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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化公共服務均等化

發布時間:2021-07-20 23:57:18

㈠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歷史趨勢

毋庸置疑,經過前一階段的經濟快速增長和社會急劇轉型,我國經濟社會的基本需求發生了深刻變化,這不僅要求盡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應對生態環境惡化和能源資源短缺引發的嚴峻挑戰,而且要求加快建立覆蓋全體社會成員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以應對基本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所帶來的新的挑戰。有關資料顯示,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多項經濟社會發展指標相繼超越生存型社會的臨界值。就恩格爾系數來看,2000年城市達到39. 4%,農村達到49. 1% ,均低於50%的臨界值。同年,第一產業就業比重首次降至50%的臨界值。2001年,第一產業比重降至14. 1%,首次低於15%的臨界值;第三產業比重達到40.7%,首次超過40%的臨界值。2003年,城鎮化率達到40. 5%,首次超過40%的臨界值。從這些量化標准來判斷,我國在21世紀初開始由生存型社會向發展型社會過渡。在這一進程中,廣大社會成員的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同公共產品短缺、基本公共服務不到位的問題成為日益突出的階段性矛盾。[1]由此可見,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緊迫任務。
社會發展的基本宗旨是人人共享、普遍受益。而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實現人人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必然選擇。換句話說,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過程,共享社會發展成果是結果,它們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要維護社會公平。在當前,通過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讓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是解決民生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體現社會公平的迫切需要。現實生活中存在的諸多不和諧因素,有的是發展不夠的問題,有的則是共享不夠的問題,即沒有很好地讓全體人民公平公正地享受到社會發展的成果。按理說,社會進步的成果應當由全社會來共享,但實際上是由強勢群體來享受或首先享受;同樣,社會代價的後果應當由全社會來分擔,但實際上大部分卻由弱勢群體來承擔或主要來承擔。因此,處在強勢群體中的人,與處在弱勢群體中的人,對社會的關系是不一樣的。強勢群體由於得到很多利益,認為這個社會好,希望維持現狀,對社會認同感較高;而處在弱勢群體中的人,由於地位下降或利益受損,對社會有一種不滿情緒,甚至希望改變現狀,因而對社會的認同感較差。這種復雜的情況必然導致社會矛盾和沖突的產生。所以,必須針對影響社會和諧的突出矛盾,以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點,真正把改革發展成果體現在人民的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平的不斷提高上,體現在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不斷提高上,體現在人民享有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等各方面權益得到充分保障上,以此來促進和諧社會建設。
還應當看到,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衡量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可行標准。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目標實現與否需藉助科學、合理的評判標准,但它具有難測度性,需要一個可行的衡量標准來評判它。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正是一個可行的衡量標准。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本質是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反映了人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程度的高低;另一方面,相對於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難測度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各項指標可以量化,所以它是衡量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可行標准。目前,「4E」標准即效果性、效率性、經濟性、公平性是評價政府基本公共服務的客觀標准,其中的公平性標准即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如「基準評價指標」(即標桿法,就是預先選定一個組織或一個標准,並將其作為本組織一定期限內努力的方向和試圖達到的目標,到設定期末,測度本組織完成預定目標的程度和質量,即為該組織的基準績效得分)、「地區差異指標」(即同一種公共服務,評估得分最大地區與評估得分最小地區間的得分之比)等,[2]均是很實用的公平性評價標准。

㈡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對策思路

提供公共服務是政府的最基本職能。在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方面,各級政府充當著核心主體,承擔著義不容辭的主要責任。對此,理論界和實務界已經達成諸多共識,並正在採取相關舉措提升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能力,但從現狀來看,這些措施在執行過程中存在著明顯的偏頗,亟需加以匡正。
1、避免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不當市場化而引發「泛市場化」。鑒於政府財政緊張、大包大攬基本公共服務而出現短缺、低效率等背景,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市場化曾經被認為是解決政府供給不足問題的有效途徑,但在運行中卻容易引發「泛市場化」,即過度市場化。把不該市場化的基本公共服務也市場化了,把本屬於政府的公共服務安排權放棄掉了,使基本公共服務的消費成本提高,一般群眾難以承受公共服務的高價位,加劇了社會不均。實際上,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務的安排者,而不是直接生產者。市場化就是讓市場提供公共服務,政府出資購買,安排給群眾,使他們得到能保障其基本生存及發展的服務,而不是要政府完全放棄對公共服務的安排權。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主體多元化,應考慮不同類別的基本公共服務應選擇不同的供給主體。有些基本公共服務只能由政府來提供,才會實現公平,這是由這些基本公共服務的特性所決定。因此,在基本公共服務市場化過程中,允許市場進入的基本公共服務,必須要求政府控制服務的安排權,而禁止市場進入的基本公共服務則應盡可能由政府提供,以此來防止因「泛市場化」而導致的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
2、力求公平地分配地方政府轉移支付的資金。完善公共財政政策,科學、合理地轉移支付是實現均等化的直接而又容易見效的手段。正因為如此,許多專家認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擴大公共財政覆蓋面,讓全體社會成員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制度安排。」[12]然而大量的事實表明,地方政府對轉移支付的資金未必能做到公平分配。諸如,在經費缺乏背景下,部門間利益競爭導致轉移支付的資金沒有被公平、合理安排,促使部門間亂用、濫用、挪用資金等現象不斷產生;公共服務部門內部未能把資金用於最需要的群體或地區,使真正需要援助的對象沒能得到服務,導致嚴重的不公等。其實,完善公共財政政策不僅要克服基本公共服務的財政供給不足問題,而且要解決財政供給不均問題。地方對轉移支付資金必須公平分配,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財政供給均等化。為此,增加部門經費開支透明度,提高受服務對象的知情權、參與權,是預防公共財政轉移支付分配不均的有效辦法。在對公共服務支出進行績效審計時,應特別考慮公共服務支出的公平性問題。
3、推進公共服務政策制定與實施的民主化、科學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現有賴於公共服務部門科學、民主地制定並實施公共服務政策。如果公共服務政策制定與實施缺乏民主化、科學化,同樣會使理想的均等化目標遭夭折。如果部門政策制定不科學、不民主,容易增加制度性的不均等。若公共服務政策制定缺乏均衡性、具體可行性、全面性、民主性、靈活性、法制性,就出現政策失衡,政策背離公民實際需要,背離國家公共服務目標,最終引發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同時,由於部分工作人員的責任意識及服務意識不強、素質不高、工作態度不好,對政策誤解、曲解,沒能嚴格按行政程序法施行,使政策執行偏離工作要求,引發行政亂作為、不作為,導致公共服務不公平。實踐證明,行政程序法、行政問責制、合理的幹部考核制度、聽證制度等,是保證公共服務政策科學制定與執行的科學化、民主化的有力舉措。 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僅要重視提升政府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能力,而且要重視提高社會公眾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能力。公眾能否真正享受基本公共服務,也取決於公眾享受基本公共服務能力的高低。為了實現均等化,必須努力追求全體社會成員具備大致相當的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能力,特別是困難群體的享受能力。
首先要增強意識,提高公眾對公共服務的選擇能力。所有公眾都有根據自己實際需要選擇基本公共服務的權利,但未必所有人能有足夠高的公共服務選擇能力,以選擇真正適合自己需要的公共服務。一部分公眾有經濟實力,但他們缺乏選擇公共服務的意識,沒有得到本來可以均等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務。如他們缺乏參保意識,沒有購買社保、醫保、失業保險,造成機會不均。也有的公眾對公共服務期望值過高或盲目信任,在選擇公共服務時缺乏判斷,未能經濟地消費公共服務,增加了不必要的消費成本。如農民小病進大醫院、盲目攀比進城擇校就讀等現象,就是沒有經濟地消費公共服務的典型。這對消費者來說也是一種不平等,但這種不平等是由消費者自己造成的,表明了他們缺乏經濟地消費公共服務的意識,缺乏選擇公共服務的能力。
其次是增加就業,提高困難群體公共服務的購買力。「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要貫徹『自助先於公助』原則……將政府公共服務作為一種自助之外的補助形式,而不能將政府公共服務作為一種純粹的福利性公共產品。」[13]雖然政府出資購買基本公共服務,但仍有相當一部分基本公共服務需要群眾自己付費,群眾必須具備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經濟能力。困難群體的經濟能力對實現均等化有決定性的作用。只有當困難群體具備一定經濟能力,他們就會付得起購買基本公共服務的費用,政府就會減少供給基本公共服務的壓力。但由於困難群體經濟承受力低,難於購買如社保、醫保、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失去了受服務的機會,導致機會不均。提高困難群體公共服務購買力是消除不均的根本途徑。而充分就業是提高困難群體公共服務購買力的保障。現階段,政府應該「授之於漁」,重點考慮幫助困難群體充分就業,為困難群體提供低保、免費的職業培訓及就業信息,創造就業條件等。 目前城市擁有比農村更多數量的基本公共服務資源,使城市居民享受到比農村居民更高質量的服務。但造成現階段城鄉居民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務中的質量上不均,不僅僅在於城市擁有更多數量的基本公共服務資源,而且也是由於城市對基本公共服務資源利用的集中程度更高。而在廣大農村,基本公共服務資源有限,又沒有被集中利用,極大影響基本公共服務質量。
農村要想得到高質量的基本公共服務,除了政府加大對農村投入外,還應該考慮集中利用農村現有的有限基本公共服務資源。事實上這是可取的,也符合我國農村實際。相對來說,農村地廣人稀(特別是西部地區),且近幾年的計劃生育使人口數量減少;同時,大量農民工湧入城市,農村的基本公共服務資源尤其是人力資源、設備、設施等利用率低,有「浪費」的嫌疑(農村近幾年的小學生入學人數減少,農村衛生院的就診率下滑,農村文化等基礎設施閑置等情況足以證明這一點)。這種現實,要求政府應該考慮農村現有基本公共服務資源的集中利用。可考慮在公共財政投入數量不變前提下,根據各地具體情況適當合並農村學校、農村衛生院、農村基礎設施,集中利用資金、人力資源、設備、設施,以提高公共服務質量,縮小與城市的差距。從長遠來看,除了集中利用農村基本公共服務資源外,還可考慮加速城鎮化。因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程度高低,與城鎮化、工業化的程度高低相關。城鎮化、工業化的程度越高,基本公共服務資源被集中利用的程度就越高,基本公共服務就越均等。這種成功做法在國內外都有先例,值得借鑒。 公共服務績效評價體系包括政府自身的績效評估和公眾對政府公共服務質量的評議。迄今為止,政府自身的績效評估相對比較完善,但公眾對政府公共服務的評價體系尚未建立健全。政府自身的績效評估往往以各種量化指標,從政府的理想預期出發,沒有把公眾對政府公共服務的滿意度作為考核政府績效的標准。實際上,公眾是政府公共服務的對象,公眾的滿意度才真實反映了公共需求的滿足程度。公眾對公共服務表達不滿,說明他們的公共需求沒有得到滿足,要求政府改變公共服務方式,進而提高公眾滿意度,基本公共服務才會趨向均等。
建立健全公眾公共服務評價體系在現階段尤為重要。它不僅能夠對公共部門的行為起到約束和引導作用,而且有利於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效率和品質。針對目前公眾公共服務評價體系還未建立,公眾公共服務評價能力比較低,還缺乏公共服務評價的方法與技能等實際情況,尋求普及公共服務評價體系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對於提升公眾公共服務評價能力、充分表達滿意度,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具有現實意義。與此同時,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務效果的跟蹤反饋制度,明確對公共服務活動監督的主體、內容、對象、程序和方式,規范問責操作程序,健全社情民意溝通渠道,擴大公眾在公共服務問責制中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

㈢ 我國為什麼要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毋庸置疑,經過前一階段的經濟快速增長和社會急劇轉型,我國經濟社會的基本需求發生了深刻變化,這不僅要求盡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應對生態環境惡化和能源資源短缺引發的嚴峻挑戰,而且要求加快建立覆蓋全體社會成員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以應對基本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所帶來的新的挑戰。有關資料顯示,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多項經濟社會發展指標相繼超越生存型社會的臨界值。就恩格爾系數來看,2000年城市達到39. 4%,農村達到49. 1% ,均低於50%的臨界值。同年,第一產業就業比重首次降至50%的臨界值。2001年,第一產業比重降至14. 1%,首次低於15%的臨界值;第三產業比重達到40.7%,首次超過40%的臨界值。2003年,城鎮化率達到40. 5%,首次超過40%的臨界值。從這些量化標准來判斷,我國在21世紀初開始由生存型社會向發展型社會過渡。在這一進程中,廣大社會成員的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同公共產品短缺、基本公共服務不到位的問題成為日益突出的階段性矛盾。[1]由此可見,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緊迫任務。
社會發展的基本宗旨是人人共享、普遍受益。而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實現人人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必然選擇。換句話說,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過程,共享社會發展成果是結果,它們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要維護社會公平。在當前,通過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讓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是解決民生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體現社會公平的迫切需要。現實生活中存在的諸多不和諧因素,有的是發展不夠的問題,有的則是共享不夠的問題,即沒有很好地讓全體人民公平公正地享受到社會發展的成果。按理說,社會進步的成果應當由全社會來共享,但實際上是由強勢群體來享受或首先享受;同樣,社會代價的後果應當由全社會來分擔,但實際上大部分卻由弱勢群體來承擔或主要來承擔。因此,處在強勢群體中的人,與處在弱勢群體中的人,對社會的關系是不一樣的。強勢群體由於得到很多利益,認為這個社會好,希望維持現狀,對社會認同感較高;而處在弱勢群體中的人,由於地位下降或利益受損,對社會有一種不滿情緒,甚至希望改變現狀,因而對社會的認同感較差。這種復雜的情況必然導致社會矛盾和沖突的產生。所以,必須針對影響社會和諧的突出矛盾,以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點,真正把改革發展成果體現在人民的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平的不斷提高上,體現在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不斷提高上,體現在人民享有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等各方面權益得到充分保障上,以此來促進和諧社會建設。
還應當看到,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衡量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可行標准。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目標實現與否需藉助科學、合理的評判標准,但它具有難測度性,需要一個可行的衡量標准來評判它。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正是一個可行的衡量標准。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本質是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反映了人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程度的高低;另一方面,相對於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難測度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各項指標可以量化,所以它是衡量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可行標准。目前,「4E」標准即效果性、效率性、經濟性、公平性是評價政府基本公共服務的客觀標准,其中的公平性標准即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如「基準評價指標」(即標桿法,就是預先選定一個組織或一個標准,並將其作為本組織一定期限內努力的方向和試圖達到的目標,到設定期末,測度本組織完成預定目標的程度和質量,即為該組織的基準績效得分)、「地區差異指標」(即同一種公共服務,評估得分最大地區與評估得分最小地區間的得分之比)等,[2]均是很實用的公平性評價標准。

㈣ 怎樣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

當前最重要、最迫切、最基礎的工作應當是著力推進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標准化建設。為此建議:
一、加強頂層設計,研究制定公共文化服務發展專項規劃
本著「立足當前、著眼長遠、統籌協調、適度超前」原則,研究制定符合我省地域特點的公共文化發展專項規劃,以此指導全省各地公共文化事業健康有序發展。
二、完善制度設計,建立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標准體系
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的一個基本前提,要有一個基本統一的服務標准體系。基本公共服務標准,是指在一定時期內為實現既定目標而對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所制定的包括服務范圍、服務項目、保障水平和服務質量的標准,以及技術和管理等相關規范。建立健全基本服務標準的動態調整機制。
三、堅持統籌兼顧,科學規劃和建設公共文化服務設施網路
應把農村文化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構建完善的城鄉公共文化服務設施網路。堅持城鄉統籌,實行重點突破,優先安排涉及農村的文化建設項目,重點加強縣級文化館和圖書館、鄉鎮綜合文化站、村文化室建設。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貧困地區文化服務網路建設支持力度,增加公共文化設施總量,有效解決城鄉、區域公共文化設施布局不平衡問題。在推進城鎮化和美好鄉村建設過程中,要更加註重對傳統文化設施的保護和利用,防止「一拆了之」的錯誤做法。
四、實行以城帶鄉,努力提高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科學化水平
建立以城帶鄉、城鄉聯動機制,促進城鄉文化資源優化配置、科學整合和綜合利用,形成城鄉一體的公共文化服務網路,不斷提高公共文化服務水平。重點是鼓勵城市對農村進行文化幫扶,把支持農村文化建設作為創建文明城市基本指標,建立城鄉文化幫扶責任制,推動農村文化建設;積極探索適合農村特點、適應農民群眾需要的文化服務方式,不斷提高服務質量。發揮公益性文化單位的主體作用,鼓勵公共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等公益性文化單位面向農村提供網點服務、流動服務,建立流動服務平台。扶持文化企業以連鎖方式加強基層和農村文化網點建設,推廣新型代理配送制度,構建貫通城鄉的文化產品流通網路。推動電影院線、演出院線向市縣延伸,支持演藝團體深入基層和農村演出。運用現代數字技術、網路技術、信息技術拓寬農村基層公共文化服務空間,增強服務效果,提高服務品質。
五、拓寬投入渠道,建立公共文化服務投入保障機制
優化財政投入結構,變城市偏向型為城鄉共進型財政支出體系。要拓展基本公共文化服務的供給模式,打破政府是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唯一的供給者這個桎梏,完善文化經濟政策,探索市場化運作方式,拓展融資渠道,鼓勵社會力量通過多種形式參與公共文化建設,實現公共文化建設資金來源多元化、社會化和市場化。

㈤ 城鎮化四改一保指哪四改

戶籍制度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財稅體制改革和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改革

㈥ 城鎮化後,市民化的主流觀點是什麼

新型城鎮化的核心在於不以犧牲農業和糧食、生態和環境為代價,著眼農民,涵蓋農村,實現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和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共同富裕。

新型城鎮化:是以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產業互動、節約集約、生態宜居、和諧發展為基本特徵的城鎮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鎮、新型農村社區協調發展、互促共進的城鎮化。

㈦ 政府在城鎮化建設中應該如何作為

加快推進城鎮化建設,是當代中國政府面對新的歷史起點必須擔當的戰略任務,但在推進城鎮化進程中,出現了「被城市化」、「豪華城市化」、「邊緣城市化」以及城市基礎設施短缺、形象工程過濫、歷史文化風貌喪失、城市千城一面、生態人居環境惡化、交通堵塞等「城市化病」。這表明,並不是每一級政府及官員都清楚自己在推進城鎮化建設中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仍然存在著政府職能的缺位、越位和錯位,如果不進行政府職能的正確定位、歸位和正位,我們加快城鎮化建設的戰略就會落空甚至走向歧途。
結合當前我國實際,筆者認為,政府在推進城鎮化建設中應該管,而且是管得了、管得好的職責主要體現在做好規劃、提供服務、減少震盪、保護生態,也就是「四管」:管規劃、管服務、管社會、管環境。
一、「管規劃」——堅持「富規劃、窮建設」,保證城鎮建設規劃的科學性、合法性、合理性,避免規劃失誤
加強對城市的規劃、建設和管理是政府的主要職能。其中,規劃是首要的,是基礎也是龍頭,一個好的規劃能夠使城市建設與管理獲得事半功倍的高起點。「重建設,輕規劃」、「重投入,輕管理」是目前地方政府推進城鎮化中存在著普遍問題。因此,首先應樹立「富規劃,窮建設」的理念。所謂「富規劃」,是指要在規劃上捨得花大錢,下大功夫,注重投入;而「窮建設」,是指要在建設上量力而行,量體裁衣,注重資金資源的效率產出,不瞎折騰。堅持「富規劃」實際上就是強調政府要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到「管規劃」上來,通過保證規劃的合法、合理、合情,正確地履行政府的基本職能。堅持「富規劃」,是政府當前最需要做好的功課,也是許多政府尚未做好的功課。
一是要把城鎮規劃當作一門科學看待,克服「重政治,輕技術」的傾向。城市規劃學作為一門系統的科學,在人類歷史上已具有百餘年的專業歷史,城市作為人類最大的人工構築物,具有綜合性和復雜性。古今中外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在城鎮化加速發展過程中,如果失去科學的規劃,將會出現災難性的城鎮化或城市化。美好的規劃是城市美好的藍圖,但它必須是科學的藍圖。各級政府及官員務必明白,政府在城市規劃的科學知識儲備和工程技術掌握方面是「有所不能,有所不為」的。
二是要保證規劃的合法性,克服「重人治,輕法治」的傾向。城鎮化的推進必須體現政府的依法行政的職能,因為規劃是政府的一種法制行為。政府要依法把該管的管住,比如,針對城市的不可再生資源的保護提出來的「五線」管理制度,即用地紅線、綠地綠線、水體藍線、歷史文化保護紫線、市政公用設施黃線,切實維護規劃的法定性、嚴肅性和權威性。同時,要依法保護好人民群眾的利益,使群眾的利益在規劃的起點上就得到保護。特別是在征地拆遷中的利益補償,目前拆遷,正在考驗著我們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智慧。必須依法進行拆遷,防止暴力拆遷、掠奪性的徵收,遏制突擊拆遷。在新一輪的城鎮建設中,政府應站到台前來,是公共利益,就應當保護;是商業利益,就只能是協調,不能強制拆遷,這就是政府職能要「正位」、「歸位」。城鎮規劃,屬於重大決策,不能政府閉門造車,一家說了算,更不能是「一把手」說了算的「首長工程」。
三是要打破「精英規劃」,從少數人決定走向多數人的參與,變以往的自上而下的規劃為自下而上的規劃。規劃要保證公共利益就必須有公民的真正參與,要把城鎮規劃的過程視為政治文明推進的過程,培育公民意識的過程。改變城鎮化中「精英治理」、「家長式治理」的思維方式,尤其要發揮專家智囊團的作用,成立城鎮建設規劃委員會,其中專家的比例不應低於50%,而我國不少地方的比例遠遠低於50010。與此同時,要有規劃決策失誤的終身責任追究制。如果說決策失誤造成的浪費,是中國最大的浪費,那麼規劃的失誤,則是最大的失誤。因為這種失誤將帶來成百上千億的損失,是一種沒有機會改正的錯誤,如城市基礎設施布局和城市空間布局的失誤,幾乎是不可逆轉的失誤。
二、「管服務」——堅持「富民興鎮,惠及民生」,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避免公共服務的「缺位」
為什麼要推進城鎮化?為誰推進城鎮化?回答這些問題在理論上很清楚,但在行動上未必清楚。比如,在城鎮化建設中,政府、開發商、農民三方經常成為利益的博弈者,政府會經常忘記自身是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實質上,惠及民生,讓城鎮化成為惠民、利民、福民的工程,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是推進城鎮化的根本目的。
一是要把「富民興鎮」作為政府推進城鎮化的第一要務。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務在未來解決的重點是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據測算,中國城鎮化水平提高一個百分點,就將有1000多萬農民轉化為市民,實現農民市民化,使他們與城鎮居民一樣享受國家的教育、醫療、就業、住房、社保等公共服務,以及城鎮公共設施、交通、休閑、文化等公共服務,其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會有較大的提高。
二是要防止「重建設,輕民生」傾向,堅持推進城鎮化與完善公共服務的一致性,克服把二者對立起來的觀念。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可直接帶來消費的增長,它不僅是投入同時也是一種產出。學者研究發現,現在的教育在整個貧富差距中所佔的比例高達20010,如果改善了教育,就等於縮小了貧富差距。不少地方政府及官員看不到這一點,把改善民生、提供公共服務簡單地看作是花錢賠本的事,甚至認為是個無底洞。實際上公共服務的優化和保障,在推進城鎮化的進程中會使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產生巨大和持續的增長預期。兩者是並行不悖的,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
三是要在構建適合城鎮化的公共服務體繫上下功夫。與大中城市的公共服務體系相比,城鎮的公共服務體系有它自身的特點。比如,它的著力點應該是推進城鄉一體化的公共服務,重心放在農村人口向小城鎮的轉移和聚集,優化農村勞動力就業結構,促進城鎮第二、三產業發展,在「小而特」、「小而精」、「小而專」上下功夫,即小城鎮的特色化、專業化、精細化,而不能追求大城市的大而全,切不可貪大求洋,脫離實際。目前,許多地方政府在城鎮化建設中十分熱衷於高樓、大廈、大廣場、寬馬路、寬大橋等所謂「大手筆」,而忽視方便群眾、解決實際問題的「小手筆」。城鎮化發展重點在城市,難點在農村。尤其是對一些農業大省來說,有近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農村,無論是縣域經濟還是農村公共服務水平都較為落後,更應該樹立「小城鎮,大戰略」的思想,把重心放在農村。把篇決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在城鎮就業、落戶作為重點,加大對小城鎮公共基礎設施的投入,提供均等化的教育、醫療、戶籍、養老、住房等公共服務。
三、「管社會」——堅持「小城鎮,大社會」,提高社會管理水平,避免過多的社會震盪
加速城市化,必然帶來社會轉型和一定的「陣痛」,對居民長期形成的居住環境、鄰里關系、生活方式,乃至利益關系、土地關系等,都可能是一次新的調整和變革,也就必然需要社會的主要管理者——政府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實現和諧的城鎮化。
一是要建立城鎮化的社會風險評估機制。政府及有關部門對城鎮化建設中可能出現的因搬遷改造、集約用地、征地補償、園區規劃等帶來的矛盾沖突、利益磨擦,應有足夠的心理准備和機制應對,對其風險進行科學的評估和預測,並作出正確的選擇。城鎮化,必須把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統一起來,既要考慮經濟建設成本,也要考慮社會成本,取其利避其害。
二是要堅持城市的一切都是為了人,防止出現新的貧困人口和「邊緣化」人口。尤其要尊重普通人,或弱勢群體的權益。比如,城鎮化中的「農民上樓」工程,也可能本意是好的,但政府必須考慮農民搬進了樓房,一夜之間,似乎農民變成了市民,其後期的生活出路和在哪裡?一旦土地補償金用完了,農民如何有生活來源,其社會保障在哪?如果這些後顧之憂沒有解決,就有可能形成新的社會隱患,甚至讓所謂的「新市民」變為「新貧民」,成為「三無」人員:「種田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
三是要建立健全城鎮化所要求的社會管理體系。「人居城鎮,家留農村」,我國不少城鎮化人口實際上是「兩棲人口」,他們雖然工作和生活在城鎮,但他們並沒有真正融人城市,他們沒有與城鎮居民同等的社會權益,生活處於不穩定的狀態。因此,要改變城鄉二元體制的社會管理格局,加大戶籍制度改革力度,放開城市和縣城對農民的限制;要加強新的社區、居民點的管理和服務;要鼓勵社會各界積極為城鎮化貢獻力量,協調各社會組織依法活動,保證城鎮的社會安全。
四、「管環境」——堅持「綠色城鎮化」,提高人居環境水平,避免先污染後治理
「所謂理想的城市就是把城市的活力帶到農村,而把農村的優美的環境、田園般的生活帶到城市裡來」,這是美國著名的規劃學家劉易斯-芒德福對人類幾千年城市化理想追求最精闢的概括,也是我國城鎮化建設中政府應該擔當的責任和追求的理想目標。環境的污染和人居環境的惡化,是我國當前城市化面臨的一大危機。政府在推進城鎮化中應扮演生態文明的建設者:要有明確的優化城市環境和人居環境的目標導向,或者說要有一個良好的行動綱領。從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的指標體系中,我們可以看到它有四檔標准,即綠化先進城市、國家園林城市、生態園林城市、中國人居獎城市,這是一個層次遞增、要求逐次提高的指標體系。我們不可能一步登天,而且小城鎮更需要較長的過程,但所有的城鎮都必須從綠化開始,達到綠化先進城市的標准,因為這是環境優美城市最基礎的平台。一個花草灌木合理搭配的城市綠地可以發揮多種功能:保護城市的生物多樣性;為市民創造休息、散步優質的公共空間;為城市分割出若干個組團提供最好的隔離帶,成為旅遊業的載體;滿足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城市管網許多在綠地底下;能夠吸收空氣中的灰塵以減少污染,防止疾病蔓延;可以成為調整城市小氣候地面熱導效應的主要手段,多栽樹就能調節市中心與城郊的夏天的溫差。「要想富,多栽樹」,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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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什麼是新型城鎮化

新型城鎮化是以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產城互動、節約集約、生態宜居、和諧發展為基本特徵的城鎮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鎮、新型農村社區協調發展、互促共進的城鎮化。新型城鎮化的核心在於不以犧牲農業和糧食、生態和環境為代價,著眼農民,涵蓋農村,實現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和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共同富裕。

所謂新型城鎮化,是指堅持以人為本,以新型工業化為動力,以統籌兼顧為原則,推動城市現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態化、農村城鎮化,全面提升城鎮化質量和水平,走科學發展、集約高效、功能完善、環境友好、社會和諧、個性鮮明、城鄉一體、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化建設路子。新型城鎮化的「新」就是要由過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規模擴大、空間擴張,改變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務等內涵為中心,真正使我們的城鎮成為具有較高品質的適宜人居之所。城鎮化的核心是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而不是建高樓、建廣場。農村人口轉移不出來,不僅農業的規模效益出不來,擴大內需也無法實現。

㈨ 新型城鎮化建設包括哪些方面啊

新型城鎮化:是以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產城互動、節約集約、生態宜居、和諧發展為基本特徵的城鎮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鎮、新型農村社區協調發展、互促共進的城鎮化。1992年中國改革開放後正式實行城鎮化體制改革,上海浦東,蘇州等應運而生。
新型城鎮化的核心在於不以犧牲農業和糧食、生態和環境為代價,著眼農民,涵蓋農村,實現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和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共同富裕。
與人們日常生活中單純從字面理解的意思不同,城鎮化,就是指涉及社會方方面面、關繫到大至都市,小到農戶的產銷、合作、互動、和諧的新型社會關系。

一要以人為本,加快農民工等城市邊緣人群的城市融入。農民工是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特殊產物,這一群體已達到2.53億人(2012年)。盡管政府已經採取不少措施改善農民工境遇,但由於涉及長期積累的深層矛盾,許多農民工還是難以較好地融入城市。
接下來,要進一步推進城市經濟尤其是服務業發展,為農民工等群體創造更多就業和提高收入的機會;要持續加強保障房建設,為農民工等群體在城市安家提供基本條件;要大幅提高農民工社保水平和覆蓋面,減少其在城市落戶生活的後顧之憂;要盡快把農民工納入城市財政保障,使其與市民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務,加速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進程。

二要統籌城鄉,促進城鎮和農村良性互動、共同發展。城鎮化不能以犧牲「三農」為代價。糧食等農產品的安全供給始終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包括城鎮化的基礎,時刻不能放鬆;廣大農村地區即使再經過二三十年仍將有數億人口居住,絲毫不能忽視。因此,新型城鎮化必然是「以城帶鄉」的城鎮化,要大力推動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縮小城鄉生活水平和生產條件的差距:要加快推進農村征地制度等相關制度改革,使農民在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分享更多收益:要進一步調動農業生產積極性,夯實農業發展基礎,確保糧食等農產品供應安全,為經濟社會平穩健康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三要大小並重,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格局。當前許多城市面積急劇擴大,而管理服務水平則相對較低,不少大城市交通擁擠、環境惡化、資源緊缺,而人口仍在不斷湧入: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則由於經濟實力較弱、公共服務不足而發展遲緩。
據統計,目前我國還有20%的小城鎮無集中供水,86%的小城鎮無污水處理設施,小城鎮的人均市政公用設施投入僅為城市的20%。接下來,一方面要推進城市建設從外延擴張向內涵提升轉變,提高城市管理服務水平;一方面則要根據我國人口眾多的現實,引導產業在不同規模城市間合理布局,降低城鎮化的門檻,避免形成畸大畸小、畸重畸輕的城鎮格局。
四要集約節約,在資源能源有效利用的前提下推進城鎮建設。我國規模龐大的城鎮化既是空前的機遇,也必將伴隨資源環境的巨大挑戰。以土地資源為例,2000年至2011年,我國城鎮面積增長幅度大大超過人口的增長幅度,城鎮人口密度不升反降,土地資源浪費嚴重。
顯然,若繼續以類似方式使用資源能源,我國城鎮化將難以持續。為改變這一現狀,要盡快推進資源能源的價格改革,使其能合理反映資源能源的稀缺程度;要鼓勵引導形成循環利用資源、節約使用能源的生活方式和產業體系;要加快節能建築發展、推動新能源的普及應用,使我國城鎮化走上綠色、低碳的健康發展之路。
毫無疑問,我國城鎮化已經取得了巨大成績,也毋庸諱言,我國城鎮化還存在著很大不足,但只要我們把握住新型城鎮化的方向,採用日益先進的管理理念和技術手段,全力推進,相信城鎮化一定能給廣大民眾帶來生活的巨變,也給經濟發展提供持久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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