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關於《東京審判》法庭法官座次的問題！
有，中國確實是排在第2位。影片是根據梅汝璈的日記編著而成。如果感覺電影不可信，可以用emule下載（探索.發現-喪鍾為誰而鳴）這裡面會用歷史膠片詳盡的介紹那次審判的過程（當然也是梅的日記為主線），其中就包括座次問題。
http://lib.verycd.com/2004/10/16/0000023311.html
如果沒時間下載，可以到下面這個網站了解：
http://www.daynews.com.cn/mag3/20060915/ca494173.htm
2. 我國古代官場的座次是怎麼講究的
歷朝歷代都是中間為上，當人數為偶數的時候，右為上，左為下！右左，右左，右左……
3. 政府官員參與民事糾紛，徇私枉法應該怎麼辦
不管民事訴訟，仲裁，行政訴訟，行政復議都有迴避條款，參與糾紛的政府官員不能直接參與案件的裁定，仲裁參加了的，你可以向法院起訴駁回仲裁，法院參加了的你可以向上一級法院起訴。
4. <<東京審判>>中梅博士堅持爭取中國法官的座次有什麼意義
「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一文說：「電影一開始，梅汝 H以拆台的方式要挾 其他10位法官，爭取所謂中國法官的座次，人或以梅先生為民族英雄，我卻為他 喪盡法官的尊嚴而悲哀。在我看來，他自始便決意以民族立場犧牲法律立場。」 可是我從電影中看到的是，梅汝 H爭取中國法官的座次完全是為了維護法律的嚴 肅性，這次審判不是圓桌會議，座次是明擺著的，法官座次的排定應該有一個規 矩，這次東京審判並不是走過場，不是要以現代方式為復仇憑添一層光環，而是 要以法律為依據，給迫害者和戰敗者一個公正的受審機會。因此審判的程序、法 官的座次都應該有明確的規矩，都應該體現公正。梅汝 H對佔領軍最高首腦安排 的座次提出不同意見，就是感覺到座次的排序缺乏規矩，所以堅持要有一個規矩。 假如梅汝 H僅僅是為了民族尊嚴而爭座次，他爭得上嗎？這個細節表明梅汝 H不 畏強權，完全是一個骨子裡的法律人，不愧是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法學博士，而 不是走過場、和稀泥的或者拿原則做交易。當然，我相信，把這個故事解讀為梅 汝H的民族氣節完全是後人出於政治原因，與梅汝 H本人無關。
5. 傳統的座次尊卑上有什麼規定和講究
《儀禮》室內禮節性的座次，最尊的座位是：在西牆前鋪席，坐在席上面向東，即所謂東向坐；其次是南向坐；再其次是北向坐；最卑的位置是西向坐。清代學者凌廷堪在他的禮學名著《禮經釋例》就更為確切地提出「室中以東向為尊，堂上以南向為尊」的說法。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在他的名著《日知錄》里通過不少史料，歸納出這么一個結論：「古人之坐，以東向為尊。」由此可以看出，《史跡• 項羽本紀》鴻門宴座次的形式，就屬於這種室內禮節活動的形式。項羽、項伯東向坐，亞父（范增）南向坐，沛公（劉邦）北向坐，張良西向侍。入席，古人設宴，對座次安排十分講究，主人坐什麼位子，客人坐什麼位子，都有嚴格規定，亂坐就有喧賓奪主，以下犯上之嫌。項羽、項伯朝東而坐，最尊（項伯是項羽的叔父，項羽不能讓叔父坐在低於自己的位置上）；范增朝南而坐，僅次於項氏叔侄的位置；項羽讓劉邦北向坐，又卑於范增，不把他看成與自己地位匹敵的賓客；張良面朝西的位置，是在場人中最卑的了，不能叫坐而叫侍，意思是與今天的侍從差不多。司馬遷之所以不惜筆墨一一寫出每個人的座次，就是通過項羽對座次的安排，突出表現項羽藐視劉邦，以尊者自居的驕傲心理。
以東向為尊，在史書中有充分的反映。比如《史記• 淮陰侯列傳》井陘之戰，韓信俘虜廣武君李左車，請他東向坐，韓信對面施禮救。《史記• 武安侯列傳》田蚣「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向，自坐東向」，田蚣以為自己是丞相，不可因為哥哥在場而申私敬，免得屈辱了丞相之尊。《史記• 周勃世家》周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自居東向的座位，很不客氣地跟儒生們談話。《漢書• 王陵傳》項羽取王陵母置軍中，王陵的使者來，項羽讓王陵的母親東向而坐，打算用對王母的這種禮遇來招降王陵。
「室中以東向為尊」「東向」即「坐西面東」，古代地理上「西邊」即「右」，這恰恰印證了古時候崇「右」，以「右」為尊。中國封建社會等級森嚴，官階有高低，座次分貴賤。近現代尚「左」，雖不成文，卻也約定俗成。如「男左女右」滲透了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
漢文化源遠流長，遙遠的古代是否也是以「左」為尊呢？恰恰相反，古代崇「右」，以右為上，為貴，為高。比如《史記• 廉頗藺相如列傳》「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 《史記• 魏其武安侯列傳》「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 兩例中的「右」均要釋為「上」。又如《〈指南錄〉後序》「予出右丞相兼樞密史」，《海瑞傳》「明年正月，召為南京右僉都御史」等。
古代崇「右」，也有例外的情況。同是《史記》在《魏公子列傳》的《信陵君竊符救趙》一節中，先記「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後文又說侯生「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左」為何變成了「上坐」呢？這就要另當別論了。《古漢語常用字字典》說：「古代車騎以左為尊位」。此處的「虛左」則表現了公子的仁而下士。中學課本《信陵君竊符救趙》一文配有插圖，此插圖有三處嚴重失真：車錯、馬錯、座次錯。課文明確寫著：「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從插圖上看，實際是「虛後」。正確的座次排列，應該是信陵君和侯生同在車廂前部，侯生居左。
6. 與政府官員有民事糾紛該怎麼處理
你指的是糾紛當事人為政府官員還是糾紛一方的親屬是政府官員，並在其中出謀劃策呢？如果是後者，你也別怕，法律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真理也只有一條，道理也只有一個，你怕什麼，如果這官員在裡面搞是非，你可以向當地紀委反映，現在紀委對這種問題還是很敏感的，只要有問題，一告一個准。
7. 法庭座次的問題 由來
法庭上怎樣排座次
法庭有兩個空間。一個是現實空間，即在一定的房屋內（特殊情況下是露天的），有特定的物的設置以及不同的人扮演不同角色；另一個是虛擬空間，它是在現實空間之上，由法律程序的展開，控辯活動的推進以及法官對案件實體的心證形成等要素和線索構成，即所謂「法的空間」。虛擬空間系觀念的構成物，它以現實空間為基礎，又與現實空間具有一定的「同構性」。刑訴法學者研究庭審，包括研究程序的展開、追訴和對案件實體心證的形成方式及原因，這是對虛擬空間的探索和構築。而對於法庭現實空間的研究則往往被這些程序法學者所忽略。
法庭空間的一般特性可以稱其為庄嚴性。這種庄嚴性表現在法庭建築的庄嚴肅穆，法庭設置的秩序明確以及法庭器具的意蘊嚴肅。再配以儀式化的活動，使國家審判權威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體現。法庭空間設置中最關鍵的因素是各訴訟角色的位置與相對關系，其設置和安排的方式被司法的理念和制度所決定，另一方面又反過來以其文化和心理的作用對程序進行甚至審判的結局產生某種影響。總的看來，在法庭空間設置上，反映現代民主和訴訟合理化觀念的設置方式是法官居中同時其位置高於訴訟兩造，以示相對於兩造的「居於其間、踞於其上」，即審判中心和審判至上。控辯雙方相對設置，體現出平等觀念。而證人位置則要考慮便於各方觀察和審查等技術性問題。大致說來能兼顧價值和技術的法庭設置方式較為合理。
然而，反映不同法律體系的不同理念，法庭布局和設置可能出現差別。其中有三個問題較為突出：
第一個問題，法官位置該不該高出一截。從各國的情況看，法官席的奠基普遍高於其他席位。這種設置有兩重意義：一是體現法庭尊嚴，象徵法官在法庭上的崇高地位；二是從上面可以居高臨下，觀察整個法庭內各種發生的情況，便於法官把握法庭實施訴訟指揮。但在法官及法院在社會和司法體制中的地位有爭議時，這種具有象徵意義的法庭設置方式也可能發生爭議。如1996年3月我國修改刑訴法後，就法庭設置中法官席是否應高於檢察官和辯護人席，就有不同意見並引起爭議，後來有關機關出來協調，確認法官席高一些是必要的，並發文確定。
第二個問題，檢察官的位置設在何處。指檢察官應不應當與辯護律師平起平坐。在歐洲大陸，某種國家主義和職權主義的理念使檢察官的法庭位置可能高於辯護律師。在改革前的波蘭，法庭的一端是一個高約兩英尺的講台（與歐洲大陸各國相似），在講台上有一張長方形的大桌，在桌後面坐著參加庭審的法官們，在桌的右端坐著書記員，檢察官則坐在桌子的左端。講壇前的地面右側有一張長凳是被告坐席，辯護律師坐在他前面，以便能自由交談。在左側有兩張長凳，一張給私人控訴者或民事原告，另一張給他們的律師。證人席位於審判席的前面。在德國和法國，檢察官與辯護方在審判庭上也是有區別的。例如中國刑訴法學者代表團1993年11、12月訪問法國、德國，所見德國布蘭登堡州中級法院法庭以及法國重罪法庭布局，檢察官均是坐在法官一側，而不是與辯護律師在庭下相對而坐。法國、德國檢察官坐在法官一側，顯示其為官方「護法人」的身分，表現了某種職權主義的理念。
在義大利，過去檢察官作為司法官員，和審判官一起坐在台上，律師坐在台下。1988年義大利新刑訴法出台，新法改變了過去的法官職權主義訴訟形式而向當事人主義靠攏，檢察官位置下移，與律師相對。
第三個問題：被告人應當坐在哪裡。這主要是指，被告人是作為訴訟兩造之一，即辯護方的實質主體，與辯護人坐在一起，還是與辯護律師分離，作為受審的對象單獨設席。
在對抗制訴訟中，被告人與辯護人坐在一起，一方面是體現與控訴方至少在形式上是處於平等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便於被告人與辯護人之間的溝通，以有利其辯護。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借鑒對抗體制改革司法制度，但被告人與蘇聯時期一樣，仍須坐在周圍有法警監視的「被告人席」上，這使得辯護律師幾乎不可能與其委託人進行有效地抗辯協商，因而有學者評價改革不徹底。在我國刑事訴訟中，被告人作為受審對象面對法官，他與檢察官和自己的辯護律師保持同樣的距離，同樣也是檢察官和辯護律師的調查對象。這種設置與我國刑事訴訟中被告不享有沉默權，他作為證據來源需要回答法庭提問因而不完全具備主體地位有關。因此，應當說我國刑事審判中的法庭設置只有檢察官與辯護律師的形式平等而並未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控辯雙方的平等。如果下一步我國設置被告人有權保持沉默的制度，現行法庭布局也許應當改變。
8. 在電影東京審判中梅汝璈為什麼會爭法官的座次
「如論個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們代表各自國家，我認為法庭座次應該按日本投降時各受降國的簽字順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審判日本戰犯，中國受日本侵害最烈，且抗戰時間最久、付出犧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戰歷史的中國理應排在第二，再者，沒有日本的無條件投降，便沒有今日的審判，按各受降國的簽字順序排座，實屬順理成章。」接著，他憤然脫下象徵著權力的黑色絲質法袍，拒絕「綵排」，他說：「今日預演已有許多記者和電影攝影師在場，一旦明日見報便是既成事實。既然我的建議在同仁中並無很大異議，我請求立即對我的建議進行表決。否則，我只有不參加預演，回國向政府辭職。」由於他的據理力爭，庭長當即召集法官們表決，結果入場順序和法官座次按日本投降各受降國簽字順序安排。這次預演雖然推遲了半個多小時進行，梅汝璈終於為我國爭得了應有的位置，捍衛了中華民族的尊嚴。
9. 請問唐朝官員座次是具體怎麼分的
唐皇朝的行政機構，承襲隋代，以三省六部制為核心，在這個基礎上，依據歷史的慣例與經驗，再衍生出一些具有執行、監察、侍從或其他功能的機構，共同組成唐皇朝的朝官制系統。
唐代的朝政決策與執行機構是中書、門下和尚書三省。總的說來，中書省負責發布詔令。中書省在唐代曾一度稱為內書省、西台、鳳閣和紫微省，長官中書令通常擔任相職，參與軍國大事的決策。其下屬中書侍郎在唐代初期作為中書省長官的副手，在唐高宗和武後時，開始被任命為宰相。這種情況到安史之亂後成為慣例，因此中書侍郎在實際上也脫離了中書省的日常事務。
中書省最重要的詔令起草工作，唐代主要由中書舍人實際負責。中書舍人共有六員，還兼負宰相會議的秘書事務。由於起草詔令事關重大，實際上參與了軍國政事，不僅需要較高的文學才能，也要有較好的政治才幹，因此唐代十分重視中書舍人一職，其被視為文學之士擔任的最高職務。此外，中書省還設置起居舍人二人以記錄皇帝言行與詔令內容；通事舍人十六人以負責朝見禮儀和傳達詔命；右散騎常侍、右諫議大夫、右補闕和右拾遺各二至六人的諫官，以對國家政事提出批評和建議。
門下省，在唐代一度被稱為東台、鸞台和黃門省。負責對詔令的審議與封駁，即擁有封還皇帝詔書和駁回臣下章奏的權力。這一職權唐代實際上主要由門下省官員給事中行使，給事中一般設置四人。門下省長官侍中和副長官門下侍郎通常兼任宰相之職。雖然對詔令照例進行審議並署名，但較少行使封駁職權。唐玄宗時，李乂任黃門侍郎（即門下侍郎），「乂在門下，多所駁正，開元初，姚崇為紫微令，薦乂為紫微侍郎，外托薦賢，其實引在己下，去其糾駁之權也」。可見門下侍郎行使糾駁權，由於職高望重，對中書省（紫微省）詔令的頒布有一定的牽製作用，以致中書省長官亦不得不有所顧忌。門下省和中書省一樣也設置諫官，包括左散騎常侍、左諫議大夫、左補闕和左拾遺各二至六人，以負責對朝廷各項決策的得失進行評論和建議。此外，與中書省相對應，門下省還設起居郎二人，負責朝廷政事的記錄和皇帝言行與詔令的記錄整理。
為了便於決策活動的進行，中書、門下兩省還分別設置一些下屬機構與官職。其中較重要的有：中書省下屬的集賢殿書院和門下省下屬的弘文館，這兩個機構收藏有大量圖書，具有皇家圖書館的性質，可供皇帝、宰相和其他官員參考。史館，初屬門下省，後屬中書省，負責國史的修撰。符寶郎，屬門下省，負責各種印鑒符節的掌管。
尚書省是唐代的全國最高行政機構。在唐代初年，尚書省長官左右僕射為正宰相，因此尚書省既是朝政決策機構也是最高行政機構。但到唐中宗時，由於皇朝內部的權力再分配，尚書僕射被排斥於宰相之外，因此尚書省成為單純的朝廷行政機構。唐代尚書省的總辦公機構稱為都省，「掌舉諸司之綱紀，與其百僚之程式」。負責尚書省各類文書的審核、簽發與存檔，指導六部諸司工作。都省事務由尚書左右丞和左右司郎中、員外郎主管。而尚書省的長官左右僕射，在唐代中期以後，多成為授予大臣的榮譽職銜，並不具體負責尚書省日常事務。
尚書都省之下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每部之下又轄四司，共為二十四司。吏部主要負責官吏的銓選、考課、封爵和勛賞；戶部主要負責戶籍、土地、賦役、倉儲和市易；禮部主要負責科舉考試和禮儀、祭祀；兵部主要負責軍隊的管理和訓練；刑部主要負責刑獄和財政審計：工部主要負責國家土木工程和屯田、水利。六部的長官為各部尚書，副長官為各部侍郎，而諸司的長官為各司郎中，副手為各司員外郎。尚書省六部二十四司的任務，是上承皇帝和宰相等最高決策集團所頒布的詔令，把它們擬定為具體實施的政令，再頒發給朝廷的九寺五監及地方各府、州、縣具體執行。另外，六部諸司還負責檢查和處理朝廷各部門和地方府州向尚書省申報的一般行政事務。因此，朝廷的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九寺，以及國子、少府、軍器、將作、都水五監，實際上是接受尚書省指令的下級事務機構。正如唐代史學家蘇冕所說：「九寺、三監……是王者之有司，各勤所守，以奉職事，尚書准舊章立程度以頒之。」九寺的長官稱為卿，總稱為九卿，其副手為少卿和丞。國子監的長官稱為祭酒：都水監的長官稱為使者；少府、將作、軍器監的長官都稱為監。九寺五監的職權范圍，上承尚書省六部諸司，且與六部有大體固定的對應關系。按照唐代的「故事，諸司、諸使及天下州府有事，准令式合申省者，先申省司取裁」，「然後施行」。這里的諸司即指九寺、諸監、諸衛，省司即指尚書省六部二十四司。由此可見唐代前期尚書省在國家行政系統中的樞要地位。
為了使官吏系統有效而正常的運轉，除了建立各種與決策和行政機構有關的制度外，還必須對各級官吏進行有效的監督與制約。為此，唐代承襲前代制度，建立御史台，以監督各級行政機構對國家政令的實施，以及對違犯朝廷法紀和律令的官吏進行糾舉和彈劾，即「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唐代御史台的長官為御史大夫，副長官為御史中丞。唐代中期以後，御史大夫職位崇高，不常設置，御史中丞成為實際上的御史台長官。
御史台的下屬機構是台院、殿院和察院，分別由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和監察御史任職，統稱為三院御史。唐代規定，侍御史設置四人，主要職責為糾察彈劾百官和參與審訊重大案件，其中年資最深者一人，還負有處理御史台內部日常事務的職責。殿中侍御史設六人，主要掌管百官朝見皇帝的序列班次，以及負責京城左、右巡，糾察其管轄區域內的不法之事。監察御史設十人，主要負責「分察百僚，巡按州縣，糾視刑獄，肅整朝儀」，職責更為繁多。但就監察御史的主要職責來說，以分察和分巡最為重要。所謂分察，是指監察尚書省六部，並可列席尚書省會議。分巡，是出使巡察地方州縣，把各地的「長吏政俗、閭閻疾病、水旱災傷，並一一條錄奏聞」。從御史台的職權來看，雖然十分繁雜，但其主要職責仍然是對整個官吏系統進行監察和對不法官吏進行彈劾。
在唐代的朝廷官制系統中，中書、門下兩省與尚書省六部、九寺五監、御史台一起，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朝政決策一執行一監察系統，是唐皇朝的核心機構。在這些核心機構之外，還有一系列輔助機構，多屬皇家宮廷機構性質，直接為皇室宮廷服務。它們主要包括秘書、殿中、內侍三省和東宮官吏。其中前三個機構雖然也稱為「省」，但其地位實際與寺監相等，其長官亦均稱為「監』，副長官稱為「少監」。
秘書省是掌管皇家圖籍檔案的機構，除設置監、少監和丞的官職負責省事外，還設立秘書郎掌管皇家的經史子集四部圖書的抄寫貯藏，校書郎負責校讎典籍。此外，負責天文歷法的太史局（又稱司天台），一度也屬於秘書省管轄。殿中省下轄尚食、尚葯、尚衣、尚舍、尚乘、尚輦六局，負責皇帝的衣食住行與醫葯。內侍省則是宮廷宦官和宮女的管理機構。東宮官是皇太子的下屬宮廷機構，其設置模仿朝廷的結構：其太子方師、太傅、太保（總稱三太）和太子少師、少傅、少保（總稱三少）是太子的導師，另設太子賓客作為太子侍從官，這些職官都沒有具體職掌。設詹事府總管東宮官吏和政事，相當於中書門下和尚書省六部。設左春坊負責侍從規諫，相當於門下省之職，右春坊負責文書啟奏，相當於中書省之職。此外，在左春坊之下設崇文館，掌圖書經籍；司經局掌校刊經史；典膳局、葯藏局、內直局、典設局和官門局，負責太子的衣食住行。以上這些機構，與弘文館、秘書省、殿中省大體對應。另外還設立東宮三寺，即家令寺、率更寺和仆寺，負責東宮具體事務的執行，也與九寺五監相對應。雖然東宮官職龐大繁多，但實際上多為閑職。
在文官系統之外，唐代還設有武官系統。由於唐代前期實行府兵制度，所以在朝廷設立十六衛。十六衛的名稱，唐代前期變化甚多，到唐玄宗開元時方大體上固定為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右左威衛、右左領軍衛、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衛和左右千牛衛。其中前十二衛均管轄府兵，只有後四衛不轄府兵，負責京城和宮殿諸門警衛以及皇帝的貼身宿衛。每衛設大將軍一人和將軍二人統率，下有長史、錄事參軍總管各衛日常事務，倉、兵、騎、胄四曹分別負責俸祿、給養、考績、宿衛、馬匹、兵械等具體事務。十六衛直接統屬於皇帝，但他們沒有調兵的權力。需要命將出征時，一般由皇帝和宰相議定後，頒發詔令到兵部，由兵部再發下符契，與詔令一起同時頒下各折沖府或州郡發兵。除十六衛外，東宮官中還仿照十六衛建制設有十率府，各設率一人，副率一至二人統管，下轄一定數量的府兵，作為太子的禁衛部隊。以上十六衛總稱為南衙諸衛，因其官署均在長安、洛陽兩京宮城之南的皇城內。
唐高宗時，由宮城北門玄武門禁軍發展而來的北衙禁軍開始興起，逐漸取代南衙請衛的職能。南衙諸衛則由於府兵制的廢棄，逐漸成為閑司，其長官大將軍、將軍也變為武官升遷的官階，不再擁有實際職權。
最先設置的北衙禁軍是左右羽林軍，玄宗時設左右龍武軍，肅宗時又設左右神武軍，以上稱為北衙六軍，各設置大將軍一人、將軍三人統率。唐代宗時再以神策軍列入北衙禁軍行列，德宗以宦官任神策軍左右護軍中尉統率，因此神策軍勢力迅速發展，凌駕於北衙六軍之上。唐代後期，北衙六軍的大將軍、將軍等職也逐漸成為武官遷轉的官階，實際並無兵權。
唐代的地方行政系統，在唐代前期，採用州、縣二級制。到唐代中期演變為道、州、縣三級制，同時出現了新的二級行政區——府。
州的長官為刺史，其下屬僚佐主要有上佐、判司和錄事參軍。上佐指長史、司馬，沒有具體職事，輔佐刺史處理州事，但又往往成為安排閑冗官員的職位。因此唐代後期的中、下州一般都不置上佐之職。判司指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六參軍，與朝廷尚書省六部相對應，具體分管州的官吏考課、禮儀、賦稅、倉庫、戶口、驛傳、刑獄和工程水利籌各個方面的事務。錄事參軍則負責監察舉劾本州六曹官吏，相當於朝廷御史台與尚 書左右丞的職責。此外，唐代的州級官員還有經學博士、醫學博士、市令等，分別負責學校、醫葯與市場交易。
唐代縣的長官為縣令，下設縣丞、主薄和縣尉，作為主要僚佐。縣丞是縣令的副手，相當於州上佐；主薄負責勾檢稽失，監察官吏，相當於州錄事參軍；縣尉負責管轄諸曹吏員、追捕盜賊，相當於州判司。唐代最盛的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740），全國有府州三百二十八個，縣一千五百七十三個，可見唐代地方官吏系統的龐大。
隨著時間的發展，唐代的地方行政機構也發生了一些變化，主要是府與道的出現。唐代把京都和曾作為陪都的州，為顯示其地位的重要而稱為府。府的設官與州相同，僅名稱稍有變化，如其長官改稱尹，副長官改稱少尹等。此外，在邊疆地區還設置都護府，以管轄廣大邊境區域，都護府的設官也與州相同，僅其長官稱為都護與副都護。
道在唐代前期，是一種監察區。貞觀元年（627），唐太宗「因山河形便，分天下為十道」。各道由皇帝不定期派巡察使或采訪使巡視，監察地方官吏和了解各地情況。開元二十一年（733），唐玄宗「又因十道分為十五道，置十五采訪使，檢查如漢刺史之職」。唐代後期，道的長官觀察使一般都兼任節度使，擁有軍權，權力更大，形成大小不等的方鎮。各個方鎮管轄的行政區域也稱為道，這樣的道到唐憲宗元和時有四十七個。正如宋人洪邁指出：「唐世於諸道置按察使，後改為采訪處置使，治於所部之大郡。既又改為觀察使，其有戎旅之地，即置節度使。分天下為四十餘道，大者十餘州，小者二、三州，但令訪察善惡，舉其大綱。然兵甲、財賦、民俗之事，無所不領，謂之郡府，權勢不勝其重。」道的長官的下屬，有副使、行軍司馬、判官、使、掌書記、推官、巡官、衙推等一大批幕職官員。
唐代沿襲隋制，把官員分為九品，每品內又分為正、從，共為十八個等級。文官自正四品以下，武官自正三品以下，還分為上下階，因此，唐代文官的散官實際上有三十個等級，武官散官等級是三十二等。這些等級總稱為流內官，為正式文武官員。此外還有流外九品，實際上已屬於吏員，不屬於正式官員的范圍。官員的散官稱號與品級大致對應，表示官員地位與資歷高低，作為升遷的序列。
唐代的品級與散官還與官員服飾等級制度相聯系。唐代規定，三品以上官服紫，四品、五品服緋（朱紅），六品、七品服綠，八品、九品服青。同時，唐代高級官員都有一個表示其身份的魚符，以袋盛之，稱為「魚袋」。三品以上官的魚袋以金飾之，稱為金魚袋。五品以上官的魚袋以銀飾之，稱為銀魚袋。
唐承隋制，文武官員均可授勛官，共有十二級。按照規定，勛官可以與相應品級的公卿大臣處於同等班位。但實際上由於授勛過多，動以萬計，因此無職事的勛官實際地位往往在胥吏之下，僅僅成為一種授予的官員榮譽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