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託代理糾紛的案例

『壹』 委託代理、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的案例

十四歲的小孩打架，把別人打成輕傷，被人告上法院，他爸爸替他出庭，他爸爸是法定代理。

如果他爸爸替他雇了一個律師，替他出庭，是委託代理

如果他爸爸和媽媽已經離婚，互相推諉，誰也不出庭，法院指定爸爸或者媽媽出庭，是指定代理。

『貳』 委託代理問題 案例

劉某的行為構成表見代理，合同法49條規定，該代理行為有效，因此合同也有效。
本人愚見，若有正確答案，請勞駕發站內信，謝了 ！

『叄』 有爭議的案例

提供一個我們事務所同事辦過的經典案例：

李杏英訴上海大潤發超市存包損害賠償案

原告：李杏英，女，66歲，退休職工，現就聘於上海航空旅行社工作，住上海市雙陽路。

委託代理人：張桂庄，上海市鯉庭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上海大潤發有限公司楊浦店。地址：上海市黃興路。

負責人：駱建中。

被告：上海大潤發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共和新路。

法定代表人：徐仁羽，董事長。

二被告委託代理人：周知明，上海市申達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告李杏英因超市存包與被告上海大潤發有限公司楊浦店(以下簡稱大潤發超市)、上海大潤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潤發公司)發生財產損害賠償糾紛，向上海市楊浦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此案在本轄區內有重大影響，遂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十九條、第三十九條的規定，決定提審。

原告李杏英訴稱：原告去被告大潤發超市購物時，到該店設置的22號自助寄存櫃處存包，按提示投入1元硬幣。當該硬幣又從退幣口出來的時候，投幣口上方吐出一張印有1250719748數字的密碼條，並見近原告胸口處有一箱門自動打開。原告遂將隨身攜帶的黑色皮包一隻(內有剛領取的旅遊團款4660元和私款650元)、雨傘一把寄存在該箱內，然後進去購物。購物出來後，原告按密碼條的提示輸入密碼，卻打不開箱門，便找大潤發超市的工作人員。在被要求寫下箱內寄存物品的名稱及錢款數額後，工作人員用鑰匙打開原告指認存物的箱門，發現箱內是空的。當晚，原告即報警並留下筆錄。事後原告就此事與大潤發超市和大潤發公司交涉，未果。原告認為，超市要求消費者將自己的財物存入超市設置的自助寄存櫃內，雙方形成的是保管合同關系，超市應當對保存的消費者財物承擔保管責任。由於大潤發超市對自己給消費者提供的自助寄存櫃的安全、可靠性過於輕信，疏於管理，以致原告存入櫃內的錢物遺失。請求判令二被告給原告賠償經濟損失5310元；訴訟費由二被告負擔。

被告大潤發超市、大潤發公司辯稱：原告當天在大潤發超市購物是事實，但購物與存包沒有必然聯系，並非所有的消費者都需要存包。原告提供的密碼條，只能說明存包箱曾被原告打開過，但不能證明原告確實在裡面存放過物品，更不能證明存放的物品是包、傘和巨款。另外，原告使用的自助寄存櫃，是大潤發超市無償提供給消費者使用，以便消費者存放零星物品的，雙方就此形成的是無償借用關系。大潤發超市已經將自助寄存櫃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項以明示的方法告知給消費者。對於消費者攜帶的大件物品、貴重錢物，大潤發超市還設有人工寄存處。現在自助寄存櫃本身沒有損壞，故大潤發超市和大潤發公司對原告所稱的物品遺失沒有過錯，無需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原告的訴訟請求應當駁回。

經庭前證據交換和開庭審理，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確認了下列雙方當事人均無異議的事實：

被告大潤發超市是被告大潤發公司隸屬的企業。

2000年11月1日下午，原告李杏英在被告大潤發超市處購物，並使用該店設置的自助寄存櫃。下午5時30分左右李杏英購物結束後，持該店自助寄存櫃號碼為1250719748的密碼條找到大潤發超市的工作人員，稱其購物前曾將皮包一隻(內裝從原告聘用單位上海航空旅行社剛領取的旅遊團款4660元及個人錢款650元，計5310元)、雨傘一把存入該店22號自助寄存櫃的寄存箱內，現因無法打開箱子，要求解決。大潤發超市工作人員將李杏英指認的箱門打開後，發現裡面是空的。工作人員告知李杏英，其指認的箱門與其所持密碼條顯示的箱門號碼不一致。但是，當工作人員將與密碼條號碼相符的另一箱門打開後，發現裡面也是空的。當晚，李杏英向上海市公安局楊浦分局五角場鎮警署報案。

審理過程中雙方當事人形成的爭議焦點是：

焦點一：皮包、包內物品和雨傘是否放入自助寄存櫃內。

原告李杏英認為，2000年11月1日下午3：00左右，其在受聘單位上海航空旅行社領取了旅遊團款4660元後，就乘車於下午4：00左右到被告大潤發超市，時間是連續的，中途沒有輾轉，故應確認其已將上述錢款和物品放入超市的自助寄存櫃內。

原告李杏英為此提交的證據是：

證據1、大潤發超市號碼為1250719748的自助寄存櫃密碼條，以證明李杏英當時確在大潤發超市寄包；

證據2、上海市公安局楊浦分局五角場鎮警署2000年11月1日的詢問筆錄，以證明李杏英確向警署報案，並證明李杏英與大潤發超市的交涉經過。

證據3、大潤發超市的兩份送貨單，以證明李杏英當時確在大潤發超市購物。

證據4、上海航空旅行社的暫支單和上海航空旅行社於2002年8月30日出具的證明，以及證人上海航空旅行社出納俞紅的證詞，以證明李杏英作為上海航空旅行社的業務員，確曾於2000年11月1日下午3：00左右，在本市中山南路617號615室上海航空旅行社原南市營業部出納處，領取了旅遊團款4660元。

被告大潤發超市和大潤發公司對原告李杏英上述證據的真實性不持異議，但認為這些證據不能證明李杏英將皮包、包內物品和雨傘放入大潤發超市的自助寄存櫃內。

被告大潤發超市和大潤發公司提交了證人大潤發超市原接待課課長徐勤華的證詞，以說明當時原告李杏英向其投訴及處理經過。

焦點二：消費者使用超市的自助寄存櫃存物時，與超市形成何種法律關系?如果消費者存入自助寄存櫃內的物品丟失，超市是否承擔賠償責任?

原告李杏英認為，自助寄存櫃是超市為吸引消費者到其店內購物，同時又要保證其店內貨物安全而設置的，這是因購物而派生出來的保管服務。本案雙方當事人形成的是保管合同關系。現因被告大潤發超市的過錯或者說未盡到管理責任，致使本人寄存的財產丟失，大潤發超市理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被告大潤發超市和大潤發公司認為，大潤發超市為方便消費者購物而向消費者無償提供了自助寄存櫃，雙方就此櫃的使用形成的無償借用合同關系。大潤發超市提供的自助寄存櫃是質量合格產品，大潤發超市也已將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項明確告知給消費者，盡到了告知的法律義務。現有證據只能證明原告使用過大潤發超市的自助寄存櫃，不能證明原告確實將自己的物品放入櫃內，更不能證明原告所稱的物品是在該櫃內丟失的，故大潤發超市無需承擔賠償責任。

為此，被告大潤發超市和大潤發公司提交如下證據：

證據1、證人上海華明電子金屬櫃廠銷售副廠長李鶴鵬的證詞。李鶴鵬出庭陳述，大潤發超市使用的自助寄存櫃是該廠產品。該產品出廠時即標示著「操作步驟」和「寄包須知」，使用的密碼共有十位數，前兩位數表示自助寄存櫃內寄存箱的箱號，後八位數隨機組合，能1億次不重復。各自助寄存櫃內的寄存箱均從左到右排列，號碼從左上方開始，自上而下縱向編號。該產品經中國上海測試中心測試合格，沒有發生過質量糾紛。

證據2、反映大潤發超市在醒目位置公布寄包事項的一組照片。標題為「免費寄包櫃注意事項」的內文是：1、密碼單妥善保管，請勿示人；2、價值超過200元商品、現金、手機、皮包等貴重物品請勿存入；3、自助寄包自存自取，如有遺失概不負責；4、存包不過夜，過夜後果自負。

證據3、大潤發超市的接待課若干工作規定和登記表，以說明大潤發超市對自助寄存櫃的內部管理。規章主要內容有：對由於種種原因無法通過正常輸入密碼打開的箱子，工作人員徵得消費者同意，先填寫應急開箱表格後拿鑰匙當客人面打開，並核對物品是否與消費者描述的相符。

原告李杏英對被告大潤發超市和大潤發公司提交的上述證據真實性沒有異議，但認為其對證人李鶴鵬所述自助寄存櫃的密碼組成方式並不了解，大潤發超市也沒有向其明示過。

針對爭議焦點，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查明：

本案所涉的退幣型自助寄存櫃，是被告大潤發超市於1999年10月從上海華明電子金屬櫃廠購入的。當時共購入24個寄存箱為一組的自助寄存櫃21個，16個寄存箱為一組的自助寄存櫃1個，全部安置在店內。每組自助寄存櫃上，均標有「操作步驟」和「寄包須知」。「操作步驟」的內容為：寄包…1、未關的門關上；2、投幣；3、取密碼紙，勿向他人展示密碼；4、包放入箱內；5、關閉。取包…1、密碼輸入；2、取出物品；3、關門，只能打開箱門一次。「寄包須知」的內容為：1、請使用者看清「操作步驟」和「寄包須知」，不會使用者向管理員請教後再操作，本商場實行自助寄包，責任自負；2、寄包前先將未關的箱門關上，再投幣寄包；3、寄包必須投幣開門，密碼紙妥善保管，供取包使用，密碼只能開門一次；4、現金及貴重物品不得寄存；5、當晚22：00前請取走您的物品。另，大潤發超市在其服務台內，還設有「大件寄物」的服務項目。

本案審理過程中，審判人員到被告大潤發超市進行了現場勘驗。現場勘驗確認，原告李杏英所稱「近胸口處自動打開」的箱門，是22號自助寄存櫃內的3號箱。3號箱密碼條的前二位數應為「03」，而李杏英所持密碼條的前二位數是「12」。經開啟22號櫃的所有寄存箱，密碼條前二位數為「12」的只是第12號箱，該箱位於整組箱櫃的最下邊一層(近腳處)。在現場勘驗過程中，李杏英承認購物當天見到自助寄存櫃上的「操作步驟」和「寄包須知」。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

關於雙方當事人的爭議焦點一。綜觀原告李杏英提交的證據，只能證明2000年11月1日下午3：00左右，其曾在旅行社領取過旅遊團費4660元；間隔1個多小時後，其在被告大潤發超市購物，並使用過該超市的自助寄存櫃。李杏英提交的證據，不足以證明其在使用自助寄存櫃時，曾將內有5310元錢款的皮包等物放入寄存箱內。

關於雙方當事人的爭議焦點二。合同是當事人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關系的協議，是當事人一致的意思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條規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並返還該物的合同。」第三百六十七條規定；「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時成立，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依照上述法律規定，保管合同是實踐合同，即保管合同的成立，不僅須有當事人雙方對保管寄存物品達成的一致意思表示，而且還需寄存人向保管人移轉寄存物的佔有。被告大潤發超市作為一家大型超市，為前來購物的消費者提供了人工寄存和自助寄存櫃寄存兩種存包方式。在大潤發超市的自助寄存櫃上，印製著「操作步驟」和「寄包須知」。通過「寄包須知」中關於「本商場實行自助寄包，責任自負」、「現金及貴重物品不得寄存」的內容，大潤發超市已經把只願將自助寄存櫃提供給消費者使用，不願對櫃內寄存的物品承擔保管責任的意思明白表示給消費者。原告李杏英看到自助寄存櫃上的明示後，仍不用人工寄存而選用責任自負的自助寄存，說明李杏英不願將自己的物品交付給大潤發超市保管，而只願使用該超市的自助寄存櫃暫時存放。因此，雙方當事人沒有達成保管合同的意思表示。另外，李杏英按照自助寄存櫃的操作步驟，通過「投入硬幣、退還硬幣、吐出密碼條、箱門自動打開、存放物品、關閉箱門」等人機對話方式，直接取得對自助寄存櫃的使用權，實現了存放物品的目的。這一過程中，李杏英的物品沒有轉移給大潤發超市佔有，大潤發超市也沒有收到李杏英交付保管的物品。李杏英只是藉助使用自助寄存櫃繼續實現對自己物品的控制和佔有，而大潤發超市由於沒有收到交付的物品，也無法履行保管職責。他們之間不存在保管合同成立的必備要件??保管物轉移佔有的事實。因此，雙方當事人就使用自助寄存櫃形成的不是保管合同關系，而是借用合同關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十八條第一款規定：「經營者應當保證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務符合保障人身、財產安全的要求。對可能危及人身、財產安全的商品和服務，應當向消費者作出真實的說明和明確的警示，並說明和標明正確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發生的方法。」被告大潤發超市通過印製「操作步驟」和「寄包須知」，已經將自助寄存櫃的正確使用方法告知消費者，對可能危及消費者財產安全的事項作出真實的說明和明確的警示。根據證人李鶴鵬的證詞以及當時自助寄存櫃箱門沒有被撬痕跡等情況，可以認定大潤發超市的出借物無瑕疵並具備應有的使用效能。對無償借用給消費者使用的自助寄存櫃，大潤發超市已經盡到了經營者應盡的法定義務。合同法第五條規定：「當事人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各方的權利和義務。」第六條規定：「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現場勘驗證明，原告李杏英持有的密碼條所對應的櫃箱，與李杏英指稱其放置皮包的櫃箱不一致。在此情況下，李杏英既不能證明其確曾將所稱錢款放入自助寄存櫃內，也不能證明其所稱物品的遺失是自助寄存櫃本身存在的質量問題造成的，更不能證明其所稱物品的遺失是大潤發超市在提供寄存服務中的故意或重大過失行為所造成。因此，李杏英要求大潤發超市和被告大潤發公司承擔其所稱物品遺失的賠償責任，缺乏事實根據和法律依據，難以支持。

綜上，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於2002年10月10日判決：

對原告李杏英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費222元，由原告李杏英負擔。

一審判決後，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又向當事人指出：當前，許多超市除了向消費者提供人工寄存服務以外，還推出智能化自助寄存櫃服務。這本是一件既方便到超市購物的消費者，又為超市節約經營成本的好事。但由於自助寄存櫃服務是現代經營理念和新技術的產物，它突破了傳統的保管寄存范疇，在商家與消費者之間形成了新型的借用關系，由此引發本案這起因消費者使用自助寄存櫃而產生的糾紛。在本案中，被告大潤發超市和大潤發公司雖然勝訴，但有一點需要說明：相對消費者來說，經營者占據著資金雄厚的優勢，是強者，理所應當為消費者提供更多的以人為本的服務，盡最大可能「讓消費者滿意、使消費者放心」，這是現代經營者應當自覺遵循的經營宗旨。就本案來說，如果超市能將「自助寄存櫃」改變一下名稱，使其更體現因使用該櫃而在超市和消費者之間形成的借用關系，則能減少誤解；如果自助寄存櫃的寄存箱和密碼條上能明確顯示箱號，則可能避免消費者錯拿錯放物品；如果超市能利用現有技術在自助寄存櫃前安裝電子監控設備，則原告所稱遺失的物品是否放入了寄存櫃內，如果放入是被何人取走以及如何取走的等問題，就會一目瞭然。超市不應該滿足於已將注意事項用文字明示給消費者，還需不斷提升服務水平，加強對智能化自助寄存櫃的管理，使其更趨完善，力爭為消費者營造一個更加方便、安全、舒適的服務環境。

對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的這一建議，被告大潤發超市和大潤發公司誠懇接受，表示一定從此案中吸取教訓，切實提高對消費者的服務水平。

第一審宣判後，雙方當事人沒有提出上訴，一審判決發生法律效力。（完）

『肆』 關於委託代理關系的案例

B公司屬於無權處分，也就是侵犯了A對貨物的處分的權利。A公司完全可以要求B賠償A的貨物價值，不必和C扯上關系，也麻煩！

『伍』 指定代理案例、法定代理案例以及委託代理案例各個舉例分析

關於委託代理的一道案例分析題
公民李某委託該市新東安畫廊購買某著名畫家張某的一幅「春色」油畫，價值50萬元。雙方簽訂委託合同，約定分二期付款。合同簽訂後，李某便向畫廊匯去25萬元。其後，畫廊經理程某與畫家張某達成一份書面協議，購買正在畫廊展出的「春色」油畫，價值40萬。合同訂立後，畫廊向張某交付5萬定金，待畫展結束交付該畫並付款。過了2個月，因畫廊經理程某涉嫌傷害罪，被司法機關逮捕，有三位債權人同時起訴該畫廊。畫家張某得知後，遂派人去畫廊取回油畫。李某得知該情況後，在法院起訴畫家張某，要求其交付「春色」油畫。問：法院是否支持李某的請求？為什麼？\

我的意思是法院應支持李某的請求權，李某要求張某履行合同的請求權。理由是委託代理合同的法律後果直接由被代理人承受，我理解為畫廊簽訂的那份買賣合同的當事人就是李某與張某，與畫廊無關。但是有培訓機構的權威老師，說這個合同是畫廊與張某所簽，基於合同的相對性，李某不能對張某行使請求權
合同是有相對性。但是作為隱名委託合同，受託人有披露的義務，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在委託人的授權范圍內於第三人訂立合同，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的，該合同直接約束委託人和第三人，但有確切證據證明，該合同只約束受託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的同時，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的，受託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對委託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委託人因此可以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但第三人與受託人訂立合同時如果知道該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的除外。
委託人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託人主張其對受託人的抗辯。

婚姻法典型案例分析之一陳素芹以法定代理人身份代理無行為能力人田喜全訴梁忠梅離婚糾紛案
[案情]
原告：田喜全，男，28歲，無行為能力人。
法定代理人：陳素芹，田喜全之母。
被告：梁忠梅，女，27歲。
田喜全與梁忠梅於1999年11月登記結婚，婚後生一女田雨(兩歲)，婚後夫妻感情較好。1993年8月39日因交通事故，田喜全被汽車撞傷，頭左顳枕部顱骨粉碎性骨折，經法醫鑒定為頭部傷殘Ⅰ級(植物人，無行為能力)。1994年4月27日，田喜全之母陳素芹以田喜全夫妻感情不好，特別是田喜全因交通事故致傷後，發現梁忠梅有外遇，夫妻感情破裂為理由，以田喜全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向沈陽市鐵西區人民法院提起離婚訴訟，要求與梁忠梅離婚。陳素芹並委託田喜全之姐李涉萍為委託訴訟代理人。
梁忠梅辯稱：婚後夫妻感情一直很好，感情未破裂，不同意離婚。
[審判]
鐵西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原、被告雖系自主婚姻，但婚後一直未建立起真摯的夫妻感情，加之原告在事故發生後，住院期間為生活瑣事及原告對被告不信任等問題發生糾紛，造成夫妻感情破裂。現原告要求離婚，理由正當，應准予離婚。鑒於原告身體情況，原、被告離婚後，婚生女由被告撫養為宜。被告梁忠梅不同意離婚，但又不盡力照顧原告，爭取夫妻和好，沒有實事求是的態度。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之規定，於1994年8月12日判決如下：
一、准予田喜全與梁忠梅離婚;
二、婚生女田雨(兩歲)由被告撫養，田喜全每月給付子女撫養費59元，從1994年7月起付至田雨18歲止。
宣判後，梁忠梅不服，以夫妻感情未破裂，不同意離婚為理由，上訴至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田喜全的母親及其姐同意一審法院判決。
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田喜全與梁忠梅系自主婚姻，並生有一女，婚後夫妻感情較好。田喜全雖因交通事故傷勢嚴重，但其住院期間梁忠梅曾去護理，並多次表示願意照顧其今後生活，故原審法院判決雙方離婚欠妥。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三)項的規定，於1994年11月24日判決如下：
一、撤銷一審民事判決;
二、駁回田喜全離婚請求。
[評析]
此案是一起由無行為能力人的母親代理提起離婚的案件，二審法院判決的結果是正確的。但原告母親委託代理人的主體資格合法性及其能否代理原告提起離婚之訴是值得研究的。
首先，本案代理人不具有合法的代理主體資格。本案田喜全系植物人，生活不能自理，無辯認、識別能力，不能作出意思表示，在法律上屬無行為能力人，本人不能進行民事和民事訴訟活動，依照《民法通則》的規定，應為其設定監護人。按《民法通則》第十七條的規定，監護人的順序是：(一)配偶;(二)父母;(三)成年子女;(四)其他親屬;(五)……。據此，配偶為第一順序，梁忠梅應為田喜全的法定監護人。無行為能力人的配偶，不僅依法對無行為能力人負有監護責任，而且還要盡到扶養的義務，否則，就要受到法律的干預。在配偶不放棄監護權，又沒有因損害被監護人合法權益，而被人民法院撤銷監護人資格的情況下，其他人不能取代其監護人的地位，行使監護權。因此，本案中田喜全之母陳素芹依法不具有監護權。《民法通則》規定：無行為能力人的「監護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因而，田喜全之母陳素芹也就不具備法定代理人的資格，也就無權委託他人代理參加訴訟。陳素芹與李涉萍代理田喜全提出離婚訴訟請求，不具有合法的代理人主體資格，屬無權代理。
其次，代理無行為能力人提出離婚訴訟超出法定監護范圍，侵犯了公民的婚姻自主權。按照《民法通則》的有關規定，監護人對無行為能力的人監護范圍(或責任)主要有以下四方面：(一)對被監護人的人身監護，主要指對其身份健康、教育培養和行為的管理約束;(二)對被監護人財產的管理和保護，使其財產不受損失和侵犯;(三)代理被監護人實施民事法律行為，如買賣行為，對財產進行必要的處分等;(四)在被監護人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或與人發生爭議時，代理他進行民事訴訟。據此，只有當被監護人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或與人發生爭議時，才可以由監護人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代理他進行訴訟。但本案涉及的是人身權中的婚姻權益，法律賦予公民以婚姻自主權，由公民自主決定婚姻問題，他人不能替代，否則就侵犯了公民的婚姻權利。本案田喜全雖因交通事故受到人身傷害，但他的婚姻權利並沒有受到侵害。田喜全之母與姐以田喜全名義提出離婚訴訟請求，超出了監護范圍，不但沒有維護田喜全的婚姻權益，反倒是侵犯了他的婚姻自主權，形成了「包辦離婚」。
有人提出，正常人提出離婚訴訟，對方當事人為無行為能力人，也需要法定代理人代理訴訟，代理人不是「包辦離婚」嗎?這是與上述問題不同的另一個需要明確的問題。作為無行為能力人的被告的法定代理人參加訴訟，其目的是為了維護無行為能力人的婚姻權、財產權和其他權益，代理人對被代理人是否離婚，無權作出意思表示，而是由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的婚姻狀況和有關法律規定，作出是否離婚的裁判。因此，法定代理人不存在侵犯或干涉被代理人的婚姻自主權的問題。所以，兩者是有明顯區別的。
第三，他人代替本人提出離婚訴訟，所訴並不體現本人意志，屬無效民事行為。婚姻關系的締結與解除的意思表示，必須由婚姻當事人本人親自實施，他人無權代理實施。《民法通則》第六十三條第三款規定：「依照法律規定或者按照雙方當事人約定，應當由本人實施的法律行為，不得代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78條規定：「凡是依法或者依雙方的約定必須由本人親自實施的民事行為，本人未親自實施的，應當認定行為無效」。就離婚案件來說，離婚是涉及身份關系的訴訟，是否提出離婚訴訟，是婚姻當事人的自主行為，本人的離婚意思表示是離婚這一民事法律行為的構成要件，未經本人作出意思表示並授權，他人不得代替本人提出離婚訴訟。本案提出離婚訴訟的行為不是田喜全本人親自實施的(實際也無法實施)，而是田喜全之母與姐擅自作出的意思表示，以田的名義提起離婚訴訟，所訴並不體現田的意志，屬於無效民事行為。
綜上所述，離婚是涉及人的身份關系的法律行為，必須由本人親自決定。因無行為能力人不能作出這種意思表示，無行為能力人也就不能作為離婚訴訟的原告。本案田喜全之母既然不是依法設定的監護人，也就不是法定代理人，其以無行為能力人的名義提出離婚訴訟，不具備合法的實體和訴訟主體資格，故其代理無行為能力人提出離婚請求的行為，屬無效民事行為，人民法院不應受理此類案件。如其堅持訴訟，人民法院應在受理後，裁定駁回起訴。

代理案例分析

案情簡介： 2004年7月10日南京A電腦公司委託南京B快遞公司運輸價值10999元東芝Satellite M18筆記本電腦一台，B快遞公司將上述貨物丟失。A電腦公司多次要求B快遞公司賠償損失，B快遞公司拒絕賠償。於是A電腦公司委託上海市光明律師事務所南京分所向法院提起訴訟。本案在南京市玄武區人民法院庭審期間，被告承認丟失了一件貨物，但堅決否認丟失的貨物是筆記本電腦。原告律師隨即追問被告丟失貨物的兩筆快遞詳情單編號是否為XXXX691，被告予以承認。快遞詳情單記載內件為M18，也就是本案第一個焦點應圍繞M18究竟是否為筆記本電腦展開。原告向法院提交了無錫訊創的網上訂貨單、友通快遞公司貨運單、B公司XXXX691快遞詳情單、無錫訊創情況說明等四項證據，證明無錫訊創曾向A公司訂購20台華碩M3筆記本電腦，其中有一台電腦開箱不合格，無錫訊創就托友通快遞將這台電腦運送給A公司更換，A公司換貨後又交給B公司運給無錫訊創，但無錫訊創沒有收到貨物。原告還向法院提交了一份電話錄音。在錄音中，被告法定代表人承認丟失了原告一台筆記本電腦，只是就賠償問題與原告達不成一致。以上5項證據，都是間接證據，但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證據鏈，足以證明被告所丟失的是一台東芝Satellite M18筆記本電腦。庭審中，被告又提出應按其快遞詳情單的背面條款規定的標准，每台筆記本電腦賠償200元。其快遞詳情單的背面條款第6條規定：「運輸的貨物丟失毀損、滅失的，按以下標准之較低者賠償：（1）200元；（2）貨物的實際價值。」也就是說如丟失的貨物實際價值高於200元，賠償200元；如丟失的貨物價值低於200元，則按實際價值賠償。原告主張按貨物的實際價值賠償22199元。因此本案的第二個焦點是賠償的標准問題。被告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某報刊載的一個案例。該案例中快遞公司丟失了客戶6份重要文件，導致客戶損失幾萬元，由於客戶沒有選擇保價，法院判決快遞公司只賠償200元。原告認為，某報刊載的案例與本案有很大不同之處，案例中快遞公司就快件在運送過程中發生毀損、滅失後的賠償責任，制定了兩種不同的標准供發運人選擇：如無保價，最高賠償額為200元；凡申報價值超過200元，並選擇保價的，則按實際損失賠償。而本案中，被告在格式條款中只規定了一種賠償標准，即無論保價與否，最高只賠200元。顯然是排除對方主要權利，免除自己責任的無效格式條款。被告還提出按快遞詳情單背面條款第8條規定，原告已放棄索賠的權利。第8條規定：「托運人應在貨物毀損、滅失後15日內向B公司提交書面申請，B公司才賠償其損失，否則視為托運人放棄索賠的權利。」原告律師認為，該條款違反了我國法律關於訴訟時效的強行規定，因而是無效的。一審法院判決原告勝訴。評論：在南京市珠江路上，存在著諸多從事電腦等計算機產品銷售的公司，如客戶在外地，銷售公司則通過快遞公司將貨物運輸給客戶。在填寫貨運單時，雙方工作人員往往只寫貨物的簡稱，如M3、M18等，甚至「內件說明」一欄是空白的。一旦發生貨物毀損、滅失的情況，托運人很難證明托運的貨物是筆記本電腦還是其它東西，從而在訴訟中處於不利地位。雖然在本案中，律師巧妙的利用了間接證據，證明了丟失的貨物為筆記本電腦。但筆者還是提醒珠江路上廣大從事計算機產品銷售的公司，在填寫貨運單時要寫明貨物的全稱和型號，如東芝Satellite M18筆記本電腦。托運單的背面條款非常重要，在背面，快遞公司往往規定了一些對托運人不利的條款，如賠償限額、索賠期限等。雖然本案中，法院判決該格式條款無效，但並非對托運人不利的格式條款都無效，所以工作人員一定要認真閱讀。

『陸』 當事人是同學委託我為民間訴訟接待糾紛案例訴訟代理人,寫一份授權委託書,以標准格式寫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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