在貨幣主義架構下，貨幣的聚集是重點所在。

貨幣數量理論，簡單的說，就是經濟體所耗貨幣總量取決於現存貨幣總量。下列公式創自此說：

p 為一般消費品物價水平，dc為消費品總需求量，而sc消費品總供給量。公式背後的觀念是：在消費品總供應量對消費品總需求量相對下降，或消費品總需求量對消費品總供應量相對上升時，一般消費品物價會隨之提高。基於總開銷主要基於現存貨幣總量的觀點，經濟學者們以貨幣總量計算消費品總需求量。於是乎，他們斷定總開銷與消費品總需求量隨著貨幣總量提高。於是相信貨幣數量理論的學者們同樣也相信物價上漲的唯一原因就是經濟成長（表示消費品總供給量正提高），以及央行因之以貨幣政策提高現存貨幣總量。

以此觀點來說，通貨膨脹的最根本原因是貨幣供給量多於需求量，於是『通貨膨脹是一定會到處發生的貨幣現象』，弗里德曼如是說。意指通貨膨脹的控制有賴於貨幣上與財政上的限制。政府不可令借支過於容易，其自身亦不可超額貸款。此觀點著重於中央政府預算赤字與利率，以及經濟生產力，也就是由生產成本（總供應）所推動的通貨膨脹( cost - pull inflation )。

新凱恩斯主義（neo-keynesian）

依新凱恩斯主義，通貨膨脹有三種主要的形式，為robert j. gordon所說的"三角模型"之一部分:

需求拉動通脹 - 通貨膨脹發生於因gdp所產生的高需求與低失業，又稱菲利普斯曲線型通貨膨脹。

成本推動通脹 - 今稱『供給震盪型通貨膨脹』（supply shock inflation），發生於油價突然提高時。

固有型通貨膨脹（built-in inflation） - 因合理預期所引起，通常與物價／薪資螺旋（price/wage spiral）有關。工人希望持續提高薪資，其費用傳遞至產品成本與價格，形成惡性循環。固有型通貨膨脹反應已發生的事件，被視為殘留型通貨膨脹，又稱『慣性通貨膨脹』，甚至是『結構性通貨膨脹』。

這三型的通貨膨脹可隨時合並解釋現行的通貨膨脹率。然而，大多時前兩種型態的通貨膨脹（及其實際的通貨膨脹率）會影響固有型通貨膨脹的大小：持續性的高（或低）通貨膨脹帶動提高（或降低）固有型通貨膨脹。

三角模型中有兩項基本元素：沿著菲利普斯曲線移動，如低失業率刺激升高通貨膨脹；以及轉移其曲線，如通貨膨脹升高或降低對失業率的影響。

菲利普斯曲線（phillips curve）（或稱需求面）通貨膨脹說

需求帶動理論主要集中於貨幣供給：通貨膨脹可由流通中的貨幣數量與經濟供應力（其潛在輸出）相關。這點在政府（可能於對外戰爭或內戰期間）印行超額的貨幣引起金融危機時特別鮮明，有時會導致惡性通貨膨脹使得物價飛漲（或達每月上漲一倍的程度）。

貨幣供給在程度溫和的通貨膨脹中也扮演主要角色，但其重要性有爭議。貨幣主義經濟學家相信其具強力連結；相反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者強調總體需求在其中的角色，而貨幣供給僅只是總體需求的決定性因素。

凱恩斯主義解釋法的基本觀念為通貨膨脹與失業率之間的關系，稱之為菲利普斯曲線模型。此模型在物價穩定度與失業率之間權衡（trade off）；故為將失業率降至最低，可允許一定程度的通貨膨脹。菲利普斯曲線模型極佳的描述出美國在1960年代的經歷，但不足以詮釋其於1970年代所遭遇到的通貨膨脹升高與經濟停滯結合。現今菲利普斯曲線用以關聯薪資總額增長與一般性通貨膨脹的關系而非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

菲利普斯曲線之位移

因為供給震盪與通貨膨脹已成為經濟活動的固定因素，當代整體經濟使用『位移』過的菲利普斯曲線（以及物價穩定度與失業率之間的取捨平衡）來描述通貨膨脹。供給震盪意指1970年代的油價震盪，而固有型的通貨膨脹意指物價/薪資循環與通貨膨脹預期，表示在正常經濟情況下容忍通貨膨脹。因此，菲利普斯曲線僅代表三角模式中的需求拉動通脹。

另一個凱恩斯主義的觀點為潛在產出(有時稱為國內生產總值)－也就是達到最高生產力的狀況下經濟體之gdp水準－為習慣性且固有的限制。此種輸出標准對應於nairu－固有失業率、自然失業率或全職性的失業率。在如此架構下，固有型通貨膨脹率為內因性地取決於經濟體內的勞動量：

gdp超出其潛在水準(且失業率低於nairu)時。該理論指出，在其他條件相等時，通貨膨脹隨著供應者提高價格而加劇，且固有型通貨膨脹會更惡化。進一步將導致菲利普斯曲線朝著高通脹與高失業擺向滯脹。這種"加速型通貨膨脹"曾見於1960年代的美國，當時越戰的開銷（由小額加稅抵消）在數年間將失業率壓低在百分之四以下。

gdp低於其潛在水準(且失業率高於nairu)，而其他條件相等時，通貨膨脹隨著供應者企圖降價，讓市場消化超額數量，並低估固有型通貨膨脹而減低；即阻止通貨膨脹。將導致菲利普斯曲線朝著低通脹與低失業擺向期望的方向。阻止通貨膨脹曾見於1980年代的美國，當時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的抗通脹措施帶來數年的高失業率，其中兩年曾高達百分之十。

gdp相等於其潛在水準(且失業率也等於nairu)時，只要沒有供給震盪，通貨膨脹率即不變。長期說來，大多數的新凱恩斯總體經濟學者視菲利普斯曲線為垂直。也就是說，若通貨膨脹率高到可以壓過失業率的情況下，失業率為其前提，且等相於nairu。

然而，以該理論作為政策制訂的標的存在缺陷。潛在產出（以及nairu）的數量通常為未知，且會隨時間改變。另外，通貨膨脹率的發生並不對稱，上升的速度較下降為快；更糟的是還趨向隨政策而變。例如說，在撒切爾首相主政時期，失業者發覺自己處於結構性失業，也就是無法在不列顛經濟體內找到適才適所的就業機會，當時英國的高失業率可能提高了nairu（且潛力降低）。在一經濟體避免跨越高通貨膨脹的門坎時，結構性失業率的提高暗示著只有小量的人力可在nairu中找到就業機會。

若假定nairu與潛在產出兩者皆具獨特性且迅速達成，則絕大多數的非凱恩斯主義的通貨膨脹理論可理解為包含於新凱恩斯主義的觀點中。當"供給面"固定時，通貨膨脹取決於總體需求（aggregate demand）。固定供給面也暗示著公私機構的開銷定然相互沖突。故政府的赤字開支會對私營機構產生排擠效果，而對就業水準並無影響。也就是說，資金供給與金融政策為唯一可影響通貨膨脹者。

供給面學說

供給面經濟學說假定通貨膨脹一定由資金供給過剩與資金需求不足所引起。對這兩個因素而言，資金數量純粹只是標的物。於是，歐洲於中世紀的黑死病流行期間所發生的通貨膨脹，可視為因資金需求降低所引起；而1970年代的通貨膨脹可歸因於美國脫離布雷頓森林體系所訂定的金本位後所產生的資金供給過剩。供給學派假定，資金供給與需求同時提高時，不會導致通貨膨脹。

供給面經濟學說所闡述的一個要素，稱美國1980年代由低稅負所引領的經濟擴張為結束高通貨膨脹的手段。其論點在經濟擴張提高對基本資金的需求，且此種作法抵銷通貨膨脹的影響。經濟擴張可視為經常性的帶來對資金的高需求，且其他條件等同於提高資金數量。在國際貨幣市場中，此種政策無可置辯。供給面經濟學說主張，經濟擴張不僅提高國內對資金的評價，也會提高國際上的評價。

㈡ 中國貨幣的替代性方面的研究論文

真的很難找啊。。。

怪不得沒人回復。。

這些東東可能對你用用。。。

祝你好運！

電子貨幣發展對貨幣流通速度的影響――基於協整的實證研究
周光友
(西安交通大學 經濟與金融學院 陝西 西安 710061)
摘要:通過統計分析,本文認為電子貨幣影響貨幣流通速度的因素主要有:現金比率,貨
幣供給的"流動性",金融電子化程度以及貨幣電子化程度,它們對貨幣流通速度的影響是
不同的.進一步分析發現,中國電子貨幣對傳統貨幣有著兩個明顯的替代效應:一是替代
加速效應,二是替代轉化效應.兩個替代效應的存在使電子貨幣並沒有加快貨幣流通速度,
反而導致了貨幣流通速度的下降,這與大多數學者的研究結論相反.本文的結論也許可以
用來解釋近年來我國貨幣流通速度下降的原因.同時,電子貨幣通過對貨幣流通速度的影
響必然會到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因此,中央銀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必須加以考慮.
關鍵詞:電子貨幣;貨幣流通速度;貨幣政策效應;協整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作者簡介:
第一作者:周光友(1971,5-),男,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貨幣金融理論.
曾在核心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近20篇.
聯系方式:
地址:鄭州大學升達學院國貿系 周光友(收)
郵編:451191
電話:0371-62436179 手機:(0)13783501878
Email: [email protected](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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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貨幣發展對貨幣流通速度的影響――基於協整的實證研究
周光友
(西安交通大學 經濟與金融學院 陝西 西安 710061)
摘要:通過統計分析,本文認為電子貨幣影響貨幣流通速度的因素主要有:現金比率,貨幣供給的"流動
性",金融電子化程度以及貨幣電子化程度,它們對貨幣流通速度的影響是不同的.進一步分析發現,中
國電子貨幣對傳統貨幣有著兩個明顯的替代效應:一是替代加速效應,二是替代轉化效應.兩個替代效應
的存在使電子貨幣並沒有加快貨幣流通速度,反而導致了貨幣流通速度的下降,這與大多數學者的研究結
論相反.本文的結論也許可以用來解釋近年來我國貨幣流通速度下降的原因.同時,電子貨幣通過對貨幣
流通速度的影響必然會到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因此,中央銀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必須加以考慮.
關鍵詞:電子貨幣;貨幣流通速度;貨幣政策效應;協整
電子貨幣的產生和發展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支付方式,而且已經給傳統的貨
幣和金融理論帶來了極大的挑戰.近年來,隨著我國電子貨幣的快速發展,它對通貨和存
款的取代作用越來越明顯.與此同時,我國的貨幣流通速度呈現出不斷下降的趨勢,這種
變化對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會產生較大影響.從理論上說,由於電子貨幣具有高流動
性的特點,它對傳統貨幣的取代必然會改變貨幣流通速度,從許多電子貨幣發展較快國家
的實際數據來看,自電子貨幣出現以來,貨幣流通速度也變得極其不穩定,因此可以斷定
電子貨幣必然會對貨幣流通速度產生影響,至於這種影響程度有多大則是我們要研究的問
題.因而對此問題的研究不但可以從另一的角度解釋貨幣流通速度變化的原因,而且對提
高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有著重要的意義.
本文以下的結構安排是:第一部分為文獻綜述,在回顧國內外相關文獻的基礎上,對
相關的理論觀點進行了簡要的評介,並提出了本文的理論假設.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為電
子貨幣與貨幣流通速度相關性的實證分析過程.第四部分是模型結果的分析.最後是全文
的結論及政策建議.
一,文獻綜述
根據巴塞爾委員會的定義:電子貨幣是指在零售支付機制中,通過銷售終端,不同的
電子設備之間以及在公開網路(如Internet)上執行支付的"儲值"和預付支付機制.[1]貨
幣流通速度則是指一定時期內(通常為一年)貨幣流通的次數.國內外許多學者對影響貨
幣流通速度變化的因素進行了研究.
歐洲中央銀行(1988)在《電子貨幣報告》中,認為電子貨幣會加快貨幣流通速度;[2]
國際清算銀行(BIS)對電子貨幣研究的一些報告在對各國電子貨幣的發展和應用情況進行
介紹以及其風險和監管研究的同時,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電子貨幣對貨幣流通速度影響的
內容,並認為電子貨幣會加速貨幣流通速度.Survey of Electronic Money(1996),
[3]Implications for Central Banks of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 Money(BIS,1996
年10月),Risk Management for Electronic Banking and Electronic Money
Activities(BCBS,1998年3月),BIS於2000年5月和2001年11月分別出版了題為Survey of
Electronic Money Developments的兩份報告,之後又於2004年4月出版了Survey of
Developments in Electronic Money and Internet and Mobile Payments.此外,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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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在對電子貨幣研究的相關文獻中也認為電子貨幣會對貨幣流通速度產生影響.
Berentsen, Aleksander, Kyklos (1998),在論述了電子貨幣產品的特徵,並提出電子貨
幣的使用將對貨幣需求,供給及貨幣流通速度產生影響;[4] Aleksander Berentsen(2002)
討論了電子貨幣對貨幣需求及其過程,貨幣流通速度,准備金需求,中央銀行貨幣控制權
及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影響;[5] James A. Dorn(1996)認為,由於電子貨幣的存在及其對
貨幣流通速度的影響,降低了中央銀行控制基礎貨幣的能力;[6] Susan M. Sullivan (2002)
認為,隨著電子貨幣的廣泛使用,將限制中央銀行貨幣供給的控制能力,使貨幣流通速度
加快,鑄幣稅收入減少,貨幣乘數發生變化等.[7]
從國內來看,王魯濱(1999),在分析電子貨幣對貨幣需求的影響時認為,電子貨幣替
代了通貨使通貨減少,從而加快了貨幣流通速度.[8]尹龍(2000)在分析電子貨幣對貨幣政
策中介目標可控性方面的影響時認為,根據傳統的貨幣理論,貨幣的流通速度基本穩定或
有規律的變化,即是可預測的.在此基礎上,才能確定一個與最終目標相一致的中介目標的
控制規模和程度.電子貨幣將使這一理論前提不再成立,它對貨幣流通速度的影響是隨機游
走的,導致短期貨幣流通速度難以預測或預測的准確性受到嚴重影響.[9]董昕,周海(2001)
在分析電子貨幣對貨幣需求時認為,電子貨幣的替代作用使流通中的現金減少,加快了貨幣
的流通速度,也使利用現金進行交易的次數減少,如果支付數字化現金脫離銀行賬目,貨幣
政策的關鍵因素-對中央銀行的貨幣需求量將減少.[10]陳雨露,邊衛紅(2002)將電子貨
幣引入費雪方程式,分析了電子貨幣對貨幣流通速度影響,認為當電子貨幣逐步取代通貨,
尤其是在線電子貨幣的普及和發展.比特形態的電子貨幣以光和電作為物質載體,以接近
於光速的極限在網際網路上高速流通,具有很強的隨機性,這導致短期貨幣流通速度難以預
測或預測的准確性受到影響,費雪交易方程式有待進一步考驗.[11]楊路明,陳鴻燕(2002)在
分析電子貨幣對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可測性和可控性影響時認為,電子貨幣的發展,正在使中
介目標的合理性和科學性日益下降.在可測性方面,貨幣數量的計算與測量,正受到電子貨
幣的分散發行,各種層次貨幣之間迅捷轉換,金融資產之間的替代性加大,貨幣流通速度
加快等各方面的影響.在可控制方面,來自貨幣供給方面的變化,加上貨幣流通速度的不穩
定和貨幣乘數的影響,使貨幣量的可控性面臨著挑戰.[12]蒲成毅(2002)結合中國貨幣供應
的實際,探討了數字現金對貨幣供應和貨幣流通速度的影響.認為貨幣流通速度在初期(以
V0為主)將隨M0 趨向減少而呈下降的態勢,而在後期E ,VE都將趨向增大,M1 的總量
卻將因其流動速度的極快以及向M0轉化的總趨勢,將導致其形態留存時間極短而總量趨向
降低,則貨幣流通速度(以VE為主)將轉而呈上升趨勢,即貨幣流通速度變化特徵呈V字
型.[13]張紅,陳潔(2003)認為電子貨幣加快了貨幣流通速度,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
率成為影響貨幣流通速度的非惟一因素.[14]唐平(2005)認為,電子貨幣的廣泛使用,使不
同貨幣需求動機間的邊界變得不再明顯,且貨幣的平均流通速度不斷加快.[15]
此外,國內外的一些學者在分析貨幣流通速度的影響因素時,雖然沒有把電子貨幣作
為一個影響因素進行分析,但在這些分析卻中蘊含了電子貨幣對貨幣流通速度的影響.艾
洪德,范南(2002)在對中國貨幣流通速度影響因素進行統計分析時,得出金融發達程度
是影響中國貨幣流通速度的因素主之一.[16]梁大鵬,齊中英(2004)採用金融相關率和金
融創新度指標對我國1978-1998年間三個層次貨幣的流通速度進行回歸來研究我國金融創
新與貨幣流通速度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出我國的金融創新與MO和Ml的流通速度正相關,
但是與M2的流通速度負相關.[17]
由此可見,國內外學者在對貨幣流通速度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時,都不同程度地涉及
到了電子貨幣對貨幣流通速度的影響.但從總體上看,大多數學者對電子貨幣對貨幣流通
速度的影響僅僅停留在理論分析層面上,並認為電子貨幣會加速貨幣流通速度,從而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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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央銀行控制基礎貨幣的難度.在對影響貨幣流通速度的因素進行實證研究時,也很少
考慮到了電子貨幣對貨幣流通速度影響,更沒有把電子貨幣看作影響貨幣流通速度的因素
納入模型中,因此對電子貨幣與貨幣流通速度相關性的實證研究相對缺乏.
然而,從國內外學者研究的結論中可明顯看出的是,電子貨幣對貨幣流通速度的影響
是客觀存在的,並且這種影響應該隨著電子貨幣的快速發展而表現得越來越明顯,至於這
種影響程度有多大則主要取決於電子貨幣對傳統貨幣替代的深度和廣度及其對貨幣流通速
度的作用機制.國內外絕大多數學者一致認為,電子貨幣的存在和發展必然會加快貨幣流
通速度.然而,從我國電子貨幣發展的情況來看,特別是從1990年代以來,我國電子貨幣
發展的同時,我國的貨幣流通速度卻呈現出長期持續下降的趨勢,特別是廣義貨幣的流通
速度下降更為明顯.因此,電子貨幣必然會加速貨幣流通速度的觀點並不能解釋我國電子
貨幣與貨幣流通速度二者之間的這種此消彼長的相互關系.雖然,影響貨幣流通速度的因
素很多,而這些影響因素的作用在不同國家和不同的時期也不盡相同,電子貨幣也只是其
中一個,並且電子貨幣還不是影響貨幣流通速度的決定性因素,特別是在電子貨幣發展還
處於發展的初期階段的中國來說更是如此.但是,一方面電子貨幣對貨幣流通速度的影響
有著越來越明顯的趨勢,而另一方面我國的貨幣流通速度卻呈現出長期持續下降的趨勢,
電子貨幣與貨幣流通速度之間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關系,電子貨幣的發展是加快還是降低
了貨幣流通速度,這是本文研究的出發點.
為了更好,更直接地揭示電子貨幣對貨幣流通速度影響的程度和作用機制,提高貨幣
政策的有效性,本文在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運用協整理論方法和誤差修正模型建立起
我國1978-2000年間電子貨幣與貨幣流通速度之間的穩定關系,並對影響貨幣流通速度的
因素進行分析,進而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二,模型變數選擇和樣本數據說明
(一)模型選擇
本文在進行電子貨幣對中國貨幣流通速度影響的分析中採用的是協整的理論方法,它
包括單位根檢驗和協整檢驗兩個基本內容.在本文的分析過程中,比較重要的是誤差修正
模型的使用.目前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的方法通常有Engle-Granger兩步法和
Wickens-Breusch一步法.本文選擇Engle-Granger兩步法來計算貨幣流通速度與其變數對
短期沖擊的效應.因為Engle-Granger兩步法建立的誤差修正模型含有短期動態行為,即
含有差分項,所以可以用它考慮短期的沖擊作用.而通過Wickens-Breusch一步法,我們
可以得到一種相對於一階單整時間序列而言的長期靜態方程,所以用它來說明長期貨幣流
通速度與其變數在各層面的影響關系.就這三種公式的關系而言,協整關系說明該數列組
之間的變化關系,長期靜態方程說明它們之間的長期關系,而Engle-Granger兩步法方程
僅說明變數差分項之間的關系,因此前兩者關系的反映更為重要.
(二)數據指標選取
有關中國貨幣流通速度數據指標和電子貨幣對貨幣流通速度影響因素的具體選取值,
本文在附表1中已經列出.從國內外數據採集的情況來看,由於月度數據和季度數據難以
獲得,本文在計量模型中採用的是年度指標.為了保證模型的准確性和科學性,變數個數
選取就不能太多,同時不能出現指標間的復共線性.本文在選取數據指標時,分別選取具
有代表性的三個不同貨幣層次指標,目的在於更好地分析電子貨幣條件下,電子貨幣對不
同貨幣層次的替代作用及其對貨幣流通速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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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現金比率(M0/M2).1它表明現金占廣義貨幣的比率,選擇該指標的目的在於,隨著
電子貨幣的普及與應用,作為劃分貨幣層次依據的流動性將逐漸消失,由於電子貨幣具有
極強的流動性,它使M0,M1,M2之間差異趨向模糊,各貨幣層次之間的轉換就不僅僅只
在M0,M1,M2三者之間進行,亦即轉換的內容和范圍都擴大了,特別是向流動性小的金
融資產(有價證券及其它金融投資品)轉化,即沿M0,M1,M2,M3,…,Mn的腳碼序
號升高的方向轉化.在電子貨幣時代,這種反向轉化所需費用很少,所需時間幾乎為零,
因此,隨著電子貨幣的普遍使用,貨幣層次形態M0,M1,M2,M3,…,Mn將存在逐漸
沿腳碼序號升高方向轉化的趨勢.這種變化趨勢必然使流通中現金的數量減少,現金與廣
義貨幣的比率下降,從而降低貨幣流通速度.
2,貨幣供給的"流動性"(M1/M2)2.它表明狹義貨幣供給相對於廣義貨幣供給的比重.
當M1/M2的值趨於增大,意味著代表現實流通的也即現實將用於購買和支付的貨幣在廣義
貨幣供給量中的比重相對上升,貨幣供給的流動性增強,貨幣流通速度加快;反之,當M1/M2
的值趨於減小,則表明廣義貨幣供給量中的准貨幣比重上升,貨幣供給的流動性減弱,貨
幣流通速度下降.一般來說,在電子貨幣展的初期階段,電子貨幣對現金和活期存款的替
代作用較為明顯.因此如果我國的"流動性"指標的比率下降,則說明電子貨幣對我國現
金和活期存款的替代作用較為明顯,反之則反之.事實上,從我國的實際數據來看,該比
率從1978年的81.9%下降到2000年27.6%.
3,金融電子化程度.本文用(M2-M0)/M2來代替,其觀點在於一國金融系統中非流通現
金比重越大,該國金融電子化程度越高.在電子貨幣條件下,由於電子貨幣對傳統貨幣的
取代程度隨著流動性的下降而減弱,因此電子貨幣對M0的替代作用也必然大於對M2的替
代.這樣,M0的下降就會使(M2-M0)/M2的比率上升,金融電子化程度也就提高.從我國的
實際數據來看,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90年代中後以來,我國的金融電子化程度逐步提高,
而這一時期也正是我國電子貨幣快速發展的時期.
4,貨幣電子化程度(FA/M1).根據金融資產流動性的不同,可以把金融資產分成交易
性金融資產和投資性金融資產兩部分.交易性金融資產是那些可以用於直接支付的金融資
產,它具有很強的流動性,根據貨幣層次的劃分,可以近似看成狹義貨幣Ml.而投資性金
融資產的流動性較差,但它具有到期獲得收益的特性的金融資產,主要包括准貨幣,有價
證券及金融衍生工具.在電子貨幣條件下,由於電子貨幣不僅代替了流通中的現金和存款,
而且使流動性較高的金融資產向流動性較低的金融資產轉化的趨勢.從而電子貨幣會引起
交易性金融資產比重的降低和投資性金融資產比重的提高.為此我們可以用一國金融資產
總量與交易性金融資產數量的比率來反映貨幣電子化程度,這一指標可用公式表示如下:
tttttMFAFATFAEML1//==
其中:EM為貨幣電子化程度,FAT為交易性金融資產數量,FA為金融資產總額.
指標越大說明投資性金融資產數量的比例越大,則貨幣電子化程度越高,越小則說明
貨幣電子化程度越低.從我國的實際數據來看,貨幣電子化指標在1994年後開始快速
增長,這與我國從1995年開始使用電子貨幣,之後電子貨幣得到迅速發展有著密切關
系,同時也說明,在此期間我國貨幣電子化水平是不斷提高的.
三,模型計算及其結果
1 這里的"現金比率"指的是流通中的現金與廣義貨幣的比率,與通常所說的現金比率(現金與流動性負
債的比率)的涵義並不相同.
2 這里所說的"流動性",與經常用來作為貨幣代用語的"流動性"概念的內涵並不相同.
6
(一)單位根檢驗
在進行協整分析之前,須對變數的平穩性及其滯後期數進行檢驗.將擬用變數取對數
後,利用EVIEWS3.0經濟應用軟體,採用ADF方法檢驗單位根,檢驗結果如下:
LV0～I(C,1,2)**,LV1～I(C,1,1)**,LV2～I(C,1,1)**,LCR～I(C,1,1)***,
LL～I(C,1,1)**,LFE～I(C,1,1)*,LEM～I(C,1,1)**
其中,圓括弧中中間數字為單整階數,後一個數字為最佳滯後期數.*表示10%的水平
下顯著,**表示5%的水平下顯著,***表示1%的水平下顯著.
(二)協整檢驗
首先,我們以2LV為例進行協整關系檢驗.
1,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關於貨幣tM2的流通速度tV2的對數tLV2對現金比率對
數LCR,貨幣供給的流動性對數LL,金融電子化對數LFE與貨幣電子化對數LEM進行回歸,
並計算殘差估計值以∧
t .
tttttLEMLFELLLCRLV1275.08815.10386.56330.18291.02+ + =
(-4.7199) (-1.2526) (8.4015) (-2.0087) (1.1435)
2R=0.9470 DW=0.9480
tttttLEMLFELLLCR1275.08815.10386.56330.18291.0 + +=∧
2,對殘差估計值以∧
t 水平值進行單根檢驗,檢驗結論如下表:
表1 單位根檢驗情況
Lag ADF統計值 臨界值
1 -2.6161
-2.6889 ***
-1.9592 **
-1.6246 *
2 -2.4182
-2.6968 ***
-1.9602 **
-1.6251 *
3 -2.262
-2.7057 ***
-1.9614 **
-1.6257 *
4 -2.1896
-2.7275 ***
-1.9642 **
-1.6269 *
0 -2.9625 -2.6819 ***
7
-1.9583 **
-1.6242 *
其中,***表示在1%水平下顯著,**表示在5%水平下顯著,*表示在10%水平下顯著.
由上表可知,殘差估計值∧
t 序列是I(0)的,也就是說殘差估計值∧
t 序列是平穩的.
從而,貨幣流通速度對數tLV2和現金比率對數LCR,貨幣供給的流動性對數LL,金融電子
化對數LFE與貨幣電子化對數LEM之間是協整的.
同理,可得到貨幣流通速度V1,V0的協整回歸方程:
tttttLEMLFELLLCRLV2039.01952.16626.31618.04955.11+ + =
(4.5166) (-0.0679) (3.3378) (0.6973) (1.5979)
2R=0.5382 DW=0.4286
tttttLEMLFELLLCRLV4712.04378.17940.263759.414532.20+ + =
(2.4423) (-5.4426) (7.6610) (-0.2632) (0.7250)
2R=0.9119 DW=0.8816
(三)建立誤差修正模型
1,如前所述,如果一組變數之間有協整關系,那麼協整回歸總是能被轉換為誤差修正
模型.利用Engle-Granger兩步法建立誤差修正模型.tM2的流通速度tV2的對數tLV2對
現金比率對數LCR,貨幣供給的流動性對數LL,金融電子化對數LFE與貨幣電子化對數LEM
變成的平穩序列以及殘差估計值1 t ,逐個刪除上述方程中t統計值不顯著的項,最終可
得誤差修正模型初步回歸方程:
∧
+ = 124037.01780.13968.40595.0ttttLFELLLV
(0.8506) (0.3212) (0.9313) (-3.2584)
2R=0.6530 DW=2.1378
同理我們可得貨幣流通速度V1,V0的Engle-Granger兩步法建立誤差修正模型.
∧
+ + = 114037.02821.02452.41110.0ttttLFELLLV
(2.1098) (0.6754) (2.2637) (-2.2478)
2R=0.5283 DW=2.1882
∧
+ += 105498.04723.313085.266037.31ttttLFELLLV
(5.7981) (1.8301) (6.3852) (-2.4350)
8
2R=0.2238 DW=0.6250
2,利用Wickens-Breusch一步法,最終得到如下回歸方程:
tttttLEMLFELLLCRLV2471.08407.21358.03417.26324.12 ++ =
同理我們可得貨幣流通速度V1,V0的Wickens-Breusch一步法誤差修正模型.
tttttLEMLFELLLCRLV1908.02415.11524.02103.07861.11 +++=
tttttLEMLFELLLCRLV3174.07562.29173.08324.07452.20 +++=
綜上所述,我們得到貨幣流通速度在V2,V1和V0三個層面上與現金比率,貨幣供給
的流動性,金融電子化程度和貨幣電子化程度的影響關系如表2.
表2 我國電子貨幣對貨幣流通速度影響變化率系數分析
現金比率CR 貨幣供給的流動性L
協整
Engle-Granger
兩步法誤差修
正
Wickens-Breusch
一步法誤差修正
協整
Engle-Granger
兩步法誤差修
正
Wickens-Breusch
一步法誤差修正
V2 -1.6330 2.3417 5.0386 4.3968 0.1358
V1 -0.1618 0.2103 3.6626 4.2452 0.1524
V0 -41.3759 0.8324 26.7940 26.3085 0.9173
金融電子化程度FE 貨幣電子化程度EM
協整
Engle-Granger
兩步法誤差修
正
Wickens-Breusch
一步法誤差修正
協整
Engle-Granger
兩步法誤差修
正
Wickens-Breusch
一步法誤差修正
V2 -1.8815 -1.1780 -2.8407 0.1275 -0.2471
V1 -1.1952 0.2821 1.2415 0.2039 -0.1908
V0 -1.4378 31.4723 2.7562 0.4712 -0.3174
注:該表系數均為變化率影響系數
四,對實證結果的分析
(一)對現金比率(M0/M2)因素的分析
1,模型結論.從表2中可看出,通過模型計算,其結論表明,總體而言中國貨幣流通
速度的變化率在V0,V1,V2層面與現金比率成同方向變動的關系.這說明,改革開放以來,
我國電子貨幣的發展較為迅速,它對通貨(M0)存在著明顯的替代效應.
2,原因分析.中國的貨幣流通速度之所以在V0,V1,V2層面之所以與現金比率成同
方向變動關系可能的原因是:一是電子貨幣對M0的代替作用較為明顯,它一方面使M0的
數量明顯減少,另一方面,它也加速了M0向M1和M2的轉化,在兩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必
然會導致M0的減少和M1,M2的增加,使現金比率下降,從而降低了貨幣流通速度;二是
9
雖然現有的理論分析認為,電子貨幣對現金的代替必然會加快貨幣流通速度,這與我國的
實際情況截然不同.主要是因為,從我國目前電子貨幣發展的實際情況看,我國尚處於電
子貨幣發展的初期階段,電子貨幣的發展與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相比還相對滯後,電子貨
幣對M0的替代加速效應不明顯,相反電子貨幣的替代轉化效應則非常明顯,兩種替代效應
的存在不但沒有加快貨幣流通速度,反而降低貨幣流通速度.因此,電子貨幣對現金的替
代並沒有從整體上加快我國的貨幣流通速度.當然,需要說明的是,電子貨幣對傳統貨幣
的替代沒有加速貨幣流通速度,只是在我國當前電子貨幣發展的階段,電子貨幣的這種替
代加速作用明顯小於它的替代轉化作用,從而從整體上降低了貨幣流通速度,因此,這種
現象的存在反映了我國電子貨幣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同時也蘊涵了電子貨幣加速貨幣流通
速度的誘因.
(二)對貨幣供給流動性(M1/M2)因素的分析
1,模型結論.從表3中可看出,通過模型計算表明,總體而言中國貨幣流通速度的變
化率在V0,V1,V2層面與貨幣供給流動性成正向變動的關系.從我國的實際數據可看出,
自改革開放以來,該比率從1978年的81.9%下降到2000年27.6%.與此同時,我國在此期
間V0,V1,V2的流通速度也表現出明顯下降的趨勢.因此,該模型結論與實際是完全符合
的.
2,原因分析.長期以來,大多數學者都認為,電子貨幣是一種本身具有高流動性的貨
幣,它對傳統貨幣的取代必然會加快貨幣流通速度,本文認為這是一種認識上的誤區.實
際上,電子貨幣自身具有的高流動性,並不意味著它對貨幣的替代就會加快貨幣流通速度.
電子貨幣對M1的代替,雖然能加速電子貨幣作為支付手段進的流通速度,但這並不是決定
貨幣流通速度高低的唯一因素.我們知道,貨幣流通速度是指貨幣在一定時期內的周轉次
數,影響貨幣流通速度的因素除了貨幣的支付過程中的流通速度外,還會受到公眾持幣動
機的影響.根據凱恩斯的貨幣需求理論,他將公眾的持幣動機分為交易動機,預防動機和
投機動機三種,而前兩種持幣動機形成的貨幣需求是交易性的貨幣需求,而投機動機的貨
幣需求是投機性的貨幣需求.電子貨幣的存在均會對這三種持幣動機產生影響,從而影響
貨幣流通速度,因此,它是影響貨幣流通速度的另一個因素,甚至是更為重要的因素.因
此,我們在分析電子貨幣對公眾持幣動機的影響時,應從人們的持幣時間和持幣結構兩個
方面進行分析.從持幣時間來看,由於電子貨幣具有高流動性的特點,它的存在會使傳統
的貨幣層次模糊,從而使不同層次的貨幣之間的相互轉化更為容易.因此,人們之所以持
有電子貨幣主要是因為它能滿足流動性偏好,電子貨幣對傳統貨幣的替代也只是改變了貨
幣的形態,並不意味著已經加快了貨幣流通速度.此外,由於人們持有電子貨幣還可以給
持有者帶來各種便利,如支付便利,儲藏便利和投機便利等,並且這種持幣成本明顯低於
持有傳統的貨幣,因此,人們會選擇更多的持有電子貨幣.這樣,從總體上看就會增加人
們的持幣時間,使貨幣處於相對"靜止"狀態的時間增加,從而降低了貨幣流通速度;從
持幣結構來看,由於電子貨幣的高流動性及各貨幣層次之間相互轉化極為容易的特點,人
們要追求持有貨幣的高流動性也就沒有必要一定要持有自身流動性很高的貨幣,持有自身
流動性較弱但容易轉化為流動性較高的貨幣也同樣能滿足高流動性的要求,而電子貨幣恰
恰能滿足人們的這種持幣需求.另外,由於流動性較弱的金融資產往往能給持有者帶來較
高的收益,當持有高收益金融資產也不會影響持有貨幣的流動性時,人們沒有理由不做出
兩全其美的選擇.而這種持幣動機必然會使人們減少對高流動性的貨幣M1的持有量,同時
也會將高流動性的貨幣轉化為收益率較高的貨幣,從而導致貨幣總量中高流動性的貨幣減
少而流動性較低的貨幣量增加,亦即M1向M2轉化.因此,電子貨幣對傳統貨幣的取代從
持幣時間和持幣結構兩方面改變了人們的持幣動機,從而降低了貨幣流通速度.
10
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隨著電子貨幣的快速發展,它對現金和活期存款(M1)的替
代作用越來越明顯,由於我國電子貨幣的發展相對滯後,可以說尚處於初期階段,在這一
階段,電子貨幣對M1的替代作用要明顯強於M2,因此,電子貨幣對M1替代必然會直接減
少M1的總

㈢ 100分求2009年企業如何應對金融危機文章

營銷的長效定律

值得強調的是，營銷的效果將在長期內得以體現，並不能在短期內看到，這就是營銷的長效定律。因此，人們很容易從品牌或是公司的聚焦點偏離而去，推出一些沒有意義的新產品或服務。也許短期內你無法感受到其影響，但在經過一個較長的時期後你就會發現。

例如，在20世紀70、80年代的美國市場上，沃爾沃完全聚焦於「安全」：沃爾沃的廣告在談安全，沃爾沃的公關在談安全，沃爾沃甚至還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實驗室以測試汽車的安全性能。到了1992年，沃爾沃成為美國市場上最暢銷的高價位歐洲汽車，其銷售量超過了寶馬和梅賽德斯-賓士。

但是，沃爾沃隨後便失去了它的焦點：沃爾沃的廣告開始宣傳「性能」和「奢華」，沃爾沃公司甚至推出了跑車和敞篷車（它並不是看重「安全性」的購買者所期待的汽車）。

「僅僅是安全還不夠」，沃爾沃公司全球廣告主管這樣說。這只是一相情願的想法，事實表明並非如此。以去年為例，在美國市場上，寶馬和賓士的銷售量都已經是沃爾沃的3倍。下面是3個汽車品牌11個月的銷售數據：

·寶馬：231053輛

·梅賽德斯-賓士：206482輛

·沃爾沃：68149輛

沃爾沃落入了一個我們所說的「眾所周知」陷阱。眾所周知，沃爾沃是安全的汽車，所以我們不必浪費金錢去談「安全性」了，讓我們擴大品牌，在「性能 」和「奢華」的汽車市場上也「分一杯羹」吧。其結果是：既弄丟了焦點又失去了市場份額。

「眾所周知 」是一個陷阱，很多企業都陷入其中。每個人都知道你的定位，也許這是事實，但是沒關系，連續不斷、年復一年地強調相同的概念，品牌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請記住，心智是健忘的，如果你沒有不斷提醒他們，你的顧客和潛在消費者就會忘記你代表的是什麼。同時，逐步成長的年輕人開始不斷進入到這個市場，而他們需要知道你究竟代表什麼。

絕佳的營銷機會

最後，金融危機影響了人們的消費信心，也影響了企業的信心。自然地，在經濟疲軟的情況下，營銷投入的回報也將大打折扣，於是，很多企業開始大幅度地削減營銷預算。對於少數具有遠見的企業而言，這也許正是一個機會。

企業可以削減生產成本、產品線、生產線、工廠甚至員工以減少開支，但企業最不應該削減的就是營銷預算，因為這決定著企業的生存。而當大多數企業都開始削減營銷預算的時候，營銷的成本往往是最低的，因為此時的傳播噪音和類似信息的干擾是最小的。也許你的營銷投入無法馬上變成銷量，但經濟一旦回暖，你將獲得加倍的回報。

當其他人正靜坐著期望平安度過這場金融風暴的時候，對你來說正是追加營銷開支以建立你的心智地位和品牌的最好時機；當別人束手無策只能等待經濟回暖的時候，正是一個企業開創新局面的理想時刻。

㈣ 目前國際金融體系的現狀與趨勢

為重建國際貨幣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以美英等國為首的國際社會通過多邊協定方式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主要內容包括：（1）設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協調國際貨幣關系，特別是對各國的匯率政策實行監督；（2）實行以黃金為基礎、美元為中心的可調整的固定匯率制度；（3）在成員國發生國際收支困難時，IMF可提供短期信貸，以補充其國際流動性。在最初的近20年裡，該體系運行比較順利，有效地促進了世界經濟的重建、發展和繁榮。但由於該體系的基礎是美元與黃金的可兌換性，並要求其他各國放棄貨幣政策獨立性，因此，當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不斷擴大，無法維持美元與黃金的可兌換性時，它的繼續存在便受到明顯挑戰。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停止向各國政府兌回美元後，各國紛紛放棄本幣與美元的固定比價，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布雷頓森林體系趨於崩潰。1976年在IMF的提議和組織下，國際社會達成牙買加協定，宣布黃金非貨幣化，同時承認各國實施的浮動匯率制度合法化，這標志著國際金融體系再次進入了一個不受全球性多邊協定約束的動盪的時代。

自牙買加協定簽訂以來，國際金融體系總體上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由於在許多基本問題上至今沒有形成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那樣，近30年來的國際金融體系事實上處於一種「無體系」的狀態。不過，伴隨著國際經濟和金融一體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特別是經濟區域化的快速發展，該體系也發生了一些局部性變化。大致而言，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徵：

第一，國際匯率制度呈現出以浮動匯率安排為主、多種匯率安排並存的基本格局。目前，全球有三類基本的匯率安排：一是獨立浮動匯率安排，實行國家包括美國、歐盟、日本和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二是固定匯率安排，包括實行貨幣局制度和傳統釘住匯率制度的國家，以及已取消法定貨幣國家（如歐盟內部和實行美元化的國家）；三是「中間道路」安排，即各種介於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之間的安排，如爬行釘住制、區間浮動制和管理浮動制等，主要包括一些外向型程度較高或國內通貨膨脹比較嚴重的發展中經濟體。據統計，2002年，在IMF的186個成員經濟體中，實行上述三類匯率安排的國家分別佔22％、48％和30％。

由於美、歐、日在全球經濟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它們之間的浮動安排對國際匯率制度的性質具有決定性意義。就單個國家而言，浮動匯率安排的利益主要體現在可以維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並在一定程度上自動調節國際收支失衡。但從國際金融穩定的角度看，它至少包含兩個缺陷：一是匯率的頻繁波動將對正常的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造成不利影響，大大增加全球經濟活動的匯兌成本和風險；二是容易引起匯率政策沖突，即運用本幣貶值政策推行貿易擴張，以犧牲他國利益的方式維護本國利益。在過去一二十年裡，盡管全球范圍沒有發生20世紀30年代那種競爭性貨幣貶值，但局部的沖突卻時有發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的情形是較為典型的一個例子。而在工業化國家之間，從80年代後期迫使日元升值的「廣場協議」到最近一個時期美元強勢政策的調整，都充分顯示美國在緩解其經常賬戶逆差時對於匯率貶值政策的依賴。

固定匯率安排的主要意義在於通過全部或部分讓渡貨幣主權，換取匯兌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更強的國內財經政策約束。各種形式的「中間道路」則有可能兼收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的優點，並使本國貨幣當局具有一種相機抉擇的自由。然而，在美、歐、日等大國貨幣頻繁波動的情況下，無論固定匯率還是「中間道路」安排，實際上都面臨著嚴峻的考驗。不少研究顯示，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1995年以後美元相對於日元的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泰國等實行釘住美元安排的國家貨幣急劇升值，並嚴重損害了這些國家的貿易競爭能力。

第二，國際金融市場在國際收支調節中具有顯著的作用。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由於各國實行嚴格的金融管制，國際金融市場在國際收支調節中作用比較有限，許多國家的經常賬戶逆差調節主要依靠財政貨幣政策。在發生嚴重逆差時，也可有限地運用匯率政策，並從IMF獲得一定的短期信貸支持。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伴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迅速發展，各國可以方便地通過商業性國際融資彌補其經常賬戶逆差，從而避免採用財政緊縮等可能影響國內經濟穩定的調節措施。作為一種基於市場的安排，國際金融市場的存在提供了充裕的國際流動性，從而大大降低了各國國際收支調節的代價。但在另一方面，它也產生了新的不穩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使一些國家放鬆內部約束，濫用財政擴張政策，延誤必要的國內經濟改革和調整。結果是不僅經常賬戶逆差最終變得難以控制，而且常常為沉重的外債負擔所累，甚至成為金融動盪的根源。

第三，國際資本流動缺乏有效監管，已經成為國際金融不穩定的重要源泉。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各國資本管制的不斷放鬆，國際資本流動迅猛擴張。目前，全球各類國際資本的日交易量已經超過1．5萬億美元。近年來不少研究顯示，國際資本市場存在著嚴重的結構性缺陷，許多國際投資和信貸決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況下做出的。在資本流向的國別選擇上，特別是對於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動，常常發生「飽飢綜合症」，即當看好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前景時，國際資本大規模湧向那裡，而當這些國家因為資本過度流入而出現危機跡象時，國際資本又快速離去。因此常造成這些國家內外經濟失衡，並最終導致貨幣和金融動盪。此外，在危機發生的前後，由於缺乏有效監管，大規模投機性短期資本的參與更是加劇了有關國家危機的深度，並在危機的國際傳遞方面扮演核心角色。

第四，多邊國際金融機構的功能存在嚴重缺陷，並且具有明顯的不公正性。IMF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遺產。1973年後，該組織已不再具有對各國匯率安排進行約束的權力，其主要功能是對發生國際收支危機的國家提供短期信貸，以增強其清償能力。然而，由於該組織長期以來資金來源嚴重不足，因此對於危機國家的救援要求不是行動遲緩，就是力不從心，而且常常附加緊縮開支和經濟自由化等不切實際的條件。此外，正如1997年在對亞洲金融危機處理過程中所顯示的，由於明顯受到美國政府和華爾街利益集團的影響，該組織對於美洲以外危機國家的救援要求往往顯得十分冷漠。這表明了該組織在維護國際金融體系穩定方面的功能缺陷和不公正性。

第五，全球性貨幣金融合作成效甚微，區域性貨幣一體化進展顯著。目前，全球性貨幣金融合作的主要渠道是七國首腦和財長會議。總體上看，這個協調機制常常流於形式和務虛，很少具有實質性內容。近年來，IMF和國際清算銀行也在試圖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但或者成效並不顯著，或者對各國並沒有真正的約束力。相比之下，區域性貨幣合作進程卻取得了顯著的進展。經過數十年的努力，歐元於1999年成功面世，歐元區內部也已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銀行和貨幣政策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歐元的誕生產生了明顯的示範效應。最近幾年來，在拉美、中東歐等地區，一些國家開始採用美元化和貨幣局制度，或者在區域內實行固定匯率安排。盡管兩年前的金融危機迫使阿根廷放棄了貨幣局制度，但似乎並沒有改變這一趨勢。

第六，美元的金融霸權地位基本依舊，但正在面臨挑戰。自人類進入信用貨幣本位時代以來，一直沒有誕生獨立的世界貨幣，因此，國際經濟交易始終依賴少數幾個主權國家的貨幣來充當國際支付手段和儲備資產。美元正是這些貨幣中最主要的一種。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起，藉助美國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美元便建立了全球性金融霸權地位。半個多世紀以來，盡管美元在國際支付和儲備資產體系中的份額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高達60％左右。依靠這種地位，美國獲得了大量的「鑄幣稅」收入，可以通過輸出美元不斷佔有別國的實際經濟資源。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國際學術界對於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缺陷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並提出了不少積極的改革建議和方案。其中比較有影響的建議包括：增強發達國家之間的貨幣金融合作，建立匯率目標區，以減少大國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管，尤其是對投機性資本流動的限制（如實行「托賓稅」，即各國對外匯交易征稅）；改革和重塑IMF，增強其資金實力，提高貸款決策的透明度，增加發展中國家在該組織的表決權；加強區域性貨幣金融一體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比較激進的建議，如回歸金本位體系、恢復布雷頓森林體系和成立世界中央銀行。

歷史不會進行簡單回歸，重新回到金本位或布雷頓森林時代只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近幾年的發展顯示，其他改革建議也大多沒有得到有效實施。一個根本原因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對金融動盪沒有切膚之痛，加上改革有可能損害其既得利益，因而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在總體上並不積極，對於限制國際資本流動、改革和重構IMF等發展中國家十分關注的改革建議，則更是反應冷淡甚至持反對態度。另外，相互間的潛在利益沖突，也使發達國家很難在所有的改革問題上完全保持一致。比如，美國一直反對日本在亞洲推動貨幣金融合作，特別是反對其倡導成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

展望未來，可以認為，近期內國際金融體系的現狀不可能發生重大變化。不過，從中長期看，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持續發展，各國之間經濟聯系將更加緊密和深化，預計會有更多的國家積極致力於構建一個穩定和合理的國際金融體系。這意味著上述改革建議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得以實現。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政府已經並且仍將利用各種國際場合積極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事實上，自1999年以來，中國在推動亞洲貨幣金融合作方面已經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㈤ 貨幣發行收入的貨幣發行收入和鑄幣稅

設鑄幣稅為S，Mt是t期的貨幣發行量，Mt+1是t+1期的貨幣發行量，考慮到價格因素，S=（Mt+1－Mt）/Pt，Pt為t期的價格水平。從上述公式中反映出：
一、貨幣發行收入與價格水平成反比，物價水平越低，中央銀行同等數額貨幣發行的鑄幣稅就越高；2、貨幣發行收入與新增貨幣發行量成正比，新增貨幣發行量越大，鑄幣稅越高。
鑄幣稅並不是一種真正的稅種，只是理論上對貨幣發行收入性質的界定，是將政府壟斷貨幣發行收入具體化，使之可以進行實際的操作，在實踐上實現貨幣發行收入歸政府所有。在明確了貨幣發行收入的性質後，還要確定貨幣發行收入的范圍，即哪些貨幣供給和貨幣創造行為會產生貨幣收入，在現代貨幣供給機制中，這應該說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
確定貨幣的發行收入首先要明確貨幣發行的范圍。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劃分，貨幣可以分為三個基本的層次：
M0為現鈔貨幣，在流通中的相對比例下降，但完全由中央銀行提供；
M1=M0+活期存款，即現金加活期存款，M1被稱作狹義貨幣，是現實購買力；
M2=M1+儲蓄存款+定期存款，被稱作廣義貨幣。中國人民銀行將（M2－M1）定義為准貨幣，是潛在購買力。貨幣外延的擴大使貨幣發行收入的范圍也擴大了。
在信用貨幣制度下，現金和活期存款是貨幣的基本形式，由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共同提供和創造。因此，一方面，貨幣發行收入表現為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上，流通中現金和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活期存款的增加；另一方面，由於商業銀行體系具有創造派生存款的能力，在不完全准備金制度下（法定存款准備金比率不斷降低已是趨勢，有些國家已趨近或降到0），一部分新增的購買力就成為商業銀行的資金來源。
二、國債具有鑄幣稅的功能
上面談到，貨幣發行收入包括中央銀行創造基礎貨幣和商業銀行創造派生存款所形成的收入。從中央銀行的角度實現鑄幣稅有兩條途徑：一是中央銀行直接掌握基礎貨幣；二是要求商業銀行繳納存款准備金（因此，多數國家對存款准備金是不支付利息的）。從財政的角度實現鑄幣稅，在理論上也有兩條途徑：一是向中央銀行借款和透支；二是向商業銀行借款。借款可以採取直接借貸，也可以採取間接借貸。
由於中央銀行在控制通貨膨脹方面的特殊作用，各國政府都非常強調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在貨幣供給方面，為杜絕直接用貨幣發行來彌補財政赤字，《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規定，中國人民銀行不得對政府財政透支，不得直接認購、包銷國債和其他政府債券。因此，政府運用貨幣發行收入在具體操作上，只能採用下列兩種方式：一個是中央銀行在公開市場上購買國債；一個是允許商業銀行直接購買國債。
可見，國債既具有彌補財政赤字的功能，又具有鑄幣稅的功能。一部分貨幣發行可以通過國債的方式實現，即國債貨幣化，這是中央銀行運用公開市場業務調控基礎貨幣的理論基礎，也是財政（國債）貨幣政策必須密切配合的內在原因。
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結論，國債規模不是必然等於財政赤字，國債規模既取決於財政赤字規模及其彌補方式，又取決於貨幣發行規模及其發行方式。

㈥ 匯率監督是哪一個組織對經濟的調節功能

1）設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協調國際貨幣關系，特別是對各國的匯率政策實行監督；（2）實行以黃金為基礎、美元為中心的可調整的固定匯率制度；（3）在成員國發生國際收支困難時，IMF可提供短期信貸，以補充其國際流動性。在最初的近20年裡，該體系運行比較順利，有效地促進了世界經濟的重建、發展和繁榮。但由於該體系的基礎是美元與黃金的可兌換性，並要求其他各國放棄貨幣政策獨立性，因此，當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不斷擴大，無法維持美元與黃金的可兌換性時，它的繼續存在便受到明顯挑戰。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停止向各國政府兌回美元後，各國紛紛放棄本幣與美元的固定比價，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布雷頓森林體系趨於崩潰。1976年在IMF的提議和組織下，國際社會達成牙買加協定，宣布黃金非貨幣化，同時承認各國實施的浮動匯率制度合法化，這標志著國際金融體系再次進入了一個不受全球性多邊協定約束的動盪的時代。自牙買加協定簽訂以來，國際金融體系總體上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由於在許多基本問題上至今沒有形成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那樣，近30年來的國際金融體系事實上處於一種「無體系」的狀態。不過，伴隨著國際經濟和金融一體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特別是經濟區域化的快速發展，該體系也發生了一些局部性變化。大致而言，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徵：第一，國際匯率制度呈現出以浮動匯率安排為主、多種匯率安排並存的基本格局。目前，全球有三類基本的匯率安排：一是獨立浮動匯率安排，實行國家包括美國、歐盟、日本和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二是固定匯率安排，包括實行貨幣局制度和傳統釘住匯率制度的國家，以及已取消法定貨幣國家（如歐盟內部和實行美元化的國家）；三是「中間道路」安排，即各種介於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之間的安排，如爬行釘住制、區間浮動制和管理浮動制等，主要包括一些外向型程度較高或國內通貨膨脹比較嚴重的發展中經濟體。據統計，2002年，在IMF的186個成員經濟體中，實行上述三類匯率安排的國家分別佔22％、48％和30％。由於美、歐、日在全球經濟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它們之間的浮動安排對國際匯率制度的性質具有決定性意義。就單個國家而言，浮動匯率安排的利益主要體現在可以維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並在一定程度上自動調節國際收支失衡。但從國際金融穩定的角度看，它至少包含兩個缺陷：一是匯率的頻繁波動將對正常的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造成不利影響，大大增加全球經濟活動的匯兌成本和風險；二是容易引起匯率政策沖突，即運用本幣貶值政策推行貿易擴張，以犧牲他國利益的方式維護本國利益。在過去一二十年裡，盡管全球范圍沒有發生20世紀30年代那種競爭性貨幣貶值，但局部的沖突卻時有發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的情形是較為典型的一個例子。而在工業化國家之間，從80年代後期迫使日元升值的「廣場協議」到最近一個時期美元強勢政策的調整，都充分顯示美國在緩解其經常賬戶逆差時對於匯率貶值政策的依賴。固定匯率安排的主要意義在於通過全部或部分讓渡貨幣主權，換取匯兌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更強的國內財經政策約束。各種形式的「中間道路」則有可能兼收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的優點，並使本國貨幣當局具有一種相機抉擇的自由。然而，在美、歐、日等大國貨幣頻繁波動的情況下，無論固定匯率還是「中間道路」安排，實際上都面臨著嚴峻的考驗。不少研究顯示，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1995年以後美元相對於日元的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泰國等實行釘住美元安排的國家貨幣急劇升值，並嚴重損害了這些國家的貿易競爭能力。第二，國際金融市場在國際收支調節中具有顯著的作用。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由於各國實行嚴格的金融管制，國際金融市場在國際收支調節中作用比較有限，許多國家的經常賬戶逆差調節主要依靠財政貨幣政策。在發生嚴重逆差時，也可有限地運用匯率政策，並從IMF獲得一定的短期信貸支持。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伴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迅速發展，各國可以方便地通過商業性國際融資彌補其經常賬戶逆差，從而避免採用財政緊縮等可能影響國內經濟穩定的調節措施。作為一種基於市場的安排，國際金融市場的存在提供了充裕的國際流動性，從而大大降低了各國國際收支調節的代價。但在另一方面，它也產生了新的不穩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使一些國家放鬆內部約束，濫用財政擴張政策，延誤必要的國內經濟改革和調整。結果是不僅經常賬戶逆差最終變得難以控制，而且常常為沉重的外債負擔所累，甚至成為金融動盪的根源。第三，國際資本流動缺乏有效監管，已經成為國際金融不穩定的重要源泉。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各國資本管制的不斷放鬆，國際資本流動迅猛擴張。目前，全球各類國際資本的日交易量已經超過1．5萬億美元。近年來不少研究顯示，國際資本市場存在著嚴重的結構性缺陷，許多國際投資和信貸決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況下做出的。在資本流向的國別選擇上，特別是對於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動，常常發生「飽飢綜合症」，即當看好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前景時，國際資本大規模湧向那裡，而當這些國家因為資本過度流入而出現危機跡象時，國際資本又快速離去。因此常造成這些國家內外經濟失衡，並最終導致貨幣和金融動盪。此外，在危機發生的前後，由於缺乏有效監管，大規模投機性短期資本的參與更是加劇了有關國家危機的深度，並在危機的國際傳遞方面扮演核心角色。第四，多邊國際金融機構的功能存在嚴重缺陷，並且具有明顯的不公正性。IMF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遺產。1973年後，該組織已不再具有對各國匯率安排進行約束的權力，其主要功能是對發生國際收支危機的國家提供短期信貸，以增強其清償能力。然而，由於該組織長期以來資金來源嚴重不足，因此對於危機國家的救援要求不是行動遲緩，就是力不從心，而且常常附加緊縮開支和經濟自由化等不切實際的條件。此外，正如1997年在對亞洲金融危機處理過程中所顯示的，由於明顯受到美國政府和華爾街利益集團的影響，該組織對於美洲以外危機國家的救援要求往往顯得十分冷漠。這表明了該組織在維護國際金融體系穩定方面的功能缺陷和不公正性。第五，全球性貨幣金融合作成效甚微，區域性貨幣一體化進展顯著。目前，全球性貨幣金融合作的主要渠道是七國首腦和財長會議。總體上看，這個協調機制常常流於形式和務虛，很少具有實質性內容。近年來，IMF和國際清算銀行也在試圖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但或者成效並不顯著，或者對各國並沒有真正的約束力。相比之下，區域性貨幣合作進程卻取得了顯著的進展。經過數十年的努力，歐元於1999年成功面世，歐元區內部也已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銀行和貨幣政策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歐元的誕生產生了明顯的示範效應。最近幾年來，在拉美、中東歐等地區，一些國家開始採用美元化和貨幣局制度，或者在區域內實行固定匯率安排。盡管兩年前的金融危機迫使阿根廷放棄了貨幣局制度，但似乎並沒有改變這一趨勢。第六，美元的金融霸權地位基本依舊，但正在面臨挑戰。自人類進入信用貨幣本位時代以來，一直沒有誕生獨立的世界貨幣，因此，國際經濟交易始終依賴少數幾個主權國家的貨幣來充當國際支付手段和儲備資產。美元正是這些貨幣中最主要的一種。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起，藉助美國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美元便建立了全球性金融霸權地位。半個多世紀以來，盡管美元在國際支付和儲備資產體系中的份額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高達60％左右。依靠這種地位，美國獲得了大量的「鑄幣稅」收入，可以通過輸出美元不斷佔有別國的實際經濟資源。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國際學術界對於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缺陷了熱烈的討論，並提出了不少積極的改革建議和方案。其中比較有影響的建議包括：增強發達國家之間的貨幣金融合作，建立匯率目標區，以減少大國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管，尤其是對投機性資本流動的限制（如實行「托賓稅」，即各國對外匯交易征稅）；改革和重塑IMF，增強其資金實力，提高貸款決策的透明度，增加發展中國家在該組織的表決權；加強區域性貨幣金融一體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比較激進的建議，如回歸金本位體系、恢復布雷頓森林體系和成立世界中央銀行。歷史不會進行簡單回歸，重新回到金本位或布雷頓森林時代只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近幾年的發展顯示，其他改革建議也大多沒有得到有效實施。一個根本原因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對金融動盪沒有切膚之痛，加上改革有可能損害其既得利益，因而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在總體上並不積極，對於限制國際資本流動、改革和重構IMF等發展中國家十分關注的改革建議，則更是反應冷淡甚至持反對態度。另外，相互間的潛在利益沖突，也使發達國家很難在所有的改革問題上完全保持一致。比如，美國一直反對日本在亞洲推動貨幣金融合作，特別是反對其倡導成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展望未來，可以認為，近期內國際金融體系的現狀不可能發生重大變化。不過，從中長期看，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持續發展，各國之間經濟聯系將更加緊密和深化，預計會有的國家積極致力於構建一個穩定和合理的國際金融體系。這意味著上述改革建議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得以實現。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政府已經並且仍將利用各種國際場合積極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事實上，自1999年以來，中國在推動亞洲貨幣金融合作方面已經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㈦ 結合我國經濟生活和金融市場的實際，談談你對我國的金融市場及其功能認識

我認為泡沫的形成有兩個原因,一是資產的價格上升離開其價值;另一種則是價值下降離開其價格,而這一點很多人沒有想到,一般人都認為,市場貨幣太多了,導致股市泡沫形成。實際上在這一輪宏觀調控當中,是使資本市場的價值向下滑動,導致泡沫越來越多。
我說過三大泡沫導致全球的金融危機,就是經濟泡沫、金融資產泡沫、貨幣泡沫。經濟泡沫也是一樣的:經濟本來沒有壞的時候,當一個國家的勞動力就業還不充分的時候,失業還很嚴重,此時進行緊縮會導致生產力下降,人的收入下降,就業下降,企業利潤下降,所以人為製造了這種泡沫。泡沫產生後,物價就會上漲,緊縮不一定會降低物價,貨幣的供給彈性大於需求彈性,貨幣緊縮會使供給迅速減少,這是中國這一輪調控中的典型案例。由於緊縮導致供給的急劇下降,使得經濟泡沫迅速擴大。
因為在2007年初,中央啟動了生策,包括減免農業稅、實行全醫保,實際上是提高了全會的總需求。我當時說中國新一輪的經濟增長馬上就開始了。但就是因為這個增長,內需擴大,短期內物價可能會上漲;另外,當時中國產生了嚴重的輸入型通脹,國外能源價格上漲對中國經濟影響很大,這樣就形成惡性循環,直到今天。即緊縮導致生產力下降,進而就業減少、企業利潤滑坡;對股市來講,企業的市盈率下降,企業的效益滑坡,產值減少,然後泡沫又增加了。
經濟形勢分析及走勢研判
1.
總體經濟形勢向好。我國經濟下滑趨勢已初步得到遏制，經濟出現回升勢頭，但增長的基礎尚不穩固，仍處於困難時期。
2.
外需增長不容樂觀。我國穩定出口的政策措施效應開始顯現，對外出口有望止跌企穩。
3.
內需開始啟動。內需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力量。
4.
經濟結構趨於優化。低端工業增長減速，基礎設施、服務業增長加速
5.
經濟政策效果逐步顯現。
經濟運行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
經濟增長率明顯偏低。這導致財政收支矛盾加劇，就業壓力上升。
2.
內需擴張仍然脆弱。消費增長不足會加劇生產加工能力過剩的矛盾。
3.
結構調整動力不強。東部沿海地區主要是被經濟危機倒逼著進行結構調整。
4.
產能過剩和市場需求不足的矛盾加劇。
5.
無效貨幣投放風險加大。我國貨幣信貸高速增長，其中投機性或低效率貨幣投放的增加很可能加大未來通貨膨脹壓力。
努力方向和著力點
1.
調控總量，增強活力。
2.
擴大內需，穩定外需。
3.
深化改革，創新體制。
4.
調整結構，推進轉型。

㈧ 如何正確看待區塊鏈技術

從技術層面來看，區塊鏈很可能是繼互聯網之後的一大技術革命。目前，全球主要企業巨頭正在發力區塊鏈技術的研究與運用。SAP在去年5月份開放了區塊鏈項目的試點版本。日本和韓國的銀行剛剛開始測試區塊鏈技術。騰訊注冊了「以太鎖」、「騰訊以太鎖」商標。2017年4月，騰訊對外發布《區塊鏈方案白皮書》，同時宣布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騰訊區塊鏈行業解決方案也於官方網站正式發布。網路推出了區塊鏈開放平台「BaaS」，屬於網路自研的基於區塊鏈技術的項目，主要幫助企業聯盟構建屬於自己的區塊鏈網路平台。

中航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許維鴻則認為，區塊鏈概念提出已久，這一輪被A股二級市場的投機客吹捧，源於比特幣在全球范圍內的炒作。參與者並不關心區塊鏈的技術價值，而是關心區塊鏈創造數字貨幣，能從現有的「鑄幣稅」分到多少油水。一些機構投資者甚至希望利用其專業判斷能力和對市場情緒的把控能力，對大量盲目湧入的社會資金「割韭菜」。針對近期區塊鏈概念沉渣泛起，有關各方要保持清醒。金融交易所、中介機構要清醒，減少不必要的廣告誤導中小投資者，普通老百姓也要保持清醒。

㈨ 圍繞鑄幣稅問題寫一篇學術小短文，題目自擬，能反映當前學術界對鑄幣稅的研究成果，字數控制在800字左右

在幾乎是零利率的世界中，鑄幣稅的收益實際上很小？ 為什麼呢？

美帝用金融危機回收了很多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