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語言學的相關問題
以下摘自＜電大在線＞專題講座二：什麼是語言學，希望對你有點幫助：
2·1 語文學和語言學
2·2·1 語言學就是研究語言的科學。以人類語言作為研究對象，討論它的性質、起源和結構原理的稱為普通語言學，以某一具體語言（例如漢語、英語等）為研究對象的稱為××語語言學，如漢語語言學、英語語言學，等等。具體語言的研究是普通語言學的基礎，因為語言的共性結構原理都是從具體語言的研究中總結出來的。
語言對人的關系猶如空氣、水和食物那樣，既直接，又重要，因而在二千多年前就引起了人們的興趣，對之進行研究。不過那時候還沒有語言學家，對語言發生興趣並對之進行研究的主要是哲學家、經學家或其他什麼「家」，研究的對象是記載典籍的書面語，任務主要是解釋典籍的確切含義，為其他學科的研究服務，因而人們將它稱之為語文學。語言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誕生很晚，至今也不過二百多年的歷史。為什麼古代的語言研究不能列為語言學？因為一門科學的建立有它自己的條件或標准，這就是：有獨立的研究對象，任務是解釋所研究對象的結構規律和演變規律，有揭示規律的特殊的研究方法。古代的語言研究不符合這些條件，不能算作語言學。經過了漫長的歲月，語言研究才從語文學發展為語言學，因而我們還需要從語文學開始討論語言學的問題。
2·2·2 語文學的興起和發展與人類文明的發源緊密相關。它有三大傳統，即希臘—羅馬、印度和中國的小學。它們初期的研究興趣呈現出一些共同的趨向，就是都集中探索語言符號的音、義關系的性質。分兩大派。一派認為用什麼樣的音去表達什麼樣的義是有理可說的，一派認為音義的結合是無理可說的，純粹由社會約定。前者可以稱之為理據派，後者可以稱之為約定派。希臘—羅馬傳統的研究，這種對立的意見後來演變為類比論（analogia）與變則論（anomalia）的爭論。類比論強調語言結構的規則性，認為詞入句之後所產生的形態變化是可以「進行類比」的，而變則論強調的是人的天賦能力和語言結構的不規則性，認為不管語言顯得多麼不規則，人們照樣能夠接受和運用。類比論是約定說的繼承和演化，而變則論是理據說的繼承和演化。這兩種對立的意見各有自己的語言事實的根據，互相駁難，因而爭論進行了很長時間，「在整個古代和中世紀，這種原則的沖突有時表現得很隱蔽，有時表現得很明顯，這可以視為語言學思想和實踐的歷史中一種反復出現的特色」（羅賓斯，1979，26）。不過就總體來看，希臘—羅馬傳統的約定論始終佔主流，現在我們所看到的語言理論大多是這一理論的演化。印度傳統的發展趨向基本上與此相同，不贅。在中國，這種論爭就是先秦時期的名實之爭。與希臘—羅馬傳統不同，漢語始終以理據性的意見為主，我們前一講在討論語言符號音義關系的時候已有所述，這里不想重復，只想就語言與文字的關系作一點補充。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體系，自源性的文字一定適合它所記錄的語言結構原理。漢字是自源性的文字，其中的形聲字約佔百分之九十左右。字的形聲體系是理據性的一種表現形式，反映漢語編碼的理據性原理。在漢語傳統的研究中，人們沒有懷疑過這種理據性編碼的性質，大致都圍繞著字的理據進行研究，只是在「鴉片戰爭」以後，西學東漸，中國語言學家接受了西方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才一股勁兒鼓吹約定說，全盤否定理據論，中斷了自己的研究傳統。這個問題後面有詳細的討論，這里從略。
語言符號音義關系的爭論雖然肇始於哲學，但它已涉及對語言結構的性質的認識。用語言進行交際，聽起來是一串線性的音流，但實際上負載著信息，因而人們常說「語言是一種音義結合物」。組成音流的「碼」就是前面所說的語言符號，是話語的基本結構單位，它的音義關系始終是語言研究中一個最基本、最重要的問題，如何認識和把握這種關系必然會影響語言研究的發展方向。漢語研究傳統為什麼會不同於印歐語的希臘—羅馬傳統和印度傳統？其終極的原因就在於此；即使在現代，對這一問題的不同認識也正影響著中國語言學的發展。後面的幾章實際上都是順著這一思路展開的。
2·2·3 語文研究的三大傳統對後世的語言研究影響最大的當屬希臘—羅馬傳統。它的奠基性的理論，粗略地說，就是亞里斯多德的邏輯范疇說。這種邏輯理論將現實分為十個范疇：實體、性質、數量、關系、地點、狀態、情景、動作、被動、時間，其中實體（substance）是本質，其他九個范疇是偶有的屬性（accidents），是用來表述實體的。例如「李寧是運動員」這樣一個命題，「運動員」是偶有的屬性，因為李寧小時候並不是運動員，而退役以後又成為企業家，是可變的，而「李寧」不管是運動員還是企業家，始終是「李寧」，是不變的。實體在命題中的主要特徵是主體（subject），從邏輯判斷的結構來說，主體就是主詞（subject），別的范疇都是表述這個主詞的，因而是它的賓詞（predicate）。這就是說，九個偶有性范疇都是表述實體的，而實體不表述別的范疇；或者說，偶有性范疇都存在於主體之中，任何性質、數量、關系等都只能是主體的性質、數量和關系，等等。這是亞里斯多德的邏輯范疇說的基本思路，他的語法理論就是以此為基礎展開的：能充當主詞的詞是體詞（substantive word），或者叫做名詞；能充當賓詞的詞就是謂詞（predicative word），或者叫做動詞；句子的結構與邏輯判斷（命題）相對應，因而處於主詞位置上的詞語就是句子的主語（subject），處於賓詞位置上的詞語就是句子的謂語（predicate）。主詞和主語，賓詞和謂語，在漢語中是兩個不同的詞語，而在印歐系語言中原是同一個詞，即主詞和主語都是subject，賓詞和謂語都是predicate。語法和邏輯的關系，根據上面的簡單分析，可以簡化為如下的結構公式：
邏輯： 實體------------偶有性
主詞------------賓詞
語法： 主語------------謂語
體詞------------謂詞
名詞------------動詞（包括後來所說的形容詞）
傳統的語法理論、詞類的劃分以及詞類與句子結構成分的對應關系大體上就是根據這樣的理論建立起來的，句法結構和邏輯思維形式的關系非常密切。
亞里斯多德的這種以二分法為基礎的思維理論與印歐系語言的結構有密切的關系。希臘語是屈折語，有詞形變化（accidence）：名詞有性、數、格之分，動詞有時、體、態、式之別。詞出現在句中不同位置上的變化是詞的偶有屬性，而詞則是從其偶然的屬性中抽象出來的不變的單位，是出現在各種「偶然屬性」中的「實體」。所以不少學者認為，如果亞里斯多德說的是另外一種結構類型的語言，他就會建立起另外一套邏輯理論體系。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據周法高，1970，147－148）在談到這一點的時候指出：「亞里斯多德的所謂十個范疇者，後人對之有無窮的疏論，然而這是希臘語法上的問題，希臘語正供給我們這些觀念，離希臘語而談范疇，而范疇斷不能是這樣子了。」不同地區的學者都有與此類似的看法，用不著一一列舉。這種在語言結構基礎上產生的思維理論一旦形成，就可以反過來成為語言研究的理論基礎。印歐系語言的語法研究，寬泛地說，以亞里斯多德的邏輯理論為基礎分析語句的結構，從而得出主語、謂語和名詞、動詞之類的概念。公元2-1世紀，特雷克斯（D.Thrax）寫了一本《希臘語語法》，以詞的形態變化為主進行語法研究，並成為後世語法研究的楷模。這種語法研究的重心雖然發生轉移，但沒有脫離亞里斯多德的語法學說的框架。總之，肇始於亞里斯多德的一些語法概念一直沿用至今，說明印歐語的句法結構和亞里斯多德的邏輯理論確實存在著密切的關系。
希臘—羅馬傳統的語言研究的重點是句法和詞形變化，語音的研究依附於語法，沒有獨立的地位；基本上不講構詞法，雖然偶爾談到派生（derivation）或構詞（word-formation），但分量很輕，缺乏獨立性。或許可以說，這就是希臘—羅馬傳統的語言研究的特點。
2·2·4 印度也是語文研究傳統的一個重要的發源地，其代表就是巴尼尼語法。印度有文獻記載的最早語言就是公元前一千年的《梨俱吠陀》的吠陀梵語。梵語是一種印歐語，和希臘語、拉丁語都有淵源關系，不過它的研究是獨立發展起來的一個傳統，與希臘—羅馬傳統無關。
巴尼尼（Pa#nÊini）是人名，根據《大唐西域記》，他大概在公元前四世紀左右出生於娑羅睹羅（Śala#tula），在現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附近。「吠陀」（veda）是一種經文，巴尼尼語法是解釋、誦讀這種經文的一種師徒相傳的口訣，它本身的體裁就是一種經體（sãtra)。由於語言的發展，巴尼尼時代的語言和吠陀經的語言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當時掌握文化大權的祭司階層（婆羅門）為了保持其所壟斷的神聖經典的完整，實行了本階層內部口頭相傳的各種嚴格的誦讀方式。由於這種特殊的背景，以巴尼尼語法為代表的印度傳統對語音的研究很細致、准確，詞的結構的分析也很嚴密而具體，已經明確地分出詞根、詞干、詞尾、前綴、後綴、派生詞、復合詞等等。這就是說，它的研究重點是語音和構詞法，而這正好是希臘—羅馬傳統的薄弱環節。梵語既是一種印歐語系的語言，和希臘、拉丁等語言有親屬關系，相互有很多共同的特點，因而它的研究成果很快被歐洲人吸收，形成了兩個語言傳統的結合，使語言的研究從語文學走向語言學。
2·2·5 希臘—羅馬傳統和印度傳統都是各自獨立形成和發展的。到了17、18世紀，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印度成為英國的殖民地，一些學者也相繼來到印度。與語言研究發生直接影響的是西方人發現了印度的梵語，認為地處東西兩端，相互沒有交往，梵語怎麼會這么「像」希臘語、拉丁語等歐洲的語言？這促使人們去思考語言間的關系。1876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官員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在加爾各答皇家亞洲學會上宣讀了一篇論文，提出梵語與希臘語、日耳曼語、拉丁語等有親屬關系的假設：
梵語，不論其歷史如何，有絕妙的結構，比希臘語更完善，比拉丁語更豐富，比二者提煉得更高雅，但它與二者在動詞詞根和語法形式上都非常相似。這種相似不可能是偶然的。……任何哲學家在研究梵語、希臘語和拉丁時都不能不認為，這些語言來自同一個原始語（proto-language），而這種原始語也許不存在了。由於類似的道理……可以認為哥特語和凱爾特語也與梵語同源。
這一演說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改變了人們對語言關系的看法，並且引發了對梵語和希臘語、拉丁語、日耳曼語的比較研究的熱潮，產生了歷史比較語言學。這樣，印歐語的兩大研究傳統相互結合，形成為一個統一的印歐語研究傳統，使語言研究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其標志就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誕生和發展。語言研究的對象和范圍不再局限於書面語，也不再局限於某一孤立的語言，而是比較不同語言結構的異同揭示語言關系的共性規律，而就歷史比較語言學來說，就是從發生學的角度，就不同語言有無共同來源而將不同的語言分為若干個語系，平常說的印歐語系、漢藏語系等就是根據有無共同來源而進行的語言分類。19世紀的語言學，可以說就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的世紀。從歷史比較語言學誕生的時候開始，語言學就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不再是哲學等其他學科的附庸。
語文學是英語philology的漢譯，語言學的英文是linguistics，是完全不同的兩個詞，但在漢語中，語文學和語言學僅僅是一字之差，但相互有重要的區別。概括起來，主要有：
1、語言學有獨立的研究對象，其任務是通過語言結構異同比較的研究探索語言相互關系的共同結構原理，或者說，通過語言特點的研究揭示語言共性的結構規律和演變規律，與文學、歷史學、哲學等一樣，是一門獨立的科學，不是其他科學的附庸；
2、有獨立的研究方法，在語言學誕生之初就是歷史比較法；
3、用來研究的材料，語文學是書面語等「死」材料，而語言學則主要是方言、親屬語言等「活」材料，並以此為基礎結合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死」材料，進行歷史比較的研究，藉此對「死」材料作出「活」的解釋，揭示語言的結構規律和演變規律。進入20世紀，以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為標志，產生「語言中心主義」的語言的轉向，完全以口語為研究對象，排斥文字在語言研究中的地位，因而書面語也就失去它在語言研究中的應有地位。這種傾向直到20世紀的後半葉才開始得到初步的糾正。
人類語言的研究盡管有悠久的歷史，但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它還很年輕，其內部的結構規律和演變規律，特別是其中的語義規律，有待於人們去挖掘。
2·2 科學思潮的更替和語言學的發展
2·2·1 語言學自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之後，它的發展與科學思潮息息相關。語言學之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始自歷史比較語言學，它的誕生與生物進化論思潮的興起有密切的關系，歷史比較法就脫胎於研究物種變異的生物學。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比較解剖學、比較植物學、比較語言學「這些科學正是由於比較和確定了被比較對象之間的差別而獲得了巨大的成就，在這些科學中比較具有普遍意義」。
將物種變異的比較方法用於語言的研究，首先產生了一種語言理論模型，這就是譜系樹理論。提出這一理論的語言學家叫施萊哈爾（August Schleicher）。1863年他仿效生物遺傳發展的思路，在《達爾文理論和語言學》中將語言間的關系系譜化，認為語言也是有「生命」的，有生、老、病、死的各個演化階段。一個原始母語（proto-language）會生發出若干個女兒語（daughter languages），而隨著這些女兒語的誕生，這個原始母語也就隨之消亡了；之後，每一個女兒語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同樣的分化，生發出若干個孫兒語……，如此往復，形成今天世界上的各種語言。有共同來源的諸語言組成親屬語言，可以對之進行歷史比較研究。這個理論模型的特點是只注意語言的有規律的分化，而不管語言之間的橫向相互影響，有它的片面性。1872年，施密特（J. Schmidt）提出「波浪」說與之抗衡，認為語言的演變猶如在一個水塘里扔進一塊石子兒所引起的波紋那樣，由中心向四周擴散。假定有語言A、B、C、D、E、F、G，D的變化會擴散到A、B、C和E、F、G，使A、B、C和E、F、G具有D的一些特點；距離波源越近，受影響的程度也就會越大，因而相互的共同點也就越多。其他語言A、B、C和E、F、G也可以發生類似語言D那樣的變化，因而使不同的語言間呈現出一些相同的特點，不同於每一語言自身的發展規律。這是使語言演變規律產生例外的一個重要原因。譜系樹說和波浪說是兩個對立的理論模型，前者著眼於語言在時間上的有規律的發展，使語言間呈現出生物系族那樣的異同關系，可以對有共同來源的語言進行歷史比較研究；後者著眼於語言在空間上的擴散，強調語言間的相互影響和對語言演變規律的干擾。這兩個理論模型與其說是對立，不如說是互補，可以各自彌補對方的一些弱點。它們對語言學往後的發展具有很大的影響。
繼承和發展譜系樹理論的是青年語法學派。19世紀的70年代是青年語法學派獨步天下的時期，特別是1876-1878的三年，發表了一系列對後來語言學的發展有深遠影響的文章，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論，其中最主要的是兩條：一是語音規律無例外，二是類推作用。這兩條是青年語法學派的理論標志。過了一百年，人們在回顧語言研究發展道路的時候，發現青年語法學派的基本語言理論「在今天看來只是有所修改，根本沒有被取代」，值得今天的語言學家去紀念發表在百年前的一組青年語法學派的論文（羅賓斯，1979，225，234）。根據「語音規律無例外」的理論設想，語音規律是不應該有例外的，但實際上卻可以到處見到例外，因而認為城市的語言不純，需要到鄉村去調查方言，相信在方言中可以找到語音規律無例外的例證。客觀發展的需要推動了方言的調查和研究。但出乎意外的是，方言中也可以到處見到例外，這就促使方言地理學的誕生，提出「每一個詞都有它自己的歷史」，否認音變的規律性。「語音規律無例外」和「每一個詞都有它自己的歷史」是歷史語言學中的兩個對立的口號，代表兩個對立的學派，相互爭論和駁難。如果說，主張「語音規律無例外」的青年語法學派是譜系樹理論的繼承和發展，著眼於語言在時間上的演變，那麼主張「每一個詞都有它自己的歷史」的方言地理學派就是波浪說的延續，著眼於語言的空間擴散。時間和空間的差異是語言學往後發展的兩種基本思路。大致說來，結構語言學的語言系統說、轉換-生成學派的語言理論大致與時間觀的聯系比較密切，像青年語法學派那樣都強調語言演變的規律性或語言結構的系統性；而語匯擴散理論、語言變異理論則著眼於語言內部的結構成分的競爭，強調語言演變的不規則性和系統內部的結構參差。這兩種類型的語言理論大體呈相互對立、相互競爭、相互促進的狀態，推動語言學的發展：
時間 空間
譜系樹理論 波浪理論
青年語法學派 方言地理學派
結構語言學（含轉換-生成理論） 語匯擴散、語言變異
橫向的兩種理論基本是對立和競爭，互揭短處和矛盾，因而對促進語言研究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縱向的理論之間雖然理論上有對立和發展，但就語言觀來說，是相通的，後起者大致都是前者的繼承和發展，如表時間的幾種理論都強調語言研究對象的純一性和同質性（homogeneity），而表空間的幾種理論所強調的是語言的有序異質性（orderly heterogeneity）。對語言學的發展有了這樣一個大致的發展脈絡，我們就容易把握每一種理論的地位。
2·2·2 以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為標志的結構語言學的誕生是語言學發展的一個新時期，糾正了以往研究中的「原子主義」傾向，開始走上系統研究的道路。這種理論和方法的誕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既是青年語法學派的理論的發展（索緒爾本人就是青年語法學派的一個有影響的成員），也與科學思潮的演變有關。19-20世紀之交，科學發展的思潮發生了一次重大的變化，以牛頓物理學為基礎的機械論的認識論開始崩潰，「相互作用關系組成的集合開始成為注意是中心。到處都碰到那種令人驚異的復雜性，甚至連原子這樣的基本物理實體內部也是這樣。牛頓機械論對這種復雜性作出解釋的能力受到嚴重的懷疑。相對論在物理學領域代之而興起；在微觀物理學領域，接替機械論的是關於量子理論的科學」（拉茲洛，1985）。「相互作用關系組成的集合開始成為注意是中心」這種世界觀、認識論代替機械論的認識論是科學發展思潮的一次深刻轉折，在語言研究中首先反映這種思潮的是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建立以語言結構單位的相互關系為基礎的價值學說，提出「語言是形式，不是實質」的著名論斷，並從語言結構單位的組合關系和聚合關系兩個方面去研究語言的「形式」和「價值」。這種學說是當時科學研究方法論的一種典型反映，托夫勒將它稱之為「拆零」（請參看普里戈金等，1984）：
在當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發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問題分解成可能小的一些部分。我們非常擅長此技，以至我們竟時常忘記把這些細部重新裝到一起。這種技巧也許是在科學中最受過精心磨練的技巧。在科學中，我們不僅習慣於把問題劃分成許多細部，我們還常常用一種有用的技法把這些細部的每一個從其周圍環境中孤立出來。這種技法就是我們常說的ceteris paribus，即「設其他情況都相同」。這樣一來，我們的問題與宇宙其餘部分之間的復雜的相互作用，就可以不去過問了。
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就是這種「拆零」的方法論的傑作：把言語活動分成語言和言語，把言語排除出語言的研究；語言的「內」與「外」，把「外」排除出去；語言「內」的共時和歷時，把歷時排除出去；共時中的語言單位的實質和形式，將實質部分排除出去，最後就只研究共時狀態下的語言形式，即組合關系和聚合關系，只研究某一時點的語言結構，排除任何言語的、語言「外」的、歷時的因素的干擾。這或許是索緒爾為實現他的語言系統說而付出的一種代價，因為不排除這些因素，他就無法完成對「形式」和「價值」的研究。索緒爾的語言系統說使語言研究從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原子主義」轉化為系統論。語言研究方法論的這一轉折一般被稱之為「索緒爾的革命」。
2·2·3 反映科學發展思潮的索緒爾的語言理論在語言學的發展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結構語言學就是以此為基礎發展出來的學派。結構語言學一般分為三個學派：哥本哈根學派、布拉格學派和美國的描寫語言學派，它們從不同的側面繼承和發展了索緒爾的語言系統說：哥本哈根學派強調語言的形式，布拉格學派強調功能，而美國的描寫語言學則主要強調語言的組合關系，從分布入手考察語言的結構。哥本哈根學派由於想建立一種能適合於人類一切語言的理論，因而很抽象，在實際的語言研究中影響不大。布拉格學派由於二次大戰的暴發而解體，其中不少有影響的語言學家，如雅科布遜等，都到了美國，與美國的描寫語言學派合流。後來法國的馬爾丁內（A.Martinet）繼承和發展了哥本哈根學派和布拉格學派的理論精神建立了他的功能語言學，成為結構語言學在歐洲的一個重要代表。從總體來看，在三個結構語言學派中影響最大的是美國的描寫語言學，可以說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中它一枝獨秀，成為語言學發展中的一個主流學派。這個學派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將語言結構單位量子化，提出「位」（-eme: phoneme, morpheme, lexeme……）、「素」（-etic: phonetic……）、「區別特徵」等概念，使語言學擠身於當代科學的行列。「位」「素」「區別特徵」是語言系統的最小結構單位，相當於化學中的元素。雅科布遜在回答他父親（一位化學家）的「你為什麼要搞語言學」的提問時，說得非常明確、乾脆：「語言學與化學沒有不同，我要找出語言成分結構中有限的基本結構單位來」（Mehta, V.，1971）。他為人類語言找出12對區別特徵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完成的（譯文請參看《國外語言學》1981年第3、4期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雅柯布森文集》）。
從青年語法學派開始，語言學的研究對象明確地限制於個人方言（idiolect）。個人方言是指「一個說話人使用一種語言與另一說話人在一次交談時可能說出的全部話語」（Bloch,1948），而集體的語言習慣只不過是語言學家比較個人方言而得到的某種平均數，不能作為語言學的研究對象。自索緒爾以後的語言研究為什麼要區別語言與言語、共時和歷時？為什麼把語言研究的對象局限於語言的共時狀態？目的就是要在個人方言的研究基礎上建立相關的語言理論。喬姆斯基的語言理論在很多方面與結構語言學不同，但語言研究的對象應該限制於個人方言這一點上，則與索緒爾以來的語言研究無異，甚至將其推向極端，因為他認為語言學研究的是「一個完全同質的言語社團的一對理想的說話人——聽話人」的語言能力，與其具體運用語言時表現出來的差異無關。從索緒爾到喬姆斯基，他們以語言與言語、或能力與運用的區分為基礎而進行的語言研究，實質上都是「相互作用關系組成的集合開始成為注意是中心」這一科學思潮的發展的反映，在自己所進行的研究領域內建立起一個「相互作用關系組成的集合」。隨著科學的發展，人們發現這種語言觀是有很大的局限的，因而又引起語言研究方法論的一次新發展，具體表現為語言變異理論的誕生和語義研究的發展。
2·2·4 新的科學發展思潮與所謂「新三論」（耗散結構論、協同論、突變論）的興起和發展有關，在科學研究中引入原來被系統論排除在研究范圍之外的隨機性、復雜性、偶然性的因素，認為「我們對自然的看法正經歷著一個根本性的轉變，即轉向多重性、暫時性和復雜性」「我們正越來越多地觀察到這樣的事實，即在所有的層次上，從基本粒子到宇宙學，隨機性和不可逆性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奇怪的是，在自然界中發現的意想不到的復雜性並沒有減緩科學的前進，恰恰相反，它促成了一些新的概念結構的產生，這些新的概念結構正是我們今天認識物質世界所必須的」（普里戈金等，1984，26，27，34）。科學研究中引入隨機性、復雜性、偶然性的因素，這對科學研究的方法論來說，就要改變原來「拆零」的方法，把研究對象從理想狀態中的研究轉化為實際狀態的研究。語言學從科學思潮的這種發展中吸取於己有用的理論和方法，認為不能把個人方言作為語言學的研究對象，而應該到社會中去研究人們實際使用的語言，考察人們之間的語言差異和這些差異與其他因素之間的相關關系。首先提出這一設想、並付諸社會實踐的是以拉波夫（W. Labov）為代表的語言變異理論。他與魏茵萊什（U. Weinreich）、赫爾作格（M. I. Herzog）合寫的《語言演變理論的經驗基礎》一文一再強調以個人方言為研究對象的語言研究的局限性，主張到語言社團中去研究人們實際使用的語言。這種實際使用的語言可以稱為社會方言。社會方言是一個老概念，過去與地域方言相對，偏重於社會集團的一些特殊用語和對某些辭語的特殊理解，范圍非常狹窄。我們這里所說的社會方言是指與個人方言相對的社會人群實際使用的語言現象。語言學的研究對象從個人方言到社會方言，這又是語言學發展的一次重大轉折。這次轉折的意義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 克服了索緒爾語言理論體系中的一個矛盾。索緒爾認為語言是社會的，而言語是個人的，但是研究社會的語言時卻
② 社會語言學中bilingualism和diglossia的區別
1.bilingual:bilingual adj. 能說兩種語言的…
bilingual ecationn. 雙語教育
bilingual dictionary雙語詞典；雙語對照詞...
bilingual edition雙語版
bilingual teaching雙語教學
2.雙言（Diglossia）是社會語言學的一個重要術語。
雙言現象是並存於同一語言社區、用途各不相同的語言變體，通常其中一種被視為高層次變體，具有文言文的特徵，另一種則為口語式的低層次變體。高層次變體用於正式場合和書面語，低層次變體用於口頭交談。高層次變體多用於政府機關、大眾傳媒、教育部門、宗教團體等。低層次變體常見於家庭成員或朋友之間的交談，也被高身份者用以對低身份者發布指示等。
③ 楊晉毅《工業化初期的語音接觸和語音選擇--洛陽三大城區語音對比研究》讀後感
中國工業化初期的語言接觸和語言選擇——以洛陽市的語言使用情況為例楊晉毅河南科技大學洛陽4 7 10 0 3ly y a n g jin y i＠ so h u ． co rn一介紹： 研究背景、 目的和出發點1． 1人類工業革命的最重要結果之一是城市革命農村人口迅速向城市集中， 城市人13由過去的僅占總人口比例的5％左右急劇發展到30 ％、 50 ％直至8 0 ％以上。 人類的語言狀態（ 標准語和方言的分布與使用情況）也因此發生根本性變化。 我們感興趣的問題是： 在工業革命、 城市革命初期， 人口向新興工業區匯聚之後， 他們的子弟（ 即在工業區出生、 長大的第二代人）將會出現怎樣的語言選擇？第二代人是選擇當地方言還是父輩方言， 還是民族標准語作為自己的共同交際語言？他們的語言選擇與工業化背景和工業區性質有沒有關系？這是研究工業化進程中一個國家語言發展的非常關鍵的課題。1． 2英國18 世紀最早開始了工業革命， 啟動了人類城市革命的進程法國、 德國、 美國在19 世紀也相繼發生了工業革命， 農村人口迅速向城市轉移。 在這些國家的工業化初期， 工業區的居民進行了怎樣的語言選擇？在18 、 19 世紀， 西方語言學家似乎沒有注意過這樣的問題。 至少我們現在還沒有發現有類似的研究和報道。 20 世紀下半葉， 西方國家的許多學者在研究城市語言選擇和語碼轉換（ co d e－ sw itch in g ）方面取得了許多傑出的成果， 例如拉波夫（ W ． L a b o r 19 66）對紐約市三個地區商店的語言調查， 甘柏茲（ J． G u m p erz 19 6 6 ）在挪威一個小鎮進行的使用網路（ n etw o r k ）方法對三個社會層次的居民語言的調查， 散可夫（ G ．S a n k o f f19 7 2）對新幾內亞地區多語社團的語言調查， 格林費德（ G reen f ield 19 68 ， 見F ish m a n19 7 2）使用費希曼（ J． F ish m a n ）的語域理論對美國澤兩市波多黎哥社團語言的調查， 帕普拉克（ P o p la ck19 9 3）對紐約東哈萊姆區波多黎哥移民語言的調查， 等等。 但是， 他們都沒有涉及新興工業區第一代人（ 成年後進人工業區的）和第二代人（ 在工業區出生、 長大的第一批子弟）的語言使用和語言選擇情況。1． 3中國工業革命發生在20 世紀下半葉， 中國出現了大量新興工業區中國工人總數由19 4 9 年的不足4 0 0 萬， 發展到20 世紀末的70 0 0 萬人（ 指城市工業企業職工， 不包括鄉鎮企業的90 0 0 萬職工）， 中國城市人13由19 4 9 年的0 ． 534 億（ 10 ． 6 ％）， 發展到20 0 1年的・10 4 ・ 語言接觸和語言變異4 ． 8 0 6億（ 37 ． 66％）①。 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根本性的社會變革， 它必然引起中國語言使用情況的根本性變化。 但是在19 50－ － 19 80年， 中國語言學界幾乎完全沒有人去研究新興工業區的語言選擇和語言變化。 直到19 8 5年， 我們終於見到梁德曼（ 19 8 5）對四川省渡口市（ 19 6 5年開始建設的中國西南最大的鋼鐵基地， 現在的市名改稱攀枝花市）的調查。 但是梁德曼先生的專長是傳統的方言調查， 這篇報告的重點仍然是對當地老方言的描繪。 文章沒有注意...
④ 論述題 （一） 中國社會語言學發展的三個階段（25分） （二） 社會的突變、漸變及其與語言變化的關系。（2
一）初創階段（1979-1987）：從自發到自覺
一般認為，中國的社會語言學是舶來品，源於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中國最早提出社會語言學的學者之一陳原則指出，社會語言學發源比較早。自古以來，中外語文學家都曾討論過古語與今語、文語與口語、標准語與方言在社會功能上的差別。歐洲19世紀初的方言學家對於自己民族語言內部各種變體的調查，其實即是進行社會語言學的工作。事實上，社會語言學的誕生和有沒有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是兩回事。進行某一方面的研究並不等於建立了某一個學科。當然，一個學科的出現決不是突然從天上掉下來的。它一定是長時間學科積累的結果。現代中國歷史上的許多語言運動，如20世紀初期的國語運動、20年代的白話文運動、30年代的大眾語討論以及北方拉丁化運動，50年代的推廣普通話、現代漢語規范化等等，都可以算是社會語言學的工作。但是這些運動或工作可以說是自發的，而不是自覺的。70年代後期，隨著「社會語言學」這個術語的出現，人們對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從自發走向自覺[7]。
這一階段，中國社會語言學的成果主要表現在通論性的著作和理論的譯介方面。前者除上述陳原的兩本著作外，還有陳松岑的《社會語言學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游汝傑、周振鶴的《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許國璋早在70年代末開始引進社會語言學，有關論文後來收入《許國璋論語言》（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1）。1980年到1982年，英國語言學家特魯基爾的《社會語言學導論》由林書武等翻譯，在《國外語言學》連載。1987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祝畹瑾編的《社會語言學譯文集》和前蘇聯什維策爾的《現代社會語言學》（衛志強譯）。此外，《國際社會科學雜志》1985年第5期（中文版）以 「語言與交往：社會語言學研究個案與應用」的專刊形式，發表了一大批社會語言學的論文，很有指導意義。可惜因為發行上的原因，許多人沒有看到。
這一時期有兩大缺點：一是結合中國社會實際不夠，二是對社會語言學的對象和范圍的認識還相當模糊。例如有的學者把語言與思維的關系之類問題也列入社會語言學，這顯然是不妥的。此外，受國外的影響，也有熱衷於無謂的名份之爭的現象。
（二）迅速發展階段（1987-1993）：從引進走向結合中國實際
1987年12月1日至5日，中國社科院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在北京舉辦了首屆社會語言學討論會。會議展示了7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語言學的研究現狀和水平，它標志著中國社會語言進入了一個火熱的階段，對推動我國的社會語言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1988年8月，深圳教育學院深港語言研究所主辦了首次「雙語·雙方言」討論會。1990年1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和蘇州大學在蘇州召開了首屆應用語言學討論會，其中有不少的論文也是關於社會語言學的。
這一時期出現了許多社會語言學的專題研究。著作有張清常的《胡同及其他——社會語言學的探索》（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0）、高天如的《中國現代語言計劃的理論和實踐》（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等。論文數量很多，結集出版的有《雙語雙方言》（1-4集）（分別由中山大學出版社等出版）、《語言·社會·文化——首屆社會語言學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語文出版社，1991）等等。
這個階段，繼續出版了一批關於社會語言學的譯介、概論性著作和教材。在譯介國外社會語言學研究成果方面，除了《國外語言學》等雜志連續刊登譯介文章（例如Lesley Milroy的《語言和社會網路》等）外，還出版了佐伊基的《社會語言學演講錄》（劉明霞等譯，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89）、郝德森的《社會語言學》（丁信善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等的中譯本。其中有的還不止一個中譯本。著作方面主要陳原的《社會語言學專題四講》（語文出版社，1988）、《社會語言學論叢》（湖南出版社，1991）和《語言和人——應用社會語言學若幹探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陳建民的《語言文化社會新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孫維張的《漢語社會語言學》（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等等。教材方面主要有祝畹瑾的《社會語言學概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王得杏的《社會語言學導論》（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2，英文版）、戴慶廈的《社會語言學教程》（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等等。
據粗略統計，此期出版的社會語言學方面的著作（含教材、譯著和論文集）達60本以上，在各級各類刊物上發表的相關論文更是難以統計。一個學科熱到這種程度，實在少見。
除此以外，不少學校逐步開設了社會語言學的課程，還有的學校開始招收以社會語言學為研究方向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國家學位辦也列社會語言學作為3級學科。
這一時期也有一些明顯不足。除了缺少理論概括和材料積累以外，方法的欠缺（如材料採集、材料分析的技巧，定量研究多於定性研究等）等現象比較突出。
（三）穩定深入發展階段（1994-）：從熱潮走向冷靜和成熟
80年代末到90年代前半期，是中國社會語言學蓬勃發展的時期。然而，到了1995年以後，中國社會語言學研究表現得相對冷清一些。除了兩年一次的「雙語雙方言」討論會在主辦者的不懈努力下繼續照常召開以及應用語言學討論會上還有人繼續關注社會語言學問題外，專門的社會語言學研討會從1992年起一次也沒有舉辦。這方面的論文從數量上看也有所下降。以致有的朋友對中國社會語言學前途感到憂慮，甚至將其類比於日漸失式微的「文化熱」，提出要重振中國社會語言學。
事實上，這一時期中國社會語言學不僅沒有走下坡路，相反，它顯得成熟起來。
一方面，學術界開始就中國社會語言學形成以來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在總結成果的同時也指出其不足，如高一虹（1996）就對中國社會語言學研究方法等提出了很有見地的意見。
另一方面，這一時期出版的新著大多都極其注意緊密結合中國社會實際。所討論的問題無論是深度還是廣度都超過了前兩個時期。其中主要有陳保亞《論語言接觸與語言聯盟——漢越（侗台）語源關系的解釋》（語文出版社，1996）、郭熙《中國社會語言學》（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周慶生《語言與人類》（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0）、鄒嘉彥、游汝傑的《漢語與華人社會》（復旦大學出版社、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1）、湯志祥《當代漢語詞語的共時狀況及其嬗變——90年代中國大陸、香港、台灣漢語詞語現狀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袁焱《語言接觸與語言演變》（民族出版社，2001）、於根元《網路語言研究》（中國經濟出版社，2001）等等。此外，《雙語雙方言》繼續按計劃連續出版（5-6集）。其他論文集如陳恩泉主編《雙語雙方言與現代中國》（北京語言與文化大學出版社，1999）、李如龍主編的《東南亞華人語言研究》（北京語言與文化大學出版社，2000）等等也為相關的研究打開了新的視野。
此外，這一時期還出版了一批社會語言學學的英文原著，其中包括社會語言學的重要創始人拉波夫（William Labov）的語言學自選集（北京語言與文化大學出版社，2001）。這為中國社會語言學提供的理論「外援」。
說這一時期社會語言學從「熱」到「冷」也並非沒有道理。80年代中後期，是中國語言學步履維艱的時期（郭熙，1996）[9]。社會語言學的出現無疑給它以新的希望。它和文化熱一樣，成了學者們競相追逐的目標。言必「文化」、言必「社會」，成了一種時尚。90年代以後，隨著認知語言學等的興起和計算機科學對語言學成果的需求，回歸本體又成了中國語言學的一個趨勢。或許可以這樣說，今天在社會語言學領域辛勤耕耘的人，大概是真認准了這條道路。
⑤ 美帝國主義的總統是如何評論當代中國現況的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一度讓某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欣喜若狂。有些西方學者和媒體也宣揚「社會主義崩潰了」，「21世紀不會有社會主義的一席之地，世界將是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但幾年後，當東歐左翼力量（前共產黨人）重返政壇，俄羅斯共產黨重新崛起時，西方人士又擔心蘇共「政治時鍾」向左擺，「共產黨人又卷土重來了」。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冷戰後蘇東社會主義運動的形勢、特點和走向呢？
與會專家認為，90年代以來，俄羅斯左翼在經受了蘇聯解體、蘇共下台的嚴峻考驗之後，逐步站住了腳跟，重新崛起。1993年2月，俄羅斯聯邦共產黨正式宣布恢復活動。在1995年議會選舉中獲得22.30%選票，成為國家杜馬中第一大黨，擁有147名議員組成的黨團。在議會中，與俄共比較接近的有以農業黨為主的農業議員團（35名議員，其中5人是俄共黨員），以及以前蘇聯總理雷日科夫為首的「人民政權」議員團（38名議員）。在1996年6月的總統選舉中，俄共顯示了比較雄厚的實力。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成為唯一可與葉利欽相抗衡的總統候選人。俄共的崛起，並在俄羅斯政治舞台上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令世人矚目。
俄共以外的其他共產黨組織在1994年7月舉行的全俄共產黨人黨際代表會議上，組成了「俄羅斯共產黨聯盟」，由秋利金、克留奇科夫、普利加林擔任聯合主席。1996年10月俄羅斯共產黨聯盟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成立了「俄羅斯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力量運動」，加入這一運動的有：共產主義工人黨、全聯盟布爾什維克共產黨、全聯盟共產黨、共產黨人黨、俄共——蘇共、俄羅斯軍官聯盟、保護兒童運動等。這樣，在俄羅斯社會主義力量左翼中就形成了以俄共為一方，以「俄羅斯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力量運動」為另一方的兩派。1998年3月5日，共產主義工人黨第一書記秋利金與俄共主席久加諾夫會晤，簽署了聯合聲明，表示採取協調行動以解決一系列政治問題，並成立一個工作小組以商討兩黨聯合的途徑和步驟。但由於俄羅斯境內共產黨組織派別眾多，觀點各異，行動不一致，它們走向真正聯合，奪取政權的道路將是漫長的。
從思想觀點來看，俄羅斯左翼分為以俄共為代表的溫和派和以共產主義工人黨為代表的激進派兩大部分。這兩派都聲稱以馬列主義為指導，遵循唯物主義辯證法；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奮斗目標；黨內實行民主集中制，代表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利益；都反對俄國現政權的政策，要求恢復甦維埃制度，重建蘇聯；都肯定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譴責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但俄共與激進派各黨也存在嚴重的分歧：
(1)在斗爭手段問題上：俄共主張通過合法的、和平的手段，「利用議會內外的各種斗爭方式，包括罷工和國際人權公約規定的公民抵制政權反人民行為的其他方式」，「推翻反人民的黑手黨買辦集團——叛國黨，建立勞動者的、愛國力量的政權」。而共產主義工人黨等激進派則主張實行第二次社會主義革命，通過全國政治總罷工等方式奪取政權。以安德烈耶娃為首的全聯盟布爾什維克共產黨則拒絕參加議會選舉和總統選舉。
(2)在政治戰線問題上：俄共主張與「社會主義的、中派主義的和具有徹底民主主義色彩的政黨，進步的愛國主義運動」，「工會、工人、農民、婦女、老戰士、青年、企業主、教育工作者、創作工作者等團體，所有傳統教派的宗教團體」，結成人民愛國力量聯盟，分階段達到「人民政權、公正、平等和愛國主義」的主要目標：第一階段是建立民族拯救政府；第二階段是過渡時期，恢復時期；第三階段是最終形成社會主義關系時期。而激進派則主張通過群眾性罷工運動和公民不服從運動，依靠罷工委員會和工人蘇維埃推翻現政權，建立社會主義政府。
(3)在所有制問題上：俄共主張在公有制佔主導地位的條件下承認國有、集體所有、私有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反對把國有制絕對化。而激進派各黨大多反對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否定私有制，至多是允許集體所有制。共產黨人黨主張在公有制優先發展的前提下，允許在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存在私有制。
(4)對多黨制的態度：俄共承認政治多元化和多黨制。而激進派各黨在此問題上意見不一：全聯聯布爾什維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工人黨反對多黨制，主張一黨制；共產黨人黨主張「左」的多黨制，即允許左翼建立多個政黨；共產黨人聯盟則主張保證自由建立政黨，但不包括法西斯主義政黨和種族主義政黨。
(5)對宗教的態度：俄共贊成宗教信仰自由，允許黨員信教，在綱領中強調尊重東正教和其他傳統教派，而激進派各黨持嚴格的無神論立場。
(6)在民族問題上：俄共綱領中未提承認民族自決權直至分離出去建立獨立國家，強調保持俄羅斯完整，捍衛俄羅斯的民族國家利益。而激進派各黨則承認民族自治權，批評俄共犯有大國民族主義錯誤，特別是在車臣問題上。
此外，俄共對社會主義的論證也不同於其他共產黨所持的傳統立場，並提出了「革新的社會主義」理論。俄共認為，後工業社會已顯示資本主義是「消費社會」，給人類造成了深刻的矛盾與危機，引發一系列全球問題——生態問題、人口問題、民族社會問題等等，資本主義社會存在方式已難以為繼，最終必然導致社會主義。黨的指導思想和目標是「以創造性發展馬克思列主義為基礎，目的是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公正、集體主義原則、自由和平等的社會」。這種根據世界新趨勢「革新了的社會主義」，具有「符合現代化生產力水平，生態安全以及人類所面臨的各項任務的性質」。在政治上，建立人民政權，即「通過蘇維埃和人民民主自治的其他形式團結起來的大多數勞動人民的憲法政權」。在經濟上，實現「在解決勞動就業、消滅人剝削人、公有制控制生產資料基礎上的平等」，不允許土地和自然資源的私有制，在國營經濟占絕對主導地位的條件下實行各種形式的所有制，實行「計劃市場經濟」，加強國家調節，恢復人民對生產和收入的監督。在社會方面，實現公正、保證勞動和按成果付酬的權利，保證所有人免費教育、免費醫療、住房和社會保障權利。當然俄共內部和激進派各黨之間也存在著很大的差別。霍爾姆斯卡姆認為，俄共內部有三大派別：以主席久加諾夫和中央主席團成員別洛夫為代表的強國愛國主義派；以副主席庫普佐夫和國家杜馬主席謝列茲尼奧夫為代表的社會民主主義派；以阿瓦利安尼、科薩拉波夫為代表的正統共產主義派。俄共三大綱領就是各種派別觀點折衷調和的產物。俄共內部和俄羅斯左翼各黨派之間在理論綱領和戰略策略上的分歧，阻礙著它們在議會和總統選舉以及爭取社會主義運動中採取步調一致的行動。探索一條適合俄羅斯特點的「更新了的社會主義」道路，迎接21世紀的挑戰，是擺在俄共和其他左翼政黨面前的緊迫任務。
近年來，俄羅斯還出現一批信奉「新社會主義」的中左翼政黨和運動。它們不贊成自由派照搬西方資本主義的方針，也與以俄共為代表的左翼在一系列問題上存在分歧。這些中左翼勢力的核心是1996年12月成立的「俄羅斯爭取新社會主義運動」聯合會。主席是尤里·彼得羅夫。成員有：現實主義者聯盟、勞動人民社會黨、俄羅斯聯合工業黨（原公民聯盟）、勞動聯盟（獨立工會）。1997年在莫斯科舉行的新社會主義者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新社會主義者宣言》，以表達中左翼的理論綱領和斗爭策略：
(1)對蘇聯社會主義歷史經驗的總結與評價
《宣言》認為，作為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產物，蘇聯社會主義解決了過去的社會制度無法解決的，俄羅斯人民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它給人民以和平，農民以土地，蘇維埃以政權，使蘇聯成為世界強國之一，並在反法西斯斗爭中起著決定性作用。《宣言》充分肯定了蘇聯恢復原俄羅斯帝國政治和經濟空間的完整；採用計劃杠桿管理經濟，並在此基礎上加快國家的經濟發展；在最短時間內實現國家工業化；消滅經濟危機的消極影響，消除社會生活中尖銳的階級沖突；建立多民族國家內各民族之間的友好關系，加強共同的家庭感；把提高全體居民的教育和文化水平作為國家的首要任務，優先發展科學等六個方面的成就。蘇聯社會主義的許多成就，包括計劃管理體制、教育、衛生和居民的社會保障體制等被西方所借鑒。當代資本主義的生命力在許多方面取決於對社會主義寶貴東西的學習和繼承。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家官僚主義的社會主義模式不再能保證生產力的現代水平，有效的勞動刺激，保障社會公平和居民的生態安全。到80年代，蘇聯幾乎在所有領域都落後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因而，需要通過政策建立一種「新社會主義」以賦予社會以新的發展活力。新的社會戰略是要實現人道主義和民主主義意義上的，最符合21世紀要求的社會主義思想。
(2)什麼是「新社會主義」？
《宣言》說，俄羅斯新社會主義是在批判地分析和評價「現實社會主義」，考慮到俄羅斯社會的現狀和其他國家（瑞典、中國及其他社會主義模式）的經驗基礎上形成的。這種新社會主義的內容包括：
第一，新社會主義是真正人民的社會主義；
第二，新社會主義在技術上、經濟上、政治上都比資本主義更為發達，是後資本主義社會；
第三，新社會主義在技術基礎上是與向後工業發展階段的過渡聯系在一起的；
第四，新社會主義是面向人的經濟，允許各種所有制形式互相競爭，克服勞動的僱傭性質，使人成為生產資料所有者和自己勞動成果的享有者；
第五，新社會主義是生態社會主義；
第六，新社會主義要實行社會的廣泛民主化；
第七，新社會主義是克服了人對勞動和權力的異化的社會；
第八，新社會主義建立在高尚精神、高尚道德和人道主義之上；
第九，新社會主義是向世界開放的社會。
《宣言》還提出了經濟、社會、精神、國家安全等方面的具體綱領。《宣言》強調要優先發展本國的工業和農業，提高居民購買力，全面協助人民企業的發展，各種所有制形式平等發展，把市場機制和國家調節結合起來，競爭和計劃結合起來，各地區均衡發展，經濟生態化。
1998年10月26日，俄羅斯的一些中派、中左派和社會主義力量領導人在莫斯科簽署了《中派、中左派和社會主義力量關於建立統一的政治聯盟和聯合參加議會大選的政治聲明》。這個新聯盟參加者的綱領性原則是：「人民政權、法律至上、公正、人道主義和高尚道德及多種形式的所有制和面向社會的市場經濟。」這一政治聯盟是直接為了1999年的議會大選和2000年的總統選舉，是俄羅斯中派和中左派的聯合體。
三、東歐劇變後左翼力量的現狀和前景
從1989年以來，東歐國家已發生了歷史性的逆轉，拋掉了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私有制為主體的議會民主制國家。原來執政的共產黨，先是無例外地實現了「社會民主黨化」，接著又在多數國家出現了仍然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共產黨組織。它們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爭取重新贏得未來的社會主義前景。
1989-1991年間，前東歐國家執政的共產黨無例外地易旗改名，完成共產黨的「社會民主黨化」。這與1948-1949年東歐6國（除南斯拉夫與阿爾巴尼亞）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合並，完成社會民主黨的「共產黨化」正相逆反。從目前東歐12國社民黨的綱領與政策來看，與西、北歐社民黨有以下相同點：政治上主張議會民主、三權分立和多黨制，建設法制國家。經濟上主張實行社會市場經濟，強調市場經濟與國家干預相結合，建立多種所有制並存和平等競爭的混合經濟，對具有戰略意義的基礎經濟部門實行國有化，為防止兩極分化，建立社會福利保障體系。在對外關系方面主張國際關系民主化，反對外來干涉，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在黨派組織方面，完全接受社會黨國際1989年通過的原則聲明，爭取成為社會黨國際的成員。黨的奮斗目標是建立「自由、民主、平等、社會公正和互助的社會。」
另一方面，東歐12國的社會民主黨是從執政的共產黨演變過來的。它們與西、北歐社會民主黨又有不同之處：主張同「黨和社會的斯大林模式決裂」；強調保護勞動群眾的利益，以便在議會競選中得到廣大群眾的支持，重返政壇；突出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反對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和霸權主義。由共產黨轉變過來的社會民主黨重新崛起，成為這些國家中與右翼勢力相抗衡的重要力量，有的社會民主黨還上台執政。
當前東歐12國推行議會民主制尚處於低級階段，政黨林立，政黨內部也常發生分裂和重組，議會頻繁舉行大選，政府也不斷改組。但經過一段時間的動盪之後，會逐步形成左翼和右翼幾個政黨在議會中角逐和斗爭。其中社會民主黨，作為相對於極右的法西斯勢力和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右翼勢力的「左翼」，已經成為東歐政壇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他們的存在和發展將深刻影響東歐各國未來的發展。
此外，東歐劇變後，一部分共產黨人，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堅持科學社會主義旗幟，致力於恢復和重建共產黨。目前，東歐已有8個國家恢復重建了共產黨組織，例如匈牙利工人黨，波蘭共產主義者聯盟「無產者」，捷克——摩拉維亞共產黨，"91"——斯洛伐克共產黨，共產主義者聯盟——維護南斯拉夫運動，南斯拉夫新共產主義運動黨，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勞動黨，重建的羅馬尼亞共產黨，保加利亞共產黨，阿爾巴尼亞共產黨。這些共產黨組織在對東歐劇變進行歷史反思的同時，重新舉起馬克思主義的旗幟，為實現社會主義理想而繼續奮斗。但它們在外部有社會民主黨的壓力，在內部又時常發生分裂，而且對未來社會主義的設想比較含糊，因而在東歐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東歐重建的共產黨一般在綱領中都主張政治多元化，實行多黨議會民主制；經濟上主張以社會所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並存，強調市場經濟應與國家干預相結合，建立社會市場經濟；對外政策總的趨向是「回歸歐洲」，只有匈牙利工人黨明確反對參加北約，主張匈牙利中立。這些主張難以劃清與民主社會主義綱領的界限。東歐重建的共產黨在缺乏革命形勢的條件下，對於黨的具體任務是什麼，究竟如何實現社會主義，均缺乏明確的理論和行動綱領。社會主義運動在東歐的復興將是一個長期的、曲折的過程。
四、21世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主要特點和發展趨勢
蘇東劇變給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造成了巨大沖擊。原執政的15個共產黨，有10個喪失了政權，廣大非執政的共產黨力量銳減，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嚴重的挫折。然而，經過短短幾年時間，蘇東劇變所引發的世界社會主義「震盪期」已基本結束，社會主義運動出現了一些積極而重要的變化。例如，前蘇東地區的共產黨有的恢復活動，並成為重要的政治力量，社會民主黨和其他左翼力量也逐步在東歐政壇上崛起；發達國家的共產黨所受沖擊嚴重，但目前最困難、最動盪的時期已基本過去；發展中國家非執政的共產黨，經過動盪和分化，大多數黨堅持下來了，有的還獲得某種程度的發展；尤其是中國、越南、寮國、古巴和朝鮮幾個堅持社會主義的國家，頂住壓力，穩住陣腳，多數在「改革」、「革新」、「開放」中獲得了不同程度的發展。與會專家認為，當前世界社會主義總體形勢和態勢是：蘇東劇變引起的震盪、滑坡和混亂已基本結束，將由緊急應付，轉入在困難中探索前進，謀求發展的階段。從總體上看，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在全面低潮中有局部復興，在大挫折中有小的發展，在外延縮小的同時，有內涵的深化和質量上的提高。雖然在今後相當長時期內，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基本態勢仍很困難，但隨著社會主義理論的創新和實踐的發展，世界社會主義最終會走出低潮，出現復興與高潮。有些專家認為，21世紀世界社會主義至少會出現以下特徵：
(1)社會主義與各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與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歷史文化傳統及所處的國際環境相適應，使社會主義具有越來越顯著的國家特色和民族形式。蘇東劇變後的形勢表明，各黨獨立自主的傾向進一步增強，更加強調從本國實際情況出發，建設具有本國、本民族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十五大提出要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越南決定搞「越南特色」的社會主義，現正處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初級階段」，要發展以社會主義為方向，由國家管理按市場機制運作的多種成分的商品經濟。古巴黨強調在穩步的改革開放中鞏固和發展有「古香特色」的社會主義。朝鮮黨在堅持「朝鮮式社會主義」的前提下，內外政策上也有所調整，如建立經濟開發區，主張吸收外資等。歷史經驗證明，各國的革命和建設要取得成功主要靠本國黨和人民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各國具體實際相結合。21世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將進入把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民族化、多樣化發展的新階段。
(2)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逐漸突破計劃經濟模式，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為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體制。
(3)社會主義與科技革命相結合，發展高新技術和產業，既促進生產力的高速發展，又保護生態環境，協調好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實現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4)社會主義與世界潮流相結合，適應經濟全球化的要求，因而不是封閉的社會主義，而是對外開放的社會主義。
20世紀社會主義實踐從一國擴展到多國，既取得過輝煌的成就又遭到嚴重的挫折。21世紀社會主義必將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實現復興與進一步發展，對世界和平、人類進步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作出越來越大的貢獻。現在世界社會主義國家數量雖然減少了，但如果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實現繁榮富強，成為「夠格的」社會主義，必將大大增強社會主義的吸引力，推動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高漲。正如鄧小平所說：「我們堅持社會主義，要建設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首先必須擺脫貧窮。現在雖說我們也在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只有到了下世紀中葉，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才能說真的搞了社會主義，才能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這不但是給佔世界總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條路。更重要的是向人類表明，社會主義是必由之路，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25頁）到那時，中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並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發展起來了，世界社會主義一定會出現復興的景象。
⑥ 俄羅斯聲樂成就對中國聲樂教育影響
俄羅斯風吹中國音樂90年
由於特定的歷史機遇，俄羅斯音樂成為對20世紀中國近現代音樂發展產生過最為重要影響的外來音樂。今年下半年，哈爾濱師范大學音樂學院將舉辦「中俄音樂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專家學者共同探討中俄音樂交流的歷史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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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俄羅斯音樂研究專題研討會在我國還是首次舉辦。在會議召開前夕，筆者走訪了對中俄音樂交流問題深有研究的哈爾濱師范大學院長陶亞兵教授。
王岩（以下簡稱「王」）：上個世紀俄羅斯音樂文化對我國音樂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陶亞兵（以下簡稱「陶」）：20世紀與中國相關聯的「俄羅斯音樂文化」，可分為前蘇聯以及現在的俄羅斯兩個時期。其影響一直伴隨著中國近現代音樂的發展過程。
我國20、30年代左翼無產階級音樂的發展，30、40年代俄羅斯來華音樂家在中國演出和教學，50年代新中國聘請的前蘇聯音樂專家和一批留學蘇聯的音樂學生、大量蘇聯音樂特別是歌曲在中國的流傳、中國音樂家參加世界音樂比賽展示新中國音樂發展成就等等，都包含了蘇俄音樂給予中國音樂的巨大支持幫助。
俄羅斯民族樂派的音樂風格和蘇聯革命現實主義的美學觀點成為中國音樂發展的榜樣，並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新音樂的發展方向。
王：您提到我國左翼音樂文化發展受到了蘇俄音樂文化的影響，能具體談談嗎？
陶：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蘇聯的革命音樂也成為中國革命事業的精神武器。游學蘇聯的瞿秋白翻譯的蘇聯版《國際歌》成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音樂的先聲，從瑞金中央蘇區到上海左翼音樂家小組，傳播蘇聯革命歌曲成為最初的革命文化現象。
蘇聯音樂給剛剛起步的中國新音樂指引了新的方向，聶耳從中受到鼓舞和引導，並成為了無產階級音樂的旗手，冼星海十分敬仰蘇聯音樂，並與普羅科菲耶夫、哈恰圖良、格里埃爾等蘇聯作曲家交往學習。
冼星海在蘇聯的5年中修改完成了他的重要作品《黃河大合唱》，還創作了《第二交響曲神聖之戰》等一批國際主義題材的音樂作品。可以說，蘇聯革命音樂的傳入對中國革命和民族解放事業具有歷史性貢獻。
王：您不僅對中俄音樂交往的歷史進行研究，而且還注重分析俄羅斯（蘇聯）音樂體系和審美形態對我國現當代音樂創作、表演和社會音樂生活所產生的深刻影響。請您具體分析一下這個問題。
陶：蘇俄音樂家堪稱我國新音樂文化的導師。十月革命以後和50年代分別有一大批音樂家來華從事音樂演出和教學。先是有如鋼琴家查哈羅夫、小提琴家托諾夫、歌唱家蘇石林等被稱為「白俄」(蘇石林例外)的音樂家背井離鄉來中國避難，以演奏和教授音樂為業，培養了李翠貞、吳樂懿、冼星海、聶耳、劉天華等一代音樂家。
在哈爾濱組成了以俄羅斯樂手為主的「哈爾濱交響樂團」、歌劇團、芭蕾舞團。在被譽為「亞洲第一」的上海工部局交響樂隊中，俄羅斯音樂家也佔大多數。俄羅斯作曲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長期在中國生活，創作了一批富有中國特色的音樂作品。俄裔音樂家齊爾品也對扶持中國青年音樂家發展中國音樂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50年代，新中國的音樂事業開始發展，專業音樂院校和音樂團體中，先後有30多位蘇聯專家在作曲、指揮、音樂學、演奏、演唱等許多專業任教，如阿拉波夫、阿爾扎馬諾夫、杜馬索夫、巴拉肖夫、康津斯基、塔圖良、克拉芙琴柯、米強斯基、梅特維捷夫等。
同時，鋼琴家李赫特、小提琴家大衛奧伊斯特拉赫等音樂大師來華舉辦音樂會，蘇聯國家交響樂團等音樂團體來華演出，大量俄羅斯音樂論著譯來，新中國的音樂全面學習蘇聯老大哥。
王：那時我國也往蘇聯派出了一批音樂留學生，現在他們都是大師級音樂家。
陶：那是新中國音樂學校和演出團體中選拔出來的一批精英，如作曲家吳祖強、杜鳴心、朱踐耳，指揮家李德倫、嚴良堃、鄭小瑛，歌唱家郭淑珍、鄭興麗等，小提琴家盛中國、林耀基，鋼琴家劉詩昆、殷承宗，音樂學家黃曉和等前後有50多位留蘇音樂學生。後來他們學成回國，成為了中國音樂事業的棟梁。
80年代開始中俄音樂交往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新一代的中國音樂家繼續赴俄求學深造。如指揮家張國勇、鋼琴家卞萌、潘淳，小提琴家劉玉霞，作曲家劉康華、張旭冬等。去俄羅斯留學仍是音樂學子的一個嚮往。我們音樂學院就有6名青年教師是俄羅斯留學的碩士和2名在讀博士。
回首上個世紀初，中國近代新音樂從學堂樂歌啟蒙，俄羅斯富有民族個性的音樂風格給中國新音樂的發展樹立了榜樣，黃自先生十分推崇俄羅斯樂派的民族性，提出了建立中國的民族樂派的主張。新中國成立後，開始全面借鑒學習蘇聯音樂體系，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音樂風格並快速發展起來。盡管我們也受到了蘇聯極左音樂思想的束縛，影響了中國音樂的健康發展。
由於政治原因，上世紀60至80年代中蘇關系失和，中俄音樂有長達30多年的隔膜，我們對蘇聯音樂的新發展了解不多，這是個缺憾。改革開放後，中國音樂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放眼全世界，以多母音樂文化的視角考察世界各個音樂體系，俄羅斯音樂文化仍然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曾被曲解的蘇聯個性化現代風格作曲家如肖斯塔科維奇、普羅科菲耶夫和當代作曲家斯洛尼姆斯基成為學習和研究的目標，對俄羅斯音樂表演學派的分析也有待深入。黃曉和教授的《蘇聯音樂史》上冊出版了，下冊還在期待中。俄羅斯音樂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
王：由於地理位置、歷史淵源等原因，哈爾濱曾是中俄音樂交流的門戶。哈師大音樂學院在這方面的研究和積累怎樣？
陶：是的，俄羅斯音樂在哈爾濱的影響是深遠的。俄羅斯音樂家在哈爾濱創辦的交響樂團和音樂學校都是我國最早的。到了80年代我上大學時學院還有專彈鋼琴伴奏的俄僑教師。
幾年來，我們把中俄音樂交流研究作為學術特色之一重點發展，在中俄音樂交流史和中俄音樂教育比較研究方面已經有一批學術論著出版和12篇碩士論文發表，還有4篇博士論文也以此為題。
郁正民教授的「中俄音樂教師培養比較研究」獲得國家十五規劃項目子課題立項，我申報的「20世紀俄羅斯音樂文化對我國近現代音樂發展的影響研究」也獲為2007年國家社科基金藝術類重點項目。
⑦ 誰知道國外著名的語言學家，發表作品是什麼
西方著名語言學家成果與名著歸納-葉斯柏森 2011-12-05 20:51:51| 分類： 默認分類 | 標簽：語言學家 葉斯柏森 |字型大小大中小 訂閱 .
葉斯柏森（Jens Otto Harry Jesperson，1860-1943），丹麥語言學家。1860年7月16日生於丹麥日德蘭半島的蘭內斯，童年時就對拉斯克（Rasmus Rask）的著作發生濃厚的興趣，開始學習冰島語、義大利語和西班牙語,並讀過繆勒(Max Muller)和輝特尼(Whitney)的著作。17歲時進入哥本哈根大學學習，初學習法律，後轉向語文學，學過速記、法國文學，研究過丹麥方言，致力於語音學的學習和研究。1887年獲哥大文學碩士學位。之後，他游學歐洲，拜見了許多著名的語言學家，然後在德國潛心研究古英語和中古英語。
從1893年起，葉斯柏森在哥本哈根大學擔任英文教授一直到1925年退休為止。1920--1921年任該大學校長。他也是許多科學院和學會的成員。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和蘇格蘭聖安德魯斯大學曾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他還是1936年在哥本哈根舉行的第4屆國際語言學家會議的主席。1943年4月30日在羅斯吉爾德（Roskilde）去世，享年83歲。
葉斯柏森主要從事英語語法和語言理論的研究，一生著述極豐，代表作有：《語言進化論、特別著重英語》（Progress in Languag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nglish）、《語言教學法》（How to Teach a Foreign Language）、《英語的成長和結構》（Growth and Structur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語言論：語言的本質、發展和起源》（Language：Its Nature，Development and Origin）、《語法哲學》（Philosophy of Grammar）、《英語語法綱要》（Essentials of English Grammar）、《分析句法》（Analytic Syntax）以及耗費他40年心血的7卷本巨著《現代英語語法：歷史原則》（A Modern English Grammar：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葉斯柏森對普通語言學和語法學有重大的貢獻。百年來，他的一系列著作一直被視為語言科學歷史上的經典文獻，是人們公認的的英語語法的最高權威。拉波夫在評價20世紀最重要的3位語言學偉人時說："索緒爾被認為是本世紀影響最大的語言學家，梅耶是歷史語言學最傑出的語言學家之一，葉斯柏森是其著作在當代被最用心去閱讀、最注意去引用的語言學家。"
《語法哲學》
丹麥著名語言學家葉斯柏森（Otto Jesperson）著，1924年英國倫敦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公司出版。全書共二十五章，引用了大量的英語材料及其他各種類型的語言現象，從人類社會的實際活動中研究人類的語言活動，系統地闡述了語法的一般原則。這是作者在多年研究各種語言，特別是英語語法時形成的，可參閱作者的《現代英語語法》和《英語語法精義》。《語法哲學》的中譯本由何勇等譯，語文出版社1988年出版。
全書主要討論邏輯范疇和語法范疇及其相互關系。頭三章，葉斯柏森論述他對語言學一般理論問題的看法，強調從實際交際中的活的言語入手研究語言的本質。針對把語法分成形態學、句法學和構詞學的傳統觀點，他提出語法研究和語法描寫的新分類法，主張語法應分兩步來敘述：第一步從形式到意義，稱為「形態學」；第二步從意義到形式，稱為「句法學」。
在後面的章節中，葉斯柏森建立了他的語法體系，提出了「品級」（Rank）和「系聯」（Nexus）兩個重要范疇。
他認為詞不是標志個別事物的，而是標志所有具有大量共同特徵的事物中抽象出來的一般物。詞是語言的單位，而不是語音的單位，也不是表意的單位。第七章提出了他的著名的「三品說」，根據詞在句中的地位把它們分為首品（primary）、次品（secondary）和末品（tertiary），其中首品大致等於名詞，次品大致等於形容詞和動詞，末品大致等於副詞。「連接」（junction）和「系聯」（nexus）理論也是葉斯泊森語法體系的基石之一，它們是片語的兩種結構方式。
「連接」是一種限制或修飾關系，它表示的是一個單一的概念；"系聯"是一種主謂關系，它連接兩個相互獨立的概念。系聯中的次品總是把某種新的東西帶到這種聯結中，獨立的系聯就是一個句子，系聯也可以作句子的成分。
關於句子定義，葉斯泊森從功能著眼，把句子分成三類：（1）非結合句；（2）半結合句；（3）結合句。最後，他談到心理學、邏輯學和語言學史對語法研究的重要作用。
葉斯柏森在《語法哲學》中的理論探索具有重要意義，是使傳統的規范語法向現代的描寫語法轉變的重要一步。他沖破傳統邏輯的束縛，從語言本身及其交際功能出發來研究語法，依據現代英語的實際，提出"三品說"，使語言理論成為概括語言事實的工具，而不是讓語言事實去遷就語法的教條。
葉斯柏森在書中創造了大量新的術語，如「存在句」（existential sentence）、「母音大遷徙」（Great Vowel Shift）等。他最先使用SVO三個字母代表「主動賓」，也是最早在著作中系統地使用「§1.1」來代「節」，這些在今天語言學著作中幾乎已成定規。本書對上一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語言學家陸志韋、呂叔湘、王力等的漢語語法研究產生了巨大影響，《中國文法要略》、《中國現代語法》和《中國語法理論》都採用了「三品說」。
⑧ 蘇聯經濟建設的成就和缺陷
由於斯大林不僅忽視了蘇聯是在經濟文化落後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實際，而且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片面理解，在強調無產階級專政思想、建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同時，忽視社會主義民主建設，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分析片面化，片面強調階級斗爭，一味用暴力鎮壓手段來解決階級斗爭問題，導致階級斗爭擴大化，特別是搞了肅反擴大化，怨枉無辜，錯殺許多黨政、軍政領導幹部，使政治體制集權、專制，使整個社會生活無一不置於國家（或個人）的統一管理之下，使蘇聯的社會主義在基本制度和體現基本制度的具體體制滲透了斯大林的個人意志和思想。但這並非意味著打著斯大林個人特徵烙印的斯大林模式就一無是處。正如俄羅斯哲學博士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所說，斯大林既不是惡魔,也不是天使。他可以瞄準敵人並打擊自己人。他可能犯錯誤，同時還追求主要目標--消滅資本的統治和帝國主義的威脅，振興蘇聯和造福勞動人民時，他也會小心謹慎和足智多謀。 這種自身矛盾的結合體使之領導創立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呈現了下列特徵： 其一，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具體表現為：①在所有制結構方面，實行單一的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兩種形式，不允許其它經濟成分存在；②經濟結構上優先發展重工業，忽視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形成了重工業占絕對優先地位的畸形經濟結構；③在管理體制方面，實行管理權與經營權的統一，經濟以部門管理，即"條條"管理為主，中央部門集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決策權於一身，直接支配企業的人力、財力、物力和產、供、銷大權；④在經濟運行機制上，實行排斥價值規律的指令性計劃經濟，具有高度集中性和廣泛性、指令性特點。就是說，主要的計劃指標由國家自上而下地、集中制定，它囊括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各個部門，一旦制訂出來，經最高蘇維埃批准，就成為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 其二，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①在國家的本質屬性上，強調專政和國家的鎮壓職能，忽視民主和法制，國家安全機關占據特殊地位和擁有特殊權力；② 在執政黨與國家的關繫上，強調黨的領導，把黨的領導作用幾乎變成黨對國家直接發號施令，以黨代政，蘇維埃實際成為把黨的決定變成國家法令的表決機器；③在權力結構上，各加盟共和國的黨、政、經、文大權過分集中於中央，名為聯邦制國家，實際上成為單一制國家，權力過分集中於中央；④在執政黨自身的領導體制上，民主集中製得不到很好貫徹，黨的領導體制呈金字塔型，即全黨組織和黨代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和書記處--總書記，斯大林集黨、政、軍最高權力於一身，形成了個人集權制和終身制。 其三，嚴格統一的思想意識形態和嚴密的社會輿論控制，理論主張和學術觀點的取捨，均受官方意志裁定。不可否認，斯大林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對蘇聯的文化教育和科技事業的發展也給予了極大重視，曾指出："要建設，就必須有知識，必須掌握科學。" 他把科學比作一座堡壘，強調"我們無論如何都必須佔領這座堡壘。青年們如果願意成為新生活的建設者，願意成為老近衛軍的真正接班人，就必須佔領這座堡壘。 " 工業化運動開始後，斯大林曾提出從知識分子中選拔和培養大批經濟建設部門領導幹部的思想，指出要把一些畢業於高等學校、中等工業技術學校和中等農業學校的青年專家提拔到經濟工作領導崗位上來。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斯大林根據經濟形勢發展的需要，還提出了"技術決定一切"的口號。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斯大林又提出了"幹部決定一切" 的口號。在這種尊重知識、尊重技術、尊重人才的思想指導下，蘇聯的文化教育科技事業一度出現了大發展的局面。據統計，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高等學校由 1928年的148所增至1932年的832所，學生人數由16 9萬人增至50 4萬人，五年中畢業學生17萬人。同期，中等專業學校由1037所增為 3509所，學生由18 9萬人增為72 4萬人，畢業學生29 1萬人。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高等學校畢業37萬人，中等專業學校畢業62 3萬人。衛國戰爭前夕，在國民經濟各部門有90 9萬人受過高等教育，149 22萬人受過中等專業教育。在整個戰爭期間，蘇聯還培養了30 2萬大學畢業生，通過技工學校、工廠、藝徒學校等方式培養了247萬多名熟練工人。與此同時，蘇聯的科技、文學藝術事業也得到了迅速發展。據統計，到1937年底，蘇聯建有全國性研究所和地方研究機構806個，實驗站397個，天文台31個。1937年蘇聯物理學家設計出了基本粒子加速器，製成歐洲第一台迴旋加速器；1939 年研究人員發現了鈾核裂變；工程師們設計出了世界第一台以汽油和壓縮氣體為動力的噴氣發動機；生物學家進行了植物雜交實驗，培育出了新果樹品種；社會科學研究大發展，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系統出版、大量發行和廣泛傳播；一大批優秀小說、詩作、戲劇、電影相繼問世。所有這些，無不鼓舞著、充實著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 然而，與這種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相伴隨，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則滋長蔓延開來。自30年代開始，斯大林壟斷了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解釋權，以他的解釋及由他得出的結論作為判斷是非的依據和標准；意識形態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蘇共領導人進行黨內派別斗爭及國內階級斗爭的領域，使許多理論家、科學家、藝術家遭受迫害，正確的觀點和思想受到摧殘；教條主義、思想僵化盛行。 這種高度集中的經濟、政治、文化體制，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種社會主義實踐模式，盡管它堅持了某些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如同原波蘭統一工人黨政治局委員、歷史學教授安德采伊·維爾布蘭在《斯大林主義之後》一文中所說，它"消滅了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並用公有制（在這里的特殊情況下採用了國家所有制形式）取而代之，這就表明它們是社會主義" ，但由於它是在蘇聯國情各種復雜因素的制約下進行的最初探索的成果，因此，它在各方面都存在許多弊端。可以說，在它的內部，既有積極性的東西，對蘇聯社會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又有很多弊端和缺陷，對歷史發展產生了消極影響。這種利弊並存的雙重性，構成了蘇聯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內在矛盾。
⑨ 寫一篇社會語言學的小短文
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是在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首先興起的一門邊緣性學科。它主要是指運用語言學和社會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從不同的社會科學的角度去研究語言的社會本質和差異的一門學科。對這個定義，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有的學者認為，此研究應以語言為重點，聯系社會因素的作用研究語言的變異；有的學者認為是語言的社會學，研究語言和社會的各種關系，使用語言學的材料來描寫和解釋社會行為。我們比較傾向於前者。
社會語言學的研究范圍：一般而言，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語言狀況如雙言制（diglossia）、雙語、多語或多方言狀況；
2）各種語言變體包括地域方言和社會方言（social dialect或socialect）、標准語和土語（vernacular）、正式語體（formal style）和非正式語體（informal style）等構造特點及其社會功能；
3）交談情景與選擇語碼之間的關系以及語碼選擇與人際關系的相互作用；
4）社會以及不同的集團對各種語言或語言變體的評價和態度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效應；
5）由於社會的、文化的、經濟的、政治的種種原因以及語言接觸所引起的語言變化的方式和規律，等。
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對象一般認為是：
1）語言的變異（variation），並且聯系社會因素來探討語言變異發生的原因和規律，常常使用統計的方法和概率的模式來描寫這些變異現象。這又被稱為"微觀社會語言學"（micro-sociolinguistics）或"小社會語言學"；
2）社會中的語言問題，如上面提到的雙語、語言接觸、雙方言，語言規范化問題等，這又被稱為"宏觀社會語言學"（macro-sociolinguistics）；
3）研究人們怎樣在實際環境中使用語言進行交際，以及不同的社會、社團使用語言的差別，如某一社會階層使用語言的不同習慣（包括語音、語法和詞彙的不同，這被稱為語言的社會變異），又如不同的性別、年齡、行業和經濟地位等對個人言語的影響（這被稱為個人語言變異）。
如果說，從索緒爾開始的結構語言學、轉換-生成語言學研究的是同質的（homogeneous）語言，那麼社會語言學研究的是有序異質的（orderly heterogeneous）的語言，聯系社會因素的作用來研究語言的結構。這是社會語言學不同於結構主義語言學的重要特徵。
社會語言學現在已取得了一些明顯的進展。隨著60年代以後語言學家對語言異質性的認識的加深，社會語言學又發展出交際民族志學、跨文化交際、交際社會語言學、語言社會化和語言習得、會話分析、語言變異研究等學派。
1） 交際民族志學主要從語言的文化、社會之間的相互關系來研究語言的使用規律，它側重於用文化人類學的觀念來描寫語言的運用，尤其注重研究在不同的社團、組織、社區以及社會中因文化習俗的不同給言語運用所帶來的限制性特徵，如：特定社區的社會語言學資源、實際言談活動中上述資源是如何被開發和利用的等等；
2） 跨文化交際的研究主要是探索不同語言文化環境中的交際策略和具體差異；
3） 交際社會語言學注重研究一個種族內部的交際差異，例如同一種族內男女性別差異對交際策略的影響，不涉及跨文化和跨種族的交際策略；
4） 語言社會化和語言習得的研究把語言的本質看成為一種社會現象，因而兒童的語言習得就與他所處的文化環境有著密切的聯系；
5） 會話分析是一個專門的學派（在英文文獻中常用大寫的CA來替代），主要研究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的對話，為其他關心實際言談的社會語言學派提供了一個非常有用的分析的框架；
6） 語言變異研究則是以拉波夫為代表的"變異學派"。1966年美國社會語言學家拉波夫發表了《紐約城英語的社會分層》（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一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他精心調查了紐約市上中等級百貨公司里職員的語音，並用一句包含fourth的句子作為調查手段。他發現，不同的r 發音，實際上代表了不同的社會階層：有人清楚地發r音，有人發得不清楚甚至基本不發。經過統計，他發現，上層和中層的職員，發r音的百分比比較高（分別為62%和51%），而下層的職員發的比例則相對低得多（只為20%）。
通過這個變異調查，拉波夫斷定，不發r音是下層口音的標志，下層職員出於向上中層靠攏的心理，經常在顧客面前發r音。此後，變異研究不僅以語言變異作為首要的研究對象，而且發展出了一整套調查語言社團、搜集語言素材並進行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雖然早期變異研究的成果多集中在語音方面，但目前已逐漸擴展到語法、語義、話語分析等語言研究的各個方面。
社會語言學的理論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對語言提出了一種更為細致的同時又更為廣闊的概念，打破了索緒爾以來只研究語言內部同質系統的局限；2）對語言研究進行計量統計的分析；3）通過語言變異的研究在共時和歷時之間架起了一道溝通的橋梁，解決了共時和歷時的矛盾。
⑩ 如何關注學習主體，從兒童視角關注語言表達方式
1．目前，在國內外，社會語言學研究和狹義的應用語言學中的語言習得研究基本上是分別在兩個學科領域內進行的，而實際上，社會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水乳交融。語言學發展到今天，結合語言環境、言語互動和語言的社會交際來研究語言習得，特別是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習得，越來越受到學者的重視。用社會語言學的知識和理論來解釋第二語言習得中的語言能力、言語交際、接受心理過程等「二語」習得中的重大問題，應該看作是為語言應用研究引進了一種新視角，是開拓語言研究領域的一條有效途徑，同時，也豐富了社會語言學的研究范疇，為社會語言學服務語言應用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內容。
「漢語熱」在全球范圍內的持續升溫，而漢語教學理論的研究卻相對滯後。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習得理論研究的薄弱，已經帶來一系列實質性問題：教師、教材、教學法、語言測試、教學評估等。解決這些問題不僅需要對具體問題的微觀研究，更需要理論上的勇氣——轉換角度，調整思路，跳出一門學科的條框界限，借鑒相關學科的思路方法與研究成果，嘗試用另一種眼光觀察、探究、分析疑難問題，或許可以找到新的解釋方法和分析途徑，從而推動理論提升，為漢語教學實踐開拓新鮮的思路，提供有益的借鑒。
社會語言學和語言教學與習得理論同屬交叉性極強的學科，都受到諸多學術思想的影響。前者與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關系密切，後者則與教育學、心理學、文化學密不可分。二者共同的基礎首先是語言學理論，其次是心理學理論。二者的研究對象雖各有側重，但在很多方面二者存在交匯點：社會語言學關注語言變異現象以及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語言學習者如何理解和組織多樣的話語形式，如果言語交際產生困難，這種困難緣何而起；應用語言學，特別是語言習得研究，關注語言學習者在一定的語言環境（通常是目的語環境）中接收、理解、組織、使用目的語的過程、特徵和影響因素。
社會語言學創始人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曾經這樣評價社會語言學的使用價值：「社會語言學理論的價值主要是在教育方面」，具體說來，「在於如何教學生從一種語言形式轉移到另一種語言形式」。他提到美國教育界的一種叫做「語言經歷法」的教學法，對不同種族的學生都適用；而他的語言變異模式不僅適用於母語的變異研究，也同樣適用於「二語」習得中語言變異現象的研究。（石子強，1983）
互動社會語言學奠基人約翰·甘柏茲（John Gumpers）關於互動是語言的最重要的特性，一切語音、語法規則的價值只存在於具體的交際活動傳情達意的實際作用之中的論述，關於「會話策略」——會話人保持會話持續進行並能夠不斷增強理解的能力的闡釋，以及「語境化暗示」（Contextualization cue）理論與案例分析（徐大明，2002），對於語言習得，特別是漢語作為「二語」習得研究開啟新思路，探求新角度，均有重要作用。
2．社會語言學理論對於漢語作為「二語」習得研究或具有以下啟迪意義：
2.1社會文化環境與語言的文化性變異對漢語作為「二語」習得的影響。一定民族的文化特徵與文化心理必然會對記錄該文化的語言在特徵及使用方式上造成影響，形成語言的文化差異。這是語言習得者在習得目的語時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舒曼（Schumann，1978）提出「文化合流理論」（Acculturation Theory），認為習得者與所學語言的文化之間距離遠近、目的語國家的文化環境是否良好，將決定「二語」習得的成敗。一些學者在總結教學實踐成果後發現，從習得者習得規律角度看，習得者文化背景與習得材料程度越相近，習得效果越好，反之出現偏誤的幾率就越大。改革開放以來由於亞洲其他國家的留學生大量來華，我們對於遠東文化圈習得者的習得規律研究有所進展，而來自距離稍遠的歐美文化圈的學習者如何走進中國文化，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特別是課程設置、教材建設、教法手段等方面的系統研究尚不盡如人意，有進一步推進的餘地。
跨文化的交際研究（Cross-cultural of Communication）在語言習得中具有重要意義。語言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文化的民族形式，深入研究習得者在語言學習中吸收語言所表現的文化內涵，幫助他們將語言文化知識轉化為交際能力是教師的責任。（胡裕樹等，1989）以往的研究多注重語言學習或習得過程中出現的具體問題，多為微觀的調查與研究，實際上跨文化交際在語言習得理論層面的系統研究更為重要。在釐清中國文化內涵與外延的前提下，在讀懂中西文化本質差別的基礎上談跨文化交際，才能真正說清諸多問題的本質所在，才能將跨文化的研究成果應用到語言教學當中去。美國社會語言學家甘柏茲較早注意到這一問題，還有一些研究人員以某些類似的交際策略為線索，考察「同一種交際策略在不同語言文化系統下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如中、英、日口頭談話中的「應對形式」。（徐大明，2006）
2.2語言能力和交際能力對漢語作為「二語」習得的啟示。語言能力是在語言使用過程中反映出來的，而語言使用就是從靜態的語言知識構架中挑選適用的語言元素，用相應的規則加以調整以適應具體的語境。語言交際則是用某個語言社區已經建立的符號系統有意識地傳遞信息，語言交際理論之「交際適應理論」（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提出「遷適」現象及「靠攏」和「分離」兩個概念，認為習得者的心理因素和語言能力，都會影響「遷適」現象的出現頻率及程度；反之，出現在習得者身上的「遷適」現象，也是其目的語學習狀況的評價依據。
交際能力是社會語言學對第二語言習得及對外漢語教學影響最大的一個重要概念。美國社會語言學家海姆斯（Dell Hymes，1971）提出，語言研究也應當關注「交際能力」，交際能力指：①懂得什麼樣的話合乎語法（grammaticality）；②懂得什麼樣的話能被人接受（acceptability）；③懂得什麼樣的話適合什麼樣的場合（appropriateness）；④懂得某一種語言形式真正實用的可能性有多大（probability）。在海姆斯的交際能力理論與韓德理（M．Halliday）的功能語言理論影響下產生的語言教學法——交際法，是迄今為止影響最大、最富有生命力的外語教學法。交際法改變了以往一些教學法的枯燥無味，無論是對我國的外語習得者，還是對國外來的漢語習得者都有很大的幫助。
2.3語言變化下的語言習得研究對漢語作為「二語」習得的影響在於，社會語言學認為，變化是自然語言的本質特徵，「何人何地何時對何人如何說何種話」是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對象，因此，「二語」習得者面對的、希望習得並掌握的，始終是這種變化中的語言。這種變化在目的語社區內呈系統性、有規律可循，此其一；在第二語言學習過程中也充滿了變化，習得者之間會表現出多方面的差異，此其二。研究語言習得者如何學習、掌握變化中的目的語，如何根據不同的語境說出得體的語言，其個人語言發展以及與其它習得者語言發展的差別，是社會語言學和「二語」習得理論共同的任務。
同時，各社會、語體層次上的變體形式是語言的現存單位，需要習得者逐步了解、把握、最終正確使用。目的語變體形式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可能形成習得者用「二語」與本地人交際的「噪音」（noise），即，因雙方語言手段不吻合而影響交際效果。一般認為，習得者正是在學習不同變體的過程中不斷接近目的語的，對目的語變體形式了解、把握的多少，是衡量習得者目的語水平高低的一把尺子。另外， 教師或其他說本族語的人在將本族語作為第二語言教授的時候，為了讓非本族人聽懂自己說的話，也會自覺不自覺地調節自己的語言，如故意放慢語速，咬音嚼字，簡化用詞和語法結構等，使人聽起來有所謂「外國人腔」。這些課堂上的語言的變化實際上也是社會語言學言語調節理論（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感興趣的一種變異：受話人對說話人言語行為的作用和影響是很大的，其話語系統成了衡量說話人言語變化的標准。
2.4 言語功能變異和交際意義的獲得與 「二語」習得也有很大關系。20世紀70年代以後，有學者開始用變異學派的理論來討論「二語」習得過程中的變異現象，一些研究者嘗試用社會語言學的方法來收集語料，系統研究二語習得者中產生的言語功能變異。同時，還有一些語言學家對引起這些變異的外部原因，如態度、動機、年齡和性別等因素進行了研究。其中拉波夫的變異模式強調語言的根本特性——社會性，認為「二語」學習者的語言行為同樣會因為語言環境和社會因素的不同而出現不同的變體（variety）。
社會語言學中經常使用的一個重要概念——語域（register），「指按其使用的社會情景定義的語言變體」（轉引自張德祿，1987），關注語境因素，即場境（field）、交際者（tenor）和方式（mode）對言語意義系統的決定作用。其中，交際意義是語言習得研究最為關心的，而「交際意義通常在句子的語氣（mood）和情態（modality）系統以及單詞的態度意義（attitudinal）上得到實現」（張德祿，1987）則應對語言教師產生有益的啟示。另外，語域連續體、語域反映文化的功能以及「預測」的功能對研究「二語」習得者的學習策略也很有意義。
社會語言學中的語體連續體（style continuum）的概念也被運用到二語學習中來。泰倫（Tarone 1982）認為，二語學習者也具有與母語者相似的語體連續體，他們對語言的注意程度越高，就會越多地運用較為有影響力的、受到廣泛承認的語言變體，即，語體的變異是由於學習者對於語言形式的不同關注程度造成的。（轉引自徐大明，2006）克拉申（Krashen，1987）的監控模式也應用了注意力語體的概念，認為僅有一小部分比較容易描述的語言規則是學習者通過有意識的學習（learning）獲得的，而在日常交往中，這部分語言規則並不被運用，因為學習者沒有足夠的時間去選擇運用它們；大部分很難描述的規則是通過無意識的語言活動習得到的，而「監控」就是指二語習得者對使用言語的注意度的監控度。
2.5言語互動與「二語」中介語。習得者的言語互動與中介語的動態同步共振：二者在運動方向、動態特徵上存在一致性。互動社會語言學（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理論關注人際交流的過程和效果，認為互動是語言的根本特性，語法規則與詞彙象徵符號的價值只能存在於具體的交際活動中，而其它語言元素只是提供一個可參照的框架而已。中介語就是一個從非自主語碼調整逐步走向自主調整的過程，習得者對於輸出語碼的調整（自主的、非自主的）受限制、也被激活於言語雙方的互動——通過綜合收集到的信息，不斷形成和修正對交際對象意圖的假設，並通過自己的言語輸出來驗證假設。探討這個過程是社會語言學和第二語言習得理論中介語研究的共同使命。
美國社會語言學家甘柏茲（John J.Gumprez，1982，1999）立足「語境化暗示」理論提出，出現於言語交際中的一些語言的或非語言的符號，能夠「喚起」所謂情景化的理解過程（Situated Interpretive Processes）,因為「當與語法和詞彙象徵符號同時使用時，它們作為指示性符號構建情景化理解蘊含的語境預設，因而影響語言成分信息的理解」；「當我們將語境化暗示與其他語法和詞彙符號放在一起分析，就會看到它們為情景化的理解構築了語境框架，並由此影響特定的信息如何被理解。」（轉引自徐大明，2006）作為元語用符號，語境化暗示可以是話語本身，如語碼以及韻律（語調和重音）、節奏、語速及其它超音段符號，也包括表情、手勢、體態等非語言手段。對於缺乏形態變化的漢語來說，盡快掌握這些元語用符號，特別是一般被認為是邊緣性語言特徵的音高、節律等，以及它們所攜帶的信息，將大大幫助學習者了解在交際場合漢語是如何表達意義的。
2.6 語言擴散——從語言的跨境變體的角度看海外漢語教學。隨著世界性「漢語熱」的不斷升溫，漢語教學的主戰場正在發生轉移，海外漢語教學，即TCFL（Teaching Chinese as Foreign Language）逐漸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借鑒跨境語言（Languages across Borders）的研究成果，以及海外體英語（Overseas English）研究的多年積累，此話題研究將大有可為。如，跨境語言的特點、跨境語言中的跨文化交際、漢語的跨境變體、國別漢語教學法研究、海外漢語教材的本土化開發等。
以東南亞為例，漢語在東南亞許多國家擁有使用者，他們通常稱「華語」。在新加坡，有200多萬人講漢語，約占總人口的75%；馬來西亞使用漢字的人數近總人口的30%，有500萬左右；泰國有11%左右的人使用漢語；越南約有100萬人說漢語；柬埔寨、菲律賓、汶萊等國也有部分人使用。（申小龍，2003）各地漢語長期受到當地語言及漢語方言影響，已形成獨具特色的「言語社區」。
香港長期處於「兩文三語」的語言環境中，盡管自1974年中文的官方地位就得到了承認，但英文一直是「強勢語言」（prestige norm）。長期而穩定的接觸，必然會引起語言的變化。石定栩等（2000）指出，香港書面漢語受英語影響而發生變化，詞彙的變異是最明顯的，句法變異中比較突出的是語序排列的變異以及動詞的時態、體貌和語氣詞的標記等等。
2.7．語言傳播和語言的地位與漢語國際推廣戰略。目前，我們面臨兩類漢語傳播的任務：面對國內的普通話推廣與面對世界的「漢語熱」浪潮。為了避免贅言，突出重點，我們把關注放在後者上。
語言傳播與國家的發展是相輔相成、互相推動的。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提升，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重要。與此同時，漢語作為中華文化的載體，作為世界各國了解中國、同中國交往的重要工具越來越受到重視，世界上許多國家對漢語學習的需求急劇增長，漢語的價值正在不斷提升。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成功獲得2008年奧運會和2010年世界博覽會的舉辦權等，進一步帶動了全世界范圍內學習漢語的熱潮。（《2007年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 2008）
強勢語言與漢語「話語權」。根據聯合國《2005年世界主要語種、分布與應用力調查》，漢語已排在世界十大語言的第二位（蔣昕捷，2006）。但使用人數的多寡、分布范圍的大小，並不能代表「話語權」的強弱，學習漢語需求量的增長，更不能當作「話語權」的取得來解讀。「漢語的國際地位雖然快速提高，但目前在國際語言生活中還遠不佔優勢。將漢語作為國家通用語言或工作語言的國家和地區還相當少；聯合國及其所屬機構雖然將漢語列入工作語言，但是地區性或國際性的組織中或會議上真正廣泛使用漢語的還不多。漢語在地區或國際上的重要交際領域，如外交、貿易、科技、教育等，使用十分有限；非漢語區域的華裔後代，保持漢語還有一定難度，放棄漢語的人不在少數；非華裔的外國人學習漢語的人數雖然正在快速增加，但絕對數量還是有限的。當今世界最強勢的英語其母語使用人口僅4.56億，但正在學習英語的人卻超過10億；漢語其母語使用人口有近11億，位於世界十大母語使用人口之首，但海外學習漢語的人口卻相對少得多。」（章新勝，2006）
2.8 社會因素與語言學習動機的社會語言學觀察。社會語言學認為，語言因其在社會生活中的特殊地位而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標記，透視出豐富的社會心理內容。學習語言的動機從個體的角度看，屬於個人現象；但影響動機的決定性因素——語言態度則經常來自於社會環境。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外國人幾乎不可能為了找工作而學習漢語，而今天，這一動機在學習漢語的留學生中相當普遍。其背後的社會因素不外以下：中國經濟貿易長足發展；漢語傳播渠道和服務領域不斷擴大；漢語拼音和簡化字日趨走俏，「陣地」越來越大等。
近30年來的社會變遷使不少香港人徘徊在「兩文三語」之間（高一虹等，1998）。有研究發現，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英語的地位有所下降，普通話作為回歸後的共同語則地位有所提高。「一個國家，兩種文化，三種語言」狀態下的香港人，難免會有一段時間患上「語言焦慮」症。
中國大陸長期以來實施「推廣普通話」的政策，使其在半個世紀里保持了越來越穩固的官方語言地位；而廣東的經濟發展處於全國前列，也在近二十年間引發了全國范圍的「粵語北上」的狀況：大批粵語詞彙被普通話吸收，內地年輕人以能說幾句粵語、會唱幾首粵語歌為榮。
台灣漢語近年來的變化也很說明問題，最突出的是簡體字在台灣的使用情況。隨著兩岸交流的不斷深入，在眼下的台灣，簡體字已經擁有了一席之地：曾被視為「禁忌」的簡體漢字，現在不僅有了「合法身份」，民間的接受程度也大大增長，許多台灣的高效將其列入語文必修課；日前馬英九連續針對簡體字發表看法，可看作台灣官方對此事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