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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調解成果

發布時間:2021-04-10 11:55:19

A. 什麼是大調解啊

能講具體點嗎?
調解制度是指經過第三者的排解疏導,說服教育,促使發生糾紛的雙方當事人依法自願達成協議,解決糾紛的一種活動。
中國當代的調解制度是指人民政權的調解制度,它已形成了一個調解體系,主要的有以下四種:

(1) 人民調解。即民間調解,是人民調解委員會對民間糾紛的調解,屬於訴訟外調解。

(2) 法院調解。這是人民法院對受理的民事案件、經濟糾紛案件和輕微刑事案件進行的調解,是訴訟內調解。對於婚姻案件,訴訟內調解是必經的程序。至於其他民事案件是否進行調解,取決於當事人的自願,調解不是必經程序。法院調解書與判決書有同等效力。

(3) 行政調解。它分為兩種:

一是基層人民政府,即鄉、鎮人民政府對一般民間糾紛的調解,這是訴訟外調解。

二是國家行政機關依照法律規定對某些特定民事糾紛或經濟糾紛或勞動糾紛等進行的調解,這些都是訴訟外調解。

(4) 仲裁調解。即仲裁機構對受理的仲裁案件進行的調解,調解不成即行裁決,這也是訴訟外調解。

B. 什麼是大調解工作機制

三位一體大調解的概念。所謂三位一體大調解是指在黨委的領導下,人民法院、人民調解委員會和行政主體分工合作、相互支持,共同構建司法調解、人民調解、行政調解相互銜接、相互促進、相互結合的新時期矛盾糾紛的預防和解決機制。從這個定義可以看出,三位一體調解既是一個概念問題,又是一個機制問題。人民調解是維護社會穩定,化解矛盾糾紛的第一道防線,司法調解是維護司法公正,解決訴訟糾紛的最後一道防線,只有在結構上既強調各自作用的發揮,又強調他們之間相互協調、相互銜接、相互作用,從才能而達到服務社會和諧發展的最佳效果。

C. 大調解框架下,調解怎麼分類的

三位一體大調解的概念。所謂三位一體大調解是指在黨委的領導下,人民法院、人民調解委員會和行政主體分工合作、相互支持,共同構建司法調解、人民調解、行政調解相互銜接、相互促進、相互結合的新時期矛盾糾紛的預防和解決機制。從這個定義可以看出,三位一體調解既是一個概念問題,又是一個機制問題。人民調解是維護社會穩定,化解矛盾糾紛的第一道防線,司法調解是維護司法公正,解決訴訟糾紛的最後一道防線,只有在結構上既強調各自作用的發揮,又強調他們之間相互協調、相互銜接、相互作用,從才能而達到服務社會和諧發展的最佳效果。
司法調解。司法調解也叫法院調解,是指在訴訟中由人民法院主持,依法說服教育,使訴訟雙方當事人互諒互讓,解決糾紛的一種訴訟活動。
人民調解。人民調解是指在人民調解委員會的主持下,以法律法規、規章政策和社會公德為依據,對民間糾紛當事人進行說服教育,促進雙方平等協商,而達成協議。
行政調解。行政調解是指由行政主體主持的,以國家的法律、法規、政策為依據,以自願為原則,採取說服、疏導、教育等方法,促使雙方當事人平等協商,達成協議,以解決爭議的活動。
三者的區別。司法調解、人民調解與行政調解在法律界定上具有本質的區別,一是調解的主體不同,司法調解的主體是人民法院;人民調解的主體是人民調解委員會;行政調解的主體是黨委、政府及行政部門。二是調解的性質不同,司法調解是一種訴訟活動,人民調解和行政調解是非訴訟活動,其中行政調解是履行行政管理職能的行政行為。三是調解的權力來源不同,司法調解來源於國家的審判權;人民調解來源於人民群眾的民主自治權;行政調解來源於國家的行政權。四是調解的對象和范圍不同,司法調解所針對的是民事案件、行政案件(現行法律規定有障礙)、刑事自訴案件和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以及執行和解案件;人民調解所針對的是民間糾紛和違反社會公德的糾紛;行政調解所針對的是具有行政管理隸屬關系人的糾紛。五是調解協議的效力不同,司法調解協議一旦生效即具有強制執行的效力,而人民調解、行政調解不具有這種強制效力。司法解釋規定,人民調解具有合同的性質。

D. 大調解是什麼時候提出的那個大會有具體文件嗎

大調解是2003年提出的!探索與實踐,就加強和改進審判管理提出如下意見,供參考。 一、加強和改進審判管理,要健全科學的決策形成機制 科學決策是審判管理的基本前提。審判管理首先是作為一個管理學的概念出現的,管理活動必須遵循其客觀的規律。管理活動的開展,第一步是決策,其次才是實施。因此,如何使決策趨於科學性直接決定審判管理的成功與否。一個決策的科學程度不僅在於決策者個人的思想境界、思考能力,更重要的是在於決策所依據的客觀基礎,即決策者必須佔有足夠的、豐富的客觀資料,經過「去偽存真、去粗取精」轉化為決策的基礎。審判管理工作又是一個法學概念,是存在於司法活動過程中的,具有其本身的專業性、特殊性。因此,審判管理又必須遵循審判管理的特殊規律。健全科學的決策形成機制,主要應把握以下兩個環節。 一是構建決策依據。構建科學的決策依據是正確決策的前提。省高院於去年年初下發通知,決定構建浙江法院審判質量和效率評估體系,這為我市法院構建審判管理的決策依據提供了契機。審判質效評估體系的建立將根本改變過去憑感覺決策的工作方法。評估體系中的信息點的設定非常科學、規范和系統,這為決策的形成提供科學的依據。正是基於此考慮,在省高院有關通知下發後,我市法院上下協力,積極促進我省審判質效評估體系的全面建立,普遍將此項工作納入「一把手」工程,並成立了以院長為組長的工作領導小組,中院還制定了《關於審判質量和效率評估工作的實施意見》。目前,此項工作尚在進一步健全完善中,隨著信息錄入的全面完成,其對決策的指引功能必將更加充分地得以釋放。接下來,我們還將以數據錄入為基礎,逐步建立自己的數據採集和分析體系,圍繞進一步增強宏觀決策的科學性、審判管理的常態化和有效性、質效評估的可比性,逐步構建全院、部門和個人的三級審判質效評估體系。 二是形成正確決策。數據產生後必須要用好用盡,這是形成正確決策的關鍵。用好用盡評估數據,關鍵是把好以下幾個環節:一是准確分析形勢。要通過數據的縱向比較,了解審判質效的運行態勢;通過數據的橫向比較,了解審判質效水平和質量。在我院工作實踐中,圍繞審判管理,無論是部門負責人匯報,還是院領導指示,都做到緊密結合數據,堅持讓數據說話。數據分析還堅持統籌兼顧,通過數據的綜合分析,全面分析判斷審判質量、審判效率以及審判效果。二是深入查找原因。我市南湖法院通過數據的對比研究發現,在扣除收案、辦案人數等客觀原因外,執行質效與執行水平較好的海鹽法院相差較大,第一時間將工作重點轉到創新管理方法和工作機制上來。三是切實尋找對策。去年,我院民三庭通過對比數據,發現調解工作存在明顯不足,於是將精力放在創新工作方法、加大工作力度上,通過不懈努力,案件調撤率從去年上半年的49.6%增加到年底的63.4%。事實證明,充分利用數據開展管理,發現問題更加容易,原因分析更加清晰,對策確定也更加准確。 二、加強和改進審判管理,要堅持優化審判工作機制與健全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並舉 審判質效最直觀地看是人作用案件的結果。因此,人必然是審判管理的重要環節(下文分析)。與此同時,人主要是審判人員作用案件並不是抽象的,也不是隨意的,他事實上是在多種不同的工作關系的限定下與案件發生關系的。因此,圍繞案件產生的工作關系也是審判管理的重要環節。筆者認為,上述兩點是審判管理最主要的切入點。對人的管理針對的是主觀層面,主要目的是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對工作關系的管理針對的是客觀層面,主要目的是理順關系,增強工作關系的科學性、規范性、順暢性等。筆者認為,抓住人和關系這兩個切入點,也就抓住了審判管理的關鍵。圍繞優化工作關系,主要應抓好以下兩點。 在法院內部,要優化審判工作機制。案件在法院內部的流轉涉及多個部門,涉及上下級法院,涉及多個環節。因此,在法院內部,對現有審判工作機制進行檢討並予以優化,顯得非常必要。除了加強合議庭監督、審級監督,優化審判委員會監督,借鑒其他法院的先進做法,近年來,在優化審判工作機制方面,嘉興法院主要開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實行繁簡分流。根據難易程度、標的大小、主體情況等的不同,將案件在審前進行分流,實現簡案快審,難案精審。繁簡分流看似針對案件,實質上規范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針對不同的案件該如何立案和審理等的工作規范。二是健全立審執兼顧工作機制。為加強保全與執行的有效對接,我市多數法院已將訴訟

E. 大調解機制的現實運作

價值和法律的多元化已經成為當代社會的共識。面對新時期糾紛解決的實際情況和不同主體的特定需求,基於實現公平、正義和效率的理念,任何一種單一的體制和糾紛解決方式都無法滿足現實需要,只有建立一種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才是合理的選擇。在大調解機制的構建和現實運作中,我們應當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對於大調解機制的功能定位,是有人民調解這一前車之鑒的。根據《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第二條「人民調解委員會是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下設的調解民間糾紛的群眾性組織」的規定,人民調解是一種爭端解決機制,屬於ADR即替代性解決糾紛機制的一種,同時也是我國多元化民事糾紛解決體系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但現實中的人民調解委員會還承載著超越糾紛解決的功能。如宣傳法律與政策的功能,教育公民遵紀守法的功能,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功能等等。在有關人民調解的研究中,我們很難發現「爭端解決機制」的闡釋,卻用大量的篇幅論述人民調解妥善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政治意義和「維護社會穩定」的社會意義。可以說,過多強調人民調解政治功能的做法,不僅是對其性質的誤解,而且阻礙了人民調解功能的正常發揮,客觀上也嚴重影響了人民調解的進一步發展。
有鑒於此,我們應當嚴格定位大調解機制:將其定位於糾紛解決,嚴格限制強加其上的其他功能,以避免重蹈人民調解的覆轍。將大調解的功能單純化,就是要保證其能全力做好糾紛解決工作。 大調解機構出具的協議的效力是目前困擾理論界和實務界的一個重大問題。如果調解協議僅僅限於當事人之間的「君子協定」,使得一方可以隨意反悔,這對認真協商並打算切實履行協議的他方當事人來說,是很不公平的。
為了賦予此種調解協議的效力,各地都進行了有益探索,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市楊浦區的「三會一代理」制度(即聽證會、協調會、調解會和群眾代理)。[12] 其運行機理是:當群眾上時,調處中心主動召集當事人和有關部門召開聽證會,充分聽取群眾意見;然後再召開相關職能部門參加的協調會,商討解決措施;在聽證會和協調會的基礎上,各方當事人達成一致可以出具調解協議書的,糾紛移交至同級人民調解委員會,由人民調解委員會及時召開調解會,對於調處成功的案件及時出具人民調解協議書。
「三會一代理」制度通過人民調解委員會以人民調解協議書的形式將大調解所達成的成果固定下來,賦予其法律效力,從而改變大調解沒有法律效力的尷尬局面。但我們同時也要看到,人民調解協議書本身就帶有效力不強的痼疾。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9月5日《關於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1條「經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達成的、有民事權利義務內容,並由雙方當事人簽字或者蓋章的調解協議,具有民事合同性質」的規定,它賦予人民調解協議以民事合同的性質,使人民法院參照合同法來對人民調解協議進行審理。如果人民調解協議按照合同法的要件是有效的,當事人就必須履行協議;不履行義務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執行,從而解決了人民調解協議沒有法律上的約束力的問題。
與之前的《民事訴訟法》的規定相比,《關於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有其進步性。但它在實際操作中也會遇到一些困難:第一、人民調解所涉及的糾紛並不限於民事糾紛,它還涉及非民事法律關系的、比如純屬道德問題方面糾紛的協議,或者屬於輕微刑事違法行為引起的糾紛的協議;第二、一般民事合同被撤銷,或宣告無效後,其法律後果是退還財產或請求損害賠償,而人民調解協議被撤銷或被宣告無效後,其原糾紛並未得到解決。因此,賦予人民調解協議以民事合同性質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從某種意義上講,人民調解作為一種法定的解紛方式,與仲裁並無二致。作為經過法定程序而產生的結果,法律就應當賦予其具有相應的確定力以及對當事人的拘束力,因此,可從立法層面考慮賦予調解協議與仲裁協議相當的法律效力。惟有如此,我們的大調解協議的效力才真正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之上。 以程序正義保障實體正義是訴訟的價值追求。它之所以以嚴格的程序來追求公正的結果,是由於在法律疑難案件中,結果是否公正並無客觀的度量標准,而必須以苛刻的程序來扼製法官的恣意妄為。所以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規定裁判應當在「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的基礎上進行,有的地方的大調解工作規則也明確規定了這一條件。
我們認為,調解就其性質來說,它是建立在當事人合意基礎上的較為靈活的解決糾紛方式,本身就蘊涵著對某些難以查清的事實和難以界定的責任的含糊不究。當事人在「權利可以自由處分」的基礎上達成的協議,只要沒有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不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就應當允許並賦予其法律效力,並非一定要嚴格遵守「審判」程序。「查明事實、分清是非」,不僅可能對當事人的處分權造成侵害,而且本身為保障實體正義而設置的訴訟程序,可能在調解中反而丟失了實體正義。

F. 大調解如今有沒有法律依據

大調解主指人民調解、司法調解和行政調解,均是通過第三方介入當事人之間的矛盾糾紛,通過疏導、說理來解決糾紛,達成協議。 人民調解法被稱為具有中國特色和中國傳統的法律制度,司法部副部長郝赤勇表示,人民調解法規定了基層法院和公安機關對適宜通過人民調解方式解決的糾紛,可以在受理前告知當事人向人民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人民調解法立法前和立法過程中,均有對「大調解」立法的意見。人民調解制度獲我國最高權力機關立法確認,此前多有討論的「大調解」怎麼樣?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民法室副主任扈紀華表示,「大調解」立法要在一個時期的實踐基礎上,總結經驗,再考慮相關的立法問題,因此,「大調解」在短期內恐不會進入立法。

G. 大調解機制的概述

 可以說,概念是解決法律問題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沒有嚴格的專門概念,我們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問題。因此,概念作為研究的結果,同時也是研究的開始,在我們的理論研究中,常常把它作為研究的切入點,以此引出要研究的問題。
大調解中「大」是一個不確定的概念,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理解,目前對大調解的理解主要有三種:站在法院的角度,對內所稱的大調解是全員、全程的訴訟調解,除法院自己調解外,還包括委託協助調解,對外所稱大調解強調訴訟調解與其他單位、其他調解的有效對接;站在司法局的角度,大調解主要指人民調解,盡管一定程度上揉合了行政調解和其他民間調解力量,強調的是人民調解的網路建設;站在黨委的角度,指黨政領導,政法綜治部門牽頭協調,司法部門指導、其他部門參與、各種手段相互配合、相互協調,糾紛排查和處理各種矛盾的機制。本文所稱的大調解,是指黨政主導、主體多元、手段多樣、方式靈活、反應靈敏、協調順暢的矛盾糾紛的協商和處理。 大調解植根於深厚的調解文化。我國調解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當時人們之間的爭端由部族首領按照原始社會的風俗、習慣,通過協商予以解決。而對於本氏族個別不遵守習慣的人,則是依靠社會輿論和社會道德力量,採取調和的辦法,使其歸順,認識錯誤,達到平息矛盾、排除爭紛、調整好相互間關系的目的,以維持正常社會生活秩序和生產秩序。可以說,這就是調解的原始形式。
奴隸社會的調解與原始社會相比,在性質和內容上已經發生了變化,並具有了官府調解和民間調解的劃分。周代專門設有「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的「調人」之職。春秋時期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也提倡調解,他在做魯國司寇時就宣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進入封建社會後,統治階級為了推行禮治和道德教化,更加註重發揮調解的息事省訟功能。《漢書百官卿表》「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繳。」嗇夫主要職責就是調解爭訟。唐代鄉里訟事,則先由里正、村正、坊正調解。到了宋代,調解制度正式得到法律確認並被引入司法程序。地方官員「當以職務教化為先,刑罰為後」,「每遇聽訟,於父子之間,則勸息教慈;於兄弟之間,則勸以愛友。」 在元朝,調解被廣泛用於解決民事糾紛,鄉里設社,社長負有調解職責。其《至元新格》規定社長的職能之一就是「諸論訴訟婚姻、家財、田宅、債負,若不系違法事重,並聽社長以量諭解免使妨廢農務,煩擾官司。」此後明朝的《教民榜文》和清朝的《大清民事訴訟法典》都有關於調解的規定。
到了近現代,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革,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全國人民爭取獨立解放的同時,也大力推動了調解制度的發展。特別是自1941年起,各根據地民主政權相繼頒布了適用本地區的有關調解工作的單行條例和專門指示,如《山東省調解委員會暫行組織條例》、《晉西北村調解暫行辦法》等,使調解工作走上了制度化與法律化軌道。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民主與法制建設的加強,調解制度也走上了一條不斷完善和發展的道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了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地位,1989年國務院頒布的《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和2002年司法部發布的《人民調解工作若干規定》,對人民調解工作的性質、任務和原則等作出規定,確立了我國現行的人民調解制度。199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將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規定的「著重調解」改為「自願合法調解」,確立了現行的訴訟調解制度。1999年頒布的《行政復議法》取消了1990年《行政復議條例》關於「復議機關審理復議案件,不適用調解」的規定,2007年頒布的國務院《行政復議法實施條例》明確規定兩種案件可以適用調解,在行政復議中也最終確立了調解制度。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我國進入了社會轉型期和矛盾凸顯期,各類矛盾糾紛呈現出多樣性、復雜性、群體性等特點。與此同時,傳統的調解類型也面臨種種困境,難以適應及時緩和大量糾紛的現實需要,在解決糾紛上的作用日趨下降。這使得慣於把人民調解作為「防止糾紛的第一道防線」的國家產生了構築一種更具實效、更具權威的糾紛解決方式的內在需要, 以改變過去各種調解單兵作戰、各自為政的調處格局。2003年4月,江蘇省南通市借鑒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經驗,結合重建調解網路,率先在全國建立「黨政領導、政法牽頭、司法為主、各方參與」的大調解機制, 其他地方如山東陵縣、浙江諸暨、上海浦東等也都建立了各具地方特色的大調解機制,並在實踐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從大調解的涵義就可以看出,它有著一些帶有強烈時代氣息,並有別於傳統調解一些特點,或可稱之為創新,這些創新是人民群眾在實際工作中辛勤探索的結果,是集體智慧的結晶。
1、糾紛解決資源的全面整合。當前社會矛盾糾紛大多牽涉面廣、復雜程度高,且多是交叉到多個政府部門。傳統的糾紛解決方式由於彼此缺乏信息交流,條塊分割,各自為政,不能形成有機的統一整體,解決多樣化和復雜化的社會糾紛往往心有餘而力不足。大調解對外而言,就是要整合糾紛的各種解決力量,調動一切可用因素,採取綜合手段把糾紛處理好、解決好。
2、訴求表達渠道的有效暢通。矛盾糾紛解決的前提就是訴求表達渠道的有效暢通。當糾紛解決涉及多個部門職責時,部門與部門之間推諉、拖延現象時有發生,隨著時間的拖延,當事人花費的成本越來越大,矛盾糾紛日趨復雜,當事人的調解、和解意願逐漸降低,很容易導致矛盾激化,造成不可挽救的損失。而構築大調解機制,其目的就是杜絕推諉、拖延、梗阻現象的發生,暢通群眾的訴求表達渠道,給當事人提供更多的便宜及時有效的糾紛解決方式。
3、調解方式方法的積極主動。大調解機制的運行基礎並非依賴於新建一個機構去越俎代庖代為履行各相關部門的調解職能,而是通過各相關部門調解工作觸角的延伸和調解工作網路的對接,主動排查社會矛盾,及時報告疑難糾紛,做到早發現、早溝通、早化解,以保證調解工作「以防為主、調防結合、多種手段、協同作戰」戰略預期的有效實現。
4、糾紛調解領域的適當擴張。傳統的人民調解的范圍限於民事糾紛,行政調解的范圍除行政賠償爭議外,也僅限於民事糾紛。但在大調解機制中,從各地制定的相關制度來看,其受案范圍不僅包括公民與公民之間、公民與法人或其他組織之間發生的民事爭議,也涵蓋了公民、法人或其他有關組織與行政機關之間發生的行政爭議。

H. 什麼是社會大調解

大調解中「大」是一個不確定的概念,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理解,對大調解的理解主要有三種:站在法院的角度,對內所稱的大調解是全員、全程的訴訟調解,除法院自己調解外,還包括委託協助調解,對外所稱大調解強調訴訟調解與其他單位、其他調解的有效對接。

站在司法局的角度,大調解主要指人民調解,盡管一定程度上揉合了行政調解和其他民間調解力量,強調的是人民調解的網路建設;站在黨委的角度,指黨政領導,政法綜治部門牽頭協調,司法部門指導、其他部門參與、各種手段相互配合、相互協調,糾紛排查和處理各種矛盾的機制。

本文所稱的大調解,是指黨政主導、主體多元、手段多樣、方式靈活、反應靈敏、協調順暢的矛盾糾紛的協商和處理。


(8)大調解成果擴展閱讀:

大調解植根於深厚的調解文化。我國調解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當時人們之間的爭端由部族首領按照原始社會的風俗、習慣,通過協商予以解決。

而對於本氏族個別不遵守習慣的人,則是依靠社會輿論和社會道德力量,採取調和的辦法,使其歸順,認識錯誤,達到平息矛盾、排除爭紛、調整好相互間關系的目的,以維持正常社會生活秩序和生產秩序。可以說,這就是調解的原始形式。

I. 請問:什麼是大調解工作群眾評議代表制度謝謝!!

一、加強矛盾糾紛源頭防範化解,鞏固提升「七進」延伸活動成果
(一)健全矛盾源頭調解組織網路。深入貫徹實施《人民調解法》,完善基層村(社區)人民調解組織,規范行政、司法部門和社會調解組織調解室,鞏固提升「大調解」進城鎮小區、農村院落、車站、市場(商場)、工業園區(景區)、「兩新」組織、行業協會的「七進」工作,全面完成「七進」建設任務;鎮「大調解」協調中心將組織開展有場所、有標牌、有人員、有職責、有工作記錄、有經費保障、有工作實效「七有」標准檢查活動,促進規范「七進」調解室和前置「窗口」建設,力爭在2012年6月底前,已建「七進」調解室和前置「窗口」全面達到「七有」標准;司法所要完善各級各類調解組織登記備案制度,夯實「就近就快」調處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基層基礎,確保第一時間、第一地點,有效化解矛盾糾紛。
(二)完善調解工作群眾評議制度。以群眾滿意為工作標准,建立並完善基層調解工作群眾代表評議制度,積極培育和倡導「群眾的事情群眾評議,群眾中產生的糾紛依靠群眾解決」的人民調解工作新途徑。邀請村民代表、黨員代表、退休老幹部和當事人所在村幹部代表等組成評議員隊伍,共同參與調解,共同化解矛盾,共同宣傳法律、政策,營造和諧氛圍。
(三)貼近群眾開展排查調解工作。積極開展矛盾糾紛「大排查、大調解」工作,敏感時期、重大節日來臨前各級「大調解」組織要集中精力、集中時間,走出去、沉下去,進村入戶,聽取意見,了解訴求,排查矛盾,解決問題。變「坐等上門」為「主動上門」排查調解,及早發現問題,及早化解矛盾,切實把矛盾化解在基層,問題解決在當地,全力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二、大力開展「攻堅破難」活動,完善解決突出矛盾糾紛的聯動協調機制
(一)集中力量化解突出社會矛盾。針對排查梳理出的影響社會穩定的突出社會矛盾和疑難信訪積案,採取有力措施,集中力量予以化解。一要逐一明確掛案領導、責任單位、工作目標、化解時限以及責任部門、崗位領導、責任人員。二要對每一個突出社會矛盾、每一件信訪案件逐一開展剖析,弄清矛盾糾紛的基本事實,找准化解依據,科學制定化解方案,切實化解。三要逗硬獎懲考核,把化解影響社會穩定的突出社會矛盾糾紛工作納入幹部實績考核同時納入「大調解」工作目標考核。
(二)充分發揮專業性、行業性調解組織的作用。進一步加大對本轄區專業性、行業性人民調解組織的扶持力度,落實經費保障、充實工作人員、配備辦公設施,保證工作順利開展;充分發揮專業性、行業性人民調解組織對矛盾糾紛實行類別化管理、分類化解的優勢,及時有效化解本領域的矛盾糾紛;進一步完善醫患糾紛調解運行機制,總結推廣交通事故糾紛調解成功模式,實現分類施治、攻堅破難的專業化與聯動調解的「無縫銜接」。
(三)完善聯動調解體系。一是進一步完善三大調解對接辦法,健全聯合排查、綜合研判和分流處理、分類化解機制,落實聯動調解工作流程、對接程序和效力確認制度,構建分工明確、銜接緊密、運轉高效的運行機制。二是進一步發揮信調對接作用,認真落實《信訪與大調解工作對接制度》,拓寬信訪人表達利益訴求、維護合法權益的渠道。三是進一步整合綜治、維穩、信訪等各部門資源,形成黨政主導、主管部門牽頭、多部門力量整合調處化解突出社會矛盾和信訪問題的聯動協調機制,實現排查、預警、防範、調處、穩控工作的「一體化」層級管理,有效促進重點地區、重點領域、重點環節、重點問題的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工作。
三、健全「大調解」工作常態機制,提高「大調解」體系工作綜合效能
(一)加強「大調解」工作平台常態機制建設。健全各級「大調解」協調中心和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和社會調解組織體系,充實「大調解」協調中心工作人員,確保工作力量與工作任務相適應,強化矛盾糾紛層級管理、銜接聯動、工作保障「三項重點機制」建設。將「大調解」工作經費、調解員個案獎勵納入財政預算,全面落實財政常態保障。
(二)完善「大調解」綜合信息系統平台。進一步完善全鎮「大調解」信息管理系統,以此為基礎,健全矛盾糾紛分析研判機制、調解工作績效考評機制、調解「個案獎勵」機制和信訪、維穩、應急處突等相關部門信息互通共享機制,提升「大調解」信息系統的綜合效能,實現信息聯通、工作聯動、優勢互補,力爭實現信息系統聯網運行。健全「大調解」工作基礎台賬,突出抓好「三冊一本」(調解組織登記冊、調解人員登記冊、矛盾糾紛排查調處登記冊、調解工作記錄本)基礎台帳建立完善工作,並納入「大調解」信息系統規范管理。
(三)加強調解員隊伍建設。完善調解員選聘、分級分類培訓制度,探索建立「調解能手」命名制度、人民調解員等級評定製度。廣泛吸納具有豐富基層群眾工作經驗的離退休老幹部、老黨員、律師、法律工作者、社會工作者、熱心公益事業的志願者和群眾積極分子進入群眾調解員隊伍,2012年6月底前完成新進入調解員隊伍的人員培訓工作,全面提升一線調解員調解工作素質。
四、加強基層工作督促指導,強化化解社會矛盾責任倒查
(一)加強對基層工作的業務指導。強化司法調解指導作用,加強調解業務培訓,堅持依法調解和「法、理、情、德、利」多策施治。認真總結推廣實踐中積累的新經驗、新做法,廣泛推廣運用「案例工作法」。積極促進「調解文化」建設,在農村院落和社區創建「調解文化大院」。
(二)建立化解社會矛盾責任倒查機制。把「大調解」工作成效同越級信訪(上訪)、涉穩群體性事件、社會管理群眾滿意度測評等客觀評價指標掛鉤,建立矛盾糾紛未能及時發現和化解引發越級上訪、群體性事件等責任倒查機制。
(三)積極推進「大調解」工作體系創新發展。認真探索專職人民調解員聘任制度,積極支持和鼓勵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者參與矛盾糾紛「大調解」工作,在情況復雜、化解難度大的重點專業領域,探索加大政府購買專業調解服務模式等新措施力度,促進我鎮「大調解」工作體系創新發展。

J. 三位一體大調解是什麼

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三位一體」大調解機制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方式之一,是創新社會管理體制,整合社會管理資源,提高社會管理水平的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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