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地区差异

❶ 地区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差异系数怎么算

是指各地区经济来发展水平（人自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异系数。
计算公式为：其中n为辖区内地区个数，PCYi为地区i的人均GDP，为n个地区的平均人均GDP。
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系数反映的是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异情况，值越大，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异程度越大，反之亦然。

❷ 江苏省考和国考的区别

江苏省考和国考的区别：
1、国考与省考的组织单位不同。我们首先要从概念上进行区分，国考的全称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招录公务员考试，是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公务员局组织，为中央、国家机关及其直属机构招录公务员，招考人员是面向全国的。
而省考是以各省为单位，由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以及省公务员局组织的招录考试，为省、市、县、乡四级机关招录公务员，招考范围是在本省。
2、国考与省考的考录机关不同。简单来说，考录机关就是录用公务员的单位，也就是公务员考试的需求方。而按照考录机关的层级、隶属关系，公务员考录的职位可以分为中央和地方两大序列，国考即中央序列职位的考试，省考即地方序列职位的考试。
而按照机构的性质和职能，中央和地方两大公务员考录序列，又可以分为多种类别：
国考是中央公务员考录序列，可以分为中央党群机关、中央国家行政机关、中央国家行政机关直属机构和派出机构、国务院系统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四个系统。
省考是各省的公务员考录序列，机构和职位分类在实际上与中央四大系统有着对应的关系，也可以分为党群机关、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直属机构和派出机构，在总体上是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四个系统;在层级方面，省考时按照我国的行政区域进行划分的，可以分为省、市、县、乡四个层级。
3、国考与省考的招考对象范围不同。国考和省考的招考对象均为符合各项条件的我国公民，在这点上是没有太大区别的，但是国考和省考的具体招考对象是不同的。仔细来说，国考招考具有全国性，全国各省区的公民都可以报考，是没有户籍限制的;而省考的招考范围则相对小了一些，一部分省区、部分职位会有户籍上的限制，中公建议各位考生在报考的时候要仔细核对每个职位的户籍限制条件。
4、国考与省考的考试科目相同但细节有所不同。

❸ 农民要的与政府给的差距有多大

一、公共服务：社区建设的核心命题
农村社区建设旨在构建新型的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实现农村社区及整个社会的融合，是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方式的重大变革和制度创新，也是新时期我国农村的一项重大的社会建设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新的改革形势下，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将对公共物品的供给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我国农村社区居民的需求明显增加的同时，原有的计划经济时代所建立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农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因此，如何加大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投入，建立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和满足农村社会全面发展所需的新型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强化农村社区服务，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服务，促进我国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是我国农村社区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学界关于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中农民主体性的的研究基本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对于现实的农村民需求状况和特征缺乏实证性的经验研究，特别是缺乏大规模定量数据资料的支撑。一些研究虽然从局部调查数据出发，提出了建立农村居民需求导向的公共服务供给制度，但是缺乏宏观的掌握和分析，难以进一步从农村居民需求的视角探求我国农村社区服务体系的相关限度。本文旨在通过对全国范围的农村社区居民公共服务需求的调查和统计，分析农民公共服务需求的现状、结构和特征，着重探讨当前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相关限度和矛盾，从农民需求的视角出发，对如何完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提出了相关思考和构想。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作用”。农村居民是农村社区的主体和主人，是推动农村社会发展和演变的主体力量。特别是在“后税改时代”广大农村社区居民的负担明显减轻，从而为全面推进农村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从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农村居民自身的角度，来了解当前广大农民对社区建设的需要，把握他们对社区服务的现实要求、公共需求、发展意见和建议等方面的实际情况，从不同地域、不同层次、不同领域来了解和把握农民作为社区主体的公共需求的现实性和复杂性，是当前理论研究中较为缺乏的一个重要环节和步骤，这正是本文研究的目标所在。
二、社区公共需求的特征
我国是区域间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由于各地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不同，导致了各地农村社区居民的需求存在差异性。从调查来看，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地农村社区居民的公共需求也迅速增长，总体需求呈现出以下四个特征：
（一）农民需求的广泛性和迫切性
从需求的程度来看，广大农村社区居民的公共需求具有广泛性和强烈的迫切性。随着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广大农村社区居民的需求不再是仅仅停留在满足个人生存所需的粮食、住房以及安全等等，当前农村居民的需求日益广泛，这些需求包括乡村道路建设、免费义务教育、农村合作医疗、农产品供需信息、社会治安、劳务输出和就业信息、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文化体育活动、农村信贷、农村饮用水设施建设、病虫害防治、最低生活保障和环境保护等等不同方面。全国有40%以上的农村居民对乡村道路建设需求到农业技术指导、农产品供需信息、劳务输出和就业信息表现强烈的需求，这些也都表明了农村居民对于其进一步发展和增加收入的迫切愿望。
（二）农民需求的地域性差异
从需求的地域性来看，广大农村社区居民的公共需求的地域性差异明显。我国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满足程度较高，社区居民需求层次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工业化进程相对落后，农村社区的发展也比较落后，农村社区居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明显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中西部农村社区居民的需求程度普遍高于东部地区。从问卷调查情况看（表1略），我国西部地区居民在各个方面的需求都没有得到有效满足，服务严重落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其中西部地区农村社区居民需求远远超过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公共服务是畜牧防疫检疫、计划生育、农村饮用水设施建设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西部地区分别占了全国需求的40%以上。其中有9项服务需求程度是由西部向中部和东部依次递减。在所调查的18项需求项目中，有14项服务需求都是西部地区所占全国比重最大，中部地区居全国需求比例居首位的有4项。可见，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农村社区居民的公共需求差异显著。
（三）农民需求的非均衡和分层化明显
从需求的内容来看，广大农村社区居民的公共需求呈现明显的非均衡性和分层化。1.区域内省际差异显著。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内各省之间的农民需求不均衡，区域内需求差异显著。以居民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为例，东部地区河北省居民对医疗保险的需求比广东省高21.7%，浙江省居民在村民健康教育方面的需求福建省高25.1%，接近福建省需求的2倍［中部地区江西省居民在食品卫生监督方面的需求是湖南省居民需求（22.6%）的2.41倍，湖北省农村居民在环境卫生监测方面的需求是湖南省居民需求（11.7%）的2.56倍，而湖南省农村居民在疾病防疫方面的需求则高达70.2%［西部地区宁夏农村居民在疾病防疫方面的需求（72.8%）是新疆居民的2倍，而新疆居民在环境卫生监测方面的需求（93.3%）是宁夏居民的5.10倍。2.农村居民的收入的不同导致需求的层次性差异。农村居民由于从事的产业或职业不同，受教育程度或生产经营思想不同等等原因，造成各个家庭或个人所获得的经济收入也明显不同，导致了农村社区居民在社会地位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阶层，而这些阶层在农村社区的的需求也体现出了强烈的层次性。家庭收入不同的农村居民对社区公共服务的需求方面差异性明显。在调查统计中，收入不同的层次居民对在不同类型的服务需求差异明显，特别是在家庭年收入3000元以下20000元以上的农村居民需求差异最大，其他收入层次的需求大部分介于两者之间。家庭年收入3000元以下的居民对免费义务教育和农村合作医疗的需求都在50%以上，在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救济和优抚方面的需求分别是年收入20000元以上阶层的2.2倍和2.08倍。家庭年收入20000元以上阶层高于其他收入层次的需求有社会治安、文化体育活动、电力及通讯设施建设、农村信贷和环境保护等方面。
（四）农民对公共服务评价的差异性。
从对需求的供给效果来看，广大农村社区居民对现有各项服务的评价差异显著。以当前广大农村社区居民所关注的农村义务教育、卫生医疗服务和农村公共文化为例，整体而言，随着政府投入的不断增加，农村社区居民对政府所提供的这些公共服务的认可程度不断提高，但具体到对每个领域的评估，则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其中，在基础教育方面，农村社区居民过去所面临的“上学难”等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71.5%的被访者家庭的孩子上学步行的时间不超过15分钟，农村社区居民对“教师责任心”、“教学质量”、“教学设施”以及“住宿条件”持肯定性意见的均占80%以上。在卫生医疗方面，有33.4%的农村社区居民没有参加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障体系，有25.1%的农村社区居民对当前农村医疗卫生状况表示“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在文化生活方面，60.2%的农村社区居民认为农村文化活动“很枯燥贫乏”和“较枯燥贫乏”，对“参与度”、“形式”、“设施”及“组织管理”的评价度也很低。
三、社区公共服务的限度和矛盾
通过对社区居民需求的分析，结合我国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现状，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把握当前农村社区服务的相关限度：
（一）农民需求广泛而政府供给不足
如果根据人们需求的公益性程度及其需求满足中对政府的依赖程度的不同，可以将公共产品分为“基本公共品”和“非基本公共品”两类。前者是政府必须承担和满足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后者则可以通过政府以外的社会组织或市场来提供或协助提供。政府是基本社会公共品的提供者，是非基本社会公共产品生产的倡导者和参与者，为公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合法性的来源之一。［1］从调查来看，在现阶段，农村社区居民最迫切的需求主要包括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基础设施、公共卫生服务、公共文化服务、优抚救助服务、农技推广服务及公共安全服务等等，这些都是政府必须为农业生产和农村社区居民生活提供的基础性服务和产品，也是政府必须承担的基本职责。
在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我国县乡政府承担着了主要服务职责。从各地农村社区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村社区建设的资金也主要来源于县级财政。但是从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本级财政收入明显增加，中央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加强，但县乡两级财政收入减少，困难重重。然而在分税制形成“财权上收”的同时，事权则不断下放。许多部门的事权由中央到基层一统到底，最基层的县乡级政府财政最为困难。但是按照事权要求，基层政府要负责向农村社区居民直接提供各项服务，而上级部门只管督促、检查、验收，而没有投入，乡镇政府自身没有财力，就很难完成农村社区的服务供给。这种“财权上收”、“事权下放”、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的体制必然导致政府服务职能不断弱化乃至缺失，造成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危机。

❹ 为什么户口在中国非常重要

户口是住户和人口的总称，计家为户，计人为口。户口的载体为户籍（户口簿），是由公安机关户政管理机构所制作的，用以记载和留存住户人口的基本信息的法律文书。
中国的户籍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诸国征战，人口成为最重要的资源，没有之一。赋税、夫役、兵丁，皆出于人口。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后，人们自由活动的范围更加广泛、相互交往更加频繁，户口管理所提供的住户人口基本信息也就日益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社会服务管理、国家行政司法都不可或缺的信息基础，户口管理也就成为近现代社会最主要的公共信息管理系统，其限制甚至镇压职能将完全褪去，而协调、服务职能不断增强。因此，户口管理在未来社会不仅不会也不能被削弱，更不可能被“取消”，而只能依法科学地得到稳步强化，以便为公众生活、群体生产、社会服务、政府行政和国家其他行为提供更方便快捷的服务，发挥其应有的更广泛、多样、持续的巨大作用。

户籍制度的建立有助于从一定程度上对人口进行管理、控制。
在目前制度下，户籍本身是确立公民部分权利的重要依据之一。
直接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开篇即是“第一条 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利益，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制定本条例。”
主要是医疗、就学、基本保障等有区别，但是农村户口也有其自身的优势，如承包用地、拆迁保障等等。
落户即户口登记，“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户口登记。”

❺ 如何在新时代下构建缩小城乡差别的公共服务体系

介个提问愿景是好，来但是提问者首先了自解政治体系、什么是新时代搞清楚再谈，否则搞不清楚高谈阔论等于缘木求鱼！政治带动一切，当今弱势正当权利得不到保障，公共服务广义，具体包含很多，强势垄断资源豪夺权力，弱势为升官发财讨好权力无原则虚假吹捧权力，旁门左道捞取仕途名利财富，获取名利后独霸终生， 新时代？

❻ 平均化和均等化有什么区别

平均化和均等化的区别是：

1、平均化属于一刀切，也就是对于全体不区别个体内。均容等化允许个体与个体之间有差距，但在执行中缩小它的差距。

2、均等化并不等于绝对平均化，并不是强调所有公民都享有完全一致的基本公共服务，而是在承认地区、城乡、人群存在差别的前提下，保障所有公民都享有一定标准之上的基本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多是机会均等、制度共享的概念，而不是平均主义、吃“大锅饭”。

(6)公共服务地区差异扩展阅读：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面临的问题：

1、供给不均：

包括制度供给不均、财政供给不均、人员、设备和设施供给不均。

长期以来的“重城轻农”现象继续存在，有些地区因为贫富差距的拉大而更加严重。地方财政辖区内分配不均以及中央与地方对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分担比例失衡。在医疗卫生、义务教育方面，城市配备了更多优秀人才、配置了更优质的设备，服务质量都比农村的高。

2、享受不均：

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差距本质上反映了基本公共服务在数量或质量上不均。

❼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指出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在现实中有哪些表现

所谓发展的不平衡，着重是从发展的空间结构而言，存在着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差距等；所谓发展的不充分，在目前阶段上，这种不充分更多表现为公共物品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充分。

“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这个判断，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一样，是集中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具体实际的。如地区差距和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拉大问题，教育、医疗、养老保障问题等等，归根到底，都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7)公共服务地区差异扩展阅读：

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首先，需要我们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发展必须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社会发展最终要消灭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使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有这些，都为我们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了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

其次，以新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需要我们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思维，以发展新理念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❽ 中国的社会管理和美国的社会管理差异在哪里

美国社会历史不长，特点明显，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早期美国移民众多，分布广泛，信仰各异，政府无力顾及由于快速而多元的移民所造成的众多社会问题和公共事务，相互帮助和构建共同社区就成为美国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基本特征。这个特征在过去２００多年不断发展和完善。正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所说的：“机会的观念作为统一的动力贯穿于我们的历史。它引导我们尽最大努力，它吸引其他国家的人抵达我们的海岸，它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投身于一个共同梦想。”

当前美国社会管理的主要特点

（一）社会发展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巨大，广开社会发展资金来源

２００３年，四家之口，日收入在１８．８１０美元或低于这个数字被认为是美国的贫困家庭。按这个标准，大约有１０％的美国人处于贫困线以下，总人数达３５９０万。为应对贫困，许多贫困家庭接受福利救助，大量政府资金用于低收入阶层的食品、衣物和住宅。联邦政府所有福利项目──包括社会保障、卫生、各种福利项目──几乎占去了其政府财政开支的一半。即便如此，还是不能满足社会需求。需求帮助的美国人不得不转向其他福利资源──私人、慈善和志愿组织。美国政府，联邦和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也直接或间接支持这些非政府的服务机构提供各类社会服务。主要方式包括：建立和完善法律和法规体系；通过免税或减税鼓励私人和公民向非营利组织捐赠；通过政府资金直接支持非营利组织；通过对使用非营利组织提供服务的个人补贴、税收返还等对非营利组织提供间接支持。

早在克林顿当政期间，美国政府就批准了支持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或社区组织参与社会服务，批准了支持信仰为基础的法规，并给予资金支持，但克林顿时期，政府支持资金规模很小。与民主党比较，共和党更关注非营利组织，支持非营利组织。前美国总统里根称非营利组织为美国的社会安全网（见表１）。现任总统布什在２０００年的竞选纲领中，把支持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和社区组织提供社会服务作为任期目标之一。他认为人们不仅需要服务，更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爱，而只有志愿组织可以满足这样的要求，可以提供这样的贡献。当选后，布什立即成立白宫信仰为基础和社区办公室，拨款支持社会弱势群体。

发生在２００５年的飓风灾害使人们看到了美国人民在灾难时的志愿精神和慈善传统。当然，布什也认识到了非营利组织在这场灾难中的积极作用，所以他指示白宫信仰为基础和社区办公室动员全国非营利组织参与救助工作。其实，在提供社会服务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相得益彰。２００１年的９１１事件，美国政府投入了几十亿的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重建和基本服务的提供，而美国非营利组织提供了几个亿的资金，主要用于食品和住宿等急需服务。

２００３年，美国人民捐赠了２４１０亿美元给慈善组织或公益组织，其中８３％由个人捐赠（包括遗产捐赠），１１％来自基金会，６％来自法人机构。

在美国，只有２０％的非营利组织收入来自个人、基金会和法人捐赠，３１％来自政府基金或合同，４９％来自缴款、收费、投资收入和其他所得。这个情况与霍布金斯大学的国际比较研究得出的结果基本一致（见表２）。美国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关系根植于很深的伙伴战略关系。美国政府依赖于非营利部门去执行人类服务项目，特别是卫生、教育和福利服务。政府大约一半的卫生、教育、福利服务基金通过社区为基础的非营利组织来执行。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直接支持表现为直接为非营利组织基金提供支持和直接与非营利组织签署合同；直接为那些参与低收入阶层服务的非营利组织付费。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间接支持包括免税，减税；为从事儿童照顾、老人照顾、住宅补贴的非营利组织提供税收信用（政府为那些给这类服务付费的个人买单），税收减免国债保险。

（二）以社会需求和解决问题为导向，实现社会服务社会化

美国社会管理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在许多其他国家由政府提供的服务，在美国却由非营利组织和私人提供。美国非营利组织的特点是，正式组织的、独立于政府之外、非营利、自律、志愿性。根据美国法律，其非营利组织包括１５０多种类型，覆盖的领域有：文化、艺术、娱乐、教育、研究、卫生、医院、托老院、托儿所以及其他卫生机构；社会服务，残疾人救济、难民救济、环境保护和动物保护；经济、社会和社区发展；住宅、就业和就业培训；公民倡导组织；法律服务、慈善、宗教组织、专业或行业组织，等等（见表３）。另外，美国还有８４８００个行业协会。美国人民相信，非营利组织可以提供政府所不能提供的服务。例如，美国总统助理兼信仰为基础组织和社区办公室主任ＪｉｍＴｏｗｅｙ说：“政府可以提供资金、调动军队救援、提供必要的物资，但是它不能提供更具体的服务，诸如遭受灾害的人群的心理康复、社会关系重建等，而非营利组织能够做到，非营利组织可以通过各种服务，包括志愿服务在人们之间建立起来相互信任和网络，形成社区组织和社会关系”。不仅如此，非营利组织在美国经营了大部分的社会部门，提供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

在美国，非营利组织及其服务在全部社会服务中的比例相当高，几乎占所有社会服务的一半，甚至更高。

美国大部分非营利组织是地方性的，联邦层次上的并不多。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可以营利，但营利不能分红，盈余只能用于组织发展，所以，非营利组织在美国有时也叫非营利公司。１９９０年，美国非营利组织的资产在９９６０亿美元以上，２０００年达到１９０００亿美元，２００２年达到２４０００亿美元。美国非营利组织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第一，美国社会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提高；第二、美国人口在过去几十年中持续增长；第三，自杰弗逊总统以来，特别是里根总统，对慈善事业大力支持。

在美国，社区是一个经常被使用，但用途很广泛的概念，它有时指街区，有时指社群，特别是像美国这样一个文化多元、种族复杂的国家，民族之间的融合和相处成为一个关键问题，所以社区特别强调种族之间的关系。美国注重社区发展的传统源远流长。它们的社区组织从上世纪２０年代开始初步形成，到６０年代已经基本形成了运作构架。开始他们强调国家、地方和社区各种服务机构的协调和联合，社区资源和人的需求之间的平衡。

时至今日，更好地组织社区福利服务仍然是“社区干预”的一个主要目标。这种“社区干预”包括对贫穷、失业、犯罪和环境污染进行的干预。美国社区发展是一个增强社会意识的过程，通过居民的广泛参与，了解自身需求，并采取积极的改进行动，重在人民的参与和公私机构的协助。在公私机构的协助下，动员社区内的一切资源，解决社区内的各种问题，如福利、就业、环境污染等，提高全社区居民的福利和生活质量。

美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经济波动、滑坡和年轻一代离开所在社区，外出寻找新的更大的就业机会，造成大都市人口拥挤，失业率居高不下，小居民点精英流失。因此，解决社区居民的就业问题就成为社区组织的共同行动和基本目标。收入和就业是社区居民最为关心的问题，同时也是社区组织最为关心的问题和工作目标。

布什总统成立信仰为基础组织和社区办公室的目的是加强联邦政府与信仰为基础和其他社区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以解决贫困等问题。他说，这个办公室“旨在燃起人们对于社会组织的希望，他们能够办到政府办不到的事情。它燃起人们对于生活的新的希望，很多情况下，政府是不能办到的”。他说：“我们的国家庆幸有对于那些不能分享国家发展与繁荣关怀的个人、家庭和社区真诚承诺的历史。尽管联邦政府不断努力，还是有一些我们的邻里遭受贫困和失望之煎熬，所有的美国人，不分年龄和部门要关怀他们。” ２００４年，在美国，有五分之一的１８岁以下的年轻人——接近１３００万青少年——处于饥饿或饥饿的边缘；２００万青少年的父亲或母亲在狱中服刑；去年，２２００万美国人处于基本依赖状态或滥用药物、暴力状态；在全世界４２００万艾滋病患者或艾滋病毒携带者中，美国人占了９０万。

布什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建立这种办公室的目的是发挥信仰为基础组织和社区组织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作用。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还在其他７个内阁部（司法、农业、卫生和人类服务、住宅和城市发展、教育、国家开发）成立了１０和社区发展中心。白宫办公室和其他十个中心的任务是授权信仰为基础或其他社区组织使用联邦资金。白宫办公室不管理人和基金项目或参与项目决策。同样，社区发展中心为信仰为基础或其他社区组织提供信息和培训，他们不决定资助哪些信仰为基础或其他社区组织，基金的申请通过每个具体项目的既定程序和竞争方式获得。

白宫办公室的作用只是包括：立法、确认和消除项目实施障碍、通过公共教育鼓励更多慈善组织参与该活动。其优先领域包括：不良青少年、有前科者、无家可归者和饥饿者、滥用药物和暴力者、ＨＩＶ／ＡＩＤＳ携带者、工作家庭的福利。它通过组织白宫会议为各类组织提供资金信息、介绍申请条件和其他组织的经验。

（三）完善法律，对非营利组织进行分类管理

尽管非营利组织在美国规模很大，经济价值很高，但是美国有关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和政府机构并不多。联邦税收法是美国管理非营利组织的主要工具。国家国内税务局是联邦政府负责监管和规制非营利部门的主要机构。国内税务局的主要职责是依法收税。

美国５０１（ｃ）条款列出２７种不同类型的组织可以享受免税。慈善组织只是其中的一种。慈善组织遵循５０１（ｃ）（３）税收条款。该条款把慈善组织定义为那些支持教育、卫生、消除贫困、宗教、科学发展、促进社会福利或其他有利于社区发展的组织。公益组织不仅可以享受所得税减免，还可以享受税收减免。这就是说，它们的捐赠人可以因为其捐赠而减免它们应缴的所得税。教堂、庙宇、清真寺和其它宗教组织享受非营利组织能够享受的所有免税优惠。不像其他非营利组织，宗教组织不必向公众公开他们的财务状况。换句话说，宗教组织不必像其他非营利组织那样遵循５０１（ｃ）（３）税收条款。这是由于美国宪法保障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

美国国内税务局的非营利管理司人手少，预算少，工作超负荷。除此之外，在联邦层次上没有其他部门管理非营利组织。２００４年，该局在全国有工作人员８００人。其中免税审计和退税审查人员２５０至３００人，华盛顿总部有８８人，其中合格的财政人员３０人。

在州的层次上，州大法官和州法院负责非营利组织的纠纷和其它事宜，其管理围绕两个目的：保证从公众筹集的资金能够用于公益目的；提供准确可靠的财政和项目信息。到目前为止，很少有州政府对非营利组织提供指导性政策。

最近发生的一个新变化是，美国政府开关注政府拨款和捐款的绩效问题，并委托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研究，评估投入和产出。这个新的发展趋势是在一些基金会的建议下发生的，例如麦克米兰基金会一直致力于问责性、透明性和运作能力建设，他们向布什总统建议，应该对各类公共资金使用进行必要的评估，以提高公共资金的效率，布什总统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评估不仅要看直接产出，更要看间接影响。例如，由政府或非营利组织支持的培训不仅要看培养了多少人，更要看这些受过培训的人未来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能力。对于穷人的援助不仅仅是帮助他们免遭饥饿，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找到发展的机会，重新融入社会。

美国社会管理传统及特色留给中国的思考和启示

很显然，中国与美国历史不同，文化差异巨大，政治体制不一样，中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需要借鉴国际经验，但是不能简单照搬。

(一) 以满足社会需求和解决社会问题为导向来完善我国社会管理体制

要针对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矛盾，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与社会供给滞后之间的矛盾，具体说来，就业长期处于高压状态，社会保障不完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社会事业基础设施薄弱，教育普及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偏低，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精神文化生活不够丰富，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农村社会事业落后，“两基”目标尚未实现，基层医疗卫生基础薄弱，文化设施十分匮乏。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满足不同群体对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的基本需要，不利于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影响社会的公平公正，不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满足不同群体对利益的不同需求，解决具有挑战性的社会问题，是我们完善社会管理体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扩大公共财政中社会发展支出的比例，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服务需求

应通过公共财政支出来保证社会公平与公正目标的实现。在保证我国政府机构和公共事务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公共财政必须对市场失灵情况下的各类社会公共服务提供必要的财力支持；对各类公益性或非营利性项目提供必要的财政援助。

政府财政支出要坚决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公共财政对于社会公共服务的支出内容必须以“市场失灵”和“公共产品和服务”为标准来严格界定和严格规范。根据我国的特点，在诸如基本住房、教育、就业培训等领域设立开发基金项目，通过面向非营利组织招标，通过非营利组织管理项目，提供公共服务；设立卫生、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领域的若干公共资金项目，鼓励国内外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提供社会公共服务。

各级人民政府的社会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按照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在财政预算中单独列项。各级政府社会公共服务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其按接受社会公共服务人数平均的费用逐步增长。社会公共服务财政支出要向落后地区倾斜，向社区建设领域倾斜，向社会福利等部门倾斜，确保对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村地区社会公共服务，以及对社区建设、社会福利等部门的社会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快于其他地区和部门。

（三）分类管理社会组织，“放开一大片，限制一小部分”

首先，要实行社会组织分类管理。可以根据社会组织的服务类型，如卫生、教育、科研、慈善、社区、文化、福利等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鼓励从事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发展，对于有一定政治企图，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的政治组织制定相应法律予以限制。对于不同类别的社会组织，政府制定不同的法律和法规，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放开一大片，限制一小部分”，这个政策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组织管理可能是最有效的选择。

其次，促进社会组织“管办分离”，激发社会组织发展活力。要进一步转变、规范和完善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行政管理职能，从公益服务的惟一提供者转变为保证者，从直接拥有和管理转变为制定规划规则和监督评估；深入研究管理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科学有效的管理方式和办法，改变“所有者”和“举办者”集于一身的状况，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建立政府和高水平社会中介组织共同进行质量监督、评估和认证的体系。

再次，加强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宏观管理。要进一步推进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领域的管理体制改革，研究提出社会组织和事业单位各行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改革纲要，统一相关配套政策，协调改革进程；加强社区建设，推进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发挥好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要维护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特别是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