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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改革成果

發布時間:2021-03-11 11:51:39

❶ 讓企業和群眾更多感受到什麼改革成效

一定要讓企業和群眾更多感受到「放管服」改革成效。

持續推進政府職能轉變。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必須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這是政府自身的一場深刻革命,要繼續以壯士斷腕的勇氣,堅決披荊斬棘向前推進。

全面實行清單管理制度,制定國務院部門權力和責任清單,擴大市場准入負面清單試點,減少政府的自由裁量權,增加市場的自主選擇權。清理取消一批生產和服務許可證。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實行多證合一,擴大「證照分離」改革試點。完善事中事後監管制度,實現「雙隨機、一公開」監管全覆蓋,推進綜合行政執法。

加快國務院部門和地方政府信息系統互聯互通,形成全國統一政務服務平台。我們一定要讓企業和群眾更多感受到「放管服」改革成效,著力打通「最後一公里」,堅決除煩苛之弊、施公平之策、開便利之門。

❷ 國企改革「雙百行動」取得了哪些成果

中大咨詢官網中曾發過一篇文章對雙百行動的成果進行了總結。

自前年8月份「雙百行動」正式啟動以來,國務院國有企業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認真履行工作職責,持續加強分類指導和統籌協調,逐級落實改革目標和改革責任,有序推進「雙百企業」深化綜合性改革。

具體來看,股權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積極穩妥推進,企業法人治理結構更加完善,市場化經營機制持續健全,激勵約束機制進一步優化,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有序推進、黨的建設成效顯著。

總體上看,「雙百行動」在中央企業內部和各地國資國企系統內部都已經產生了明顯的「輻射」效應。不少中央企業和地方國資委,都按照「雙百行動」的思路和要求,在本企業、本地區同步指導和推動其他所出資企業對標「雙百企業」,找差距、補短板、抓落實,共同深化綜合性改革。「雙百行動」以點帶面、星火燎原的改革態勢已經初步形成。

❸ 公司創新成功改革的例子

2004年1月,交大銘泰(北京)信息技術公司,在香港創業板成功上市。

7年來,為適應客戶和市場的需求,何恩培和他的公司不斷調整業務方向和公司理念,公司名稱也因資本的介入而幾次變化。有人批評何恩培和他企業總在「變臉」。

何恩培卻認為,正是由於不斷地自我否定和創新,才使得公司有今日的成就。

「我小學的時候想當飛行員,初中、高中想當老師,大學一年級想當科學家,畢業後想當一個企業家。」何恩培坦率地說,他自己的理想也隨著歲月的延伸而不斷改變。

2008年,交大銘泰主要有三大股東,一個是公司總裁何恩培為首的創業者團隊,約持有30%的股份;二是上海交通大學,占據20%的市場股份;三是香港實達和實達集團,占據40%的股份,為交大銘泰最大的股東。

有人說,一面在企業每次融資中不斷稀釋自己的股份,一面一直在融資後的公司中擁有絕對的話語權,像何恩培這樣在資本市場長袖善舞的創業者太少了。

1998年6月從實達集團引進600萬元後,2002年4月,何恩培又從上海交大引入1000多萬元,並以優良的業績促使交大銘泰在香港創業板上市。

1998年底,何恩培還並購了當時在漢化翻譯軟體市場中獨占鰲頭的南京月亮公司,並於2008年8月收購了香港博漢語文漢化公司。

何恩培表示,從實達集團融到600萬元的產業資本時,「創業才一年多,企業剛推出新產品,營業額很小,沒有成規模,也沒有什麼明確的管理思路,沒有什麼資源去進行跳躍式發展,實達資本進入把這幾個方面的問題都解決了。」

談到自己屢次成功融資的感受,何恩培說,投資者主要看團隊,也就是看人,具體的項目並不是太重要。

另外,在1998年左右,很少有人明白資本,誰明白資本誰就佔有了先機。「現在競爭的層面和規模與當初不一樣了,以前可能幾十萬元就能起家的,現在動輒的幾百萬元、上千萬元,創業或成功的成本也高了」。

一、摸著石頭過河

1月9日的上市,令交大銘泰連續創造了幾個第一:國內第一個通用軟體上市公司、亞洲首隻「信息本地化概念股」、2004年香港股市第一家上市企業。

在交大銘泰的2004年戰略發布會上,何恩培指出:「信息本地化能力是一個國家綜合競爭實力的標准之一。要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讓中國更好地走向世界,必須發展信息本地化產業。」

盡管公司的轉型現在看來很成功,但讓何恩培一直難以釋懷的是soyou網的失敗。這個連老員工都不願意再談的項目和往事,這個在互聯網第一輪投資浪潮中的興起而又破滅的夢幻,讓何恩培至今都感到可惜。

「互聯網的出現確實改變了整個世界,我認為所有的商業模式也會通過互聯網再生和重演。可由於片面追求現金流,不願意對soyou網持續投入,從而放棄了這個很好的機會。」

何恩培反思說,「1999年開始做的soyou網是我們推出的一個目錄式服務,由於我們的不成熟,放棄了。如果能堅持到今天,soyou的結果會比google還要好。」

soyou網整個項目的投資達到2000萬元,融資來源於香港實達。在今天看來這是個不小的數目,但和當時互聯網一燒就是上億元的項目相比,soyou網的投資並不算大。

soyou網的失敗和當時的網路大環境密切相關,但除此之外,何恩培分析,還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管理團隊自身的不成熟,另一方面就是沒有找到合適的投資者。

但何恩培至今只是感到可惜,而並不後悔。他認為,帶領企業向前發展就如摸著石頭過河,有時難免出現錯誤,關鍵是怎麼讓企業生存下來和更好地發展。「我們認為機會是不斷有的,只要我們不斷地進步。」

二、做好一面鏡子

何恩培1995年從華中理工大學碩士畢業後,放棄了去日本讀博士的機會,到了珠海一家台資企業。沒想到技術出身的他,一個月後,就被老闆安排去做管理了。

1997年,為了更好地發展,何恩培來到北京的中關村,在一家軟體企業任副總經理。那家公司是個家族企業,老闆認為自己永遠是對的,而他希望能參與決策。這一矛盾的無法解決導致了他的離開。

正是由於這種經歷,讓何恩培深深地體會到,企業領導一定要勇於承認錯誤,同時要學會包容。「我認為自己的領導能力並不一定比其他領導者更強,但我最擅長做團隊中每個人的一面鏡子。

比方說領帶打歪了自己不知道,面對鏡子的時候就知道了。因此並不需要我絕頂聰明,我只要做好一面鏡子,做好一個交流者,溝通者。」

為了更廣泛地聽取管理團隊的建議,1999年,何恩培提出每一個管理人員都必須有3個顧問,第一個必須是行業的老大,第二個必須不在自己的行業,第三個至少在某一方面有特長。

在外人看來,何恩培和他的公司可以說是一帆風順、一步一個台階,但他卻說:「當你從遠處看海的時候,海只有一條線;但你走到近處看的時候,會發現有各種波浪。

當你離我們很遠的時候,就會看到一步一個腳印,因為你只看得到腳印;但你近看的時候,才會看到我們遇到的很多挫折和問題,以及很多需要克服的困難。」

作為一個企業的領導者,何恩培立志使交大銘泰成為翻譯行業的聯想和戴爾,到2008年做到銷售額10億元人民幣。

「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帶領別人去成功。我不希望是做一件具體的事情而成功,而是希望我能幫助他們搭平台,協助他們成功。」 他說。

(3)企業改革成果擴展閱讀:

何恩培,傳神公司總裁,何恩培1995年獲華中理工大學固體電子學碩士學位,曾創立銘泰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交大銘泰軟體有限公司)並任總裁,現任傳神聯合(北京)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總裁。

從1997年開始,帶領公司從一個4名員工的「小螞蟻」,發展到擁有億元資產的「大象」。他既有從商的智慧,也有科學的頭腦,中國翻譯工具軟體市場品牌「東方快車」就是出自何恩培之手。

從「北京銘泰」到「實達銘泰」再到「交大銘泰」,何恩培經歷了數次波折,但是福禍相依,億萬富翁何恩培的成功之路仍具有「標本」意義。

交大銘泰(北京)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下稱交大銘泰)的通用軟體上市公司、亞洲「信息本地化概念股」、2004年香港股市上市企業。

1997年,從4名員工、不足9平米的地下室開始創業,8年後,交大銘泰已擁有億元巨額資產,員工150餘人。何恩培打造了他的軟體:翻譯軟體(東方快車)、播放軟體(東方影都)和網路軟體(東方三王、東方虹)。

2005年, 創立傳神聯合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致力於成為客戶的虛擬語言部門(VLD)。

❹ 企業財務管理改革後取得哪些成果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競爭激烈,企業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必須搞好生產經營和財務管理工作,規避風險,以取得最佳的經濟效益。呵呵。

❺ 改革開放的成果

歷經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社會滄桑巨變。在群星閃耀的30年進程中,資本市場是濃墨重彩的一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資本市場是中國改革開放最重要的成果之一。」經濟學家華生在講這一句話時,平靜的語調中透著一份沉甸甸的厚重感。

循序漸進至巨變

改革開放30年以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整個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變化不僅僅體現在經濟層面,GDP翻了幾番、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更大變化則在於人們的社會觀念、生活觀念、生活方式等都發生了根本改變。「而且這種轉變具有不可逆性,從一定意義上說,這30年幾乎超過了中國歷史幾千年的社會進步。」華生道出了所有中國人的感受。

經過這30年發展,中國工業化已經進入了中期,並奠定了城市化的基礎。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迅速提升,經濟實力已進入全球前四,中國近代幾百年以來的強國夢已開始實現。但是,改革並非一帆風順,期間也經歷了大大小小不少風波。華生說,回顧中國改革開放30年,幾乎在每一個階段都有懷疑與批評的聲音。「其中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對中國改革國內批評的聲音多,而國際上則往往是肯定的多,外部反而比內部看得更清楚。」

華生認為,正確回顧和總結改革開放30年,是為了今後30年走得更好,因為今後30年發展任務更偉大、更艱巨。目前我國人均收入接近2000美元,從東亞和拉美一些國家發展情況看,在人均收入達到2000美元後都遇到了發展瓶頸,甚至出現停滯和倒退。「今後30年,中國發展面臨的挑戰依然非常巨大。」華生說。

他認為,過去30年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首先是因為改革開放的方向選對了。「即改革堅持了市場化方向,開放堅持了國際化方向。」其次,改革開放的基本戰略正確。在中國歷史上,方向對的改革卻屢屢挫敗,從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到戊戌變法等基本都以失敗而告終。而現代中國改革開放30年第一次打破了這一怪圈,其中重要原因是選擇了正確戰略——「轉化存量、發展增量」。即堅持「雙軌戰略」循序漸進,通過累積效應引發巨變,使發展又穩又快。「這使在每個階段的推進中,支持改革的力量都能勝出。」

中國經濟改革先從農村開始,因為當時農村最窮最落後,變革的要求最強烈,改革阻力也最小;後來再到城市改革,包括價格改革等逐步推進。開放也是從個別特區開始,再到部分特區,然後在全國分梯度開放。

「中國改革始自經濟改革,自從中央提出『以人為本』以來,實際上進入社會改革階段。現在要建設和諧社會,以及醫療、衛生、教育等改革,都是社會改革的重要內容。今後中國還會進入政治改革階段,這種安排也是堅持了循序漸進原則。」華生表示。

資本市場是重要成果

「資本市場是中國改革開放非常重要的成就之一。」華生總結說。改革開放已經30周年,但中國資本市場發展還不到20年。資本市場發展歷史雖然比較短,然而其發展速度卻非常快。我國股市規模、市值佔GDP比重、交易量、交易系統的先進性等,都出現大幅躍升。「中國資本市場短短十幾年時間,已經趕上甚至超過了國外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發展。」

資本市場的出現和發展,是上世紀80年代股份制改革成果的推進。盡管改革開放前10年沒有股票市場,但是前10年的改革為其出現打下了基礎。「當年公司制改革、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等,為股市打下了基礎。」華生說。

另外一方面,資本市場的發展又對國企改革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當初單純的股份制改造阻力重重,而且監管體系不健全,價值很難體現。「而資本市場出現以後,大家看到了上市的好處,看到了資本市場的魅力,這推動了大型國企的股份制改造,並推動了國有資產管理體系的建立。」

過去中國經濟「血液系統」完全靠銀行,因此金融風險非常大,累計的金融壞賬數以萬億計。資本市場出現以後,逐步發展直接金融,減少了間接金融,降低了整個金融風險。「資本市場優化資源配置功能開始發揮,有力地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應對新問題要有高超藝術

華生認為,經過30年改革開放,現在我國面臨著高速發展後出現的許多新問題。這其中一部分是原來經濟體制改革本身沒有完成的,需要繼續推進改革。如價格體制尤其是要素價格改革,以及能源、資源等重要生產資料價格改革等,就是價格雙軌制改革沒有完成的地方。「另一部分是新出現的問題,比如當前的通脹、人民幣升值壓力、國際收支雙順差、收入差距擴大、城市化、環境污染等,這些都是經濟快速增長帶來的新問題。」

應對上述問題,華生認為一方面需要繼續推進改革,另一方面也需要宏觀經濟管理的高超藝術。「有些問題可以通過改革進行解決,有些問題則並非單純改革就能解決。如對於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問題,不能簡單地市場化、自由浮動就解決問題了,這樣反而會出大問題。」

華生表示,在經濟領域近年來出現兩種問題交織,即經濟改革的繼續推進與宏觀經濟管理藝術的問題。「尤其是後一方面問題,即使將來經濟改革完成,基本建立起了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宏觀經濟管理藝術的問題也將永遠存在,就如當前的美國、歐洲國家等同樣面臨頭疼的宏觀經濟問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處於轉型中的國家,對宏觀經濟管理藝術要求更高。」華生坦言

❻ 中國國企改革經歷了哪些過程

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歷程
一、1978~1992年:國企改革的初步探索
從1978年到1992年,是我國國企改革的初步探索階段,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成就,並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
1.國企改革起步於放權讓利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會議公報中明確指出,我國的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陷就是權力過於集中,應該大膽下放,讓地方和企業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環節,國企改革開始於對國有企業進行擴權讓利的改革試點,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以計劃經濟為主,同時充分重視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調整國家與企業的關系;二是擴大企業自主權,並且把企業經營好壞同職工的物質利益掛起鉤來,著眼於調動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主動性。1979年7月,國務院先後頒布了《關於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自主權的若干規定》等五個文件。通過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企業有了一定的生產自主權,開始成為獨立的利益主體,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都有所提高,並打開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缺口。
但是,由於信息不對稱,約束機制難以規范,出現了企業為擴大自銷比例而壓低計劃指標、不完成調撥任務和財政上繳任務等問題,結果是形成了「內部人」控制,出現了「工資侵蝕利潤」和行為短期化問題。實踐效果與改革預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背離。在這種情況下,1982年中央推廣實行工業經濟責任制,旨在解決放權讓利中暴露的問題,處理好國家和企業之間的分配關系,解決大鍋飯問題,在硬化企業預算約束,強化企業內部管理等方面收到了成效,尤其是國家財政赤字大幅減少。但是由於企業外部環境不平等,企業內部條件也千差萬別,該政策很難找到可操作化的指標來規范國家與企業之間的責、權、利,企業激勵不足問題十分嚴重。1983~1984年先後又兩次推出利改稅,但結果都很不理想。
2.國企改革先後出現了多種形式
1984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立自覺運用價值規律的計劃體制,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改革主要是為了實行政企分開,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明確國企改革的目標是要使企業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能力,成為具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法人,並在此基礎上建立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實行廠長(經理)責任制,並在大多數國有企業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對一些小型國有企業實行租賃經營,並在少數有條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中開始了股份制改造和企業集團化的改革試點。
到1987年底,全國國有大中型企業普遍實行了承包制,同年,中共十三大報告肯定了股份制是企業財產的一種組織形式,試點可以繼續實行,到1988年底,全國共有3800家股份制企業,其中800家由國有企業改制而來,60家發行了股票,其餘3000家原是集體企業。1988年2月國務院更加明確了企業承包制在國有企業改革中的地位,規定了「包死基數,確保上交,超收多留,歉收自補」的承包原則。同時,全國人大頒布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從而將擴權試點以來取得的改革成果用法律形式規定下來。
雖然承包制在當時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承包制的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1991年9 月中央工作會議強調要轉換企業經營機制。1992年後國務院就不再鼓勵企業搞承包。1992年7月國務院公布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該條例根據兩權分離的思路明確了企業經營權、企業自負盈虧責任、企業和政府的關系、企業和政府的法律責任等問題。但是很快人們就發現,僅靠企業內部轉換機制,難以達到改革的預期目標。
3.國企改革與價格體制改革等宏觀經濟改革同步進行
國企改革是與價格體制、投融資體制等宏觀經濟改革同步進行的。在價格體制上,國企改革的推進對價格體制提出了挑戰。1984年以後開始了對價格體制的改革,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放開價格為主。1987年9月,國務院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管理條例》,明確規定國家現行的3種價格形式,即國家定價、國家指導價和市場調節價,並規定企業在價格管理方面享有的權利,主要是賦予企業對一部分價格的定價權。
在流通體制上,1978年中國以計劃管理的商品將近400種到1990年底已經逐漸減少為9種。同時,改變原來生產資料不能成為商品的現狀,將近850種生產資料,由國家統一計劃調撥的方式轉變為市場調控,生產資料正式成為商品。由於生產資料成為商品,以它的有效和方便的運轉支持和支撐了國企改革的進行。
在投融資體制上,中央進行了「撥改貸」改革、成立國有資產管理局。20世紀80年代中期,國家建設項目投融資體制從撥款改為貸款,國家不再給新建企業投入資本金。在監管體制上,1988年4月,為了加強對國有資產的管理,理順國家與企業的財產關系,國務院直屬的國有資產管理局成立,行使國有資產所有者的代表權、監督管理權、投資和收益權、處置權。
此外,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期,隨著發行股票的企業增多,對股票交易的需求壓力相應增大。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上海(1986年)和深圳(1987年)先後建立了股票櫃台交易市場。其後,兩地先後於1990年和1991年成立了規范的證券交易所,主要在於緩解已經發行在外,且具有相當規模的股票交易需求的壓力。據中國證監會的統計,從1987年至1990年末,我國共向社會發行了可流通股47億股,籌集資金47億元。資本市場的建立不僅為國企改革提供了融資渠道,還為將來國企改革的深化奠定了基礎。
4.改革的推動力量
這一階段國企改革在不斷地探索中前進,具有十分鮮明的試錯特徵,改革的推動模式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特徵。
(1)國企改革是解決我國經濟短缺問題的客觀需要。改革之初,長時間的計劃經濟體制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發展路線使我國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國有企業上繳的利潤與國家對它的投資不相稱,使國家財力吃緊,生產資料和人民生活資料長期處於嚴重短缺狀態。為了擺脫這種局面,中央制定了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作為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所有制結構與國有國企改革成為解決當時短缺問題的必然選擇。國有企業的放權讓利和兩權分離目的就是為了增強企業活力,從而提高企業的生產能力,緩解緊張的產品短缺問題。此外,迫於「文化大革命」之後,國營和集體企業職位有限,無法安置上千萬的回城青年的工作,各級政府不得不鼓勵自謀職業,並大批發放個體營業證。個體經濟就這樣在政府默許下發展壯大起來,並最終成為一種合法的所有製成分。
資金、技術和經驗的嚴重匱乏要求國家必須堅定地推行對外開放政策,以吸引國外投資,引進改革所急需的資金、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正是在這種旨在緩解短缺問題的政策推動下,三資企業在20世紀80年代獲得了初步發展,為90年代外資的大規模湧入奠定了基礎。
(2)中央指導、理論研究和地方企業實踐相結合,自下而上佔主導,經濟短缺的現實迫切要求改革國企以提高產量和效益,改革所有制結構,發展個體經濟、外資經濟。改革的具體實踐過程,卻是中央指導、理論研究和地方實踐共同作用下推動的。在探索的初期,這種共同作用表現為以地方實踐為主,自下而上推進國企改革。
對國有國企改革,中央政策主要是採取「試點」的大原則,結合企業發展實際和企業相關理論,先後推出了多種政策。從放權讓利到兩權分離的承包責任制和轉換經營機制,經歷的都是「政策—實踐—政策改進」的過程。被實踐證明不好的政策,用新政策加以取代,如用兩權分離取代放權讓利;被實踐證明有效或尚未證明的政策繼續加以推進,如股份制試點、「撥改貸」等。
與國有企業改革密不可分的是非公經濟的改革,個體和私營企業在中央的默許和「看一看」的寬容政策支持下,通過自我發展與實踐,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地方的成功實踐獲得了中央的認可,進而推動了所有制結構的巨大變革,個體和私營經濟成為所有制結構的一部分。外資經濟在政策的鼓勵下也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
(3)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逐步調整改革的方向
這一階段,國企改革沒有明確的方向和路線指引,除了有一點改革之前的一些教訓外,也沒有可以借鑒的發展經驗,走的是一條完全陌生的道路。通過不斷的試探性改革措施,尋求改革的正確方向和路徑,也就是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逐步調整改革的方向。為了調動國有企業的積極性,推出了放權讓利,但是「內部人控制」等問題的出現,使改革調整為推行承包經營責任制,但問題依然沒有解決,於是又調整為轉換經營機制。
二、1993~2003年:國企改革的制度創新
20世紀90年代初,社會主義制度下計劃和市場的關系問題使改革陷入發展的僵局。同時,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解體對社會主義制度形成了巨大沖擊。觸及計劃體制本身的改革勢在必行,國企改革由此進入了第二個階段。
1.逐步明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目標
計劃與市場關系的明確,使國企改革從政策調整階段進入了制度創新階段。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確指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要求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加快經濟改革步伐。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向是建立「適應市場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要求的、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和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要求通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企改革實踐的重大突破,具有劃時代得意義,為國企改革指明了方向。
2.國有企業戰略性改組與國有經濟布局調整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明確指出:「要著眼於搞好整個國有經濟,通過存量資產的流動和重組,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這種改組要以市場和產業政策為導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優化國有資產分布結構、企業結構同優化投資結構有機結合起來,擇優扶強、優勝劣汰」。截至1997年底,在抓大方面,國家集中抓的1000 家重點企業,確定了分類指導的方案。在放小方面,各地堅持「三個有利於」標准,不搞一刀切,採取改組、聯合、兼並、股份合作、租賃、承包經營和出售等多種形式,把小企業直接推向市場,使一大批小企業機製得到轉換,效益得到提高。山東諸城、四川宜賓、黑龍江賓縣、山西朔州、廣東順德、河南桐柏、江蘇南通、福建寧德等許多地區在探索搞活小企業方面先行一步,收到了較好的效果。此外,一大批新型的民營企業從自身發展的需要出發,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通過兼並、收購、投資控股、承包、租賃、委託經營等改革舉措,將非公有制經濟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融入國有經濟運行中,盤活了大量的國有資產。特別是中共十五大肯定股份合作制和提出調整所有制結構後,各地國有中小國企改革的步子加快,改制企業的比重迅速上升。
中共十五大的報告中進一步強調要調整國有經濟布局,明確指出,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
3.國企解困始終是20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的主題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與非公經濟迅速發展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國有企業由於高負債率、冗員多、社會負擔重、攤派嚴重、員工積極性不高等原因,陷入了發展的困境,效益逐年下滑,虧損面逐年增大的。據不完全統計,1996年上半年虧損的國有企業達到43.3%,1998年第一季度出現了全國性的虧損,國有資產的損失數額也逐年上升。1997年,中共十五屆一中全會將國企改革的目標確定為在三年內在大多數國企初步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並使大多數國有虧損企業走出困境。
為了給國有企業解困,中央推出了多項政策,包括兼並重組、主輔分離及債轉股等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結合國有商業銀行集中處理不良資產的改革,成立四家專門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對部分符合條件的重點困難企業實施「債權轉」股權改革。到2000年,最後確定了對符合條件的580戶國有大中型企業實施債權轉股權,涉及債轉股總金額4050億元。已實施債轉股的企業,資產負債率明顯下降,由原來的70%以上下降到50%以下,這些企業每年減少利息支出200億元。
此外,國務院還採取其他一些有效措施,努力解決企業冗員過多、企業辦社會等問題,主要是將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附屬普通中小學校和醫院等社會負擔逐步分離或獨立出來,轉移到地方,由當地教育和衛生部門進行管理,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4.股份制和公司制試點的推進
股份制試點在1986年就被提出了,但當時是為了增強企業活力,僅針對少數有條件的大中型全民所有制企業。1992年國務院頒布了《股份制企業試點辦法》、《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股份制試點企業財務管理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等11個法規,引導股份制試點走向規范化。1994年,為了落實《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的精神,國家經貿委、體改委會同有關部門,選擇100戶不同類的國有大中型企業,進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隨後,全國各地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先後選定了2500多家國有企業參與現代企業制度試點。本著「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要求,這些試點企業在清產核資、明確企業法人財產權基礎上,逐步建立了國有資產出資人制度,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的領導體制和組織制度框架初步形成了企業法人治理結構。1997年中試點企業普遍進行了公司制改造,經過一年的實施,全國2343家現代企業制度試點企業,共有84.8%的企業實行了不同形式的公司制,法人治理結構已初步建立。在現代企業制度試點企業中,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的有540家,佔23%,改制為國有獨資公司的909家,佔38.8%;尚未實行公司制的國有獨資企業有307家,佔13.2%,其他類型企業有47家,佔2%。1999年,十五屆四中全會提出,國有大中型企業尤其是優勢企業,宜於實行股份制的,要通過規范上市、中外合資和企業互相參股等形式,改為股份制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重要的企業由國家控股。
1994年,在進行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的同時,國家經貿委在18個城市進行「優化資本結構」的配套改革試點。試點的主旨為以市場為依託,在整體推進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的前提下,採取多種政策,通過破產、兼並探索建立國有企業優勝劣汰機制,在補充企業資本金、減輕企業債務負擔,分離社會服務功能,分流富餘人員,資產多元化等方面實現了重點突破,尤其是在企業破產、兼並和職工再就業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國務院逐步擴大了「優化資本結構」試點范圍,1996年增加到58個城市,1997年擴大到111個城市。「優化資本結構」試點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於國有企業虧損面太大,虧損額太高,無法從根本上為國企解困。
5.利用與發展資本市場
投融資體制實行「撥改貸」之後,隨著國有企業經營虧損日益增加,銀行對國有企業的不良貸款率不斷攀升,間接融資渠道很難滿足國有企業改革資產重組、規模擴張等的融資需求,此外,解決國有企業歷史遺留的過度負債和財產損失需注入龐大的資金,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僅靠銀行的間接融資已難以滿足其巨大的資金需求。因此,通過資本市場發展直接融資是必然的出路。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提出《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要利用資本市場積極穩妥地發展債券、股票融資。同時,資本市場的發展有利於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因為企業為了自己的股票能夠上市,利用直接手段來融資,必須按照《公司法》要求,對企業進行公司制的改造,並完成上市公司的規范操作。在利用資本市場解決國企改革的融資問題的過程中,一方面大力發展國內的資本市場,另一方面讓一些企業走出去,在國際資本市場上進行融資。截至2001年初,我國境內上市公司從1990年的14家增加到1063家,其中包括114家境內上市外資股公司和52家境外上市公司,境內上市公司市價總值達46061.78億元,流通市值達15492.49億元,投資者開戶數達到5683.88萬戶。
6.國企改革與整個國民經濟改革相結合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國企改革是與國家宏觀經濟改革結合進行的。在所有制結構上確立了非公經濟的重要地位;在分配製度上確立了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形式並存的分配方式;價格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價格體制的目標;改革外貿、外匯管理體系;在社保制度改革方面,紛紛出台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住房制度等政策,為企業解除後顧之憂;企業富餘人員、下崗失業職工再就業政策給解困工作創造條件;國債補貼技改,促進了企業的技術進步等。
7.本階段國企改革的動因
國企改革在本階段獲得了較大的發展,改革的推動模式主要有以下特點:
(1)鄧小平南方談話為改革解放了思想,指明了方向。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理論界和社會各界圍繞計劃與市場的爭論愈演愈烈,姓「資」和姓「社」的問題嚴重製約著國企改革的推進。國企改革因為無法跳出計劃體制的框框而舉步維艱。已經迅速發展起來的個體和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由於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名不正」而「言不順」,發展壯大的阻力越來越大。在此關頭,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指出了計劃和市場的關系,明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談話完全消除了人們的疑慮和擔心,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徹底解除了長期以來困擾理論界和社會各界的姓「資」和姓「社」的問題,指明了深化改革的方向和目標。
(2)國企改革是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客觀需求。本階段國企改革較20世紀80年代為解決短缺問題而實行的改革有較大的區別。隨著國有企業的改革的推進及集體經濟和非公經濟的迅速發展,短缺現象在90年代已經有了非常大的改善。國有企業面臨的生存困境成為國企改革新的客觀原因,其背後隱藏的是企業制度上的問題。基於兩權分離理論的承包經營責任制和只承認國有企業有經營權,而不承認企業作為法人應該有財產權,認為所有權全部屬於國家經營機制轉換,決定了國有企業不可能真正實現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制約,即不可能成為真正的企業。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狀況不斷惡化,使對企業制度的改革成為必然要求。
(3)理論探索與實踐經驗總結的共同作用
20世紀90年代後,理論界關於企業制度探討不斷深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成為國企改革的主要方向。此外,20世紀80年代的國企改革的實踐經驗證明不涉及產權和計劃體制本身的國企改革,只能是停留在經營管理層面,不能觸及企業的核心,因此,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成為水到渠成的選擇。同時,改革實踐還證明,改革不僅要注重每個具體企業的改革,更要注重全局性的調整。因此,理論探索和實踐經驗明確了國有國企改革的任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要在國有大中型企業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使國有企業成為真正的企業。另一方面,是要處理好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調整國有經濟布局,把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改變為主導地位,改變國有企業范圍過寬、數量過多、比重過大的局面。
三、2004年至今:國企改革的縱深推進
中共十六大之後,現代企業制度建設的繼續深化、國有資產管理方式的變化和資本市場的改革使我國的國企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1.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化
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中的深層次改革,是利益的調整和權力的重新分配,涉及政治體制和政府機構改革,困難和阻力可想而知。2002年11月,中共中央在十六大報告中提出了深化國有體制改革的重大任務,明確要求中央和省、直轄市、自治區,兩級政府設立國有資產管理機構,成立專門的國有資產管理機構,改變部門分割行使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2003年3月,中央和地方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分別成立,統一了管人、管事和管資產的權力。此後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也提出,要建立健全國有資產管理和監督體制,國資委成立後明確所管轄的大型國有企業要吸引外資和社會資金,實行產權多元化,可以上市募集資金,而且鼓勵整體上市,以保持和增加企業的整體實力,許多大型企業正在剝離社會職能部分,過去一階段是剝而不離,仍由企業自己管理,現在有的正逐步移交社會;在企業內部實行主輔分離,使各部門面向社會,成為獨立經營的實體,企業同國資委分別簽訂責任書,對領導班子進行考核。
2.國企改革以大企業、以產權多元化和治理結構為中心
本階段,國企改革依然是以抓大放小為主,同時以產權多元化和治理結構建設為中心。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指出,要「建立健全現代產權制度,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包括物權、債權和知識產權等各類財產權。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有利於維護公有財產權,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有利於保護私有財產權,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有利於各類資本的流動和重組,推動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有利於增強企業和公眾創業創新的動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礎和市場秩序。」《決定》第一次把產權制度提到如此的高度,提出「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是對「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的重大創新和歷史突破,進一步明確具體了國企改革的任務和目標。
3.各種所有制企業關系的處理
這一階段,如何處理非公經濟與公有制經濟的關系問題成為了理論探討和政策制定的重點。非公經濟經過多年的發展,逐步壯大起來,在許多領域佔有絕對優勢,非公經濟的地位和作用在改革中得到了進一步提升,出現了個體、私營、外資與公有制經濟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的趨勢,如非公經濟在行業分布上從以製造、建築、運輸、商貿和服務業等領域為主,已經開始向基礎設施、公共事業等領域拓展。非公經濟與公有制經濟之間的沖突時有發生,如石油行業的民營資本問題。此外,外資企業在我國的發展也迅速膨脹,外資的並購問題成為了各界關注的熱點。非公經濟遇到了重新定位和判斷的問題,發展面臨巨大的挑戰。為了正確處理非公經濟與公有制經濟的關系,2005年2月國務院發布《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簡稱「非公36條」)。該政策一定程度上給予了非公經濟更大的發展空間,並掃除了人們對非公經濟去向問題的擔憂。
4.國企改革與資本市場的改革同步進行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現國有經濟的戰略性重組,迫切需要資本市場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與有效的金融服務。資本市場對於國企改革而言非常重要。一方面,改革開放的深入,非公經濟的發展,經濟全球化推動的國際資本的流動,使民間積累了大量資本。另一方面,「撥改貸」之後,國企直接融資渠道越來越窄,資本市場是國有企業理想的融資平台。此外,資本市場有利於國有企業治理結構的完善,有利於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但是,我國資本市場中股權分置的先天缺陷嚴重製約其健康發展,投資、融資、定價和資源配置的功能逐漸被弱化,面臨邊緣化的危機。對資本市場先天缺陷的改革對於國有經濟改革越來越重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股權分置改革。2005年4月中國證監會啟動了股權分置改革試點工作。到2006年末,股權分置改革基本完成,資本市場的功能逐漸回歸。資本市場的功能回歸,吸引了大量沉睡已久的民間資本,強烈的投資需求必然會引來更多的優質資產和公司進入資本市場,以獲取資本,實現資本的增值。因此,股權分置改革成功後,隨著資本市場體制的逐漸完善,資本市場將成為一個全國優質資產的吸納器,為國企改革提供了一個全國范圍的資源配置平台,企業之間的大額換股並購有了可能。這對於國有經濟的戰略性結構調整,非公資本參與國企改制,產業整合以及上市公司做優做強,都有積極的影響。而且,國有資本的市場價值和市場價格可以在資本市場獲得公允的定價,股價有條件成為新的績效考核標准。一直以來無論是考核國有資產保值增值,還是進行國有資產轉讓,最重要的參考指標都是凈資產。但這一指標並不能反映國有資產的真實價值。因此,資本市場的巨大變革,將非常有利於國企改革向縱深推進。

❼ 十八大後國企改革有哪些成效

9月28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新聞發布會,請國務院國資委主任肖亞慶介紹十八大以來國有企業改革有關情況。肖亞慶表示,黨的十八大以來,各級國資委和廣大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要求,扎實推動國企改革不斷向縱深發展,國企改革全面推進、重點突破、亮點紛呈,成效十分顯著。

第三,國企改革紅利逐漸釋放,成效日趨明顯。

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企業市場化運行機制更加完善,從中央企業看集團化管控能力不斷提升,企業運行質量和效率、發展活力和動力不斷提升。截至2016年底,中央企業資產總額達到50.5萬億元,和前一個五年相比增加了80%;從效益來看,這五年效益是6.4萬億元,增加了30.6%,也是增加幅度比較高的。上交各種稅費10.3萬億元,增加了63.5%,今年1-8月份繼續保持這樣一個良好的態勢,中央企業實現營業收入同比增長15.7%,利潤總額同比增長17.3%,都是歷史同期增加量最高的。

肖亞慶表示,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取得的成就充分證明,黨中央關於國有企業改革的大政方針是完全英明正確的,這些改革、這些大政方針完全符合中國的國情、符合市場經濟規律,也符合企業發展規律,贏得了國有企業廣大幹部職工的真心擁護、熱情參與。同時我們也深知,國有企業改革任重道遠,我們要落實好中央的要求,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們將會站在新的更高的起點上加倍努力,扎扎實實推動各項改革進一步深入,一項一項抓落實,一個難題一個難題去攻克,堅決把國企改革進行到底,把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

❽ 為什麼公司改革經過半年才有成效的原因

既然是公司的一個重大的改革,改革的話,經歷這個半年才有成效,這個肯定是要改革是需要一定的時間的,有一個過渡期,他用這個時間的期限來實現它左右改革的目的,然後他的成效根據時間來進行實進行一個實踐。不可能說改革改革這個文件或者發生以後或改革完成後立馬就看見成效這是不可能的,這個必須得有一個時間的一個成績。

❾ 改革試點的成果

很明顯,地質工作既是一個部門,又是一個研究地球內部構造與資源,並為國家提供礦物原料後備基地的系統。但今天它似乎喪失了自身的社會功能:新增的儲量還不足以彌補開采量,作為國家一個部門的使命感明顯降低,部門的生產技術保障面臨崩潰……冷靜地想一想,如果能以清醒的頭腦來看待這些情況,並以強烈的責任感來對待它們,也將變成好事。

我在《在改革的道路上》一書中曾嘗試表述這樣一個命題——從政治任務出發努力提高部門的效率。為此,1987年6月我們曾在條件最好的「伏爾加地質生產聯合公司」舉辦全蘇各加盟共和國地質局領導人培訓班,推廣全面經濟核算的第二模式(圖2.2)。我們選擇「伏爾加地質」,而不是「中央地質」,並不是偶然的。因為這個單位地質調查工作的水平高,技術經濟指標好,並在地質和工程新技術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我在文章《來自部門的經驗》(1988年49期《經濟報》)中談到「……採用經濟核算第二模式可保證資金正常運轉。由於勞動報酬與節余掛鉤,所以可用較少的投入完成更多的成果,並節約各類資源。還有一點很重要,全面經濟核算的第二模式簡單明了,對每個人而言,你干多少就能得多少,節約的每一個戈比都會成為集體的收入。……但過渡到第二模式需要基本上廢除原有的經濟關系、經濟工作中的老規矩,改革企業中全部經濟結構。」

圖2.2 全面經濟核算的第二模式

(1)部門的特點

在執行第二模式的改革過程中,除了會遇到一般經濟部門的共性問題外,還會遇到地質部門原有經濟管理辦法帶來的其他困難。經常出現的問題是:如果國家要等你完成任務後才付錢,地質隊如何自籌資金去承擔任務?在這里有意無意地混淆了兩個獨立的概念:地質勘探工作的撥款和地質企業生產發展經費及勞動者工資的自籌。這些經費應主要用於技術更新和現代化生產,購買設備和運輸工具,科研和試驗設計工作的費用,非生產性對象的建設。經濟核算的收入,折舊的提成和其他收入就是本單位自有積累的來源。

有人曾不止一次地說:「在地質工作單位搞什麼經濟核算和自籌資金,這個主意本身就是荒謬可笑的」。現在我們不僅可以用權威性的理論根據,還可以用實實在在的經驗來反駁這種觀點。1989年地質企業往指定賬戶上集中了十多億盧布的自有積累資金,其中三分之二用於科學研究。

對第二個模式最有力的佐證當然是企業在新辦法下的工作成果。

(2)效益的增長

執行新辦法的地質單位,在1988年的9個月內就完成了全部地質工作任務,提交了78份礦產儲量報告,其中81%被評為良好和優秀,而1987年的9個月里僅完成任務的70%。

目前在地質勘探工作實踐中,普遍採用的最終標準是獲得地質終端產品——礦產儲量的增長,這就是工作效益。地質單位圈定勘查區域時目的性更明確,力求以最小的開支得出高質量的結果。在全面經濟核算條件下運行的企業,其所有生產-經濟指標的數量和質量都好於按老辦法運行的企業。到第二年仍保持了這種勢頭,按第二模式運行的企業沒有降低生產效率(表2.2)。同時,還應特別強調指出兩點:

·第二模式有利於企業減少職工人數。在地質勘探工作量幾乎增長154%的條件下,職工人數減少了3%;

表2.2 按全面經濟核算和自籌資金模式運行的地質企業定額標准與收入分配一覽表

·企業注意節約材料和資金。

在工作量增長的同時,外購商品和材料的庫存都增長得很緩慢。在實行經濟核算的單位里資金周轉加快了11天。原來材料費用要1盧布的工作,現在降低了4個戈比,而在按老辦法運行的單位里只能降低0.9戈比。

所有這一切使得勞動生產效率呈跳躍式增長,而收入大幅度增長。與去年同期相比收入增長了24%,其中60%是靠增加生產總工作量獲得的,而另外40%則是靠降低開支獲得。

通常按人均收入來測算勞動生產率。按第二模式進行經濟核算的單位總勞動生產率提高28%,人均勞動生產率增長13%,生產開支降低9%,職工人數減少4%,平均工資增長18%。在地質部門的大多數企業和單位中貫徹新的工資定額制度後促進了勞動生產和工資的增長。勞動生產率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會使平均工資增長0.63%。

固定資產的結構和狀況得到了改善,固定資產的損耗和新購設備的數量都減少了,固定資產增長的勢頭開始受到扼制。雖然地質行業的固定資產總體上增加了2.6%,但固定資產的產值率提高了,從原來的負增長變為正增長4%。按全面經濟核算準則運行的企業都完成了預算前的全部任務,超額完成計劃的收入為1800萬盧布。

(3)經濟核算落實到基層

沒有生產單位內部的經濟核算,就不可能發揮第二模式在經濟活動中的功能。在地質部內部實行以隊級承包作為基層經濟核算的基本形式,隊級承包制自1980年起就開始貫徹,並在向全面經濟核算過渡的過程中對隊級承包制補充了新內容。

聯合體在內部生產經濟核算方面表現出很強的自主性。例如「波爾答瓦石油天然氣」、「中哥薩克地質」聯合體等許多單位,採用了經濟手段來保證工作質量。其中「波爾答瓦石油天然氣」聯合體就制訂了成井地質質量標准,為了提高井隊的工作質量引進了物質刺激的措施。如果鑽井隊通過試井證明了烴的儲量有所增加,則每個月的工資基金增長10%。發現礦層者支付5000盧布獎金。而這些工資基金並不是一次性發放,而是每個月支付其中的90%,剩下的10%保留到鑽井結束時發放。根據工作質量標准評價的結果,達「最高級」的井隊將獲得全部備用金,達「一級」的井隊只發放50%。如果達不到評價標准,則這些資金全部作為井隊的儲備金(表2.3)。

表2.3 某井隊(分隊)大致的收入預算和基層生產環節支出預算表(盧布)

∗對於集體承包單位,預算按承包期限來確定。

所有這些保證措施使得聯合體中高產井的比例由1987年的32%增至1988年(9個月內)的42%。在鑽探工作量減少3100m、投資減少80萬盧布的條件下,增加的烴類儲量比國家計劃超額13%。

圖2.3 在聯合體年計劃中的地質任務管理層次

(4)為什麼要修改定額標准

在推行第二經濟核算模式的條件下,新的質量要求和增長速率使人們很難預測基本參數的變化(圖2.3),即很難做出計劃。例如,「中央地質聯合體」1987年由於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各種後備資源,使勞動生產率提高了29%。到1988年則提出了相當高的效益指標,要求收入和勞動生產率比1987年增長9%~10%。顯然,該單位的工作量安排已遠超過了原有的規定,而且服務費和材料消耗也要求費用最低,從而深深地吸引了客戶的投資。因此,其收入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比計劃值超出了1.3~1.7倍。

由於以前訂的定額標准偏低。所以支付的工資比產量增長得更快。為了消除這種不平衡,聯合體的領導層在工會委員會上提出了修改定額標準的提案——降低勞動報酬基金中的提成標准,提高了生產和社會發展基金的標准。委員會接受了提案,認可了提出的標准和聯合體的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劃。按標准規定,在五年時間里,每個勞動者的社會發展基金將增加4倍。在當年就執行了對2400名兒童在幼兒園、托兒所和少先隊夏令營全免費的規定。此外,按單位排隊,每位個體蓋房者可得到建房成本50%的無償補助,另外一半還可以分期付款。業已確定,在5年之內用於野外作業人員的伙食補貼將增加。用於工資、療養基地改建、住宿學校,以及保健、體育設施的支出將增長2倍,用於住房和市政建設的費用增長0.7倍。

(5)部門科研工作的改革

在科研單位中引入經濟核算思想和自籌資金的模式是加速科技進步過程中最復雜的問題之一。要把科學研究機構全面過渡到經濟核算的模式下,就必須全面分析科研院所在新型管理系統下的科研和經濟活動,認真總結經驗。例如,全俄礦物原料研究所和烏克蘭地質勘探研究所等院所的經驗就不錯。尤其是全俄石油地質勘探科學研究所近年來完成的指標很好,掩蓋了該所對科技進步和解決油氣地質重大問題投入不足的問題。

要向經濟核算和自籌資金的管理模式過渡就必須全部打破所內原有的經濟體制。為此,全俄石油地質勘探科學研究所對機構進行了調整,取消了7個部門、22個科室,使一批以前無經營權的部門成為獨立經濟核算的部門。經濟核算涉及到合同的每個執行者,不同部門合作完成一組任務的條件已形成。為了解決重大科研課題和外接項目,自然而然會形成一些臨時的創業集體。健康的經濟關系決定了有可能實行靈活的幹部調動機制,可以把人才集中在重大的科技進步方向上。隨著積累的科技優勢發揮作用,他們的科技成果總量也隨之增長。在參與科技工作的總人數僅增加9%的情況下,科技成果總量增長了2倍,同時勞動生產率增長了1.8倍。在1988年的9個月時間里,研究所技術人員每人的平均工資為1928盧布,比1987年平均水平提高16.3%。

令人滿意的是,全俄石油地質勘探科學研究所的科技和社會發展基金已達87.1萬盧布,備用金超過50萬盧布,也就是說,研究所沒有到處求人,而是靠自己實實在在地掙到了大量的科技發展基金和社會發展基金。

(6)由定額模式向征稅體制過渡

由於執行第二經濟核算模式使經濟活動的效果有了質的變化,原有的定額標准隨著時間推移已經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因此我們必須從僵硬的定額標准思路中擺脫出來,逐漸向新的稅收模式過渡,即通過征稅體制來調控企業的經濟活動。專家們為此專門制訂了臨時征稅方案。我們認為,收入的征稅體制可取代傳統的定額標准。因為傳統的定額管理辦法既要調整企業、機關與國家預算之間的關系,又要調整經濟收入與經濟基金提成的分配比例。而征稅可以強化經濟杠桿對企業活動的影響。這樣就可以迴避許多在執行定額制中出現的干擾因素,大大簡化企業與預算之間的關系,減少了許多計算、校核和財務工作量,從而使勞動生產率和工資基金增長關系的監督機制更靈活。

當然還存在著一些問題,在確定每項工作價位標准時如何做到盡善盡美是很難的。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還應進一步強化經濟核算的理念直到下游各環節,從根本上改進定額辦法,改進預算標准、設計單價、材料消耗和其他費用的整個生產定額體系。最後,還必須改造、簡化和提高會計核算體系的內容,圖2.4顯示了改造前後計劃指標、結算指標、經濟定額和監督數字的個數變化情況。

圖2.4 計劃指標和結算指標、經濟定額和被監督數字的個數

(7)需要得到各級主管部門的支持

由於中央有關主管部門尚未建立對應的工作規程,沒有針對第二模式的匯報體系,所以關於地質勘探工作的成本就很難定價。國家勞動委員會也沒有提出在第二模式下工資基金的分配辦法,改善工資支付辦法的問題只能慢慢解決。現在有十餘種附加、補貼工資,但實際上對個人的工資水平影響不大,反而使工資計算更復雜,更難自動生成工資表。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也應盡快制訂對國家級科研任務的管理辦法。

還有一個企業與銀行的關系問題,我們經常說,銀行的霸權條款害死人。企業從誕生之日起就只能歸宿於銀行確定的一個分部,企業別無選擇,而銀行卻缺乏責任感,只有繁雜的手續和專橫的態度。所以,必須結束銀行的壟斷狀態,應建立股份制銀行發展商業信貸業務。

必須引起嚴重關切的情況還有:目前不僅缺乏能為第二經濟核算模式開綠燈的可行辦法,而且缺乏在新條件下企業進一步發展的系統理論研究。在經濟學領域內還有一個中間環節沒有建立起來,即在維護國家經濟利益的前提下如何通盤考慮地質工作與采礦部門的利益,這個環節對地質勘探單位非常重要。在這個問題上第一步可以做什麼呢?我們應把勘探礦區的地質-經濟評價與促進資源勘探的措施結合起來,不僅要考慮探明儲量的增長,還要考慮可供工業開採的資源質量,並採取相應的獎勵措施。

❿ 國企改革取得成就 是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么

濫用壟斷地位,薪酬與績效關系不匹配,天價酒事件等,曝露出國有企業現階段仍然存在重要缺陷,這說明國企治理必須以社會公平為參照系,兼顧更多相關主體的利益而非僅僅將「內部人」的利益擺平

國有企業在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中功不可沒,然而到目前為止,國企受到的應有尊重和它做出的貢獻相比,十分不相稱。諸如濫用壟斷地位、最牛工資單、天價酒之類的事件頻現。公眾對國企的「苛求」,屬於社會監督的一部分,是由國企的特殊身份所決定的。這就告訴我們,進一步加強國企公司治理,僅僅局限在國企、央企內部是不行的,必須「穿越」國企邊界,以社會公平為參照系,兼顧更多相關主體的利益而非僅僅將「內部人」的利益擺平。國企尤須正視四大矛盾,處理好其間似乎對立著的關系是非常必要的。

主導地位與服務民生的關系

國有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的「頂樑柱」,應當能夠撐起共和國的民生大廈,這就使它同時具有了「企業性」和「公共性」。因此,國企公司治理的指向就不能僅僅是「體制」內的保值增值,而必須在服務民生方面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以有利於民生大廈的和諧。

如果說國企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使它「天然」具有自己的社會責任,那麼除了要承擔和民企一樣的法定社會責任之外,還必須將屬於民企自願承擔的那一部分社會責任作為公司治理的考核指標,以體現國企公司治理的特殊性。也就是說,國企公司治理應當要求經營管理者在追求自身經營利益的同時,對利益相關者承擔責任。要從制度、機制上保證國企在追逐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正確地處理贏利功能和社會功能之間的關系,妥善處理企業利益與相關利益者之間的關系,從而保障社會整體利益不受侵害。

要完成這樣的公司治理任務,在國企的內部按照民營企業的模式進行治理是靠不住的。中石化天價酒事件曝光後所出現的查「內鬼」現象,就說明了這一點。在治理制度的設計上需要將內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結合起來,使得董事會保持必要的獨立性。董事會的獨立性是公司治理結構的核心,沒有董事會的獨立性,就沒有它的權威性。同時要突出外部董事的作用。作為社會公眾利益的代表,外部董事介入企業的決策過程,有利於緩解、消除因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企業成本外溢的問題,進而促進企業自覺履行社會責任。還應當責成國企的經營班子建立接受中小股東、公眾、媒體質詢的窗口,答復的結果應當交由董事會核實,作為經營班子成員是否誠信的重要依據。

減員增效與擴大就業的關系

國企作為一個贏利組織,有自己的企業邊界,同時也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趨利避害的價值導向中,「減員增效」是它的一個本能。但是政府的公共職能之一是保障就業,努力解決勞動者的就業問題。國企所具有的「公共性」使它不能與政府保障就業的職能相背離,不能為了自己「增效」而將「減員」的負擔推向社會。國企應當為擴大就業履行更多的社會責任,而不是相反。

應當承認,國企也應當和民企一樣有用人自主權。但是在缺乏監督的情況下,國企的經營負責人往往把企業的用人自主權當成個人搞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特權。另一方面,在決策失誤的情況下,減少損失比較容易的一個辦法就是「減員」,從而將經營危機轉嫁到勞動者身上。即使隨著經營規模的擴大,需要增設勞動崗位,經營負責人也不會輕易將過去因減員而下崗的人員召回,更傾向於使用農民工,坐食人口紅利。因此就有必要通過公司治理處理好減員增效與擴大就業的關系,促使國企在用人自主權的使用上進行自我約束。

這並非不尊重市場規律,從宏觀上講,個別企業的減員不代表全社會增效,減員之後形成的人力資源的閑置,會造成宏觀效率的損失,國企應有的社會責任不允許它漠視勞動者的利益隨意「卸包袱」。從微觀上講,通過減員而減負並不會必然帶來工作效率的提高;即使確需裁員,在多餘出來的人員沒有出路、沒有被安排好的情況下,也會增加企業內部的矛盾,引發一些不穩定的因素。反過來說,通過公司治理解決好減員與增效之間的關系,更能體現以人為本的精神。

薪酬優先與利潤分享的關系

在所有者缺位的情況下,國企即使出現虧損,經營負責人的薪酬也可能出現天價。國企一邊享受著高工資、高福利,一邊還聲稱經營困難,享受補貼,要求漲價,那麼無論有多麼正當的理由,單憑這一點就會遭受很多非議。而在另一方面,國企脫困之後獲得的利潤在2007年以前完全歸企業所得,此後則象徵性地上交一部分利潤,直到今年才規定利潤上繳財政15%。從這里可以看出,國企的經營者不僅負贏不負虧,而且是薪酬優先的。這不僅和國企全民所有的性質完全不相稱,而且部分地演變成了國企收益的集團化、私有化。

國企的經營負責人之所以能夠這樣做,是因為他們掌握著國企的實際控制權,是在按照他們的意志進行「核算」,實際享有著薪酬優先權。這就有必要通過外力的介入,通過公司治理處理好薪酬優先與利潤分享的關系。在較大規模的國企中,可以考慮建立相對獨立的薪酬支付系統,參照本地區、本行業的平均工資水平確定一個國企的基本工資額度進行管理。對與經營狀況掛鉤的激勵薪酬部分,有必要通過一套必要的程序來確認,而不是聽任經營負責人自證經營狀況而套取高於本地區、本行業的平均工資水平的「激勵薪酬」。即使經營狀況好轉,激勵薪酬部分應當在利潤按既定比例上交之後支付,而不是在此之前。利潤分享的比例應當作為經營負責人任職的條件,由經營負責人上崗前作出承諾,而不是在他們掌握控制權之後再協商。

「情有獨鍾」與「移情別戀」的關系

國有企業必須成為科技創新的主力軍。具體說來,在增長方式上要處理好科研攻關的「情有獨鍾」與規模擴張的「移情別戀」的關系。「情有獨鍾」是指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內搶占科技制高點,而不是在科技攻關中淺嘗輒止,從而使國企真正能夠成為牽引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火車頭。「移情別戀」一方面是指看什麼賺錢就一哄而上,與民爭利;另一方面是指到處鋪攤子,搞重復建設。比如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尖銳批評當前一些國企在汽車產業上的「高歌猛進」。在車輛生產能力過剩的情況下,到處布局,同時開工,「好像整個世界都是他們的」。黃市長希望國務院國資委加以約束,實際上僅僅靠行政管理很難奏效,需要通過公司治理來實現科研攻關與規模擴張的平衡。

從審計署5月20日公布的17家央企審計結果中可以看出,多家央企在投資管理方面存在問題,造成了國有資產的流失和企業的虧損。比如2007年至2009年,中遠集團在已知京華高爾夫球場項目用地是採取以租代征方式取得的情況下,投入11 021.8萬元收購並改建高爾夫球場,每年經營虧損約700萬元。2007年至2009年,所屬大連遠洋等2家企業在購買辦公樓、土地等2項重大投資和進行6個建設項目中,存在違反投資決策程序、未履行完必要的核准程序即先行實施等問題。如果類似的行為不是在3—5年後的審計中才被曝光,而能夠通過公司治理及時制止,並將投資用在科技創新和實現戰略性結構調整方面,效果無疑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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