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成果轉化應用的問題

1. 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現狀

新形勢下，我國對於科技成果轉化工作做出了積極的探索，在促進科技與經濟結合，推動科技成果產業化方面進行了重大部署，出台了一系列有利於技術成果轉化的政策，取得了不少成績。

（一）技術市場發展良好

我國技術市場充分發揮配置科技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圍繞產業結構調整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著力推動技術轉移和成果轉化，引導和支持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大批科技成果通過技術市場交易實現了經濟價值，技術市場合同交易保持了平穩較快的發展勢頭。2011年，我國技術市場全年共簽訂各類技術合同256428 項，成交金額4763億元，同比增長11.7%和21.9%。合同成交金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 1.0%，佔全國 R＆D經費投入的54.8%，較2010年分別提高0.03個百分點和3.00個百分點。技術合同質量繼續提高，平均每項技術合同成交金額185.7萬元，同比增長9.3%。我國技術市場繼續保持穩定較快的良好發展勢頭，經過多年發展，中國技術產權交易正變得日益活躍，成為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助推器」（萬金榮，2006），為助推國民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發揮了重要的支撐作用。

（二）高技術產業和產品發展勢頭良好

高技術產業是國民經濟的戰略性先導產業，發展高技術產業對於加強科技對經濟支撐作用，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意義重大。2011年，我國高技術產業規模不斷擴大，總產值創歷史新高，突破了 8萬億元，達到 88433.9億元，比上年增長18.4%，實現利潤5244.9億元，增長7.5%。2008年因受金融危機影響，高技術產業總產值增長率降到最低的5.0%（按可比價計算）。2009年以來高技術產業總產值增速開始逐步回升，至2011年增速達到18.4%（表4-4）。

表4-4 高技術產業總產值及實現利潤情況

資料來源：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高技術產品具有高研發投入、高附加值的特點。高技術產品的產生與在國際市場上的佔有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個國家的科技實力及高技術產業化的能力。2011年，我國高技術產品貿易基本從金融危機的影響下走出，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和進口額分別達到5488億美元和4632億美元，進出口總額達到10120億美元，產品貿易順差進一步擴大，達到856億美元，均為歷史最高水平（表4-5）。從增長率看，出口額、進口額和進出口總額分別比上年增長了11.5%，12.2%和11.8%。從貿易出口的主要方式看，雖然加工貿易（包括進料加工貿易、來料加工貿易）仍然佔主要地位，但是其比重不斷下滑，而一般貿易比重逐步上升。隨著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進一步深化，一般貿易所佔比重仍然有較大上升空間。

表4-5 高技術產品進出口情況

資料來源：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三）實施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政策和計劃

我國有關政策法規在為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和內在機制方面起著越來重要的作用。為了促進科技成果的轉化和應用，中國出台了一系列法規和政策。除核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1996年）以外，還包括各地的科技成果轉化條例，促進高新技術開發區、科技園區、科技中介機構、中小企業、民營科技企業發展的政策規定，與科技相關的知識產權保護和科技獎勵等方面的政策法規以及星火計劃、火炬計劃、「863」計劃等一系列高技術產業發展計劃，為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起到了很好的規范和指導作用。

伴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科技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我國政府不僅僅局限於已有的政策法規，還在不斷地調整和修訂相關政策，並制定適應不同歷史時期經濟發展需要的科技發展計劃，取得了顯著成效。如：2011年，實施寬頻移動通信、數控機床等重大專項推動成果應用和產業化，依據《關於加快發展民生科技的意見》加快民生相關科技成果轉化應用，通過《促進科技和金融結合試點實施方案》強化對科技企業的資金支持力度。此外，中小企業創新基金加大了對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支持力度，新型產業創投計劃累計支持設立61家創業投資企業，投資創業企業108家。這些計劃在促進科技、經濟相結合，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產業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四）科技服務體系日趨完善

科技服務機構是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是轉化、擴散科技成果和有效配置科技資源的重要渠道。近些年我國科技服務機構發展迅速，為科技創新和科技產業化作出了重要貢獻。截至2011年底，全國共有孵化器900多家，孵化器企業3.6萬家；全國已成立技術交易服務機構2萬余家，常設技術交易場近200家，國家技術轉移示範機構202家（2011年新認定68家）；全國生產力促進中心總數2000多家，其中國家級示範生產力促進中心241家；火炬計劃特色產業基地284家（2011年新增36家）、火炬計劃軟體產業基地38家（2011年新增3家）、科技興貿創新基地58家、國際大學科技園86家；創業投資機構700多家，還有相當數量的科技風險投資中心、科技評估機構、專利代理機構、科技招投標機構、各類行業協會、專業技術協會等都取得了快速發展，已經初步形成了符合中國國情的、功能較為完善的科技服務體系，為推動我國科技與經濟的緊密結合發揮了重要作用。

（五）加大了科技成果轉化方面的資金投入

為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國家各級政府加快了科技產業化環境建設的步伐，加大了科技產業化資金投入。2010年，國家級火炬計劃5428個項目共落實資金730.8662億元，其中來自政府資金22.6685億元，企業自有資金470.8162億元，金融機構貸款資金162.4995億元，分別佔到位資金的3.1%、64.4%和22.2%。國家級星火計劃共實施2810個項目，落實資金134.1770億元，其中政府撥款7.7273億元，所佔比例為5.8%；企業自籌資金80.2289億元，佔59.8%；銀行貸款27.9355億元，佔20.8%。地方政府財政科學技術功能支出中用於技術研究與開發（包括高新技術產業化、科技成果轉化與擴散）項目研究的費用為639.7億元，占支出總額的40.3%；用於科技條件專項（包括建立技術創新服務體系、科技條件專項）以及科學技術普及的費用為136.2億元，佔8.6%。此外，國家還通過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資金、國家重點新產品計劃、科技支撐計劃等相關計劃，強化了對科技成果轉化的扶持力度（表4-6）。2011年，進一步加大資金投入，中小企業創新基金共立項6545項，財政撥款37.7億元；火炬計劃立項2108 項，財政支出3.2億元；新產品計劃項目1384項，中央財政安排經費共計3.0億元（陳磊，陳瑜，2012）。

表4-6 2010年科技成果轉化相關項目中央財政撥款情況單位：萬元

資料來源：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六）加強了科技成果知識產權保護工作

保護知識產權是建設創新型國家、提升國家競爭力的迫切需要。中國加入WTO 以來，政府加快了知識產權制度的建設步伐，修改了《專利法》、《商標法》和《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律，並制定了其他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條例，在保護知識產權問題上做出了持續不懈的努力。新時期，我國更加重視知識產權工作，每年都出台當年的《中國保護知識產權行動計劃》，2012年還審議通過了《2012年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實施推進計劃》，將知識產權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目前，中國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已基本完備，並與國際標准接軌。科技成果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取得成效，主要表現在加強和完善了科技成果知識產權保護的立法和執法工作；另外還表現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業等主體其自身的科技成果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增強，知識產權申請和受理率不斷增加，而且技術含量較高的發明專利所佔比重不斷提高。

2. 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存在哪些難點該如何解決

一、高校缺乏動力
科技成果轉化對高校教師評職稱、寫論文往往沒有多大幫版助，科技成果權轉化在應用科學技術研究課題中沒有考核指標。眾所周知，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是一個較為漫長費力的過程，如果轉化科研成果還不如多做幾個國家重點課題，那麼科研機構很難有足夠的動力去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
二、企業對接高校困難
就目前的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現狀來看，企業和高校對接非常困難，「很多高校技術要作價入股的話，流程大概要走半年到一年，企業『怨聲載道』，一些項目甚至根本就開展不下去。眾所周知，前沿科技往往具備較強的前瞻性，需要和時間賽跑，如果說因為對接困難，導致錯過了最佳時機，那麼科技成果的經濟價值就會大打折扣。

3. 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存在哪些難點

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們篳路藍縷、砥礪前行，40年滄海一粟，我國最終實現了由封閉、貧窮版、落後到開放、富強、權文明的歷史轉變，我們14億中國人不僅填飽了肚子，更武裝了頭腦，中國科技事業突飛猛進，製造業也逐漸在由「中國製造」轉變為「中國創造」，我國各項前沿科技專利保有數量逐年增加。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應該保持一個清醒的頭腦，要知道我國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率仍然偏低，也就是說相當一部分前沿科技成果仍處於「紙上談兵」的階段，無法轉化為生產力。
眾所周知，前沿科技成果多掌握在各類高校以及科研機構手中，而企業內部的研究開發機制相對薄弱，據相關統計表明，截止到2018年六月，游離於企業之外的各類科研機構近6000家，科研機構雖然研發能力較強，但是市場嗅覺較弱，並且資金也不充裕，金智創新認為科研機構和企業缺乏溝通是導致我國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率偏低的主要原因。

4. 科技成果轉化的主要意義表現在哪些方面

5. 我國地質高端科技轉化與應用中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與地質勘查明顯增加的科技投入相比，地質勘查的科技產出成果並未有明顯的上升趨勢，科技著作、獲獎成果數目變化趨勢並不明顯。雖然地質勘查項目逐年增加，大部分項目完成情況也不錯，但是科技成果應用轉化程度不高，服務的范圍也不夠廣泛，取得的社會經濟效益不明顯。正如《國土資源「十二五」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中指出的：「地質勘探科技工作的資金保障不穩定，基礎性、綜合性科技工作滯後，科技成果的轉化應用亟待加強。」我國地質高科技轉化與應用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一）科技投入機制不完善

1999年地勘隊伍屬地化後，國家資金大量退出了礦產勘查領域，但市場資本沒有大規模進入（姚華軍等，2005），地質勘查科技投入總量不高。此外，我國地質勘查還需要加強科技投入渠道的多元化建設。2007～2009年，我國地質勘查科技投入中的中央財政一直占總投入的50%以上，其中，2008年政府資金達16億元，占總投入的80%。企業資金、金融機構以及其他渠道的資金投入雖有所增長，但相比政府科技投入而言，仍比重太低。近年來我國 R＆D投入總量不斷增長，但與國際上其他國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2005年我國R＆D經費投入總量僅為美國的9.57%（廖添土，2008）。R＆D/GDP值象徵一國在經濟發展中的科技投入強度，是進行科技投入強度國際比較時普遍採用的指標。經濟發達國家投入強度均在2%～3%（程文欣，劉敏，2007），2005年我國R＆D強度僅為1.34%，而瑞典的R＆D強度達到4.25%，是我國的3倍多（廖添土，2008）。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R＆D強度仍處於較低水平。

我國的地質勘查科技投入無論在投入總量、投入渠道以及投入強度等方面都與國外發達國家存在很大差距，而這些直接影響到地質科技的發展速度以及科技成果的轉化水平。國際上，礦產勘查投融資的一個重要模式與途徑是通過金融市場——勘查資本市場，如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南非等國家證券市場中，都雲集眾多來自全球各地、從事礦產勘查的上市公司，堪稱礦產勘查資本市場。王瑞江等（2008）研究發現，世界礦產勘查態勢的顯著特點之一是，商業性勘查融資渠道和融資方式呈多樣化趨勢。除財政資金外，銀行貸款、企業自有資金、個人資金、跨國資金都已成為商業性勘查的重要融資渠道，而且企業還可以通過各種不同的融資工具組合和融資工具創新來拓寬融資渠道。Gordon J，Bogden（2001）總結了加拿大初級勘查公司的權益融資方式，包括合資協議模式（Joint Venture）、分段購買持有模式（Earn In）、銷售或者利潤分紅權融資模式（Royalty Sale）、私募股權模式（Private Equity）、稅收優惠的流通股票模式（Flow Through Financing）等。尹築嘉（2007）研究發現，發達國家礦產勘查項目融資方式早已實現了以市場融資為主，礦產勘查所需的資金主要來源於風險投資、債務融資和公開上市等方式。全球主要礦產勘查資本市場情況詳見表2-18。

（二）地質科技成果轉化尚未形成完善的供需機制

目前，我國在地質科技成果轉化方面尚未形成完善的供需機制。主要表現在：

一是地質調查任務部署中，未將地質調查工作實施與科技進步進行緊密結合，重點放在工作量方面，對技術及成果質量考核標准和要求低，地質工作人員對新技術和裝備的應用沒有意識，所有工作僅局限於自己熟悉的手段，因其在全行業的示範作用，弱化了全國地質行業對新技術的需求。

表2-18 全球主要礦產勘查資本市場情況

資料來源：根據交易所披露信息與報告整理。

二是地質勘查的科技成果在研發階段獲得支撐後，缺乏後續經費進行推廣完善方面的支持，導致成果轉化應用率低，新技術的研究團隊瓦解，造成了科研經費的浪費非常嚴重。

三是地勘市場的准入制度和管理方面亟待加強，目前大量的個體隊伍以掛靠和借用資質方式承攬地質工程，未能納入監管和考核體系，其利用不合理的低成本優勢，對市場形成了極大的沖擊，擾亂市場秩序，對行業發展造成損害。

四是國內地質行業的企業及技術用戶新技術與裝備的開發與應用能力不足，在目前國內市場的環境下，對科技成果的價值認識不高，與新技術研發單位在合作方面難以達成共識，沒有建立良好的合作轉化機制。

（三）信息傳遞渠道不暢通

科技成果轉化缺乏雙向溝通機制，聯系科技成果供給與需求雙方的中介組織缺乏，科研成果轉讓渠道不暢，供需脫節現象十分嚴重。企業所需要的大量科技信息無人提供，同時許多信息機構掌握著大量的科技信息卻很少與企業聯系。一些科技成果轉化後的問題、實際效果等，也不能及時地反饋給科研人員。科技系統內部同樣缺乏有效的信息溝通機制，造成研究項目低水平重復，使稀缺的政府科研投入經費變成了「撒胡椒面」局面。

（四）科技評價機制不夠健全

目前的科技人員不關心科技成果的轉化，只關心其自身科研成果的獲獎及排名，導致研究成果不可避免地與現實應用有差距、與市場經濟不適應，這與科研人員市場意識不強、科技評價機制不夠健全有關，嚴重製約了科技成果向生產力的轉化。

（五）資金短缺成為制約成果轉化的瓶頸

地質科技成果轉化資金嚴重不足，不僅體現在政府投入的不足上，還表現在資金來源渠道單一。地質行業各研究所、事業單位與相關院校的科研經費絕大多數來源於國家的財政支持，很少有私人企業的投入。另外，我國科技風險投資機制不健全，風險投資企業規模小、資金實力不強，風險基金投入科技成果轉化的規模和方式還不能適應社會需要。科技成果轉化的金融支持渠道不暢通、資金投入不足，使許多科技含量高、市場潛力大的成果無法及時有效地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六）地質科技成果轉化專業人才缺失

從調研情況來看，我國大多地質科研機構作為地質科技領域公益性機構，重點任務是圍繞地質科技展開研究，地質成果轉化和市場的營銷方面沒有形成強有力的專業隊伍，部分已經轉成企業的地質科技單位又受到單位定位不清、負擔重、政策約束等方面的原因，成果轉化的能力和效果較差，成果轉化過程在市場培育階段付出艱辛努力，一旦成果轉化成功則輸給了後繼的跟進企業，從而造成成果轉化過程保守，科研人員參與轉化全過程會影響了新成果的研究與開發，在造成科研資源極大浪費的同時，也制約了成果的轉化效率。

（七）知識產權保護不健全

雖然國家針對知識產權保護制定了相應的法律法規，但我國一些地質科研人員缺乏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只重視科技成果的鑒定與評獎，而忽略了開發的可行性、生產的實用性，在技術成果交易中，技術專利被侵權，利益分配出現沖突等問題層出不窮。由此，大量的技術成果在開發過程中成為競爭對手抄襲模仿的對象，前期高額的投入無法形成高附加值產品的銷售，導致轉化效果不佳。

6. 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主要途徑有哪些

科技成果轉化主要有五種方式：①自行投資實施轉化；②向他 人轉讓科技成果;③許可他人使用科技成果；④以科技成果作為合作條件，與他人共同實施轉化;⑤以該科技成果作價投資，折算股份或者出資 比例。其中，第一種方式屬於科技成果持有人自行轉化，即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或企業等主體將其研發的科技成果應用於本單位的生產活動，此方 式的特點是沒有中間環節，降低了成果轉化的交易成本，但僅適合於研發 生產鏈條較為完善的主體。第二、第三種方式屬於轉移式轉化，即科技成 果持有人通過許可、轉讓的方式將科技成果的使用權或所有權轉移給技 術需求方，此方式是髙等院校、科研院所實現科技成果轉化的主要方式。 第四、第五種方式屬於合作轉化方式，此方式有利於產、學、研單位以技術 為紐帶形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合作機制。

7. 如何將科技成果轉化應用

8. 我國科技成果轉化存在的問題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通過多種途徑轉化科技成果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但總體情況並不樂觀，依然存在成果轉化率低、中試環節薄弱、風險投資機構不完善等問題。

（一）科技成果多，但成果轉化率偏低

科技成果轉化率是反映科技成果轉化的最直接的綜合性指標。但目前該指標缺乏一致的統計口徑和明確的計算方法。在反映科技成果轉化的指標中，存在著科技成果應用率、推廣率、轉化率等多種概念，不僅名稱多樣，而且統計方法不盡一致。目前相對一致的觀點是：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不高，遠低於發達國家水平。據統計，我國目前每年取得的科技成果超過4萬項，但科技成果轉化率約為25%，真正實現產業化的不足5%，與發達國家平均80%轉化率的差距甚遠（王順兵，2011）。全國平均水平專利實施率僅為30%，高等院校中七成以上的專利，包括許多原創型的新技術、新材料、新產品、新工藝，因為種種原因未能實施（王順兵，2011）。

從近年來公開發布的科技統計數據看，2004年以來，我國專利申請數量和技術市場成交額呈現持續增長的態勢，技術市場成交合同數則表現出波動特徵，變化不明顯。通過對比國內外技術合同成交額，發現國內技術合同平均交易額仍遠低於國外引進技術合同的平均交易額，進一步證實了科技成果轉化率低、轉化速度慢的現實。然而，國內科技成果轉化程度不高造成的危害是花費高昂的代價。國家花費大量經費支持的研發，成果並未得到充分應用，而是大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不但造成投資-收益嚴重偏低的局面，也不利於國內企業的自主創新和本國核心技術研發，限制了國內相關技術的研發、推廣和應用。另外，還往往由於引進技術不適應國情等原因，使引進的技術無法發揮有效作用，造成盲目引進技術、浪費國家財力的結果。

（二）中試環節薄弱

科技成果是人們通過對客觀世界改造而獲得的具有理論、實用價值的創造性勞動成果，但從根本上來講仍是知識形態表現的生產力，需要通過中試進行篩選、驗證、改進、完善實驗室成果或理論成果，消除各種不確定性才能解決知識形態的隱性生產力與產業化的現實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圖4-5）。另外，在科技成果尤其是高新技術實現轉化的過程中，具有很大的技術風險、市場風險、資金風險，需要中試環節的放大、檢驗、試制、試銷，解決在成果研發階段考慮不到或不全的問題，為實現產業化鋪平道路。可以說，成果由試驗室進入中試放大試驗是高新技術成果轉化為商品的關鍵環節。然而，目前我國科技成果的中試環節缺失，全國每年列入中試的重大成果不到全年重大成果的5%，科研單位和企業也因為中試放大的風險性而不願意承擔中試工作。研究者以完成科研成果為目標，忽略了對原始科技成果的二次開發；企業則希望拿到成熟的技術投入生產，或片面追求經濟利益，將實驗室成果直接進入工廠生產，使很多沒有想到的問題在工廠開工中暴露，最終導致成果轉化以失敗告終。

（三）風險投資機構不完善

風險投資來源於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成為解決科技成果產業化資金短缺的最關鍵、最有效的手段。我國雖然早在80年代中期就開始發展風險投資，如1985年9月，國務院正式批准了我國第一家專營風險投資業務的金融機構：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1992年深圳風險投資基金成立，然而我國風險投資發展總體來說還是在起步階段，風險投資機制尚未完全建立與完善，資本市場發育不全，遠遠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甚至還比不上周邊的一些國家，風險投資在科技成果轉化中所起的作用並不明顯（萬金榮，2006）。綜合考察目前我國已轉化的科技成果中，靠風險投資的不足5%。可以說，風險投資已成為嚴重製約我國高新技術成果產業化的因素。此外，由於風險投資意識薄弱，缺乏風險防範機制，不少企業蒙受重大損失，導致部分企業傾向於短平快的項目開發，重大高新技術成果極少有人問津；對一些轉化周期長，技術風險和市場風險大的項目，銀行的積極性也不高。因為傳統的商業銀行運行的基本原則是經營的安全性，而科技成果產業化最突出的三個特點就是高投入、高風險、高效益，由於資金的投入在科技成果產業化過程中，特別是在中試階段，需求量很大，傳統的商業銀行遠遠不能滿足科技成果產業化對資金的需求。金融機構貸款對科技活動支持作用與國外相比相距甚遠。民間資本由於沒有好的回報機制，投入科技成果轉化的資金很少。總體上看，風險投資機構不健全，運行機制不完善，運行環境不完備，成為我國風險投資資金匱乏、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

圖4-5 中試環節示意圖

9. 我國科技成果轉化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

中國高新技術成果轉化受制度、投入、市場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使科技成果轉化不暢，造成了科技成果轉化率、轉化效益和對經濟發展貢獻度偏低等局面。

（一）制度因素

科技成果轉化的制度因素是指對成果轉化起消極作用的制度或政策。主要包括科研立項體制、企業經營機制、職稱評定製度和成果評估及利益分配機制等4個方面。

1.科研立項機制

科研選題立項是科學研究工作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關系著科學研究能否順利進行，而且關繫到科學研究成果能否順利轉化。受傳統計劃經濟的影響，項目的立項和科研帶有強烈的行政色彩。科研經費長期以來一直由國家撥給，科研成果也是由國家組織鑒定，這在一定程度上「引導」著科研項目從選擇立項、確定研究的深度與方向到項目的評價等，大都是為了獲取相當級別的學術獎項，科技人員不必花費精力去考慮成果的轉化，更沒有必要為完成科技產品的後繼開發而在市場中苦尋商機，致使重研究輕轉化的問題嚴重。這樣，由於缺乏市場對科研成果應用價值的評判，大量的科研成果理論性強，但適用面窄，少有市場需求大、產業價值大的成果，對企業的吸引力降低，企業對科技成果轉化各方面的投入也相應減少，致使大量的成果「賦閑」與有錢找不到好項目的不平衡現象十分突出。

2.企業經營機制

在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產品的開發、設計、生產、擴散等，都是由政府控制的，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成為科技成果推廣、應用的主體，政府則演變為宏觀經濟的調控者。企業功能的轉變由於處於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時期，舊的科研體制阻礙著企業作為科技轉化主體作用的發揮。主要表現在：①企業管理的各個方面還留有計劃經濟的痕跡，現階段企業在戰略管理及決策上還受到政府及上級部門的約束，企業的自主權難以發揮。②企業的經營活動在很大程度還是受到政府的干預，眾多企業產權關系不明確，使他們缺乏技術創新的動力。③我國的科技主力主要集中於研究院所和高等院校，企業缺乏進行科技成果轉化的高科技人員，無法對科技成果的先進性、適用性、市場前景做出正確的分析。正是由於以上因素的存在，使企業缺乏依靠科技進步實現自身發展的動力，而是憑借現有的資源和工藝維持現狀或依賴生產資料投入量的增加片面追求企業經濟效益的增長。管理的決策者也往往不注重長期投入，致使企業的科技成果研究與轉化具有明顯的短期行為。

3.職稱評定製度

目前高等學校和科研院所的技術職稱評定指標體系一般都以科研論文（著作）發表數量和質量、科研成果獲獎數量等量化指標為依據，而且是必須達到一定標准才有資格參與職稱評審，對於是否申請專利、是否產生經濟效益卻不做要求，也沒有把這些指標作為晉升、評獎、計算工作量的條件之一。這一制度使得高校和科研院所將科研工作的重點放在科研成果的學術水平和獲獎登記上，促進了科研成果的產出量，但對成果轉化水平和質量則重視不夠，導致科研人員不注重市場信息收集與研究，缺乏對市場需求的認識，花費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用於研究及其論文的撰寫，而少有精力考慮到科技成果的可行性、實用性、經濟性，研究成果與市場需求明顯脫節，科技成果轉化能力低下。

4.成果評估及利益分配機制

科技成果本質上是對科技開發研究的創造性的活動做出價值判斷的過程。我國雖然於2003年頒布了《科學技術評價辦法》，但該辦法對科學技術評價的基本程序和要求僅做了原則性規定，再加之科技成果本身的成熟程度、市場未來的不可預知性以及缺乏權威的科技成果評價機構等原因，我國的科技成果評價機制尚不完善。評價方式上，重視對結果的評價，忽視對過程的評價，過分強調學術產出和學術水平從而產生了學術上的浮躁心理和急功近利現象。評價過程上，重視轉化前（科技的研究、開發、小試、論證）評價，忽視後期（科技的中試、轉讓、轉化、應用）評價，導致實驗室產品無法順利進入市場（歐陽迪，2010）。評價對象上，多以科技人員為主，忽視了從事科技成果推廣的廣大科研管理人員，使得懂技術、會管理、善經營的專門人才普遍缺乏（李建成，2008）。

利益分配是一個關系復雜的問題，牽扯到諸多的利害關系。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的科技人員由於缺乏市場談判和交易經驗，在不完善的技術交易市場中常常處於劣勢，再加上市場信用、科技評價、法律法規等因素的約束，致使其利益難以得到真正的體現和尊重（李瑋，2006）。盡管國家已經出台了一些政策法規，但缺乏配套的實施細則，協調和監督都十分乏力，造成供需雙方在價格和利益分配上有分歧，影響成果轉化的結果。

（二）投入因素

投入因素是指在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在人力、財力、物力上投入的不充分。科技成果轉化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人才、物質條件等要素資源，並將各種要素資源進行優化配置，才能實現成果轉化。投入機制不健全會影響科技成果的有效轉化。

1.資金投入不足

資金是科技成果從實驗室轉向企業商品化的重要保證和前提。由於成果轉化是一項高風險、高投入、高收益、周期長的活動，決定了難以從常規的商業渠道中獲得足夠的資金支持。對於高校和科研院所來說，自身並不具備自我轉化的資金實力；對於金融機構來說，處於安全的考慮，大多數願把資金借給一些有名氣、實力雄厚的大公司；對企業來說，面對承擔高風險的巨大壓力，企業希望通過有關政策與風險投資機構、金融機構共同承擔風險（劉海燕，2002）。沒有資金的支持，成果轉化就無從談起。實行市場經濟體制以來，我國的金融市場有了巨大發展，但尚未形成由國家、地方、企事業單位、金融機構及其他組織或個人共同投資的多渠道、多層次的投融資體系，傾向於科技研發的風險投資依然較少，用於中試、商業化和產業化環節的資金更加有限，不利於科技成果的轉化。

2.高水平人才缺乏

人才是實現科技成果轉化的最關鍵要素。專業化科技推廣人才缺乏是我國科技成果轉化中較為普遍的問題。相關人員缺乏市場工作經驗，既不能對成果進行深層次的評估和咨詢，又不懂得市場營銷技術，對科技成果的轉化多以組織參加各種成果展覽、交易、信息發布會的形式進行，服務工作沒有深度，導致成果推不出去，資金引不進來，具有市場前景的科技成果多數停留在理論和實驗階段，難以成熟和應用，成熟的技術又難以迅速地搶占國內國際市場，經濟和社會效益沒有發揮。

3.技術及設備配置不合理

科技成果轉化的復雜性決定了其需要相關技術和設備的配套，包括科技圖書文獻資源的利用、大型儀器設備條件資源的共享等。目前科技圖書文獻資源和大型儀器設備資源主要集中在高校、科研機構，除了一些資金雄厚、有實力的大型企業外，一般中小企業很難承擔技術及設備的費用支出，但是高校、科研機構的科技資源多限於內部使用，外部企業很難共享其資源，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企業的科技成果轉化。

（三）市場因素

市場因素是我國科技成果轉化中的主要障礙。主要包括市場交易平台欠缺、中介服務機構不健全等方面。

1.市場交易平台欠缺

市場交易平台是科技成果轉化的技術保障。近年來，我國科技成果的技術市場從無到有獲得了一定的發展，科技信息交流會、技術交易會、通信技術網路、技術開發招標會等是我國主要的技術交易形式。但技術市場發育尚不完善，成熟度比較低，組織不夠健全，缺少區域性、全國性的信息網路（詹靜濤，林皎，1996），高校科技信息交流多為區域內流通，系統內循環，而與生產部門的供需信息交流還不暢，不能滿足技術交易需要。同時，科技成果轉讓法規不健全，管理不夠規范，對信息的真假、來源鑒定不夠，致使虛假信息介入市場，無法滿足客戶的需求。

2.中介服務機構不夠健全

科技中介服務機構是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是轉化、擴散科技成果和有效配置科技資源的重要渠道。雖然近幾年在國家的大力推動下，中介機構發展迅速，為科技創新和科技產業化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是從整體上看，我國科技中介機構的發展仍處於起步階段。中介服務機構大多功能單一，結構不健全，服務能力較弱，提供信息服務不及時或缺乏准確性，導致科研機構的很多成果找不到需求者而無法實現轉化，企業需要的技術成果也找不到合適的供應者，無法實現對科技成果轉化的有力支撐。中介機構良莠不齊，服務能力差距較大，懂技術、懂經營、熟悉法律的技術人才嚴重匱乏，並且缺少專業的風險評估、技術評價、技術定價的能力，使得企業對於科技成果的價值風險很難做出判斷，市場實現困難（歐陽迪，2010）。因此，在發達國家的科技成果轉化過程日益依靠中介服務體系提供各種服務的情況下，我國中介服務及其機構卻從數量和功能上都遠遠不能滿足科技成果轉化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