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如何加快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担负着实现城乡一体化和促进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重大使命，然而，它当前的建设方向并不明确，正在实施的建设行动也颇受争议。本文以城乡一体化为视角，分析了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制度失误和滕尼斯式社区的“天堂”特性，认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既要去城乡“二元化”、去“天堂”社区的“天真性”，又要留住传统农村社区的温馨，并且还要与城市社区对接，使生活在新型农村社区的居民能分享到与城市市民等值的公共服务，并过上与城市市民一样的社会生活。 一、问题提出：农村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与价值旨趣 当下中国农村，村改社区的步伐明显加快，不仅城市郊区农村因城市空间拓展被改制为社区，一些远郊农村甚至边远农村也在加快村改社区的速度，江苏、山东等省有近一半的社区为“村改居”社区。这些脱胎于农村村庄的新型社区，正如有论者说的，①其中不少是把村委会牌子换成居委会牌子的“换牌”社区，社区的公共服务和管理、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等与行政村没有什么差别。如此，针对广大农村地区正在推行的村改社区项目或工程，学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观点认为，地方政府之所以在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中热衷于村改社区，其动机在于寻土地财政这个“经济租”；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村改社区的方向没有问题，改制是必要的，且迟早要发生，这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的内在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主要按照“改造”或“治理”的逻辑方式进行农村社区建设。首先，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中村和城市郊区农村的社会问题凸显，于是政府加大了对这些农村的改造力度，努力使其尽快融入城市社会。综观近年来有关城中村和郊区农村的改造或建设政策，我们不难发现，政府的主要企图不是建设，而是通过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等措施，使这些地方脱胎换骨，直至被城市同化。其次，以自然村或行政村为管理单位，在村民自治制度基础上进行自治型农村社区建设。这类农村社区建设主要针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社会施行的村民自治制度不足而进行的，是村庄自觉开展的社区建设活动，如一些地方农村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志愿者协会、卫生环境监督站、公益事业服务站、社会互助救济站、问题活动联络站、民间纠纷调解站等，以便于更好地发展农村社区的公益事业、调节农村社区的社会关系、丰富农村社区的服务生活。 以上两种社区建设对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社区建设不具有借鉴意义：自2006年新农村建设以来，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就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不少农村，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加快了社区建设速度，如江苏、浙江、山东、河北、重庆等省市都开展了以农民向城镇或集聚社区集中为主要内容的社区建设。虽然有一些学者对农民转移或集中型社区建设提出了质疑，甚至要求中央政府“叫停”地方政府这类建设行为，②但更多学者对这一实践予以肯定，认为农民集中促使了工业化程度高的村落农民向城镇或聚集区集中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它符合城乡一体化引导农民到城镇或中心社区居住的趋势要求，“体现了对农村‘就地城镇化’的积极回应和对‘村民自治’体制局限性的超越，具有真正的现代色彩，是我们可以预测的未来农村社区建设的理想模式，也是当前中部地区新农村社区建设应该重点推介的模式。”③ 我国城市化已经升级为城乡一体化，农村社区建设不能仿照城市社区的建设逻辑，冀望把农村社区建成为类似于城市的社区，也不能承继城乡二元分化时期的“村治”逻辑，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等同于社区治理。由于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发展的“顶级阶段”，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强调“城乡社会的有机融合和整合”，④体现城乡一体化的建设取向，这既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价值旨趣，更是农村社区建设的逻辑皈依。 二、追溯失误：农村社区建设的演进与制度安排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改造了传统共同体，所不同的是，有的国家先发展工业、建设城市，然后再吸引乡村人口到城镇聚集；而另一些国家则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农村共同体的人们离开土地到城市工作，并使其在城市永久性居住。我国近代对乡村共同体的改造力度不断加大，尤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权力全面介入乡村共同体的改造，村庄与社会步入同构状态。起初，国家权力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的形式组织农民经济合作，企图改造村庄农民的个体性、自私性，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在此基础上，国家权力又在农村建立了“政经不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直接从事农村“工、农、兵、商、学”等各项事业。尽管人民公社时期的村庄共同体表现为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但农民的居住、生产、生活的空间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生产队这个最基础的管理单位仍为村庄共同体的生产单位和核算单位，血缘共同体或家族共同体并没有因国家权力介入而瓦解：它仍是一个熟人共同体，其社会资本如信任资本、关系资本等并没有减少；人民公社的“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的管理模式只是让村庄原生态共同体转变为生产集体化、生活集中化的共同体；国家实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事务日益颓废，最严重的是农村社区的生产生活设施损坏严重，有的已失去其基本功能。好在这种状态持续时间不长，国家权力安排的村民自治制度为村庄管理提供了新的渠道。至此，农村不再是组织化、行政化的集体组织，而又回归为人们共同居住、共同生活、共同交往，且具有明确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从表面上看，此时的农村社会共同体已经“去行政化”、“去集体化”，好像是拟单位制的队、社重新回到社区，并且与城市社区相似。但其实不然，国家权力对农村基层的放权让利没有赋予农村社会共同体与城市社区同样的发展权利，农村社区仍延续着二元固化结构前行。其一，国家行政权力上收至乡镇，村民获得了更多的自治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建设农村社区，但除少数经济发达的农村社区外，大多数农村社区“难做无米之炊”，普遍缺乏建设资金；其二，“三提五统”取消后，农民的经济负担大大减轻，但政府并没有像对待城市社区那样承担起建设农村社区的责任，村庄必需的公共产品只得求助于“一事一议”方式解决；其三，国家发展公共事业的重点没有真正转移到农村，农村居住环境及其配套设施与城市社区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一些地区继续扩大。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造成农村社区建设落后及其公共服务水平低的制度诱因。城乡二元不平等的制度安排一直影响并制约着农村社区建设：在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由于国家与社会处于同构状态，农村社区建设和发展必须听从国家制度的歧视性安排，不仅得不到国家的建设资金，反而还要从物质、资金上支持城市建设；改革开放后，虽然农村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国家在农村社区建设上仍延续城乡二元制度安排，取多予少，农村的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停滞不前，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倒退，这种状况直至新农村建设开展后才有所转变。就此而言，国家的城乡二元化制度安排严重阻碍了农村社区建设，农村新型社区建设首先要在制度上“去二元化”。唯有制度安排做到城乡一体化，才能更有效地推动农村社区建设。 三、新型农村社区：温馨的“天堂” 1887年，滕尼斯在他的成名作《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首次提出共同即社区的概念，认为社区就是由具有共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所组成的关系亲密、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共同体”，人们在这个“共同体”中“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⑦自此，后人在有关共同体的诠释中通常把滕尼斯描述的“共同体”喻为“天堂”：它是一个“温馨圈子”，“在这一‘温馨圈子’内，人们不必证明任何东西，而且无论做了什么，都可以期待人们的同情与帮助”；⑧人们互相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⑨相对于滕尼斯的“社会”而言，滕尼斯的“天堂”共同体看似十分完美，“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⑩当今中国农村正在大力推进“村改居”和社区建设，其目标是要建构一个新型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不过，这个共同体肯定不是滕尼斯的天堂社区。对此，早有学者研究指出，滕尼斯社区已经瓦解且一去不复返。代表性观点有两个：一是德鲁克的，他认为滕尼斯所看到的共同体，在工业社会和知识社会中“全都消失了”； 瑏瑡二是鲍曼的，他认为滕尼斯的天堂社区是建立在“单纯天真”基础上的，“一旦单纯天真失去了，原来的幸福也就不可挽回地失去了”，即“共同体一旦‘解体’，它就不能像凤凰涅槃一样被再次整合为一体”。 瑏瑢尽管德鲁克和鲍曼看待滕尼斯社区的视角不一样，一个把它的消亡归因于社会发展，认为社会发展将使“新兴社会体”代替“传统共同体”，另一个把它的消亡视为共同体“天真和原始”的失去，并且认为“再多的汗水，也永远不会重新打开那扇通往共同体的天真、原始的同一与安宁的大门”， 瑏琐但他们都认为滕尼斯社区是“天堂”，且已经不存在。 既然滕尼斯社区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中已经瓦解且“一去不复返”，那么，处于工业化发展中后期的我国农村社区建设是不能找回“天堂社区”。 之所以如是说，不仅在于滕尼斯社区的那份“天真”、“原始”无法找回，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它并非是让人羡慕的“天堂”：生活在滕尼斯社区中的人们尽管过着无忧无虑、自得其乐的生活，但这个共同体是封闭保守、循规蹈矩、清贫无欲的，一旦遇到利益的诱惑或“开化”，将在顷刻间分崩离析，并且再也无法修复。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需要辨证地看待滕尼斯社区，不要因为它是“天堂”，就一定要在农村共同体改制中构建一个类似滕尼斯社区的“天堂”；也不要全盘否定滕尼斯社区，毕竟它蕴涵诸多合乎人性需求的、难以割舍的、令人向往的“天堂”因素。 鉴于此，今天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虽然不可能找回滕尼斯社区的“天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在社区改制或建设中抛弃“天堂”社区的“温馨”。城乡一体化对农村社区建设的影响是广泛的、深刻的，以单个大型的家庭或氏族为主体型构村落共同体必然要被多异族的新兴社会体所取代，传统的人际关系也必然要被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人际关系所取代，血缘关系纽带功能将逐渐式微。尽管如此，但新型农村社区毕竟起源于传统共同体，它们有着共同的根基，如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还将继续持久地影响新型农村社区。这正如滕尼斯强调的：“即使这种原初的共同存在、共同生活以及共同工作的状态已被改变，它依然保留并能更新其精神的形式、政治的形式以及其合作的功能。” 然而可惜的是，我国一些村改社区，包括城中村社区和市郊社区，在其建设过程中，虽然改善了居民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但新型社区的高层住宅和防盗系统已经不便于居民串门聊天，不便于居民开展互帮互助活动，尤其是社区内“公共空间越来越少，一些幸存的公共空间的功能也弱化了”，社区正在向城市“陌生化”社区演变， 瑏瑦居民间的关系渐趋生疏、冷漠。对这一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引发的次生现象，社区建设者必须给予足够重视。诚然，城乡一体化战略是赋予了我们改造传统农村社区和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使命，但我们不能片面地追求农民集中居住，惟改造和建设是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守住“天堂”社区那份温馨。 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挑战与取向 （一）面临挑战 从近年来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看，我国农村社区建设面临诸多挑战。一是国家权力改造了传统的农村社区，原有牢固的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网络被打破，沾亲带故的温情关系让位于组织化、单位化、制度化的业缘关系，农村社区共同体的凝聚力大大削弱；二是尽管改革开放后农村社区不乏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但这些精英对社区的整合能力不及昔日族长——精英们为赢得社区控制权展开的博弈，不仅影响、削弱了精英们自身力量的发挥，而且还致使农村社区难以形成持久影响力、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的权威中心；三是村民的利益表达“碎片化”、“原子化”，村民更多的是以个人身份解决面临的问题，“即使是在多人面临类似问题时也很少出现一个有效的组织框架来解决此类问题”；四是市场经济发展激发了村民的“私性”，随之而来的是居民之间的信任程度降低、互动频数减少、关系网络疏远、活动空间缩小，农村社区变得越来越“陌生”。更严重的是，由于在比较利益驱使下，离乡进城的农村人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村庄日渐空心化或半空心化，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很难进行有效的社区建设行动。 由此观之，眼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处理能不能建设的问题。从国家政策安排看，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和“把公共事业建设重心转移到农村”等系列政策，以及国家增加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大家电下乡力度、提高农村居民医疗和养老保障水平、增加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等系列强农惠农举措，为建设好农村社区提供了有力支持。从实践过程看，尽管中国农村社区总体上仍较落后，城乡差距大，尤其是西部山区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饮水安全、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非常缺乏，农村社区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社区建设成功经验已经证明，按照城乡一体化理念建设高水平农村社区是完全可能的。 （二）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取向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大中城市郊区的农村社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的农村社区建设速度快，整体发展水平高，有的甚至超过部分城市社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可以超越城市社区建设经验，也不意味着可以在农村建设城市社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兼顾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两个方面，遵循自身的发展取向。 1、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符合村情。 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不同，主要有：（1）城市社区成员来自不同的工作单位、不同的职业，人员结构复杂，加上日常交流少，难有共同的社区认同；而农村社区居民多数来自同一个或临近几个行政村，大家相互认识、彼此熟悉，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也基本相同，容易达成文化认同。（2）城市社区成员的生活、工作背景大相径庭，阶层差距大，难形成共同的意志表达，更缺乏团结一致的集体行动；而农村社区成员有共同的生活经历，加上在同一地域劳动、生活中结成的深厚情谊和真诚信任，有助于形成社区凝聚力。（3）城市社区与生产单位是分离的，社区仅是社会生活场所，其经济功能微乎其微；而农村社区与农田相邻，成员的经济行为多发生在农业生产经营上，即使一些居民已经不再从事农业劳动，但他们的亲戚、朋友多是农业劳动者。（4）城市社区有党委（党支部）、居委会、物业管理委员会、业主管理委员会、社区公共服务中心及各式各类民间组织；而农村社区的组织结构比城市简单，尤其是改制不久的农村社区，仍延续行政村的组织建制，大多数事务都由社区党组织、居委会来承担。既然农村社区具有与城市社区不同的特点，那么，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就要立足于乡村熟人社会的传统美德和良好惯习，尽可能多地在社区建设中守住熟人社会的“脉脉温情”，不能让“城市病”感染了农村新型社区。 2、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对接城市社区。 一方面，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超越传统农村建设方式，强调与城市社区对接。传统农村建设是农村集体组织主持实施的，主要依靠农村社会成员出资、出力进行，其档次、规模、水平都没有与城市社区对接或并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则要突破乡村藩篱束缚，从节约建设成本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角度整合分散、凌乱的村庄，即不仅要把农村建设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更要“借鉴城市社区的公共服务理念和机制，以社区为公共平台，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推进社区公共服务事业，让居住在农村同一区域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得到平等、良好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防止复制城市社区建设样式。城市社区公共设施齐全，公共服务供给水平高，这些无疑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参照物，但城乡一体化并非城乡一样化，也不是要消灭农村，建设要立足于农村发展趋势，其目标是建设更有活力、更有魅力、更有吸引力、更适宜居住的美好家园。这个家园的形体特征可能没有城市社区“高贵”、“妖娆”，但内在美毫不逊色于城市社区，即新型农村社区里的居民既能享有城市居民等值的公共服务，又能拥有城市社区居民冀望但又很难在城市社区得到乡土生活。 3、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着力培育居村市民。 “农村社区建设者在构建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能否充分认识农民对农村社区建设的认知、意愿和公共需求，事关农村社区建设能否顺利推进”。 瑏莹社区与行政村不一样，自治机构、居民集中程度、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组织机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较大的区别，居民的身份也不同。因此，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在加强居住区的道路、水电、路灯等公共设施建设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建设的基础上，要着力培育新型居民，即居村市民。 居村市民是相对于城市市民而言的，指居村乡村城镇社区和农民集中（中心）社区的居民。居村市民既不同于农民，也不同于城市市民。首先，居住在农村社区里的居民不再是农民，即使有一部分人仍从事农业劳动，但他们最终将要分化为非农职业者和职业农民，与城市市民一样，都是居民；其次，虽然当前居住在农村社区里居民与城市社区居民仍有区别，一个居住在城市，一个居住在农村城镇或集中居住区，享有的公共服务范围、水平也不尽完全相同，但随着城乡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他们间的差距势必越来越小，甚至相反。
B. 如何构建美丽乡村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如何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1、加强顶层设计，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要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城乡一体化，逐步缩小城乡间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公共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学校、医院、文化站、体育场所等公共服务设施和交通邮电、农田水利、供水供电、商业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差距。健全稳定的公共财政投入机制，与财政收入增长同步增长，让乡村产业强起来、设施多起来、环境好起来，让农民和城镇居民一样公平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发挥政策引领作用，吸引和带动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投入美丽乡村建设，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2、强化规划引领，推动一村一个规划。要根据乡村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产业发展、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农民实际需要等要素，科学编制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尊重自然美，注重个性美，构建整体美，细化生产、生活、服务等功能区块的定位，合理安排村庄的产业平台、基础设施、农田保护等空间布局，注重空间布局、建筑形式、田园风貌和自然景观的融合，在美丽乡村的特色上下工夫，在美丽乡村的差异化上找出路，加强与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等上位规划的无缝衔接，确保一村一个规划能落地、可实施，“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严控大拆大建，避免千村一面。
3、倡导节约集约，坚决守住耕地红线。要牢固树立节约集约用地的发展理念，在美丽乡村规划建设中推广节约集约用地的典型经验和做法，减少土地的粗放利用，避免土地利用的浪费。引导乡村民居逐步向中心村和小城镇集聚，向农民推荐节地建筑户型，实现乡村住宅用地集约化；引导村办企业逐步向工业园区集聚，减少占用非农建设用地数量，实现乡村非农建设用地集约化，挖掘乡村节约集约用地的潜力。坚决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大力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切实将基本农田落实到地块和农户，严格禁止乱占滥用耕地行为，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不降低，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4、倾听农民心声，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要通过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媒体和图片展、宣传栏、宣传标语等形式，大力开展宣传发动工作，让家家户户切身感受到美丽乡村建设取得的成效和得到的实惠，主动投入到美丽乡村建设中。美丽乡村规划要由各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决定，充分体现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农民的聪明才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美丽乡村规划变成农民的美丽乡村建设愿望。美丽乡村建设要广泛听取和积极吸收农民的意见，让农民能够自己选择、自己决策、自己建设、自己管理，推动美丽乡村规划落地，推进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按照规划实施，将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5、尊重农民意愿，推进特色民居建设。要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遵循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经济适用、分步实施的原则，积极组织和引导农民新建住房和改造危房，注重保护、挖掘和传承乡村的自然、历史、文化、民俗等特色资源和优秀传统建筑文化，突出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尊重农民的生产、生活习惯，全面落实节地、节材、节能、节水和环境保护等要求，切实改变乡村民居长期形成的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粗放建设模式，确保乡村特色民居数量稳步增长、建设水平稳步提升和建设质量稳步提高，跳出建新房不见新村、建新村不见新貌的怪圈，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6、夯实产业支撑，稳步提高农民收入。要创新现代农业发展体制机制，发展精准设施农业、休闲观光农业、精深加工农业，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经济协会、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把农民组织带动起来，引导农民依托乡村优美的自然风光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乡村旅游、农家乐等新兴服务业，提升服务水平和档次，吸引城镇居民到乡村吃住行游购娱，促进农民增收。拓宽融资渠道，吸引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以合资、合作等方式，参与乡村的产业开发和项目经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做强乡村的产业，增强农民增收后劲。
7、加强村庄整治，提高生活环境质量。要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到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全过程，大力开展绿化造林活动，重点抓好交通沿线、河道沟渠、村庄庭院和房前屋后的绿化美化。实施乡村生产生活污染源治理工程，重点开展以生活垃圾、污水集中收集处理和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为主的村庄环境综合整治，加快垃圾收集点、中转站、无害化处理场等设施建设，加快污水收集系统、污水处理厂等设施建设，利用发展沼气、生产有机肥等方式，实现畜禽养殖污染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严格落实保护生态的法律法规，加强乡村水域保护和重点区域生态修复，建设“天蓝、地绿、山青、水净”的生态环境，提升农民生活环境质量。
8、培育文明风尚，提升乡村文化内涵。要加大对地域风情、传统民俗、人文典故等非物质文化的发掘和传承力度，加大对古民居、古农具、古树木等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和开发力度，丰富乡村的文化内涵。针对新型农民、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等不同群体，开展喜闻乐见、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让广大村民在家门口有演出看、有电影看、有广播听、有电视看、有书读、有报读、有棋牌、乒乓球等室内文体活动、有篮球、排球等室外文体活动，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培养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完善村规民约，规范村民行为，倡导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习，坚决遏制乡村赌博迷信之风，营造文明和谐的生活氛围。
9、创新社会管理，维护乡村和谐稳定。要推进乡村网格化社会管理，配备专职网格员和网格协管员，严格落实管理责任制，由过去浮在面上变为沉到下面、被动应付变为主动服务，做到有问题及时发现、有需求及时服务，实现乡村社会管理人性化、精细化、信息化。建立乡村多元化调处机制，整合综治、司法、信访、治保等基层工作力量，加大调处力度，及时化解影响乡村社会稳定的各种矛盾纠纷和信访问题。开展法律进乡村活动，采取法律讲座、以案说法、黑板报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与农民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提高农民的法制意识，增强农民的法制观念，加强对重点人群的帮扶管理，提高美丽乡村法治化管理水平。
10、深化综合改革，增强发展内生动力。要继续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深化乡镇机构改革，规范乡镇机构设置，转变乡镇政府职能，理顺部门责权关系，引导农民参与乡镇的决策、管理和监督，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深化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规范财政收支管理，建立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提高乡镇的财政保障能力，保障村级组织运转经费，提高村干部报酬待遇，增强村级组织自我发展和自我保障能力。总结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工作经验，完善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机制，增加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投入，强化财政奖补资金项目管理，进一步增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C. 如何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一、创新运作方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创新思路，寻求文化活动开展的新模式，如通过政企合作、资源共享的方式，联合举办文化活动，借助企业冠名等方式提高文化活动影响力。用各区各型各类的群众文化活动丰富我省各地公共文化产品的数量和种类，构筑起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大小节点，不断充实和扩展文化活动的渗透力和覆盖面。
鼓励企业或个人投资建设公共文化馆、博物馆、艺术馆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资助公益性的文化创作、演出、展览、交流、节庆、网络文化内容等项目；以博物馆、群艺馆、文化馆等文化机构的工作人员等为骨干，培养街镇（社区）的公共文化积极分子。
吸引和利用社会力量组织公共文化产品生产。采取政府购买、项目补贴、委托生产等形式，鼓励和支持文化企业质优价廉、安全适用的公共文化产品，满足群众多层次的文化需要。采取购买服务、委托承办、项目外包等形式，吸引社会文化团体、非盈利文化机构在政府部门的引导、监督下向群众提供公益性文化服务。采用政府补贴、资助的办法，鼓励社会力量举办的文化场馆向公众免费或者优惠开放。
二、充分利用民办非企业机构开展服务。相对于直接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各类民办非企业机构、社会团体更有开展公益性文化服务的愿望与潜力，要关注其日常业务工作的社会公益面和服务面，加强引导和支持，利用政府资源搭建平台，使其在服务市民的同时自身得到发展壮大。
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鼓励和支持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各展所长，发挥社会各界人士的独特作用，共同推动文化建设。在全省各地发展公共文化服务辅助队伍，简化行政审批程序，鼓励成立各类民间文化社团，壮大社会文化力量。加强对各类文化社团的管理和监督，引导其朝自我约束、行业管理、规范运行的方向发展，形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强大后备力量。
三、拓宽服务渠道，延伸公共文化服务。以公共文化服务为导向，拓宽服务渠道，以政府补贴的形式鼓励社会力量帮助开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并形成激励机制，引导社会民间力量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主体，拓展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渠道，并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化和优质化。
四、积极吸引社会捐助。落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等国家和省的各项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私营企业和个人对公共文化事业的捐赠，畅通社会力量进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渠道，加强对捐赠款项的监督管理，形成全社会捐助公共文化的良好氛围和有效机制。
五、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打造文化企业融资新模式。建议由各市金融办牵头提供服务和信息，信用担保机构作为中介和纽带、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三方联手为中小文化企业解决融资难题。同时，建设一批文化产业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扶持一批骨干文化企业和重点文化基地，实施一批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和对外文化产业工程，推出一批文化品牌、产品，构建积聚优势资源和品牌特色的文化产业基地、文化产业园区、文化产业项目集群，使几个重点城市成为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区域文化中心。
六、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建设。人才关系到社会力量办文化的实际效果和质量，甚至关系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对民办公益文化单位业务人员，要加强业务培训，实行资格认证制度，帮助提高整体素质。政府部门要对有突出贡献的民办文化经营管理、艺术创作和工程技术人才设立奖励基金，采取文化技术、创作成果等要素参与分配的办法，调动民办各类文化人才的积极性。在强化社会文化人才建设的同时，民办公益文化单位也要建立、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和承诺服务制度，规范自身行为，提高服务质量，以增强社会责任和社会公益意识，提高社会公信力。
D. 如何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一）高度重视，加强政府主导。城市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对于提升城市旅游目的地形象、增强旅游产业整体素质、把旅游业培育成为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具有重要意义。2013年正式实施的《旅游法》明确了县级以上政府在旅游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职责。2011年，北京市政府投资为全市A级旅游景区统一配套“九个一”，即：一块以上五种语言导览图、一批旅游公共厕所、一种以上特色旅游商品、一册景区导览故事书、一批旅游公共服务设施、一个旅游咨询服务中心、一支旅游志愿服务队伍、一家北京礼物专营店、一套旅游安全应急信息管理系统。广西从2013年起每年安排旅游发展专项资金上亿元用于扶持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河北近年来坚持政府引导，把停车场建成景区第一道风景。江苏、浙江、云南等许多旅游先进地区，都把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作为政府职责进行大力推进。省旅游局也将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列为2014年全省重点旅游工作之一。为此，建议市政府对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给予高度重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制定出台促进政策，大力推进全市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根据《中国旅游公共服务“十二五”专项规划》，编制本市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发展规划，统筹城乡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旅游集散中心、旅游咨询中心、旅游指示标识等要辐射到乡村旅游连片发展的地区和重点乡村旅游点。结合本地实际，未来5年预计全市至少需要新建1个大型旅游集散中心，5-8个集散分中心；新建改造20-30个旅游咨询中心；新建改建道路旅游指示标识100-120块，新建旅游交通导览图10-15块；规划建设自驾车游营地2-3个；旅游景区建设或改造达标星级旅游厕所130-150处、达标游客中心35-40个、生态停车场60-80处。在全市构建以旅游集散中心、旅游咨询中心、旅游标识系统、自驾车游营地、景区服务设施为主的旅游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三）政策扶持，分类推进。城市旅游基础设施与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一样，是公共服务设施，是公共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议政府给予政策扶持，同时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广纳社会资金参与建设和经营，提高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投资多元化、经营市场化和管理社会化水平。建议对旅游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分类施策，扶持推进。
旅游集散中心：政府独立投资建设、运营和管理；或者政府协调交通运营划出地方，政府投资装修、运营和管理；或者吸引企业投资建设、运营，政府在建设用地、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方面给予优惠支持，旅游部门参与管理。
旅游咨询中心：积极探索运营模式，采取与通讯运营商、火车站、长途客运站、高速公路服务区、大型商场等单位的客服中心合作，由政府统一规划和监管，政府补贴部分建设运营资金，旅游部门在业务上进行管理。
旅游公共标识系统：对各类旅游标识的建设，以各区县政府、交通运输部门为建设主体，政府按照以奖代补的方式予以支持，住房城乡建设、旅游等有关部门配合共同推进。
自驾车游营地：按照财政适当补助的方式，充分运用市场化运作模式推进。对市场化运作较为困难，但有必要建设的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可采用由政府提供土地、财政给予适当补助的方式投资建设和管理。
旅游景区服务设施：对景区旅游厕所、游客中心、停车场等服务设施，由景区负责筹资建设；旅游主管部门按照《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GB/T18973-2003）、《旅游景区游客中心设置与服务规范》等国家标准，组织旅游景区开展达标创建；对创建达标的星级旅游厕所、游客中心和停车场，政府按照以奖代补的方式予以引导支持。
E. 如何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具体来讲,要着力抓好“四个结合和四个配套”。四个结合,一是与高山生态扶专贫搬迁结合属,二是与美丽乡村建设结合,三是与乡村旅游发展结合,四是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结合。四个配套,一是农业产业配套,二是基础设施配套,三是体制机制配套,四是公共服务配套。
F. 如何加强公共设施建设和管理水平
优化规划布局。加强近郊小城镇与中心城的互动，在中远郊集中发展一批区位优越、产业支撑好的小城镇，与新城形成功能互补。推动有条件的小城镇实施
撤并，加快老集镇改造。浦东川沙新镇、闵行浦江镇、金山枫泾镇、崇明陈家镇等全国小城镇发展改革试点按照中小城市的标准，适度超前配置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设施，发展社区商业设施。加强小城镇特色风貌建设。
发展特色经济。依托重大产业基地和工业园区发展工业强镇，依托交通优势和区位条件发展商贸重镇，依托历史文脉和生态资源发展旅游名镇，不断壮大小城镇的经济实力。发挥小城镇自身优势，积极培育文化创意、动漫游戏、影视创作等新兴产业。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鼓励多元投资主体参与小城镇建设，重点解决居民教育、医疗、就业、出行、居住等实际问题，提高小城镇居民生活质量。通过转移支付、对口支持、培育自身发展能力等方式，探索提高小城镇公共服务水平的新办法、新途径。
加大综合改革力度。系统实施小城镇就业、社保、户籍管理、土地管理、村镇建设、公共服务等全方位改革，加快城乡一体化步伐。以委托或授权方式，下放行政管理权限，激发小城镇发展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