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消費侵權法院判例

❶ 關於掛靠車輛的法律規定

關於掛靠車輛的法律規定：

1、民法通則第四條：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願、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第一百二十一條：國家機關或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第一百三十條：二人以上共同侵權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連帶責任。

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條：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法定代表人、負責人以及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中致人損害的依照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一條的規定，由該法人或其他組織承擔民事責任，上述人員實施與職務無關的行為致人損害的，應由行為人承擔賠償責任。第九條：雇員在從事僱用活動中致人損害的，僱主應承擔賠償責任。雇員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致人損害的，應當與僱主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僱主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的可以向雇員追償。

3、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43條：個體工商戶、個人合夥或私營企業掛靠集體企業並以集體企業的名義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在訴訟中，該個體工商戶、個人合夥或私營企業與其掛靠的集體企業為共同訴訟人。

4、《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已失效)第31條規定：交通事故責任者對交通事故造成的損失，應承擔賠償責任。承擔賠償責任的機動車駕駛員暫時無力償還的，由駕駛員所在單位或者機動車的所有人負責墊付。但是，機動車駕駛員在執行職務中發生交通事故，負有交通事故責任的，由駕駛員所在單位或者機動車的所有人承擔賠償責任。

5、部分省、市的有關規定。

一是江蘇省高院出台的《江蘇省2001全省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中規定，掛靠經營的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由掛靠人和被掛靠人連帶承擔賠償責任。掛靠人與被掛靠人之間約定被掛靠人對交通事故的後果免責的，僅在雙方之間具有約束力，不能對抗第三人。

二是廣東省高院出台的《關於處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粵高法發[1996]15號)中規定，由於車輛不辦理過戶手續、掛靠登記、承包經營、分期付款購買或者租用、借用車輛等原因產生的機動車的實際支配人與機動車所有人不一致時，《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三十一條規定的機動車所有人的各類責任(墊付責任或者賠償責任)由機動車所有人和實際支配人連帶承擔。

三是安徽省高院1998年12月25日下發的《關於審理損害賠償案件的若干意見》中規定，掛靠在單位的私有機動車輛造成他人損害的，車輛所有人承擔民事責任，掛靠單位承擔連帶責任。

四是1998年6月25日天津市高級法院、天津市公安局《關於處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98)5號(已失效)文件規定，掛靠登記的掛靠人發生交通事故並負有責任的，由掛靠人承擔賠償責任，被掛靠單位收取掛靠人管理費用的，由被掛靠單位在收取管理費總額內承擔有限連帶責任……2004年5月18日天津市高院《關於審理交通事故賠償案件有關問題的經驗總結》津高發(2004)64號文中規定，被掛靠車輛在運行中造成他人損害的，按照下列規定處理：

(1)若被掛靠單位收取了管理費或得到了經濟利益，由掛靠人承擔賠償責任，被掛靠單位在收取的管理費用和得到的經濟利益總額內承擔連帶責任。

(2)若被掛靠單位未收取管理費或未取得其他經濟利益，僅僅是基於地方政府管理的要求掛靠或強制掛靠，被掛靠單位不承擔賠償責任。

五是2004年8月20日山東省交通廳出台的《加強道路運輸掛靠租賃承包經營車輛安全生產管理規定》中規定，掛靠、租賃承包經營車輛發生運輸生產事故，由所在運輸企業負責處理事故，運輸企業先行進行賠償。

(1)汽車消費侵權法院判例擴展閱讀：

根據《侵權責任法》上述規定精神，我們可以推斷出這樣的一個結論，掛靠運行的車輛在交通事故中，被掛靠單位一般情況下不應承擔賠償責任。理由如下：

1、除登記車主為掛靠單位外，被掛靠單位並未實際掌控支配運行車輛，經營收益也不歸被掛靠單位所有，實際車主在運行過程中發生事故，被掛靠單位並沒有過錯。根據《侵權責任法》第49條、第50條規定精神，買賣車輛已經交付，在還沒有過戶的過程中發生交通事故，原出賣人因不享有車輛支配權，因而免責，沒有過戶僅僅是不能對抗善意第三人的債權。

借用或計程車輛的車輛所有人因不掌控支配車輛，也可免責。而掛靠行為，被掛靠人也是僅享有車主名義，出資購車的車主實際享有車輛完全支配權。為什麼被掛靠單位就不能免責呢?因為《侵權責任法》沒有規范掛靠行為屬性，所以應適用類推，被掛靠單位不承擔侵權責任

2、機動車道路交通事故是一種過錯責任，適用過錯責任原則，誰在事故中存在過錯，誰就應該承擔責任，有幾分過錯承擔幾分責任，沒有過錯，不承擔責任。《侵權責任法》中對交通事故貫穿了這一歸責原則。出借、租賃關系中，體現了這一歸責原則。出借人在出借行為中沒有過錯，出借人就不承擔責任，借用人過錯，借用人承擔責任。

機動車買賣關系中，出賣人將機動車交付給買受人，就是沒有變更登記，出賣人依然不承擔責任。依此類推在機動車掛靠關系中，被掛靠人盡管是名義車主，但他不享有機動車的運行支配權，在交通事故中被掛靠人沒有過錯，被掛靠人也不應承擔侵權責任，硬性判令被掛靠人承擔所謂連帶責任、補充責任或墊付責任，不符合《侵權責任法》法理，擴大了侵權責任的責任主體范圍。

當然，如果被掛靠單位對造成事故存在過錯，就應該對自己過錯承擔責任，但這個過錯責任完全不同於連帶責任、補充責任或墊付責任。

3、掛靠經營模式是政府主導、提倡的一種運營模式，1995年交通部召開了《培育和發展道路運輸市場工作會議》，會議認為：通過掛靠，能夠達到規模經營，集約化經營，符合增長方式的轉變，能夠加大汽車運輸覆蓋面，使他們能夠更好的為社會服務，採取限制排擠的措施都是錯誤的……從1995年運輸部的全國會議可以看出，是政府主導了機動車掛靠經營的模式。

而直到目前，國家法律對掛靠責任尚無明確規定，最高院先後兩個司法解釋僅從審判實務角度進行規范，但又過寬泛，而且相互不統一，因此才會有各省(市)區高級法院各不相同的規定，也才有各地法院同一事實的案件各不相同的判例。在這種情況下，法院判決被掛靠單位承擔各不相同的責任似有不公之嫌，也不利於掛靠經營模式的健康和完善。

4、掛靠關系實際上就是一種在政府主導下的雙務合同關系，掛靠方向被掛靠單位交一定量的管理費，被掛靠單位向掛靠方提供一些管理方面的服務。在這一合同關系中，雙方都應嚴格履行合同義務，如果一方未盡合同義務，給對方造成損失的，應承擔違約責任並予賠償。

從這一合同角度講，被掛靠單位也不應對掛靠車輛承擔連帶責任、補充責任或墊付責任。也就是說，原則上被掛靠單位不承擔交通事故責任，如果未盡到合同義務，則對掛靠人承擔違約責任。

故此，建議最高院結合《侵權責任法》所確定的交通事故歸責原則，梳理以往的司法解釋，對掛靠責任重新做出明確而清晰的界定，以規范全國法院的審判行為。

❷ 以第三方車輛鑒定為例談消費者權益保護

汽車作為生活必需品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中，那麼，作為消費者在購買汽車時，對於經營者出現的欺詐行為，可否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來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首先，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條之規定，適用懲罰性賠償的首要前提，是要符合本法規定的「消費者」這一主體，對於「消費者」這一概念，主要是指系因生活需要自用，且無其他證據證明系用於經營或其他非生活消費的消費主體，明確這一前提後，自然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相關規定。

接下來，我們就來說賠償。關於《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懲罰性賠償，最常聽到的讓我們很爽的四個字便是「退一賠三」。在我們中車檢遇到的案例中，常見到的情形是：消費者在購買車輛使用幾個月之後做保養時，發現自己的愛車竟然在之前進行過維修，然後和經營者之間產生的糾紛。那在此種情況下，經營者未告知車輛曾部分維修過的事實，是否屬於欺詐行為進而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的懲罰性賠償呢？如適用，在主張「賠三」的情況下，又主張「退一」是否必然得到支持呢？

以案說法，下面小編帶您通過中車檢真實的鑒定案例來具體分析「退一賠三」。

2017年4月21日，舒先生向康順祥瑞公司購買「2017歐規攬勝柴油版」汽車一輛，購車價款115萬元。隨後，康順祥瑞公司向舒先生交付了車牌型號為「戴納肯?覽勝」路虎。同年6月21日，舒先生將車輛開到武漢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辦理車輛上牌時，公安交通管理局以實車發動機與貨物進口證明書所載發動機號不符為由，予以退辦。買回新車卻無法上牌，舒先生開始質疑車子的質量。

一審判決後，康順祥瑞公司不服，向武漢市中院提起上訴。

武漢市中院審理認為，一方面舒先生與康順祥瑞公司簽訂的意向合同車型以及簽訂的購車合同約定車型都是路虎攬勝，但康順祥瑞公司實際交付的是戴納肯?覽勝路虎(發票上載明)，舒先生作為消費者對涉案車輛的辨別能力有限，不能正確區分路虎攬勝與戴納肯?覽勝路虎二者的差異；另一方面康順公司在合同履行過程中，明知其向舒先生交付的是8向電動真皮座椅而非合同約定的12向電動真皮座椅，而未告知舒先生，且涉案車輛沒有提供合同約定的智能卡。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八條規定，康順祥瑞公司已侵害舒先生的知情權和選擇權，構成銷售欺詐。據此，武漢市中院作出維持原判的終審判決。

法院最終判令退車退款是有前提基礎的，第一項判決內容是撤銷雙方之間簽訂的《汽車銷售合同》，而合同撤銷的後果是：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者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賠償。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第五十四條第二款之規定，「欺詐」是法定的請求撤銷合同的情形之一，故而，消費者想要退車退款的最好方式，就是訴訟請求中第一項列明「請求撤銷合同」。

此外，消費者也可以雙方約定或按照《合同法》第九十四條之規定解除合同，合同解除的後果是：尚未履行的，終止履行；已經履行的，根據履行情況和合同性質，當事人可以要求恢復原狀、採取其他補救措施，並有權要求賠償損失。合同自解除通知到達對方時解除，訴訟也僅是確認解除合同的效力，消費者可以合同約定或者是符合法定的即「當事人有其他違約行為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為由解除合同。

通過判例可以了解到，消費者主張退車退款的前提，即是符合《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的退貨條件或者解除合同、撤銷合同的情形，使合同恢復到訂立之前的狀態，如此再進一步主張退車退款即有了相應的法律基礎，也不至於產生爭議。

本文來源於汽車之家車家號作者，不代表汽車之家的觀點立場。

❸ 消費者侵權的事例

中國十大霸王條款
1、某《商品房買賣合同》規定：若乙方(開發商)在下述交付期限20天後仍未交房，每拖延一天按萬分之二(每天30元)罰款給甲方(業主)。甲方不按合同規定及時繳款的，超過按每天每套200元付給乙方，如甲方沒有履行約定，中途退房，乙方有權扣除所繳房款的50%。

排行理由：223位讀者對數字很敏感，並且主動替開發商臉紅。

2、某商品房買賣合同規定：該商品房所在樓宇的屋面使用權不屬於買受人，該商品房所在樓宇的外牆面使用權不屬於買受人，買賣雙方同意屋頂和外牆面廣告權、會所、休閑娛樂設施及其他賣方投資建造的經營性房產和設施權益屬於出賣方。

排行理由：206位讀者：您(開發商)都在咱家牆上畫了好幾年廣告了，也該歇歇了吧？

3、某保險公司《個人意外傷害保險》規定：投保人在申請投保時，應按被保險人的周歲年齡填寫，若發生錯誤，則補費計息，退費無息。

排行理由：192位讀者看到保險兩字，要麼想起友邦重疾險案，要麼感覺口袋裡少了錢。

4、消費者在辦理家用電器退、換貨時，商品包裝、外觀必須完好，附件必須齊全，否則不予「三包」。

排行理由：160位讀者認為自己沒有透視眼，開始思考以後該怎麼辦。

5、葯品是特殊商品，一經售出，概不退換；珠寶商品不退換；金銀飾品、玉器商品不退換不維修。

排行理由：155位讀者遇到過這種事，以為這是應該的呢，沒想到……

6、種子包裝標簽：因種子本身具有復雜之遺傳因子，且氣候栽培管理條件對於栽培之結果影響甚大，故播種後結果恕不負種子價以上之責任。

排行理由：134位讀者：要買到不良種子，只得自認倒霉？但明年就得天天喝粥。

7、美容院告示：因已投保，如需要索賠須向保險公司要求賠償。

排行理由：132位讀者：美容院里的美容師這下可以「大幹一場」了。

8、某物業公司物業管理規定：在停車場停放自行車每月每戶xx元、摩托車xx元、轎車xx元。車輛損壞或丟失及車內物品丟失或損壞均由車主自己承擔責任。

排行理由：105位讀者：停在馬路邊，不交一分錢……

9、用戶如果不使用以上業務必須在XX年X月X日前到通訊公司或撥打電話取消相關業務，否則視用戶默認同意使用，如果發生欠費，將在預存話費中抵扣。

排行理由：85位讀者檢查了自己的手機，大多對通訊公司不怎麼尊敬。

10、種子包裝標簽：從購種之日起15天內請試芽，若出現芽率不夠，可攜帶包裝袋及所購種子的收據到所購處協調解決，過期視為合格產品，不承擔任何經濟損失。

排行理由：83位讀者：農民朋友了，動起來！

自家車相撞能否獲賠 海口車主鬥法霸王條款
今年9月14日，羅永松聘請的司機駕駛一輛大貨車倒車時，不慎撞上羅本人的小汽車，導致小車多處損壞。因為這兩輛車的車主均是羅永松本人，太平洋保險公司以沒有第三者為由，拒絕賠償。為此，羅永松將太平洋保險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汽車維修費、誤工費共計3000元，並判令太平洋保險修改不合理的「霸王條款」。12月22日，海口市瓊山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保險公司賠給車主960元。但原告因「霸王條款」未撤銷，表示要將此案上訴於海口中院。

據介紹，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告羅永松的司機王明剛駕駛原告投保的瓊A53743汽車，在倒車時撞壞瓊A68711小汽車，屬非道路交通事故，符合《保險條款》約定的單方肇事事故行為。因原告羅永松系搬家服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瓊A68711汽車屬原告羅永松代管財產，符合《保險條款》第四條免責條款第二項的免責情形。

法院還認為，被告並未舉出客觀有效的證據證明已針對免責條款向原告明確說明，僅認為業務員填寫保單後，連同保單條款、保險卡和保費收據送交羅永松，完全可推定被告應盡的告知義務已履行的抗辯理由不成立。故雙方簽訂的《保險條款》第四條第二項內容對原告羅永松不產生效力，被告太平洋保險公司瓊山支公司應負有賠償責任。

海口市瓊山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被告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瓊山支公司應理賠原告960元。

至於羅永松要求法院撤銷「霸王條款」(太平洋保險所訂立的保險條款第四條所表述的「不論法律上是否應當由被保險人承擔賠償責任，保險人均不負責賠償」)法院不予支持，羅永松表示，他要上訴於海口中院。

原告：打官司本意是告「霸王條款」

12月22日上午法庭當庭宣判後，此案原告羅永松表示，雖然他的索賠請求得到了法院的支持，但這不能說明自己真正勝訴。羅永松說：「我打這場官司的本意並不是想要得到那點賠償，主要是希望法院確認保險公司的『霸王條款』無效，因為只有取消了這樣的條款，擁有多台車輛的個人和單位才能夠在投保後真正得到利益保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法院沒有支持我的請求，那我就要提起上訴。」

羅永松的代理律師周正凡認為，羅永松的官司並非單純的個案，而是一個帶有很強公益性質的維權行為。周律師說，法律明確規定，任何法律行為必須在法律規定范圍內行使，任何機關、組織和個人無權凌駕於法律之上；而太平洋保險所訂立的保險條款第四條所表述的「不論法律上是否應當由被保險人承擔賠償責任，保險人均不負責賠償」，該條款規定換句話說就是，「無論法律規定如何，保險公司認為屬於不予理賠的，就可以不作出賠償，一切由我說了算」。

「這樣的條款實際上是向法律的『挑戰』，是典型的『霸王條款』！」羅永松說。對於上訴一事，羅永松和他的代理律師均認為，因為保險公司的這些保險條款已經通過中國保監會的確認，要一下子將其取消還是很難的。「如果真的取消了這個條款，將對中國千千萬萬個保險合同產生影響，甚至將直接影響到保險行業的整體利益。而法院的判決注重的是社會效果，那我們的二審官司能否達到確認『霸王條款』無效的目的還很難說！」對於上訴後可能面臨的情況，他們都表示出了一種擔憂，但羅永松明確表示，不管以後的結果如何，他要提起上訴的決定不會改變。

「霸王條款」真是「霸王」？

被告代理人、海南川海律師事務所律師馮斌在法庭宣判完後接受采訪時稱，保險公司沒有輸也沒有贏，法院的判決有利於以後保險公司在解決投保手續的簡化與嚴格按照法律程序告知義務之間的矛盾。

海南省保險同業公會秘書長劉志坤解釋，由於過去存在一些客戶在購買車輛保險後，故意將自家車輛相撞以騙取保費的情況，因此他認為保險條款中第四條的約定主要是為了防範一種「道德風險」而制定的。

劉志坤認為，保險公司的第四條其實與法律規定並不矛盾，因為該條款約定不予理賠的情形其實是保險公司出於風險考慮，而不是違背法律所規定的應盡義務。

「其實這是一個商業交換中自願選擇的問題，車主有權選擇哪個保險公司進行投保；而在特定情形下車輛遭受的損失，保險公司對此也有權選擇是否接受投保。」劉志坤說。

❹ 消費者權益法賠償條款在汽車理賠方面的案例。比如消費者發現汽車的缺陷後已經把汽車原價退回經銷商，還

精神損害賠償是基於人身權受到了侵害而產生的，所以一個財產受侵犯不可能會產生精神損失費。（具體參見侵權責任法）

假如你想找案例，那麼你去中國裁判文書網自己找吧

❺ 官方二手車存在事故遭車主起訴，特斯拉被判退一賠三！

漫哥之前發過不少關於二手車的推薦文章，下面的評論無一例外都出現類似「二手車，水很深」的評論。而「水深」指的是一些不良商家拿著「問題車」充當精品車賣，對買家隱瞞真實車況。而最近網上瘋傳特斯拉的官方二手車售賣「事故車」，並對車主隱瞞，被法院判「退一賠三」的事件。

其實，發生剮蹭沒傷到車身骨架而更換翼子板，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盡管特斯拉認為是「小事」，但是在理應要告知消費者，而不是隱瞞了事。作為經營者，不是應當做到誠信經營，樹立企業良好形象么？、

本文圖片|來源網路

編輯|車上還有誰

❻ 買新車被汽貿公司騙，消費者得不到權益保護，法院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按照推測來判決，我要找媒體爆光

首先取證很重要

❼ 請列舉侵害消費者權益的典型案例

中國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與懲罰性賠償
王衛國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一、前言

自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費者保護法」）於1993年10月頒布以來，有關消費者保護的訴訟和非訴案件急劇增加。據報道，1996年，全國各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受理的消費者投訴案件總計達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這些投訴涉及到質量、價格、虛假廣告、假冒商品、計量和欺詐騙銷等問題。其中，欺詐騙銷案件上升幅度最大，為上一年的137.9%。[2] 在這類案件中經常適用的就是消費者保護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條款——第49條，其條文如下：

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

正是這一規定在近幾年裡大大地激勵了被稱作「打假運動」的反欺詐斗爭。適用這一規定的案件大量出現。在街頭巷尾、新聞媒體、法院、大學課堂和政府機關，這些案件成了人們議論紛紛甚至爭論不休的對象。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已經成為中國消費者保護領域的一個熱點。

當然，這僅僅是開始。要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得到更有效地運用並促進消費者保護立法進一步發展，有一些法律問題需要加以澄清。為此，與澳大利益的經驗尤其是與澳大利亞《商業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條進行比較，是值得嘗試的。[3] 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條文如下：

第52條 （1）企業不得在貿易或經營中實施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

（2）本節以下條文中的任何語句，均不得被推斷地視作對前款之一般性規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將首先介紹幾個與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有關的案例，然後提出若干法律問題，採用比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後在結語中提出一些評論意見。

二、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有關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東某廠的年輕業務員王海來北京出差，他偶然買到一本介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書。他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吸引。為了驗證這一規定的可行性，他來到隆福大廈，見到一種標明「日本製造」，單價85元的「索尼」耳機。他懷疑這是假貨，便買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駐京辦事處。經證實為假貨後，他返回隆福大廈，又買了10副相同的耳機，然後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予以加倍賠償。商場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機並賠償200元，但拒絕對後10副給與任何賠償，理由是，他是「知假買假」，「鑽法律的空子」。王還感到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賺錢而是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因而決心繼續戰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來到北京。他光顧了多家商店，購買了他認為是假貨的商品，經證實後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賠償。多數商店滿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數加以拒絕。

王海的舉動被新聞媒介披露後，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反響。他被多數普通百姓甚至被許多經營者當作英雄加以贊譽，同時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驚。1996年12月，中國消費者基金會向他頒發了獎金。

與此同時，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學界爭論的話題。有些官員和學者對此持批評意見。例如，國內貿易部的一位官員認為，以獲利為目的購買假貨再要求加倍賠償的人不是現行立法范圍內的真正「消費者」，因此「知假買假」的不能得到賠償。在他的心目中買了東西並加以使用才是消費者，買了東西不用則不是消費者。[4] 也有一些學者認為，「知假買假」的行為是不道德的，由此獲得的利益屬於不當得利。[5]

相反地，有許多法律工作者和學者支持王海的舉動。他們指出，「消費者」一詞是相對於「經營者」而言，任何與經營者進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經營者的外，都應當被看作是消費者。他們認為，「知假買假」然後索取加倍賠償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為它有助於打擊假冒產品，因而有利於民眾和社會。還有人認為，不能把索賠者的所得說成是不當得利，因為這種索賠是以法律的規定為根據的，況且，索取賠償還要耗費大量時間、勞務和費用。[6]

1996年初，王海轉戰中國南方，在許多大商場買假索賠。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處之，使他不得不無功而返。其中的教訓，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總結的，在於沒有運用法律訴訟的武器；僅僅藉助於新聞媒體和輿論的壓力是不夠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勝利者。他緊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詳見下文）之後，狀告伊勢丹有限公司銷售電話有欺詐行為。結果，他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獲得了加倍賠償。[7]

2．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

1996年春天，當王海在南京屢屢受挫的時候，一位姓耿的消費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經歷了相同的命運。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場買了三套被標明為「羊絨衫」的「聖柏」牌保暖襯衫。在商場出具的發票上，寫明了貨品為「羊絨襯衫」，而事實上該貨品的羊絨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襯衫不是羊絨，商場有欺詐行為為由，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支付雙倍賠償。遭到拒絕後，他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駁回了他的訴訟請求。法院認為，原告於1月4日在被告處購買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場購買了同樣的襯衫並獲得了賠償，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識。法院這樣判決的另一個理由是，把含有2%羊絨的襯衫標作「羊絨襯衫」並無不當，被告並未構成欺詐行為。

一位青年學者，南京大學法學院講師李友根，寫了一篇論文對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進行了評析。[8] 他提出了據認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個問題：第一，知假買假者是否屬於消費者，是否有權獲得消費者保護法的補救？第二，被告推銷該商品的這種方式是否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第三，在原告得知實情的情況下，被告的這種方式是否仍然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因而能夠適用消費者保護法關於加倍賠償的規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買假者不為消費者」的判斷中存在著一個悖論。如果知假買假者不是消費者，他就沒有資格依據消費者保護法請求退貨，那麼他就只能使用它。而這樣一來，他又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消費者。

李友根認為，認定欺詐行為的標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規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規定：「經營者應當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信息，不得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根據紡織部的有關規定，羊絨含量低於5%的不可稱為羊絨製品。而另一個標準是普通消費者（而不是專家）的認知水平。據此他得出結論，由於在一般消費者看來羊絨含量僅2%的襯衫不能被稱作「羊絨襯衫」，該商場構成了欺詐行為。

3．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 何山是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官員，參加過消費者保護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經營名人字畫的樂萬達商行購買了兩幅畫。這兩幅畫，一為獨馬，一為群馬，是作為已去世的國畫大師徐悲鴻先生的真跡出售的。一個月以後，何山以「懷疑有假，特訴請保護」為由在北京西城區法院提起訴訟。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決，認定這兩幅畫為臨摹仿製品，被告有欺詐行為，故責令被告按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向原告支付雙倍賠償。[9]

這個案件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也引發了許多討論。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詐行為、落實加倍賠償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在會上，如何正確理解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立法原意再次成為中心話題。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宿遲在會上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他指出，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所說的「為生活消費需要」的含義不應作狹義的限制性解釋，「消費者」一語按其原意不過是指生產者、經營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張，凡是到商店購物的顧客，都應被視作是消費者；至於購買的動機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問題，但不屬於法律問題。[11]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庭長張家廣根據他所在法院的審判實踐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認為，只要商品經營者有欺詐行為，就應當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消費者的購物動機則在所不論。[12]

宿遲先生對「欺詐行為必須是故意行為」的觀點作出了回應。他指出，商家對其所經營的商品，在進貨時有認真審查的義務，未盡此義務者在主觀上至少屬於放任態度，應被認定為故意。[13]

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以後，許多以此為樣板的案件訴至法院。但是並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滿意的結果。下一個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誼商城購買了3尊秦始皇兵馬俑。幾天之後，她得知該兵馬俑為仿製品，遂與商城進行交涉，要求按售價的一倍賠償。遭到拒絕後，她以該商品沒有任何足以表明其為仿製品的標示為由，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商城提出反訴，稱原告在購買這些秦俑時已明知其為仿製品，其購買的目的是要獲取雙倍賠償，因而構成欺詐行為。法院認為，原告本應知道她購買的這批貨物不可能是真品，因為秦始皇兵馬俑是國家禁止市場交易的珍貴文物。也就是說，正常的消費者在賣主既沒有說明真相但也沒有稱其為真品的情況下，都應該意識到該貨物是仿製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認為，被告本應通過明示該秦俑為仿製品而對商品性質作出嚴謹、明確地表述，從而使任何人都不致發生誤解。最後，法院判決被告給予退貨，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訴訟費用雙方各負擔一半。[14]

三、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法律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無定論。人們已經發表的許多各不相同的見解當然很有價值，但大多數局限於對法律條文的解釋。況且，我們應當意識到，我們所要作的並不僅僅是解釋法律，而且是改革和發展法律。

就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圍繞以上案件所進行的討論中，有一個重要的東西被忽略了，這就是該條文的性質，這本應成為論證推理的出發點。

1．性質和目的

在中國，人們已經公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在性質上屬於懲罰性賠償規定，而且，它是中國第一個適用懲罰性賠償的立法例。[15] 眾所周知，在大陸法系，懲罰性賠償從未被承認為民事責任的一種形式。我國的《民法通則》追隨了這一傳統，因而在該法中見不到懲罰性賠償的規定。據認為，原則上，「民事責任以恢復被侵害的民事權利為目的」，因此，「民事責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懲罰性」。[16] 但是，有些民法學者堅持認為民事責任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通過制裁，遏制不法行為；另一方面，通過補償，對受損害的權利加以補救。[17] 這一觀點為承認懲罰性賠償留下了餘地。 這里要提到另一個因素是當今中國在「借鑒外國經驗」中對各大法系的兼收並蓄態度。我們毫不猶豫地採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因為它符合我們社會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與大陸法系的概念體系相一致。而且，我們是按照我國的社會條件來採用這一制度的，因此，我國現行法上的懲罰性賠償與普通法系的懲罰性賠償也有一定程度的差異。

在普通法體系中，「懲罰性」賠償指的是為懲罰他方當事人而判給一方當事人的賠償金。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況下（例如欺詐）於補償性賠償金之外適用的。「它不僅宣示了法院對被告行為的不認許，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這種行為，並且有可能進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這種行為。」[18] 科處懲罰性賠償金的主要目的就在於「懲罰和制止」不法行為人。[19]

但是，在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除懲罰和制止外）鼓勵消費者同欺詐行為和假貨作斗爭。[20] 根據中外消費者保護運動的經驗，這種鼓勵對於懲罰和制止的目的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我們知道，在現代市場中，銷售假貨和實施欺詐行為的事件眾多而分散。首先，由於這種行為發生的高頻率，銷售假貨或者欺詐的提供服務的行為不僅是對個別消費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對全體消費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國，消費者權利實質上是一種社會權利，而不是單純的私人權利。所以，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是一種特殊侵權行為；對這種行為，法律應採取特殊手段來加以治理。 其次，由於這種行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個「責任機率」問題。也就是說，在實踐中，有大量的消費者基於種種原因而放棄了他們的請求權，這樣，行為人因其不法行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於他們由此獲得的利潤，實施這種侵權行為便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勾當。懲罰性賠償的規定可以提高行使請求權的案件數量和單個案件的賠償數額，使「責任機率」上升，從而使不法行為人感到無利可圖甚至反受其害。這樣，就可以減少這種行為的發生。 立法上採用懲罰性賠償所考慮的另一個因素就是請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實踐中，受害的消費者所獲得的補償性賠償金往往低於他們的實際損失。有一些成本，如為進行追索所付出的費用和時間、耗費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慮等等，也很難通過司法程序獲得補償。這就是許多消費者不願認真對待其權利的一個原因。懲罰性賠償可望為請求人提供較充分的補償。即使有人獲得高於其實際損失的賠償，這也不能說是不公平。這種收入可以被視作對他的打假行動的獎勵，因為這種行動不僅對他自己有利而且對公眾有利。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資助打假」的政策。 從表面上看，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並非旨在創建責任；更確切地說，它是要建立一種行為規范，凡不遵守此規范者將承擔本法的其他條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規定的後果。」[21] 但是，同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一樣，該條文在司法實踐中也成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焦點，與之有關的的案件逐年上升。[22] 在筆者看來，該條文在實踐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於它的兩個特點：第一，根據有關的解釋，第52條是受侵權行為法的一般規則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說：「公認的概念，例如關於欺詐和出售假貨的侵權行為的概念以及人們多年以來對它們作出的分析，可被證明是有助於依據第52條的案件的判決。」根據普通法，「在被告的行為是他為自己獲取利益而故意為之，而這種利益可能大大超過他可能付給原告的賠償的情況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懲罰性賠償的自由裁量權。[23] 第二，第52條中的行為規則具有廣泛的適用范圍。按照澳大利亞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見，「第52條沒有一定的界限。」[24] 「鑒於消費者保護構成第52條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絕對該條文的適用范圍劃出明確的邊界。」在這樣的體制下，人們可以充分運用這一法律武器，因而對欺詐行為的有效的懲罰和制止是能夠實現的。

2．適用范圍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范圍顯然不應當被限定為「購買並使用者」。購買者的動機並不是適用該條文時必須考慮的因素。無獨有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也採取了類似的立場。據說，該條所關心的是企業對人們實施的行為，而他對這種的行為的唯一要求就是該交易必須具有貿易或商業的性質。[25] 至於與企業交易的人，探究他們是否為消費者是毫無意義的；事實上，在該條文中根本沒有出現「消費者」的字樣。

的確，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學者所指出的，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不可被解釋為對第49條適用范圍的限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樣的意思。該款表明，商業法對於援引其他條文的語句對該條第1款進行隨意解釋的做法保持著戒備狀態。

在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識」為由駁回其訴訟請求。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勵人們同假貨作斗爭，它當然不會排斥那些具有進行這種斗爭所必要的商品知識的人。難道法律預期那些對商品一無所知的人有能力與售假者對簿公堂嗎？這使筆者想起了英國法官在侵權行為法歷史上有名的「蛋殼腦袋」案件中創立的一項規則：「加害人對受害人的認識，以其所見者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26] 這意味著，不法行為人沒有資格對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顯然，一個欺詐行為不會因為它被識破而變成正當行為。

3．對行為的定義

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關鍵詞是「欺詐行為」。與此相類似，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以「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為核心，這一用語似乎經過了更為仔細和精確地推敲。現在讓我們來討論一下與「欺詐行為」的含義及其應用有關的一些問題，同時與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經驗作一些比較。在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發布的《欺詐消費者行為處罰辦法》（以下簡稱「處罰辦法」）第2條中，「欺詐消費者行為」被定義為「經營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稱商品包括服務）或者服務中，採取了虛假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欺騙、誤導消費者，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行為」。這一定義在司法實踐中常常被參照引用。這里有若干要點需要加以澄清。

（1）行為的檢驗方法

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和處罰辦法的規定，對「欺詐行為」應當以客觀的方法檢驗和認定，即根據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務時所採用的手段來加以判斷。處罰辦法第3條列舉了一些典型的欺詐行為，其中包括：（1）銷售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虛假的「清倉價」、「甩賣價」、「最低價」、「優惠價」或者其他欺騙性價格表示銷售商品的；（3）以虛假的商品說明、商品標准、實物樣品等方式銷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實名稱和標記銷售商品的；（5）採取僱傭他人等方式進行欺騙性的銷售誘導的；（6）利用廣播、電視、電影、報刊等大眾傳播媒介對商品作虛假宣傳的，等等。當然，還有銷售假冒商品和失效、變質商品的行為，這些規定在該辦法的第4條中。在實踐中，所有這些行為都可以根據客觀的事實（或者說，經營行為的外觀）加以確定。

可以發現，澳大利亞法院在適用商業法第52條是也採用了客觀檢驗法。法官們認為，「某一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需要根據關於該行為及其關聯事實與情況的證據來加以確定的事實問題。不論行為是否可能產生誤解，只要所有的這些情況表明它包含或傳達了錯誤的陳述，它就可以被歸入第52條所稱的誤導。」[27]

（2）行為的結果

按照中國民法，從理論上講，「欺詐行為」的概念有別於「因受欺詐而為的民事行為」。後者是指受害人的行為，而前者指不法行為人的行為；後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確定欺詐行為時，實際結果並不是必要條件。

雖然處罰辦法第2條含有「使消費者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字樣，這並不意味著要求有實際的損失或損害發生。只要商家的行為按其性質足以使消費者產生誤解並且足以給他們帶來某種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認定為欺詐行為。

在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規定更為直接地表達了這種觀點。「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沒有必要證明爭議中的行為實際地使人上當受騙或者發生誤解」。[28]

(3)主觀要素

按照中國民法的概念，欺詐行為包括兩個要素，一個是客觀要素，另一個是主觀要素。客觀要素是指某種作為或不作為，如虛假陳述，或者隱瞞實情。主觀要素是指實施這種作為或不作為時的故意。如果一個人知道他的陳述或隱瞞將會損及他人而立意為之，就構成故意。

就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而論，主觀要素是否為必要的問題是值得研究的。法學界有些人士認為，商家進貨的疏忽大意應當被認定為故意。這種說法既不確切也無必要。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的立法政策，第49條規定的欺詐行為的民事責任應當被理解為一種無過錯責任（或者說嚴格責任）。這種責任可以由特別法規定，而消費者保護法就具有特別法的性質。[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觀狀態是無需考慮的。

澳大利亞法學家在解釋商業法第52條時持有同樣的觀點。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條，被告的內在意志是無關緊要的。需要關注的僅僅在於該行為是否有誤導性或欺騙性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如果一家企業被控在陳述過去或現在的事實中違反了第52條，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沒有意義的，除非該陳述包含了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否違反第52條取決於該陳述是否在事實上包含或傳達了虛假的含意，而不取決於該企業的意圖或信念。」[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這種侵權行為更為客觀，但是，在這里適用假設的理智之人的概念並非十分正確。一個人看著觀眾，或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問他們該行為是否具有誤導或欺騙性，但要提出的問題並不單單是他們（或者他）已被誤導。該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由法院決定的問題。」[31]

4．請求人的主觀狀態

從某種意義上說，消費者保護案件可以被看作是個別經營者與全體消費者之間的案件。可以恰當地說，特定請求人的主觀狀態並不影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影響其適用的不過是經營者行為的客觀狀態。也就是這樣一個問題：該行為是否已使一般消費者產生誤解？這一點是在經營者能夠控制的范圍之內。如果經營者的行為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構成欺詐；即使特定請求人為「知假買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不構成欺詐，即使該請求人確實發生了誤解也是如此。

這一觀點已經為我國司法實踐所採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一案就是一例。從這一案件中可以歸納出來的處理方案是，如果經營者的行為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但是可能使個別人發生誤解，就不能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這時，可以適用《民法通則》第59條的規定。[32] 在這種情況下，根據《民法通則》第61條的規定，其法律後果之一就是各方當事人應當將其由該行為所取得的財產返還給對方。至於因該行為所致損失的承擔，則取決於當事人的過錯和因果關系的狀況。如果經營者有過錯並且他的行為是損失發生的必要條件，即使它不是請求人發生誤解的充分條件，他也應當支付補償性賠償；反之，則應由請求人承擔自己的損失。如果雙方都有過錯，他們就應按照其責任比例分擔損失。 澳大利亞的經驗可以為上述觀點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礎上總結說：「一個陳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聽了之後都不會當真，而某個愚蠢之人竟受其誤導，對此應如何處理？一方面，對違反第52條的檢驗方法是客觀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檢驗法顯然並不適合。另一方面，雖然請求人事實上受誤導，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聽到同樣的陳述時卻不會受誤導，這樣的情況也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不存在對第52條的違反。」[33]

5．因果關系

一個經營者，如果他的行為足以誤導那些具備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費者，則他不得以請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為抗辯。另一方面，如果經營者盡管有言辭不實或者據實未報的情節，但其行為還不足以誤導具備正常的注意的消費者，那麼，他就不能被認定為構成欺詐。在這種情況下，因過分疏忽大意而陷於誤解的人不應受到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保護。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經營者的風險應當被限定在他們應該和能夠預見並防止一般消費者發生誤解的范圍之內。

在澳大利亞，「在許多案例中，法院曾考慮應如何處理引起未盡合理注意而陷於誤解者的地位。」[34] 例如，在一個涉及名稱相同的餐館的案件中，弗蘭克(franki)法官表達了「過分愚蠢之人」不應受保護的觀點。[35] 還有一個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級律師被認為是信賴了一份買賣合同所附的誤導性的規劃證書。在該案中，法院指出：「或許可以設想，在一個案件中，請求人是如此地疏於保護自己的權益，以致可以發現這樣的事實，即被控陳述在當時情況下並不是他訂立合同的真正誘因。在這樣的案件中，虛假陳述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要素已經因請求人過失的介入而被切斷。」[36]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在商業法第52條中沒有關於懲罰性賠償的規定，證明被控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負擔是由原告承擔的。正如澳大利亞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賠償，請求人必須證明被主張已蒙受的損失或損害是『基於』違反該法的行為。」[37]

與此相比較，在中國，依照消費者保護法提出請求的人通常不承擔這種負擔；他只須證明自己在經營者實施欺詐行為的情況下已經為獲得商品或者服務支付了價金。關於實際損失或者損害的證據通常是不必要的，因為雙倍賠償可能已經足夠。當然，請求人可以獲得超過雙倍價金的賠償，只要他能夠證明自己確實蒙受了數額超過雙倍價金的損失或損害。根據民法的原則，受害人有權就實際損失或損害請求充分賠償。不過，在這種情況下應當適用關於民事責任的一般規定，盡管這種途徑不如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提供的途徑來得便捷。

四、結語

毫無疑問，消費者保護法作為特別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來說，民事責任制度中有關規則的協同是不可或缺的。這也許是困難的，因為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間的歧異要通過法律解釋甚至通過法律改革來彌合。另一個問題是，許多法官習慣於將民法的一般概念適用於當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適用的特別法規的規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應當更加經常地運用案例研究，並改進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於大陸法系傳統的思維方法一般是演繹法，在解釋甚至創造法律規則方面，中國的法官不象他們的澳大利亞同行那樣的活躍。由此不難理解，在澳大利亞，對商業法第52條的解釋總是來自司法實踐，而相反地，在中國，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解釋大多出自學術研究。

（原載《法學》1998年第3期，P. 22～28。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民商法學》1998年第6期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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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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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源於汽車之家車家號作者，不代表汽車之家的觀點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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