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不服從行政機關對民事糾紛作出的調節或其他處理，其解決途徑是
b.c
行政調解沒有法律效力，行政裁決有，行政仲裁的法律效力最強，對行政裁決不服的，還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
行政復議法把行政機關對民事糾紛作出的調節和裁決排除在申請復議的范圍之外。
2. 行政訴訟，俗稱「民告官」，是解決行政糾紛的重要途徑。 [ ]
如果是以平等的主體簽訂合同。則是民事訴訟，如果是以管理者身份與被管理者關系則是行政訴訟。
3. 解決行政糾紛有哪些途徑
解決行政糾紛的途抄徑主要有三種：
《行政復議法》第二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向行政機關提出行政復議申請，行政機關受理行政復議申請、作出行政復議決定，適用本法。
《行政訴訟法》第二條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前款所稱行政行為，包括法律、法規、規章授權的組織作出的行政行為。
《信訪條例》第十四條信訪人對下列組織、人員的職務行為反映情況，提出建議、意見，或者不服下列組織、人員的職務行為，可以向有關行政機關提出信訪事項：
(一)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
(二)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及其工作人員；
(三)提供公共服務的企業、事業單位及其工作人員；
(四)社會團體或者其他企業、事業單位中由國家行政機關任命、派出的人員；
(五)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及其成員。
對依法應當通過訴訟、仲裁、行政復議等法定途徑解決的投訴請求，信訪人應當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程序向有關機關提出。
4. 處理行政糾紛的方式
該題沒有正確選項。
如果不是法律出版社的資料，出現錯誤是可以理解的：）內
【選項分析容】：
「行政處分」和「行政處罰」是單一行政行為（兩方關系），不是處理行政糾紛（三方關系）的方式；
「行政仲裁」解決的是平等主體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發生的合同糾紛和其他財產權益糾紛，不包括行政糾紛。
「法院判決」這一用法太不專業，一般直接稱「行政訴訟」（除此之外什麼方式還能審判行政案件？！），所以D是重復多餘的。
正確答案應該是行政復議（兩大爭議解決機制之一），不過選項中沒有。這個資料的編者太惡搞了～
5. 行政合同糾紛解決途徑
任何一種違約行為都可能引起合同糾紛。對於合同糾紛，當事人可以通過下列途徑解決：和解、調解、仲裁、訴訟。
1.和解。和解是由爭議各方根據合同約定的違約責任和各方實際情況，自行協商而不需通過司法程序解決糾紛的方式。和解是糾紛常見的解決方式。但由於和解協議缺乏的法律約束力，有些人可能會出爾反爾，使和解結果成為一紙空文，延誤了糾紛的有效解決。
2.調解。調解是由爭議各方選擇信任的第三方居中，就合同爭議進行調解處理。調解通常是以各方互諒互讓為原則進行。此方法解決糾紛的可能性較和解大一些，但由於調解協議與和解協議一樣不具有強制性效力，也使得糾紛的解決難盡人意。
3.仲裁。仲裁指爭議各方根據合同中的仲裁條款或者糾紛發生以後達成的仲裁協議，將爭議提交法定的仲裁機構，由仲裁機構依據仲裁規則居間進行居中調解，依法做出裁定的方式。當事人不願和解、調解或者和解、調解不成的，可以根據仲裁協議向仲裁機構申請仲裁。並可根據生效的仲裁協議申請強制執行。
4.訴訟。訴訟是解決合同爭議的最後方式。是指人民法院根據爭議雙方的請求、事實和法律，依法做出裁判，藉此解決爭議的方式。當事人沒有訂立仲裁協議或者仲裁協議無效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
6. 行政糾紛的解決必須經過哪幾個階段，具體程序有哪些
行政訴訟是解決行政糾紛的重要途徑之一，除此之外，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受到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具體行政行為侵害時，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提供的另一條救濟的手段就是行政復議。行政復議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條件向作出該具體行政行為的上一級行政機關或者法律、法規規定的行政機關提出申請，受理申請的行政機關對該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復查，並作出復議決定的活動。
除了行政復議之外，依據憲法第四十一條的規定，公民對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因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或者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違法或者失職，還可以向行政監察機關、審計機關、黨的紀律檢查部門、人民檢察院等機關提出控告或檢舉。
7. 行政復議地點的選擇地原則是什麼行政復議該找誰是同級行政主體還是上級行政主體
行政復議地點的選擇地原則是向作出行政處罰地的行政機構提起復議。復議機關可以是同級行政主體也可以是上級行政主體。
行政復議的基本原則，是指由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反映行政復議的本質和基本特點，必須在行政復議活動全過程加以貫徹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准則。行政復議的基本原則，可以用來解釋行政復議條文的具體含義，而且在行政復議法對某些具體問題缺乏明確規定時，可以依據基本原則體現的精神來加以處理和解決。行政復議的基本原則有：
（1）合法原則
合法原則是指履行行政復議職責的行政機關，必須嚴格地按照憲法和法律所規定的職責許可權，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對行政相對人申請復議的具體行政行為，按法定程序進行審查和裁決。合法包括三項內容：①主體必須是有法定復議許可權的行政機關；②復議過程要依法定程序進行；③復議決定適用法律正確。
（2）公正原因
公正原則包括公平和正確兩個方面。公平要求復議機關的行使復議權時應公平地用一個標准對待雙方當事人，不能有所偏袒。正確，則要求復議機關認定事實、適用法律都要正確，不主觀臆斷、不徇私舞弊、貪贓枉法。
（3）公開原則
公開原則是指復議機關在行政復議過程中，應充分透明，不搞暗箱操作。除涉及到國家秘密、個人隱私和商業秘密外，整個過程應當向行政復議申請人和社會公開。
（4）及時原則
及時原則是指行政復議機關應當在法律規定的期限內，盡快完成復議案件的審查，並作出相應的決定。這一原則是對復議機關工作效率的要求。
（5）便民原則
便民原則是指行政復議機關在行政復議程序中應當盡可能為行政復議當事人，尤其是為申請人提供必要的便利，從而確保實現行政復議的合法、正當的目的。盡量減少申請人在人力物力上的耗費，減輕申請人的負擔。
（6）有錯必糾原則
有錯必糾原則是指行政復議機關對被申請復議的行政行為進行全面審查，不論是違法還是不當，也不論申請人有否請求，只要有錯誤一概予以糾正。這是行政復議不同於行政訴訟的重要之處。
（7）保障法律、法規實施原則
行政復議不同於行政訴訟，其目的不僅在於解決行政爭議，更主要的目的是在於保障法律、法規的實施。
（8）司法最終原則
司法最終原則又稱救濟原則，是指行政復議機關的復議決定一般不是最終發生法律效力的決定。復議當事人對該決定不服的，除少數法律規定行政機關有終局裁決權的以外，可以在法定期限內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人民法院經審理後作出終審裁決才是發生法律效力的終局決定。
8. 行政合同糾紛解決的途徑有哪些
您好，當事人可以通過下列途徑解決：行政合同糾紛一般通過行政復議或這是行政訴訟進行解決。行政復議是向其主管部門或上一級政府申請。行政訴訟是通過向法院起訴要求判決所請的一種司法救濟途徑。
9. 如何認識行政救濟制度的完善路徑急！！！！！！！！！
完善我國的行政救濟制度
本文提出，要從解決社會糾紛的角度理解行政救濟制度的價值。良好的行政救濟制度必須符合公正性、法律性、普遍性和司法最終性等基本要求。反思我國行政救濟制度存在的問題，本文提出完善我國行政救濟制度的兩條基本思路：形成和完善行政救濟體系，應著重加強制度化的行政救濟渠道；完善行政救濟制度的當務之急，是加強行政糾紛解決機構的獨立性和權威性。本文還概略地闡述了完善我國行政訴訟、行政復議和行政賠償制度的若干具體設想。
關鍵詞 行政訴訟 行政復議
行政賠償糾紛解決與法律救濟在任何國家，社會糾紛都是普遍存在的。存在糾紛並不可怕，重要的是如何使這些糾紛能夠得到迅速、妥善解決。如果糾紛得不到迅速、妥善地解決，將使受害者喪失對社會公正的期待，甚至演化為惡性事件，最終影響社會穩定。因此，國家的職責之一，就是要建立各種解決社會糾紛的渠道。制度化的有效的糾紛解決機制是法治國家的重要內容。我國當前處在社會轉軌時期，社會矛盾更加復雜，更加突出，國家建立和完善各種糾紛解決渠道就更加迫切。從法律角度看，社會糾紛大致可以分為私法糾紛和公法糾紛兩類。私法糾紛，又稱民事糾紛，主要是發生在雙方地位平等的私人之間的糾紛。公法糾紛包括憲法糾紛和行政糾紛。憲法糾紛，是涉及憲政制度實施，以及涉及憲法權利的糾紛。美國總統候選人就總統選舉的票數計算問題的糾紛、國會彈劾總統，都涉及憲法糾紛；行政糾紛，又稱行政爭議，指國家行政機關以及其他行使國家行政職權的組織在行政管理過程中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之間的糾紛。廣義的行政糾紛，還包括國家行政機關之間以及國家行政機關與其工作人員之間在行政管理過程中的糾紛。本文討論的重點將圍繞狹義行政糾紛的解決，即國家行政機關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之間糾紛的解決。
糾紛的性質不同，解決糾紛的手段也就有些差異。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有協商、調解、仲裁、行政裁定和訴訟。協商即當事人平等磋商，自願解決；調解即在第三方協調下解決，但結果仍取決於雙方自願；仲裁是由當事人自願選擇的仲裁機構解決，但一經選擇，當事人必須服從仲裁結果；行政裁定是對於法律規定的特定類型的民事糾紛，行政機關居中裁決，它也是有約束力的，但當事人不服還可以向法院起訴；訴訟則是普遍的、有約束力和最終的民事糾紛解決方式。從協商、調解、仲裁、行政裁定到訴訟，當事人自己的商談餘地越來越小，約束力越來越強，對程序的要求因此也越來越高。我國已經頒布了《仲裁法》和《民事訴訟法》來專門規定民事仲裁和訴訟程序。行政糾紛的解決不排除協商途徑，但更依賴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等強制性的解決渠道。這主要是因為行政糾紛涉及公共利益，行政機關不能拿公共利益作交易，而必須嚴格依照法律處理，留給當事人（行政機關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商談的餘地很小。此外，行政機關往往掌握「生殺大權」，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在實力上不對等，也不容易通過協商來解決。行政糾紛的解決，從受害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角度來看，也就是行政救濟的取得；從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力的角度看，也可以說是對行政權的監督。解決行政糾紛的若干基本要求（一）公正性公正性是解決行政糾紛的關鍵和核心，行政救濟制度主要是圍繞實現公正解決糾紛的目標建立起來的。公正不但指結果公正，還要求程序公正。結果公正是指糾紛的處理結果要符合公正的准則。通常，糾紛解決機構依法處理就是公正處理。「依法辦事就是最大的公正。」同時，糾紛解決機構還必須平等對待各方當事人，同樣案件應當同樣處理。程序公正是指解決糾紛的過程要公正。為了實現結果公正，法律對糾紛解決過程設置了一些具體要求。例如，處理糾紛的機構必須保持中立，不偏袒任何一方當事人；保持獨立或者相對獨立，只服從法律，而不受制於當事人；有利害關系的人員應當迴避，不能參與處理；公開處理；處理結果接受復審等。程序公正是實現結果公正的重要保障，是實現社會公正的基礎。同時，程序公正本身還具有意義。有一句諺語說：「法律不但要做到公正，還要讓人相信它是公正。」如果糾紛解決機構處理過程不公正（例如有利害關系的人沒有迴避），即使處理結果沒有錯，當事人也可能認為不公正。從某種意義上說，程序公正比結果公正更重要。公正性還要求糾紛解決的及時性。「遲到的公正就是不公正。」本來完全可以及時解決的案件，當事人延年累月、四方八面地上訪、申訴，受盡磨難後，即使最終得到解決，途中的辛酸勞累如傷口上撒鹽，糾紛解決的意義無形中被消減。對於社會來說，因案件長期得不到解決而增加了不安定因素。（二）法律性解決行政糾紛的所有渠道都由法律設置，依照法律運作，形成嚴格的法律制度，不能隨心所欲。這是社會公正的必然要求，同時也保證了行政糾紛解決制度的權威性。正因如此，我國《立法法》將有關訴訟和仲裁這兩項強制性的糾紛解決制度列為國家專屬立法權，只能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以法律規定，國家行政機關和地方人大都無權規定。（三）普遍性糾紛存在的普遍性要求解決途徑的普遍性。要使所有的社會糾紛都有適當的渠道去解決，不能讓當事人「告狀無門」，不能有「法律的陽光照不到的地方」。（四）司法的最終性司法的最終性包含兩層含義：一是在通過行政裁決、行政復議，乃至仲裁（特定情況下）對糾紛做出處理後，當事人不服，應當允許其向法院起訴；二是法院的終審裁判是發生法律效力的處理，除了依照法定程序提起再審，任何國家機關都不能變更、廢棄法院的裁判。法院作為專司糾紛解決的機關，由於其獨立性和嚴格的程序保障，成為維護社會公正的最後保障。這一點不但為法治國家的經驗普遍證明，也獲得我國越來越多人的確信。WTO規則中有一條，就是要求所有的行政決定都必須接受司法審查。對照上述要求，我國現有的糾紛解決機制還存在一些比較明顯的問題。有許多糾紛還沒有建立或者沒有完全建立起解決制度；已經建立的一些解決糾紛的機制，在制度設計時沒有把實現公正作為基礎，受害人尋求救濟仍然困難重重；糾紛解決機構欠缺獨立性和權威性，公正難以保證。在實際運作中，有些領導不懂得通過有效的法律機制解決社會糾紛的好處和重要性，習慣於用堵塞和壓服的辦法，甚至常常偏袒行政機關一方，不惜干預糾紛解決機構獨立行使職權。這樣做也許能夠取得一時之效，但最終埋下社會不安定因素，損害了公民對行政救濟制度的信心以及他們對黨和政府的信賴。
上述情況說明，按照糾紛解決的基本要求，建立和完善我國的行政救濟制度，至今仍是我國法制建設的重要任務。完善我國行政救濟制度的兩個基本思路（一）形成和完善行政救濟體系，應著重加強制度化的行政救濟渠道在任何國家，行政救濟都不可能靠一兩個機構，一兩種渠道就全部解決，而必須建立多樣性的、整體上和諧的行政救濟體系。在我國，除了前面所談的行政訴訟和行政復議之外，還存在著多種可能的救濟渠道。例如向有關黨政領導直接申訴，向人大機關或其領導和代表、委員申訴，向媒體求援等，其中信訪是一種比較常見的渠道。這些救濟渠道在現實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勢必還不可缺少。但也應當看到，這些救濟渠道還有很多不規范的地方，甚至可能帶來其他弊端。例如，信訪機構不是一個法定的糾紛處理機關，通常必須轉歸其他部門處理，在很多情況下可能變成「公文旅行」。而且信訪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領導對此事的關注程度和領導個人看法，因此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隨意性。在某些情況下，領導的意見可能對糾紛的正常處理造成不必要的干擾。信訪沒有時間和級別限制，無窮盡的信訪使得已經生效的行政決定和司法判決隨時面臨被推翻的危險，不利於行政秩序的穩定性。所以，從解決社會糾紛的角度來說，信訪不是一種常規的、制度化的糾紛解決渠道，而只是對行政復議、訴訟等渠道的補充。相反，信訪大規模地存在，本身就說明那些常規的、制度化的糾紛解決機制的失靈。領導花大量精力處理信訪，在當前特定條件下可能是必要和有益的，但不應是我國行政救濟制度發展和完善的方向。目前，我國仍有許多糾紛還沒有建立或者沒有完全建立起制度化的解決機制。例如，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內部的人事糾紛，學校與學生的糾紛，屬於民事糾紛還是行政糾紛，應該由誰來處理，通過什麼程序來處理，法院在什麼情況下可以受理，因為缺少明確規定，目前還沒有形成確定的解決機制；行政機關內部的人事糾紛，還缺乏完善的程序，法院不能介入。一旦發生糾紛，當事人往往到處奔走，卻無處尋求公正，甚至沒有一個機關能夠「給一個說法」。（二）加強行政糾紛解決機構的獨立性和權威性，是完善行政救濟制度的當務之急從我國行政救濟的實踐來看，糾紛解決機構欠缺獨立性和權威性，是制約行政救濟制度功能發揮的最大障礙。糾紛解決機構受制於其他機關和領導個人意志，無法保持中立，不能公正執法。《行政訴訟法》施行12年了，平均每個法院每年受理的行政案件不足30件，有的法院行政庭門可羅雀；已經受理的案件中，相當部分審理不下去，不得不在法院的動員下撤訴，撤訴率一度高達57%.老百姓對「民告官」仍然缺乏信心，認為都是「官官相護」。糾紛解決機構還欠缺法律上的權威性。主要體現在，糾紛解決機構（特別是法院）對於具體行政行為所依據的法規、規章還不具備完整的審查權。依據現有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也是審判的依據。地方性法規抵觸法律的，只能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或者相應的地方人大行使監督權。實踐證明，地方性法規抵觸法律的情形屢有發生，現有的監督機制缺乏效率。一旦具體行政行為所依據的法規違反憲法和法律，行政救濟很可能就「此路不通」。由於糾紛解決機構欠缺獨立性和權威性，眾多行政糾紛得不到公正、及時地解決，導致上訪、信訪不斷，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甚至於本來是解決糾紛的機關變成了製造糾紛的機關，本來是消除民怨的機關卻成了積累民怨的機關。為此，應當充分保障法院的獨立審判，增強行政復議機構的獨立性。法院的設置，法官的任免、調動、懲戒，法院的財政等方面應當進行相應改革。在法院體制根本改革之前，可以考慮提高管轄法院的層級，原則上由中級法院作為一審法院。對於起訴鄉鎮政府和縣政府各部門的案件，可以由中級法院設立的巡迴法庭審理。應當建立憲法訴訟制度，允許當事人對法規、規章的合憲性提出訴訟，由法院審查並作出裁判。完善我國行政救濟制度的若干具體設想（一）完善行政訴訟制度的設想完善行政訴訟，應著眼於解決以下問題：第一，拓寬受案范圍。我國《行政訴訟法》對法院受案范圍採取了列舉的方式，其第11、12條分別列舉了應當受理和不能受理的案件類型。這一規定比起該制定前的各個單行法，有所擴大。但是，在實踐中仍然范圍過窄，很多案件進不了訴訟渠道，公民告狀無門。從解決社會糾紛的目的出發，原則上應當讓所有的行政爭議能夠在法院得到最終解決。為了精確界定行政訴訟的范圍，避免出現「掛一漏萬」現象，在立法技術上，法院受案范圍宜採用概括式規定；對於特殊行政行為法院不宜受理的，用列舉的方式明確排除。具體來講，應從以下幾方面拓寬受案范圍。一是確立公權力訴訟。除了行政機關行使國家行政權力，還存在其他社會組織行使公共權力的現象。例如，足球協會、會計師協會等行業協會對其成員的處理，村民委員會根據村規民約行使自治權力，公立學校在招生、學籍管理、學位頒發、對學生的紀律處分等方面的管理權。《行政訴訟法》雖然也有關於「法律、法規授權組織」實施具體行政行為的規定，但不夠明確，造成實踐中各地做法五花八門。行政訴訟不能囿於「行政」這個名稱，而應從解決社會糾紛和保護當事人訴權的目的出發，根據行政訴訟的精神實質，把這類公權力行為納入行政訴訟受案范圍。二是把抽象行政行為納入訴訟渠道。《行政訴訟法》把可訴的行政行為限於具體行政行為，排除了抽象行政行為。對於抽象行政行為，只能等到行政機關據之作出具體行政行為後，受害人各自分別起訴，法院在審查該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時予以附帶的審查，決定是否予以適用。這樣做不利於當事人及時獲得救濟，不符合訴訟經濟原則，也不利於及時糾正錯誤的抽象行政行為。應當確立成熟原則，只要行政行為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利益構成實質性影響，後者就可以提起訴訟。三是確立「有法律上利害關系」的起訴標准，開辟公益訴訟。《行政訴訟法》規定可以起訴的范圍基本上限於「侵犯人身權、財產權」。人身權、財產權以外的其他權利，包括政治權利、勞動權、休息權、受教育權、宗教信仰權等，受到行政機關的違法侵害，除非法律另有規定，公民無法依據該法提起訴訟，而只能尋求別的救濟途徑。權利的種類是無法完全列舉的。為了充分保障公民的訴權，應當規定，凡是與行政行為有法律上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該行政行為不服的，都可以提起訴訟。作為上述標準的補充，可以考慮，在某些缺少特定利害關系人的領域，例如公共工程的興建和環境保護方面，允許公民以納稅人的資格提起訴訟，或者由檢察機關代表公共利益提起訴訟。這就把那些不損害特定當事人利益（甚至可能有利於個別人利益），但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政行為也納入到行政訴訟之中。四是全面確立「司法最終救濟」的原則。目前對大多數的具體行政行為，都允許當事人在經過行政復議後提起訴訟，或者直接提起訴訟，但法律規定幾類具體行政行為為行政終局。最近，我國根據WTO規則的要求，修改了其中涉及專利、商標行政行為行政終局的規定，但仍保留了若干行政終局的類型。今後還應繼續取消這些不符合WTO規則要求和行政救濟原則的規定，允許當事人對於所有行政行為，在窮盡行政救濟後向法院起訴。對於行政機關獎懲、任免、待遇等內部行政行為，《行政訴訟法》也排除法院受理。有些國家曾把這類行為視為「特別權力關系」，不準法院受理。但戰後各國紛紛開禁，從而消除了這個「法外空間」。我國近期可能還不宜把它們全部納入行政訴訟受案范圍，但應當提供合理的救濟渠道。為公正、及時解決糾紛，借鑒外國經驗，可以考慮：對於不予錄用、開除等涉及公務員基本身份關系和重大利害關系的行政行為，允許當事人在窮盡行政救濟後提起訴訟；引入憲法和法律原則作為審查依據，加強審查力度，保證審查結果的公正性。第二，延長訴訟時效。《行政訴訟法》規定普通訴訟時效為三個月。這一時效過短，導致很多公民喪失起訴時機。從保護原告訴權的目的出發，應當規定更長的時效期間。此外，行政訴訟是否適用時效中斷等一般規則，法律應作明確規定。被告對原告起訴主張超過訴訟時效的，應當在答辯期間提出；被告在一審中沒有對訴訟時效提出異議，在二審中不得再以超過訴訟時效作為抗辯理由。對於原告起訴是否超過訴訟時效有爭議的，應當由被告舉證。第三，經過復議的案件，一律以復議機關為被告。《行政訴訟法》第25條規定：「經過復議的案件，復議機關決定維持原具體行政行為的，作出原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為被告。」在實踐中，一些復議機關為了「不做被告」，千方百計地維持原具體行政行為。這種現象削弱了行政復議的作用，不利於解決糾紛，也不利於上級行政機關監督功能的發揮。為此，應當修改為，經過復議的案件，一律以復議機關為被告。第四，訴訟中的執行以停止執行為原則。依據現有規定，原則上起訴不停止具體行政行為的執行。實踐中，一些行政機關為造成既成事實，利用職權，在訴訟過程中搶先執行，給原告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害，並給訴訟造成被動。從保護原告的合法利益，維護行政訴訟的正常進行考慮，似應改為以停止執行為原則。在特殊情況下，為防止給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損失，行政機關可以向法院申請執行，也可以請求法院適用「加速程序」。第五，完善證據制度。行政訴訟的證據制度是個比較復雜的問題，現有規定過於簡略，不利於法院審判。當事人舉證的時限、證據可采性問題，都缺乏詳細規定。法律要求被告在收到起訴狀副本之日起10日內提交答辯狀，並且提供當初做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依據。但對於被告不提供或者無正當理由逾期提供的法律責任，缺乏規定。實踐中，有行政機關採用不提供、不應訴、不出庭，對抗法院審判。為此，應當增加規定，被告不提供或者無正當理由逾期提供的，應當認定該具體行政行為沒有證據、依據，判決撤銷該具體行政行為。被告在一審過程中沒有提交證據，到二審時再提交，也不能作為撤銷或變更一審裁判的理由。應明確規定：未經庭審質證的證據，不能作為定案證據；被告嚴重違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證據，不能作為認定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合法的依據等等。第六，完善裁判方式。《行政訴訟法》第50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不適用調解。」當初這么規定，是擔心行政機關利用調解壓制原告，或者拿公共利益作交易。但在審判實踐中，大量案件是原、被告在法院的默許乃至動員下通過「協調」解決的，禁止調解的規定名存實亡。從解決糾紛的角度出發，只要「協調」過程和結果不違反法律，應當予以准許。為此，似應取消前述規定，允許調解。法院審查後，認為不違反當事人意願和法律強行規定的，製作調解書，經送達生效。根據案件情況，還應增加駁回原告訴訟請求、確認行政行為違法、禁止行政機關實施某個行為等判決方式。對於行政行為合法的，似應適用駁回原告訴訟請求的方式，代替目前的維持判決。此外，應適當擴大司法變更權的范圍，允許法院在特定情況下代替行政機關作出決定。第七，強化執行力度。法院判決後不執行判決的現象依然很嚴重。行政機關對不利於自己的判決（特別是履行義務的判決），往往拒不執行。一些政府領導擔心行政判決影響當地經濟或者行政效率，甚至公然出面阻止法院判決的執行。現有法律的執行條款不夠嚴厲，措施過於簡單。可以考慮將責任落實到個人，特別是增加行政首長的個人責任。（二）完善行政復議制度的設想完善行政復議，主要應解決如下幾個問題：第一，全面擴大行政復議范圍。《行政復議法》對原有行政復議范圍有較大拓寬，但仍有若干明顯不足。例如，局限於外部行政行為，對於行政機關對其工作人員的任免、處分以及待遇問題，還不能申請復議，只能走一般的申訴途徑。立足於公正解決行政糾紛的目標，應當允許所有的行政行為，都可以申請復議。同時，對復議結果不服的，當事人有權向法院起訴。第二，加強復議機構和人員的獨立性。復議機構在機構設置、人員任免、待遇方面應加強獨立性，減少各種干擾。在具體負責復議事務的復議機構的設置上，首先，應當使復議機構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只對本機關首長負責；其次，復議人員的配置上要盡可能超脫，至少要有一半以上的人員不是復議機構的人員，以避免各種干擾。第三，加強復議程序的保障。改變目前行政復議以書面審查為原則的方式，引入聽證程序，保障復議當事人質證、辯論和聘請律師的權利；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外，行政復議應當公開舉行，接受各方監督；除簡易案件外，應當經過當面質證，未經當面質證的證據不得作為裁決的依據，以避免暗箱操作；要有明確的管轄與時限規定。（三）完善國家賠償制度的設想就實施狀況來看，我國的國家賠償制度還很不理想。賠償案件之少，賠償數額之低，獲賠之困難，讓一些人對這部法律失去了信心。對國家賠償制度的完善可以考慮以下方面。第一，擴大國家賠償范圍，增加損害補償制度。現行國家賠償法只適用於國家機關在行使職權中侵權的情況。道路、橋梁等公共設施因設置、管理欠缺而致人損害的，由受害人依照民法通則等規定，向負責管理的企事業單位要求賠償。鑒於我國社會改革的方向，那些實行企業化經營、自負盈虧的行業，如鐵路、民航、電力等，由企業負責賠償；但對於國家設立並由政府直接管理的，如公立學校、公共道路等，應由國家負責賠償。國家賠償法沒有提到國家補償的問題。實踐中，國家機關合法行使職權過程中，也可能給人們造成損失。對於那些因公共利益而承受特別犧牲的人，根據公平負擔的原則，應該給予適當補償。例如，因配合執行國家公務，因見義勇為，因國家保護的野生動物等等而致人損害，需要採取適當方式補償。國家賠償法在修改時應該考慮作出原則規定，再由各單行法具體規定。第二，提高財產損害和人身損害的賠償標准，增加精神損害賠償。現有的國家賠償標准基本上僅僅滿足受害人「最低生存保障」的需要。對於人身自由損害，只賠償平均水平的工資；對於財產損失，原則上只賠償直接損失（有些情況下，連直接損失標准也可能達不到），對於可得利益損失一概不賠。這個標准明顯低於民事賠償的標准，以致受害人為尋求國家賠償四處奔波，最後得到的賠償可能還填補不了車馬費。從「國家侵權同樣承擔責任」的理念和充分發揮國家賠償制度功能的現實需要出發，對於國家機關侵權應當給予充分賠償，其賠償標准不應當低於民事賠償的標准。依照現有規定，違法行為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和生命健康權，只賠償物質性損失，而不賠償精神損害。在國家機關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權和健康權的情況下，給予一定數額的精神損害賠償，既能夠彌補現有賠償標準的不足，又符合受害人對精神損害賠償的普遍期待。在私法領域，精神損害賠償已經得到普遍確認，國家賠償法在修改時也可以予以借鑒。第三，改進賠償費用的支付和管理方式。在國家賠償實踐中，賠償義務機關並沒有遵守賠償費用管理辦法，基本上從部門「小金庫」中支付了事，而不願向財政機關申請核撥。這種狀況既不利於受害人拿到賠償費用，也不利於行政監督。因此，可以考慮，將財政預算列支的賠償費用設為獨立的賠償基金，由賠償請求人憑賠償協議書、決定書或者判決書直接從該基金中申領。第四，落實錯案追究制度。按照國家賠償法的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刑訊逼供、濫用警械或者在處理案件中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賠償義務機關在賠償損失後，應當向其追償部分或者全部賠償費用；有關機關並應依法給予其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實踐中這一條款沒有得到很好落實。落實上述錯案追究制度，將有助於促進政府人員謹慎從事，依法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