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政府公共服务公共性的缺失及其治理

『壹』 合法性的命题对于社会治理的价值是什么

含义 第一，国家行政组织或公共行政组织是行政管理的主体，由于各国国家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各不相同，行政管理的主体也不同，用这种较为抽象的概念可以更多地概括它们的本质和共同点； 第二，行政管理的主体并不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而是与立法、司法部门相对而言的行政执行部门或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它对执行宪法和各种政策、法律负有责任；第三，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突出了“公共”的特性，涉及到公共权力的运用、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公共服务等问题。 公共行政主体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构，即行政机关。在我国，行政管理主体是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共行政客体是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行政管理活动的根本原则是依法管理。 行政职能 含义和地位 政府职能是与国家的立法职能和司法职能相对应的职能，即国家行政机关的职能。政府职能是行政机关在管理活动中的基本职责和功能作用，主要涉及政府管什么、怎么管、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政府职能是国家职能的具体执行和体现，政府职能的行使受立法机关的监督；反之，政府职能发挥的程度又制约和影响其他国家职能的实现程度。 发展过程 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时期国家政府职能的重点在于政治统...

『贰』 公共性的特性

引言 20世纪后期的一场全球性行政改革运动，把人类的政治历史领进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公共管理的出现。公共管理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人类曾经拥有过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近代社会，在工业革命中成长起来的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取代了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20世纪后期，当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走向全面成熟的时候，当人们对这种模式的全部科学建构都已完成了的时候，当行政学对它的认识已经洞察精微的时候，这种以“官僚制”命名的社会治理模式却走向了自我否定的征程，在官僚制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精英们开始了对官僚制的改造。从主观上看，行政改革只是出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并没有建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雄心。但是，在一点一滴的改革中，在对“官僚制”所造成的诸多问题的系统解决中，却触及到了这种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从而开始了整体性的变革。这就是正在走向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进程。 与统治型的、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不同，公共管理既不是以权力的强制力为前提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实现，也不是在权力与法律的结合中实现的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而是一种奠基在服务精神基础上的公共服务模式。公共管理在本质上是服务的。但是，公共管理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出现在社会历史舞台上，仅仅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它的成长需要我们自觉地对其进行建构。而这项伟大的社会工程作为一项人类整体运动，又需要在我们对公共管理实质的认识和把握中来进行。从公共管理刚刚崭露出来的特征中，我们看到，伦理关系第一次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治理关系。因此，认识和建构公共管理体系的努力，就需要把对公共管理伦理关系的分析作为起点。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在本文中试图对公共管理伦理关系所具有的一些基本特性加以考察。通过这种考察，是能够为公共管理活动的行为体系确立一个大致的轮廓的，甚至是可以为公共管理行为体系的建构提出具体的方案的。但是，本文的目标仅仅在于揭示公共管理伦理关系的基本特性。 公共管理伦理关系的开放性 公共领域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开放性，是广泛地向私人领域和一切社会成员开放的领域。公共管理是公共领域的这一本质特征的充分展现。为什么在近代社会出现以前，没有形成一个公共领域？那是由于担负社会治理功能的领域缺乏开放的特征。为什么近代以来的公共领域总是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也是由于公共领域的开放性不足所造成的。只有当公共领域拥有充分的开放性，公共性才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追求，而是体现在社会治理实践中的现实。历史考察揭示出的事实是：缺乏开放性和开放性不足，都是由于社会治理模式中伦理关系的缺位造成的。一旦社会治理模式中拥有了健全的伦理关系，这种社会治理模式就会获得实质的开放性。公共管理伦理关系的开放性决定了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开放性。 开放性是指系统与环境之间交流和互动的外在特征。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一种单向的作用方式，强制性的秩序是通过权力关系单向运动而获得的，治理者与其对象之间，在常态的治理活动中，根本不存在交流与互动。严格说来，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治理主体基本上是来自于某一或某些确定的阶层，治理方式千年一系，治理体系僵化等等，都证明了它是封闭的。 与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方式相比，近代社会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表现出了开放性的特征。这是由于法律关系在治理体系中成长起来的结果。法律关系在调节和平衡权力关系的过程中，恰恰是通过社会治理体系的开放来获得支持力量的。法律如果不能保证社会治理体系的开放，就必然会使自己成为权力的附属品，法律关系自身就无法得以健全和完善。在这种条件下，法律就会成为权力关系的遮羞布，就会成为权力关系谋求合法性的谎言。一旦法律对权力关系的放任有所束缚，就会被毫不犹豫地一脚踢开。所以，社会治理体系中法律关系的确立，恰恰成了权力关系“任性”的克星。正是法律关系赋予了社会治理体系以开放性。因为，法律关系的确立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制约权力关系的层级化或等级化了的不平等。法律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它确认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与客体、主体自身以及治理者之间的平等地位，而这种平等恰恰是开放性的基础。 所以，在法律关系得到充分发展的任何地方，社会治理体系都会表现出开放性的特征，都会有治理对象的积极参与，权力关系都能够受到较为有效的约束。但是，法律关系的开放性也是有限的开放性。因为法律对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客体、治理者及其对象的身份地位，都有着明确的规定；对社会治理的方式和工具选择，都作出了原则性的规范。法律仅仅承认有限的开放通道。这就决定了法律关系的开放性也只是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才是现实的，超出这个范围，开放性就转向了自己的反面。即使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开放性也总是一种形式化了的开放性，在涉及到许多实质性的问题时，它就会表现出冷冰冰的封闭性和僵化。 公共管理伦理关系的开放性是全面的开放性，它接受法律关系的平等理念，又超越这种平等，它所表现出来的是公共管理主体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公共管理者与其对象之间实质性的平等。这就决定了他们之间能够处于良性的交流与互动状态。公共管理伦理关系中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因素都全方位地向其他方面、其他因素开放，正是通过开放，才达到了积极合作的目的。 公共管理伦理关系应当是开放的。因为，公共管理主体秉承的是服务理念，把公共利益的实现作为至高无上的追求，时刻准备倾听来自公共管理客体以及社会所有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公共管理伦理关系能够开放。因为，这种伦理关系随时准备把一切社会成员纳入到这种伦理关系中来，决不轻视任何准备进入这种伦理关系的愿望，决不排斥任何准备进入这种伦理关系的要求，对于一切有利于伦理关系成长的因素，都表现出无限的热切。公共管理伦理关系必然是开放的。因为，公共管理是建立在平等参与的基础上的，反对甚至杜绝一切垄断，冲击一切因垄断而造成封闭的领域。 公共管理伦理关系的开放性是与开放的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交换关系作为社会的主导性关系日益走向成熟和普遍化，市场竞争的社会化造就了社会成员机会平等化的历史趋势，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都积极地向愿意投身其中和适宜于投身其中的人开放。但是，公共管理伦理关系并不从属于交换的原则，它是对交换原则的超越。交换关系为它提供了平等的基础，这种基础却不是它按照交换原则行事的舞台，而是互助合作的前提。所以说，公共管理的伦理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关系，它的开放性不是为了进行交换，而是造就服务和合作。正是公共管理伦理关系的这种开放性特征，成了公共管理这一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开放性的基础。公共管理就是开放性的社会治理模式，而公共管理伦理关系则是它的动力源。

『叁』 社区治理概念包括哪些规定性特征

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 社会管理在广义上，是由社会成员组成专门机构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事务进行的统筹管理；在狭义上仅指在特定条件下，由权力部门授权对不能划归已有经济、政治和文化部门管理的公共事务进行的专门管理。
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政策选择 (一) 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管理系统和机制 首先,深入研究社会管理的对象、手段、目标、监测指标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社会政策,开发适应社会管理和调控需要的社会指标,建立和完善数据采集系统。 其次,要确定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内涵。当关于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体制的若干思考前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要认真梳理复杂的利益关系,着力解决一些影响社会发展的体制难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如何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问题;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中效率和公平的协调问题;混合所有制社会格局下政府的有效社会管理和调控问题;社会事业(文教、卫生、文化、体育等) 、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统一劳动力市场等领域的体制性障碍问题。这些问题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会制约着我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运行效率的提高,这些关键领域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必须从体制上实现新的突破。 最后,还要处理好管理社会发展的有关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协调问题。从中央政府确定的改革目标和方向来说,这些社会发展管理部门需要本着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目标,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为己任来制定政策和配置公共资源,而不是各自为政,为实现部门利益最大化来配置公共资源。 目前有关社会发展管理部门管理的社会资源实际上是第二次分配后的公共财政收入。众所周知,公共财政的目的在于实施国家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公平。公共财政出现的前提是市场失灵,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政权组织的角色,依据政权力量,以市场失效为范围,执行国家的社会管理者职能,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公共财政具有公共性和非营利性两个基本特征,其收支活动主要通过公共预算来实现,包括经费预算和公共投资预算。社会发展管理部门必须本着公共性和非营利性这两个基本原则来使用公共财政资源。不从根本上认识这个问题,就不能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这个问题不解决社 会管理体制改革就不能取得根本突破。 (二) 做好社会管理的基础性工作 目前各省都在开展社会指标的研究和设计以及采样工作,如果各省都是各自为战,缺乏协调和统一,将来全国的比较和总结将会存在很大的困难,因此,国家应组织专家和各省一道开展研究,建立一套全国和各地都能使用的社会管理指标体系,为建立全国社会宏观调控机制提供技术支持。政府要实现社会管理的目标,必须把其目标具体化,通过技术设计编制成可以测度的社会指标,就像经济发展中的国内生产总值、消费价格指数、国际收支、就业率、居民收入等一样。历史上,我国曾经建立并在实践中使用了若干社会发展的指标,有关部门和地区也根据工作需要和形势的发展设计了若干社会指标。但是,到目前为止,能够像经济发展那样用几个指标来预测社会发展的社会指标则很鲜见,对于社会宏观管理,这无疑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三) 实现社会资源合理有效配置 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特点和部门分工,可以把社会管理部门原则上分为两大类,第一类负责社会公平,主要手段是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包括教育、文化、卫生、民政、体育、劳动社保等;第二类负责社会安全和社会稳定,主要手段是行政和司法,包括公安、司法、安全、社团管理、安全生产等。当然,二者的分工不是绝对的,有些部门兼顾两种职能,比如,民政部门的社区建设和民间组织,一方面承担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另一方面又承担社会安全与稳定任务。社会公平与社会稳定也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互为因果,如果社会公平问题处理不好,社会差距拉大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引发社会动乱。而社会稳定又可以为社会公平创造发展的空间和环境。例如,在以福利为核心的社会管理部门,非营利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任何一个国家对于非营利组织参与政治活动都是非常关注和提防的,包括美国。因此,必须妥善处理好两类部门的关系,推进机制和体制创新,保证社会公共服务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也要处理好两类系统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保证社会目标的有效实现。 评判一个国家对社会发展重视还是不重视,不是看它说了什么,而是看它做了什么,特别是看它把多少资源用于社会发展。从国际经验来看,大凡重视社会发展的国家,都会在公共财政中把社会发展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例如,OECD 国家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占其卫生总投入的70 %以上。再如,美国社会管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由早期的社会组织自我管理模式转向由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共同治理的模式,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社会管理。联邦政府所有福利项目(包括社会保障、卫生、各种福利项目) 几乎占去了其政府财政开支的60 %。即便如此,还是不能满足社会需求。需要帮助的美国人不得不转向其他福利资源———私人、慈善和志愿组织。为了帮助贫困家庭和个人,美国各级政府也直接或间接支持这些慈善和志愿组织提供各类社会服务,主要方式包括:建立和完善法律和法规体系;通过免税或减税鼓励私人和公民向慈善和志愿组织捐赠;通过政府资金直接支持慈善和志愿组织;通过对使用慈善和志愿组织提供服务的个人给予补贴、税收返还等对慈善和志愿组织提供间接支持。 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涉及的内容很多,根本性的内容之一就是要改革现行的公共财政结构,加大社会发展投入在政府整个预算中的比重。评价一个政府的社会管理体制,看其是不是真正地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关键要看其财政结构的变化。如果说我们是公共服务型政府,但是我们的财政支出大部分还是用于生产性投资,而不是公共服务型支出,那么这个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方向就值得去认真考虑。所以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首先要改革我们的公共财政体制,特别是改革跟社会发展有关的公共财政。政府财政要坚决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公共财政对于社会发展的支出内容必须以“市场失灵”和“公共产品和服务”为标准来严格界定和严格规范。 (四) 大力支持社会领域的公民事务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社会建设和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政府负责就是政府制订规则,创造环境,组织运作活动,提供服务和福利,通过协议方式委托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服务。政府负责不等于政府包办,政府应当通过制度创新,广泛调动社会组织、企业参与社会服务的积极性。在美国,非营利组织通过合同或申请政府基金从政府得到的资助, 占非营利组织经费总额的35 % ( 2005年) ,而在我国的香港地区,这一比重大约为80 %～100 %。另外,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激励公众关心社会事务,捐赠钱财、时间,让公众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目前我国部分居民对于公共事务的冷漠是我们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体制面临的挑战之一。政府不应在社会领域与民争利,相反,应大力支持社会领域的公民事务。政府不与民争利是实现公众参与的前提。 毫无疑问,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但是除此之外,是不是还需要有其他主体参与呢? 比如说我们过去讲的社会事业单位和随着社会发展逐步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等。如果我们承认社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必须参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那么它们应如何参与、如何配合政府整体的改革战略呢? 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深入地研究,进一步地明确。另外,就政府本身来说,现行行政框架内分管社会发展的政府机构很多,涉及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卫生、民政、发展和改革等多个部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到底以哪个部门为主,或者说由哪个部门进行总体协调和筹划? 因为社会发展是一个整体,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需要有一个总体设计。目前,社会管理及其体制改革是分部门进行的,分部门的改革不利于从整体上来完善社会管理体制,而且在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形成利益部门化趋势。 因此,必须深入研究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问题。“十五”时期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都是各个部门在自己搞自己的,其实际结果不利于各个领域改革的深入,也不利于发展。社会管理体制要改革的内容很多,例如卫生事业改革、教育事业改革、文化事业改革、就业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事业单位改革、社团改革、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等。以事业单位改革、社团改革、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为例,“十五”期间,它们的改革是各个部门分别在抓,各自推进。毫无疑问,社会事业单位改革将是中国继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行政机构改革之后,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进行的又一项重大战略性改革。全面推进社会事业单位及社会事业管理体制改革,涉及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两方面的内容,目标是要提高政府管理社会生活的能力,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这不仅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更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战略意义。但是事业单位改革离不开社团改革和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以社区改革为例,现在的社区改革涉及到社团组织定位、社团组织管理等问题,如果社团管理不改革,社区管理体制怎么改革? 在社会管理领域中,把问题分隔开来的改革,从整体上来说是没法推动的。所以,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必须把跟社会发展有关的各种体制、各类机构、各种问题统一起来考虑,这是今后一个时期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

『肆』 对公共行政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环境因素是什么

20世纪后期的一场全球性行政改革运动，把人类的政治历史领进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公共管理的出现。公共管理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人类曾经拥有过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近代社会，在工业革命中成长起来的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取代了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20世纪后期，当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走向全面成熟的时候，当人们对这种模式的全部科学建构都已完成了的时候，当行政学对它的认识已经洞察精微的时候，这种以“官僚制”命名的社会治理模式却走向了自我否定的征程，在官僚制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精英们开始了对官僚制的改造。从主观上看，行政改革只是出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并没有建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雄心。但是，在一点一滴的改革中，在对“官僚制”所造成的诸多问题的系统解决中，却触及到了这种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从而开始了整体性的变革。这就是正在走向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进程。 与统治型的、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不同，公共管理既不是以权力的强制力为前提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实现，也不是在权力与法律的结合中实现的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而是一种奠基在服务精神基础上的公共服务模式。公共管理在本质上是服务的。但是，公共管理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出现在社会历史舞台上，仅仅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它的成长需要我们自觉地对其进行建构。而这项伟大的社会工程作为一项人类整体运动，又需要在我们对公共管理实质的认识和把握中来进行。从公共管理刚刚崭露出来的特征中，我们看到，伦理关系第一次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治理关系。因此，认识和建构公共管理体系的努力，就需要把对公共管理伦理关系的分析作为起点。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在本文中试图对公共管理伦理关系所具有的一些基本特性加以考察。通过这种考察，是能够为公共管理活动的行为体系确立一个大致的轮廓的，甚至是可以为公共管理行为体系的建构提出具体的方案的。但是，本文的目标仅仅在于揭示公共管理伦理关系的基本特性。 公共管理伦理关系的开放性 公共领域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开放性，是广泛地向私人领域和一切社会成员开放的领域。公共管理是公共领域的这一本质特征的充分展现。为什么在近代社会出现以前，没有形成一个公共领域？那是由于担负社会治理功能的领域缺乏开放的特征。为什么近代以来的公共领域总是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也是由于公共领域的开放性不足所造成的。只有当公共领域拥有充分的开放性，公共性才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追求，而是体现在社会治理实践中的现实。历史考察揭示出的事实是：缺乏开放性和开放性不足，都是由于社会治理模式中伦理关系的缺位造成的。一旦社会治理模式中拥有了健全的伦理关系，这种社会治理模式就会获得实质的开放性。公共管理伦理关系的开放性决定了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开放性。 开放性是指系统与环境之间交流和互动的外在特征。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一种单向的作用方式，强制性的秩序是通过权力关系单向运动而获得的，治理者与其对象之间，在常态的治理活动中，根本不存在交流与互动。严格说来，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治理主体基本上是来自于某一或某些确定的阶层，治理方式千年一系，治理体系僵化等等，都证明了它是封闭的。 与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方式相比，近代社会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表现出了开放性的特征。这是由于法律关系在治理体系中成长起来的结果。法律关系在调节和平衡权力关系的过程中，恰恰是通过社会治理体系的开放来获得支持力量的。法律如果不能保证社会治理体系的开放，就必然会使自己成为权力的附属品，法律关系自身就无法得以健全和完善。在这种条件下，法律就会成为权力关系的遮羞布，就会成为权力关系谋求合法性的谎言。一旦法律对权力关系的放任有所束缚，就会被毫不犹豫地一脚踢开。所以，社会治理体系中法律关系的确立，恰恰成了权力关系“任性”的克星。正是法律关系赋予了社会治理体系以开放性。因为，法律关系的确立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制约权力关系的层级化或等级化了的不平等。法律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它确认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与客体、主体自身以及治理者之间的平等地位，而这种平等恰恰是开放性的基础。 所以，在法律关系得到充分发展的任何地方，社会治理体系都会表现出开放性的特征，都会有治理对象的积极参与，权力关系都能够受到较为有效的约束。但是，法律关系的开放性也是有限的开放性。因为法律对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客体、治理者及其对象的身份地位，都有着明确的规定；对社会治理的方式和工具选择，都作出了原则性的规范。法律仅仅承认有限的开放通道。这就决定了法律关系的开放性也只是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才是现实的，超出这个范围，开放性就转向了自己的反面。即使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开放性也总是一种形式化了的开放性，在涉及到许多实质性的问题时，它就会表现出冷冰冰的封闭性和僵化。 公共管理伦理关系的开放性是全面的开放性，它接受法律关系的平等理念，又超越这种平等，它所表现出来的是公共管理主体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公共管理者与其对象之间实质性的平等。这就决定了他们之间能够处于良性的交流与互动状态。公共管理伦理关系中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因素都全方位地向其他方面、其他因素开放，正是通过开放，才达到了积极合作的目的。 公共管理伦理关系应当是开放的。因为，公共管理主体秉承的是服务理念，把公共利益的实现作为至高无上的追求，时刻准备倾听来自公共管理客体以及社会所有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公共管理伦理关系能够开放。因为，这种伦理关系随时准备把一切社会成员纳入到这种伦理关系中来，决不轻视任何准备进入这种伦理关系的愿望，决不排斥任何准备进入这种伦理关系的要求，对于一切有利于伦理关系成长的因素，都表现出无限的热切。公共管理伦理关系必然是开放的。因为，公共管理是建立在平等参与的基础上的，反对甚至杜绝一切垄断，冲击一切因垄断而造成封闭的领域。 公共管理伦理关系的开放性是与开放的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交换关系作为社会的主导性关系日益走向成熟和普遍化，市场竞争的社会化造就了社会成员机会平等化的历史趋势，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都积极地向愿意投身其中和适宜于投身其中的人开放。但是，公共管理伦理关系并不从属于交换的原则，它是对交换原则的超越。交换关系为它提供了平等的基础，这种基础却不是它按照交换原则行事的舞台，而是互助合作的前提。所以说，公共管理的伦理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关系，它的开放性不是为了进行交换，而是造就服务和合作。正是公共管理伦理关系的这种开放性特征，成了公共管理这一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开放性的基础。公共管理就是开放性的社会治理模式，而公共管理伦理关系则是它的动力源。

『伍』 公共治理的基本内容

公共管理的基本原则:

1、人本性原则
公共管理的人本性原则，就是管理主体在管理实践中确立，并运用于管理实践的一切从人出发，旨在调动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的要求。它具有以下几重规定：（1）公共管理过程的起点必须是人。公共管理的本质就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才能的充分发挥。因此，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是公共管理活动的终极目标。（2）人是公共管理的首要课题。公共管理中包含着措施、手段、设施等要素，但是，这些要素首先是作用于被管理的人，再通过被管理的人所发挥的能动作用，使这些要素产生协调和综合的结果。（3）公共管理主体的人格化。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组织和机构，其实际的运行和效能的发挥，必须依靠具体的人来完成，表现出人格化的特征。因此，管理主体自身素质的完善、管理主体认识能力的提高和价值取向的合理化，对公共管理的结果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4）公共管理中人的群体性。公共管理人本性中的人，不单指现实生活中具有自己意志、利益和行为的个人，而且指具有共同目的和协作关系的个人所结成的群体或组织，有着群体的需求和愿望。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是平等的，各级管理者都是代表人民利益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因此，从理论上说，人民群众既是公共管理的主体，又是公共管理的客体，体现了以人为本原则的本质特性。
2、服务性原则
现代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公共管理就其本质而言，不是管制，而是服务。服务是公共管理的内核和基础，公共管理的目的不是向社会、企业和公众提供价值，而是为他们追求和实现自身价值创造良好的条件。因此，要大力增强公共管理机构的公共服务职能，发展和完善有关的公共设施，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
3、效能性原则
公共管理为了实现一定的效果，必然要求相应能力的协调和支持。公共管理必须是高效和有效的统一，高效强调公共管理过程的投入要素与实际之间的关系，有效则强调公共管理的实际结果与预定目标之间的关系。
4、均衡性原则
公共管理中必然会遇到一些不一致的要求，从一定的条件看，这些要求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它们并不是处在同一的层面上。在公共管理中既要考虑到不这些要求的合理性，也要注重这些要求之间协调性，只有在不同要求趋于均衡的条件下，公共管理才能取得整体性满意的效果。

『陆』 如何理解行政管理的公共性

公共性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原则，一切形式和制度的破立必须周绕这个啄则展开，因为“公共性”这个概念所标示的是最为基本的行政理念，是整个行政体系和行政行为模式建构的出发点和原则。本文在简要论述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内涵的基础上，联系我国当前行政管理体制的实际情况，提出落实公共性这一核心原则的建议。
公共性”作为公共管理的一种基础性内涵，与公共管理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治理活动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涉及到我们对于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即它是实证的过程还是规范的研究，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行政管理（ public administration）是运用国家权力对社会事务的一种管理活动。也可以泛指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事务管理工作。行政管理系统是一类组织系统。它是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分系统。行政管理最广义的定义是指一切社会组织、团体对有关事务的治理、管理和执行的社会活动。同时也指国家政治目标的执行，包括立法、行政、司法等。狭义的定义指国家行政机关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又称为公共行政。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管理的对象日益广泛，包括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市政建设、社会秩序、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现代行政管理多应用系统工程思想和方法，以减少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支出和浪费，提高行政管理的效能和效率

『柒』 社会治理下的行政公共性是什么 概念、意义、作用、

“公共性”作为公共管理的一种基础性内涵，与公共管理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治理活动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涉及到我们对于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即它是实证的过程还是规范的研究，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公共性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原则，一切形式和制度的破立必须周绕这个啄则展开，因为“公共性”这个概念所标示的是最为基本的行政理念，是整个行政体系和行政行为模式建构的出发点和原则。本文在简要论述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内涵的基础上，联系我国当前行政管理体制的实际情况，提出落实公共性这一核心原则的建议。

就总体而言，作为公共管理的本质内涵，公共性与社会性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阶级与国家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时期，公共性与社会性在最广泛意义上是一致的或领域是重合的；随着阶级与国家的产生，国家成为公共性的代表，公共性逐渐从社会领域中凸显并独立出来；而在阶级与国家消亡之后，公共性与社会性又再次融为一体。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公共性，是指处于从阶级与国家产生到消亡这一历史时期的特定概念。另外，从上述公共性的自然发展过程可以得出，社会性是公共性的存在基础，公共性则是社会性的特殊体现；社会性具有量的规定性，公共性则有质的规定性。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公共性将不断扩张与壮大，最后发展成为社会性。

『捌』 社会事务服务中心是干什么的

社会事务服务中心职责：

1、负责全镇社会保障服务工作。

2、负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开展失业、工伤、生育、养老、医疗保险等服务工作。

3、负责收缴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及相关信息、资料、档案管理工作。

4、负责民政救助工作。负责群众最低生活保障，救灾救济工作，落实农村五保供养政策。承担优抚救济、社会互助事务性和服务性工作。

5、负责授权范围内各项社会救助人员调查统计、申报工作，承担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服务工作。

6、承办镇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8)当前我国政府公共服务公共性的缺失及其治理扩展阅读：

接待困难群众来信来访，开展咨询服务、征集意见、做好信访督办，化解社会矛盾，畅通困难群众诉求渠道设立信访接待窗口。

以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和运行效率为目标，立足创新社会管理体系、打造创新型政府，建立“群众接待中心、政务服务中心、法律服务中心、财务结算中心、惠民帮扶中心”，并引入“市场中介服务机构、企业服务机构”。

积极探索和构建包括“政府”和“市场”在内的社会事务服务网络，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一个功能完善、服务便捷、配置有效的“社会事务超市”正在逐步形成。

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要任务是：加快推进各项惠民行动，整合惠民帮扶资源，完善惠民帮扶体系，建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公共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服务体系网络。

『玖』 公共治理之于政府转型的目标诉求

摘要：中国正在发生从旧到新的治理转型，治理转型实际上是一场全球性变革运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性公共治理转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全球治理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理论和实践模式，为中国探索和建立更为有效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式，实现公共治理向“良好治理”方向的转型提供了某些启示。
关键词：治理；转型；全球变革
改革开放30年来，快速推进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仅引起了中国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也使政府的管理从理念、制度到结构和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出现了中国治理从旧到新的转型。走向新的治理是当代各国公共治理转型的必然结果，治理转型作为公共治理领域发生的一种系统化的、大规模的和带有根本性的转变过程，是一场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全球性运动。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公共管理领域围绕着加强政府能力和满足公民意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全球性改革运动，其结果是公共管理发生了从政府管理到公共治理的转型。探索更为有效的公共事务的“治理”模式，也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核心论域。这种探索将为中国的公共管理研究和正在发生的公共治理转型提供某种可资借鉴的经验和理论。
一、背景：全球公共管理改革与治理转型
在14世纪末就开始使用的“治理”，是与统治( government) 、管理(management)等政府活动联系在一起，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政治活动和管理活动。而今天，越来越多的公共管理研究者开始认同关于“治理”概念的新解释：治理是包括政府和各种非政府组织乃至私人机构在内的多个主体，协同处理公共事务，以满足公众需求，实现最大化公共利益的过程。这一定义主要是在“公共治理”的意义上使用的。它意味着： ( 1 )治理或者说公共治理与政府管理不同，主体并不是惟一的，而是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公共和私人的机构； ( 2 )治理权威的运用并不像政府管理那样，采用单一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行政命令，而是上下互动、相互协商、彼此合作的方式； ( 3 )治理是对公共事务的网络状的合作管理，是“多中心”的，目标也是多元的，但最终的目标是以最小的成本最大程度地满足公众需求，实现最大化公共利益。
传统治理受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挑战，从而向现代“新”治理转型，在西方国家是很早就发生的事。但治理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且有其特殊的背景，那就是全球性公共管理改革运动的兴起。当代全球性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发端于西方国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之所以首先掀起公共管理改革，源于两个基本原因：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和公民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普遍不满。而改革的目的就在于“在公共支出中形成节余(经济) ，改进公共服务的质量，使政府的运作更有效率，增加使选用和实施的政策变得有效的机会”。为实现这样的目标，西方公共管理改革的基本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 1)社会、市场管理与政府职能的优化； ( 2)社会力量的利用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 ( 3 )政府内部的管理体制改革。
在20多年的公共管理改革过程中，西方各国形成了公共治理的新模式。按照澳大利亚学者欧文·休斯的说法， 20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公共部门的管理方式已发生了变化，以官僚制为基础的传统行政管理模式正在转变为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尽管这种模式有各种各样的名称，如“新公共管理”、“管理主义”、“企业化政府”、“后官僚体制模式”等，但它们都表示同一种现象，即传统的官僚制已被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模式所取代。
尽管对当代西方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中出现的“新公共管理”模式还很难作出恰当的界定和全面的评价，但它意味着当代西方公共管理特别是政府管理的深刻变化，意味着公共治理的转型，意味着传统公共治理模式至少在西方国家的终结。而现代公共治理的发展，正如莱恩所言： 20世纪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变化使传统的国家治理方式成为过时的东西，“新公共管理(NPM)是有关公共部门治理方式最新的理论范式变化” 。事实上，新公共管理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公共管理理论范式的变化，也是实践模式的革命。按照莱恩的说法，传统的公共治理强调政治，强调公共管理与私人部门管理之间的区别，而在现代的公共治理中，公共部门的目标实现原则上与私人部门的目标实现没有任何差异，都是通过契约制度，而契约中的提供者既可能是公共组织， 也可能是私人组织。
公共管理改革是全球性的，它在英国(开始于1979年撒切尔夫人登上首相宝座) 、美国(开始于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 、澳大利亚(开始于1983年) 、加拿大(开始于1984年马尔罗尼总理执政) 、新西兰(开始于1984年)等一些西方国家首先发生后， 迅即席卷全球。无论是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原苏联东欧国家，还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处在现代化较低发展阶段的非洲、拉丁美洲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都卷入了这场改革运动。虽然各国进行公共管理改革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有的是因为经济危机或预算赤字如英国、美国、新西兰等，有的是由于经济危机伴随政治领导变革如日本、韩国、乌干达等，有的是期望达到欧盟要求的标准如匈牙利、希腊等，有的是期望达到国家开发组织要求的标准如马尔代夫、肯尼亚、乌克兰等，有的是因为民主转型如格鲁吉亚、赞比亚、南非、俄罗斯等，有的是期望效率更高如瑞士等， 所拥有的传统公共管理模式的具体特征也很不相同，有如彼得斯所说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拿破仑模式、日耳曼模式、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伊斯兰模式、儒家模式、发展中国家的行政模式等七大模式， 但改革的总方向和主要措施是趋于一致的，正如卡马克对世界123 个国家的调查所显示的：“各国的改革努力有非常相像之处”，换言之，“各国的改革运动存在全球仿效的特征”。不能否认，新的公共治理模式的出现也是全球性的。如果说20世纪初开始，世界各国政府普遍按照马克斯·韦伯的官僚体制原则建立其公共治理模式，那么20世纪末发生的全球公共管理改革，就意味着各国在争相超越20世纪的官僚制模式，走向21世纪公共治理新境界。
二、社会转型与治理转型
当代公共治理的转型表面上看是公共管理改革的产物，本质上则是经济与社会转型的结果。传统的治理模式是一种与工业社会、工业经济时代的公共管理相适应的实践模式，当人类社会由工业化社会向信息社会或后工业社会转型的时候，传统的公共治理模式必然会显得越来越不适应，人类必须寻求一种与新的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相适应的公共治理模式。
转型是事物从一种运动型式向另一种运动型式转变的过渡过程。社会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变的过渡过程， 就称为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是社会的“整体性发展，也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 其主体是社会结构， 其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各个方面，因而它也是许多学科关注的论域。社会学非常重视对社会结构转型的研究，经济学学科群中甚至产生了一门被普遍认可的有明确含义的称为“转轨经济学”的学科，专门研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和规律。转轨经济学一般都关注影响转轨进程的经济因素，而没有对转轨过程中的一个基本要素即“政府的转轨”给予足够重视。 政府转轨、治理转型是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伴生物或者说是其必要的组成部分，应当是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予以足够关注的学术领域。
所谓治理转型是公共治理领域发生的一种系统化的、大规模的和带有根本性的转变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治理转型并不是什么新事物。19世纪，西方国家工业化民主体制追求的是政府目标极少的“小政府模式”，而到19 世纪末，原有的那种中央权威极弱的“小政府模式”被彻底打破，因为这种政府已经无法应对工业化民主体制中出现的许多现实问题：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城市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整个新兴产业正在孕育。这些新的现象引发了许多新的需求：大型运输系统、铁路和桥梁，大型的城市排水和供水系统以及普及教育的体制。
在原有政府模式无法满足这些需求的时候，创造新型的公共管理模式，替代旧的小政府模式，也就成为必然。简言之， 20世纪初韦伯式官僚制模式在西方国家的确立，是公共治理的一次重大转型。
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的公共管理模式，20世纪初，西方国家政府部门对官僚制的引入使公平行政和效率行政得以实现，并使组织结构优化，层级节制的组织结构使得官员和机构都必须接受严格的监督，这客观上加强了对腐败行为的控制。在专业化方面，曾经一度由专业人员完整从事的工作被分割成了若干细小的部分，更趋近一个无缝隙的政府。而官僚组织的指挥系统大多采用统一命令的方式，信息上下双向传输快捷，有利于实现政府组织的充分整合。它与早期的治理模式相比是一种进步。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官僚制的优点开始逐渐蜕变成了缺点：本位行政、低效行政和组织整合失灵， 官僚制开始受到怀疑，被宣布为一种过了时的治理模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
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了怎样新的特点？ 公共治理为什么必须发生新的转型？
首先，就西方社会来说，后工业社会(或者说知识社会、信息社会)已经来临。这一新类型社会的基本特征是： ( 1)服务性经济取代了制造业经济，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如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究、教育和管理； (2)专业与技术人员阶层处于主导地位； ( 3)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 ( 4)对技术的发展进行规划和控制，技术鉴定是可能的； (5)信息论、控制论、决策论、博弈论、效用论、线性规划、计算机技术等新的“智能技术”成为制定决策的工具。其次，公共管理自身出现了危机。对政府和官僚的不信任在像美国这样具有个人主义传统的国家，可以说由来已久。美国人对他们的政府有两种看法，认为他们有引以自豪的民主制度，但政客是腐败的，政府的计划是处理不当的。今天的美国公众越来越普遍的看法是政府制造的问题比所解决的问题还要多，政府的政策与计划不仅没有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益处，反而还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愈益显得无能的政府导致了公共管理领域的危机。 作为传统治理基础的官僚制成为一种过时、僵化和无效率的公共管理体制模式，有如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所说：工业时代发展起来的官僚体制，专注于各种规章制度及其层叠的指挥系统，已不能有效运转；它变得机构臃肿、浪费严重、效率低下；它在变化迅速、信息丰富、知识密集的90 年代已不能有效地运转了。在政府越来越无能、低效的时候，私人部门却显得很有效率，各种称为“第三部门”的非营利、非政府组织在蓬勃兴起、不断壮大，并对社会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承担着许多在其他国家由政府机构来发挥的功能。危机的出现预示着“作为一种可以接受的治理模式，传统的治理已经死亡”， 新的比传统治理更具现实性和生命力的治理模式即将来临。
三、走向良好治理： 21世纪的公共治理
“市场失败”和“政府失败”是治理得以复兴的重要原因，而治理也可能失效。在当代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成效愈来愈依靠政府与公民、社会、企业之间相互影响和良性互动， 即“良好的治理”(或称“善治”) 。良治或善治的基本要素包括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
新的治理并没有统一的模式，走向“良好治理”是治理转型的惟一选择，是21世纪公共治理所应追求的目标。21 世纪的公共治理会呈现怎样的新景象？ 当代美国公共管理学界一位多产的学者唐纳德·凯特预言， 21世纪的公共治理必须有效解决公共治理中的诸多关键性问题和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源源不断的新问题，主要是： ( 1)向公众提供更多的非传统、非政府的服务。(2)更多的公共治理的权力分散到政府机构的较低层次，权力下放是政府改革的重要前提和重要内容。( 3)服务协调的负担增加。过去以代理为基础的改革的一个主要副作用是政府提供的服务支离破碎、不成体系。21世纪的公共治理要求加强政府组织的能力，特别是与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合作能力，从而使得政府和它提供的服务对市民来说更完美、更透明。(4)加强公共治理中的国际合作。成长中的全球化对21世纪的公共治理发生着更为重大的影响，它使公共治理确立这样的原则：国家政府拥有自己的主权，但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需要与国际组织和其他主权国家协商，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欧洲联盟等国际组织必须小心地定义自身在全球公共治理中的新角色，并为更有效地扮演这样的角色提升能力。(5)国家政府在公共治理中扮演新角色，并需要有新能力。权力下放和国际合作使公共治理中更多的政策性问题被移交给地方政府和国际性组织去解决了，在21世纪的公共治理中，政府仍将扮演重要角色，它需要重点解决至少五个核心问题：一般防务和引领对外政策等作为国家主权识别性的基本职能、重新分配收入(这是低层次的政府不可能充分运作的) 、收集数据和推动信息流通、建立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与市民社会之间新的密切联系合作的桥梁以确保公共服务的高效率、进行公众需要的应付各种公共问题的战略思考。
欧文·E·休斯预言，与20 世纪相比， 21世纪的公共治理可能会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1)由于更为注意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界限及改进二者之间的关系，公共服务将具有更多的市场导向性； ( 2)未来的行政将更有弹性； (3)政治性可能会增强，公共治理是政治过程的一部分； (4)行政也可能有更多的参与性；(5)公务员现在比以往能力更强，这种情况还将继续下去。
四、当代中国：转轨国家的治理转型
治理转型并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20 世纪的全球性公共管理改革运动波及到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从而也使当代中国的公共管理发生了从政府管理到公共治理的转型。当代中国公共管理改革的发生及其引起的治理转型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西方治理转型向全球扩散和示范的结果，它有自身独特的背景和动力。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快速转型时期，进入“转轨国家”的行列。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公共管理的主要特点和弊端是： ( 1 )全能政府。政府在整个社会中扮演着一个高度集中化的资源配置者角色，垄断了社会的所有资源，无所不包，无所不揽，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被排斥在外。(2)管制型、人治型、封闭式行政。全能政府在体制上的政府本位和官本位，使其在运行方式上主要通过内部会议、内部文件等进行封闭式管理，“红头文件”、领导批示而不是法律法规成为主要甚至惟一的行政管理依据。其突出弊端是政府权力很少受到自下而上的监督和制约，也没有明确的责任机制，各部门间职能交叉重叠。
1978年开始的改革，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同时带来了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动，引起了公共治理的转型。这种转型主要表现在： ( 1)政府的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府的主要职能已不再集中在过去的政治统治或政治领导上面，而且放松了对经济领域的过度干预和严格控制，并逐步转向社会的公共管理； (2)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呈现一种新型关系。民间组织的数量越来越多，在提供各类公共商品以及从事公益事业和公共服务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并且承担了一部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职能； ( 3)政府的运作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法律在各个领域开始发挥作用，依法行政成为政府运作的基本要求；(4)政府的权力开始逐步下放，作为政府补充物的“单位”在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也大为弱化，而社区的作用、社会的作用增大，福利单位化也被逐步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所替代； (5)职业化的公务员制度开始建立并得到逐步发展，专家和公众在公共决策中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专家咨询制度、公民参与制度、社情民意反映制度、社会公示制度、社会听证制度开始建立。
人类社会每前进一步，都会向治理提出新的要求，都会推动治理除旧布新。治理转型的动力，是推动治理更新形态、与社会发展进程相协调的方向变化的各种力量的合力。这种合力来自于治理本身和治理所处环境两方面的变化，即治理转型的动力由外部动力和内部动力两部分构成。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客座高级研究员唐纳德·凯特在解释何以有众多国家在几乎相同的时间里卷入全球公共管理改革运动，积极寻求相同的改革目标这一事实发生的原因时，指出有四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力量在其中发挥着作用：政治的力量、社会的力量、经济的力量、制度的力量。卡马克认为，全球公共管理改革的动力在于全球经济竞争、民主化、信息革命和政府自身的绩效赤字。 这都包括了对外部动力和内部动力的分析。
治理转型的外部动力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人口和文化等多种动力。当代中国治理转型的动力最重要的来自经济体制的变化。我国在实现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经济领域的许多变化最终都反映到公共治理的结构和方式上。社会发展同样是推动治理转型的重要力量。已经发生的中国治理转型的历程，表明了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型对治理转型的推动作用。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如社会治安问题、就业问题、污染问题、社会不公问题等等，不仅没有减轻，有些还有加剧的趋势。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呼唤着政府治理职能的继续调整，治理机制的进一步变革。政治发展对治理转型的推动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它常常是较为直接和巨大的。经济体制的变化带来的社会利益结构变化导致了政治参与的扩大，造成政府决策出现了许多困境，也使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有所发展。这都要求我国在政府治理中提高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提高政府的能力和效率。
中国治理转型也有其内在动力。中国治理转型的内在动力来自政府作用和能力不相适应导致低效无能的治理困境，来自政府角色需要重新定位带来的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以及体制转型时期政府治理行为失范而带来的形象受损。
总之，当代中国治理转型的动力是多方面的，这些动力目前仍然存在，有些动力甚至在加大，特别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以及以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建设、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全面推进，使中国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进入需要在实践中寻求新突破的深层次攻坚阶段，意味着中国治理转型的脚步不仅不能停止，相反，必须加快。正在发生的中国公共治理转型应该走怎样的道路，至今“尘埃未定”，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探索，更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去寻求突破。研究肇始于西方国家公共管理改革运动的全球公共治理转型规律，可以使我们从中得到某些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