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代理纠纷的案例

『壹』 委托代理、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的案例

十四岁的小孩打架，把别人打成轻伤，被人告上法院，他爸爸替他出庭，他爸爸是法定代理。

如果他爸爸替他雇了一个律师，替他出庭，是委托代理

如果他爸爸和妈妈已经离婚，互相推诿，谁也不出庭，法院指定爸爸或者妈妈出庭，是指定代理。

『贰』 委托代理问题 案例

刘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合同法49条规定，该代理行为有效，因此合同也有效。
本人愚见，若有正确答案，请劳驾发站内信，谢了 ！

『叁』 有争议的案例

提供一个我们事务所同事办过的经典案例：

李杏英诉上海大润发超市存包损害赔偿案

原告：李杏英，女，66岁，退休职工，现就聘于上海航空旅行社工作，住上海市双阳路。

委托代理人：张桂庄，上海市鲤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大润发有限公司杨浦店。地址：上海市黄兴路。

负责人：骆建中。

被告：上海大润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共和新路。

法定代表人：徐仁羽，董事长。

二被告委托代理人：周知明，上海市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杏英因超市存包与被告上海大润发有限公司杨浦店(以下简称大润发超市)、上海大润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润发公司)发生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此案在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提审。

原告李杏英诉称：原告去被告大润发超市购物时，到该店设置的22号自助寄存柜处存包，按提示投入1元硬币。当该硬币又从退币口出来的时候，投币口上方吐出一张印有1250719748数字的密码条，并见近原告胸口处有一箱门自动打开。原告遂将随身携带的黑色皮包一只(内有刚领取的旅游团款4660元和私款650元)、雨伞一把寄存在该箱内，然后进去购物。购物出来后，原告按密码条的提示输入密码，却打不开箱门，便找大润发超市的工作人员。在被要求写下箱内寄存物品的名称及钱款数额后，工作人员用钥匙打开原告指认存物的箱门，发现箱内是空的。当晚，原告即报警并留下笔录。事后原告就此事与大润发超市和大润发公司交涉，未果。原告认为，超市要求消费者将自己的财物存入超市设置的自助寄存柜内，双方形成的是保管合同关系，超市应当对保存的消费者财物承担保管责任。由于大润发超市对自己给消费者提供的自助寄存柜的安全、可靠性过于轻信，疏于管理，以致原告存入柜内的钱物遗失。请求判令二被告给原告赔偿经济损失5310元；诉讼费由二被告负担。

被告大润发超市、大润发公司辩称：原告当天在大润发超市购物是事实，但购物与存包没有必然联系，并非所有的消费者都需要存包。原告提供的密码条，只能说明存包箱曾被原告打开过，但不能证明原告确实在里面存放过物品，更不能证明存放的物品是包、伞和巨款。另外，原告使用的自助寄存柜，是大润发超市无偿提供给消费者使用，以便消费者存放零星物品的，双方就此形成的是无偿借用关系。大润发超市已经将自助寄存柜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以明示的方法告知给消费者。对于消费者携带的大件物品、贵重钱物，大润发超市还设有人工寄存处。现在自助寄存柜本身没有损坏，故大润发超市和大润发公司对原告所称的物品遗失没有过错，无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驳回。

经庭前证据交换和开庭审理，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确认了下列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

被告大润发超市是被告大润发公司隶属的企业。

2000年11月1日下午，原告李杏英在被告大润发超市处购物，并使用该店设置的自助寄存柜。下午5时30分左右李杏英购物结束后，持该店自助寄存柜号码为1250719748的密码条找到大润发超市的工作人员，称其购物前曾将皮包一只(内装从原告聘用单位上海航空旅行社刚领取的旅游团款4660元及个人钱款650元，计5310元)、雨伞一把存入该店22号自助寄存柜的寄存箱内，现因无法打开箱子，要求解决。大润发超市工作人员将李杏英指认的箱门打开后，发现里面是空的。工作人员告知李杏英，其指认的箱门与其所持密码条显示的箱门号码不一致。但是，当工作人员将与密码条号码相符的另一箱门打开后，发现里面也是空的。当晚，李杏英向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镇警署报案。

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形成的争议焦点是：

焦点一：皮包、包内物品和雨伞是否放入自助寄存柜内。

原告李杏英认为，2000年11月1日下午3：00左右，其在受聘单位上海航空旅行社领取了旅游团款4660元后，就乘车于下午4：00左右到被告大润发超市，时间是连续的，中途没有辗转，故应确认其已将上述钱款和物品放入超市的自助寄存柜内。

原告李杏英为此提交的证据是：

证据1、大润发超市号码为1250719748的自助寄存柜密码条，以证明李杏英当时确在大润发超市寄包；

证据2、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镇警署2000年11月1日的询问笔录，以证明李杏英确向警署报案，并证明李杏英与大润发超市的交涉经过。

证据3、大润发超市的两份送货单，以证明李杏英当时确在大润发超市购物。

证据4、上海航空旅行社的暂支单和上海航空旅行社于2002年8月30日出具的证明，以及证人上海航空旅行社出纳俞红的证词，以证明李杏英作为上海航空旅行社的业务员，确曾于2000年11月1日下午3：00左右，在本市中山南路617号615室上海航空旅行社原南市营业部出纳处，领取了旅游团款4660元。

被告大润发超市和大润发公司对原告李杏英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这些证据不能证明李杏英将皮包、包内物品和雨伞放入大润发超市的自助寄存柜内。

被告大润发超市和大润发公司提交了证人大润发超市原接待课课长徐勤华的证词，以说明当时原告李杏英向其投诉及处理经过。

焦点二：消费者使用超市的自助寄存柜存物时，与超市形成何种法律关系?如果消费者存入自助寄存柜内的物品丢失，超市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李杏英认为，自助寄存柜是超市为吸引消费者到其店内购物，同时又要保证其店内货物安全而设置的，这是因购物而派生出来的保管服务。本案双方当事人形成的是保管合同关系。现因被告大润发超市的过错或者说未尽到管理责任，致使本人寄存的财产丢失，大润发超市理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被告大润发超市和大润发公司认为，大润发超市为方便消费者购物而向消费者无偿提供了自助寄存柜，双方就此柜的使用形成的无偿借用合同关系。大润发超市提供的自助寄存柜是质量合格产品，大润发超市也已将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明确告知给消费者，尽到了告知的法律义务。现有证据只能证明原告使用过大润发超市的自助寄存柜，不能证明原告确实将自己的物品放入柜内，更不能证明原告所称的物品是在该柜内丢失的，故大润发超市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为此，被告大润发超市和大润发公司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证人上海华明电子金属柜厂销售副厂长李鹤鹏的证词。李鹤鹏出庭陈述，大润发超市使用的自助寄存柜是该厂产品。该产品出厂时即标示着“操作步骤”和“寄包须知”，使用的密码共有十位数，前两位数表示自助寄存柜内寄存箱的箱号，后八位数随机组合，能1亿次不重复。各自助寄存柜内的寄存箱均从左到右排列，号码从左上方开始，自上而下纵向编号。该产品经中国上海测试中心测试合格，没有发生过质量纠纷。

证据2、反映大润发超市在醒目位置公布寄包事项的一组照片。标题为“免费寄包柜注意事项”的内文是：1、密码单妥善保管，请勿示人；2、价值超过200元商品、现金、手机、皮包等贵重物品请勿存入；3、自助寄包自存自取，如有遗失概不负责；4、存包不过夜，过夜后果自负。

证据3、大润发超市的接待课若干工作规定和登记表，以说明大润发超市对自助寄存柜的内部管理。规章主要内容有：对由于种种原因无法通过正常输入密码打开的箱子，工作人员征得消费者同意，先填写应急开箱表格后拿钥匙当客人面打开，并核对物品是否与消费者描述的相符。

原告李杏英对被告大润发超市和大润发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其对证人李鹤鹏所述自助寄存柜的密码组成方式并不了解，大润发超市也没有向其明示过。

针对争议焦点，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查明：

本案所涉的退币型自助寄存柜，是被告大润发超市于1999年10月从上海华明电子金属柜厂购入的。当时共购入24个寄存箱为一组的自助寄存柜21个，16个寄存箱为一组的自助寄存柜1个，全部安置在店内。每组自助寄存柜上，均标有“操作步骤”和“寄包须知”。“操作步骤”的内容为：寄包…1、未关的门关上；2、投币；3、取密码纸，勿向他人展示密码；4、包放入箱内；5、关闭。取包…1、密码输入；2、取出物品；3、关门，只能打开箱门一次。“寄包须知”的内容为：1、请使用者看清“操作步骤”和“寄包须知”，不会使用者向管理员请教后再操作，本商场实行自助寄包，责任自负；2、寄包前先将未关的箱门关上，再投币寄包；3、寄包必须投币开门，密码纸妥善保管，供取包使用，密码只能开门一次；4、现金及贵重物品不得寄存；5、当晚22：00前请取走您的物品。另，大润发超市在其服务台内，还设有“大件寄物”的服务项目。

本案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到被告大润发超市进行了现场勘验。现场勘验确认，原告李杏英所称“近胸口处自动打开”的箱门，是22号自助寄存柜内的3号箱。3号箱密码条的前二位数应为“03”，而李杏英所持密码条的前二位数是“12”。经开启22号柜的所有寄存箱，密码条前二位数为“12”的只是第12号箱，该箱位于整组箱柜的最下边一层(近脚处)。在现场勘验过程中，李杏英承认购物当天见到自助寄存柜上的“操作步骤”和“寄包须知”。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关于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一。综观原告李杏英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2000年11月1日下午3：00左右，其曾在旅行社领取过旅游团费4660元；间隔1个多小时后，其在被告大润发超市购物，并使用过该超市的自助寄存柜。李杏英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使用自助寄存柜时，曾将内有5310元钱款的皮包等物放入寄存箱内。

关于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二。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是当事人一致的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规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第三百六十七条规定；“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保管合同是实践合同，即保管合同的成立，不仅须有当事人双方对保管寄存物品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而且还需寄存人向保管人移转寄存物的占有。被告大润发超市作为一家大型超市，为前来购物的消费者提供了人工寄存和自助寄存柜寄存两种存包方式。在大润发超市的自助寄存柜上，印制着“操作步骤”和“寄包须知”。通过“寄包须知”中关于“本商场实行自助寄包，责任自负”、“现金及贵重物品不得寄存”的内容，大润发超市已经把只愿将自助寄存柜提供给消费者使用，不愿对柜内寄存的物品承担保管责任的意思明白表示给消费者。原告李杏英看到自助寄存柜上的明示后，仍不用人工寄存而选用责任自负的自助寄存，说明李杏英不愿将自己的物品交付给大润发超市保管，而只愿使用该超市的自助寄存柜暂时存放。因此，双方当事人没有达成保管合同的意思表示。另外，李杏英按照自助寄存柜的操作步骤，通过“投入硬币、退还硬币、吐出密码条、箱门自动打开、存放物品、关闭箱门”等人机对话方式，直接取得对自助寄存柜的使用权，实现了存放物品的目的。这一过程中，李杏英的物品没有转移给大润发超市占有，大润发超市也没有收到李杏英交付保管的物品。李杏英只是借助使用自助寄存柜继续实现对自己物品的控制和占有，而大润发超市由于没有收到交付的物品，也无法履行保管职责。他们之间不存在保管合同成立的必备要件??保管物转移占有的事实。因此，双方当事人就使用自助寄存柜形成的不是保管合同关系，而是借用合同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被告大润发超市通过印制“操作步骤”和“寄包须知”，已经将自助寄存柜的正确使用方法告知消费者，对可能危及消费者财产安全的事项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根据证人李鹤鹏的证词以及当时自助寄存柜箱门没有被撬痕迹等情况，可以认定大润发超市的出借物无瑕疵并具备应有的使用效能。对无偿借用给消费者使用的自助寄存柜，大润发超市已经尽到了经营者应尽的法定义务。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现场勘验证明，原告李杏英持有的密码条所对应的柜箱，与李杏英指称其放置皮包的柜箱不一致。在此情况下，李杏英既不能证明其确曾将所称钱款放入自助寄存柜内，也不能证明其所称物品的遗失是自助寄存柜本身存在的质量问题造成的，更不能证明其所称物品的遗失是大润发超市在提供寄存服务中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所造成。因此，李杏英要求大润发超市和被告大润发公司承担其所称物品遗失的赔偿责任，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难以支持。

综上，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10月10日判决：

对原告李杏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222元，由原告李杏英负担。

一审判决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又向当事人指出：当前，许多超市除了向消费者提供人工寄存服务以外，还推出智能化自助寄存柜服务。这本是一件既方便到超市购物的消费者，又为超市节约经营成本的好事。但由于自助寄存柜服务是现代经营理念和新技术的产物，它突破了传统的保管寄存范畴，在商家与消费者之间形成了新型的借用关系，由此引发本案这起因消费者使用自助寄存柜而产生的纠纷。在本案中，被告大润发超市和大润发公司虽然胜诉，但有一点需要说明：相对消费者来说，经营者占据着资金雄厚的优势，是强者，理所应当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以人为本的服务，尽最大可能“让消费者满意、使消费者放心”，这是现代经营者应当自觉遵循的经营宗旨。就本案来说，如果超市能将“自助寄存柜”改变一下名称，使其更体现因使用该柜而在超市和消费者之间形成的借用关系，则能减少误解；如果自助寄存柜的寄存箱和密码条上能明确显示箱号，则可能避免消费者错拿错放物品；如果超市能利用现有技术在自助寄存柜前安装电子监控设备，则原告所称遗失的物品是否放入了寄存柜内，如果放入是被何人取走以及如何取走的等问题，就会一目了然。超市不应该满足于已将注意事项用文字明示给消费者，还需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加强对智能化自助寄存柜的管理，使其更趋完善，力争为消费者营造一个更加方便、安全、舒适的服务环境。

对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这一建议，被告大润发超市和大润发公司诚恳接受，表示一定从此案中吸取教训，切实提高对消费者的服务水平。

第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没有提出上诉，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完）

『肆』 关于委托代理关系的案例

B公司属于无权处分，也就是侵犯了A对货物的处分的权利。A公司完全可以要求B赔偿A的货物价值，不必和C扯上关系，也麻烦！

『伍』 指定代理案例、法定代理案例以及委托代理案例各个举例分析

关于委托代理的一道案例分析题
公民李某委托该市新东安画廊购买某著名画家张某的一幅“春色”油画，价值50万元。双方签订委托合同，约定分二期付款。合同签订后，李某便向画廊汇去25万元。其后，画廊经理程某与画家张某达成一份书面协议，购买正在画廊展出的“春色”油画，价值40万。合同订立后，画廊向张某交付5万定金，待画展结束交付该画并付款。过了2个月，因画廊经理程某涉嫌伤害罪，被司法机关逮捕，有三位债权人同时起诉该画廊。画家张某得知后，遂派人去画廊取回油画。李某得知该情况后，在法院起诉画家张某，要求其交付“春色”油画。问：法院是否支持李某的请求？为什么？\

我的意思是法院应支持李某的请求权，李某要求张某履行合同的请求权。理由是委托代理合同的法律后果直接由被代理人承受，我理解为画廊签订的那份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就是李某与张某，与画廊无关。但是有培训机构的权威老师，说这个合同是画廊与张某所签，基于合同的相对性，李某不能对张某行使请求权
合同是有相对性。但是作为隐名委托合同，受托人有披露的义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于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
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

婚姻法典型案例分析之一陈素芹以法定代理人身份代理无行为能力人田喜全诉梁忠梅离婚纠纷案
[案情]
原告：田喜全，男，28岁，无行为能力人。
法定代理人：陈素芹，田喜全之母。
被告：梁忠梅，女，27岁。
田喜全与梁忠梅于1999年11月登记结婚，婚后生一女田雨(两岁)，婚后夫妻感情较好。1993年8月39日因交通事故，田喜全被汽车撞伤，头左颞枕部颅骨粉碎性骨折，经法医鉴定为头部伤残Ⅰ级(植物人，无行为能力)。1994年4月27日，田喜全之母陈素芹以田喜全夫妻感情不好，特别是田喜全因交通事故致伤后，发现梁忠梅有外遇，夫妻感情破裂为理由，以田喜全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向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要求与梁忠梅离婚。陈素芹并委托田喜全之姐李涉萍为委托诉讼代理人。
梁忠梅辩称：婚后夫妻感情一直很好，感情未破裂，不同意离婚。
[审判]
铁西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虽系自主婚姻，但婚后一直未建立起真挚的夫妻感情，加之原告在事故发生后，住院期间为生活琐事及原告对被告不信任等问题发生纠纷，造成夫妻感情破裂。现原告要求离婚，理由正当，应准予离婚。鉴于原告身体情况，原、被告离婚后，婚生女由被告抚养为宜。被告梁忠梅不同意离婚，但又不尽力照顾原告，争取夫妻和好，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之规定，于1994年8月12日判决如下：
一、准予田喜全与梁忠梅离婚;
二、婚生女田雨(两岁)由被告抚养，田喜全每月给付子女抚养费59元，从1994年7月起付至田雨18岁止。
宣判后，梁忠梅不服，以夫妻感情未破裂，不同意离婚为理由，上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田喜全的母亲及其姐同意一审法院判决。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田喜全与梁忠梅系自主婚姻，并生有一女，婚后夫妻感情较好。田喜全虽因交通事故伤势严重，但其住院期间梁忠梅曾去护理，并多次表示愿意照顾其今后生活，故原审法院判决双方离婚欠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于1994年11月24日判决如下：
一、撤销一审民事判决;
二、驳回田喜全离婚请求。
[评析]
此案是一起由无行为能力人的母亲代理提起离婚的案件，二审法院判决的结果是正确的。但原告母亲委托代理人的主体资格合法性及其能否代理原告提起离婚之诉是值得研究的。
首先，本案代理人不具有合法的代理主体资格。本案田喜全系植物人，生活不能自理，无辩认、识别能力，不能作出意思表示，在法律上属无行为能力人，本人不能进行民事和民事诉讼活动，依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应为其设定监护人。按《民法通则》第十七条的规定，监护人的顺序是：(一)配偶;(二)父母;(三)成年子女;(四)其他亲属;(五)……。据此，配偶为第一顺序，梁忠梅应为田喜全的法定监护人。无行为能力人的配偶，不仅依法对无行为能力人负有监护责任，而且还要尽到扶养的义务，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干预。在配偶不放弃监护权，又没有因损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而被人民法院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情况下，其他人不能取代其监护人的地位，行使监护权。因此，本案中田喜全之母陈素芹依法不具有监护权。《民法通则》规定：无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因而，田喜全之母陈素芹也就不具备法定代理人的资格，也就无权委托他人代理参加诉讼。陈素芹与李涉萍代理田喜全提出离婚诉讼请求，不具有合法的代理人主体资格，属无权代理。
其次，代理无行为能力人提出离婚诉讼超出法定监护范围，侵犯了公民的婚姻自主权。按照《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监护人对无行为能力的人监护范围(或责任)主要有以下四方面：(一)对被监护人的人身监护，主要指对其身份健康、教育培养和行为的管理约束;(二)对被监护人财产的管理和保护，使其财产不受损失和侵犯;(三)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如买卖行为，对财产进行必要的处分等;(四)在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人发生争议时，代理他进行民事诉讼。据此，只有当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人发生争议时，才可以由监护人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代理他进行诉讼。但本案涉及的是人身权中的婚姻权益，法律赋予公民以婚姻自主权，由公民自主决定婚姻问题，他人不能替代，否则就侵犯了公民的婚姻权利。本案田喜全虽因交通事故受到人身伤害，但他的婚姻权利并没有受到侵害。田喜全之母与姐以田喜全名义提出离婚诉讼请求，超出了监护范围，不但没有维护田喜全的婚姻权益，反倒是侵犯了他的婚姻自主权，形成了“包办离婚”。
有人提出，正常人提出离婚诉讼，对方当事人为无行为能力人，也需要法定代理人代理诉讼，代理人不是“包办离婚”吗?这是与上述问题不同的另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作为无行为能力人的被告的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其目的是为了维护无行为能力人的婚姻权、财产权和其他权益，代理人对被代理人是否离婚，无权作出意思表示，而是由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婚姻状况和有关法律规定，作出是否离婚的裁判。因此，法定代理人不存在侵犯或干涉被代理人的婚姻自主权的问题。所以，两者是有明显区别的。
第三，他人代替本人提出离婚诉讼，所诉并不体现本人意志，属无效民事行为。婚姻关系的缔结与解除的意思表示，必须由婚姻当事人本人亲自实施，他人无权代理实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三款规定：“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双方当事人约定，应当由本人实施的法律行为，不得代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8条规定：“凡是依法或者依双方的约定必须由本人亲自实施的民事行为，本人未亲自实施的，应当认定行为无效”。就离婚案件来说，离婚是涉及身份关系的诉讼，是否提出离婚诉讼，是婚姻当事人的自主行为，本人的离婚意思表示是离婚这一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未经本人作出意思表示并授权，他人不得代替本人提出离婚诉讼。本案提出离婚诉讼的行为不是田喜全本人亲自实施的(实际也无法实施)，而是田喜全之母与姐擅自作出的意思表示，以田的名义提起离婚诉讼，所诉并不体现田的意志，属于无效民事行为。
综上所述，离婚是涉及人的身份关系的法律行为，必须由本人亲自决定。因无行为能力人不能作出这种意思表示，无行为能力人也就不能作为离婚诉讼的原告。本案田喜全之母既然不是依法设定的监护人，也就不是法定代理人，其以无行为能力人的名义提出离婚诉讼，不具备合法的实体和诉讼主体资格，故其代理无行为能力人提出离婚请求的行为，属无效民事行为，人民法院不应受理此类案件。如其坚持诉讼，人民法院应在受理后，裁定驳回起诉。

代理案例分析

案情简介： 2004年7月10日南京A电脑公司委托南京B快递公司运输价值10999元东芝Satellite M18笔记本电脑一台，B快递公司将上述货物丢失。A电脑公司多次要求B快递公司赔偿损失，B快递公司拒绝赔偿。于是A电脑公司委托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南京分所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在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庭审期间，被告承认丢失了一件货物，但坚决否认丢失的货物是笔记本电脑。原告律师随即追问被告丢失货物的两笔快递详情单编号是否为XXXX691，被告予以承认。快递详情单记载内件为M18，也就是本案第一个焦点应围绕M18究竟是否为笔记本电脑展开。原告向法院提交了无锡讯创的网上订货单、友通快递公司货运单、B公司XXXX691快递详情单、无锡讯创情况说明等四项证据，证明无锡讯创曾向A公司订购20台华硕M3笔记本电脑，其中有一台电脑开箱不合格，无锡讯创就托友通快递将这台电脑运送给A公司更换，A公司换货后又交给B公司运给无锡讯创，但无锡讯创没有收到货物。原告还向法院提交了一份电话录音。在录音中，被告法定代表人承认丢失了原告一台笔记本电脑，只是就赔偿问题与原告达不成一致。以上5项证据，都是间接证据，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被告所丢失的是一台东芝Satellite M18笔记本电脑。庭审中，被告又提出应按其快递详情单的背面条款规定的标准，每台笔记本电脑赔偿200元。其快递详情单的背面条款第6条规定：“运输的货物丢失毁损、灭失的，按以下标准之较低者赔偿：（1）200元；（2）货物的实际价值。”也就是说如丢失的货物实际价值高于200元，赔偿200元；如丢失的货物价值低于200元，则按实际价值赔偿。原告主张按货物的实际价值赔偿22199元。因此本案的第二个焦点是赔偿的标准问题。被告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某报刊载的一个案例。该案例中快递公司丢失了客户6份重要文件，导致客户损失几万元，由于客户没有选择保价，法院判决快递公司只赔偿200元。原告认为，某报刊载的案例与本案有很大不同之处，案例中快递公司就快件在运送过程中发生毁损、灭失后的赔偿责任，制定了两种不同的标准供发运人选择：如无保价，最高赔偿额为200元；凡申报价值超过200元，并选择保价的，则按实际损失赔偿。而本案中，被告在格式条款中只规定了一种赔偿标准，即无论保价与否，最高只赔200元。显然是排除对方主要权利，免除自己责任的无效格式条款。被告还提出按快递详情单背面条款第8条规定，原告已放弃索赔的权利。第8条规定：“托运人应在货物毁损、灭失后15日内向B公司提交书面申请，B公司才赔偿其损失，否则视为托运人放弃索赔的权利。”原告律师认为，该条款违反了我国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强行规定，因而是无效的。一审法院判决原告胜诉。评论：在南京市珠江路上，存在着诸多从事电脑等计算机产品销售的公司，如客户在外地，销售公司则通过快递公司将货物运输给客户。在填写货运单时，双方工作人员往往只写货物的简称，如M3、M18等，甚至“内件说明”一栏是空白的。一旦发生货物毁损、灭失的情况，托运人很难证明托运的货物是笔记本电脑还是其它东西，从而在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虽然在本案中，律师巧妙的利用了间接证据，证明了丢失的货物为笔记本电脑。但笔者还是提醒珠江路上广大从事计算机产品销售的公司，在填写货运单时要写明货物的全称和型号，如东芝Satellite M18笔记本电脑。托运单的背面条款非常重要，在背面，快递公司往往规定了一些对托运人不利的条款，如赔偿限额、索赔期限等。虽然本案中，法院判决该格式条款无效，但并非对托运人不利的格式条款都无效，所以工作人员一定要认真阅读。

『陆』 当事人是同学委托我为民间诉讼接待纠纷案例诉讼代理人,写一份授权委托书,以标准格式写电子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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