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浩進成果

1. 孫東川的主要研究成果

這是孫東川教授等人自2004年以來全力以赴開展的研究工作。他們認為，研究與創建現代管理科學中國學派，是當代中國人、尤其是管理學界的歷史使命和歷史機遇。
現代管理科學中國學派的英譯為the Chinese school ofmodern guanli science（CSGS），其中guanli為漢語「管理」之拼音。中國人的管理理念很豐富，涵蓋了英語的management，administration等單詞，沒有哪一個英語單詞可以完整地確切地表達漢語的「管理」；「管理科學」的豐富內涵也不是management science（MS）或administrationscience（AS）所能表達的，唯有表達為guanli science（GS）。就是說：
管理（guanli）= management + administration + ……
管理科學（GS）= management science（MS）+ administration science（AS）+ ……
中國人研究管理和管理科學，不能簡單套用英語世界的概念，不能削足適履、自廢武功、「被綁架」。孫東川教授等人主張構建中西合璧的管理科學話語體系，爭取中國人在管理世界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他們提出：管理是人類的第二類活動，它為第一類活動服務，使之提高效率和效益（第一類活動是生活的與生產的作業）。這是一個很有創意的基本定義。
圖1表示管理科學的內涵與結構。這是一個內容豐富的知識體系，大大超過了西方的MS和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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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GS具有以下特點：
1.它是中國的：具有顯著的中國特色，它是在中華大地上生長起來的，適合中國國情，能夠有效地解決當代中國的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問題，而且，中國人應該是創建中國學派的主力軍；
2.它是現代的：運用現代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體現世界上最新的管理科學與管理工作成就；
3.它是先進的：博採眾長，推陳出新，綜合集成；
4.它是世界的：具有普適性，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尤其是可以為發展中國家所借鑒；
5.它是開放的，與時俱進的：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將會不斷完善與發展，永葆青春。
創建CSGS的基本途徑是：洋為中用，古為今用，近為今用，綜合集成。其中「近為今用」是重點，其含義是從我國近期的社會實踐中總結經驗和教訓，上升到理論高度，指導當前和今後的社會實踐。所謂「近」，主要是改革開放的30多年—新中國的60多年—中國共產黨的90多年；「近」還可以上溯到辛亥革命（1911年）—洋務運動（始於1860年）—鴉片戰爭（1840年）。
圖2是創建途徑的形象化表示：「三室一廳」的工作模式。
「中國模式」是「中國學派」的學術形式，「中國學派」是「中國模式」的實踐形式。實踐先行，理論隨後。有了實踐形式，才能產生學術形式；有了「中國模式」，才能產生「中國學派」。各行各業都是這樣，尤其是經濟領域和管理領域。在管理領域，「中國模式」已經基本形成並且不斷發展與完善，CSGS要靠管理工作者和管理科學研究者積極打造和創建。
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黑格爾）。凡是發展的都是合理的，凡是成功的更是合理的。中國模式是存在的，發展的，成功的，無疑是十分合理的。經濟發展與管理工作是正相關，社會安定團結與管理工作是正相關。盡管當前我國的管理工作還有不少問題，甚至很嚴重，但是，我們應該把握大方向——對於我國的管理工作基本肯定而不是全盤否定，同時，克服缺點和錯誤，加以改進與提高。
研究中國的管理，在理論和方法上有所建樹，建立一個體系或框架，並且為它起一個名稱——國內許多學者都想到了，而且採取了行動。目前名稱多種多樣，例如：和諧管理（HeXie management），和合管理，中國管理學，東方管理學，中國式管理，中道管理，中國管理科學，中國現代管理科學，中國特色的管理科學，有中國特色的管理科學，有中國特色的現代管理科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管理科學，等等。雖然這些名稱在字面上差異比較大，其實學者們的心願都差不多：研究中國的管理，創建一些理論與方法，用以改進和提高中國的管理工作，並且為管理科學的發展作出貢獻。
CSGS具有最大的兼容性，是個大平台（大舞台）、聚義廳，是個大家庭。
CSGS是一個大學派，是一個總的名稱，它可以而且必然會分為若干小學派。如同先秦諸子百家，CSGS也會有新的諸子百家。
CSGS可以借鑒和移植系統工程中國學派的許多內容。
創建CSGS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千軍萬馬長期作戰。「干」字當頭，又好又快地完成我們當代中國人的歷史使命！
孫東川教授及其學術團隊相信：再有5-10年時間，中國的管理工作將會有極大的改觀，CSGS的創建工作將會基本就緒。事實上，兩者是互相促進，相輔相成的。CSGS將為世界的管理科學寶庫增添具有中國特色而熠熠生輝的豐富內容。 孫東川於1980年開始由工科專業轉向系統工程與管理科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由於他有較好的數學、運籌學和控制論的知識基礎，並且具有在企業工作的經驗，所以，很快就完成了轉型，成為新領域的佼佼者。
他推導了PERT等效計算的一組公式，證明了確定critical path的必要條件與判別定理，提出了「最緊急路線」的概念和判別准則。在一些企業成功地開展了PERT的應用研究。
他在系統模型、系統工程方法論和系統工程基本原理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進展。例如，面對一些教科書上以訛傳訛的Hall三維結構，他追根溯源，找出A.D. Hall的原作，指出其中第三維應該是「專業維」而不是「知識維」（1983）。
孫東川教授先後編寫了三部系統工程教材：《系統工程簡明教程》（孫東川，陸明生），中國科學院院士張鍾俊教授寫序，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此書出版後被推薦為「七五」期間全國高等工科院校試用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國家級規劃教材《系統工程引論》（孫東川，林福永，孫凱），中國工程院院士汪應洛教授寫序，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版，2009年第2版，此書每年重印，總印數已超過2萬冊；中國科學院規劃教材《系統工程基本教程》（孫東川，朱桂龍），中國工程院院士劉人懷教授和中國系統工程學會前理事長、國際系統研究聯合會前主席顧基發研究員寫序，科學出版社，2010. 這三本教科書都很受歡迎，在系統工程學術界有很大的影響，書中較多的內容被其他教科書引用。
孫東川教授堅持按照錢學森體系來闡述系統工程和系統科學。他指出：系統工程中國學派已經形成——這就是錢學森學派，這是中國人民的寶貴財富，是系統工程學科的寶貴資產；他認為：系統工程在中國已經取得了很大成功，同時，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系統工程在中國可以實現更大的輝煌；人類社會到了共產主義還需要系統工程，一萬年以後也需要系統工程，系統工程將與時俱進，永葆青春！ 「中山文化」這一重要的創新理念是孫東川教授在1998年提出來的。1999-2001年他承擔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99BJL048）「中山文化在世界經濟一體化背景下的現實意義研究」，取得豐碩成果。專家鑒定意見是：「本項目立論正確，有創造性，開辟了研究孫中山先生的新領域，研究成果堪稱佳作，填補了研究『中山文化』這塊學術園地的空白，具有國內領先水平。」2001年11月初，以項目研究成果為基礎，在澳門召開了「紀念辛亥革命90周年暨中山文化研究成果報告會」，海峽兩岸四地學者出席，會議開得很成功，孫中山先生的孫女孫穗芳博士從夏威夷專程到澳門赴會。
「中山文化」定義為：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40年，他和以他為首的革命志士，在為實現振興中華的目標所進行的艱苦卓絕的奮斗過程中所創立的革命學說、價值觀念和思想理念，所表現的革命風范、奮斗精神和獻身精神，及其合理延伸。
中山文化具有豐富的內涵，它包括：
（1）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學說 孫中山先生的著作在1000萬字以上，不同版本在國內外大量出版，影響深遠。孫中山先生在遺囑中特別指出：「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是所至矚！」
（2）孫中山先生的價值觀念和思想理念 孫中山先生的價值觀念和思想理念，不但反映在他的著作中，而且凝聚在他提出的奮鬥口號和題詞中。例如，「振興中華」，「天下為公」，「世界大同」，「世界潮流，浩浩盪盪，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等。為了培養革命和建設事業人才，1924年春季他親自倡導成立兩所學校：「武學校」黃埔軍校，「文學校」廣東大學（1926年更名為中山大學），他給文學校的題詞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他在生命彌留之際呼籲：「和平，奮斗，救中國」。他說：「革命者是要做大事，不是要做大官。」他認為革命者都是人民公僕，大總統也不例外。
（3）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風范、奮斗精神和獻身精神 孫中山先生的人格是高尚的、偉大的，他的精神感人至深，有眾多至死不渝的追隨者。他幹革命不屈不撓，愈挫愈奮。他一生不知道遇到了多少挫折，多次危及生命，但是他從來不退縮。許多親密戰友犧牲了，但是絲毫不能動搖他的革命決心。孫中山先生是勤政廉政的楷模。在漫長的革命歲月中他募集了大量的革命經費，但是他從不為自己謀一點私利，全部奉獻給革命事業。他的大哥孫眉先生傾家盪產支持他的革命事業，從夏威夷富甲一方的「茂宜王」變成一貧如洗的平民；1912年初，廣東省革命力量推舉孫眉擔任廣東省都督，孫中山先生不予批准。孫中山先生的家事遺囑是：「余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留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余之兒女已長成，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余志。此囑。」
（4）以上所說，特別是（2）（3）還包括：在孫中山先生漫長的革命歲月中，他的戰友、學生和追隨者等一大批革命志士的傑出表現、創造和奉獻。他們前仆後繼，義無反顧，拋頭顱，灑熱血，很多人犧牲了年青的生命。
（5）中山文化還包括1925年孫中山先生逝世以後，以上各點的合理延伸這里所說的「合理延伸」，包含兩個方面。其一，他的革命繼承者們尤其是中國共產黨人對於豐富和發展中山文化所作出的貢獻，包括思想理論的貢獻和革命實踐的貢獻。其二，在全中國普遍出現的社會現象，例如大中城市一般都有中山路、中山廣場、中山公園及孫中山先生塑像等；又如，每年11月12日和3月12日，孫中山的誕辰與忌辰，北京、南京、廣州等地都要舉行紀念活動。翠亨故居、廣州中山紀念堂、南京中山陵，北京香山碧雲寺衣冠冢等，都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參觀和瞻仰的重要地點。神州大地到處都有中山文化氛圍，令人追念偉人，激勵革命鬥志。
中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的精神財富，是孫中山先生留給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寶貴的歷史遺產。
孫東川教授多次參與廣州、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相關的全國性紀念活動和學術活動，積極宣揚中山文化。在他的推動下，澳門辛亥革命與中山文化研究會、澳門辛亥·黃埔協進會先後成立，積極開展研究工作和社會活動。他還多年擔任中國辛亥革命研究會常務理事。 孫東川教授還開展過區域經濟發展戰略與規劃研究、省級勞改系統研究、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等，都取得了比較出色的研究成果。
綜上所述，孫東川教授的研究領域比較寬，成果比較豐碩。但是，他自己認為有利有弊。弊端在於不能朝著一個方向深入下去，作出系列性的重大研究成果。（主要是客觀原因造成，他自己感到身不由己，很惋惜。）
因此，他告誡他的弟子和年輕學者：要與博士學位論文選題白頭偕老！千萬不要「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他呼籲青年學子學習袁隆平院士幾十年如一日，專心致志研究雜交水稻的精神；要做到：心無旁騖，目不斜視，勇往直前，持之以恆！
孫東川教授認為，市場經濟給教育界和學術界帶來的負面影響是浮躁，普遍的浮躁。不少人物慾橫流，一切向錢看，掙錢很多卻永不滿足。這樣，中國出不了大學問，出不了大師。面對這種情況怎麼辦？他認為，借鑒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共同致富的重大舉措，現在需要大力提倡：讓一部分人先靜下心來做學問！逐步帶動越來越多的人靜下心來做學問。這需要大學校長和教育部等國家有關部門大力支持，出台有關政策措施。
孫東川教授表示：要把自己的餘生奉獻給CSGS，哪怕只有綿薄之力，哪怕只能作鋪路石子，也心甘情願，在所不辭。他認為：老教授應該超越馬斯洛，上升到第六層次：物我兩忘——孜孜以求，做學問不帶功利性。
孫東川教授的座右銘：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冷眼向洋看世界，熱風吹雨灑江天！

2. 陳寅恪的主要成就

陳寅恪長期致力於史學研究工作，研究范圍甚廣，他對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別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語言學、敦煌學、中國古典文學以及史學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陳寅恪治學主旨「在史中求識」。繼承了清代乾嘉學者治史中重證據、重事實的科學精神，又吸取西方的「歷史演進法」，即從事物的演化和聯系考察歷史，探究史料，運用這種中西結合的考證比較方法，對一些資料窮本溯源，核訂確切。並在這個基礎上，注意對史實的綜合分析，從許多事物的聯系中考證出關鍵所在，用以解決一系列問題，求得歷史面目的真相。他這種精密考證方法，其成就超過乾隆、嘉慶時期的學者，發展了中國的歷史考據學。
魏晉南北朝
陳寅恪以研究中古史的著述影響最大。他分析了東漢以後，中國社會上儒家大族與非儒家寒族在政治上形成兩個不同的集團，其勢力的升降為當時政治演變的基礎。陳寅恪是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開拓者，涉及的領域相當廣泛，提出許多精闢見解。在對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成果，不僅在許多方面都有開拓創建，而且有許多方法、結論至今仍發人深思，給人啟迪。他從等級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四大突出特點進行分析，使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推向了深入。 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關於民族與文化的歷史考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他反復強調種族與文化問題是研究中古史最重要的關鍵。在民族融合與文化整合關繫上，他提出「北朝胡漢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種族」的論點。這對研究中華民族融合史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陳寅恪對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最精湛的部分，也是他超越前人的方面在於：一是史料的擴充，如詩文與史實的互證、考古與音韻資料的應用、域外記載的采擷；二是分析方法的改進，即史法的進步。該書雖非陳寅恪的原著，但仍較為真實地體現了陳寅恪在魏晉南北朝史方面的研究成果。
隋唐
隋唐兩朝共有三百多年的歷史，是我國中世紀的極盛時代，居當時世界各國的前列。但是史家對這一時期歷史的許多重要問題研究得非常不夠，特別是對其文物制度淵源流變的研究，缺少符合歷史事實的論著。陳寅恪有鑒於此，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寫出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應用大量資料，系統地論述了從漢魏到隋唐文物制度的淵源和演變，對海內外學術界有重大影響。
另一方面，陳寅恪從「古文運動」，「新樂府」、「行卷」三方面人手研究唐代文學。他把「古文運動」與民族意識，文化交互關系結合起來研究，提出了研究唐代文學新見解。在《論韓愈》一文中，指出古文運動的中心是恢復古代儒家思想的地位，韓愈等是走在古文運動中最前的人。他認為「新樂府」是我國文學逐步趨向下層的一個重要標志，其價值與影響比陳子昂李白更為高遠，這種見解超越了前人。他是第一個對「行卷」進行全面研究的人，重要成就是發掘了「行卷」思潮。
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用宇文泰的「關中本位政策」所鳩合的集團興衰和分化，解釋唐代近三百年間統治階級的升降，論證充分，後來學者多所稱道。此外，他在書中，精細入微地考察了隋唐時期的主要制度，如禮儀、職官、刑律、音樂、兵制、財政諸制，發其源而究其變，提出關於「關隴集團」的概念，為後學提示了一個宏觀地把握西魏、北周、隋代至初唐歷史發展基本線索的關鍵，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明清
陳寅恪所著80餘萬言的《柳如是別傳》為明清文學研究提供了許多價值的成果。他詳細考證了柳如是，精闢地拴釋了錢、柳詩文。他頌揚柳如是，贊同錢廉益的觀點，使人耳日一新。他為錢、柳詩文進行箋證，反映明清之際的政治、社會狀況，是以詩文論證一代史事的典範。 該書不僅是陳寅恪檢驗自己畢生學術水平的一次綜合實踐，同時也是陳寅恪一生治史思想的結晶。
陳寅恪的著作，多屬考證性文字，但他的考據方法，已有別於傳統意義上的考據。他以考據為手段，在考證歷史事實的基礎上，還注意探求歷史發展的規律。陳寅恪在繼承乾嘉學者實事求是、精密嚴謹的考據之學時，也吸收了宋代學者追求義理的作風，注重探求歷史的規律。在西方歷史語言考證學派的影響下，他十分重視對語言工具的學習，並掌握了十幾門外語。他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語言工具，對中外文資料進行比較研究：在西方文化史學的影響下，他在歷史研究中引入文化史學觀點，從民族與文化兩個角度來進行研究，拓展了史學研究的范圍。在繼承傳統的前提下，陳寅恪對考據方法加以創新，形成了他獨具特色的新考據方法。其考據方法的特點即「詩史互證」與比較的方法。
「詩史互證」是陳寅恪在研究中用得最多，最具特色的一種考據方法。雖然首先提出這種方法的並不是陳寅恪，但他把這種方法大量付諸實踐並取得了豐碩成果。他首先注意到唐詩的史料價值。因唐詩的作者來自社會各階層，唐詩中許多作品直接反映了現實生活，可以補正正史之不足及訛誤。除唐詩外，小說也可以用於證史。他還提出了利用小說證史應注意的一些原則。《柳如是別傳》是陳寅恪「詩史互證」的力作，此書通過箋釋錢謙益、柳如是的詩文，系統論述了明末清初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陳寅恪「詩史互證」方法的運用，既是對史料范圍的擴展，也是對考據方法的創新。
比較的方法體現在他利用自己掌握的語言工具，進行中外文資料的比較研究，發現了許多前人未發現的問題，並闡明了自己的看法。他利用這種方法在蒙古史研究中獲得了許多成果；他還利用對音方法考證出史書中的一些地名，以及書籍在輾轉翻譯過程中出現的一些錯誤。與王國維一樣，陳寅恪也注重地上實物與地下實物的比較研究，特別是利用敦煌出土資料釋證文獻記載，並有許多發現。
陳寅恪的新考據學方法，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傳統文獻研究方法，在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方面具有重大意義，但他有些考據過於繁復冗長，這又是他的不足。 陳寅恪與王國維、陳垣等形成了中國史學史上具有代表意義的「新考據學派」。研究的范圍，涉及中古史、宗教史、蒙古史、敦煌學等，並取得了不少開創性的成果。 蒙史
《蒙古源流》是明朝萬曆年間內蒙古薩囊徹辰所著，其中夾雜不少神話傳說，與元代蒙漢文史書多有不同，往往讓人們困惑不解。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陳寅恪發表了4篇論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書的本來面貌，使人們對原來困惑不解的難題，得以了解通釋，對後來的蒙史研究產生重大影響。 他在《蒙古源流》一書中首先運用了西方漢學家的對音勘同的譯名還原法，突破了這一領域中傳統的證補和重修正史的老路，使中國蒙古史的研究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進入一個新階段。
敦煌學
陳寅恪的學術研究，雖然沒有傾力於敦煌學，但是卻在敦煌學資料的搶救、整理、敦煌學的確立及發展等各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使敦煌學終於成為二十一世紀的「顯學」。陳寅格從事敦煌文獻研究並把它納入到世界學術領域中，得到各國學術界的認可。
1930年，陳寅恪在其所撰《陳垣敦煌劫餘錄序》中最早提出「敦煌學」的概念，指出「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在該序中，就北京圖書館所藏八千餘卷敦煌寫本提出九個方面的研究價值，即摩尼教經、唐代史事、佛教文義、小說文學史、佛教故事、唐代詩歌之佚文、古語言文字、佛經舊譯別本、學術之考證，為敦煌學研究指明了方向。撰有《大乘稻芊經隨聽疏跋》《懺海火罪金光明經冥報傳跋》《有相大人生天因緣曲跋》《須達起精舍因緣曲跋》《韋庄秦婦吟校箋》《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蓮花色尼出家因緣跋》等多篇論文；還在《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匯編序》《元白詩簽證稿》等論著中，利用敦煌資料補史、證史、大多數敦煌學論文收入《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及《元白詩箋證稿》三書也使用一些敦煌資料。 著文為從事敦煌文獻研究者開闊了視野，為中國敦煌學研究的全面開展，奠定了基礎，開創了先河。

藏學
陳寅恪對藏學、突劂學研究，他從不輕下斷語，總以嚴謹的科學態度進行判別，不違駁事實，是一位史識與史德統一的典範。他嚴謹處理「贊美」與「求真」的關系，實事求是地評價歷史，至今仍然具有深遠的教育意義·
陳寅恪積極促進當時國內對於藏文書籍文獻的保護和收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曾存有陳寅恪整理的《西藏文籍目錄》，除此之外，還曾在流亡雲南蒙自時期撰寫《蒙古源流注》，該書稿系依據其蒙、滿文諸本，並參稽其所出之西藏原書、《四庫提要》所謂「咖喇卜經」等者，考訂其得失，與沈乙庵書大異。另又花費了大量心血比勘佛經的梵、藏、漢譯本之異同得失而撰寫《校記》。可惜資料及文稿均毀佚於戰火。
陳寅恪的朋友中，研究藏學者有多人，如李方桂於解放前赴美，一直從事這方面的研究，發表有《馬重英考》等多篇論文。而受陳寅恪的影響，一些有志之士，如於道泉、張熙、王森等人以及一些學生，如吳其昌、姚薇元、劉盼遂、劉銘恕兄弟、林亮等人進行了程度不一的藏學研究。
突厥學
在突厥學方面，陳寅恪摒棄了把突厥史作為隋唐史附屬品的陳舊觀念，肯定了「突厥在當時實為東亞之霸主」的地位。他以「外族盛衰之連環性」解釋唐與突厥間力量的迅速消長變化以及霸權地位的急劇轉化，表現出卓越的史識。
陳寅恪對佛經翻譯、校勘、解釋，以及對音韻學、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淵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課題的研究，均有重要發現。
宗教學
陳寅恪對宗教學的研究，是他學術生涯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早年因受到系統的方法論訓練，又有深厚的駕馭語言文字的功底，使他能夠在宗教學研究里游刃自如。他的學術研究在國際學界也為專家學者仰止。陳門家學有濃厚的佛學氣氛，陳寅恪之父陳三立曾就學於佛學大師楊仁山的祗洹精舍，潛心修佛。長兄陳衡恪自幼經受佛學薰習，且擅佛畫。蔣天樞先生在《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中記敘：陳寅恪少時曾泛覽祖父所藏「浩如煙海」的古籍佛典。佛學研究是他的宗教學研究中最重要的內容。他利用豐富的語言學知識，開辟了南北兩傳比較研究的領域，注意研究中國佛教的源與流的關系，梳理佛教名相的產生和演變，指出了以往中國佛教翻譯的「誤譯」或「誤解」的問題。
佛教傳入中國後，往往因語文能力限制，不能與原本或其語言譯本對勘，陳寅恪最重外語研習。他研究佛教，能著重考證，並在考證中探討問題。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是世界佛學界對早期禪宗研究的高潮，他先後對《大乘起信論》和《六祖壇經》的「傳法偈」的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這些看法與當時國內一些著名學者並不一樣，自成一家之言。他還對當時國內佛學界和中國哲學界發起的魏晉玄學的討論，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所作的有關支愍度的「心無義」學說的考證，至今也是最詳盡的一篇，可與湯用彤的《兩漢魏晉南北朝佛教史》的有關章節相互印證。他對武則天與佛教的關系的研究，也受到了中外學者的注意。此外，他對佛經翻譯和佛教文學也多有發微。
語言學
陳寅恪精通梵文和多種西域古代語言。更有盛傳其通曉包括英、法、德、俄、西班牙、日、蒙、阿拉伯、梵、巴利、突厥、波斯、匈牙利、滿、藏、希伯來、拉丁、希臘、回鶻、吐火羅、西夏、朝鮮、印地、暹羅等20餘種語言。考察其游學經歷，陳寅恪應當掌握日語、德語、英語。參考陳封懷回憶，陳寅恪應當掌握包括英語、德語、法語。考察其游學所學課程，陳寅恪應當涉獵梵語，希臘語，巴利語。考察其所記錄筆記，陳寅恪應當涉獵藏文、蒙文、突厥回鶻文、吐貨羅文（土火羅文）、西夏文、滿文、朝鮮文、佉盧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伊朗文（應當是古波斯文）、希伯來文。
眾所周知，學習一門語言，有聽說讀寫不同方面，而陳寅恪運用在學術研究中的，多聚焦於「讀」這一個層面，通過閱讀各種文字的文獻來立論舉證，而於其餘的聽、說、寫方面，則沒有明確證據。雖然陳寅恪所學習過的許多文字都是不必學會聽、說、寫的「死語言」，但就傳說中的英、法、日、德、俄、古希臘語和拉丁語而言，除了英語、德語和日語外，對別的語言能否做到「精通」，也缺乏明證。而陳寅恪對歷史語言學和「死文字」的運用，並非專注於通曉語言本身，更非是將學習外族文字作為奇巧淫技式的學問展示，他更多的還是借用語言為輔助工具，其學問的核心關照，還是海內文明、中土史地。 陳寅恪自1926年留學回國後，就任清華大學研究院教授，是當時清華「四大導師」之一。之後，成為清華大學唯一的中文系「合聘教授」，在師生中享有「蓋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師」等稱譽。在清華校園里，不論是學生還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難問題，都向他請教，而且能一定得到他滿意的答復。大家稱他為「活字典」、「活辭書」。他講課時，研究院主任吳宓教授是風雨無阻，堂堂必到的聽課者；其他如朱自清等水準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聽他講學。哲學專家馮友蘭，當時任清華大學秘書長、文學院長，可每當陳寅恪上《中國哲學史》課時，馮先生總是恭敬地陪著陳寅恪從教員休息室走出來，靜靜地坐在教室里聽他講課。他講授的課程主要有《佛經翻譯文學》《梵文文法》《兩晉南北朝史》《唐史》《唐代樂府》《唐詩證史》等。
陳寅恪對學生的愛護無微不至，對學生生活乃到畢業後就業問題，也非常關心。他認為問答式的筆試，不是觀察學問的最好方法。做論文，要求新資料、新見解。他從不要求學生用死記方法，而是鼓勵思考，他更反對「填鴨式」的教育方式。「桃李滿天下」，對陳寅恪來說，當之無愧。他為國家培養了許許多多的優秀人才，其中不乏如季羨林、蔣天樞等大師。

3. 李向民的成果業績

2010年，《文化經濟學》，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重點基地重大項目，進行中，課題負責人。
2010年，《文化產業研究生專業實踐課程教學模式探索》，江蘇省研究生創新工程教育教學改革課題，進行中，主持人。
2008年，《江蘇文化強省目標和文化產業發展研究》，江蘇省社科聯重大課題，已完成，課題負責人。
2008年，《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研究》，文化部，已完成，主持人。
2007年，《中國城市文化競爭力研究》，文化部，已完成，主持人。
2006年，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藝術學科重點課題《中國美術經濟史》，文化部，已完成，主持人。
2003年，江蘇省委宣傳部課題《江蘇文化產業的現狀、問題及發展戰略研究》，已經完成，主持人。
2002年，全國體改研究招標課題《中國縣鄉政權現狀及其改革》，國務院體改辦，已經完成，主持人。
2001年，留學回國人員科研資助課題《外國政府農業政策研究》，人事部，已經完成，主持人。 1、李向民，精神經濟時代的文化產業，《中國文化產業年度報告-2004》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1-7頁。
2、李向民，破解文化產業發展的五重障礙，《中國文化報》，人大報刊復印資料《文化研究》，2003年7月，37-40頁。
3、李向民，王晨等，江蘇數碼文化產業發展，《江蘇文化產業藍皮書-2004》，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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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韓順法、李向民，創新與文化雙重決定的創意產業價值分析，《科學學研究》，2009年2月，第26卷增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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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李向民，忘年神交、如切如磋—錢學森指導我研究文化產業，《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2009年第1期。
24、韓順法，李向民，精神生產視域下我國產業結構的內在演變，《科學學研究》，2010年7月，28卷第7期。
25、韓順法、李向民，創意產業影響經濟增長的測度研究，《統計研究》，2010年1月。
26、李向民、韓順法，我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理論探析及政策選擇，《東岳論叢》，2010年第49期。
27、李向民、韓順法，文化產業與精神經濟時代，《思想戰線》，2010年第3期。
28、李向民、王晨等，「文化強省」建設目標體系與戰略措施研究，《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2011年2月。
29、李向民，精神經濟背景下的文化產業生產機制，《中國文化產業評論》，第15卷，2012年5月。
30、王晨、李向民，轉企改制後國有文藝院團深化改革的動因和對策研究，《廣西經濟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13年93期。
31，陳燕、李向民，以我國閑置空間資源特性為導向的文化創意產業集聚――以精神經濟學分析為基礎，《廣西經濟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13年96期。
32，徐從才、李向民，徐桂華與改革開放同行，《光明日報》2014年4月5日。 1、李向民《大夢初覺》，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
2、李向民《中國藝術經濟史》，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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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光耀、李向民《江蘇人的經濟觀》，新華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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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向民《文化產業：變革中的文化》，經濟科學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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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向民、王晨、成喬明《文化產業管理概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10、胡惠林、施惟達、李向民《文化產業與管理》，南開出版社，2007年
11、李向民《謎城――地堡迷蹤》（小說），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10年
12、李向民《謎城――縱目人的反擊》（小說），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10年
13、李向民《仰觀荷花分外高》，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14、李向民《中國美術經濟史》，人民出版社，2013年

4. 張載的主要成就

「關學」是由張載創立，以其弟子及南宋、元、明、清諸代傳承者人士為主體，教學及學術傳播以關中為基地而形成的儒學重要學派，與宋代二程的洛學、周敦頤的濓學、王安石的新學、朱熹的閩學齊名，共同構成了宋代儒學的主流。
張載認為生在世上，就要尊順天意，立天、立地、立人，做到誠意、正心、格物、致知、明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努力達到聖賢境界。關學的主旨，集中的體現在被當代哲學家馮友蘭概括的橫渠四句中：「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關洛濓閩新諸學派皆根源於《易經》和孔孟、在發展過程中互相吸收、融合又互有批評、創新，包括對佛學的批評和吸收，這是整個儒學史的一個共性特點，但在本體論、認識論、辯證法、和諧論和教育見解等方面關學又獨具個性。
一.氣本論——太虛即氣與氣化萬物。
宇宙和世界的本原，始基是物質還是精神，歷來是哲學的最基本的問題，也是每個哲學家必須回答的問題。中國古代哲學家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認為「心」或「理」為宇宙本原；二是，氣為本原。張載認為，「氣」或「元氣」是人和萬物產生的最高體系和最初始基。這「一氣」或「元氣」，包含了陰陽二氣的對立依存，相反相成，升降互變的關系，在這種關系的交互運動中產生了人和萬物。可以說張載是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哲學思想史上最傑出的代表。
張載繼承和發展古代「太虛」的范疇，並對它加以改造和揚棄，用來表示物質存在的基本形式和物質運動基本狀態，提出了「太虛即氣」、「氣為本體」、「氣化萬物」的唯物主義宇宙觀。同時論證了氣無生滅的物質永恆論。從張載開始，古人關於物質世界的認識的理論達到了系統化。
張載認為：宇宙的本體，萬物的始基是氣，一切萬物都是由氣化而來的，形態萬千的萬物，都是氣的不同表現形態。不論聚為有象的「有」還是散為無形的「無」，究其實質，都是有，不是「無」，所說「太虛即氣，則無無。」因為物質的氣作為宇宙本體，只有存在形式的不同變化，不是物質本身的消滅和化為無有了，氣是永恆存在的。如此，張載關於世界的物質統一性和物質的永恆性思想，是古典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的最高成果。
二.辯證法——一物兩體，動必有機。
關學在「太虛即氣」的元氣本體論基礎上，對宇宙萬物的矛盾運動，發展變化及其規律，以及解決矛盾的方法等做出了說明，許多見解相當深刻、精闢。
張載認為，氣的本然狀態是無形的太虛，氣的基本特性是運動與靜止，充滿宇宙渾沌無間的太虛之氣，是在不斷進行「鬱蒸凝聚、健順動止」等不同形式的變化。萬物的生死，動靜的改變，都是氣的萬殊變化的體現和變化的結果。太虛之氣之所以能不斷地運動變化，是因為太虛之氣是陰陽之二氣的合和體。太虛是陰陽未分的渾沌狀態，也稱之為元極。陰陽分化為太極，無極而太極，太極生兩儀——陰與陽。陰陽交互變化而生萬物。太虛之氣包涵著陰氣與陽氣兩個矛盾的方面。陽氣的特性是清、浮、升、動；陰氣的特性是濁、沉、降、靜。陰陽二氣處同一個統一體中，既相互對立，相互斗爭，相互激盪，又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相互生發。所謂「獨陽不生，孤陰不長」。陰陽二氣的這種關系的運動變化，是萬物運動變化的根本原因和動力。

三.認識論——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
在認識論上，關學提出了「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兩個概念。這是中國古典哲學關於認識和知識理論的一個創舉。張載認為：人的知識是由耳目鼻舌身等感官接觸外界事物而獲得，即為「聞見之知」。但僅只聞見之知，並不能全面認識天下有形有象之事物，更不能窮盡無形的天下事物之理。要窮理盡性，必須有一種比聞見之知更廣泛、更深刻的知識，就是「德性之知」。人的認識過程分為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兩個階段，即所謂的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張載進一步認為，只有德性之知才為真知，才能反映萬物的本性本質，「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見聞小知而已。」（《正蒙·誠明篇》）。在探討人的認識來源時，已經看到了感性與理性，有限與無限，相對與絕對，現象與本質的辯證關系，並作了精闢的論述，從而對中國古代認識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四.人性論——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
張載總結了先秦以來的人性論，吸取了各家學說的優點和長處，創立了關學具有特色的人性學說。
關學認為，人和萬物都是由「氣」產生和構成的。因為氣有清濁、精粗、明昏、偏全、厚薄的不同，便產生了千差萬別的物和人，所以，氣的本性就是人和萬物的本性。據此，可以肯定人和萬物都是有性，而且人和萬物的本性，同出於「太虛之氣」。因此，性是永恆存在的，先天之性本源是純善純清純潔的，但人生下來之後，具有不同的身體條件、生理特點、家庭環境和自然環境。這些外在因素與人與生俱來，先天秉賦的天地之性結合，交互作用和影響而形成的後天之性，就是「氣質之性」。氣質之性中有善有惡，有清有濁，從而決定了人性具有千差萬別，這樣，張載創立了人性二元論。
天地之性誠明至善，是善的來源，而氣質之性有善有惡，是惡的來源，是人慾的體現。至此，關學對於爭論了一千多年的性善與性惡論，給了一個總結性的合理解釋。人犯錯誤，作惡了，是氣質之性中的惡性，人要成為聖賢君子，必須變化氣質之性，去掉氣質之性的遮蔽，回歸和彰顯天地之性。變化氣質之性的方法，途徑是接受教育，學習禮義道德，養氣集義。「養浩然之氣須是集義，集義然後可以養浩然之氣……義者，克己也。」集義猶言積善也。通過積善，克己，而且堅持不懈，才能不斷變化氣質，獲得正直剛大的浩然正氣，從而達到聖賢君子的境界。關學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的學說，既為人性善惡找到了合理的解釋，又為天理、人慾之辨供了理論依據，是對中國古代人性論的重要貢獻。朱熹稱贊張載的人性論是「極有功於聖門，有利於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朱子類語》）
五.太極學說——窮究《易》理，辯證之探。
《周易》作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源頭活水。北宋諸子將《周易》研究推向了一個新階段。張載《橫渠易說》傳世，其研究具有顯著特點，關於辯證法的思想，內容豐富，論證全面，寓意深刻，理論精確，是中國古代一位辯證法大師。
①長於《周易》義理的發掘。作為現實的人生修養，參與社會變革的理論武器和信仰原則。他「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志向和試驗井田，漸變改革的政治主張，皆源於《周易》的義理和智慧。
②首次提出「自然易」與「書易」的概念，劃清了研究中主觀對客觀的界限，自然實在與圖文表述的界限。
③對《周易》中「無極而太極」、「太極與陰陽」、「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等關於宇宙本體論的太極學說創立新見。提出「太虛即氣」「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及氣之為物，有幽明之別等重要概念。就是說，氣做為最基本的物質，或聚或散，而以不同形態存在，幽則人的感官不能直接感覺，明則耳目能見（《正蒙·太和篇》）。從而理清了宇宙物質性與佛道「空」、「無」諸概念的界限。
④對《周易》辯證法有新的發展。張載在描述事物矛盾運動一般過程時，提出「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解」的著名論斷，他認為萬事萬物皆由陰陽兩個對立方面而構成，這兩個方面既對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陰陽消長，剛柔相濟。最後的結果是「和」與統一。「和」是事物諸多因素，不同對立面之間的多樣性的統一，而不是單一的。相同的事物的簡單相加和重復。 張載一生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用於著書立說，教書育人上。他繼承和發揮了孔子教育思想，在關中興教，使「關學」大盛，以德育人，使學者輩出，關中民風為之一變。
張載關學教育思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以德育人，變化氣質，求為聖人。
張載認為，人的本然之性，即天地之性，無不善，只是由於氣質之性的蔽障，阻塞而有不善。為了使人為善，就必須通過教育、學習、變化氣質，返本為善，從而成為有道德的人。教育的最終目的是達到聖人境界。
二、幼而教之，長而學之。
張載對於教育理論的研究極為重視，有獨到之見。認為對人的教育要從早抓起，實行胎教，「幼而教之，長而學之。」注意兒童心理，創造良好的環境，發展兒童天性，從小就培養兒童的良好習慣和道德行為，長大繼續學習，使之強化，最終造就有用之才（《張子語錄》）。強調早期的教育和繼續教育，是張載關學教育思想的又一特色。
三、立志向學，勤勉不息。
張載認為「志」是教育的大前提，一個人求知為學，為人做官，都必須「立其志」，「正其志」，「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有了志向目標，就要孜孜不倦，勤勉不息，達到目標，實現理想。（《經學理窟》、《正蒙·至當篇》）
四、循序漸進，博學精思。
張載對學習方法也進行了深入研究。他認為學習求知是一個循序漸進的「有序」過程。既不能停止間斷，又不能急於求成，躐等而教。老師應循序而教，學生應循序而學。他還認為，求學的漸進過程積累功夫，應當以「三年為期」，學者自朝至晝至夜為三節，每天勤學苦讀，由日積月，期月成年，至三年事大綱慣熟，經過這樣的漸進功夫，學習方可有成。學有所成，還必須博學精思。（《經學理窟》）
五、學貴心悟，去疑求新。
關於讀書方法，張載強調：人思考的主要器官是「心」，為了思之精，察之微，就要使心常在，常存，心思有疑釋之，去之，便會獲得新的知識，認識新的義理。所以，他力倡「學貴心悟，守舊無功」的學問之法及求知精神（《張子語錄》）。張載對讀書求知方法論述要點概括為：用心、熟讀、精思、經常、不懈、去疑、求新、勿助、勿長、講論、開塞、實作、實行等。張載關於讀書求知方法的論述，得到後世學者的反復評價。如朱熹《近思錄卷三》所說：「此論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新所意來。」
六、啟發誘導，因材施教。
張載作為一個傑出而成功的偉大教育家，對教學原則和教育規律有獨到而深刻的論述。張載主張在教學的實際過程中，教師要循循善誘，啟發引導學生的求知意識，學習興趣。同時，要根據學生的不同情況，接受能力，因材施教，滿足各類學生的不同需求，從而達到教學目標。關學倡導的具體教學方法主要有：
①「叩其兩端」法。這是對子孔子實行教學方法的繼承和發展。即從正反面來講解，或從起因和結果兩頭入手分析問題，使學生理解問題的正確答案。「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
②「扣鍾法」。張載在闡釋《禮記·學記》中「善待問者如撞鍾，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這段話是說：「洪鍾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知，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為後教之也。」（《正蒙·中正篇》）。
③「時雨法」。張載認為，對人的教育如同「時雨之化」，適時而教，當可而告，及時答問，方可收到良好的效果。
④「不待講論法」。張載認為。有些知識，不須講論，一問便知，知而明之則可，故「不待講論」，「更不須講」。他說：「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而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意思是問而知之，可否之疑。自己決斷，不要受老師可否的影響，自己決定是非取捨，發揮學生的主體意識，這也是啟發誘導的一個重要的方法。
七、虛心求知，擇善而從。
張載認為，學習求知，必須虛心，虛心方能接納百物，匯合各種知識，進入神明之境。虛心就是不以己有之知存於心中，干擾接納新知，所以「虛心」就是「靜心」，「一靜」。張載說：「天地以虛為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張子語錄》）。「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靜猶對動，虛則至一」。「與天同源謂之虛，須行事實故謂之實」。「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為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張子語錄》）。張載主張，人求學問，必須去除「意、必，固、我」，達到至誠，存德，虛靜。要向各種人物學習，不恥下問，擇善而從。
八、學貴有用，道濟天下。
張載認為，教育的最終目的是使人變化氣質而成為聖賢。教育必須注重道濟天下，利濟眾生。教育學生做一個對天下，對人民有用的人。所以特別強調「學貴有用」、「經世致用」、「篤行踐履」，反對空知不行，學而不用，坐而論道、這是關學學風的突出特點和優點。張載認為，聖人之學就是為排除國家民族之憂患而立，聖人如果不以國家人民為憂患，聖人也是沒用的。 北宋是中國君主專制社會歷史中一個特色鮮明的朝代，思想及學術相對自由，儒家、道家及佛教的發展和研究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同時，傳統工商業、自然科學發明創造也空前活躍。
張載不僅在儒學和《周易》研究中獨樹一幟，貢獻卓絕，在自然科學研究上也成績斐然。
一、突破地心說。
「恆星不動，純系乎天……日月，五星逆天而行，並乎地者也……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它突破了遠古以來的地心說，把天看作是一個以恆星為中心的，金、木、水、火、土諸星及地球，「運旋不窮」的整體，這在人對宇宙的認識上是一個歷史性的突破。
二、天體運行說。
關學認為「動必有機，動非自外」。張載指出：日、月、星、辰（稱之為「七政、七曜」）等天體各有自己的運動規律，其運動的速緩升降皆取於自身的機制，而非外力使然。
三、天體左旋右旋說。
張載明確指出：日月星辰順著天體左旋，只是旋轉稍微遲緩一點，肉眼觀察起來似乎向右旋轉了，左旋右旋其實是相對的，講的是地球自轉與其它天體公轉的相對關系 。他進一步指出，每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故月「右行最速」而「日右行雖緩」。闡述雖不精確，但已是了不起的進步。
四、以氣化論解釋天文歷算地理現象。
如「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自為之食矣」 。就是說，在月朔時，月精對日發生作用，產生日食。在月望時，日精對月發生作用，產生月食。按照這種理論，還較合理地解釋了四時更迭，寒暑往來，潮汐漲落，風雲雷霆，霜雪雨露等自然現象。

5. 印加帝國最偉大的建設成就有哪些

印加人最偉大的建設成就，除了城市建築與神廟建築外，便是著名的「印加小道」。印加人修專建的兩條屬交通要道縱貫全國，兩條道路分別長達4000公里和5000公里，其中一條沿海岸而行；另一條則穿過高低不平的安第斯山脈。每隔7公里便豎立一塊里程碑，每19～29公里會修建一處旅舍供行人休息，遇山開道，遇水搭橋，其浩瀚的工程與艱難的程度，令今人嘆為觀止。

南美洲的安第斯文化由於沙漠與高山的阻隔，導致其文化上的眾多分支，可以說，直到印加帝國時期，安第斯地區的文化才趨於統一。印加帝國雖然擁有相當發達的建築業與手工製造業，但這個帝國卻一直沒有跨過文字的門檻。不過，印加帝國雖然一直沒有進入文字時代，但她卻擁有一套十分復雜與嚴謹的繩記數字系統，正是依靠著這一套很專業的記數系統，印加帝國的稅收才得以保證。

6. 孫鈞的技術成就

創建高校第一所地下建築工程專業
在世界各國的文明史上，地下空間的利用可追溯到上古時代（天然洞穴），而現代地下結構工程的大量興建卻僅自20 世紀初才開始。建國初期，我國高校設置有橋梁與隧道工程、采礦工程和水工建築物等有關專業。50年代末起，國內開始規劃籌建各類大型國防和人民防空地下防護工程、地下鐵道、越江隧道、水電站地下廠房和各類水工隧洞等等，迫切需要在最具備條件的同濟大學創辦國內外都還沒有過的「地下建築工程專業」，以培養可以從事上述有關工作的專門科技人才。歷史的重任落到了孫鈞肩上，他擔任了地下建築工程教研室主任，以後又擔任地下工程系副主任和結構工程系主任（地下建築工程專業劃歸入結構工程系）。在該學科領域，地下建築工程交叉融合了工業與民用建築、結構工程、土力學與地基基礎、岩石力學以及工程地質與水文地質等學科的特色，屬於新興邊緣學科。專業創始之初，孫鈞舉步維艱，對教師們提出了「在戰斗中成長」的口號，結合參加國家重大地下工程建設的實踐，一面編寫新課教材，一面開展科學研究，並籌集經費建立地下結構實驗室。他身體力行，除主持學科建設以外，還親自開設了「地下建築規劃與設計」和「地下特種工程（防護結構）」兩門新課，同時招收「地下結構」方面的研究生。到1996年9月為止，該專業已培養本科生1500餘人，他本人已培養畢業碩士生25人，畢業博士生28人，出站「博士後」7人，（現在學碩、博士生18人，博士後2人）。這些人才遍布全國各地的勘測、設計、科研、施工和教學部門，已經或正在成長為我國地下工程建設的中堅力量。
孫鈞十分重視師資培養和學科建設。70年代後期，「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孫鈞就向全體教師提出了「認真讀一本書，在學術上趕上時代發展步伐」的要求，並推薦了由C·S·德賽（Desai）編著的《有限元素法引論》。他還將書中內容分成專題，指定教師分工精讀後在教研室作學術報告，隨後開展討論。在他的倡導和推動下，教研室的學術空氣很快復甦，學術論文年出版數達到30篇以上，學術水平在短期內躍居國內領先地位。在師資力量方面，開始時教研室僅有教師12人（其中副教授2人、講師4人），80年代中葉發展為32人（其中教授5人、副教授17人、講師10人），加上常有約25～30 名在學博士、碩士研究生和「博士後」等較高層次的研究人員，使由他組建並作為學科負責人的教研室與下屬的幾個學科組逐漸成為人數眾多、梯隊級配合理、陣容齊整和十分能團結戰斗的集體。孫鈞常說，「像我們這樣的專業，一定要在所有重大研究領域都有人分兵把關，並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教研室設有設備良好的專業實驗室，並設有結構工程（地下結構方向）、岩土工程、橋梁與隧道（隧道方向）、地震與防護工程（地下防護工程方向）以及地下空間規劃與利用共5個碩士學科點，前兩個還設有博士點和「博士後」科研流動工作站。該專業歸屬的同濟大學結構工程和岩土工程兩個學科，於1987年都被批准為國家首批重點學科，在國際、國內岩土和地下工程界享有聲譽。
開拓了地下結構工程力學
本世紀60年代，奧地利專家L·V臘布西維茲（Rabcewicz）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一整套用於隧道設計與施工的新技術，簡稱新奧法（New Austrian Tunnelling Method——NATM）技術。這類技術的基本要點，是依靠由多種量測手段獲得的信息對隧洞開挖後圍岩的動態進行監控與預測，並據以指導隧道支護結構的設計與施工。在支護結構型式上，新奧法技術摒棄了以整體式混凝土襯砌被動地支撐洞室圍岩的傳統做法，改由適時構築的柔性、薄壁、能與圍岩緊密貼合的錨噴網支護以保護與加固圍岩、而又以圍岩的自承與自穩能力為主體的天然承載結構，使其能以依靠自身能力保持持續穩定，從而達到省工、省料和降低造價的目的。70年代以來，國內對這類技術逐漸重視，並開始在工程實踐中推廣應用。
孫鈞不僅熱心關注在國內推廣採用新奧法技術，而且專心致志於以力學原理對其作出理論解釋和制定錨噴支護優選方案的研究，深入探討施錨區圍岩抗剪強度的提高等問題，並在逐步取得成果後，開拓了新的學科分支——地下結構工程力學，使新奧法技術不僅更加完美地應用於一般隧道工程建設，而且適用於大型復雜的地下廠房結構等的設計和施工。在創立新學科分支的過程中，孫鈞結合所承擔重大工程的設計和研究工作，將岩土力學、工程計算力學、地下結構與施工，以及系統分析與優化理論等相關學科交叉融合，對大型復雜地下工程結構物建立了可考慮不同工況、不同施工受力階段、逐次分步開挖效應以及相鄰洞室開挖優化步驟比選的施工模擬理論，包括制定相應的分析手段和編製程序軟體。這一重大研究成果不僅豐富了地下結構的理論內涵，而且為現代地下工程實用計算理論的建立、完善並使之走向規范化奠定了基礎。有關成果已於「六五」、「七五」和「八五」期間在多處水電站地下廠房、隧洞和礦山井巷工程中被採用，取得了顯著的技術與經濟效益。在地下結構粘彈塑性理論方面，孫鈞對非連續岩體「隧洞圍岩——支護系統」的蠕變機理與時效應力重分布，軟弱岩體和飽和軟粘土的非線性流變屬性，滲水岩體中膨脹圍壓、滲流與蠕變的耦合力學效應及其對圍岩穩定性和隧洞支護受力影響等地下結構理論的前沿課題進行了系統深入地研究，共完成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教委博士點基金與上海市科委基金課題11項，發表學術論文60餘篇。在地下防護結構抗爆動力學研究領域，孫鈞對錨噴支護的抗爆動力性能以及坑道、地道結構在核爆沖擊波作用下與岩土介質動力相互作用的力學機理與力學分析計算等開展了理論研究，建立了新的分析手段與數值計算方法。這項成果不僅得到廣泛應用或納入規范，而且對該分支學科的發展也有深遠的影響
為地下工程建設默默奉獻的尖兵
孫鈞歷來不做空泛的學問，反對「理論一大套，實際不對號」，他的學風嚴肅而活潑。他十分重視以理論作指導為地下工程建設事業多做貢獻，不僅多次親自主持重大工程的規劃與設計，而且總是結合在實際工程中遇到的技術難題開展科學研究。70年代後期起，孫鈞在參與雲南魯布革水電站地下廠房設計研究的過程中，承擔了國家「六五」科技攻關項目「水電站地下廠房圍岩——支護系統的粘彈塑性分析」的研究任務，並以這一工程項目為依託，完成了中國科學院基金項目「非連續岩體地下結構粘彈塑性問題的理論與實踐」。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於1987年組織了部級專家評議，認為這個項目「研究工作學術上有創新，其理論分析部分達到了國際水平，並能注意將理論研究成果應用於工程建設，取得了明顯的經濟效益」。80年代中期，他又結合天生橋一級電站的建設，積極承擔了水電部「七五」攻關項目「天生橋一級電站導流隧洞全斷面開挖的實驗與理論研究」。嗣後又陸續接受或承擔的大型水電站地下廠房和各類水工隧洞科研咨詢任務有：天生橋二級電站、天荒坪抽水蓄能電站、廣州抽水蓄能電站、青海拉西瓦電站、四川二灘電站和雲南小灣電站等等。同一期間，孫鈞還主持了國家「七五」科技攻關項目「淮南煤礦軟岩井巷預制大弧板支護研製與工業性試驗」的研究，所得成果對指導軟岩巷道掘進與礦山開采有重要價值。他的地下結構施工模擬與開挖時空效應的力學分析理論還被應用於某大型國防極軟岩坑道工程的設計與施工，取得了成功。
80年代中期起，城市地下空間開發利用的工程建設逐漸掀起熱潮。國內各大城市相繼興建地下鐵道、地下車庫、地下商城和商業街綜合體，孫鈞擔任了北京和上海市地鐵建設的技術顧問，以及迄今國內最大的上海市人民廣場地下車庫與地下商城工程和全國各地許多重大工程建設的技術顧問。此外，他還親自主持了青島市地下鐵道合理埋深的研究、江陰長江大橋與過江隧道的比選研究以及廣州虎門懸索橋錨碇工程質量評價與工程對策研究等項任務，為國家重點工程的建設付出了汗水和辛勞。進入90年代以來，他又作為長江三峽工程的外聘專家，為船閘高邊坡岩體的局部穩定與閘室的變形控制，多次下川江、攀上子嶺而勞碌奔波；為上海寶鋼三期工程外港建設在酷暑中伏筆書寫研究報告，肩負了一位院士應該挑起的為國分憂的歷史重擔。數十年來，孫鈞跋山涉水地趕赴一個又一個工地，進行現場勘察和調查研究，獲取從事研究工作的第一手資料。90 年代初，他曾一年中幾次在滬渝航道上奔波，為了成渝一級公路上幾座隧道設計方案的比選，為了搞清華蔭山大斷裂與地下採掘的內在聯系，巴山蜀水之間留下了多少他的足跡。為了檢查現場測試儀表裝置，他曾步入廣州抽水蓄能電站地下洞室內數公里，早年還曾踏遍了吉林邊塞地區的許多崇山峻嶺，深入淮河南北的地下深處逾千米，針對工程建設中遇到的實際問題出主意、想辦法，最終努力探求他所要求的「最優解」。80年代以來，孫鈞在結合國家重大工程建設中開展高水平的學術研究，取得的成果已產生巨大的技術與經濟效益。例如他通過對成渝一級公路4座長大隧道運營通風、出入口照明和光過渡設計所作的研究，提出了改用縱向全誘導式射流通風取代橫向通風以及採用改善洞口照明的計算機監控以取代洞外光過渡的設計構思，使得僅一座隧道就可為國家節約投資約3000萬元。
興趣——鍥而不舍的動力
孫鈞取得上述學術成就的原因，他自己認為僅是那麼簡單而又發人深思：「幾十年來，使自己忘我以求、鍥而不舍的動力，可說只是『興趣』兩字。」「因為有了濃厚的興趣，所以當我數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探索學問上的真理時，就會因為有了一股莫大的、自發的熱愛情感而痴心、入迷。」「誰也沒有要求我這么做或那麼做，但老牛不鞭自奮蹄啊！這已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就像每天要吃飯、要睡覺一樣。」孫鈞還動情地說，「不管學習什麼，只要刻苦鑽研進去，就會感到知識之廣、之深真是浩如煙海，越學越有興味，鑽研與興趣形成了良性循環。這樣，成功也就在向您招手了。」90年代是孫鈞功成名就的年代，雖然他年逾古稀，然而他卻仍然興趣不減當年，還是幾十年如一日意氣風發地率領學科組全體成員努力攀登新的學術高峰。

7. 我國的航天事業有哪些新成就 。

中國進行載人航天研究的歷史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初。１９７０年７月１４日，「東方紅一號」發射後不久，科學家就上報了關於發展載人航天的報告。１９７１年４月，代號為「７１４工程」的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全面啟動。當時的人們，給中國規劃中的宇宙飛船命名為「曙光一號」。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因素，１９７２年，「７１４工程」被迫暫停。１９８６年３月３日，王淦昌、陳芳允、楊嘉墀、王大珩四位科學家聯名向中央呈報了一份《關於跟蹤世界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中央很快就批准了這個建議，這就是後來著名的「８６３計劃」。航天技術是「８６３計劃」七大領域中的第二領域。「８６３計劃」對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起到了催生的作用。１９９０年夏天，中國第一枚大推力捆綁式火箭——長征二號Ｅ即「長二捆」火箭順利升空。「長二捆」就是承擔載人飛船發射任務的長征二號Ｆ型火箭的前身。 1988年9月7日北京夏令時5時30分，載著「風雲一號」氣象衛星的「長征」四號
火箭發射成功
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１日，中國航天史上一個值得永遠記住的日子——這一天，中央正式批復載人航天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中國載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項，代號為「９２１工程」。１９９５年１０月，我國決定從空軍殲、強擊機飛行員中選拔首批預備航天員。不久，１２名預備航天員從數千名候選者中脫穎而出，連同２名航天員教練員，組成中國首批航天員的隊伍。１９９７年底，經中央軍委批准，由１４名預備航天員組成的世界上第三支航天員大隊成立。１９９８年１月５日，１４人到齊。這一天從此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航天員大隊的生日。 神舟一號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０日６時３０分，神舟一號飛船在酒泉衛星發射基地順利升空，經過２１小時的飛行後順利返回地面。鮮為人知的是，這枚載人航天工程的「先鋒官」，竟是由地面試驗用的電性能測試飛船臨時改裝而成的。將初樣產品直接當成正樣產品使用，在中國航天史上史無前例。神舟二號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０日凌晨，神舟二號飛船發射成功。飛船在軌飛行近７天後返回地面。 神舟二號是第一艘正樣無人飛船，技術狀態與載人飛船基本一致。它的發射完全是按照載人飛船的環境和條件進行的，凡是與航天員生命保障有關的設備，基本上都採用了真實件。 神舟三號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５日，神舟三號飛船發射升空，於４月１日返回地面。 神舟三號飛船搭載了人體代謝模擬裝置、擬人生理信號設備以及形體假人，能夠定量模擬航天員呼吸和血液循環等重要生理活動參數。飛船工作正常，預定試驗目標全部達到，試驗獲得圓滿成功。神舟四號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神舟四號在經受了零下２９攝氏度低溫的考驗後，於３０日０時３０分成功發射，突破了我國低溫發射的歷史紀錄。２００３年１月５日，飛船安全返回並完成所有預定試驗內容。神舟四號除沒有載人外，技術狀態與載人飛船完全一致。飛行中，飛船相繼完成了對地觀測、材料科學、生命科學實驗和空間天文和空間環境探測等任務。 神舟五號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５日，我國第一艘載人飛船神舟五號成功發射。中國首位航天員楊利偉成為浩瀚太空的第一位中國訪客。神舟五號２１小時２３分鍾的太空行程，標志著中國已成為世界上繼俄羅斯和美國之後第三個能夠獨立開展載人航天活動的國家。 神舟六號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２日，我國第二艘載人飛船神舟六號成功發射，航天員費俊龍、聶海勝被順利送上太空。１７日凌晨，在經過１１５小時３２分鍾的太空飛行後，飛船返回艙順利著陸。神舟六號進行了我國載人航天工程的首次多人多天飛行試驗，完成了我國真正意義上有人參與的空間科學實驗。 神舟七號 2008年9月27日，執行神舟七號載人航天飛行出艙活動任務的航天員翟志剛在艙外揮動中國國旗。 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５日，我國第三艘載人飛船神舟七號成功發射，三名航天員翟志剛、劉伯明、景海鵬順利升空。２７日，翟志剛身著我國研製的「飛天」艙外航天服，在身著俄羅斯「海鷹」艙外航天服的劉伯明的輔助下，進行了１９分３５秒的出艙活動。中國隨之成為世界上第三個掌握空間出艙活動技術的國家。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８日傍晚時分，神舟七號飛船在順利完成空間出艙活動和一系列空間科學試驗任務後，成功降落在內蒙古中部阿木古朗草原上。

8. 5位數學家的簡介與主要成果

1、祖沖之

祖沖之，曾經算出月球繞地球一周為時27.21223日，與現代公認的27.21222日幾乎沒有誤差。月球上許多火山口中的一個被命名為「祖沖之」。祖沖之還曾經計算出圓周率應該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間。

法國巴黎的「發現宮」科學博物館中也有祖沖之的大名與他所發現的圓周率值並列。在莫斯科國立大學禮堂廊壁上，用彩色大理石鑲嵌的世界各國著名的科學家肖像中，也有中國的祖沖之和李時珍。

2、華羅庚

華羅庚（1910.11.12—1985.6.12），漢族，籍貫江蘇金壇，祖籍江蘇省丹陽。世界著名數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聯邦德國巴伐利亞科學院院士。中國第一至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他是中國解析數論、矩陣幾何學、典型群、自守函數論與多元復變函數論等多方面研究的創始人和開拓者，也是中國在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數學家之一，被列為芝加哥科學技術博物館中當今世界88位數學偉人之一。國際上以華氏命名的數學科研成果有「華氏定理」、「華氏不等式」、「華—王方法」等。

3、約翰·卡爾·弗里德里希·高斯

1777年4月30日－1855年2月23日，享年77歲，德國著名數學家、物理學家、天文學家、大地測量學家，近代數學奠基者之一。高斯被認為是歷史上最重要的數學家之一，並享有「數學王子」之稱。

高斯和阿基米德、牛頓、歐拉並列為世界四大數學家。一生成就極為豐碩，以他名字「高斯」命名的成果達110個，屬數學家中之最。他對數論、代數、統計、分析、微分幾何、大地測量學、地球物理學、力學、靜電學、天文學、矩陣理論和光學皆有貢獻。

4、阿基米德

公元前287年—公元前212年，偉大的古希臘哲學家、網路式科學家、數學家、物理學家、力學家，靜態力學和流體靜力學的奠基人，並且享有「力學之父」的美稱，阿基米德和高斯、牛頓並列為世界三大數學家。阿基米德曾說過：「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撬起整個地球。」

阿基米德確立了靜力學和流體靜力學的基本原理。給出許多求幾何圖形重心，包括由一拋物線和其網平行弦線所圍成圖形的重心的方法。阿基米德證明物體在液體中所受浮力等於它所排開液體的重量，這一結果後被稱為阿基米德原理。他還給出正拋物旋轉體浮在液體中平衡穩定的判據。

5、勒內·笛卡爾

1596年3月31日生於法國安德爾-盧瓦爾省的圖賴訥（現笛卡爾，因笛卡爾得名），1650年2月11日逝世於瑞典斯德哥爾摩，是世界著名的法國哲學家、數學家、物理學家。他對現代數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因將幾何坐標體系公式化而被認為是解析幾何之父。

他還是西方現代哲學思想的奠基人，是近代唯物論的開拓者且提出了「普遍懷疑」的主張。黑格爾稱他為「現代哲學之父」。他的哲學思想深深影響了之後的幾代歐洲人，開拓了所謂「歐陸理性主義」哲學。堪稱17世紀的歐洲哲學界和科學界最有影響的巨匠之一，被譽為「近代科學的始祖」。

9. 取得一批有重大意義的物探成果

整個20世紀80年代，是物探工作應用領域進一步擴大，技術水平迅速提高的時代。我國物探解決復雜地質問題的能力明顯增強，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義的成果。

1.石油物探在南海、東海和塔里木盆地、吐哈盆地、准噶爾盆地取得重大突破

1979年8月，根據地質部第二海洋地質大隊珠江口盆地普查地震構造資料部署的珠5井突破了珠江口盆地的出油關。南海成為我國油氣勘探和國際石油公司投資的新熱點，國務院於1982年1月決定我國南海油氣勘探實行對外開放。這一決定有力推動了全國對外開放政策的貫徹。

在東海，地質礦產部第一海洋地質大隊進行了系統的油氣物探工作，1982年在龍井構造上確認了含油氣層的存在。1983年，在平湖凹陷的平湖1井獲得工業油流，該井成為東海的第一口發現井。在我國東部工農業發達，但又極缺能源的近海海域發現了油氣，在國內外都引起了轟動。

1984年，地質礦產部參照物探結果布設在塔里木盆地北部沙雅隆起的沙參2井，在深達5360m的古生代石灰岩地層中獲得了日產原油1000t、天然氣200萬m³的重大突破。這一具有歷史意義新發現，使塔里木盆地的油氣遠景成為現實，進一步推動了我國西部地區油氣勘探新高潮。石油系統在吐哈盆地、准噶爾盆地和青海也取得一系列重要發現，揭示了西部作為我國油氣資源戰略接替區的巨大潛力。國務院在「八五」計劃中明確提出了石油工業要實行「穩定東部，加快西部」的方針^[12]。

2.煤田物探成果顯著，物探應用邁入精查和開發領域

煤田物探在內蒙古、黑龍江、河南等地擴大了資源前景，發現了新煤區。高解析度地震等技術的應用使煤田物探精度明顯提高，開始介入煤田的精查和井巷建設，大大拓寬了應用領域^[13,14]。

3.金屬與非金屬礦產物探取得豐富成果

「六五」和「七五」期間，地礦部門地面物探、化探共發現異常4.9萬余處，經查證見礦2200餘處，發現和擴大礦床504處，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屬於隱伏礦體，是金屬礦物探成果最為豐富的時期。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物探在發現或擴大許多重要新礦產地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其中包括雲南惠民大型鐵礦床，新疆阿舍勒及索爾庫都克、廣東鍾丘洋及玉水、福建紫金山、內蒙古烏奴格吐山、西藏馬拉松多等大型銅礦床，新疆富蘊縣哈拉通克和哈密黃山的大型銅鎳礦床，河北張北縣蔡家營、內蒙古白音諾及浩布高、新疆可可塔勒、福建水吉和雲南核桃坪等大型鉛鋅礦床，廣西芒場錫多金屬礦床，河北大灣鉬礦床等。在貴金屬方面有山東蒼上大型金礦床，湖北雞冠嘴銅金礦床，內蒙古額仁陶勒蓋、查爾布拉根和四川呷村等大型銀礦床等。在非金屬礦方面則有河北雙碑、湖北高店子、湖南歇駕山等大型石膏礦床等^[15,16]。

4.水文工程物探成為國家重點建設不可缺少的工作

在解決我國西部和華北廣大地區的缺水問題方面，物探發揮了重要作用。物探在尋找第四系孔隙水、基岩裂隙水、岩溶水、地下熱水，以及劃分鹹水和淡水方面，取得了大量有意義的成果。如在甘肅河西走廊，根據電測深資料發現了豐富的地下水源地，在海南、廣東、黑龍江、北京等許多地方用物探找到了基岩裂隙水。在西藏羊八井，依據電法資料打出了一批高溫熱水井。在為國家重大工程建設項目服務方面，物探在三峽壩址的勘查和論證工作中，在浙江、廣東核電站選址的工程勘查中，在長江口和寶鋼碼頭的勘查中所起的作用，得到了社會公認，贏得了信譽^[17]。

5.深部地球物理調查大規模展開，取得一批重要成果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全國按照統一部署，完成了11條深部大剖面中的9條，對我國陸地地殼和岩石圈的構造及結構有了一個宏觀了解。例如，亞東—格爾木剖面提出了「青藏高原是6個地體拼合成的增生陸塊」的認識；江蘇響水至內蒙古滿都拉剖面結果認為該剖面所穿過的8個構造單元的深部構造特徵差異很大，反映了中朝板塊克拉通化及其遭受後期改造的過程。華北、秦嶺及蘇皖地區的深反射地震剖面對地殼細結構的研究提出了許多新認識。

6.開展了大量海洋區域性綜合性物探調查工作，

在東海陸架區、沖繩海槽、琉球海溝、台灣海峽和南海開始了系統的海洋物探調查工作，取得了大量具有開創性意義的區域物探資料。這些科學調查工作對我國周邊海洋地質構造的特色，及海洋油氣和固體礦產資源的總體情況加深了認識，對海洋工程勘查及濱海砂礦調查也發揮了應有的作用。在此基礎上，我國出版了若干海域的地球物理圖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