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特性

❶ 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内容都包含那些内容呀谢谢！

个人理解：
1、与其他公共文化服务比，特性：广泛性，每家都可以有；全天候性，群众随时可以获得服务；有偿性，有的要交纳一定的费用；
2、举措：设施上多建传输点，提高传输质量，提高信号覆盖率、安装到户率；内容上多提供针对性节目，提高节目质量；硬件上提高信号质量、数字化；服务上规范化；收费上逐步降低，不赢利为标准。
3、一般而言，除广电外，公共文化服务还有送戏、送电影、送书，建设群艺馆、博物馆、图书馆、乡镇文化站、村文化活动室、社区文化活动室，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共单位文化队伍建设等。

❷ “公共服务能力的基本特征”

1）公共服务是一复种大众化的服制务
作为政府来讲，它提供的公共服务首先是一种大众化的服务；
2）公共服务是一种基本服务
它的内容非常广泛，比如说城市里面的供水、供气、供电、公共道路、交通等等。这些都是关系到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些服务，当然也包括公共安全、医疗、教育、文化娱乐等，这些也属于基本服务的范畴。这是它的第二个特征，它是一种基本服务。
3）公共服务是一种非营利性的服务
公共服务是由政府和公共部门来提供的，它不像企业，提供一种服务、提供一种产品，就是为了赚钱。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它不是为了赚钱，它提供的是一种非营利性的服务。
这是公共服务的三大特征，大众化的服务、基本服务、非营利的服务。

❸ 国外如何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世界各国由于传统、国情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与模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
(1)政府主导模式。
这种模式中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均设有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有垂直领导关系和非垂直领导关系，各级政府文化部门文艺团体进行有限的资助并提供比较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此种模式以法国和日本为典型代表。
(2)民间主导模式。
政府没有正规的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主要以政策法规营造良好文化生态，鼓励各类文化团体或机构自我生存。政府财政对文化的投入主要通过各类准行政机构进行分配，这种机构通常被称为“国家艺术理事会”。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机构是开展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中坚力量，此种模式以加拿大、美国、瑞士为典型代表。
(3)政府与民众组织的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模式。
政府以“一臂之距” (Arm’slength)与民众组织合作，将文化资源进行分配，并共同管理文化事项，提供文化服务，此种模式以英国、澳大利亚为典型代表。“一臂之距”这一概念用到公共文化政策上多是指政府对公共文化拨款的间接管理模式，它要求政府对公共文化采取一种分权化的管理体制，“一臂之距”原则的基本要义便是从集中管理到分权管理。
《芬兰文化政策》指出，“一臂之距”原则具有“垂直”和“水平”的两种分权向度。所谓“垂直分权”涉及中央政府与其所属行政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的纵向分权关系：即一方面，中央政府将文化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主要权力以及部分文化拨款的责任交给其所属的文化相关部门；另一方面，它还要求各级地方政府行使相应的权力或承担相关的责任。譬如，英国中央政府90年代对文化领域的年平均预算为l0亿英镑，而同期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这四个大行政区对文化的年资助额超过了10亿英镑。在芬兰2000年的公共预算中，中央政府对广义文化产业的财政支持占支出总额的58．6％，地方政府文化财政支出占41．4％。而从对狭义艺术生产的资助来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占一半。
“水平分权”是指各级政府与文化方面的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横向分权关系。这类组织是介乎政府与具体文化单位之间的一级中介机构。它有两个基本特性：其一，这类组织通常接受政府委托，为政府提供文化政策咨询，甚至向政府提供文化政策设计，并策划具体的文化政策实施方案。同时，它还负责把政府的部分文化拨款落实到具体文化单位。就此而言，它是代理政府具体管理文化的准政府组织。其二，这类组织往往由艺术方面和文化产业方面的中立专家组成，它虽然接受政府委托，但却独立履行其职能，从而尽可能使文化发展保持自身连续性，避免过多受到政府行政干预，这些非政府组织之间通常不具有隶属关系。
英国是最早实行“一臂之距”文化政策的国家，随后“一臂间距”原则得到了发达国家的广泛接受。“国际艺术理事会和文化机构联盟”的文件指出：“目前在世界各地，无论穷国还是富国，也不论英语国家还是非英语国家，都普遍建立了对文化艺术进行资助的准政府国家机构。”在发达国家的文化政策中，加拿大、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芬兰、瑞典、瑞士等国明确声称采用这一原则。
3西方公共文化治理机制
随着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开展，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欧洲各国的公共文化国家治理也开始引入新的治理机制，将市场经济的机制如委托——代理关系、公私合作关系和公共股份公司等方式广泛引入公共部门，尝试性地构建起一系列公共文化治理机制。
（1）公共文化基金会制
文化基金会制是由非政府组织与国家合作，通过政府对项目进行资助或企业、私人的捐助而设立的非营利性文化管理机制。文化基金会通常比政府更能满足公众差异化文化需求，并且能够对政府的文化职能进行补充。它通过对文化政策施加影响，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条良性互动的渠道。政府通过文化基金会组织，以协议的方式对公共文化部门提供基金，并以税收政策引导社会捐助公共文化部门，以此来促进公共文化事业建设。公共文化基金会制是目前西方
国家公共文化部门普遍确立的一项制度，几乎所有的公共文化部门都会设立自己的基金会组织。
(2)公共文化托管制
托管制是一项传统的商业信用制度，由委托人将财产权转移于受托人，受托人依信托目的为受益人的利益管理信托财产的制度。公共文化托管制是由委托人将财产委托于公共文化托管机构，由其代为经营和管理。公共文化托管制有利于公共文化经营管理的专业化，丰富国家公共文化的内容。英国议会以托管制建立的大英博物馆，是早期以私人托管方式筹建的一座国家博物馆，它通过政府的财政拨款来实施国家的公共文化政策。
(3)公共文化招投标制
公共文化招投标制是一项由招标人公开进行的公共文化项目招标形式，中标人对发包者支付承包金，并按照合同规定自主经营这一公共文化项目。这一方式保留了公共文化部门对公共文化项目的所有权和非盈利性，实现了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引入竞争机制，提高了公共文化项目的运营效率。欧洲不少地方政府的公共文化机构都采用招投标制方式，保留文化机构设施所有权和对承包者的监督权，至于日常经营、人员雇佣则一切由承包者负责。
(4)公共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制
公共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制是根据股份有限公司制而形成的公共文化管理制度，它将公共文化公司的资本分成等额股份，国家等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度承担债务责任，公司也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将现代公司制度运用于公共文化领域再次实现了所有权同经营权相分离，同市场化竞争相适应，有利于公共文化部门的体制改革。瑞典、新西兰等国家的国有公共文化企业纷纷推行公共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制，一些文化部门还创立了其分支部门的有限公司。

❹ 公关有哪些基本特征

公关即公共关系，是社会组织同构成其生存环境、影响其生存与发展的那部分公众的一种社会关系，是一个组织为了达到一种特定目标，在组织内外部员工之间、组织之间建立起一种良好关系的科学。根据爱德华·伯尼斯(Edward Bernays)定义，公共关系是一项管理功能，制定政策及程序来获得公众的谅解和接纳。它是一种有意识的管理活动。组织中建立一种良好的公共关系，需要良好的公共关系活动的策划来实施和实现的。
一、公关的基本特征：
1、以公众为对象；
2、以美誉为目的；
3、以互惠为原则；
4、以长远为方针；
5、以真诚为信条；
6、以沟通为手段。
公关由社会组织、公众、传播三个要素构成。公关是社会组织为了生存发展、通过传播沟通、塑造形象、平衡利益、协调关系、优化社会心理环境、影响公众的科学与艺术。
二、公关主要分类：
1、交际型公共关系：
在人际交往中开展公共关系工作，其方式是进行团体交往和个人交往，应用最多；
2、宣传型公共关系：
运用大众传播媒介和内部沟通方法，开展宣传工作,树立良好组织形象.；
3、战术性公共关系活动类型：
4、社会型公共关系：
组织利用举办各种社会性、公益性、赞助性的活动来塑造良好组织形象；.
5、服务型公共关系：
以提供优质服务为主要手段，目的是以实际行动来获取社会的了解和好评，建立自己良好的形象；
6、危机型公共关系公关：
在媒体环境和行业环境的影响下，企业危机不可避免，危机型公共关系旨在帮助企业破解危机公关的难题；
7、征询型公共关系：
以采集社会信息为主码，.以了解社会舆论为手段，为组织的经营管理决策提供咨询.；
8、建设型公共关系：
特指组织为组织发展所作出的努力；
9、维系型公共关系：
社会组织在稳定发展之际用来巩固良好形象；
10、进攻型公共关系：
社会组织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来树立和维护良好形象；
11、防御型公共关系：
社会组织为防止自身的公共关系失调而采取的一种公共关系活动方式。.

❺ 公共文化的概念特征

公共文化这一概念建构始于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民主化进程，伴随资本主义近代民主化进程而形成的公共领域，在分化为政治公共领域和文化公共领域后，经由体制化而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的公共文化。
基于公共文化具有全民参与共享和非营利的性质，实际上，人类社会的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公共文化，因而公共文化本质上是一种非生产性文化生产形态。在历史上，不同国家、民族、地区以及不同时期的公共文化有着形态和内容的差异。公共文化具有共享性、仪式性、差异性和建构性等特征。
一、文化构筑公共空间
（一）“公共文化”概念生成的现代语境
在现代主义语境中，公共文化一词与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具有内在关联性。所谓公共领域，是指人人拥有的共同的空间。阿伦特在阐释“公共的”这一术语的含义时指出：“它首先是指，凡是出现于公共场合的东西都能够为每个人所看见和听见，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
表象——即不仅为我们自己，也为其他人所看见和听见的东西——构成了现实……第二，世界对大众来说是共同的，并与大众的私人地盘相区别。就此而言，‘公共的’一词指的就是世界本身。”
最早的公共领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城邦时期，那一时期分享民主权利的城邦政治形式既是最早形式的市民社会，也是公共领域的早期形式。现代公共领域的形成标志着近代欧洲社会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近代民主社会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公共文化的发展扮演了关键角色，它具体体现为一种具有文化生产意味的活动方式、组织形式和结构关系。现代政治公共领域起源于17、18世纪由宫廷聚会演变而来的艺术沙龙以及街头咖啡馆。
维柯在《新科学》中描述了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他特别指出了文化在建构公共领域中的特殊作用。实际上，公共领域的边界正是由公共文化界定的，公共文化界定的公共领域一方面与私人领域相对立；另一方面，进入公共领域的所有人一致认同某种观念原则和文化价值。
（二）中国语境中“公共文化”的内涵嬗变
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引进西方先进思想文化，逐步形成了类似欧美按学科划分的知识体系。但是，在有关文化的知识体系中，并没有引进“公共文化”的概念，也很少有人使用这一概念。即使有，也只是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来使用的。例如，把城市街头的雕塑称之为“公共艺术”，其实际的含义是“放置于公共场所的艺术品”；又如，把面向全体市民的各级图书馆称之为“公共图书馆”，以区别于归属各个部门、单位如学校、科研院所的图书馆，尽管这些部门和单位的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在所有制性质上是一样的，都属全民所有。实际上，在20世纪的100年中，中国人对于“公共文化”概念的使用，主要是从空间上来理解的，这里的“公共”限定词是指面向社会公众的场所，意思近似“公共文化”这一概念最初生成的语境，即指一些特定场所如沙龙、咖啡馆等构成的公共领域。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3年以来，“公共文化” 一词的内涵在中国语境中有了深刻转变。2004年，上海明确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目标，作为新世纪文化建设实践的创新形式。随着建设实践的不断展开，“公共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深化和扩大。上海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赋予了“公共文化”这一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新内涵。2006年，中国《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作为政府文件，首次将“公共文化服务”纳入其中，提出要以公共文化服务均等为原则，完善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公益性文化设施网络建设；加强以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流动综合文化服务车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 普及文化知识；建立公共文化发展的援助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等。2007年，《上海文化发展“十一五”规划》进一步明确提出“构建覆盖全面，功能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目标，这一文件所使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概念，在内涵上不仅涵盖了传统上由国家兴办的文化事业，如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广播电视等，也包括了此前所提出并推进建设的东方文化系列和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 还包括了公共文化的管理运行体制机制、公共文化的财政保障、其产品服务的生产供给、群众性文化活动、对外文化交流和对外文化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等内容，甚至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也囊括其中。
公共文化的概念内涵在中国语境中的急剧变化， 与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背景密切相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改革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以事业体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发展模式，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成为文化领域推进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发展的主要任务。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将中国文化发展领域区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两大部分，明确提出了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而在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文化事业体制中还混杂着文化行政管理单位、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和经营性文化单位，三者的功能、相互关系，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还没有得到全面厘清的情况下，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一概念来重新划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范围和边界， 重新确定其功能、结构和运行机制， 不仅在实践上是一种创新，而且在理论逻辑上具有合理性。
二、公共文化的历史形态及其演变
（一）公共文化的历史形态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自觉自愿结成生产和生活共同体，即原始公社。原始公社的基本特征是生产分工简单、主要从自然界获取生存资料，人们共享一切劳动成果，也共享文化。原始社会时期的社会文化基本特征是社会全体成员群体参与文化生产、共同分享文化；这同时表明社会成员之间只有性别和长幼之别，还没有形成以财产多寡为标志的阶级差别。社会文化的生产通过仪式化的群体参与，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使社会成员接受并信奉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宗教文化、道德观念、生活习俗、财产制度和价值意识，从而发挥促进生产发展、维护生活秩序、保障社会稳定的作用。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属于公共文化范畴，孔子把《诗经》的基本特点概括为“兴观群怨”， 可以说是极为准确地反映了《诗经》作为西周公共文化的社会功能和基本特征。
在西方文明中，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是欧洲文化之源。同时，它也真实地展示了当时的宗教生活。实际上，仪式化的宗教文化是古希腊罗马城邦时期的公共文化。透过这些仪式，处处可见宗教文化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和约束。除了仪式化的宗教活动外，古罗马城邦时期的主要城市里，都建有神殿、剧场、温泉浴室、竞技场和图书馆等大型公共建筑和文化设施。
历史表明， 文化发展既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 又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而全体社会成员普遍共享同一种公共文化，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只是一种理想。无论是古代中国、古希腊罗马，还是古埃及、古印度或其他古代文明中，地域的文化差异并不影响各古代社会都有公共文化，同时也无一例外地在这些社会内部存在着多种形态的、差异化的公共文化。财产的私有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冲突，都在公共文化的差异性上得到鲜明的体现。
在古代中国，先秦时期形成的礼制作为公共文化，其内部本身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在《诗经》文本中以风、雅、颂的体裁差别传递出先秦社会阶级分化、贫富悬殊和文化疏离的信息，在千百年的历史传承中，古代礼乐文化逐渐趋向精英化而成为社会上层公共文化的一部分。但在社会底层，即在民间社会，始终存在着民间大众共享的公共文化形态。这种民间公共文化以民间习俗的方式，深深植根于基层社会民众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之中，影响和支配着基层民众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如庙会作为中国传统中少有的全民性文化活动，庙会文化作为民间公共文化几千年来沿续至今，并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不断改变其形式，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古代公共文化更多地表现为整体性“民俗”，所谓民俗，就是民间的风俗习尚。民间习俗作为社会下层的公共文化，其主要社会功能是，通过对地域社会的空间组织和再生产宗教信仰、道德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来规范民间社会的生活秩序。
“公共文化”概念的形成史表明，“公共”是相对于个体或私有而言的。尽管“公共文化”是一个现代术语，但就其实质而言，公共文化是一个社会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基本要素。因此，无论古今中外，只要有社会，就必然有公共文化存在。不同地域、民族和社会形态的公共文化，有着自身的特色，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同历史阶段中的公共文化呈现为不同的发展形态。尽管如此，公共文化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而不断改变形式、扩大范围和增添新的内容。
（二）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事业体制
以“十月革命”为标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启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特别是二战以后，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诞生。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社会主义的公共文化建设采取了国家化的体制模式。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社会主义大国， 我国全面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国家建立了以财政资金为支撑的文化事业体制，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工人文化宫、群众艺术馆、公园、文化遗产（址）保护等公共文化机构全部被纳入文化事业范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表明， 由国家财政支撑的文化事业发展体制为各类文化机构和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同时也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建设积累了雄厚的基础。公共文化的体制化不仅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形成了差异化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更重要的是， 公共文化获得了相应的法律地位。现代国家大都以立法形式保障公共文化的存在与发展。而全体公民共享的应有文化权利已经成为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194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缔约国有义务运用政权力量，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
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事业建设不以赢利为目的，根本目标是保障公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实现，因而具有纯粹公益性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文化发展的基金会制度和赞助体系相比较，一是社会主义国家文化事业体制所涵盖的文化内容要大于西方文化基金会制所涵盖的内容；二是从法律地位上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事业体制在保障公民分享公共文化的公平性上要高于西方的文化基金会制。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以国家财政支撑的文化事业体制在社会主义公共文化的体制化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是， 在文化事业体制覆盖不到的广大乡村地区， 仍然沿袭着千百年流传至今的民俗传统，而这种民俗形态的公共文化积淀了历史传统和形式，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大量的封建、迷信和历史糟粕的内容， 在20世纪50至70年代难以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接纳， 从而一度被禁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民俗以其顽强的生命力重新在广大乡村地区蓬勃兴起，并在规范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当代中国公共文化存在着两种形态，这种状况从表面上看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但从根本上说， 是社会主义中国仍处在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尤其是文化生产力水平仍然不高使然。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文化事业以城市为中心的倾向，致使具有公共文化性质的文化事业体制在布局和服务供给方面存在着较大的空间不均衡，从而给民俗形态的公共文化发展留下了巨大空间。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追求现代化进程中，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不把传统的民间文化看成是公共文化，民俗传统被认为是一种低俗文化。但是，只要是民俗传统所构筑的文化空间不能为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所容纳，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难以完成。因此，从公共文化的体制化进程看，中国社会主义公共文化的发展在今后相当长的阶段内，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现实命题和任务是，如何把两种形态的公共文化整合为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统一的文化空间和精神世界。
三、公共文化的功能和特征
（一）共享性
文化在本质上具有公共性，这种公共性表现为一定的人群共同拥有这一文化。就文化的本性而言，文化是天生共享的。公共文化的共享性直接来源于文化的公共性。从公共文化的形成来看，原始社会的文化具有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基本特征。但是，在原始社会生产、生活的公社制没有瓦解之前，社会并没有出现财产私有和阶级分化分层现象， 因而从文化上看，也无所谓公共文化和属于少数人的文化之区别。公共文化是在阶级社会中文化发展形成分层、分化之后才真正形成。因此，在阶级分化、财产私有和社会地位悬殊的社会背景下，公共文化为社会成员共同分享，实际上体现为社会成员对于公共文化的平等参与。社会群体的平等参与是公共文化共享的重要形式特征， 是实现其公益性的唯一途径。但是，从文化发展的历史实践看，随着阶级社会的形成，文化发展同样出现了分化。由于不同社会群体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的不均，社会阶级之间的文化差异、对立甚至冲突都非常之大。公共文化的存在只在一定范围、层次和方式上体现社会各个阶层的平等相处，并不能改变整个社会阶级、财产和权利不平等的现实，由于阶级社会的存在以及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历史上，公共文化不分阶级身价和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为全民共享毕竟是有限的，更多地具有象征意义，是对等级制社会制度及其矛盾的一种调适。
（二）仪式性
无论公共文化呈现为怎样的形态，是上层社会的礼仪，还是民间百姓的风俗习尚，公共文化最重要的形态特征是具有仪式性。在民间的庙会活动中，总是固定地上演一些庙戏。庙戏演出不同于作为独立艺术形态的戏曲表演。作为公共文化的一种形式， 庙戏与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受到诸种规则的制约， 如神戏的演出有许多禁忌，祭祀关羽的神戏一般多唱《桃园聚义》，禁唱《走麦城》；庆祝佛诞，多唱《目连救母》等等，进而形成习俗。
公共文化在形态上具有仪式性，起源于远古先民的巫术活动。古代社会，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崇拜自然，信仰自然。早期的巫术仪式是对自然神的崇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巫术逐渐分化为宗教、民俗和其他艺术形式，早期巫术具有的娱神性质，在仪式作为表征信仰和观念的形式流传中进一步发展演变，更具有了娱人的性质，并且成为公共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民俗形态的公共文化中，口头仪式表现为咒语、禁忌、俗语、传说、童话、民间故事等口传的民间文学形式；非口头仪式则体现为游戏、竞技、体育、游艺、工艺等各种民俗；此外，还有兼具语言类和非语言类两种性质的民俗仪式，如庙戏、民间歌舞等。公共文化具有仪式性表明，公共文化的发展和形态演变依据古老的传统。事实上，古老的仪式以象征的方式，通过重复的、程式化的动作，明确传达某种信念、价值和观念。仪式不仅在民俗中表现为日常生活的习俗和惯例，一旦它有利于统治阶级治理国家，就会经由国家明文确认，成为法律和制度。
（三）差异性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时间和空间都在公共文化动态演进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迹，而这种印迹表现为公共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差异性。 公共文化的差异性具有多种内涵，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加以观察，但最主要的是形态、空间和社会分层这三种差异。
首先，公共文化具有多种形态。公共文化自形成以来，始终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呈现为动态演进的过程。公共文化的形态差异既反映了人们的不同民族属性以及信奉的不同宗教，也体现在不同的表现方式上如某种艺术样式所具有的不同审美趣味上，从而区分出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差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历史的总体特征给公共文化发展留下了鲜明的历史形态特征。在当代中国，公共文化的形态差异不仅表现为地方性的文化差异，也同样在组织形式上有着鲜明体现。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是由国家财政支撑的公共文化生产、供给和服务机构；而以民俗传统存在的公共文化是由民间自发组织生产并共同分享的形态；除此之外，在城市社区，以文化活动为主要内容民众自愿结成的各类非正规组织，同样也是公共文化形态差异的一种表现。
其次，公共文化具有地域空间特征。现实中的人总是生活在某个地域中，某个地域空间的人群所共同拥有的文化，也会因这一地域空间的自然、历史和社会的独特性而在文化上得以体现。一方面，空间的自然属性表现在地域性上，即某一地方与其他地方在气候、资源禀赋和自然景观上的不同特点，地域的自然空间差异直接影响和制约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生产、居住和交往等。另一方面，地域空间的自然属性虽然影响居于其中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在文化上呈现出来，但是文化本身也赋予这一地域空间以精神内涵，进而构成这一地域的文化空间。实际上，在民俗形态的公共文化中，各地民俗的丰富多样性正是公共文化差异性在地域空间上所体现的鲜明特征。
最后，社会分层和阶级分化不仅在公共文化的形态上造成很大差异，而且构成公共文化内部本身的层次差别。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在占有掌握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方面有着明显差别，致使不同层次的公共文化在建构社会空间过程中具有影响力的强弱之分。公共文化的层次差异正是通过社会空间的建构机制，来区分、规定和约束人的社会地位、阶级、身份及其相互关系。
（四）建构性
文化是社会空间建构的结构要素。人们拥有和共享相同的语言、信仰、道德、法律、习俗和生活方式，形成以公共文化为表征的社会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借助于公共文化完成其身份认同， 执着于共有的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这种社会共同体可以是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乡村社会的村庄，也可以是一个宗教群体、一个民族甚或是一个国家。真实具体的公共文化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并随着生产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不断发展，同时也反过来影响和制约着人类的生产实践和社会进步。
一个国家有其全民共享的公共文化，但这一国家内部还存在着分属不同地域、族群和层次的公共文化，公共文化的这种差异特征或者为某个社会阶层所拥有， 或者属于某个族群，或者是某个地方特色的体现，所有这些都不妨碍具有相异性、归属不同的公共文化构成一个整体。事实上，公共文化整体所包含的差异性正是文化内涵丰富多样性的表现，文化内涵的丰富多样性使其充满张力且呈现为生动活泼的文化活力，并成为推动文化在交流融合中发展的重要动力。
但是，公共文化的差异性也可能成为导致社会冲突和矛盾的重要原因。在现代社会，公共文化是社会成员国家认同的最重要载体，主流意识形态以象征符号的方式，通过公共文化的仪式性而处处显示国家的“在场”。但是，如果公共文化内部结构的差异过于巨大，就有可能使分属不同地域、族群和层次的公共文化难以在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层面上实现整合，尤其是社会发展进入剧烈变化的时期，过于巨大的公共文化差异甚至有可能导致文化的分裂，从而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因此，在面对公共文化的差异性上，一方面要从保持文化发展的内在活力出发，保护和发展公共文化内部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又要防止过大的差异性引发文化冲突，进而阻碍公共文化在国家层面上对社会的整合。总之，推进公共文化发展，不在于削除其差异性， 而是要使其保持内在和谐和张力，从而保障公共文化社会功能的实现。
四、文化生产视角下加快公共文化发展的若干思考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公共文化是人类生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生产的两大基本形态之一， 公共文化的发展演进和形态变化，需要从文化生产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生产，公共文化生产与物质生产一样，也有其产品，即观念形态的思想、意识、心理和情感等，而生产循环过程同样也是一个投入产出过程。但是，公共文化生产有着与物质生产完全不同的经济特性，不仅如此，还有着不同于非公共文化生产的性质。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公共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看，与公共文化这一概念高度相关的文化发展实际状况，其形态差异不仅仅体现在内容、生产形式、组织方式等体制多样性上，而且从领域来看，也表现为不同形态的公共文化相互交叉的局面，甚至与经营性的文化生产也有着相互关联和缠绕的复杂关系。
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明确地把中国的文化发展区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两大部分，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国家支持和保障公益文化事业，并鼓励其增强自身发展活力。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基本内涵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公益性，所谓公益性文化事业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没有生产性收入，经费由国库支出的社会文化活动；二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提供的服务内容，主要是知识、信息、历史文化和娱乐等，主要的功能是增进公民的知识、道德修养，培育高尚的人格，形成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三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服务对象是全体公民， 只要是公民，都有权享受国家法定的公益文化服务。划入公益性文化事业的主要有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科技馆等各种公共文化设施。
但是，由于公共文化形态的多样性，以国家财政支撑的公益性文化事业体制无论在内容、活动方式，还是在组织形式上，都没有全部覆盖整个社会的公共文化领域。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是， 在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如何从文化生产的视角着眼，进一步优化配置公共文化生产的各种资源， 充分激发中国公共文化生产的巨大潜力， 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就必然要求， 国家的整体文化发展和管理体制要为更有效地推进公共文化发展提供保障。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国家支持和保障公益文化事业”。《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等政府文件对公益性文化事业从概念、内容、性质、财政投入、税收、人员、场馆建设、设施、管理体制、政策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说法，这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健康发展确定了方向，必将有力地促进公益性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❻ 公共组织的特征是什么

（一） 公共组织是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为基本职责。
社会公共事务是相对于私人事务而言的，是指涉及全体社会公众整体的生活质量和共同利益的一系列活动，其具体内容包括社会问题、公共项目和公共财产与资源。公共利益就是一定范围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利益的共同部分。因此，公共利益不是单个社会成员或者单个组织的特定利益，而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公共利益的构成在价值上具有多元综合性，具体体现为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正、民主等。这些价值是保证社会成员进行正常有序的共同生活基础。能不能有效地为社会提供所需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以及公正、民主的政治经济环境，是公共组织存在和发展的依据，也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基础。
（二）公共组织是不以营利为目的。
公共组织在从事组织生产和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其主要的目的与动机，是在谋求社会的“公共利益”，一切的措施都是在顾及全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下来为全体民众服务，并以最好的服务来争取民众的拥护与支持，不以营利为目的。但是，为了弥补提供公共事务过程中的经费不足，或者为了平衡在享受公共事务的物品和服务方面实际存在的差异，公共组织有时也会采用收费的办法。但是，这种收费绝不以营利为目的。公共组织的活动经费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公共财政开支；二是有偿服务收入（按产品和劳务费的成本收取的费用）；三是通过社会的赞助、资助、捐助、彩票等筹措的资金。
（三）公共组织通过行使公共权力来管理公共事务。
公共权力是用于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是公共组织实施自身职能的前提条件。公共权力是由社会的共同需要而产生的，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意志的集中表现，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其基本目的在于维持、调整或发展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公共组织要么拥有法定的公共权力，要么拥有由公共权威部门授予的公共权力。这种公共权力与非公共组织中存在的“私权”有着本质的区别，从其基本内涵来说，在主体上，公共权力属于公众而非某个个人；从客体上看，公共权力指向的是公共事务；从功能上看，公共权力为公共利益服务。公共权力具有权威性、强制性、普遍性、排他性，公共权力的这些特性使公共权力有着比“私权”更广泛的约束力、强制力和管辖范围。当然，公共权力的使用更强调依法行使，防止权力的滥用，因此，公共组织必须受到全社会的监督。
（四）公共组织的活动必须依法进行并受到高度监督
公共组织尽管代表着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但它的产生和运行方式不能超越于国家法律之上。公共组织的产生必须依据社会公共生活的实际需要，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原则和程序依法审批和设置。在运行方式上，公共组织必须依法规范自己的管理行为，自觉地贯彻和执行有关公共事务方面的法律法规，在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范围内自觉履行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责。
公共组织正是因为行使公共权力，它的一举一动都必须接受来自舆论或公众的批评和监督，其所作所为必须是公开的、透明的。目前许多国家设立的“阳光法案”、公务人员的财产申报制度、重大公共工程的公开招标，其目的就是为了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和对公共组织活动的严密监督，使公共组织不损害全体民众的利益，积极地为全体民众谋求福利，真正做到以民意为依归。社会中的每一位公民都有权合法享有这种服务和提出意见、建议，并进行监督。同时，公共组织也要接受来自于立法和司法部门以及各利益团体的监督。
（五）公共组织的政治性倾向以及行为的强制性和权威性
公共组织是依据公共权力来从事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公共组织虽然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但同时也是公共权力的执行者，这就决定了公共组织行为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的特点，这种强制性和权威性在维护既定的政治关系和社会秩序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公共组织作为行使公共权力的主体必然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意向，所制定的公共政策皆具有政治的意义。因此，公共组织实现目标的过程，如果忽略了政治因素，则不容易理解其运作内涵。公共组织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全国性的或地方性的政治利益团体以及各种相互制衡的权力关系。公共组织的活动由于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凡是在其职权范围以内的事务，皆有管辖权，任何一个被管理者都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和服从，若有违法乱纪的行为发生，公共组织便可依法予以处分。
（六）公共组织的目标不易计量及责任的多元化
公共组织的目标就是谋求公共利益，但公共利益大多是模糊而不易计量的，它表现为公众对公共产品的多层次、多样化、整体性的利益需求。公共利益不像私人利益那样明确直接，公共组织也不能像私营组织那样以利润作为衡量组织和员工的绩效。它只是作为表明公共组织负有公共责任以及必须为大多数人服务的一种象征，并且由于公共组织的服务对象是社会公众，公共组织不仅目标模糊、分歧、不易量化，民众的期望亦很多，要求其必须承担包括政治责任、工作责任、法律责任、道义责任在内的所有公共责任。

❼ 公务员公共服务能力的基本特征有哪些

公共服务的三大特征：公共服务是一种大众化的服务；；公共服务是一种基本服务；公共服务是专一种属非营利性的服务 。
公务人员的公共服务能力的结构规定了六个方面：诚信能力、联系群众的能力、为群众办实事的能力、自我规范的能力、高效行政的能力、应用电子政务的能力。

❽ 公共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其管理具有哪些特点

公益性，均等性，便利性，基本性。

❾ 2、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到2020年我国文化改革发展奋斗目标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到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奋斗目标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

《决定》提出的到2020年我国文化改革发展奋斗目标，涵盖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构成一个有机统一整体。

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入推进，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公民素质明显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要把全体人民团结起来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共同奋斗，首先要在思想上团结凝聚起来。应当看到，我国社会思想道德主流是好的，人民精神风貌昂扬向上，但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我们要按照全会确定的奋斗目标，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大力弘扬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发扬艰苦奋斗、劳动光荣、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积极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道德规范，在全社会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扶贫济困、扶弱助残、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

在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方面，提出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精品力作不断涌现。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既是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我们党充分发扬广大人民群众和文化工作者的创造精神，大力推动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丰富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但文化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有影响的精品力作还不够多，供需矛盾和结构性短缺问题比较突出。我们要按照全会确定的奋斗目标，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全面提高文化产品质量，创作生产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

在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方面，提出文化事业全面繁荣，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是实现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方式。近年来，我国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大为加强，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框架已经形成，大幅度提高了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保障水平。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城乡、区域文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比较突出，基层特别是农村比较薄弱。我们要按照全会确定的奋斗目标，大力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完善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

在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方面，提出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全面形成。发展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成长迅速、健康发展，增加值2010年已突破1.1万亿元，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幅度提高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总量规模不大，质量水平不高，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亟待增强。我们要按照全会确定的奋斗目标，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在国家许可范围内，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投资文化产业，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目标，这次全会再次作了强调。从目前情况看，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省市文化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超过了5%，已经成为当地支柱性产业。再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我们完全有能力实现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目标。

在深化文化领域改革开放方面，提出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充满活力、富有效率，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是发展的根本保障。只有不断深化改革，破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文化才能焕发勃勃生机和活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新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逐步建立，改革成效日益显现，但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重点是创新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扩大对外开放，关键是完善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决定》分别对这两个方面提出了“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和“进一步完善”的目标要求，为进一步深化文化领域改革开放指明了前进方向。

在建设宏大文化人才队伍方面，提出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发展壮大，文化繁荣发展的人才保障更加有力。人才是第一资源。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这些年，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明显成效，规模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高，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总体看，我国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亟待加强，高层次人才和领军人物比较缺乏，既懂文化又懂政策、懂经济、懂经营的复合型人才明显不足。人才中坚力量壮大，基层队伍建设扎实，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人才支撑才能够更加有力。我们要按照全会确定的奋斗目标，以提高素质为核心，以壮大队伍为关键，加快培养造就德才兼备、锐意创新、结构合理、规模宏大的文化人才队伍，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坚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到2020年我国文化改革发展奋斗目标有3个鲜明特点。一是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相衔接。文化更加繁荣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决定》提出的奋斗目标，着眼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新要求进行了充实、完善和深化，既保持了目标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又根据形势发展要求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二是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现阶段文化改革发展实际。有针对性地确立文化改革发展奋斗目标，是这次全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决定》提出的奋斗目标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深入研究我国文化改革发展中带有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深入研究文化建设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既考虑必要性又考虑现实可行性，既有原则要求又有刚性指标，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符合文化建设实际、符合人民群众意愿，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三是着眼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决定》把“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打下坚实基础”作为到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奋斗目标的落脚点，并据此对思想道德建设、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公益性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既整体谋划又突出重点，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具有很强的战略性、前瞻性和指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