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發掘成果發布

1. 中國歷史上是有確切年代記載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中國是從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開始計算年代的。夏朝（約前2070-前1600 ）是中國史書中記載的第一個世襲制朝代。夏時期的文物中有一定數量的青銅和玉制的禮器， 年代約在新石器時代晚期、青銅時代初期。

根據史書記載，禹傳位於子啟，改變了原始部落的禪讓制，開創中國近四千年世襲的先河。因此中國歷史上的「家天下」，從夏朝的建立開始。夏族的十一支姒姓部落與夏後氏中央王室在血緣上有宗法關系，政治上有分封關系，經濟上有貢賦關系，大致構成夏王朝的核心領土范圍。

夏西起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東至河南省、山東省和河北省三省交界處，南達湖北省北部，北及河北省南部。這個區域的地理中心是今河南偃師、登封、新密、禹州一帶。

(1)陶寺發掘成果發布擴展閱讀：

考古成果

2015年6月21日，中國社科院、山西省委省政府在國新辦舉辦山西陶寺遺址考古成果新聞發布會，發布會上宣布。「堯都平陽」正在走出傳說時代成為信史，堯舜古國文明不再是傳說，多年考古形成的一系列證據指向陶寺很可能就是堯的都城。

發布會上，中國考古研究所所長、國家重大科研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全面介紹了陶寺遺址37年來尤其是近10年的重大考古發現與部分研究成果。王巍指出，一系列的考古證據鏈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遺址的內涵、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與堯都相當契合。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山西工作隊隊長何駑指出，陶寺是最初的「中國」。中國最早的國家社會不是夏朝，而是「帝堯邦國」，甚至更早。「初步形成的相對完整的考古與歷史文獻對應的證據鏈，不由得使我們相信，陶寺都城遺址就是堯都。」何駑說。

王巍指出，盡管目前還不到「一錘定音」的時候，但目前沒有哪一個遺址像陶寺這樣與堯都的歷史記載等方面如此契合。

2. 考古發現最早國都陶寺：是否印證是堯的都城

坐落於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東北約7公里處的陶寺遺址，總面積300萬平方米以上，是黃河中游地區龍山時代晚期一處超大型都邑遺址。
從2002年起，經過十餘年考古工作，陶寺文化遺址發掘總面積約8000平方米，基本確定了 陶寺早中晚三期的宮城、早期外城(下層貴族居住區)、至少280萬平方米以上的中期外郭城、中期小城、中期宮殿夯土基址、集郊天祭日與觀象授時於一身觀象 祭祀台、祭地禮制建築、中期王族墓地、王權控制的獨立倉儲區、工官管理手工業作坊區以及調查判定了普通居民區，使學界認識到陶寺遺址是目前考古探明功能區 劃最為齊全的、具有典型雙城制模式的都城遺址;陶寺文化社會已進入到邦國形態。銅齒輪形器、盆口沿、環、蟾蜍等紅銅鑄造器外加上個世紀發掘的銅鈴，構成了 中國最早的銅禮器群。
此外，陶寺觀象台是迄今考古發掘與天文考古判定的世界最早的觀象台;觀象台觀測日出地平歷以20個節令，成為世界最早的最為縝密太陽 歷。陶寺遺址精神文化中展現出的列鉞王權象徵、和合政治理念、文德思想、中正天下觀、禮制思想、天文歷法作為王權軟實力的思想以及漢字載體等，對後世中國 王朝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而陶寺文化開創的都城模式、宮室制度、禮樂制度、都城官營手工業制度等，也成為後世王朝制度文明的主幹。「由此足見，陶寺遺址 及陶寺文化，從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到制度文明，都是生生不息的中華文明核心的主要源頭。」
經過37年來兩大階段的陶寺遺址考古發掘，已經能夠提出一條比較完整的系列證據鏈，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內涵、規模和等級 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與文獻記載的堯都有相當高的契合度。這一點是目前任何其他遺址所難以企及的。陶寺遺址的一系列新發現證明，黃河中游地區 在堯時期業已進入早期文明社會，業已形成了最初的中國~

3. 陶寺還有多少未解之謎

陶寺是四千前的都城？

1978至1985年這一階段的陶寺考古發掘與研究，未能解決陶寺是否為都城遺址這一問題。1999年，新一輪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再次展開。

2002年起，陶寺遺址考古工作被納入國家科技支撐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目的在於判定陶寺遺址是否是都城，陶寺文化的社會組織是否進入到國家。經過十餘年的考古工作，發掘總面積約8000平方米，發現了作為都城必須具備的諸多元素：城牆、王陵、宮城、平民居住區、手工業區、倉儲區，以及禮儀性建築。

據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何駑介紹，陶寺作為都城，城內功能區劃齊備且明確：宮城居城中偏北，工官管理的手工業區被設置在城內東南部。大約從事農業的普通居民區設置在城內西北部。大型倉儲區位於宮城外側東部。城市的東南有一處夯土基址，何駑推測並經過實證，認定它是觀象祭祀台及其附屬建築，城外北偏西是祭祀地祇的「澤中之方丘」及其附屬建築。何駑還提到，在今年的發掘過程中，發現宮城正南門有兩條伸出去很長的夯土，推測可能是「闕」的建築基址。他解釋，這種建築類似於故宮午門兩側的雁翅樓，具有較強禮儀性。

如果「觀象台」等遺址確屬推測中的禮儀性建築，那麼陶寺就是目前考古發現的先秦時期功能區劃最為齊全的、具有典型雙城制模式的都城遺址，堪稱「四千年前的北京城」。

陶寺真的是堯都嗎？

隨著考古發掘和研究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專家認可陶寺是一座都城的觀點。再結合相關史料和傳說的記載，有專家推測，這里很有可能就是堯的都城——平陽。正如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首席科學家李伯謙所說：「陶寺就是堯都，就是文獻記載的堯的中心所在、都城所在。」

他認為，明顯的貧富分化、設防的城、大型禮儀建築、文字、銅器、大型的倉儲設施、大型的宮殿建築基址、高規格的墓葬等都是判斷文明形成和國家出現的標准，而這些，在陶寺都有。因而，「陶寺是中原地區最早進入王國階段的代表性遺址。」他說。

臨汾古稱「平陽」，據史書記載，帝堯曾建都於此。而在這里的種種發現又證實陶寺是一座都城。陶寺延續的時間是公元前2450年—公元前1900年，堯的活動年代是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2000年。由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白雲翔表示，陶寺是堯都，在空間與內涵上都有較高的吻合度。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表示，一系列的考古證據鏈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遺址的內涵、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與堯都相當契合。後世歷史文獻記載、當地民族志資料證據、地名甚至方言等等，也都共同指向堯都在晉南臨汾一帶。

自37年前開始發掘，關於陶寺遺址的性質，考古人員一直在探索。雖然目前的大量證據都指向「陶寺就是堯都」，但考古學家們秉持一貫嚴謹的學術態度，仍然表示，目前還沒有到可以下定論的時候，陶寺與堯都之間的等號還需要更多的證據和研究。雖然無限接近真理，但真理向前一步可能就是謬誤，考古學家們還在努力中。

4. 山西發現春秋晚期貴族夫人墓 墓葬主人腹部有胎兒是真的嗎

近日，考古專家在山西發現幾座春秋晚期貴族夫人墓，其中一座墓葬的主人是一名30歲出頭的孕婦，另外還有一些陪葬品。

5. 陶寺遺址的發掘成果

1、最早的測日影天文觀測系統
2、發現了到遺址發掘為止最早的文字
3、發現了中國最古老的樂器
4、發現了中原地區最早的龍圖騰
5、發現了到遺址發掘為止世界上最早的建築材料——板瓦
6、發現了黃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
（圖冊資料來源 ）
曾一度是國內最大史前城址，如今其規模僅次於浙江良渚城址和陝西神木石峁古城。 陶寺居民的部落公共墓地，在居住地的東南，面積3萬平方米以上。它的使用時間，大致同居住地相始終，發現墓葬1000餘座，都是長方形土坑豎穴墓，除很少的二次葬、屈肢葬和個別俯身葬外，一般是成人的仰身直肢單人葬，頭向東南，排列整齊。不同的氏族葬區在墓葬規模和坑位密度等方面，存在著差別。這里的墓大致可分為三類：
大型墓：長3米上下、寬2米多。使用木棺。隨葬品可達一、二百件，有彩繪陶器、彩繪木器、玉或石制的禮器和裝飾品以及整豬骨架等。已發現9座，不及墓葬總數的1%。經鑒定，墓主都是男性。
中型墓：長、寬尺寸略小。使用木棺。一般隨葬成組陶器（包括少量彩繪陶器）、木器和玉、石器，幾件至一、二十件不等，常見豬下頜骨數個至數十個。這類墓占墓葬總數的近10%。死者多系男性，僅分布在大型墓兩側的為女性。
小型墓：墓坑小而狹長，一般長2米，寬0.5米左右。大多沒有木質葬具和隨葬品。這類墓約占墓葬總數的90%。
陶寺墓地各類墓「金字塔式」的比例關系，應是當時社會結構的反映。早期大、中、小型墓在規模和隨葬品有無、多寡、品類、優劣等方面，差別已經十分顯著，顯示出氏族成員間的平等關系早已被破壞，貴賤有別高下依序的等級制度已經存在。處在塔尖位置的大型墓隨葬品豐富、精緻，有鼉鼓、特磬等重要禮器，推測墓主應是掌握祭祀和軍事大權的部落首領人物。而占墓葬總數將近90%的小型墓，墓室僅能容身，死者身無長物。 遺址出土的生產工具和武器，有石制的斧、錛、鑿、鏟、刀、鏃，骨質的鏟、錐、鏃，陶紡輪和制陶用具陶拍、陶墊等。扁平長方形石鏟數量最多，晚期出現有肩石鏟。石鏟和木耒是當時兩種主要的起土工具，灰坑壁和墓壁上留有它們的痕跡。
隨葬的陶器有灶、罐、壺、瓶、盆、盤、豆，個別墓有鼎和觚。凡泥質盆、罐、壺、瓶、盤、豆，均施彩繪，都是燒成後著彩，以黑陶衣為地，上施紅、白、黃彩；或以紅色為地，上施黃、白彩。紋樣有圓點、條帶、幾何形紋、渦紋、雲紋、回紋、龍紋、變體動物紋等。斑斕絢麗的彩繪陶器，構成陶寺類型文化一大特色。彩繪蟠龍圖形的陶盤，是其中最富特徵的器物。這是迄今在中原地區所見蟠龍圖像的最早標本。從出土情況判斷，龍盤是一種禮器，龍紋則可能是氏族、部落的標志。一些彩繪紋樣與商、周青銅器花紋頗為接近。
大型墓出上的彩繪木器，構成陶寺類型文化的另一特色。這些木器的胎骨都已朽沒，依靠殘存的彩繪顏料層得以剔剝出原來的形狀，已知有案、俎、幾、匣、盤、斗（勺）、豆、「倉型器」、鼓等多種器形。木鼓均成對，與一件大型石磬（特磬）同出。鼓腔作直筒形，高1米，直徑0.4～0.5米，系樹干挖制而成，外著紅彩或以紅色為地，用黃、白、黑、藍諸色描繪出繁褥的紋飾。由散落在鼓腔內的鱷魚骨板得知，當初是以鱷魚皮蒙鼓，即古文獻中所稱的「鼉鼓」。
陶寺遺址出土的玉、石禮器和裝飾品有磬、鉞、瑗、環、梳以及用綠松石、蚌片鑲嵌的頭飾、項飾、臂飾等。石磐通常用石灰岩打制而成，作倨句型，長80～90厘米。它和鼉鼓都是已發現的古代同類樂器中最早的珍品。墓中還有一種大型廚刀，通常大小3件成組出現，類似的器物在古代黃河流域是十分罕見的。
有不少從陶寺遺址出土的樂器，包括鼉鼓、土鼓、特磬、陶鈴、銅鈴、陶塤等。據考古專家介紹，整個陶寺遺址中共計發現類似樂器26件。其中，鼉鼓和特磬都是迄今所知同類樂器中最早的，這也使鼉鼓與特磬配組的歷史從殷商上溯一千多年；陶寺出土的銅鈴，是中國已發現最早的金屬樂器，該銅鈴紅色，長6.3厘米，高2.7厘米，壁厚0.3厘米，含銅量為97.8%，遺址早期文化層中，曾發現過同樣形制度陶器。這些樂器的出土，對於揭示四千多年前的音樂發展水平，認識音樂與祭祀、埋葬習俗的關系，探索禮樂制度的起源與發展，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龍山文化時代陶寺先民過著長期定居的農業生活，掌握了較高的建築和鑿井技術，有發達的農業和畜牧業。飼養的家畜有豬、狗、牛、羊等，以豬為最多，盛行用整豬或豬下頜骨隨葬便是例證。制陶、制石、制骨等傳統手工業已從農業中分離出來，還產生了木工，彩繪髹飾，玉、石器鑲嵌和冶金等新的手工門類。生產的多樣化和專業化，使社會產品空前豐富。
（圖冊資料來源 ）

6. 陶寺文化中有沒有讓人細思極恐的歷史事件

另外，堆滿骨器廢料的大溝里，有幾十個人頭骨重疊堆積，雜亂無章。那些頭骨多被砍切，有的只留面部，有的頭骨下還連著好幾段頸椎骨，從骨齡看，以青年男性為主。

，陶寺遺址基本貫穿陶寺早、中、晚期的大型宮殿，呈長方形，面積約13萬平方米。

而且，在宮城內，有劃分清晰明確的倉儲區、墓葬區、平民區、貴族區、宮殿區、祭祀區、手工業作坊區等不同的區域。

而令人倍感驚怵的，是大溝的底部有一具三十多歲的女性，雖然頭骨尚在，但頸部扭折，下頜張開，呈驚恐狀；兩腿叉開，盆骨處竟被殘忍無比地插入一根牛角！

當年，這個宮城內，這個宮殿區內，到底發生過什麼血腥暴行？

……

真是讓人細思極恐。

7. 信史的考古成果

2015年6月18日 ，中國社科院、山西省委省政府在國新辦舉辦山西陶寺遺址考古成果新聞發布會，發布會上宣布，「堯都平陽」正在走出傳說時代成為信史，堯舜古國文明不再是傳說，多年考古形成的一系列證據指向陶寺很可能就是堯的都城。
發布會上，中國考古研究所所長、國家重大科研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全面介紹了陶寺遺址37年來尤其是近10年的重大考古發現與部分研究成果。王巍指出，一系列的考古證據鏈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遺址的內涵、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與堯都相當契合。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山西工作隊隊長何駑指出，陶寺是最初的「中國」。中國最早的國家社會不是夏朝，而是「帝堯邦國」，甚至更早。
何駑指出，中國歷史上有一個至關重要的歷史懸案：堯舜禹時代是否存在？它是不是一個傳說時代，是不是信史？這在中國人的心中是揮之不去的。說陶寺很可能就是堯的都城到底有哪些證據？
何駑列出了幾大證據。
首先，陶寺遺址出土文字可以自證。陶寺遺址出土的一把朱書扁壺上有「文堯」二字，是陶寺城址為堯都平陽的文字自證。
再者，陶寺城址考古資料可與文獻中關於堯都和帝堯的史跡系統對應。
還有《竹書紀年》傳說堯母慶都感於赤龍而生堯，堯曾夢攀天而上。陶寺早期元首墓中出土的龍盤，畫面中赤龍攀天而上，恰似相關傳說的生動寫照。
「初步形成的相對完整的考古與歷史文獻對應的證據鏈，不由得使我們相信，陶寺都城遺址就是堯都。」何駑說。
王巍指出，盡管目前還不到「一錘定音」的時候，但目前沒有哪一個遺址像陶寺這樣與堯都的歷史記載等方面如此契合。

8. 陶寺遺址是什麼朝代

陶寺遺址是中國黃河中游地區以龍山文化陶寺類型為主的遺址，還包括廟底溝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戰國、漢代及金、元時期的遺存。位於山西省襄汾縣陶寺村南，東西約2000米，南北約1500米，面積280萬平方米。是中原地區龍山文化遺址中規模最大的一處之一。經過研究，確立了中原地區龍山文化的陶寺類型，近年來在對於陶寺遺址的發掘中，結合了磁力儀和探地雷達物探、環境考古、動物考古、植物考古（孢粉、浮選、選種）、人骨分析、DNA分析、天文學等多項科技考古手段，包括碳十四測年技術在內的年代學探討，進一步判斷陶寺文化的絕對年代為公元前2300年至1900年之間。同類遺址在晉西南汾河下游和澮河流域已發現70餘處。陶寺遺址對復原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社會性質、國家產生的歷史及探索夏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1]。
在發掘過程中，考古隊員發現了規模空前的城址、與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觀象台、氣勢恢宏的宮殿、獨立的倉儲區、官方管理下的手工業區等。有許多專家學者提出，陶寺遺址就是帝堯都城所在，是最早的「中國」。根據發掘的成果來看，陶寺社會貧富分化懸殊，少數貴族大量聚斂財富，形成特權階層，走到了邦國時代的邊緣和方國時代。
除陶寺類型的遺存外，遺址還包括廟底溝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戰國、漢代及金、元時期的遺存。陶寺遺址的發現，對於探索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堯舜時代的社會歷史具有重要意義。

9. 我國歷史上 已知最早的歷史紀錄是

我國歷史上已知最早的歷史紀錄是商代。

起於商朝的都城殷，一些考古學家在殷墟發現大量甲骨文遺存，當中記錄了商代的祭祀，征伐等多種活動，這顯示中國的歷史開始進入了信史時代。

一般認為，中華文明的直接源頭有兩個，即黃河文明和長江文明，中華文明主要是由這兩種區域文明交流、融合、升華的果實。有歷史學者認為，在人類文明史中，「歷史時代」的定義是從產生文字之後算起，之前的時期稱之為「史前時代」。

中國歷史中有傳說「伏羲創造八卦」，黃帝時期的「倉頡發明文字」等等，但都無證可考。近代考古發現了3350多年前（公元前1350年）商朝的甲骨文、約4000年前至5000年前的陶文、約5000年前至7000年前具有文字性質的龜骨契刻符號。

(9)陶寺發掘成果發布擴展閱讀：

考古成果

2015年6月21日，中國社科院、山西省委省政府在國新辦舉辦山西陶寺遺址考古成果新聞發布會，發布會上宣布。「堯都平陽」正在走出傳說時代成為信史，堯舜古國文明不再是傳說，多年考古形成的一系列證據指向陶寺很可能就是堯的都城。

發布會上，中國考古研究所所長、國家重大科研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全面介紹了陶寺遺址37年來尤其是近10年的重大考古發現與部分研究成果。王巍指出，一系列的考古證據鏈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遺址的內涵、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與堯都相當契合。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山西工作隊隊長何駑指出，陶寺是最初的「中國」。中國最早的國家社會不是夏朝，而是「帝堯邦國」，甚至更早。「初步形成的相對完整的考古與歷史文獻對應的證據鏈，不由得使我們相信，陶寺都城遺址就是堯都。」何駑說。

王巍指出，盡管目前還不到「一錘定音」的時候，但目前沒有哪一個遺址像陶寺這樣與堯都的歷史記載等方面如此契合。

10. 考古發現最早國都陶寺遺址及陶寺文化意味著什麼

陶寺遺址位於山西南部臨汾市襄汾縣城東北約7公里的陶寺鎮，遺址面積300萬平方米以上。1978年至1985年，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隊與山西原臨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對陶寺遺址做了大規模發掘，獲得陶器、石器、禮樂器、裝飾品等數量繁多的精美文物，揭開陶寺遺址的神秘面紗。

1999年開始，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隊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文物局合作，對陶寺遺址開始了新一輪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2002年起，陶寺遺址考古工作被納入國家科技支撐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經過37年來兩大階段的陶寺遺址考古發掘，已經能夠提出一條比較完整的系列證據鏈，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內涵、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與文獻記載的堯都有相當高的契合度。社科院副院長李培林說，陶寺遺址的一系列新發現證明，黃河中游地區在堯時期業已進入早期文明社會。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指出，陶寺遺址是中原地區最早進入王國階段的代表性遺址。但他同時認為，還有很多問題，比如陶寺文化的源頭、滅亡的原因等，尚待進一步研究。

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長白雲翔說，根據文獻提供的線索和現階段考古成果，絕大多數專家認為，陶寺遺址是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