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聯相關的制度成果

❶ 項目管理制度怎麼寫呀

1)規范性。
管理制度的最大特點是規范性，呈現在穩定和動態變化相統一的過程中。對項目管理來說，長久不變的規范不一定是適應的規范，經常變化的規范也不一定是好規范，應該根據項目發展的需要而進行相對的穩定和動態的變化。在項目的發展過程中，管理制度應是具有相應的與項目生命周期對應的穩定周期與動態的時期，這種穩定周期與動態時期是受項目的行業性質、產業特徵、團隊人員素質、項目環境、項目經理的個人因素等相關因素綜合影響的。
項目管理制度的規范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客觀事物、自然規律本身的規范性和科學性;二是特定管理活動所決定的規范性。
(2)層次性。
管理是有層次性的，制訂項目管理制度也要有層次性。通常的管理制度可以分為責權利制度、崗位職能制度和作業基礎制度三個層次。各層次的管理制度包含不同的管理要素。前兩個制度包含更多的管理哲學理念與管理藝術的要素，後一個屬於操作和執行層面，強調執行，具有更多的科學和硬技術要素的內容。
(3)適應性。
實行管理制度的目的是多、快、好、省地實現項目目標，是使項目團隊和項目各個利益相關方盡量滿意。不是為了制度而制訂制度。制訂制度要結合項目管理的實際，既要學習國際上先進的理論，又要結合我國的國情，要適應我國先進的文化(注意不是落後的陋習)。

(4)有效性。
制定出的制度要對管理有效。要注意團隊人員的認同感。在制訂制度的時候，是上級定了下級無條件執行，還是在制訂的時候大家一起參與討論?區別很大。制度的制訂是為了項目管理的效率，而非簡單地制約員工。管理制度必須在社會規范、國際標准、人性化尊重之間取得一個平衡。
管理制度如果不能獲得大家的認可，就失去了對員工行為約束的效力;管理制度如果不能確保組織經營管理的正常有序和效率，就說明存在缺陷。管理制度沒有明確的獎懲內容，員工的差錯就不能簡單地由員工承擔責任，主要責任在管理者。反過來，尊重也不是放任，制度的存在價值在於其具有權威性與合理性，不合理可以修改，但不能形同虛設。尊重，是要面對人性和社會規范的。我們提倡人性化管理，但不是人情化管理。該管的一定要管，該遵守的原則一定要遵守，管理者不能將破壞組織的規章制度、損壞組織利益作為換取人情的籌碼。即使組織現有的制度確實不合理，也要通過正當途徑反饋給決策者，嚴格按照程序來變更或廢除。將不合理的制度置若罔聞而我行我素，這種危害遠大於不合理制度存在所產生的危害，這將直接導致員工對整個制度的不重視，從而使得組織上下缺乏執行力，所以可以使用日事清的計劃管理模塊，對管理問題合理合規的透明管理，提高反饋效率，增強溝通力度。
(5)創新性。
項目管理制度的動態變化需要組織進行有效的創新，項目本身就是創新活動的載體，也只有創新才能保證項目管理制度具有適應項目的相對穩定性、規范性，合理、科學、把握好或利用好時機的創新是保持項目管理制度規范性的重要途徑。
項目管理制度是管理制度的規范性實施與創新活動的產物。有人認為，管理制度=規范+規則+創新，有一定的道理。這是因為：一方面，項目管理制度的編制需按照一定的規范來編制，項目管理制度的編制在一定意義上講，是項目管理制度的創新，項目管理制度創新過程就是項目管理制度的設計、編制，這種設計或創新是有其相應的規則或規范的;另一方面，項目管理制度的編制或創新是具有規則的，起碼的規則就是結合項目實際，按照事物的演變過程依循事物發展過程中內在的本質規律，依據項目管理的基本原理，實施創新的方法或原則，進行編制或創新，形成規范。

❷ 保障機制——科技成果轉化的保障

科技成果轉化的產生不是自發的，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才有產生的可能，如果沒有從外界獲得所需的信息、物質等要素，則它的正常運行和發展就會受到極大的影響。科技成果轉化保障機制的有效建立，能夠為其提供一個適宜的外部環境，但由於涉及的條件和因素很多，該保障機制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法律、政策、人才、信息等方面的相互作用、相互關聯，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一）政府宏觀調控、激勵和保障機制

要提高技術市場對技術交易雙方的吸引力，必須有政府的推動與資助、信貸與稅收的激勵和法律制度的保障。發達國家的基本做法：一是通過法律手段促進技術轉移和成果轉化，為技術市場提供必要的法律環境和條件。二是通過經濟手段為技術轉移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用經濟手段促進成果轉化是政府宏觀調節機制中的一個主要方面。經濟發達國家採用的經濟手段主要包括政府資助與補助、政府采購、政府合同、稅收優惠與抵免、信貸優惠及保持較高的研究與開發投入等。政府的資助與補助對技術創新及轉移具有起動作用，如法國的科研成果推廣署就是專門代表政府做這個工作的。政府采購作為鼓勵技術創新與開發的政策手段，在美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美國政府每年從預算中拿出數百億至上千億美元采購新產品，許多沒有形成大規模市場的新產品的第一個買主往往是政府。政府合同是指國家重大科研攻關項目及政府與大學、政府與工業界的合作項目都是採用合同的形式實施的。政府的稅收與信貸扶持是進一步刺激企業技術進步的動力。三是通過完善的技術成果產權激勵機制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推動技術創新與技術轉移，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制度在技術市場的發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完善而有效的調控機制、激勵機制和保障機制，為國外技術市場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

（二）科技人才流動機制

人才流動擴散機制是指科技成果轉化必須通過有關人員特別是作為知識和技術載體的科技人員的流動來實現。我們知道，信息的傳播形式與渠道對信息的傳播非常重要，因為高科技成果信息涉及大量用簡單文字難以表達清楚的內容，因此說，人才從大學、科研院所到企業的流動使科技成果轉化變得更快、更靈活、更有效率。西方一些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示範作用。

日本的一些大學經常舉辦學術沙龍，以促進產學研之間的溝通與交流。1996年，日本通過了《教育公務員特例法》的部分修正案，以促進人員間的相互交流。在人才培養與合作上，日本一方面積極鼓勵大學通過各類培訓為企業培養人才；另一方面倡導企業為大學提供實踐和鍛煉場所，鼓勵大學教師「內地留學」以及學生「工廠體驗」（趙京波，2012）。日本還打破傳統教育體制，從民間企業招聘教師，民間企業也派遣技術人員到大學進修或聘任大學教師進行講學和指導，雙方互通有無，加強彼此間的學習和交流。其他一些發達國家也有類似的規定。如：美國的許多高校明確規定，在不影響學校自身教學任務的情況下，教師和科研人員可以到企業兼職。英國政府及高校也總是鼓勵高校教師和科研人員向企業流動，甚至一些高校規定院系負責人必須到企業去兼職才有條件回學校繼續任教。在德國，人才交流的形式更加靈活、多樣。學校與企業雙方採取雙向流動的形式促進科技成果的產業化，政府為支持這種形式給予了必要的資助。而我國台灣工業研究院則是通過控制離職率來調節人才的流動（萬金榮，2006）。

（三）建立迅捷廣泛的技術市場信息網路

技術市場信息服務體系是科技成果轉化的「催化劑」，能把知識創造的源頭與進行產業化的公司或企業聯系起來，使他們互相作用，相互連接。發達國家為了提高技術交易的效率和成功率，讓技術需求方或潛在的技術需求方盡快了解到他們能夠獲得技術的渠道和想要的技術，都會積極建立完善的、有效連通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技術交易信息網路，這也是其技術市場充滿活力、成交規模大的有力保證。如日本技術交易所賴以服務的基礎便是技術交易信息網路和強大的資料庫，其聯網和資料庫相當廣泛。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末籌資800億美元建成了一個覆蓋全國50多個州的信息網路，供企業查詢信息。德國也更新了科技成果轉化信息的資料庫系統，使之能夠更有效地發揮信息平台的作用（楊萍，張源，2010）。此外，英國、法國、荷蘭等國也建有強大的技術交易信息網路，促進了各個地區、各個領域和企業的技術交易與交換（安玉琢，2000）。

（四）政策法律保障機制

政策法律支持是科技成果轉化的首要前提。關於如何促進科技成果的順利轉化受到了諸多國家和地區的高度重視，這些國家和地區紛紛從戰略層面制定相關的法律和政策措施，以實現政策法律與成果轉化之間的良性互動。

1.發達國家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法律制度

發達國家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立法可以分為核心的法律制度和相關配套的法律制度。核心的法律制度是與科技成果轉化直接相關的法律制度，與核心法律制度相配套的其他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促進科技成果轉移的法律制度，與稅收相關的法律制度，促進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法律制度以及保護和利用知識產權的法律制度等（圖4-2）。

圖4-2 核心法律制度的配套法律法規

1）促進科技成果轉移的法律制度。促進科技成果轉移的法律制度是指對鼓勵科技成果轉化、引導成果轉化的方向和重點、保障創新主體的合法權益、營造科技成果轉化的環境起到關鍵性作用的法律制度。集中表現為針對科技成果轉化的專門立法，多是原則性規定。如：美國的《拜杜法案》（1980年）進行了以促進政府資助所產生發明的利用，鼓勵小企業最大限度地參與政府資助的研發活動，促進政府部門、商業主體與非營利組織（主要指大學）之間的協作為目的的一系列對科技成果管理制度的改革與創新（李恆，2009），該法案使每年數以萬計的發明被披露，科研成果的利用率可達70%（張玲，賈淑英，2008）。《史蒂文森-威德勒技術創新法》（1980年）及隨後的一系列修正法案加強了聯邦政府及研究機構對技術轉讓的責任，去除制約技術轉讓的不合理障礙，加速了聯邦資助技術成果的轉移。《技術創新法》（1980年）要求聯邦實驗室成立專門的技術轉移部門，探索與政府、公司、企業的技術合作方式。日本1996年頒布了《科學技術振興事業團法》，以加強科學研究的基礎設施，加強研究交流活動，促進新技術開發和技術成果的普及。此外，英國政府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發表的《科技白皮書》、《技術展望計劃》，韓國1997年制定的《科學技術創新特別法》，法國1999年制定的《技術創新與科學研究法》，德國的《科學技術法》等都可以視為促進科技成果轉移的法律制度，它們都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發達國家科技成果轉化的步伐。

2）促進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法律制度。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中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主要發達國家更是將中小企業技術創新作為本國技術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美、日、歐各國紛紛出台鼓勵和促進中小企業與政府研究機構或大學進行聯合技術開發和科技成果轉化的法律制度（李恆，2009）。美國制定的《拜杜法案》專門調整政府資助中小企業和非營利性機構在完成或者履行政府合同過程中所產生發明的權利和義務（萬金榮，2006）。德國政府在1978年制定針對資金短缺中小企業技術進步的方案，使至少1/3以上的中小企業得到政府的科技資助。2000年6月，歐洲議會通過了《歐洲小企業憲章》，將重視小企業的技術創新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時也推進了小企業與大學、科研院所的跨國結合（李恆，2009）。美國的《小企業技術創新進步法》（1982），《小企業技術轉移法》（1992）；日本的《中小企業創業活動促進法》（1995）；韓國和中國台灣在20世紀90年代頒布的《中小企業基本法》和《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等法律也對中小企業在結合研究中的技術發明權做了特殊保護條款，推動了科技成果轉化向深度與廣度的發展。

3）稅收法律制度。稅收政策作為激勵產學研創新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很多國家都有所應用，並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如美國政府先後出台了《減稅法》（1992年）以及《新稅法》（1998年），給予中小企業創新開發以較大的減稅空間和機會，調動了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積極性。加拿大政府制定的科學研究及試驗開發稅收優惠計劃，根據企業的規模對企業的科研和技術開發投資給以稅收減免，規模越小，獲得的優惠就越大（萬金榮，2006）。然而，從國際實踐來看，大多數針對企業技術創新的稅收優惠措施並不是一種獨立的稅制安排，更多的是體現在能夠激勵技術創新的各種計劃和制度中，方式比較靈活。

4）知識產權制度。知識產權制度紮根於市場經濟，以科技成果的產權明確界定和有效保護為主要特徵，為技術創新和技術轉移提供了一種內在的動力機制和一個外部的公平競爭法律環境，是科技成果轉化順利進行的保障。美國《專利法》規定對發明專利的保護期為20年（1994年以前為17年）（銀純泉，2003）。《國家技術轉移與升級法》（1996年）保證了參與共同合作研發公司的知識產權利益，提高了團隊研究人員及發明人的獎勵，對促進技術創新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李玉玲，趙德鑄，2010）。日本於1999年頒布《產業活力再生特別措施法》，修改了大學發明專利權的歸屬原則，規定了專利年費和專利申請手續費的減免特例。2003年制定的《知識產權基本法》和《知識產權高等法院設置法》使日本成為全球迄今知識產權戰略最為系統化和制度化的國家，極大地促進了日本的科技成果轉化。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先後有美、日、法、韓、印等十幾個國家提出並實施「知識產權立國」戰略，制定和實施相應的政策措施，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5）促進產學研合作創新的法律制度。促進產學研結合創新的法律是指以促進產學研結合創新為根本目標的技術創新法、技術轉移法等立法或與產學研結合創新密切相關的法律制度。國外關於該類型的法律較為豐富，推動了產學研結合創新的發展。如：1986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聯邦技術轉移法》，授權聯邦各機構與公司、大學和非營利機構達成對各方都有利的合作開發研究協議，為聯邦實驗室和私營部門間的合夥關系建立了基本框架（李玉清，2012）。韓國頒布實施了《協同開發促進法》，大力支持「產、學、研」合作開發（萬金榮，2006）。1998年，日本通過了《研究交流促進法》的部分修正案，增加了促進大學科研成果產業化和產學官合作的專門規定，從政策上進一步促進了日本的「產學研合作」。《研究交流促進法》（1986年）、《產業活力再生特別措施法》（1999年）也出現了專門促進產學研合作的條款。此外，眾多發達國家還推出了一系列計劃來強化產學研協作，諸如：芬蘭的「國家技術計劃（National Technology Programmes）」、新加坡的「技術升級扶持企業增長計劃（Growing Enterprise with Technology Upgrade）」及「營運與技術路線圖計劃（Operation and Technology Road-mapping，OTR）」、丹麥的「創新共同體協議（Innovation Consortia Initiative）（DK 17）」、美國的小企業技術轉移研究計劃（STTR）等（張嵎喆，蔣雲飛，2010）。

2.發達國家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政策措施

1）激勵科技成果轉化的稅收措施。各國的稅收優惠一般以加速折舊、投資抵免、費用扣除、稅轉貸等間接優惠的形式為主，同時輔之以減免稅等直接優惠。美國稅法規定，企業委託大學或科研機構進行基礎研究，根據合同所支付的研究費用的65%可從所得稅中抵免，同時對新產品的中間試驗產品給予免稅優惠政策。1982年頒布的《小企業發展法》，維持了美國將近20年的低所得稅。在風險投資方面，美國採取對風險投資額的60%免除征稅，其餘的40%減半徵收所得稅的措施（李恆，2009）。柯林頓政府上台以來進一步強化了稅收減免政策，如宣布研究開發的稅收減免政策永久化，企業主持的學術研究再附加25%的稅收減免優惠，對新研究開發財團頭兩年再減稅10%等（李恆，2009）。德國政府在風險投資政策環境改善方面採取了更加直接的方式，即由政府和銀行共同承擔風險，以低息貸款等方式來改善風險投資的政策環境。法國政府推行了科研稅收信貸制度以促進技術創新，即企業第一年用於研究與開發支出的50%可以免稅，以後每年增加投資的50%可享受免稅。英國政府於1981年制定了「貸款投資擔保計劃」，規定私人銀行機構對高新技術中小企業貸款總金額的80%由政府擔保（李恆，2009）。俄羅斯聯邦的《企業財產稅法》和《稅務法典》的相關規定中，也對科研機構、企業和組織進行科學研究和試驗設計工作及從事與科研活動有關的商品、勞動、服務給予了不同程度的稅收減免，對技術創新及科技成果轉化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

2）保障科技成果轉化的政府采購政策措施。政府采購是各國政府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化的重要政策措施。保障科技成果轉化的政府采購政策措施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優先購買本國高科技成果的「優購」、「首購」政策。二是對技術落後、低附加值政府采購產品的「限購」政策。三是政府對尚待研究開發產品的「訂購」政策。美國是最早採用政府采購政策的國家之一，與政府采購相關聯的法律、法案多達 4000多個（李恆，2009）。2004年補充後的《聯邦政府采購法》和1933年美國出台的《購買美國產品法》對本國高新技術產品的高份額政府采購政策進行了詳細的規定。以集成電路為例，1960年集成電路產品問世之初，100%由聯邦政府購買。英國政府從中央到地方近年每年采購總量在1000億英鎊左右。為了加強對高科技產業及戰略性產業的扶持，英國政府要求政府部門、政府實驗室、國有公司在計算機和通信器材等的采購上，必須從本國公司購買，使政府采購成為政府實現科技、經濟與社會目標的一種公共財政支出手段，為培育英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自主知識產權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李恆，2009）。

3）保護科技成果的知識產權政策。很多發達國家都十分重視知識產權的保護工作，將知識產權戰略提升到國家戰略的層面。如韓國政府認識到知識產權保護和應用在激勵競爭中的重要性，於2004年3月宣布，將原屬商業、工業與能源部的韓國知識產權局轉屬於科技部，並對知識產權局的職能進行了重新部署，建立起了更加有效的促進技術創新的知識產權體系。日本2002年7月通過《知識產權戰略大綱》，明確提出「知識產權立國」的目標。2003年2月，由政府內閣首相親自掛帥的知識產權戰略部成立，之後又相繼出台了若干個「知識產權戰略推進計劃」。於此，一個由知識產權創造、知識產權保護、知識產權應用、發展多媒體素材產業、人才培養和提高國民意識等五大部分組成，包括270項具體措施的完善的知識產權整體戰略體系正式形成（李恆，2009）。

為鼓勵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各國政府大都採取了下放政府資助研究成果所形成的知識產權歸屬權的措施。美國政府1980年出台的《拜杜法案》是主要發達國家下放知識產權歸屬權這一措施開始實施的標志。日本也有類似於美國的拜杜制度，其1999年頒布的《產業活力再生特別措施法》規定，受國家和特殊法人之委託研究開發所得的成果及知識產權可歸屬與受託人。2002年《日本知識產權戰略大綱》規定取消上述條款中關於特殊情況的規定，將該條款適用於所有委託研究開發的預算項目。英國為推進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加速轉移和開發以形成生產力，把過去政府資助的研究項目所得知識產權一般歸國家所有，改為歸項目研究機構所有。歐盟主要通過諸如《公共研究機構專利和許可》等研究報告來修訂受資助研究成果的歸屬與使用的規則，推動知識產權的所有權向執行機構轉變。

❸ 谷霽光的學術成就

研究方法
羅爾綱先生在論及谷霽光的學術研究時，歸納了「四種研究方法」：第一、留意於通與專的辯證關系；第二、注意於現象與本質的區別；第三、注意整體與局部的辯證關系；第四、注意源與流、因與果的辯證關系。
但是，谷霽光的這些研究特點或者說是研究方法，在1949年以前，大抵上是一種本能或者說是潛意識。盡管已經是譽滿學界的著名兵制史和經濟史專家，但谷霽光仍坦言當時他的學術研究其實已進入困境。雖然涉及的領域十分廣泛，成果也豐碩，一旦向縱深發展時，便受到理論和方法上的障礙。谷霽光在《治學自述》中說：
「我以前治史，總想以博求通，結果是談歷史發展的因果關系，論史實的縱橫聯系，往往就歷史的現象諸方面，就事論事，流於客觀主義。這樣，局部的片斷的史實似乎可以說得通，整體的卻又不通；諸般現象上似乎可以說得通，本質上卻又不通。這是由於當時自己的學術觀點主要屬於「經濟史觀」范疇所致。……新中國成立以後，谷霽光得有機會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特別是經過「八一」革命大學和華北人民革命大學近兩年時間的學習，不僅在政治上進行了徹底的思想改造，更加堅定了社會主義信念……而且在學術研究上，通過馬列主義的學習，並以此為指導，重新審視了以往的研究工作，一步步地沖決藩籬和羈絆，最終懂得了史學研究上的「通」，就在於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透過歷史發展的諸般現象，闡明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並刻意朝此目標努力，從而使自己的史學研究似乎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天地。」
府兵制度研究
從1934年撰寫《補魏書兵志》、《唐折沖府考校補》，對府兵制度的具體構件進行考訂；到1937年在《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發表《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以及此後的「再論」(《廈門大學學報》第2集，1944年)、「三論」(江西師范學院《科學與教學》1958年第1期)，對府兵制度的起源、變化及其利弊，府兵的徵集、訓練及調遣，府兵的組織及演變，府兵的階級成份等進行多角度的考述；再到1962年《府兵制度考釋》出版，對府兵制度進行總結性研究；乃至此後的「四論」(《江西大學學報》1981年第2期)、「五論」(《江西師范學院學報》1983年第4期)，對府兵初期資糧與軍備、對作為國家軍隊的府兵制度形成過程中私兵、部曲的消亡過程進行再探討。整整五十年的時間，關注著同一問題，可見谷霽光對這一課題的傾心。
以《府兵制度考釋》為界標，以前所寫的相關論文如谷霽光自己所說，雖然考訂較為嚴密，但主要還是探討事物的「是什麼」、它在當時起著何種作用。但在《府兵制度考釋》中，以及在此後的相關論文中，則不僅僅是探討事物的「是什麼」，而且在此基礎上，自覺地探討事物「為什麼」是這樣而不是那樣，探討事物和當時的其他事物之間的聯系，探討事物在整個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所處的地位。
谷霽光對府兵制度與其他兵制和兵種的關系進行了清晰的論列，同時對岑仲勉、楊志玖、唐長孺三先生的相關成果進行了討論。既採用了岑先生對唐代邊兵和府兵數的估計，用以證實自己的論點，也對楊先生論唐代兵制只說府兵而不及其他、唐先生將禁軍宿衛和府兵宿衛相混淆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無論是表示贊同還是表示異議，均建立在對整個唐代兵制、對府兵制度從起源到解體的全過程進行全面考查的基礎之上。
何茲全先生贊揚谷霽光的這一研究成果用豐富的材料分析說明了府兵制和魏晉以來軍府領兵制度以及拓跋部族制兵制的淵源關系，使府兵制的出現和漢族皇朝的兵制聯系起來，和鮮卑拓跋氏的兵制聯系起來，使府兵制和當時的社會聯系起來，「使府兵製成為歷史發展中相互聯系的一環而不是孤立的現象。」同時又指出，由於史料缺少，有關府兵制度的許多問題一直沒有弄清楚，但其中不少問題在《府兵制度考釋》中得到了解決。1935年論文《補魏書兵制》、《唐折沖府考校補》載入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的《二十五史補編》。
主要著作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1978年再版、台灣弘文館復印出版的《府兵制度考釋》；1980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代經濟史論集》；還有《史林漫拾》、《谷霧光史學文集》4卷本等著作；主編了《中國兵制史》。

❹ 關於創新黨員領導幹部直接聯系群眾制度有哪些思路

黨員聯系群眾、服務群眾制度
一、總體要求
做好黨員聯系和服務群眾工作，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忠實踐行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拓展黨員聯系群眾的途徑，豐富黨員服務群眾的內容，暢通群眾表達意願的渠道，把幫扶困難群眾作為重點，努力解決群眾工作、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團結帶領群眾共同實現黨提出的各項任務。
黨員聯系和服務群眾要做到以下幾點：
（一）尊重和維護群眾的合法權益。尊重和維護憲法、法律賦予人民群眾的各項權利和正當利益，自覺同侵害群眾合法權益的行為作斗爭。
（二）聽取和反映群眾的意見。經常深入群眾，了解群眾情緒，傾聽群眾呼聲，反映群眾的意願和要求。
（三）幫助群眾解決實際困難。關心群眾疾苦，為群眾做好事、辦實事、解難事，解決群眾生產生活中最迫切的實際困難和問題。
（四）虛心向群眾學習。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善於發現群眾中的先進典型，及時總結和宣傳群眾創造的有益經驗，在聯系和服務群眾的過程中吸取營養、經受鍛煉、接受監督。
（五）做好群眾的思想政治工作。向群眾宣傳解釋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國家的法律法規，教育引導群眾正確處理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關系，凝聚群眾力量。

二、主要方式
基層黨組織要按照上級黨組織的要求和自身條件，組織黨員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基礎上，
選擇適當方式，做好聯系和服務群眾工作。
（一）結對幫扶困難群眾。有幫扶能力的黨員要與困難群眾結成幫扶對子。既要立足於解決群眾的實際困難，又要幫助他們樹立信心，提高工作技能，自強自立。
（二）參加主題實踐活動。黨員要積極參加黨組織開展的以服務群眾為主要內容的主題實踐活動，推行黨員承諾，有條件的黨員每年要承諾為群眾辦一兩件實事。承諾內容要切合實際，具體可行，履行承諾的情況要自覺接受黨組織和群眾的監督。
（三）參加設崗定責活動。每一位黨員，要根據自身實際情況，按照自主申報和組織安排相結合的辦法，選擇所在黨組織設立的聯系和服務群眾崗位，履行崗位責任，努力做好聯系和服務群眾工作。
（四）參加社會公益活動。黨員要積極參加所在部門建立的志願者隊伍，開展多種形式的便民、利民活動，義務參加黨員服務站（點）的工作。積極參加政府或社會團體組織的扶貧、支教、保護環境和關心下一代等志願者服務活動。積極參加幫助生活困難群眾的捐贈活動。
（五）深入基層調研。黨員幹部要進一步轉變作風，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區級黨員領導幹部每年至少要有1個月時間，處級黨員領導幹部每年至少要有2個月時間，深入聯系點和基層單位調研，特別要注意深入到艱苦地方、困難地方和問題多的地方，聽取群眾意見，走訪慰問困難群眾，幫助基層和群眾解決實際問題。要堅持民主決策，把調查研究的成果作為決策的重要依據，充分體現和維護群眾的利益。調查研究要講求實效，切忌形式主義。
（六）做好接待群眾工作。黨員幹部特別是黨員領導幹部要根據各自崗位職責，定期接待群眾，認真聽取意見和建議。對群眾反映的問題，包括信訪中反映的問題，能夠解決的要及時解決，受客觀條件限制暫時不能解決的，要向群眾做好解釋工作，並協調有關部門創造條件逐步加以解決。
黨員領導幹部在聯系和服務群眾的過程中，要注意加強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聯系，經常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
鼓勵基層黨組織和黨員不斷創新聯系和服務群眾的方式方法，並把好經驗好做法及時推廣運用到聯系和服務群眾的工作中去。

三、檢查與監督
（一）聯系群眾、服務群眾制度的落實，由黨政一把手共同負責，領導班子成員對分管工作負責，督促檢查責任部門和責任人抓好落實。
（二）每年對聯系群眾、服務群眾制度的落實情況進行一次檢查，並採取適當方式進行群眾滿意度測評，聽取意見。對制度不落實、群眾不滿意的問題，認真進行整改。檢查、測評、整改情況要向群眾進行通報。

❺ 對於深化完善直聯制度，推進直聯與網格化治理兩網融合有何意見建議

我們堅持問題導向，以統籌理念和精準思維深化社會治理，探索建立「兩網融合、三社聯動、三化推進」社會治理體系。即推進基層黨組織網路、社會治理網格「兩網融合」，把黨組織建在社會治理網格上，實現黨的組織優勢與社會治理任務有機結合；搭建以社區為平台、社會組織為載體、社會工作者為骨乾的「三社聯動」組織體系，讓社會協同更有力，群眾參與更有序；完善網格化管理、推進網路化鏈接、匯聚社會化力量，形成「三化推進」運行機制，實現人有所歸、事有人管。1 區域化黨建黨組織強起來，金鵬信息網格化治理軟體

❻ 社會主義政治建設成就有哪些

經濟發展促進政治發展，而政治發展又影響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是實現社會現代化的兩條基本道路。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就是一個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過程，它是一個包括社會的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內的整體性社會變遷過程。中國政治發展的核心目標是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其理想狀態即是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三者的有機統一。

政治發展是指為實現既定政治目標而推行的所有政治變革，它是一個走向善治的過程。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政治發展，把它看成是政治現代化的過程，或者是政治民主化的過程，或者是建立法治國家的過程，或者是政治制度化的過程，或者是政治進步的過程。黨的十六大政治報告首次提出了「政治發展」的概念，十七大著重論述了「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即中國的政治發展，就是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相適應的全部政治變革，包括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一黨領導多黨合作制度、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和基層社區自治制度、政府行政管理制度、黨內民主制度等。中國政治發展的核心目標是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其理想狀態即是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三者的有機統一。

一、人民代表大會

中國不走西方國家的議會道路，而實行獨特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我國的各級國家權力機關。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確立於1954年，但在「文革」期間遭到破壞。從1966年7月7日開始，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8年零6個月時間內未能舉行過一次會議。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粉碎之後，全國人大常委會恢復活動。1978年2月26日，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召開，地方各級人大也隨之恢復活動。在過去30年中，適應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進行了許多重大的改革，在我國的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變得日益重要。首先，人民代表大會自身的制度建設日益完善，先後通過了關於人大代表選舉、人民代表大會組織結構、各級人大議事規則等基本法律，並且制定了關於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議案處理、工作規程等一系列工作制度。其次，立法作用不斷加強，初步確立了中國的基本法律體系。到2008年3月，我國現行有效的法律共229件，地方性法規7000多件，涵蓋憲法及憲法規定法相關法、民商法、行政法、經濟法、社會法、刑法、訴訟及非訴訟程序法等七個法律部門。其三，各級人大的監督作用明顯增強。各級人大的法律監督、執法檢查、預算審查、政策審議、人事任免和政策質詢等，已經初步形成一個國家權力監督體系。其四，選舉制度日益完善。縣以下人大代表已經實行直接選舉。其五，各級人大代表的素質明顯提高。在過去30年各級人大代表的年齡逐漸下降，而學歷則明顯提高，專職代表開始出現，人大代表的提案質量也越來越高。其六，人民代表與選民的關系更加密切。

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和人民群眾的民主需求相比，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還有不適應的方面。例如，不少代表的參政議政能力偏低，人大代表與選民的制度性聯系管道太少，人大及其常委會的議事規則不盡完善。在中國政治發展的現階段，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重點，應當是進一步理順黨委和人大的關系，逐步實現城鄉平等分配選舉名額，擴大直接選舉的范圍，提高人大代表的素質，優化人大常委會及各內設機構的結構，擴大人大常委會和專委會的職權，使人大的選舉和議事規則更加科學化和規范化。

二、政治協商

一黨領導、多黨合作不僅是當代中國政黨制度的基本特徵，也是當代中國整個政治制度的重要特徵。這一制度包括兩個方面的基本內容，一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體制，二是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多黨合作體制。這一制度主要通過各級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得以實現。

人民政協成立於1949年，其歷史早於人民代表大會，但在「文革」期間其正常活動也被中止。1978年全國政協五屆一次會議的召開及政協新章程的通過，標志著政治協商制度得以恢復和重建。在過去30年中，政協制度的主要成就包括：在黨章和憲法中明確將政治協商制度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同確立為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重新確立中國共產黨與其他民主黨派多黨合作、政治協商的基本方針，即中共十二大確定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在憲法、黨章、中央文件和人民政協章程等權威法律規章中，對政協的結構、職能內容、方式和程序都做了詳細的規定，使政治協商得以法制化和規范化；各級政協的參政議政作用大大增強。

同時，我們也應當正視以下這些問題和不足：政協委員的產生過於單一；政協的民主監督權缺乏適用的法律保障，從而降低了監督的實際效力；要更好地發揮政治協商制度在我國政治發展中的作用，就應當從加強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的高度，進一步改革和完善政治協商制度，規范黨委、人大、政府和政協之間的關系。

三、黨內民主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唯一的執政黨，是當代中國的實際權力核心。因此，黨內民主實際上也是國家核心政治權力內部的民主。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的最終目標，但在現實政治條件下，沒有黨內民主就難有人民民主。

改革開放後中國的民主發展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個黨內民主的發展過程。被視為改革開放標志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是一次黨內民主的盛會，也是「文革」結束後黨內正常民主生活得到逐漸恢復的標志。在過去30年中，黨內民主的不斷加強，是我國政治發展的一個突出成就。首先，全黨對黨內民主重要性的認識取得高度一致，黨的十六大首次明確提出「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並且很快成為全黨的共識；其次，初步確立了黨內民主的制度框架，除了多次修訂《中國共產黨章程》外，還先後頒行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中國共產黨黨員權利保障條例(試行)》等一大批行之有效的黨內民主法規。第三，黨內選舉的民主性、公共性明顯加強，黨員幹部的差額選舉、縣級以下黨代表的直接選舉、幹部任免的票決制等重大改革開始陸續試行；第四，黨的代表大會的作用不斷增強，許多地方開始推行黨代會常任制和黨代表任期制；第五，黨務公開和黨內監督取得實質性進展，黨內情況通報制度、重大決策公示制度等開始發揮重要作用。

黨內民主方面也存在一些問題。例如，黨內民主的制度建設還不完善，特別是實現黨內民主的一些具體操作機制還缺乏，對黨員領導幹部的權力監督還存在許多制度性的漏洞，等等。發展黨內民主的重點，應當是進一步完善黨內民主制度，特別是制定一些切實有用的具體程序和規程，保證黨章規定的民主權利得以真正實現。

四、基層民主

基層民主是廣大人民群眾在城鄉社區、基層政權、企事業單位和其他各種基層組織中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制度和程序。基層民主直接關繫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政治權利，是全部民主政治的基礎，意義尤其重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民主政治發展的許多突破性成就，都發生在基層民主的實踐中。首先是在全國農村社區和城市街道社區，首次試行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的偉大實踐。其次是發展企事業單位和其他基層組織中的民主制度，以保障單位職工依照有關法規，通過職工代表大會等形式，對企事業單位的經濟和社會事務實行民主決策、民主參與、民主監督。其三是逐漸推行基層政權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和民主監督的改革試驗。其四是建立中國特色的信訪制度，使公民的依法上訪和投訴成為監督政府機關和黨政幹部的正式渠道。

基層民主對於中國的民主政治發展有著特殊的意義，這方面存在的問題尤其需要特別重視。黨和政府應當把擴大社會自治和公民自治當作長遠的政治發展戰略，不斷拓寬公民自治和社會自治的渠道，豐富公民自治和社會自治的形式，讓廣大人民群眾首先在基層政治生活中實現憲法賦予的「當家做主」權利。

五、法治建設

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我國政治發展的長遠目標。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基本內容，就是民主與法治。民主與法治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對於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而言缺一不可。

回顧過去30年我國法治建設的歷史，除了黨和國家正式把建設法治國家確立為我國政治發展的戰略目標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之外，還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進展。首先是初步確立了國家的法律體系。到2010年，我國將基本上建成一個比較完善的法律體系。其次是建立和健全以公安部門、檢察院和法院三位一體的司法體系，在冤假錯案平反、司法平等、司法公開和獨立審判等方面進行了大量改革，取得了明顯進步。再次是律師制度和公證制度從無到有，法律服務體系基本確立。再其次是建設法治政府已經成為政府的目標，政府的活動日益受到法律的限制。最後，法律教學和法制普及工作全面展開，全民的法律素質明顯提高。

30年來的法治建設，我們取得了公認的巨大成績，但離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還有很長的距離。例如，我們的法律體系還只是一個初步的框架，還不完備，一些重要的法律還沒有制定，許多正在實行的法律也需要修訂完善。公民和幹部的法治意識還比較淡薄。我們必須採取切實措施認真解決這些問題。

六、政府改革

中國的政治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治理改革，或者說是一種政府管理體制的改革。政府治理或政府管理體制的改革，包括政府機構的調整和精簡、政府職能的轉變、政府行政管理方式和行政程序的變化等，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最重要的內容之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一直在努力進行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並且已經取得無可否認的重大成就。例如，政府機構的設置更加合理，政府的職能發生了重大轉變，政府不再直接管理企業，政府對經濟事務的管理主要表現為市場調節和宏觀調控，政府對社會事務的管理，也逐漸開始從以管制為主轉為以服務為主。政府日益強化其公共服務職能，正式提出了建立服務政府的目標。政府的決策更加科學化和民主化，政府重大決策的公示制度、聽證制度、咨詢制度和評估制度正在各級政府中逐漸推行。政府的行政效率明顯提高，建設效率政府在許多地方成為政府自身追求的目標。

但政府改革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民主政治的向前推進、人民群眾政治需求的日益提高，以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沖擊，使得政府必然會面臨新的挑戰。此外，現行的政府管理體制也還存在許多急需解決的問題，例如在相當程度上助長公共利益部門化的決策體制；政出多門、機構重疊、職責交叉、政事不分、成本過高等現象還普遍存在；政府提供的社會公共服務還相對不足、其服務質量也需要提高、公共服務均等化體系遠沒有確立，等等。中國政府將通過深化政府機構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加強依法行政、降低行政成本、強化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來進一步創新政府管理體制，建設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透明政府、效率政府和廉潔政府，「到2020年建立起比較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

❼ 基於制度變遷理論的科技成果轉化研究現狀

合理的、有效的制度安排是實現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要保障。目前，國內學者從科技成果轉化的風險投資機制創新、知識產權制度創新、體制創新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風險投資機制創新

趙達薇（2004）借鑒發達國家發展經驗，提出只有加快發展風險投資體系，才能彌補科技成果轉化階段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籌資能力、國家財政支持、私人資金投入和銀行貸款之間的空白。因此，需要建立一套完整健全的投資機制來保證風險投資資金充足。張興隆（2000）進一步認為風險投資體系的建立能夠激活資本運作市場，疏通融資渠道，使風險與權益有機結合，變過去那種單純的融資形式為投資、監管、參政議政有機融合的機制。這樣一來，對重大科技成果的轉化工作，論證更充分，評估更客觀，結論更准確。項目各方一旦達成共識，成果的轉化就得到了根本的保證。

張璞、張學東（2001）認為風險資本是適應高新技術高風險、高收益的特點而成長起來的融資工具，通過風險投資機制的建立可以解決我國科技成果轉化資金不足的問題。建議從以下幾方面著手建立風險投資機制：以風險投資基金為主要形式，充分發揮民間力量，使風險投資來源社會化，鼓勵銀行、保險公司、企業集團向風險投資公司參股，活躍風險投資資本市場。提高項目評估、會計審計、法律咨詢和產權界定等機構的服務質量和信譽，發揮他們在風險投資活動過程中的作用。除證券市場和產權交易市場以外，我國還應建立一個全國性集中管理、統一監管、規范運作的第二板塊市場用以風險投資基金的投資，為風險資本提供多層次的上市與退出投資渠道。政府應加強對風險投資的宏觀調控和引導，通過特別法形式，為風險資本運作提供特別的法律依據。政府還應運用稅收杠桿和優惠信貸等手段，引導社會資金進入風險投資領域，為風險投資營造一個良好的政策環境。胡薇薇（2006）對此持相同的意見，但在此基礎上，提出建立一套切實可行的針對高新技術產品的科學評估體系，評估非上市高新技術企業的風險和收益，以減少風險投資企業的盲目性。

鄒東俊（2002）則從促進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角度指出，高校應與風險投資公司建立起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夥伴關系。這樣，在合作過程中，雙方可以揚長避短，優勢互補。高校在成果產業化過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公司在融資、人才、信息等方面的優勢。

（二）構建合理的知識產權制度

鑒於知識產權在制度變遷中的重要地位，對於知識產權的研究較豐富，各位專家學者從不同的角度給出了對策建議。

曹欽潤、蔣美仕（2004）認為知識產權制度障礙的本質是人為的社會體制或制度與科技發展內在客觀規律之間沖突的具體體現，可以綜合運用《財政法》、《產權法》及其他相關政策配合引導和開拓市場，通過市場自動合理配置科技研發資源和推動研發過程的良性運行，促進資本與技術、科技與經濟的結合，從而實現官、產、學、研、商的一體化。

楊萍、張源（2010）指出科技成果的轉化需要建立在科技成果產權邊界清晰的基礎上，科技成果的產權邊界清晰將有助於科技成功產權所有者獲得合理的回報，增加科技項目研發的投入，也更有助於風險資金的進入。在科技成果的產權界限明晰以後可以通過科技成果的產權登記程序，完成科技成果的產權信息公布，這必然有助於科技成果信息平台的形成，使科技成果信息平台成為有源之水。

李序南（2004）認為我國在專利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主要存在兩大問題：一是缺乏專利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和對專利戰略知識的了解和研究；二是沒有建立良好的科技成果轉化運行機制和形成較強的科技成果轉化能力。專利知識產權制度創新的關鍵，就是要提高整體的專利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和對專利戰略的運用能力以及建立以市場為核心的企業自主技術創新體系。具體來說，就是加強專利戰略管理的組織建設專業人員的配備和培養，以促進企業專利運作機制的形成和完善；有選擇性地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產業，並改造一批傳統產業；對高技術研究成果的評價要從以發表論文數量與水平為主轉變為以獲得發明專利為主；將使用權和收益權更多地讓利給承包單位和發明人，以利益機制調動專利發明人和實施人的積極性；建立支持海外專利申請的政府基金制度，使我國民族工業在國際市場上得到保護，通過採取一系列稅收減免制度和專利產品的政府采購制度，帶動企業開展自主知識產權創新的活力；建立產學研合作和企業合作共享機制，實現創新資源要素的優化配置與使用；通過產權流動組合機制，推動資本、技術、人才等創新資源要素的優化配置，促進多渠道、多投資主體參與技術創新合作和科技投入動力機制的形成；加強專利信息發布和交流制度建設，促進專利信息資源的有效利用和專利流通。

郭洪波（2005）通過對比國內外科技成果轉化的法律制度，發現相對於經濟發達國家而言，中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在激勵科技創新與成果轉化方面還有完善空間。建議從下列幾個方面完善：完善知識成果產權歸屬制度，對《專利法》、《著作權法》中「職務成果」與「非職務成果」做出明確、具體的界定，並增加可操作性，以解決科研單位與科技人員在知識產權方面的權益平衡機制。降低申請和授權發明專利的期限，切實改變申請專利人的時間成本過高的問題。建立健全知識產權股權化的法律制度，對知識產權投資的定義、種類、作價方式、出資比例、出資方的權利義務等做出規定，以激勵科技知識成果的迅速轉化。在科技成果轉化法律制度中增設懲罰性損害賠償規定，為科技創新主體及權利人提供更充分的司法保障。

趙達薇（2004）從分配的角度討論產學研聯合中的知識產權保護，指出在產學研聯合的實踐中，多以技術轉讓的一次支付方式為主，這種分配方式難以體現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原則，不利於產學研聯合的良性發展，建議逐步建立起產學研合作創新利益與風險共擔的責任制度，實現分層次、分階段分解風險責任，使收益的大小取決於投資的多寡、項目進展主動權的控制等因素。

冷俊峰、李明生（2008）從知識產權發明者的角度出發，指出大學、科研院所和企業要建立專利等知識產權管理制度，對科研成果要多方籌集經費，積極申請專利，形成專利創造、保護、應用體系。考慮到專利等知識產權對科技人員具有高度的依賴性，可以根據《合同法》和《專利法》的規定，約定單位與科研人員個人知識產權的權屬比例，進行有效的產權分割，通過明晰產權，為專利成果的有效轉化打下基礎，還可以防止科技人員對分配方式的不滿意所造成的成果流失。

錢鋒（2011）則從專利權質押融資的角度建議政府建立專業權威的技術評估機構以防止不同機構對專利權價值評估的結果差距較大。盡快制定專利權質押貸款政策及其相關的評估、流轉、擔保、貼息等政策，構建相應的運作平台、操作規程和專家庫並設立專利權質押貸款風險補償基金，對銀行發放的專利權質押貸款進行風險補償。

郭百濤等（2003）則指出了專利文獻的重要性，強調專利文獻是集技術信息、法律信息、經濟信息於一體的信息載體，蘊藏著巨大的戰略信息資源，充分利用這些信息，可為國家的科教興國和技術創新工程提供戰略決策依據，促進科技成果信息流通，加速了科技成果的轉化和推廣應用。

（三）科技成果轉化體制創新

制度會形成一種外在的壓力，促使相關各方開展科技成果轉化，對於創新科技成果轉化體制，主要有下列觀點：

伍湘（2002）認為我國科研和生產兩分離的現狀使高技術成果難以迅速轉化為生產力，應實行政研分開，鼓勵科研院所以合理的方式進入企業，或按企業化方式運作，以縮短科學、技術、生產彼此之間的距離，促進潛在生產力迅速向現實生產力轉化。張璞、張學東（2001）也指出目前科研院所所屬的企業存在股本結構過於單一、企業體制運作不夠規范、企業資產界定不清等問題。建議按現代企業制度要求把科研院所向企業轉制，少數大型科研院所可組建成控股公司，行使國有資產經營與產權管理。對於中小型科研院所，可轉製成科技型企業，或直接進入大企業集團，或轉變成面向企業面向市場進行技術轉讓、技術服務和咨詢、技術培訓的知識密集型企業，或成為中介服務機構，實行企業化管理。

梅昌超（2003）認為我國的科技體制改革相對滯後，忽視科研成果市場開發前景的評價體系導致科研與市場脫節。建議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科技體制；改革科研經費撥款制度，對大多數應用研究和技術開發機構，減少政府撥款，實行技術合同制，迫使其科研工作更多地面向市場；發展技術市場，推動技術成果的商品化；改變科研機構與企業相脫離，研發、中試和成果的產業化相分離的現狀，推動科研機構和科技人員的分流與重組，鼓勵科研機構轉制或進入企業；國家直接評價體系范圍縮小，主要用於「直接控制項目」，鼓勵理論型研究；建立市場評價體系，用於「市場主導型項目」，主要以成果轉化收益和社會評價形式出現；激發科技成果轉化的積極性，把科技成果的經濟效益作為研究機構的科研立項、經費投入和評估的重要指標。

譚華等人（2010）認為科技成果轉化的先決條件是科技成果本身是優質的，為提高科技成果的質量，應對那些技術先進、應用性強、有明顯經濟效益並能自創條件盡快完成研究任務的選題在立項、申報予以傾斜；在項目研究進程中，進行定期的檢查和督促；在成果鑒定時，嚴格按程序執行成果鑒定，保證鑒定質量。除此以外，要正確確定科研投資的比例並逐步形成制度化，既要加強應用研究和科技開發，促進成果轉化，又要保證基礎研究工作的科研後勁。要徹底改革科技立項、科研選題、課題組織、成果評審及職稱評定的一系列管理制度。科技項目立項選題，要立足和面向市場，一切以市場競爭力、市場效益、自主創新和自主知識產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科技成果的評審，要拋棄完全由「專家評審」的弊端，建立起「專家評審」與「市場評審」，「用戶評審」和「管理評審」相結合的新機制，真正實現科技成果評價、管理與生產應用和市場經營的內在結合。

（四）其他相關研究

除了以上提到的各種制度創新外，很多學者還從其他角度給出了制度變遷的建議。

王水平、蔣寒（2005）等學者指出，當前我國的技術市場發育仍不夠完善，科技服務中介機構成長不力，經紀技術從業人員綜合素質較低，使得技術市場的交易規模及成交率受到嚴重製約，要改變這種現狀，應該進一步完善對技術市場的宏觀管理，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競爭秩序，並促進技術市場在規模、結構、水平和管理上的發展。推動技術市場與信息、勞務、金融、產權等市場對接，構造全國性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並通過政策、資金上的支持，重新配置，合理利用高校的科技資源，不斷完善技術市場，建立市場領域和公共領域的社會化服務體系。

楊萍、張源（2010）從信息平台的角度指出，科技成果信息平台的缺失會導致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時候無法適時地根據供求制定引導性的政策，從而致使科技成果轉化的「官產學研」一體化鏈條無法建立的惡性循環。通過交易市場的建立，企業可以採取多種方式尋求資金、技術成果，應用多種組合，始終在科技成果產權流轉與整合中保證獲得最大收益。

❽ 在奴隸制度下,出現了哪些文明成就

暈，樓上的是奴隸社會的嗎？
進入奴隸社會後，人類就進入了真正的文明時代，所以在這個時代有很多比原始社會進步的地方。
在原始社會里，人們在洪水面前只能逃到高處或爬上樹進行逃避。但到了奴隸社會，人們能以築壩和疏導的辦法去戰勝洪水，可見，人類戰勝自然的能力有了一個了不起的進步。從河南夏代文化遺址出土的工具、武器和酒具看，反映了當時冶煉青銅的技術和製造器物的工藝水平。河南安陽武官村出土的空前龐大的青銅「司母戊」鼎，更是奴隸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標志。從造型、紋飾上可見其氣勢宏大、工藝精巧是世界上罕見的。由於冶煉技術的提高，使金屬工具廣泛應用。這些都是人類改造自然的重大成果，足以證明當時的社會已步入了真正的工業和藝術產生的時期。
在原始社會，勞動產品常常不能維持人們最低限度的生活需求，以致會發生人吃人的現象。氏族內部男女雜居，實行群婚制。人們「但知有母，不知有父」，處於蒙昧狀態。到了奴隸社會，不再殺死俘虜，把大批俘虜當作奴隸用到生產上進行勞動，實行簡單的協作。這在當時生產工具落後的情況下，提高了勞動效率，促進了生產的發展。男女間也由配偶婚姻代替了群婚。特別是文字的發明和應用，為人類文明奠定了基礎，使人類精神生產得以迅速發展，這些精神生產又促進了物質生產的發展，整個社會出現了不同於以往的新面貌。
而這一切的根本，來源於生產力的進步

❾ 一帶一路取得哪些成果

一帶一路項目成果：

1、蒙內鐵路

肯亞是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在非洲唯一的支點，是新絲路建設中獲得中國資金援助最多的國家。

2014年5月李克強總理訪問肯亞期間，中肯簽署了關於蒙巴薩-內羅畢鐵路相關合作協議，蒙內鐵路是肯亞百年來建設的首條新鐵路，是東非鐵路網的咽喉，也是東非次區域互聯互通重大項目，規劃全長2700公里，預計總造價250億美元。

中國企業也攜手通用電氣開拓EPC市場的力度不斷加大，比如2015年中國機械工業集團在其承建的肯亞基佩托風電項目中採用60台通用1.7-103風機。

2、中匈協議

2015年6月6日，正在匈牙利進行正式訪問的外交部部長王毅，在布達佩斯同匈牙利外交與對外經濟部部長西亞爾托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匈牙利政府關於共同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諒解備忘錄》。這是中國同歐洲國家簽署的第一個此類合作文件。

3、衛星通信

為保障「一帶一路」通信衛星信號無障礙，國內的相關企業和政府機構已經對「一帶一路」的衛星發射進行了規劃和研究，未來三年到五年內，將發射多顆通信衛星，與此同時，「一帶一路」途經國家的通信信號也將逐步實現全覆蓋。從而在通信領域為「一帶一路」鋪平道路。

4、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截至2015年4月15日，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確定為57個，其中域內國家37個、域外國家20個。涵蓋了除美日之外的主要西方國家 ，以及亞歐區域的大部分國家，成員遍及五大洲。其他國家和地區今後仍可以作為普通成員加入亞投行。

4月28日，為期兩天的亞投行第四次談判代表會議在北京閉幕，這是亞投行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名單最終確定後首次齊聚北京，代表們對多邊臨時秘書處起草的《亞投行章程（草案）》修訂稿進行討論並取得顯著進展。各方商定將於2015年年中完成亞投行章程談判並簽署，年底前完成章程生效程序，正式成立亞投行。

5、卡拉奇—拉合爾高速公路

2015年12月22日，中國建築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與巴基斯坦國家高速公路管理局正式簽署巴基斯坦卡拉奇-拉合爾高速公路（蘇庫爾-木爾坦段）項目EPC總承包合同。

卡拉奇-拉合爾高速公路項目為中巴經濟走廊最大交通基礎設施項目，全長約1，152公里，採用雙向6車道設計，設計時速120公里/小時。公司本次簽約承建的蘇庫爾-木爾坦段，為中巴經濟走廊早期收獲項目，全長392公里，建設工期36個月。合同金額2，943億盧比，約摺合人民幣184.6億元，約占公司2014年度經審計營業收入的2.31%。公司推進「一帶一路」項目取得重大實質性成果。

6、巴基斯坦卡洛特水電站

2016年1月10日，在距離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50多公里處的吉拉姆河畔，三峽集團承建的卡洛特水電站主體工程開工。這是絲路基金首個對外投資項目。中國政府已承諾在2030年前向巴基斯坦投資至少350億美元，為建造發電廠提供融資。通用電氣表示目前在巴基斯坦的訂單金額已升至超過10億美元，而五年前還不足1億美元。

7、中巴經濟走廊

2015年12月31日，「中巴經濟走廊-2016中國產能合作友好訪問團」新聞發布會暨大型紀錄片《巴鐵》啟動儀式在巴基斯坦駐華大使館舉行。

8、中亞天然氣管線項目

2009年，該項目由中石油海外工程集團承建，GE為該項目提供了四個壓縮機站的十二台壓縮機和航改型燃機。除技術、資金支持外，GE還調動沿線國家的本土團隊，協助進行項目溝通，從中亞進口的天然氣，通過中亞管道接入西氣東輸管道，覆蓋國內25個省市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用戶，造福5億多人。

9、印尼雅萬高鐵

2016年1月21日，印尼雅萬高鐵開工奠基儀式舉行。這將是印尼乃至東南亞地區的首條高鐵。

10、德黑蘭至馬什哈德高鐵

❿ 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建立的成果

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把建立社會主義當作自己的奮斗目標。但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前的很長時間內，中共中央一直設想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先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經過十幾年以至幾十年的新民主主義建設，再過渡到社會主義。在這一構想的指導下，建國後的頭三年實行了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政策，以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為主導，注意發揮資本主義工商業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促進了整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從1952年下半年開始，隨著國民經濟恢復任務的基本完成和土地改革運動的行將結束，在對不法資本家的「五毒」行為(指行賄、偷稅漏稅、偷工減料、盜騙國家財產、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行為)進行打擊後，中共中央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設想發生了改變。1953年6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明確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2月，中共中央批轉中央宣傳部編寫的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公布並闡述了總路線的內容。1954年2月，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正式批准了這條總路線。

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後，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全面展開。對個體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主要是引導農民經過具有社會主義性質萌芽的互助組，到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社，再到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社。對個體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主要組織形式是由手工業生產小組、手工業供銷合作社到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主要是通過委託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委託經銷代銷、公私合營、全行業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到1956年底，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

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建立起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實現了最深刻的社會變革，奠定了中國進步和發展的良好基礎。此外，還創造了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改造形式，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特別是對資產階級的成功贖買，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

但由於在後期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於簡單劃一，社會主義改造也遺留了一些問題。這主要是過分追求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急於消滅非公有制經濟成分，限制以至取消市場調節的積極作用，在集體經濟的經營管理方面，也盲目追求集中和統一經營。這些不足，從總體上說，是與當時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水平不高，沒有擺脫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束縛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