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民事環境私益訴訟中，原告如何承擔主張責任和證明責任
根據法條規定，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有被侵權人就加害人的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進行舉證。待證的事實為法律要件分類說當中的發生法律關系的事實。由原告進行舉證，所以屬於正置。
法律依據：最高法發布環境侵權司法解釋（2015年）
第六條 被侵權人根據侵權責任法第六十五條規定請求賠償的，應當提供證明以下事實的證據材料：
（一）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
（二）被侵權人的損害；
（三）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與損害之間具有關聯性。
擴展知識：第七條 污染者舉證證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其污染行為與損害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
（一）排放的污染物沒有造成該損害可能的；
（二）排放的可造成該損害的污染物未到達該損害發生地的；
（三）該損害於排放污染物之前已發生的；
（四）其他可以認定污染行為與損害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的情形。
參考來源：360--環境污染司法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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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環境侵權案件如何分配舉證責任
環境侵權訴訟中，應適用嚴格責任。污染者的加害行為應當排除「違法性」的適用，但在環境保護單行法有特別規定時，從其規定。《環境保護法》第41條第1款規定：「造成環境污染危害的，有責任排除危害，並對直接受到損害的單位或者個人賠償損失。」《侵權責任法》第65條規定：「因污染環境造成損害的，污染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第66條規定：「因污染環境發生糾紛，污染者應當就法律規定的不承擔責任或者減輕責任的情形及其行為與損害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但部分單行環境保護法並不沒有在污染構成要件上與這兩個法律規定保護一致。如《環境雜訊污染防治法》第2條第2款規定：「本法所稱環境雜訊污染，是指所產生的環境雜訊超過國家規定的環境雜訊排放標准，並干擾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學習的現象。」《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也將違法性作為污染的評判標准，而《水污染防治法》等環境保護單行法中，卻未將違法性作為污染的評判標准。因此，違法性是否為環境侵權的構成要件，在具體案情中要根據不同的環境保護單行法的規定來判斷。 環境侵權中的免責事由主要包括：不可抗力、受害人故意、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在舉證責任分配上，被告承擔具有法定免責事由及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具有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但不因此免除原告就被告加害行為與其損害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4條第1款第（3）項「下列侵權訴訟，按照以下規定承擔舉證責任：……(三)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由加害人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及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從規定的本意，應當降低原告舉證責任的證明標准，原告只要能夠證明因果關系具有存在的可能性，即完成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 需要注意的是，因果關系不成立的舉證責任由污染者承擔，並不免除受害人就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受害人仍需就因果關系初步成立承擔舉證責任。基於環境污染責任在因果關系認定上的特殊性，通過舉證責任倒置和因果關系推定的方式降低受害人的證明責任。即與一般侵權案件中，受害人需要對因果關系提供充分成立的證明不同，受害人只需要對因果關系初步成立承擔證明責任。所謂「初步的因果關系「是指原告的證明標准較低，即只要原告能夠證明被告污染行為具有導致其損害發生的可能性，原告即完成了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在污染者不能完成因果關系不成立的舉證責任下，推定污染者的污染行為與受害人的損害後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
『叄』 簡述在特殊侵權訴訟中，證明責任的分配。
特殊侵權的舉證責任主要如下：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若干規定，下列侵權訴訟，按照以下規定承擔舉證責任：
（一）因新產品製造方法發明專利引起的專利侵權訴訟，由製造同樣產品的單位或者個人對其產品
製造方法不同於專利方法承擔舉證責任；
（二）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損害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
（三）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由加害人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及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
（四）建築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對其無過錯承擔舉證責任；
（五）飼養動物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動物飼養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過錯或者第三人有過錯承擔舉證責任；
（六）因缺陷產品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產品的生產者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承擔舉證責任；
（七）因共同危險行為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實施危險行為的人就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
（八）因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由醫療機構就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
『肆』 環境污染侵權原告的舉證責任是怎樣的
環境污染侵權是一種特殊的侵權行為，有別於一般的侵權行為，如何合理的分配環境污染侵權案件中的舉證責任是處理好環境污染侵權案件的重點和難點。
舉證責任是指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收集或提供證據的義務，並有運用該證據證明主張的案件事實成立或有利於自己的主張的責任，否則將承擔其主張不能成立的危險。舉證責任制度最早產生與古羅馬法時代。羅馬法的就舉證規則在歷經中世紀的寺院法的演變之後，到了德國普通法時代確立了原告就其訴訟原因的事實為舉證，被告就其抗辯的事件事實為舉證的一般原則。且採取宣誓制度作為法官解決疑難案件的配套和補充制度。舉證責任是民事訴訟的核心問題，它直接規劃著民事訴訟的構造形態，在民事訴訟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而舉證責任的分配，又是舉證責任制度的核心。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規定了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的一般規則，即「誰主張，誰舉證」。
在環境污染侵權中，舉證責任分配採用的是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則。《侵權責任法》第六十六條規定：「因污染環境發生糾紛，污染者應當就法律規定的不承擔責任或者減輕責任的情形及其行為與損害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四條第三款規定：「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由加害人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及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所謂舉證責任倒置，指基於法律規定，將通常情形下本應由提出主張的一方當事人（一般是原告）就某種事由不負擔舉證責任，而由他方當事人（一般是被告）就某種事實存在或不存在承擔舉證責任，如果該方當事人不能就此舉證證明，則推定原告的事實主張成立的一種舉證責任分配製度。
實行舉證責任倒置規則並不意味著原告無需承擔任何舉證責任，原告仍然需要承擔一定的舉證責任，原告需要承擔的舉證責任主要有：
1.被告實施了污染環境的行為。
原告負有證明被告實施了污染環境行為的責任，實施了污染環境的行為是確定被告的依據，被告實施了污染環境的行為是環境污染侵權的構成要件。我國的環境污染責任採用無過錯責任，國家或者地方規定的污染物排放標准，是環境保護主管部門決定排污單位是否需要繳納排污費和進行環境管理的依據，並不是確定排污者是否承擔賠償責任的界限。即使排污符合標准，給他人造成損害的，也應當根據有損害就要賠償的原則，承擔賠償責任。《環境保護法》第41條第1款明確規定：「造成環境污染危害的，有責任排除危害，並對直接受到損失的單位或者個人賠償損失」。原告只需要證明被告實施了污染環境的行為即可。
2.原告受到了損害的事實
行為人只有在其行為造成了損害事實的情況下，才應承擔民事責任。如果行為人雖然實施了某種行為，但並沒有對他人的人身或財產造成損害事實，行為人便不應承擔民事責任。環境污染損害賠償案件也是如此。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的對象，一般包括人身權、財產權和環境權三部分。應由原告對損害事實的存在負舉證責任，因為損害事實屬於原告控制的范圍，原告對造成了哪些損害最清楚。對此原告同樣可以請環保局、醫院相關部門對損害事實做出鑒定，同時也可以請公證處做出相應的公證。需要注意的是，在損害事實中，人身權、財產權所受損害較易證明，但環境權所受損害較難證明，原告可以提供證據證明由於自己所處的環境因素被污染、破壞導致環境質量下降，影響了自己擁有健康、安全、舒適、寧靜、優美的環境即可，如非法建築物對毗鄰居民日照權的妨礙等。
『伍』 關於環境污染的侵權訴訟中，被告的舉證責任應該包括哪些是否應該包含法律規定的減輕責任的情形。
由於環境污染侵權案件的復雜性，污染行為的即時性和反復性，常常出現直接證據滅失或無法及時取證的情形，實踐中，最常見的有兩種情形：一、污染物滅失，如有毒有害氣體揮發，噪音消失，污染物在水中沉澱或發生化學反應等；二、受害對象滅失，如受損害動植物死亡並腐化，如不及時處理會對環境造成二次污染。實踐中，當事人往往是通過證人證言、現場照片、科學著作等間接證據組成證據鏈條來主張權利，因此，恰當運用證據規則及分配雙方的舉證責任常常成為該類案件的關鍵，往往會決定著案件的最後結果。
一、現有法律法規對環境污染侵權案件的舉證責任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2條規定了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當事人對自己所主張訴訟請求或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負有證明義務，在訴訟實踐中，一般表現為由原告對其所主張的訴訟請求依據的事實承擔證明義務，而由被告對反駁原告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承擔證明責任，學術界將其概括為『誰主張，誰舉證』，這種舉證方式符合一般人的思維邏輯，也很容易被大家所接受。《規定》第4條第（三）項規定環境污染侵權案件的舉證責任：「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由加害人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及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66條也有相同的規定，上述規定包含兩層意思：一，『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規則在環境污染侵權案件中仍然適用，即原告對其主張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仍需承擔舉證責任；二，根據公平原則和效率原則，將本應由原告承擔的部分事實的舉證責任（即污染行為和損害後果之間的因果關系）轉移給被告承擔，學理上通稱這種情形為『舉證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轉移』，而免責事由屬於被告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按照一般舉證責任規則，本應由被告舉證，不屬於舉證責任倒置或轉移情形。
需要著重釐清環境污染侵權案件中的兩個概念即侵權行為和污染行為之間的區別，關於侵權行為的學界定義，至今也沒有一個權威的結論，有三要件、四要件甚至五要件六要件說，比較流行的有過錯要件說，行為人實施某種行為存在故意或過失，即認為侵權行為成立，非法要件說，是指行為人的某種行為違反了現有法律的規定，即認為構成侵權，損害要件說，不管行為人的某種行為是否存在過錯，是否違反現有法律規定，但造成了他人的損害，即認為其行為是一種侵權行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及侵權責任法的規定，我國採用的是以過錯和損害理論為基礎，以非法說為補充的侵權責任體系。具體到環境污染侵權案件，採用的是損害要件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65條規定：因污染環境造成損害的，污染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依照該規定。我們可得知，環境污染侵權案件適用的是無過錯責任原則，並且採用了損害要件理論，即只要行為人的污染行為對他人造成了損害，不論該行為是否存在過錯，是否違反法律規定，行為人都應該承擔責任。關於污染行為，我國法律至今未有明確的定義，《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四章第二十四條明確規定廢水、廢氣、廢渣、粉塵、惡臭氣體、放射性物質以及雜訊振動、電磁波輻射等為污染物，結合以上法律規定，姑且給污染行為作如下定義：污染行為即指排放、泄漏、灌注或棄置廢水、廢氣、廢渣、粉塵惡臭氣體、放射性物質及雜訊振動、電磁波輻射等污染物，可能對環境及生活在該環境中的人或物造成損害的行為。通過以上兩個概念的比較，可得出如下結論：（1）行為人有污染行為，不一定給他人造成具體的可計算的損害，因而，按我國法律規定，也就不一定構成侵權，但如果構成污染侵權，則必定有污染行為的存在；（2）《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66條 「……，污染者……就其行為與損害後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此處的『行為』是指污染行為，而不是指侵權行為；（3）侵權行為是否存在，往往依賴於對污染行為和損害後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判斷，實質是對因果關系是否成立的證明。因此，在具體的訴訟案件中，原告既不能夠從被告污染行為是否存在過錯的角度來證明被告侵權行為存在，也無法從被告行為是否合法的角度來判斷被告侵權行為成立，原告只能夠證明被告的污染行為客觀存在及原告產生了損害事實，至於被告的污染行為是否和原告的損害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是否存在污染侵權行為，則需由被告承擔證明責任。訴訟實踐中，常常出現原告要求被告提供證明因果關系是否成立的證據，而被告反過來要求原告提供證明侵權行為存在的證據，從而陷入「循環論證」的爭執，事實上，不管是一般侵權還是特殊侵權，對侵權行為是否存在的判斷均依賴對因果關系是否成立的判斷，二者之間具有不可分割性。
同樣的道理也可說明加害人和污染者這兩個詞之間的區別，很明顯，《證據規則》中的加害人一詞。並不準確，因為在侵權事實被法院確認之前，污染者不一定就是加害人，這一措辭的差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中得到了糾正。
二、發生損害後果的當事人（簡稱當事人，通常是訴訟案件中的原告）的舉證責任分析
由污染者（實踐中通常指企業，在訴訟案件中一般是被告）承擔因果關系的證明責任是為了打破污染者的特殊地位導致對資源（包括知識、管理上的優勢、強大的舉證能力等）的相對壟斷，從而有利於查明事實真相。但發生損害後果的當事人作出某種污染行為對其造成了損害的判斷，必定也有一定的事實根據，因而需要承擔如下的證明責任：
首先，當事人必須證明污染者有排放、泄漏、灌注、棄置污染物的行為。由於環境污染行為的復雜性，尤其是有些污染行為牽涉到復雜的物理化學專業技術判斷，只有污染者清楚事情原委，當事人往往無法准確證明具體是什麼類型的污染，但他至少應該提供證據證明污染者確有污染行為存在，至於這種污染行為是否構成侵權行為，則依賴因果關系是否成立的判斷，應由污染者舉證證明。
其次，當事人必須證明損害事實的存在，沒有損害事實，其訴訟請求也就成為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對損害事實證明的一個難題就是對損害所造成的損失價值的證明，由於環境污染侵權案件的特殊性，當事人往往無法提供准確的數據證明其損失的價值，甚至也無法通過合法的鑒定、評估機構證明，比如，魚塘養的魚被附近企業的污水毒死，而水中的魚到底價值幾何，往往會成為一個難題，當事人可提供其購買魚苗的原始票據證明魚的品種、數量、養殖時間及相關市場價格或其每季度及每年的賣魚收益，形成證據鏈條綜合證明，如有條件，最好是經過專業機構評估。
第三，為防止當事人濫用訴權，同時也是對污染者的保護，有必要由當事人證明污染者的污染行為和當事人的損害事實之間存在可能性的因果關系。如甲在A地有污染行為，而乙在B地受到損害，且AB兩地相距甚遠，按常理推斷，甲在A地的污染行為不可能對B地的乙產生影響，而乙也未能提供證據證明其在A地工作、生活或居住過，現乙起訴甲環境侵權，則乙明顯是濫用訴權行為。因此，由當事人證明污染行為和損害後果之間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因果關系是必要的，當事人至少要證明污染者的污染行為有可能造成當事人的損害，但不能夠據此加重當事人的舉證責任，應當對當事人的證明義務加以嚴格限制，當事人的證明責任應限於以下幾個方面：（1）當事人依據常識和經驗能夠對污染者的污染行為和當事人的損害後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加以合理解釋；（2）當事人能夠提供權威的科學結論支持其對污染者的污染行為和當事人的損害後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進行合理判斷；（3）當事人能夠提供證據證明污染者的污染行為和當事人的損害後果之間具有時空的一致性或延續性，而不致發生斷裂；（4）要求當事人提供證據證明污染者的污染行為和當事人的損害後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這種證明僅僅只是一種因果關系可能存在的證明，而不是證明因果關系必然存在的證明。
三、污染者的舉證責任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污染者對污染行為和損害後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存在證明責任，因此，在接到有人主張損害賠償的要求或在其污染行為影響范圍內發生有不正常的損害事故後，污染者應當積極取證，包括對損害現場拍照、對損害原因進行調查，在損害原因存疑的時候聘請相關的鑒定機構對損害原因進行鑒定，以固定證據，從而防止損害後果被誇大、損害原因被扭曲。訴訟實踐中，常常出現被告無法提供證據排除因果關系存在的情形，出現這種情形，通常的原因是被告怠於取證或者被告事實上對損害原因心知肚明，抱有投機的心態，從而出現對其不利的局面，另一個原因，則是地方保護主義作祟和目前的司法不公導致被告完全忽視對相關證據的固定和保存，而寄望於通過對政府或法院施壓或其他不正當的方式獲取對其有利的結果。
從公平的角度出發，污染者對其污染行為和損害結果的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也不應當無限制放大，首先，他需要發生損害結果的當事人的積極配合，尤其是對一些隱密的損害，當事人應當積極向污染者主張權利，在污染者提出要求後，應當配合污染者的調查取證；其次，對現有科學技術無法論證的傷亡原因，應按照公平原則，適當減輕污染者的侵權責任，但如果完全免除其責任，會使當事人陷入權利無法救濟的狀態，因此，污染者的這一權利應當受到嚴格限制，污染者在行使這一權利之前，必須滿足以下兩個條件：（1）污染者必須對損害原因進行了相應的調查及論證，並在可能的范圍內咨詢了相關的鑒定機構，鑒定機構給出了無法鑒定的結論；（2）污染者必須提供權威的科學結論支持其觀點。
四、污染者取證的權利和當事人的附隨義務
一般侵權規定的訴訟時效至少有一年到兩年，當事人只要在這個時間段內主張權利都是有效的，但環境污染侵權案件不同，由於污染者承擔了對因果關系的舉證義務，因而，有必要從法律上保證他對污染案件的取證權利，尤其是在有些和損害原因相關的證據很容易滅失的情況下，讓污染者及時知道情況，是保證他履行因果關系證明義務的前提，這就派生出受到損害後果的當事人一項重要的附隨義務，那就是在損害後果發生或者有受損害的重要危險時，及時報告污染者，在污染者提出取證要求後，積極配合其取證。
但當事人的附隨義務應當加以廣義的理解，即只要當事人能夠證明污染者及時知道了損害事實發生即可，因為，在實踐中，當事人在損害事實發生後，通常會報告污染者，而污染者則往往憑借其優勢地位，對當事人不理不睬，在極端的情況下，還會利用取證的借口，對當事人打擊報復或毀滅相關證據，而當事人往往是處於弱勢地位的平民，具備的法律知識及舉證能力受到天然的局限，他在當時盡管報告了污染者，卻不知如何保存相關已經履行了報告義務的證據，在某種情況下，他自身保存的證據也可能被相對處於強勢地位的污染者所毀滅。另一方面，污染者在排污時就應該對可能發生的損害後果有某種預見，其對污染行為所及時空范圍內的不正常人身傷亡及財產損害事件應當負有高度的注意義務。因此，有必要對當事人的附隨義務加以限制：首先，對污染行為和損害結果廣為人知（可以報紙、電視、網站等傳媒報道、職能部門查處或一定地域范圍內不同職業、不同階層的十人以上證人證言等為依據），而污染者不作為的案件，不能夠以當事人本人未告知為借口怠於取證；其次，對於當事人提出確切證據證明污染者在損害事實發生後及時知道了該損害情況的，盡管當事人沒有報告，應當視為當事人已經履行報告義務；第三，當事人向有關職能部門舉報後，有關職能部門進行了調查處理的，應當視為向污染者履行了相應的報告義務；第四，當事人雖然未履行報告義務，但在訴訟時能夠提供相關原始證據，污染者能夠通過鑒定等技術手段查明污染侵權事件的因果關系的，污染者不得以未及時報告為借口抗辯；第五，當事人在污染者取證過程中發現污染者有可能會毀滅相關證據的，應當申請相關職能部門參與調查，並可要求污染者及時出具調查結論。另外一個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是當事人何時向污染者報告為恰當時機，因為當事人向污染者報告的重要原因就是保證污染者對因果關系的證明義務得到很好地履行，故當事人只要在相關證據沒有滅失之前報告污染者，均是有效的，當然，當事人同時要在有效的訴訟時效期間內履行這種義務，否則，他的權利可能無法得到保障。
『陸』 如何分配環境公益訴訟中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
在環境侵權民事責任中，基於環境侵權的特殊性，我國《侵權責任法》第66條確立了因果關系舉證責任倒置規則，但如何確認與分配在司法務實中還須法院進行裁定分配。
環境民事公益訴訟舉證責任分配的具體適用：
一、確立分配原則
分配原則主要包括：
1）公平原則。對舉證責任予以分配時，不僅要考慮權責平衡，同時也要考慮當事人的實際能力；
2）經濟原則。對於環境民事公益訴訟而言，其整個證明過程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難度系數相當高，進而明顯加大了金錢成本以及時間成本。
為了實現經濟效益最優化，保護處於弱勢地位的當事人在具體舉證過程中免受有關成本的不利影響，所以，需要以當事人為目標對象，保證舉證責任分配的科學性。
二、確立分配標准
對環境侵權案件予以審理時，我國應用無過錯責任原則，其基本內容如下：只要加害人將污染環境的相關行為轉化為實際行動，那麼不管過錯與否，均應當承當相應的民事責任。與此同時，作為受害人也無需搜集資料以證實加害人具有主觀過錯這一事實。另外，無過錯不應該，也不允許被加害人引做免責理由。對於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的審理而言，無過錯原則這一原則也同樣適用，其核心思想在於將加害人本身的主觀過錯問題有效排除，使其無法成為侵權事件的構成要素。
制定並採用上述原則的出發點在於：
1）環境污染是一個復雜事件，通常需要藉助有關科學技術及其原理予以必要證明；
2）單以「力量」而論，受害人通常遠遠不如加害人。
受上述原因制約，作為受害人一般很難從理論及事實的角度來證明加害人確實有過錯。與此同時，應用無過錯原則，能夠明顯提高相關企業（尤其污染型企業）對環保事業的關注，從而促進它們積極投身到污染的預防以及治理工作中去。
由以上可知，對於舉證責任分配而言，過錯與否在本質上不屬於其中的內容，因此，需要予以證明的事實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1）加害行為發生與否；
2）由加害行為所造成的直接及間接損害後果；
3）加害行為、損害後果二者之間所具有實際因果關系。
在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中，受害方往往處於弱勢地位，普遍不具有足夠的舉證能力，為突出公平原則，所以，應該對舉證責任予以更為科學的分配。
三、人民法院調查收集證據
在我國現行的審判模式之下，在某些情形下，人民法院應主動承擔相應的證據收集責任。當受害人無法舉證，又或者無法做到充分舉證，該種情形下，為保證裁判得以繼續進行，還當事人一個真相與公平，法院應該根據職權所在或者當事人所提出的請求來開展相關的調查取證。需要指出的是，法院如果沒有收集到相關證據，導致相關事實仍舊無法查明時，法院無需承擔任何責任，該種情形下，應由負責舉證的那一方來承擔相應的後果。
由此可見，對於舉證責任承擔主體而言，是不包括法院在內的。然而在此類訴訟案件中，原告通常處於一個相對弱勢地位，賦予法院一定的調查取證職權是現實的客觀需要，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同時需要注意的是，應有效落實「調查與審判獨立執行」的做法，即作為案件的審判人員是不被允許參與證據收集工作的，以有效避免「先入為主」，證據收集工作應由法院的執行單位安排專人負責，另外，法院所收集到的證據應於庭審過程中向原被告出示，予以質證。
『柒』 環境侵權訴訟中證據收集應該注意哪些問題
您好，《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六十六條規定了環境侵權案件的舉證責任分配問題，即，受害人即原告在提起訴訟時，必須對自已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賴的案件事實承擔的舉證責任主要為：（1）被告實施了污染損害行為；（2）自身遭受了污染損害，並因此遭受了損失。而加害人即被告若試圖辯駁受害人的請求，就必須在以下兩個方面進行舉證：（1）具有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或減輕責任情形，如不可抗力、受害人具有故意或重大過失以及第三者具有過錯等情形存在；（2）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
那麼在具體的環境侵權案件中，具體由哪一些人或單位應當收集哪一類型的證據證明案件事實，案件當事人為達到訴訟目的應當如何准備證據：
一、哪些主體能夠收集證據？
與傳統民事訴訟相同，環境侵權案件中證據的收集主體較為廣泛，與此同時環境類侵權案件的專業性、特殊性也使其收集證據主體具有相應的特點。
下列主體能夠收集證據1、環境侵權案件的當事人，包括受害者和排污者，當事人收集的證據最好進行證據公證。2、律師。3、行政執法機關。4、公安部門。5、檢察機關。6、人民法院。7、監測機構。8、司法鑒定機構。9、科學研究機構。
二、案件當事人應當收集哪些證據？
雖然在《民事訴訟法》和《證據規定》中確立了「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責任一般原則，但在環境侵權案件中，我國基於「保護弱者」「傾斜立法」的原則，在環境類立法和相關司法解釋中，對環境侵權構成要件的舉證責任方面實行「差別待遇」。具體體現在受害人在提起環境污染侵權訴訟時無需對環境污染行為的違法性、加害人是否有過錯進行舉證，實行舉證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轉換。因此在環境侵權案件中：
原告應收集的證據包括：1、開發建設活動和排污的證據。2、排放了何種污染物的證據。3、污染物濃度和數量證據。4、污染物去向的證據。5、受害者接觸（暴露）時間和濃度的證據。6、環境和產品質量證據（水質、空氣質量、土壤質量、海水質量、產品污染物含量等）。7、受害大小的證據。
被告應當收集的證據包括：1、不產生、未排放污染物或未排放致害污染物的證據。2、排放的污染物未到達受害地的證據。3、受害者未接觸或者未暴露於污染環境的證據。4、排放的濃度或數量不足以致害的證據。5、他人排放致害污染物的證據或第三者故意或過失的證據。6、他人排污超標和排放總量的證據。7、受害者對受害程度和損失大小弄虛作假的證據。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捌』 如何理解和適用環境侵權訴訟的「舉證責任倒
您好，在環境侵權民事訴訟中，雖然規定實行舉證責任倒置有利於保護被害人專的利益，但這一責屬任分配原則在實踐中的運用應當注意一些問題：
1、舉證責任倒置只是意味著原告的部分舉證責任由被告承擔。在環境侵權訴訟中，受害人還是要對因環境污染而受到的損害事實予以舉證，同時還要證明加害人的污染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如果原告舉證已達到蓋然性的程度，而被告又無法對此舉出反證時，則不得否認因果關系的存在。可見，原告還是要對一些基本的事實加以證明。
2、在司法上法官對舉證責任倒置的適用有自由裁量權。在環境侵權訴訟中，如果原告的舉證和被告的反證都達到了蓋然性的程度，這樣勢必會動搖法官的自由心證，從而拖延訴訟，使原告的救濟遙遙無期。在訴訟中，當案件的事實處於一種真偽不明的狀態時，法官可以根據當事人雙方基於案件事實性質與取證能力之上的舉證能力，本著實現法律公正的宗旨，賦予在司法中對舉證責任倒置的自由裁量權。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玖』 1、環境侵權民事責任體系應如何構建
環境侵權是一種特殊的民事侵權行為，其民事責任構成要件與一般民事侵權構成要件有著密切的關系。我國民法理論一直公認侵權責任由四要件構成，但各要件的具體問題尚存爭議，筆者看來，侵權責任三要件說較為合理。《民法通則》第106條第2款規定：「公民、法人由於過錯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從這一規定中可推導出的責任要件只有三項：過錯、損害、過錯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
一、違法性不能成為環境侵權民事責任的構成要件
我國民法理論一直把「違法」作為侵權責任要件，這不盡合理。一則其不符合現行的民法規定，二則因其不利於操作，易使許多致人傷害的行為人因其行為的違法性難以確認而被免責。這一點在環境侵權中表現尤為明顯。在確定當事人的某一行為是否屬於污染環境的行為時，是否只有違反法律規定的標准才被認為是污染環境的行為?我國民法通則與環保法的規定是有矛盾的。根據民法通則第 124條之規定，污染環境的行為應當是「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治污染灼規定」的行為，而環保法第41條第1款之規定中並無此項規定，正如常見的河流污染案例那樣，幾個企業都按標准同時向河中排污，結果導致卜游魚苗死亡，這里的違法性要素何在?這種情況能說不是環境侵權?可見，違法性在環境侵權中並不十分必要。如何解決民法通則第 124條和環保法第41條第1款之間的矛盾?筆者認為，民法通則第124條所稱的「國家保護環境防治污染的規定」，是指我國環保法及相關法律、法規所確定的基本原則、規則和制度，而不是指具體的某一排污標准；它所解決的是法律適用的問題而不是行為標准問題，即凡污染環境致人損害之案件，應適用環境保護法等專門法律法規；排污超過標准污染環境致人損害，無疑應當承擔民事責任並承擔相應的行政和刑事責任；即便排污沒有超過規定標准，但污染環境致人損害，也應承擔民事責任。綜上所述，在環境侵權民事責任的構成要件上，違法性只是其中一部分行為性質，並不必然具有廣泛性。因此，它不能成為環境侵權民事責任的構成要件。
二、環境侵權民事責任的構成要件
按照侵權構成要件的理論，筆者主張環境侵權民事責任構成要件有三：1、污染環境的行為；2、損害；3、污染環境的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
(一)污染環境的行為。污染環境的行為具有復雜性、漸進性、多樣性的特點。在「污染環境的行為」要件中，如前所述違法性從總體上講不是污染賠償的必要條件，但這一因素將影響賠償數額的認定。作為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的污染環境行為，一般情況下是違法的，特殊情況下是不違法的。所以應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建議《民法通則》第 124條在保留原過錯推定責任的基礎上，補充「沒有違反法律規定而造成他人損害的，也應承擔民事責任」的規定。由於環境污染損害賠償採用無過錯責任原則，所以在其民事責任構成要件中只提「污染環境的行為」，而未提及「過錯」，這點應與普遍侵權相區別。環保法中之所以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概括起來，主要源於以下原因：首先，環境污染是現代工業的產物，即使企業無過錯，也會給他人造成損害。污染的後果不僅僅是造成財產或經濟損失，危害人體健康和生命，它還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和社會的發展。其次，由於現代企業的高度專業化和復雜化，加上人類科技發展水平的限制，受害人很難證明致害人的過錯。第三，從法律的公平和公正原則出發，環境污染的行為者大多是企業。從一定意義上講，造成污染的企業獲利是建立在污染環境和給他人造成一定危害的基礎上的，故而，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由致害人賠償受害人的損失是公平合理的。同時，現代保險業的發展使得企業可以通過購買保險將風險轉移給保險公司，從而既轉移了自己的賠償責任，又可保障受害人得到足夠賠償。第四，在環保法中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不僅有利於保護受害人的合法利益，而且可以推動和促使污染單位積極主動地採取措施防止環境污染，改善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環境。
(二)損害。環境污染中的損害，是受害人因接觸或暴露於被污染的環境而受到的人身傷害、死亡以及財產損失等後果。環境污染致人損害，其損害的後果既有與其他侵權行為所造成的損害相同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共性表現為，它是侵害合法民事權益的後果，具有客觀真實性、確定性和法律上的補救性。損害的特殊性包括：1、潛伏性，多數侵權行為所造成的損害後果，都在損害發生時或者發生後不久即顯現出來，但環境污染致人損害則不盡然。只有部分環境污染致人損害的後果較快顯現，而大多數環境污染致人損害的後果，尤其是損害他人健康的後果要經過較長的潛伏期才顯現出來。2、廣泛性。多數環境污染致人損害的案件，其損害部具有廣泛性的特徵，表現為受污染地域、受害對象、受害的民事權益十分廣泛。關於損害事實的認定及賠償，從審判實踐看，環境污染致人損害，既有財產損害，也有人身損害，但目前所受理的環境污染致他人損害的案件，大多是有關人身損害及其賠償。因此，因環境侵權產生的損害賠償，無論在范圍、內容和金額方面，都將有明顯擴大的趨勢。
(三)因果關系。傳統的民事責任要求違法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有因果關系。由於環境民事侵權不以違法行為為構成要件，因此，其應為致害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它是致害人承擔民事責任的必要條件。但是，在環境污染的損害賠償中，由於這種因果關系的認定比較困難，因此，在審判實踐中，應以因果關系的推定原則代替因果關系的直接、嚴格的認定。
因果關系的推定，即在確定污染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時，如果無因果關系的直接證據，可以通過間接證據推定其因果關系。之所以要適用推定原則，是由這種因果關系的復雜性決定的。第一，環境違法行為的形式復雜多樣，同一危害後果可能由數個不同的行為引起，而且絕大部分環境危害後果的發生，是由環境違法行為和污染物的作用過程共同完成的，後者在法律上應認為是環境違法行為的繼續，環境違法行為不是即時完成的，而是持續漸進的，使得其違法行為的實施與危害後果的發展時間間隔較長，其因果關系具有不緊密性和隱蔽性，證據也易滅失。第二，由於人力、物力和科學技術的局限；要查明環境違法行為與危害後果之間的關系尚非力所能及。如果處理環境案件仍要求有嚴密科學的因果關系的證明，並按通常的訴訟程序去查證因果關系，就會拖延訴訟時間，使受害人無法得到及時的賠償。第三，在確定因果關系時，多因一果的現象經常出現，如數家工廠向同一河流排污，河水被污染致使飲用該河水的居民感染疾病。在這種情況下，受害人很難或根本無法證明誰是致害人，他只需證明分別存在時間、地域和致害物質的同一性，則可成立共同侵權行為的推定。這種推定允許被告提出反證，即如果任何一個被告能夠證明自己未在同一時間、地點排污，或排污為另一物質，則不承擔共同侵權的責任。承擔共同侵權責任的致害人，應按照排污量的比例分別承擔賠償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