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国外研究现状
1.2.1.1 国外实物地质资料服务研究起步较早
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建立了国家地质调查局,负责实物地质资料的管理和服务研究工作。英国自1835年成立世界上最早的地质调查局以来,实物地质资料服务研究一直伴随其地质工作的开展而存在和发展。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在实物地质资料服务对象、服务方式、服务内容、服务标准上开展了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模式,都值得我们借鉴(姜文利,2013)。
1.2.1.2 发达国家地质工作的任务向地质信息转移
21世纪以来,各发达国家的地质工作向地质信息转移,以满足本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美国地质调查局制定的《美国地质调查局战略计划(2000-2005)》和《美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工程五年规划(2006-2010)》提出确保美国得到可靠的地质资料数据。英国地质调查局发布的《英国地质调查局战略科学计划(2005-2010)》提出要提供综合客观、公正和最新的信息,以满足国内外用户的需要。
1.2.1.3 国外许多专家提出了先进的服务理念
如F.Herrera等(2001)认为,地质资料整合服务有四个基本问题:标准、资料一致性、描述多样化的地质资料的代表模型以及查询与交互服务。Marcus Apel(2006)分析了从三维地质模型到三维地球科学信息系统的转变,认为有三个基本因素很重要:资料模型、查询功能和资料管理。Steve Peedell等(2005)认为,一个空间地质资料基本结构包括政策、公共机构准备工作、技术、资料和人才五个要件。
1.2.1.4 发达国家学者研究开发丰富的地质信息服务产品
许多发达国家研究开发了多种实物地质资料的服务产品。巴西地质调查局提供产品的基本定位有三点:公益性、需求第一、集成服务,提供在线服务。英国地质调查局有大量的产品和数据可供免费下载。发达国家地质调查局网站信息资料丰富,能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
㈡ 如何建立服务型政府国外研究现状
1. 完善公共服务职能。一是完善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体系。加强公用基础设施、公共卫生设施、公共教育设施、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等方面的建设,积极发展义务教育和公共医疗卫生保健事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努力形成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做到公共服务不“缺位”。二是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总体水平。要根据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努力提高公共产品的总量与质量,使公平服务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力争使公共教育支出、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三是建立适合省情的公共服务模式。从公共服务支出来讲,应以社会性公共服务支出为主;从公共服务消费来讲,应当做到覆盖面广、水平适度、兼顾公平与效率;从发展过程来讲,应当优先完善教育与科技公共服务;从公共服务供给来讲,应当构建多元化、社会化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四是创新公共服务的方式。借鉴西方的做法,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开放一些公共服务的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允许社会组织和企业进入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按照养事不养人的原则,探索面向社会公开招标的方式,坚持政府购买劳务、购买服务,企业和社会组织应标承办劳务和服务,进行合同管理,按合同兑现报酬。五是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制度。这些制度主要包括义务教育制度、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公共医疗卫生制度、科技补贴制度、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制度、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制度、公共服务参与制度、社会合作制度等。六是实现人人享有公共服务的目标。满足全体公民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需要,真正做到老有所养、贫有所助、病有所医、幼有所教。
2. 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是把取消和调整的审批项目落实到位。对省政府决定取消的审批项目,任何部门和市(州)、县(市、区)政府不准再行审批或变相审批;对省政府决定改变管理方式的审批事项,要按规定交由社团、行业组织或中介组织实行自律管理,并指导其制定操作规程,健全运行机制;对省政府决定下放管理层级的审批项目,要放得下、接得住,不揽权、不推诿。二是加强后续监管工作。认真分析研究取消审批后还需通过其他方式监管的事项,制定并落实后续监管措施和办法。不断探索行政机关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方法和手段,强化间接管理和事后监督,充分发挥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的作用。建立行政审批项目动态评估机制,对现有行政审批项目作进一步的调整。三是加快《行政许可法》的配套制度建设。建立统一受理行政许可申请、统一送达行政许可决定的操作规则,积极探索联合办理、集中办理、统一办理行政许可的制度。完善有关听取第三人意见的程序,便于申请人、利害关系人陈述和申辩。要认真执行听证制度,依法确定听证的具体范围,制定听证规则。四是清理规范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逐步建立政府部门依法监管、社团和行业组织自律管理、中介组织依法执业的制度,按照“正确引导、依法规范、加强监管、严格自律、推动发展”的工作思路和分步实施、有序推进的原则,积极稳妥地开展这项工作。
3. 明确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与途径③。一是强化宏观管理职能。主要是强化战略引导职能;强化平衡协调职能,制定相关法律法观,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强化保护职能,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帮助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规避风险。二是弱化微观管理职能。以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改变政府管理经济的基本方式。凡能由市场调节、企业自己决定、中介机构能提供服务的事项,政府坚决退出不再审批。能取消的坚决取消,能下放的坚决下放,不能“错位”、“越位”。三是合理划分行政职能。凡由省政府管理的权限由省级政府负责,凡由市州政府管理的事项由市州负责,凡由县级政府管理的事项由县(市)负责。四是转化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政府应促进中介组织、行业组织等社会组织的法制建设,明确政府与中介组织、行业组织的关系,摆脱其与政府部门的从属关系,割断其与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脐带”,实现真正的脱钩,把社会管理的有关职能真正让位于中介组织和行业组织。
㈢ 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国外有类似的网站吗
只有国内有,这是中国特色的
㈣ 有关公共服务的外文文献
自己去sciencedirect,springerlink等外文数据库下载啊
或者到知网,维普等中文数据库下载
很多的,校园网内免费获取
校园网外可以利用google学术搜索,有部分能免费下载
㈤ 公共服务国内外理论概述
行政变革的理论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新贵无疑是“新公共管理”(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相比教而言,它摒弃了传统政治理论的观察视角,而是从市场和经济学的角度重塑了许多行政的理念和价值,从而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行政发展架构。同时,必须注意到的是,以丹哈特夫妇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针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并倡导“服务而非掌舵”的新公共服务理论(the New Public Service),他们的观点在我们的服务行政研究中具有值得重视的巨大意义。
一、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扬弃
1、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缺陷。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为政府改革注入了新鲜血液。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是政府有限理性和政府官员的“经济人”假设,政府相似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组织,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是公共服务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因此,其核心内容是力图将私营部门和工商企业的方法用于公共部门,强调市场竞争、政府工作的绩效评估、行政过程的透明取向、成本效率和顾客导向等。一时间,“企业化政府”、“市场为本”、“政府瘦身”、“重塑政府”成了政府官员使用率极高的流行词语。然而新公共管理的思想并没有涵盖当今政府在实践中所应该涵盖的基本理念。而且新公共管理过分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过分强调政府向企业学习、用企业提供商品的方式提公共服务,往往会而且在实践中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差别,从而产生伦理上和责任上的问题。另外,在市场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尽人意的腐败现象。这一切,导致公平与公正问题的凸显。
新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政府不再同时掌舵和划桨,而是把划桨的任务赋予更为高效率的市场,政府则专心做好掌舵的工作。丹哈特夫妇则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当我们急于掌舵时,我们是否正在淡忘谁拥有这条船?”从掌控和驾驭社会的角度讲,政府过去已经做了很多,也的确发挥过积极的意义。但是对于现代社会,这种单极化的掌控结构是否还合理呢?现代社会更多意义上是一个多元化的结构,即便在公共行政领域它更多的也要体现出公民的主体性。其实公民才是一个多重的角色,他们既是公共财政的主要供给者,也是公共服务的接受者,同时也是各种生活的参与者和公共利益实现的监督者。归根到底,作为最终的授权者,他们甚至可以通过新契约的形式向民间公共组织授权,而非单独指向政府,这样就使得掌舵者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政府在许多时候的角色将不再是主导型的,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至于划桨手也不仅仅是市场这一单一结构能够完全提供的,需要有更为多元的参与力量来重构体系。
2、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扬弃。在对新公共管理进行性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的新理论。丹哈特夫妇提供了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比较的一个代表性范式,他们提出了对服务行政有相当指导意义的七个方面:1.服务而非掌舵;2.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3.战略地思考,民主地行动;4.服务于公民而不是顾客;5.责任并不是单一的;6.重视人而不止是生产率;7.超越企业家身份,重视公民权和公共服务。夏书章先生对此有这样的评价,“在传统公共管理与新公共管理之后,出现新公共服务运动,并非偶然,故不论它们之间的理论观点和具体内容上的分歧和争议如何,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和不容忽视,即强调或提醒公共管理主要是或者归根到底是公共服务的性质。”
与新公共管理建立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观念之上截然不同的是,新公共服务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观念之上的,是建立在公共行政人员为公民服务并确实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之上的。新公共服务对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主要体现在: (1) 新公共服务呼吁维护公共利益,“ 当公民能够根据公共利益去行动时,社会的广泛利益才能从一个独立的、孤立的存在中脱离出来,并转变成一种美德和完整的存在,向社会奉献的过程最终使个人变得完整”,这种观念大大超越了建立在个人自利基础上的新公共管理理论。(2) 新公共服务强调尊重公民权利。新公共服务的倡导者坚持认为,政府与公民之间是不同于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系的, “公民具有一种公共事务的知识,一种归属感,一种对整体的关切,一种与自身的命运休戚与共的社群道德契约”。新公共服务倡导者相信公共组织如果能在尊重公民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和分享的过程来运行,就一定能获得成功。(3) 新公共服务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新公共服务看到当今政治生活领域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政策制定方面的变化,政府不再是处于控制地位的掌舵者,而只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者。更多的利益集团直接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中。新公共服务认为行政人员应该意识到,公共项目和公共资源并不属于他们自己,作为负责任的参与者,而不是企业家,他们是“公共资源的管家、公民权和民主对话的促进者、社区参与的催化剂、街道层次的领导者” ,将越来越多地扮演调解、协调甚至裁决的角色。
3、新公共服务理论需要发展和实践。新公共管理努力实现的是对一系列公共管理困境的救治,现实的问题使得关注效率的工具理性成为必要,相应的它对于追求何种最终价值却少有兴趣,也就缺乏探讨紧迫性的认知。作为一种变革和救治的视角,我们对于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方案予以很多的赞成与肯定,但是这样一种理论进步更多的是建立在技术和工具的层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具有形式偏好性。而新公共服务则试图将管理的视角逐渐切换到对管理乃至社会发展根本价值的关注上来。资于往事,鉴于现实,我们需要在一个改革的进程中必须在二者理念中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
尽管丹哈特夫妇在提供的多个项目的比较后发现,二者似乎存在着太大的差别,但是如果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形式和价值事实上必然有相契合的肌理。就如同我们认为即使在公共管理“主体缺位”时期,它也正走在根本价值的漫长回归之路上,并不能因为当时的理念多么浅显而否认那曾是形式与价值耦合的一个历史进程。新公共服务高举价值追求的大旗一方面确实很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存在很多困惑,在实践上并不能与新公共管理并驾齐驱。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困惑
公共行政转向倡导服务的价值和实质的正义,需要致力于建设一个公民本位、追求公共利益为根本的行政体系。这样一种理论推定的首要问题“是否可能”或者说“是否具有操作性”将如何来界定呢?事实上,通过分析,我发现有四个困惑必须予以解决才能回答其现实性。
第一,公民何以理性?以公民为本就意味着公共行政必须满足公民的需求并为不断发展的需求提供服务升级的义务。那么,公民的理性就显得非常必要了,这种理性包含三个层面的意思:
1.公民是否准确的知道自己的需求?公民其实往往最注重基础的需求,而对于可能的或者高层次的需求缺乏认知,这主要是因为需求环境、需求阶段以及需求人群的差异造成的。譬如,生活在城市的人向往乡村田园的环境,而农村居民会觉得现代化的都市生活更好,这种需求的“围城”困境并不意味着绝对的需要,而是阶段性的比较和补差心理。所以公民的需求总是表达不充分或者时效多变的,寻求一种明确的认知似乎目前还不可能。
2.公民是否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即使公民完全知道自己的需求,那他们能清楚无误地传递给供给方吗?答案是否定的。公民的表达取决于三个因素:a.公民表达的能力,这一点是因人而异的,最好的表达能力者能否最清楚的表达尚有疑问,何况千差万别的公民群体。b.公民的表达意愿,公民的表达意愿是受个体情绪影响很大的,不同心理素质和个性的人对表达的见解是不径相同的。c.表达的成本,这一点其实也很关键,如果公民感觉到对话的成本高于收益或者担心投入沉没的话就会放弃许多表达的机会。
3.公民认为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了么?公民的评价体系同样体现出迥异性,即使是同等同质的服务对于不同的客体而言满足程度也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困境时常出现,使得服务方不知所措,也往往影响公平性和制度化。
所以,就现实而言,差别的公民个体理性层次不同,作为全体考察时则更加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只能称之为有限理性的集合。
第二,政府何以令人满意?作为服务供给者的身份,如何让公民满意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作为权力和权利主体的公民在接受服务的时候对于政府不能是感恩或者宽容的感情,他们通常应当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1.政府是全心全意为我们考虑的吗?政府的人员是由一般的公民担任的,他们具有双重的身份,一方面具有公民的需求,另一方面必须通过本职工作来实现政府的服务。这个特殊群体的集合是不是会带来政府的人格化以及利益集团化?他们考虑服务的基点还能保持公正吗?还有可能在冲突的区域依然保持价值的中立吗?以上的担心不是多虑的,既往的“经济人”假说事实上更加增添了这方面的不确定感。
2.政府能提供尽可能多和好的服务吗?这个问题直接与服务的意愿和政府的能力有关:从意愿的角度,政府在获得充分的授权后,必须有兑现契约的实际行动和完善服务的创新精神,还必须保障能够落实到制度化的设计上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随意性安排;从能力的角度,政府在具体的行政中应当表现出足够的驾驭本职的素质并且有令人信服的实践来进行经常性的校验;这个问题实质上还与政府对公民需求的认可有密切的关系,公民表达的所有需求得到了多大程度的回应、是否带来了未来服务升级的承诺和预期等都是现有较松散公民社会的结构所不能把握的。
3.政府是值得信任和不可替代的吗?既然服务是公民对政府的根本定位,那么政府目前所发挥的功能都是不可替代的吗?在某一种公共产品的提供上,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已经是最好的可能吗?现实中,多元的社会和多元的结构已经提供了选择的其它可能,政府如果不能证明它还有必要居于主导,就必须放弃过去获得的授权合同,主动退出,但是政府这种自觉的行动常常是缺乏压力和动力的。
所以,政府总是很难令人满意的,改革甚至重塑就成为经常性的工作。
第三,政府和公民何以达成共同的核心价值?作为追求理念的“生产力”与“效率”、“民主”与“正义”、“安全”与“福利”等在社会认知上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偏好,公民群体通常不可能达成一致的认识,政府在各个阶段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问题还在于作为被授权的服务主体——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对社会价值的统一发挥影响,又有多大的能力去整合各方开展统一的行动,而且保证不虢夺侵犯公民的权力。另一个方面,公民作为权力的主体为何要去认同某种共同的价值,那些个体和群体多元化的价值之间又如何来保持融合和平衡冲突?我们会发现关于价值的争论实际上归结到最后就是公民与政府关系的根本性基础——合法性认同,公共服务的行政变革不能是停留在技术修补层面的运动,而应该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方位重构和超越。
第四,公共服务是现在还是未来?基于上述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建构服务行政的事实与价值取向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在面对既往的弊端和危机时,形式的修正需要更显得迫切,而对于理念的刻意追求反而显得不合时宜,
那么服务的理论是不是太过超前或者部分地超越了我们的时代而应当被视为未来的理想呢?回答这个问题对于目前指导理论的建设性是不可延缓的,无论是新公共管理还是新公共服务都无法回避。
三、结论
公共服务推定的困惑不是否定了公共服务理论的可能,而是对公共服务必须解决的理论层面提出了建构的基本内容。一种公共服务理论的建立,必须围绕上述的问题展开探讨,任何理论倘使不能解开上述的困惑,那就恐怕还是会“混淆了规范与描述”,难以提供出“一个令人心悦诚服的替代性方案”。历史上的政府形态对于社会发展而言至少已经扮演过两个角色,一个是大包大揽的全面干预者,就像我们在大多数历史时期看到的统治管理形态,另一个是的市场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强烈要求的“守夜人”角色或者弱势政府。事实上,作为权力本体的公民们真的需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吗?当然不是,新公共服务理论实际上也呼唤了新意义上的政府重塑工程。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向上仰视我们的政府,他们必须记录下我们所能给予的权力、坚决保留的权力和禁止行使的行政权力,并确定法律去保障它们;其次,我们需要一个热心了解我们需求的政府,他们应该划分出必须提供的、尽可能提供的和由第三方更好提供的不同需求层次,然后努力去达成这样的供给;最终,我们需要一个全心全意服务于我们的政府,他们以尊重人的个性、确认人的价值、推进人的发展为使命。因何而服务?归结到一句话就是“民主的政府是为他们的公共服务而存在。”我们所需要的也正是一个服务性的新型政府。
㈥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欧美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政府提供服务的低效率和垄断性所产生的巨大压力下,英、美、澳、日等欧美国家都逐步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作为重要环节纳入到了政府改革的实践框架之中,并取得了重大成效。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提高政府效率的一种有效选择。近些年来,虽然我国不少地方作了大量积极探索,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仍处于“初级阶段”,需要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一套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运行机制,以提高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健全的立法规定
在英国、美国等欧美国家,均有国家层面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立法。比如,美国就具有全世界最为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美国国会和有关部门制定了大约500 种政府采购法规,形成了以法律(法案、法令)、规章制度、行政和司法三个部分组成的制度体系。其中《联邦政府采办法案》和《联邦政府采购条例》是政府采购法规体系的核心,统一规范了政府各机构的采购政策、标准、程序和方法。
在英国,自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作为社会福利改革的一部分大范围推开以来,无论是1997年上台的托尼·布莱尔将其常态化、制度化,还是如今执政的卡梅伦提出的“大社会”计划,均在立法和政策上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改革提供了有力保障,先后于1998年和2011年分别发布了《政府和志愿及社会部门关系的协议》和《开放的公共服务白皮书》,通过选择性放权,秉持公平性与多元化原则,改善公共服务,引领公共服务改革创新。
日本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进程起始于2004年小泉内阁通过的《推进规制改革、民间开放3 年计划》。虽然起步较晚,但是日本政府在公共服务购买的进程中始终坚持立法为先导的原则。《关于通过竞争改革公共服务的法律》明确了政府购买服务的基本原则;《会计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了中央政府有关的购买服务程序;《地方自治法》及相关法规规定了与地方政府有关的购买服务程序,从而形成了关于政府购买服务的较为完备的法制框架。
在澳大利亚,对于社会部门的一般管制均以澳大利亚税务局为核心,这就确保了澳大利亚慈善法律的真实价值是关注获取利益。1997年颁布的《财政管理与责任法》和《联邦服务提供机构法》规定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这方面的细则。
公开透明的购买流程
一套公开透明的公共购买流程,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必然要求。经过多年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大多已安排专项预算,通过一定的政府采购程序对私有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社会服务进行购买,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简单来说,西方国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流程是这样的:首先,政府对购买服务进行可行性和必要性研究,按照一定的程序选定购买的公共服务的范围、项目,并确定相应的预算;其次,向社会公布政府购买的项目、购买价格、预算安排以及质量要求和各项服务指标等;再次,对投标进行资质认定,并运用招投标和委托等方式选定供应商、签订合同并实施相应的过程管理和监督;最后,对这些组织进行绩效考核并按照绩效进行结算。
当然,具体到每个国家而言,其流程可能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在美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至少由6个环节构成:制定统一的单据格式、招标公告以及表述格式、对招标工作人员统一定位,详细制定招标采购操作规程,确定合格供应商名单,招投标,交货追查,进行采购审计和管理审计。英国的政府采购程序则包括8个阶段:制定采购计划,确定采购总负责人和配备律师、会计师或审计师,律师起草和在指定刊物上公布信息,接受咨询,按标准确定合格供应商名单,招标或直接采购,按照合同监督供应商完成服务,独立审计。
但不管怎么变化,实现政府对非营利组织和社会服务组织公共服务的购买,“按照选定服务项目——社会公布——资质认定、招标管理——过程管理、监督——绩效考核——结算”都是最基本的流程。
非垄断的购买方式
在西方发达国家,公开竞标是最典型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方式。例如,英国政府早在1990年公布的公共医疗和社区关怀法中就明确规定,中央政府拨付的特殊款项的85%必须以竞争招标的方式向私营或非政府组织购买。不过在加拿大,正式招投标并非最主要的方式,政府也经常采用直接向社会组织提供项目的方法。
竞标可以帮助政府降低购买公共服务的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但不足之处是有可能引起政府雇员的反对,需要建立起相关过渡的政府雇员机制。除公开竞标外,在涉及专业性较强的公共服务时,西方发达国家还会采用协议定标的方法,如对监狱、医院等服务的购买。
在美国,合同外包则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主要形式,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服务领域。在合同外包的发展过程中,政府购买服务经历了由设计型合同向绩效型合同的转变。设计型合同的特点是政府为投入和过程付费,政府部门制定的规章制度严格约束社会组织的行为;绩效型合同则是通过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质量、效果等的评估付给费用。20 世纪90 年代新公共管理理念取得主导地位后,绩效型合同出现并普遍使用,使为公民提供的服务和项目质量最大化,便于有效测算项目和服务的最终产出。
另外,不管采取哪种购买方式,政府都应逐渐从公共服务直接生产者的角色中淡出,而更多地承担起公共服务规范和制度制定者的责任。以英国政府做法为例,2001 年,布莱尔政府设立了公共服务改革办公室,与公共服务决策部门、执行部门共同开展工作相关部委制定购买服务政策,下设具体的部门执行。同时,实行了中央与地方“分治”,使地方政府拥有了更多的公共服务决策权。在社会层面,独立顾问团、专业消费者组织和行业自律协会在完善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体系,保护消费者利益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就形成了中央政府制定规划、各级政府部门具体执行和社会团体予以辅助的政府购买服务管理体制。
㈦ 有关公共服务广告功能的英语作文,120个单词
In the modern information era, one can't avoid being surrounded by various kinds of advertisements. They serve as a direct bridge between manufactures and consumers. By advertising, manufactures can easily introce their procts and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consumers. On the other hand, consumers will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get to know more about the things they are interested in.
, there is still lots of people who complain that many of the words in advertisements are rather misleading. Some manufactures spend far too much money on advertising their procts without trying to promote the quality of their goods. To make things worse, some people even use false descriptions in their advertisements for the sake of making money.
Perhaps it is not advertising that should be blamed rather we need to strengthen advertising law. Only under the firm control of government, can advertisements benefit people in the broadest sense.
㈧ 服务型政府的借鉴西方
“服务型政府”概念的提出是中国学者的贡献,但与之相仿的理念在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实践中却多有体现。20 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美国、新西兰等发达国家进行的以市场力量改造政府绩效的这场运动,为中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带来了重要的启示。服务型政府是是政府机构改革的一个方向, 以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为目标,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关键。 1、雷纳评审。审视政府现有工作, 发现英国政府主要存在的两大问题是政府开支过大和工作效率低下,并就此提出不少可行性建议。
2、“下一步”行动方案。倡导采用更多商业管理手段改善执行机构, 以提高服务效率。方案提出应设立执行机构,承担政策执行和服务提供的职能。
3、公民宪章运动。用宪章的形式把政府对公众的服务承诺和违诺责任确定下来,使公民不再是政府服务的被动接受者,同时也是政府服务质量的监督者。
4、引入竞争机制。主要做法:私营化;打破垄断;维护正常竞争秩序;市场检验。 1、重视电子政务建设。美国是电子政务的先驱,其建设的中央政府网站———第一政府网,便是极成功的一个中央政府网站。美国通过电子政务建设使公众对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大幅度提高。
2、适当放松管制。美国原先对国内行业管制极严,抑制了行业成长,也使政府部门疲于奔命。后来美国政府逐渐放松了政府管制,比如1978 年便出台了《民航放松管制法》。
3、公共服务市场化。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将决策、执行相分离并引入竞争机制。 新西兰政府改革始于80 年代初期, 采用管理主义的模式,被誉为行政改革的典范。
1、国营企业民营化。原本从事生产“私人物品”的政府部门活动,在市场机制下进行民营化,充分发挥市场比较优势,减少成本。
2、明确政府部门职责。明确政府、部、皇家实体机构和公务员的目标,避免责任和职权的冲突、交叉,政府不介入市场和社会能够有效运行的领域。
3、政府结构变革。政府人员精简化,权力分散,政府部分职能市场化、公司化和私有化等,从而使政府能够集中精力于公共服务。
㈨ 公共服务理论
公共服务的理念起源于19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冲突与斗争,最早提出公共服务的是19世纪后半期德国社会政策学派的代表人物瓦格纳(AdolfWagner)。1912年法国公法学家莱昂·狄骥明确界定了公共服务的实施主体是“那些事实上掌握着权力的人”。19世纪末期英国改良主义经济学家霍布森提出了“最大社会福利”思想,界定了公共服务的价值目标,他认为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生活,以便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调和起来,使“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得以实现。
21世纪初期,以美国著名公共行政学家罗伯特·B·登哈特为代表的一批公共行政学者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理论。这一理论包括了六个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是政府的职能服务;二是追求的目标是公共利益而不是副产品;三是行政作为在思想上要具有战略性,在行动上要具有民主性;四是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顾客;五是强调责任政府,责任并不简单;六是重视人,而不只重视生产率。
公共服务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按照公共产品的概念,公共服务应是一种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社会服务,是以一定的信息、技术或文化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根据内容和形式分为基础公共服务、经济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服务和社会公共服务。基础公共服务是指那些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公民及其组织提供从事生产、生活、发展和娱乐等活动都需要的基础性服务,如提供水、电、气,交通与通讯基础设施,邮电与气象服务等。经济公共服务是指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公民及其组织(即企业)从事经济发展活动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如科技推广、咨询服务以及政策性信贷等。公共安全服务是指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公民提供的安全服务,如军队、警察和消防等方面的服务。社会公共服务则是指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满足公民的社会发展活动的直接需要所提供的服务。
㈩ 如何建设世界城市国内外学者对世界城市的研究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活动的主要载体。在世界众多的城市中,只有极少数能够成为聚集全球资源、影响全球发展的综合性中心城市,即世界城市。拥有多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城市,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当前,我国许多城市都在积极研究自身的定位和发展问题,如香港一直致力于世界城市建设,北京市把“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写进北京市“十二五”规划纲要,上海市以成功举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契机聚焦世界城市建设。在学术理论界,关于世界城市的研究方兴未艾,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层面探讨世界城市的建设与发展问题。认真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对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世界城市的主要特征 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否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是衡量一个城市是不是世界城市的首要指标。强大的经济实力主要表现在城市生产总值总量大、人均水平高,产业结构合理、先进,特别是具有发达的第三产业和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兴产业,金融业发达,高端企业发展迅速,对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如果将世界经济看作是跨国资本组织和控制下相互关联的市场和生产单元,那么,世界城市则是这种组织和控制的中心所在。 强大的集聚能力。世界城市之所以能够在全球产生巨大影响,不仅在于它的经济总量大,而且在于它的集聚能力强,吸引着大量的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等,从而形成巨大的流量和交易量。其中,流量就是控制力,交易量就是影响力。通常而言,世界城市是大量国内和国际移民的目的地、跨国公司总部和国际组织的聚集地。 强大的国际交往能力。强大的国际交往能力是世界城市的重要特征。一方面,先进、安全、便捷的通讯服务和发达、现代、立体化、可持续的交通体系,是世界城市具有强大国际交往能力的硬件基础;另一方面,多元、开放、大众参与的文化交流活动为世界城市强大的国际交往能力提供了良好的软环境。在世界城市,不仅休闲文化、娱乐文化等广泛普及,而且高雅文化获得巨大发展,全球文化精华得以汇集、交流。 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准确理解世界城市的内涵,还要把握以下两点: 一是,世界城市与国际城市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国际城市是指与世界其他城市之间具有较高经济、政治、文化交往度的国际化、现代化城市;而世界城市是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聚集了世界高端企业总部、高端人才等,是国际活动的聚集地,对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具有重要影响。与国际城市不同,世界城市在数量上是相当有限的。 二是,世界城市通常是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世界城市的形成与其周边城市的发展密不可分,世界城市的影响力也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其所在的城市群。比如,纽约与其周边40多个城市即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的城市,共同构成了世界第一大城市群;伦敦周围集中了英国最主要的几个产业城市,如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等,是英国产业密集带和经济核心区;东京则是由一都七县组成的首都圈,其核心是东京和横滨,东京和横滨加上千叶等构成了“大东京”的概念。正是依托于这些城市群,纽约、伦敦、东京才具有巨大的世界影响力。 世界城市面临的挑战 当前,世界城市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兴奋的概念,受到世界众多城市的青睐,许多城市都将建设世界城市作为发展目标。一些学者认为,要建设世界城市,就必须清醒认识建设世界城市面临的挑战。如果不能很好地认识和应对这些挑战,世界城市建设就容易出现“不良反应”或“副作用”。从实际情况看,世界城市面临的挑战主要集中在城市规划、城市管理、社会分化等问题上。 城市规划问题。如何搞好城市的合理规划、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建设世界城市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一些世界城市对此有过探索。比如,伦敦为解决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住房、交通、环境及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矛盾等突出问题,通过用行政手段控制市区新建工业、围绕市区建绿带、在外圈扩建城市等手段,形成了围绕中心城区的“环状路网+绿带+卫星城”的典型模式。纽约为促进可持续发展,先后经历了以“再中心化”、“铺开的城市”、“3E(经济Economy、环境Environment、公平Equity)先行”为主题的三次大都市区规划,使城市建设的重点从疏散中心城区办公就业发展到把纽约改造成为多中心的大城市、再发展到提高地区生活质量。这些探索对其他城市特别是致力于建设世界城市的超大型城市具有借鉴作用。当然,建设世界城市不能照抄照搬,而应从自身实际出发搞好规划,在不断探索中形成自己的城市特色和风格。 城市管理问题。世界城市是全球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等的汇集地,是大量国内和国际移民的目的地,是跨国公司总部和国际组织等的聚集地。居住和工作在世界城市的人们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宗教信仰、文化背景等各不相同,这对城市管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由于聚集在世界城市的跨国公司总部和国际组织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自身都具有较大影响力、具备某种“强势”,它们在运作和活动时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服务于自身的战略布局,在一些时候可能与世界城市的发展战略相冲突,这也对城市管理提出了挑战。因此,如何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是世界城市必须解决好的课题。 社会分化问题。处于全球城市体系顶端的世界城市,往往容易成为贫富悬殊的地方。在这些“世界经济的指挥部”里,既有大量从事金融、管理等高技术劳动的高薪人员,也有不少从事低技术劳动的低薪人员;既聚集着大量富人,也聚集着不少低收入人群,如清洁工、存贷保管员等。从目前情况看,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和国际移民的大量增加,世界城市的社会分化问题也日益严重。有学者甚至将世界城市分为“堡垒”和“隔离区”两部分:“堡垒”服务于跨国精英阶层的特定需要,“隔离区”则演变为社会底层的贫民窟。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是世界城市建设过程中需要认真应对的问题。 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展望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综合国力的提升,特别是在我国成功举办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国外世界城市的发展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提供了有益借鉴。此外,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提供了重要保障。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我国的一些大城市将成为世界城市网络的中心和重要节点,我国将出现一些有影响的世界城市。那么,如何建设我们的世界城市呢?学者们特别关注以下四个方面。 注重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联系。建设世界城市并非一个城市的单打独斗,而应建立在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紧密联系的基础上。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核心城市的发展迫切需要周边诸多功能性城市组成的城市网络来支撑和配合,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紧密联系成为世界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核心城市作为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在周边建设和发展卫星城和新区,通过产业链和产业转移带动周边城市发展,不仅可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能够推动周边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因此,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不能仅仅将聚光灯投射到一个城市,而应当注重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联系,不仅注重发挥核心城市的吸纳、集聚效应,而且注重发挥核心城市的扩散、辐射作用。 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当前,我国城市发展面临着人口膨胀、能源短缺、环境恶化、“碳约束”加强的严峻形势,要想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低碳发展的创新之路。为此,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其中有两个重点:一是加快发展服务业。实践证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越高,发展服务业的条件就越好。发展服务业,有助于增强城市的集聚和辐射能力。我国一些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应充分发挥人才、物流、信息、资金等相对集中的优势,尽快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二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抢占新一轮经济科技竞争制高点的战略选择,建设世界城市必须紧紧抓住和切实用好这一机遇。 制定城市文化发展战略。世界城市的魅力不仅体现在其丰富的资本和信息、充沛的人流和物流上,更体现在其丰富的文化资源方面,包括文化遗产、历史古迹、教育研究、传媒娱乐、时尚文化等。纽约的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书籍等,伦敦的悠久历史、文化底蕴、宗教传统与独特的社会风貌等,都是其成为世界城市的重要推力。我国拥有5000年文明发展史。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决定了我国建设世界城市并不是复制一个伦敦、再造一个纽约、克隆一个巴黎,而是要以深厚的中华文明积淀为依托,吸收融合世界文明成果,形成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独特人文魅力、丰富文化内涵和较高文化品位的中国特色世界城市。 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城市的重要功能和目的就是让城市中的人们生活得更加美好。对于世界城市而言,这一功能和目的不能弱化和偏离,而应该比其他城市坚持得更好。惟有如此,才能更好地集聚人才和资源,彰显世界城市的独特魅力和强大吸引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一方面必须形成与世界城市相匹配的城市管理能力,不断推进城市管理体制创新,完善城市应急管理机制,做到精细化管理、科技化管理、人性化管理;另一方面,必须注重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加大投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