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政府公共服务错误案例
政策系统是一抄个由若干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政策子系统构成的政策巨系统，它与政策环境持续不断地进行着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从而使政策系统成为一个动态、开放的系统。对政策系统的考察通常在两个层次上展开：第一层次分析政策系统内部的结构要素及其功能。首先，政策的主体系统，包括国家宏观计生政策的决策者，基层计生措施的规划者和执行者对提高政策效力的影响是最重要也最直接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政策支持系统合反馈系统的作用。政策信息的交流有利于在政策双方中形成统一的认识，增强相互间的理解。全面的注重复务质量的考核机制为政策评估提供了标准。对计生系统考察的第二层次是分析政策系统与环境的关系。计生政策能够有效执行并较好地达到政策目标，还与生育文化、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有密切的联系。难怪有研究提倡要“跳出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的圈子”。如果说对计生工作的就事论事实内部治疗的话，那么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建立起农村的养老保险体制，加快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等外部击破措施，对于从根本上改变农民落后的生育观，从而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❷ 什么是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
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意味着从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出发，创新供给模式和供给机制，推进结构调整，提高供给质量，有效满足社会需求。
报告《城域开放众创空间：创新2.0时代智慧城市建设新路径》提出，开展基于创新2.0的开放众创和智慧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政府2.0的服务转型，推进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报告还以共享单车、导航软件应用等案例为加快政府2.0转型，推进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建设智慧社会进行了论述。
政府2.0通过开放数据推动各方参与众创可以更好解决社会治理难题。比如高德、网络等商业导航移动应用，通过互联网企业的创新应用开发和众多司机智能手机导航应用，在整个城市空间创新了基于实时交通流量数据的交通社会化参与调控模式有效缓解交通拥堵。又如让绿色出行回归城市的共享单车。共享单车正是依托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通过企业、社会、政府共同参与众创共治解决城市难题，不仅是一个商业创新、更是一个社会创新，也是“五位一体”智慧城管服务转型的生动诠释，更是创新2.0时代群众路线的新探索，新网络、新数据环境下依托城域开放众创空间构建智慧社会解决城市治理难题的一个典型样本。
共享单车的出现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由于城市公共空间规划设计的缺陷、配套公共服务、相关制度与管理的缺失等原因，导致共享单车乱停乱放、人流密集地塞满了共享单车等问题。这不是共享单车的错，也不仅是企业的责任，更需要面向创新2.0的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
我们需要思考，城市精细化管理、制度供给和公共服务是否还存在不足与错位，城市是为车而建还是为人而生，交通疏堵关键在“堵”与“限”还是在服务与管理，城市是否是人本尺度和以人为本，为人行、骑行和社会交往提供了足够空间，政府是否在城域开放众创空间营建中发挥了应有作用？我们如何基于创新2.0推进开放众创、社会共治，让城市出行与交往空间更加美好？
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需要政府2.0的服务转型。众创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众创发展中去持续解决，在创新2.0时代技术、社会以及管理与制度的互动中去解决，通过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众创和共治去解决，如同共享单车这样的众创所已经解决的问题一样。在城域开放众创空间营建过程中，公共服务与制度供给的完善、社会治理的精进、智慧社会的建设也绝非一日之功。推动以社会为舞台的开放众创，需要构建面向创新2.0的“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政府在其间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实现面向创新2.0的政府2.0服务转型。创新2.0时代的人民政府一定是城域开放众创空间营建者、创新生态赋能者、智慧社会培育者。
❸ 政府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的事例
基础设施建设维护，比如市政；
医疗卫生服务，比如医院，社区医疗点；
公共安全服务，比如警察维护社会治安；
等等。
❹ 求关于公共部门改革的案例分析
惠普与海尔老总“崂山论道”
-----惠普企业形象公关案例
项目背景
1999年4月底，中国惠普有限公司宣布，惠普公司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路·普莱特先生(LEW ? PLATT)将于5月25日至27日访问中国。中国惠普有限公司经过慎重细致的挑选，决定委托爱德曼国际公关（中国）有限公司为这次访问活动提供公关方面的支持与服务。惠普公司是世界最大的计算机公司和最杰出的测试和测量仪器生产厂商之一，也是第一家与中国实现合作合资的国外电子高新技术公司。自路·普莱特先生1992年出任公司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以来，惠普的营业收入年复一年地迅速增长，从1992年的132亿美元飙升至1998年的471亿美元。路·普莱特先生以稳健的作风著称，他积极支持并推行惠普公司创业者总结出来的经营管理理念即“惠普之道”，把它应用到日常的管理之中。
惠普公司希望把这次中国之行搞得有声有色，不但能把惠普公司想要传达的信息 － 包括对中国市场的长期承诺、正在酝酿的惠普公司重组计划以及接班人问题等等－全部传播出去，而且要让路·普莱特先生本人感到其中国之行非常有价值，非常令人难忘。而此时中美两国正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一事加紧谈判。政府及社会各界关于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以迎接加入WTO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讨论也是越来越多。正是此背景下，国家经贸委培训司在1999年4月推出了题为“世纪变革中的企业经营管理－－世界500强企业系列讲座”，旨在加强中国大企业领导人与世界500强的高层管理领导之间的交流，学习国际成功大企业在企业发展、经营管理、市场竞争等方面的经验。经过认真接触与商谈，国家经贸委培训司决定在青岛举办一次讲座，邀请美国惠普公司路·普莱特先生与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先生作为主讲人。这次讲座联合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计划采用电视现场讨论和对话的方式。两位主讲人结合各自企业的实际发展状况及成功经验，就企业文化、管理理念、经营战略和具体的管理技巧等畅抒己见。至此，路·普莱特先生访华的主要活动内容基本确定。
项目调查
经过周密认真的调查，我们有了以下几点重要发现：
首先，惠普公司迫切希望通过这次青岛论坛会的活动，宣传其被业界广为推崇的经营管理思想即“惠普之道”，提高其在中国的企业形象。惠普公司极为成功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方法被世人称之为“惠普之道”。这一理念决定着惠普的企业价值观、企业文化、公司目标以及惠普经营策略和管理方式，它也是惠普长盛不衰的真正原因。而路·普莱特先生正是“惠普之道”的积极推动者和实施者，由他来阐述“惠普之道”的精髓是再合适不过了。
其次，国家经贸委对这次青岛论坛会的活动非常重视，他们希望通过这类活动，增进中外企业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再次，海尔集团对这次青岛论坛会的活动存在某些疑虑。海尔集团是中国近年来成长最快、管理最成功的中国特大型企业，而惠普公司是1999年《财富》杂志500强排名第14位的著名高科技企业，也是该杂志公布的全球最受仰慕的公司之一。海尔集团老总张瑞敏先生担心，路·普莱特先生风头过旺，使他变成一个陪角。
另外，我们在设计公关目标与策略时，也认真考虑到了下列四个因素：
惠普公司在世界高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
惠普为中国信息化建设所作的巨大贡献；
惠普与中国政府长期的、独特的良好合作关系；
作为惠普公司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的路·普莱特先生在世界高科技领域的崇高威望；
项目策划
有鉴于此，我们初步确定这次公关活动的目标是：
强调惠普公司长期扎根中国市场的策略以及对中国客户长期不变的承诺与伙伴关系；
树立惠普公司在经营管理经验方面的业界领先地位；
尽快消除海尔集团方面的疑虑，确保青岛论坛会的顺利与成功；
为惠普公司提供积极、广泛、有深度的媒体报道，进一步扩大青岛论坛会的影响力，同时广泛树立惠普公司在中国的企业形象。
公关策略是：
充分利用青岛论坛会，增进惠普管理层与参会中国企业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利用青岛论坛会活动，进一步加强惠普管理层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如国家经贸委、山东省经贸委、青岛市经贸委等〕之间的了解与沟通，加强政府关系；
力促国家经贸委与中央电视台与海尔集团方面加强沟通，以消除他们对论坛会的各种疑虑；
利用各种媒体关系，宣传青岛论坛会，扩大其在社会上的影响。
目标受众是：
政府（国家经贸委及当地经贸委）
大企业（海尔集团，国务院认可全国前200家企业，IT业经理）
媒体（IT，印刷及出版，电视，广播）
社会大众
总体策划：
在对“青岛管理论坛会”项目进行总体策划时，我们将整个活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青岛管理论坛”会现场；第二部分为后期中央电视台专题系列节目制作报道及其它媒体报道跟踪。
由于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事件的发生，中美关系骤然紧张，国内出现了一股反美情绪，这对美国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开展带来不利影响，特别是原先计划好的大型公关活动，更是面临新的压力，比如媒体减少了对美资企业在华活动的报道甚至封杀这类消息，所有这些为我们成功举办青岛论坛会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
于是我们及时调整了这次青岛论坛会活动的目标：
侧重宣传惠普公司自中国对外开放以来一贯坚持的扎根中国的长期战略。这种战略不会因中美关系的起伏而有丝毫的变化。进一步表明惠普公司对中国的信心，重申惠普公司对中国合作伙伴的长期承诺；
树立惠普全球以及中国惠普公司的权威形象。
基于此，我们设计了不同的媒体公关项目。为最大限度发挥公关效应，我们确立了如下传播策略：
增强惠普公司全球以及中国惠普公司的传播基础；
有效借助国家经贸委的影响，加强惠普国际性公司的积极形象；
通过与国内知名大企业的交流，传播惠普公司的管理思想及理念；
运用多样化的公关手段，最大限度地增强惠普在市场上“声音”力度。
挑选媒体：
基于上述媒体公关项目，我们分别在IT、综合及行业类媒体、全国性和地方媒体中进行挑选，并将媒体名单交客户确认。我们选择媒体的标准是：
保证此次活动的报道覆盖范围，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此次活动的公关效应；
全面宣传本此活动的新闻要点；
重要媒体能对此次活动进行深入报道
最终确定的媒体名单如下：
北京：中央电视台、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中国经营报、中华工商时报、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企业报、中国经济时报、计算机世界、中国计算机报、中国电子报、每周电脑报
上海：文汇报
青岛：青岛电视台、青岛日报
工作进度表：
于1999年5月7日开始介入该项活动。
与惠普公司就整体活动的创意策划进行多次会晤。在客户的要求基础上，作出整体公关项目建议和计划。
由于中美关系所发生的一波三折的突发事件，爱德曼公司对公关策略、公关计划作出相应的修改。
组成本次活动的项目小组，起草项目建议书，并提交给客户修改，最终定稿，确定活动整体公关项目及程序。
与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制片人任学安、主持人谢艾林及有关记者曲向东就论坛会内容、形式等进行讨论，并确定系列片主题为：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及企业文化。
与客户协商，确定本次活动的制作、设计及青岛当地支持的合作伙伴。
论坛会前期的筹备工作，包括宣传资料的制作，现场背景板的设计，媒体专访的筹备等。
确定项目进程表，每个项目小组成员的职责、任务与工作完成的时间安排。
项目实施
项目的精心策划，为项目的顺利实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由于这次论坛会的地点定在青
岛，因此有大量的后勤/协调工作需要妥善安排。主要内容包括：
与青岛香格里拉酒店的协调：确定论坛会现场布置、惠普嘉宾抵达和离开青岛机场时的迎来送往、惠普嘉宾在酒店的住宿安排，等等。
与国家经贸委的协调：确认在青岛的有关活动安排、论坛会当地政府官员及企业界代表与会邀请与跟踪确认、签到事宜，等等。
与展览设计公司及其它供应商的协调：确定论坛会所需的背景板设计与制作、背景板在北京制作完成后运往青岛并安装、同声翻译设备在北京的预定以及运往青岛酒店后的安装。
与青岛电视台的协调活动：由于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需要现场录象，因此需要寻求青岛电视台的合作与帮助
与青岛培训中心联系安排事宜：主要安排应邀前往青岛采访的北京与上海报纸及杂志社记者的食宿及其它相关活动。
为确保项目圆满成功，爱德曼公关有限公司派出了一个两人先遣队，提前两天赴青岛负责安排及协调有关事宜。
与中央电视台的合作是确保青岛论坛会成功的关键之一。从确定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开始，我们就着手进行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并与论坛会主持人、编导及《经济半小时》栏目制片人进行广泛的接触与交流、并代表惠普公司就论坛会主题的确定、资料的搜集、初稿的拟定、主持人向惠普与海尔总裁所要提的问题等等内容，与他们进行认真的沟通。
为给中央电视台方面提供更全面、翔实的背景资料，我们专门派人前往北京大学，采访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于鸿君教授。同时我们还采访了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京科集团总裁何志毅先生以及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曹凤岐教授，倾听他们对海尔集团的研究成果以及对青岛论坛会选题方面的意见。我们还参考了光华管理学院《中国企业案例库》关于惠普与海尔的案例分析，调研考察报告，获取较为详实的书面资料。所有这一切，为中央电视台最终制作出一台丰富的、有深度的报道打下良好基础。
媒体关系是这次公关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起草了一个与以前风格完全不同的、非常“煽情”的媒体邀请函，以吸引媒体的好奇心与注意力。考虑到青岛论坛会活动内容及性质，我们邀请的主要是相关媒体的高级记者或编辑、以及负责管理版的负责记者与编辑。通过提前作充分沟通，这些编辑和记者对整个青岛论坛会活动内容有了非常清晰的了解。
应邀前往的记者除参加论坛会现场活动外，还参加了我们专门组织的对路·普莱特先生的集体采访。
项目评估
首先，作为爱德曼国际公关公司客户的中国惠普有限公司对青岛论坛活动的圆满成功非常满意。他们认为这次活动影响力大，是中国惠普历史上从未做过的、最为成功的公关活动之一。很多中国惠普的员工从报纸上、杂志上看到大量的有关这次活动的深入报道，都感觉非常自豪。特别是他们看了连续两期的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有关这次活动的报道后，在中国惠普公司内外产生巨大影响。这次活动的成功为后来爱德曼公司与中国惠普有限公司的长期合作打下良好基础。
其次，我们的合作伙伴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对这次活动特别重视，为论坛的成功倾注不少心血。由于当时的《经济半小时》栏目正在尝试改版，希望给观众一个全新的面貌，他们将惠普与海尔两位老总的对话节目作为改版重头戏。这次活动的成功举办以及电视观众积极反馈为《经济半小时》栏目的改版提供一个很有价值的经验。从此以后，《经济半小时》栏目频频策划类似的电视对话节目，很多中外企业的领导人在电视上亮相，成为该栏目的特色。
另外，很多公关界同行对这次活动的创意以及成功举办给予高度评价。很多同行在获悉青岛论坛会的成功举办后，在不同场合纷纷向我们表示祝贺。这也进一步奠定了爱德曼国际公关有限公司在中国公关界的重要地位。
最后，这次活动由于我们前期为媒体作了很多资料准备，与媒体的沟通也比较充分，因此媒体报道相当令人满意。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连续两天的报道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轰动效果。印刷媒体的报道不但及时、准确，向受众传递了惠普希望传达的信息，而且报道的版面大，内容深入充分。大部分媒体的报道还占据了整版或半版篇幅。
项目策划和实施单位：爱德曼国际公关（中国）有限公司
❺ 什么是公共服务体制改革
人，遇见了，也曾经很用心的爱过，只是所遗忘。城市的触角毫无遮拦地伸进了这个似莲定。夏，换了一季又一季哈哈是种慢性的，吃多了会上瘾，久似莲定。夏，换了一季又一季
❻ 寻找一公共管理的案例，并做出评价…非常感谢
A、案例分析：公共管理与中国改革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公共管理所涉及的领域中各种与改革不相适应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虽然经过20多年不懈的改革、调整，但是，多年的历史积弊想在短时间内全部解决是不现实的。 归结起来，我国目前公共管理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
1、政府财政压力依然很大；
2、在行政立法和执法上，存在重立法、管理，轻执行、监督等现象；
3、政府机构依然庞大，政府职能虽然有所减少，但随着改革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政府的新职能也在增加；
4、政府及其公务员的服务理念还较差，长官意识严重，存在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
5、人事成本居高不下。机关、事业单位仍然存在大量冗员；人才选拔录用机制、绩效管理与评估机制、晋升机制、奖惩机制和公共责任机制尚未形成；
6、行政效率低。机构层次多、职责不清，互相推诿、扯皮，缺乏服务意识、成本意识等，使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无法走出“追求高效率——低效率——无效率”的循环。
综观各国公共管理改革实践，虽各有特色，但也有共性。对中国来说，所采取的是渐进或分阶段进行的改革方式，即“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在这种改革的开始阶段，进行具有特色的试验，当取得成就和经验之后再加以推广；表现形式是体制改革由点到面，即抓住重点突破，进而逐步深化和渗透到全局的过程；具体的做法是先试点后推广，即任何改革措施的出台，都先在某个地方或企业进行试验，取得经验后再全面推广。中国的公共管理过程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借鉴国外的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结合我国的实际，我国的公共管理改革可着手于以下几个方面。
答: 1、构建适应WTO要求的公共管理体制；2、按照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建立“企业型政府”；3、进一步精兵简政提高服务意识和效率；4、加强公共管理法制建设；5、推进公共管理民主化和信息化改革。 案例一: 1、案例内容介绍：北京限字当头解决拥堵是否可行 北京的街头每天都要上演无数场免费的“汽车展示会”。尤其是上下班的高峰期，一辆辆汽车像生了病的乌龟趴在一条条马路上，步履蹒跚，动弹不得。北京市代市长王歧山在SARS危机后公开表示：最头痛的是交通问题。
的确，再没有比堵车问题更能够触痛北京人烦恼的神经了。所以，当市政府有关部门提出要限制发展私家车和对黄标车（尾气排放量达不到排放标准的车）采取限行举措时，舆论的焦躁海洋就像被扔进一块石头，叫好叫坏之声皆不绝于耳。 数据显示：1996年北京市机动车只有100万辆，到2003年已增加1倍，达到200万辆。其中私家车就有120多万辆。2002年全市新增机动车27.6万辆；而2003年前8个月，全市又新增机动车24.6万辆，已经逼近2002年的总数。 面对汹涌而来的汽车潮流，北京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手足无措。多年来的堵车状况没有什么改善。 据了解，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权威部门对2000年北京汽车发展数量的预测仅仅是70万~80万辆，而事实上，在新世纪钟声敲响之前，北京市汽车总量就足足比这一预期数字多出近100万辆。在2000年，北京市有关部门又曾预测，到2010年北京机动车保有量才会
突破200万辆，没曾想，这个数字提早7年就实现了。为此，所有在北京生活的人们都付出了拥堵的代价。 为何出现这么大差距？一些官员的习惯性解释是，经济发展那么快，以致许多公共（如首都机场）都提前达到目标容量。 通过提高牌照费、养路费、燃油费、停车费等做法来限制私家车，是东京、纽约等国际大都市的共同做法。但限车的前提是通过引导，实现城市道路和交通资源的最优化配臵。而北京市道路交通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该如何解决是摆在北京市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 在出租车和私家车大幅增长的同时，北京市地铁和公共车加起来对城市交通的分担率却不足30%，离80%的期望值相距甚远。公共交通的吸引力在下降。 许多去过欧美国家考察的人士均认为，与东京、纽约、巴黎等国际城市相比，北京的马路并不比人家窄，停车场不比人家少，车辆也不比人家多。但交通拥堵现象却日趋严重，难以缓解，以致严重影响城市运转效率，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一家大型出租公司老总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抛开别的不谈，单单十字路口的管理、出口和路标设臵的混乱，就使得现有交通资源的使用效率大打折扣。 除了提出要限制发展私家车外，北京市有关部门还针对一些车辆采取限行举措。北京市公安局和环保局联合宣布，从2003年9月1日开始，在部分路段对黄标车限行。 北京市环保局有关负责人对媒体解释说，限制黄标车是为了改善交通状况，提出大气环境质量。他们从今年3月就开始研究、认证这项规定的可行性，所以这项规定“绝不是仓促出台的”。但黄标车主们却普遍有遭遇突袭的感觉。因为，限制黄标车出行的措施，从发出通知到开始执行，只有一个来月的时间。他们的质疑是：这项措施涉及30万辆车，事关数十万人的利益，为何事前不搞听证？从3月份就开始研究、论证，为什么外界一点不知道？ 据了解，黄标车改造的费用动辄三五千元，有的多达数万元，一些进口车根本就没办法改。但两部门对其新政策带给这部分人的损失，没有考虑做出任何补偿的规定。 一位车主在互联网上质问：按北京市的规定，一部汽车使用寿命私家车为10~20年，我们在1995年买的汽车，符合当时的所有法规。为什么突然要让旧车实行新标准，这符合法律吗？（资料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根据作者胡奎的文章改编） 2、思考题：你如何评价北京市政府的限制措施？试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加以评析。 第一，北京市政府应该建立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建立多元的信息系统，确保多元信息过程的常规运作。通过良好的沟通和有效的信息交流，整合和协调公共管理的行动。广大车主不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公布信息的突然性太强，让人措手不及，这有损人民利益。因此，建立有效的危机管理信息系统是十分重要的。这一信息系统也可在公共事件的早期预警方面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现类似情况，信息沟通和交换可以保证政府做出及时和准确的决策，协调行动。 第二，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而对个人利益有所损害，要由政府实行公共补偿。这一措施这在国外是很普遍的。改善交通是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对应的是社会整体的利益和安全，其相应的成本付出应由政府承担，而不应当是个人独自担承。政府应把个体经济利益摆上适当的位臵，实现了二者的有效平衡。这样才有利于培养民众的社会责任心，百姓对政府也会更加信任，更有安全感，以便形成良好的利益互动机制，形成应对公共事件的高效运转的社会机制。 第三，系统分析造成北京拥堵的多方面原因，多渠道解决这个问题，而不能仅仅靠这一个措施。比如交通问题除了车辆过多的原因，还有道路本身的问题、交通设施不完善、标志信号模糊、甚至信号不健全等问题。就针对各方面问题提出多种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