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成果轉化

『壹』 如何提高科技成果的轉化能力

一是激發創新主體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積極性。科研人員積極性不高，回是導致我國科技成果轉移答轉化率偏低的根本原因，金智創新認為，要想有效的提升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效率，需要積極探索有效的獎勵機制與模式，支持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構建產業技術創新聯盟、新型研發機構等協同開展成果轉化。推動成果轉化與創新創業互動融合，
二是重視科技成果轉移中間機構。一般來說科技成果轉移轉化主要由三方組成，一是由科研機構提供前沿科技成果，二是有技術需求的企業提供技術支持，但是科研機構和企業之間信息不對等，無法高校的溝通，這個時候就需要重視科技成果轉移中間機構的，充分發揮其溝通協同的作用。讓企業和高校能夠各取所需，提高各自的工作效率。
三是開展科技成果信息匯交與發布。圍繞新一代信息網路、智能綠色製造等重點產業領域，以國家財政科技計劃成果和科技獎勵成果為重點，發布一批能夠促進產業轉型升級、投資規模與產業帶動作用大的重大科技成果包，探索市場化的科技成果產業化路徑。

『貳』 科技成果轉化的主要意義表現在哪些方面

科技成果轉化的意義主要表現在如下三方面：
1、重視科技成果轉化是世界競爭發展的需要。在當今世界范圍內，經濟的競爭愈來愈表現為科學技術的競爭，表現科技成果（特別是高技術成果）轉化數量、質量和轉化速度的競爭。歸根結底是科技成果商品化、產業化程度及其市場佔有率的競爭。
2、科技成果轉化是落實「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關鍵。發展經濟要依靠科技進步，發揮第一生產力的作用，而只有把作為第一生產力重要體現的科技成果在生產實踐中得到廣泛的作用，才能有效地提高我國的經濟增長質量，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兩個根本轉變。
3、科技成果轉化是科技與經濟結合的最好形式。新技術的產生並不等於新產業的形成，要使科技成果變成現實的生產力，特別是要形成規模效益，就需要科技工作者與經濟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制定有力措施，創造有利於成果轉化的環境條件，加快成果轉化的步伐，為解決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難點、熱點、重點問題作出貢獻。
科技成果轉化不能單單為了轉化而轉化，最終是要面向市場的，這就需要專業的第三方，從中斡旋，提供專業的科技成果轉化指導。廣東文華氏生物有限公司提供專業提供科研成果轉化服務，囊括科技成果評價申請、評價材料提交、評價材料審核、評價專家遴選、評價報告查詢等服務。

『叄』 科技成果轉化是什麼意思

科研成果轉化是指新產品、新技術、新工藝已轉化成成品、樣機、技術得到全面推廣應用等，證明一般是如轉化為新產品，可以用該產品新產品證書、生產批文（葯類的）、銷售合同、訂單、銷售發票等一種或多種材料證明；若轉化為新設備，則用該設備說明書、設備備案文件、發票等證明；轉換為新技術，一般是要多個使用單位的推廣應用證明。
企業是科技成果轉化和推廣過程中的重要主體。企業可以自行發布信息或者委託技術交易中介機構徵集其單位所需的科技成果，或者征尋科技成果的合作者，也可以獨立或者與境內外企業、事業單位或者其他合作者實施科技成果轉化、承擔政府組織實施的科技研究開發和科技成果轉化項目，還可以與研究開發機構、高等院校等事業單位相結合，聯合實施科技成果轉化。
創新型企業以及投資機構在科技成果轉化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大部分企業相關人才匱乏，不具備技術辨識能力，並且對產生發展動態以及產業政策方向並不清楚。一邊是科學家創新成果找不到轉化出路，另一邊是企業家找不到好的項目，因此需要找專業的機構提供專業的科技成果轉化指導。
廣東文華氏是專業的擁有科技成果轉化指導機構，擁有專業且經驗豐富的技術團隊，秉承「科學檢測、專業服務」的宗旨，為客戶提供科學、公正、嚴謹、客觀的服務。

『肆』 激勵理論與科技成果轉化

激勵理論包含有豐富的內容，無法通過三言兩語解釋清楚其中的內涵，因此，本研究不去探討純粹的、一般意義上的激勵理論，而是有選擇性地說明該理論在科技成果轉化方面的應用，揭示和描述激勵機制與科技成果轉化之間的內在聯系和作用形式。

（一）激勵的動機與科技成果轉化

按照激勵理論的觀點，激勵機制是組織者為了使組織成員的行為與其目標相容，並充分發揮每個成員的潛能而執行的一種制度框架。它是通過一系列具體的組織行為規范和根據組織成員生存與發展需求、價值觀等而設計的獎懲制度來運轉。激勵是組織對其成員而言的。據西方經濟學對人的經濟行為的基本假設，組織成員進行科技成果轉化的動機是自利，因此，自利准則也就成為激勵的支撐點。

通常認為，自利的直接目標是實現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而自我利益中第一優先考慮的是金錢利益和物質利益，這一動機被稱為組織成員的享樂主義動機。但是，除此之外，創新過程中自利的表現形式還具有社會、文化和科技成果轉化參與者個性方面的烙痕。比如，對於一些企業家來說，當其成功以後，一般就不再只是熱衷於金錢所帶來的享受，特別是物質方面的享受，這些人的行為或其他活動的動機可分為3種類型。第一類，存在一種夢想和意志，希望通過商業或工業上的成功獲得社會名望。第二類，存在有政府的意志和戰斗的沖動。第三類，以創造和冒險為樂趣。經濟學家熊彼特把這3類動機歸類為非享樂主義，與享樂主義類型的動機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我國學者張靜波、齊建國認為非享樂主義的動機還有第四類，即作為組織成員，甚至是作為一個人應該對人類負有責任，具有一種使命，為了讓人類或自己的組織能夠生活得更好，自己應該為改變現狀作出貢獻。對於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科技人員來說，就常具備這一類動機，他們的喜悅不是為了物質方面的享受，而是來源於盡到了責任，是對自己精神寄託或說是價值實現感到欣慰。但是這種動機的長期保持是有條件的，就是這些人的生活和進行技術創新及推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條件需要得以保障。否則，他們努力換來的成果就不符合他們最初的設想——給組織的全體成員帶來好處，這種動機便會消失。因此，這就要求組織，大到國家，小到企業，為參與科技成果轉化的成員提供一個良好的組織環境，以保持他們這種「利他」主義動機。

（二）激勵的類型與科技成果轉化

激勵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人的自利為激勵物的物質型激勵，另一類是以人的精神動機為激勵物的精神型激勵。在現實中，純粹的物質型激勵或純粹的精神型激勵是不存在的，總是以混合的形式出現。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物質型激勵總是居於主導地位。原因在於：首先，精神需要通常是建立在作為自然人的生理和生存上的物質需要已經得到基本滿足的基礎上。從事科技成果轉化的科技人員相關人員只有在物質生活條件允許其不首先考慮物質需要的情況下，才會去追求精神上的需要。其次，社會環境決定了一般人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在市場經濟制度下，物質財富的多少往往成為衡量成功的尺度，即使最基本的物質需要已經得到滿足，還是會有擁有更多財富的榜樣可攀比，自然會產生高一層次的物質需要。再次，對於具有非享樂主義動機的科技成果轉化人員來講，在精神型激勵涵蓋的范圍內，他們關心的焦點在於如何創新及進行科技成果轉化，因而對他們最佳的激勵莫過於提供一個良好的創新環境，而這樣的激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在組織創新和進行創新投入的同時就已經完成了。這樣一來，就多多少少地掩蓋了物質型激勵的重要性，同時更加突出了精神型激勵的存在（張靜波，齊建國，1995）。但是，物質型激勵佔主導地位，並不意味著精神型激勵就不存在了，相反，恰恰說明它總是伴隨著物質型激勵發揮著作用，其激勵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精神型激勵應該是通過觀察社會環境，了解組織成員的需求後得出的理性選擇。因此，我們在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過程中，不應只強調物質型激勵和精神型激勵的某一方面，而是要讓兩類激勵共同發揮作用。

（三）激勵機制與科技成果轉化

科技成果轉化是技術創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通常是在三個方面的直接參與和協調下實現的：市場、企業和國家。企業或其他具有企業性質的機構是激勵的接受者，它所受到的激勵來自於市場和國家——激勵的發出者。

1.市場激勵與科技成果轉化

市場分為競爭和壟斷兩種情形，競爭是技術創新成果轉化的最重要激勵。生產要素價格的變動是來自市場的技術創新成果轉化的動力之一。生產要素的價格上升是對企業利潤最直接的威脅，要使企業的利潤不受影響，只能節約這種要素的價格，或隨要素價格上升的同時提高產品價格，但是價格的上升對應的是需求的下降，還是會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帶來威脅。因此，生產要素價格的上升必然會刺激企業對應用新技術的需求，以更經濟的使用某一變得昂貴的生產要素。其次，追求企業的獨特性也是來自市場技術創新成果轉化的動力之一。「如果一種技術創新成果的應用能夠導致更低的成本或別具一格，並具有能夠防止被其他企業模仿，它就可以增強競爭優勢」（邁克爾·波特）。企業總希望採用一些手段讓自己區別於其他企業，改變銷售的渠道，擴大市場的銷售范圍，只要能使自己別具一格，就可能成為技術創新的對象。

可見，市場激勵是從市場角度，通過市場價格機制和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來激勵企業應用新技術從而實現科技成果轉化的。由於市場機制是企業一切活動的檢驗標准和評價指標，因此，讓市場的競爭機制來體現風險與收益的關系，這樣對企業的技術創新也是一種內在的推動（周序紅，肖丕楚，2003）。

2.政府激勵與科技成果轉化

政府作為國家的代表，擔負著加快國家整體技術創新的使命，它總是通過各種形式的政策、法律、法規來影響科技成果轉化的速度和方向。政府的干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以間接干預為主，這種影響力所產生的激勵作用表現在兩個方向：一為正向激勵，即實行鼓勵性的政策加以促進，如：科技政策、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政策和部分與之重疊的產業政策。二為逆向激勵，主要是通過制定法律、法規，用以進行技術管制，把技術發展帶來的不良後果限定在某個限度下。政府的政策選擇總是指向最能實現科技成果轉化的領域，一些高新技術產業就成為政策傾斜、大力推進的重點。實際上，企業的規模也與科技成果轉化存在一定的關系。小企業結構簡單，創新的效益、企業的前途與每個創新者的個人利益直接掛鉤，激勵作用就明顯。由於規模小，小企業對市場信息變化的反應更為靈敏，同時能夠更容易地接受新技術而成為科技成果轉化的主力軍。因此，國家應該重視對中小企業採取各種方式給予支持，積極推動中小企業在科技成果轉化工作中作出貢獻（張靜波，齊建國，1995）。

可以看出，政府激勵是從外在的制度建設、政府行為角度出發來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的。由於科技成果自身的特點，可能產生創新的成本與收益的不對稱性，因此，有必要通過一種制度的保證，防止技術的外溢性，保證創新者的利益。

『伍』 科技成果轉化有哪些類型如何收費

科技成果轉化的類型包括：自行投資實施轉化；向他人轉讓該技術成果；許可他回人使用答該科技成果；以該科技成果作為合作條件，與他人共同實施轉化；以該科技成果作價投資、折算股份或者出資比例；以及其他協商確定的方式。
科技成果是指通過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所產生的具有實用價值的成果（專利、版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等）。科技成果轉化是指為提高生產力水平而對科技成果進行的後續試驗、開發、應用、推廣直至形成新產品、新工藝、新材料，發展新產業等活動。
科技成果轉化的費用是不定的，由技術專家根據企業科技成果轉化總體情況和近3年內科技成果轉化的年平均數進行綜合評價。同一科技成果分別在國內外轉化的，或轉化為多個產品、服務、工藝、樣品、樣機等的，只計為一項。
科技成果轉化可以選擇廣東文華氏，文華氏擁有頂尖生化實驗室和碩博科研團隊，可以為醫葯企業提供人才及技術輸出等服務，促進成果轉化；同時文華氏擁有技術成果評價專家，為產品和技術的改進提供解決方案，指明完善方向，促進成果市場化應用和推廣。

『陸』 博弈理論與科技成果轉化研究現狀

現有文獻從博弈論的角度研究不同主體在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的行為。包括高校（科研機構）和企業兩主體間的博弈分析，政府、科研單位、企業三主體間的博弈分析以及政府、中介機構和成果供需方四主體間的博弈分析。

（一）兩主體在科技成果轉化中的博弈分析

從博弈論出發分析科技成果轉化，國內大部分學者都集中在對兩主體，即高校（科研機構）和企業的博弈分析。

劉和東（2008）認為技術交易和商業化協作是學研方與企業合作創新的兩種主要方式，並通過一個完全信息動態博弈模型分析了學研方和企業的合作創新方式及合作夥伴選擇的影響因素。得出：學研方-企業合作創新方式的選擇受技術本身的價值、創新的市場價值、學研方與企業創新能力等多方面的影響。在選擇合作夥伴時，若採用技術交易，企業並不在乎學研方的創新能力；若採用商業化協作，企業將選擇創新能力強的學研方作為合作夥伴；而學研方更希望與技術學習能力強的企業合作。陳程、劉和東（2009）在此基礎上，通過一個不對稱信息模型的建立，進一步分析了學研方和企業的合作創新過程，得出結論：①合作開發情況下，雙方利潤的分配與科技成果價值、商業化後預期利潤相關。科技成果價值越大，企業利潤分配比例越低，企業越不願意合作開發；商業化成功後預期利潤越大，企業利潤分配比例越高，企業越願意合作開發。②市場交易情況下，市場交易價格和科技成果價值以及商業化後預期利潤相關。科技成果價值越大，市場的交易價格就越高；商業化後的預期利潤越大，科技成果的市場交易價格也越高，學研方就越願意進行排他性市場交易。③在非排他性市場交易情況下，學研方和企業可以獲得比排他性情況下更多的利潤。④無論哪種合作方式，企業都可以獲得比學研方更多的利潤。⑤只要利潤增加額超過成本增加額，高校和企業將採用合作開發方式進行科技成果轉化。羅煒、唐元虎（2002）認為技術越先進、越復雜（技術本身的價值越高），企業與大學更可能採取技術交易的合作方式；相反，技術商業化後的市場價值越高，企業與大學更可能採用商業化協作的合作方式。楊東升等人（2010）通過研究認為技術成果的研發和轉讓成本的大小對於企業選擇合作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一項技術成果的研發和轉化難度較大，則企業將會選擇直接轉讓的合作方式，以避免自主創新而帶來研發成本過高，更好地實現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反之，企業更願意以合作研發的方式與高校合作。這樣不僅能夠獲得技術商業化所帶來的直接收益，還可以通過參與研發過程，提升自身的創新能力。

張會雲、唐元虎（2002）利用博弈原理對企業採用技術創新的決策進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一項技術創新投放市場後，各潛在採用企業的採用時間有先有後，每個企業都存在一個採用技術創新的「最佳時機」，在這個最佳時機到來之前，企業採取等待或觀察策略。由於採用技術創新的企業並不是唯一的，其他企業的採用行為與時機、已採用企業數量、已採用企業的採用效用，都會影響本企業採用的時機選擇，因此，企業採用技術創新的決策過程，實際上是一個企業選擇最佳採用時機的博弈問題。

劉宇宸、劉威（2008）建立了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完全信息博弈模型與演化博弈模型，分析結果發現：系統的均衡結果及演化方向與博弈雙方的博弈收益矩陣相關，且受到系統初始狀態的影響；認為科技成果轉化概率、企業預期收益、企業自主創新成本等是影響科技成果轉化的關鍵因素，建議把研發人員、技術需求者以及投資機構、社會中介機構等都吸引到統一的平台中來，通過多種形式進行科技成果的評估、檢測、包裝和推廣。

吳軍等人（2006）從知識產權的角度分析知識產權制度在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是如何約束和規范著科研部門與企業之間行為的，認為知識產權制度可以看作是科技成果轉化博弈模型中的博弈規則，既保護了發明者的利益，又協調了博弈雙方的沖突，促使轉化雙方進一步加強合作與交流，以實現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最大化的雙贏目標，是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法律保障。建議企業和科研部門加強合作，在知識產權制度下積極創建新的「納什均衡」，使合作的雙方互惠互利。

（二）三主體在科技成果轉化中的博弈分析

關於政府、科研單位、企業三主體在科技成果轉化中的博弈關系主要有以下觀點：

陳庭強等人（2010）從博弈論角度，建立了政府宏觀調控下企業和高校間技術聯盟的多成員博弈模型，探究企業技術創新、高校科研機構科研費用和科技成果轉化等難題的解決途徑。結論表明：產學研技術聯盟的良性發展需要企業、高校科研機構和政府三方相互協作，更需要三方不斷完善技術聯盟的發展機制。建議政府部門應積極推進各種體制改革，健全法律體系，建設良好的經濟金融環境，為產學研合作提供良好的法律和經濟環境；稅務部門適當降低企業創新產品的稅費，激勵雙方積極投入開發新產品，提高各類產品的競爭力；高校科研機構則應該積極行動，完善信託責任，盡可能地降低企業科技創新的成本，把企業的產品創新與自身的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

劉軍山等人（2006）從大學、政府及企業與大學科技園互動博弈的角度分析了大學科技園的發展，得出大學科技園的發展必須是在與大學、政府和企業博弈的條件下才能更理性進行的結論。指出大學科技園應堅持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為主體，遵循市場規律要求，加快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進一步健全順應市場要求，有利於撫育企業成長的體制和機制，健全市場化運作。政府及大學可以以股東身份參與科技園的宏觀性協調和指導，但不應介入具體的經營管理，大學科技園應當實行企業化的運作方式，在實現科技成果轉化的前提下，自覺適應市場的要求，推行優質高效的內部管理和運行機制。

（三）四主體在科技成果轉化中的博弈分析

一些學者將參與科技成果轉化的所有行為主體都納入了博弈分析的模型，對其博弈過程進行了探討，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對於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朱穎芳等人（2010）分別建立了科技成果供給方與需求方之間、政府與科技成果供給方之間、政府與科技成果需求方之間的博弈模型，全面系統地分析各主體之間的行為。從科技成果轉化的供需方看，只要成果轉讓價格大於零，供給方就會進行轉讓，對於成果需求方來說，只有購買成果獲得的超額利潤大於其轉讓價格，並且成果轉讓價格小於等於自主開發成本時，成果需求方才會選擇購買該成果。從政府與科研機構的角度看，如果政府採取不監督的態度，科研機構就選擇不負責，如果政府採用監督的策略，則若不負責科研機構的罰款小於努力時的成本，就會採用不負責的策略，反之，採取負責的策略。從政府和企業的角度看，只要政府不採取鼓勵策略，企業就會放棄投資的機會。從中介機構的角度看，由於受觀念、科技水平、人才和市場經濟發展程度等不利因素的制約，中介組織發展相對滯後，服務體系尚不完善，難以為供需雙方提供優質、准確的服務。因此必須加強中介服務體系建設並強化政府監督管理，推動中介組織實現社會化、規范化、網路化、產業化。

李輝、楊海芬（2010）亦以科技成果轉移的微觀主體為切入點，分析各主體的行為目標以及相互之間的行為博弈。從技術的供需雙方看，技術轉化能否順利進行的關鍵是對超額利潤的評估。從政府與科技成果轉移供給者角度看，科研人員習慣於從政府手中獲得經費，卻不能依據市場需求設定和研發科技項目，致使科技與經濟相脫節，研究成果難以迅速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從政府與需求者的角度看，面對高科技、高風險，企業一般都採取觀望態度，促使企業引入科技成果仍主要依靠政府的推動，即便許多產業涉足科技成果轉化，其原因也僅在於能夠得到政府的資金投入和享受各種優惠政策。從中介機構與其他主體之間的關系看，一方面，科技中介機構發展滯後，難以提供優質服務；另一方面，科技中介機構的發展又取決於供求雙方。最後指出科技成果轉移和產業化的過程應該包括「研發—實踐—再研發」的完整產業鏈過程。而這個過程也就是「市場需求導向—技術有效供給—技術轉移—企業信息反饋—技術升級」的過程，不同主體的共同作用，使得他們在科技成果轉移過程中，按照市場經濟規律獲取他們各自的利益和收益。

（四）其他相關研究

部分學者從其他角度出發，探討了科技成果轉化中的博弈過程。

劉斌、連燕華（2001）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出發探討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供需雙方之間的博弈。認為：科技成果轉化過程是多方參與的博弈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技術供給方與技術需求方存在明顯的信息不對稱現象；由於在簽約前後，委託-代理關系會發生變化，因此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不同階段、不同性質的問題應區別對待；從科研管理角度，應主要關注簽約前科研人員與企業家之間的逆向選擇問題，以正確把握供需狀態，建立與企業的信息溝通渠道。

胡軍鋒（2007）利用博弈論的有關理論，對政府應構建何種制度環境才能有利於科技成果轉化進行了博弈分析。政府為了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必須發揮積極的作用，有選擇地進行干預，特別是在構建有利於科技成果轉化的制度環境方面。有利於科技成果轉化的制度安排是各利益主體博弈的結果。

秦旭等人（2003）從產學合作出發，認為高等院校和企業的合作模式有3 種，即高校主導模式、企業主導模式及利潤分成模式。在高校主導模式下，高校直接建立或並購企業。在企業主導模式下，高等院校進入企業。在利潤分成模式下，企業和高等院校各自提供具有優勢的資源以分享剩餘索取權。因此，高校和企業在談判中地位又可能出現3種情況：一是高校是領先者，企業的決策依賴於高校的決策。二是企業是領先者，高校的決策依賴於企業的決策來確定自己的技術創新能力。三是高校和企業同時採取決策。高校和企業均同時追求利潤最大化，經過博弈，達到納什均衡。

『柒』 制度變遷理論與科技成果轉化

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依賴良好的環境和制度保障，如果沒有一個有效的系統性的保障，科技成果轉化將步履維艱。我國正處在經濟轉型期，亟待通過制度創新和政策創新，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促進高新技術成果順利轉化。然而，傳統科技管理體制部門利益、條塊分割所造成科技與經濟脫節現象依然嚴重，舊觀念、舊體制的影響根深蒂固，嚴重阻滯和減弱了科技資源的合理配置和科技創新活力。因此，必須通過制度變遷，實現科技進步與創新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形成推動科技創新的政策環境、激勵環境和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建立起符合市場經濟要求和科技發展規律的科技和知識創新體系，建立起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開發和創新體系。從某種意義上說，在加快科技成果轉化的實踐中，制度創新重於技術創新（銀純泉，2003）。

（一）制度變遷中的產權理論與科技成果轉化

制度變遷理論認為，產權是構成制度框架的重要元素，產權結構的無效率必然導致制度結構的無效率，因此制度創新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產權結構的創新。明晰產權，調整不合理的產權結構，是推進改革和制度變遷進程的重要前提和有效力量。我國科技成果轉化市場脫胎於計劃經濟體制，其制度安排帶有明顯的計劃經濟的特點，產權結構是有缺陷、無效率的，缺乏激勵和動力機制，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我國科技成果轉化，影響了市場機制原動力作用的發揮以及知識運營家積極性和創造力的發揮。因此，借鑒諾思的制度變遷中的產權理論，必須重視產權改革，打破現行制度環境下科技成果產權界定的不明晰（產權的不明晰實際上是對創新權利的一種變相剝奪）和行政劃分產權的陳規，建立基於市場機制的利益分配原則，放手由創新和投資者根據成果開發和應用的實際進程協商解決科技成果產權分配問題，實現參與各方責權利關系的對稱（劉溶滄，2006）。當改革進展到深層攻堅階段以後，產權改革更需要解放思想，大膽推進，以便為制度變遷掃清障礙。

（二）制度變遷中的國家理論與科技成果轉化

諾思的國家理論指出，國家是經濟增長的關鍵，政府是國家機構的代理人，政府代表國家界定和實施產權，並最終對經濟增長或衰退負責。可見，政府在制度變遷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因此，在科技成果轉化的過程中，要充分重視政府在推動制度變遷中的主導和推動作用。考慮到科技成果具有「公共產品」的屬性，需要強調說明的是：政府對科技成果轉化只是扶持和服務，其行為必須界定在「市場失靈」領域，要做到「有所為和有所不為」，最終還要靠市場化運作將成果轉化為產業。在基礎研究領域，政府應加大投資，通過產權保護，產業政策、反不正當競爭、市場建設等方式，通過政策、法律、法規等規范的手段實施，避免因「市場失靈」而造成我國基礎研究下滑；在技術開發領域，政府應強調依靠市場的力量，用市場機制配置資源。這樣，政府才能最有效率地使用有限的政府資源，促進科技成果的順利轉化。

（三）制度變遷中的意識形態理論與科技成果轉化

諾思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歷來注重意識形態作用的觀點給予了較高的評價，肯定了意識形態在制度變遷和經濟增長中的特殊作用，改變了傳統經濟學理論中「經濟人」單純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設，解釋了人們有時表現的利他行為，解決了普遍存在的「搭便車」等機會主義行為的難題，認識到了道德倫理等意識形態的重要作用。當前，在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的進程中，還存在著眾多不利於轉化的制度安排，必須對現有的制度進行變革。在制度變遷的同時，人們的思想觀念也要跟著發生較大的轉變，需要更大的理解力和心理承受能力，意識形態的約束作用和推動作用顯得尤為重要。我們應該借鑒諾思的意識形態理論，發揚以往注重道德倫理因素的優良傳統，重視意識形態的特殊作用。對於政府而言，就是要將法治意識、服務意識、競爭意識、效率意識滲透在科技成果轉化的方方面面，以減輕改革的摩擦，降低改革的成本，從而加快科技成果轉化制度變遷的過程，為科技成果轉化提供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

『捌』 基於激勵理論的科技成果轉化研究現狀

激勵是個很寬泛的概念，凡是能夠對科技成果轉化起積極作用的政策法規都具有激勵的作用，但縱觀國內學者的觀點，基於激勵理論提出的關於科技成果轉化的建議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改革利益分配機制，有效激勵科研人員

郭莉（2010）等學者均承認利益分配在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但由於受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目前國家對科技成果轉化中的利益分配規定過於原則，缺乏可操作性。

蔣文、謝清（2010）指出由於一些科研機構擔心推動科技成果的轉化會影響到教學、流失國有資產，因此在制定分配政策時，主要強調本單位的利益而忽略了科研人員的勞動，影響了科研人員從事成果轉化的積極性，建議在平衡好科研機構和個人利益的前提下，盡可能體現科研與推廣人員的勞動與貢獻。如：建立科學的考核制度，將技術成果的應用價值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效益進行量化並在科研人員的年終考核、職稱評定、晉級等方面予以體現；或在科技成果轉化、推廣的各個環節根據科研人員和推廣人員的貢獻，制定相應的優惠和獎勵政策；亦可鼓勵科研人員利用閑暇時間從事研發、創辦科技企業、到企業兼職等。

李艷軍等人（1996）認為科研機構內部對成果轉化利益的分配沒有體現向個人傾斜的原則，不足以彌補科研人員從事科技成果轉化與推廣的機會成本，建議把科技成果轉化、開發的績效納入學校各種獎勵、住房分配、職稱評定的條件范圍；調整科研機構內部對成果開發利益的分配比例，科研院所應適當減少提留比例並將部分提留返還課題組，一方面可以保證成果直接研製推廣者的獲利水平，另一方面也為成果繼續研究和開發提供經費來源；探索出一套以利益分配關系為核心的科研機構附屬企業的最佳管理模式，促進其快速發展。

馮振珉、胡元清（2006）認為目前政府關於科技成果轉化工作的利益分配政策和法律比較滯後，科研機構也很少將科技成果轉化直接與利益分配掛鉤，影響了從事科技成果轉化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建議科研機構可以按照國家和當地政府的政策，結合單位實際情況，制定各種開放、優惠政策。如：盡量提高科研工作者及科技成果轉化參與者的利益比例；擁有科技成果或具有從事科技咨詢資格的科研人員可以在一定年限內帶薪離崗創辦與科技成果轉化相關的學科性公司、科技咨詢公司等；有能力的科研人員可以在完成本職工作任務的同時去科技成果轉化的單位兼職；把科技成果的轉化效益與科研人員及科技管理人員的工資、獎金、福利等掛鉤，科研人員和教師的課題結余經費可以作為他們創辦科技型企業、投資其他科技成果轉化公司的資金等，以擴大自主支配許可權。

從以上的觀點中可以看出，國內學者關於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利益分配建議主要包括以下幾點：①把科技成果的轉化效益與科研人員的年終考核、職稱評定、晉級等掛鉤。②盡量提高科研工作者及科技成果轉化參與者的利益比例。③鼓勵擁有科技成果的科研人員可以在一定年限內帶薪離崗創辦與科技成果轉化相關的學科性公司。④鼓勵有能力的科研人員可以在完成本職工作任務的同時去科技成果轉化的單位兼職等。

（二）建立有效的科技創新人才激勵機制

對於人才的激勵方式，國內學者的意見普遍一致，就是要綜合採用物質激勵和非物質激勵相結合的方式。

曹明亮（2011）認為科學研究取得一定的成果體現出了參與科技轉化工作人員的成效，他們的付出不僅需要得到社會的承認與尊重，還應給予一定獎勵。如果僅側重精神獎勵而缺乏物質激勵，會使科技成果轉化失去原動力，建議設立專門的科研獎勵基金，對科研活動盡可能地提供相關的物質保障。范道勝（1997）也提出了類似的建議，認為國家設立科技成果推廣獎，各部委、省市設立相應的推廣類獎，可以引導全社會注重和加強科技成果的推廣應用。科技成果推廣獎應主要獎勵直接從事成果推廣應用、開發轉化的人員。同時，將獲得科技成果推廣獎的數量等級和取得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情況作為對科研院所進行評估以及下一輪科研立項的主要依據，特別是要與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工程中心掛鉤。

楊蘭蓉等人（2006）認為在獲獎項目成果推廣應用中，科技人才激勵機制的不完善。提出將科研院所和高校中的科技人才分為研發人才和推廣人才，建立多層次、全方位的激勵體系。對於研發人才，實行「基本收入＋風險收入」的激勵管理模式，讓他們參與企業利潤分配的部分，保障研發人才的利益，激發他們對市場需求的關注；對於推廣人才，則採取「基本收入＋提成＋職務消費」的激勵管理模式，來提高推廣人才的工作熱情。

萬華（2003）則從具體的激勵方式出發，指出為使科技成果得以產業化，可以對科技創新人才採取兩種激勵方式：一種是產權激勵，就是以科技成果轉化工作作為系統對其內在的創新人才就其能力和貢獻大小進行量化，以技術入股的方式，發揮科技創新人才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加快成果孵化工作。另一種是期權激勵，根據未來實際工作的貢獻大小，給予科技創新人才期權（或虛擬期權）激勵，以更好地吸納和留住優秀人才，減少優秀人才的跳槽。

（三）健全技術市場，為強化科技成果轉化搭建良好的平台

根據激勵理論，市場力量是科技成果產生和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動力源泉（肖龍階，陳愛江，2007），但是市場激勵又依賴於技術市場的良性運行。因此，針對如何健全技術市場，學者們給出了自己的觀點。

趙正洲、李瑋（2012）認為我國的技術市場發育很不成熟，使得科技成果轉化的信息供給與需求的傳輸渠道沒有建立或健全。要按照「科學、高效、開放、共享」的原則，建立和健全全國或區域技術市場信息交流平台，促進科技成果與技術信息的及時、准確、高效流通。要按照獨立法人的屬性、條件和程序，建立和健全全國或區域技術市場中介服務組織，強化技術市場中介服務組織的功能與作用。

游文明等人（2004）則從產學研合作的角度出發，認為企業或學研機構可以通過科技成果孵化器、企業技術（科研）中心、校辦科技產業、院所辦科技產業或者以產權為紐帶合作建立股份合作制企業等方式，在組建企業內部建立一個技術市場，促使資金和技術等資源圍繞全部各方有效需求進行整合，降低科技成果的交易成本。

（四）創新管理制度，為強化科技成果轉化提供有力保障

由於市場機制的激勵作用是有限的，需要藉助政府行為來發揮宏觀調控職能，以保護科技成果轉化人員的「利他」動機。關於如何為成果轉化工作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主要有下列看法。

觀點一：建立和健全有利於成果轉化的評價考核體系。何先美等人（2010）認為我國的科技評價體制存在偏差，承擔國家重大計劃、獲國家獎、SCI論文等是考核教師的重要指標，這使從事應用研究的教師常處於不利地位，極大地影響了優秀的科研人員實現科技成果轉化積極性。建議對不同性質的教師實行分類指導：從事基礎研究的教師，考核其論文發表及引用情況；從事技術研究開發的教師，重點考核其承擔課題及成果的產業化應用情況，並在成果產業化後的利益分配上向教師傾斜。

觀點二：制定有利於科技成果轉化的財政激勵政策。劉強等人（1998）認為目前在成果轉化中存在一個普遍性問題是企業急功近利的短視行為，不願過早參與成果的孵化，唯恐投入失敗。因此，各級政府應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有效地制定有利於科技成果轉化的財政激勵政策，如：對企業在研究開發方面投入實施優惠利率，對實行產業化後的高新技術產品減免、返退稅收等。

觀點三：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郭莉（2010）認為知識產權保護是企業在國際競爭中獲勝的重要途徑，但目前，科研工作者知識產權意識普遍較淡薄。因此，應該加強知識產權法律、法規的培訓和宣傳，提高領導、管理層以及科研人員的知識產權意識，同時，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嚴格執行《專利法》，保護企業和專利權人的合法權益。陳俊（2005）也指出，目前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特別是專利保護所達到的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相當大的差距，需要檢視我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之不足，對職務發明成果原始權利人的歸屬、專利申請人的資格、科技轉化收益、受獎勵權、技術入股等問題，對自主知識產權以及商業秘密的保護，做出立法完善。

觀點四：推動產學研合作。周玉玲（2007）認為我國政府應該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鼓勵大學和企業合作。政府要加強組織管理職能，在高校與企業之間搭橋鋪路，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建立起以「政府支持、依託大學、市場機制、企業運作」的運行機制，把政府、企業、高校緊密而有效地聯系在一起，有力地促進官、產、學、研的互動鏈接。

『玖』 如何推動科技成果轉化

一是激發創新主體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積極性。加快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培育一批機制靈活、面向市場的國家技術轉移機構，探索有效機制與模式。支持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構建產業技術創新聯盟、新型研發機構等協同開展成果轉化。推動成果轉化與創新創業互動融合，調動科技人員轉化成果積極性，支持以核心技術為源頭的創新創業。
二是完善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支撐服務體系。構建線上與線下相結合、專業化、市場化的國家技術交易網路平台，為高校、科研院所提供科技成果掛牌交易與公示，解決成果交易流通與市場化定價問題。鼓勵區域性、行業性技術市場發展，完善技術轉移機構服務功能。大力培育專業化技術經紀人，將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領軍人才納入創新創業人才引進培養計劃。
三是開展科技成果信息匯交與發布。圍繞新一代信息網路、智能綠色製造等重點產業領域，以國家財政科技計劃成果和科技獎勵成果為重點，發布一批能夠促進產業轉型升級、投資規模與產業帶動作用大的重大科技成果包，探索市場化的科技成果產業化路徑。
四是發揮地方在推動科技成果轉移轉化中的重要作用。建設一批國家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範區，加大政策、服務、金融等創新力度，探索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與模式。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科技成果產業化基地，完善基層承接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平台和機制，通過成果轉化支撐區域產業轉型升級。
五是強化創新資源深度融合與優化配置。健全多渠道資金投入機制，發揮好國家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基金等作用,支持地方加大投入力度，創新投貸聯動、眾籌等科技金融手段拓寬資金市場化供給渠道。推動軍民科技成果融合轉化應用，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