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现代西方国家普遍较为重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其社会福利水平一般比中国要高。
第一，资本主义从来没有放弃对市场经济的迷信，第二，资本主义从来都重视公共服务，第三，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从来不会改变，第四，资本主义本身即和谐也不和谐，这种问题没有讨论的价值。
⑵ 怎样理解“服务型政府”
近年来，国内许多省市政府相继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服务型政府的理论研究成为公共管理的重要发展方向。本文试图从行政环境出发分析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意义。
服务型政府一是指注重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政府，二是指具有较强的公共服务职能的政府。服务型政府不仅要重视提高公共服务质量，还要有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的实际能力。在英文中，没有服务型政府的词语，一般是讲 “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 “服务型政府”是中国的说法，与我们的语言习惯有关。
从一定意义上看，“服务型政府”是与“管制型政府”相对应而言的。管制属于服务吗？管制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但是，它不属于服务的范畴。公民当受到管制的时候，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当接受服务的时候，则可以自由地作出选择。因而，在特定的语境中，管制与服务之间存在着确定的界限，不具有包含关系。
管制型政府是注重管制，往往过度实施管制的政府。政府需要履行管制职能，这是不言而喻的。具有强制性权力是政府的一个特点，只有它才具备从事管制性事务的条件。政府存在的一个原因是它可以进行管制。但是，政府的管制或规制不可过度。过度管制就会将政府变成 “管制型政府”。一些政府部门过去往往从方便本部门工作的角度出发，增加了许多不合理的规制，给公民造成了诸多不便。比如，结婚当事人需要去所在的单位开具证明然后民政部门才会受理结婚申请，这就是过度管制，目前，民政部门已经取消了这一规定。提高公民的便利程度是创建服务型政府的主要目标。减少不适当的规制、放松管制是创建服务型政府的举措，也是行政改革的重要内容。放松管制不是不取消任何管制，而是指不要过度的管制。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就是放松管制，它是创建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要转变重管制、轻服务的行政理念，重新认识政府存在的意义。
政府从偏重履行经济职能转向履行经济职能与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并重，从偏重解决体制和机构设置问题转向偏重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从偏重管制转向偏重提供便利服务，这一系列的转向集中到一点，就是创建服务型政府。
⑶ 以下体现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是（ ）
应该选B，A是经济职能，C是政治职能，D是政治职能
⑷ 为什么要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内涵是：为全社会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以不断满足广大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诉求，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府治理的制度安排。
在改革攻坚阶段，准确把握“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本质内容很重要。以公共服务体制为重点，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涉及中央、地方的公共服务分工体制、公共财政体制、事业机构改革乃至整个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的完善，是一场深刻的“政府革命”。它不是简单地对现有政府管理体制的修修补补，不是单纯地对现有行政管理体制的增增减减，也不是一般性政府职能调整，而是建立一个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相适应的、以人为本的现代政府模式。
“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是必然选择。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一个“经济建设型政府”模式。政府长期主导资源配置，并将掌握的资源主要运用在经济领域，这使政府长期充当了经济建设主体和投资主体的角色。
经济建设型政府有几个严重的误区：一是政府长期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起主导作用；二是解决不了政府、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的结构性矛盾，致使政企分开一直是改革中的一大难点；三是重视经济建设的投入回报，严重忽视社会事业投入的巨大经济、社会效益；四是不恰当地把一些本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推向市场、推向社会。实践证明，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失衡等，都与这种政府模式有直接、内在的联系。
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必然选择。我国要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的转变。应当强调指出的是，“公共服务型政府”是对“经济建设型政府”的一种“扬弃”：公共服务型政府并不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抛弃了政府把主要精力用来直接投资搞建设的做法，主张政府主要为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以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公共服务型政府”反映了政府管理的本质内容我
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管理对于建立稳定的经济、社会秩序十分重要。管物、管人、管事既不是政府存在的理由，也不是政府存在的目的，政府管理的本质是提供良好的服务。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强调从管理的本质上去改变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总的来说，政府要提供三种基本性的公共服务：一是为企业、社会提供的经济性公共服务。即通过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严格规范的市场监管、及时公开地向全社会提供经济信息、提供最基本的基础设施等，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二是着眼于最突出的社会矛盾，提供最紧迫的社会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比如，建立和完善从中央到地方的就业工作服务体系，提供基本的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三是我国是一个经济转轨的大国，政府为社会直接提供的最重要的产品不是直接投资，而是制度性的公共服务。比如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设一个良好有效的金融制度、建设有利于公平竞争的法律制度环境等，可以为人们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长远的预期。
政府转型已经成为“十一五”时期改革攻坚的中心和重点。首先，政府转型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落实科学发展观和解决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客观要求。党的执政能力集中体现在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上，实现政府转型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最具有实质性的步骤。其次，政府转型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正是因为各级政府主导了投资的大方向和投资增长的速度，间接的宏观调控手段很难发挥作用，使得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的问题很难得到有效解决。落实科学发展观最迫切、最现实的前提和基础是实现政府转型。最后，政府转型是解决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客观要求。如何通过良好的公共服务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把贫富差距约束在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公众所要求的限度内、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的差距、寻求符合我国国情的共同富裕之路，都对政府转型提出全面挑战。改革走到今天，经济社会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大多同政府改革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事实上，政府改革不仅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成为我国下一步改革的中心和重点。
以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为重点是推进政府转型的主要任务当前，我国面临着日益突出的两大矛盾：一是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二是广大社会成员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同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面对第一个突出矛盾，应当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对第二个突出矛盾，应当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制。这是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举措，而且还可以给人们一个稳定的预期，对扩大内需、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有重大影响。把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作为“十一五”时期改革攻坚的目标之一，会使改革获得更广泛的社会支持。
今后几年，要有效地解决社会日益突出的两大矛盾，政府要扮演好两种角色：一是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的转变；二是强化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我国进入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利益主体和社会结构正在发生重要变化。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基本公共产品的供给对“十一五”时期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有效破解三农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中的关键作用。
⑸ 简述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需要强化的是哪些方面
一是改变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服务支出的总量与比例。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必须健全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逐步提高公共支出在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并且努力做到经济性公共服务与社会性公共服务相协调。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合理界定与调整中央与地方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财权与事权，有效实行转移支付。
二是制定公共服务的最低标准，保证低收入人群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欧盟国家的经验表明，确立公共服务的最低标准非常有必要。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三部分内容，而其中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两部分是专门针对社会最低收入人群的。在保证最低社会保障、初级卫生保健、义务教育的基础上，以保护贫弱者为重点，扩大公共服务的覆盖面，从而实现使人人都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
三是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体制和模式。公共服务体制创新是公共服务创新的核心内容。要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公共服务体制。要根据不同公共服务项目的性质和特点，采取不同的供给模式，实行公共服务主体的多元化，即具体包括三个方面：对那些不具有规模经济特征、进入门槛比较低的公共服务项目，逐步向民营企业和民间组织开放，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和民间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对那些规模经济特征明显、进入门槛较高的公共服务项目，主要引入市场机制，加强公共部门内部的竞争；对仍要依靠公共部门来提供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卫生防疫等重大项目，要加强监管，保障公正，努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四是高度重视农村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切实解决城乡失衡问题。加大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的力度，解决“三农”问题，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和着眼点。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确定的“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从政策上、法律上、制度上、投入上采取坚决措施，增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调整供求结构，保护农业的基础地位，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⑹ 与过去相比，各地政府开始重视旅游公共服务，对此你怎么看
这是好事，做好旅游配套服务工作，才能使得游客有好的体验，才能长远发展当地的旅游业。
⑺ 政府公共服务的运作理念
当前,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已成为我们国家的共识。如何建设服务型政府?笔者主要从基层政府的角度,谈一些理念性的个人意见,仅为抛砖引玉之用。
一、根本转变:从管制型到服务型的构建
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和战时政治体制影响下,我国各级政府在行政管理模式上总体说是管制型政府。其主要特征:(1)在管理理念方面,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2)在政府职能方面,管理领域过宽。(3)在行政机构设置方面,规模及成本反复膨胀。(4)在行政管理方式方面,重行政而轻法治。(5)在行政效能方面,严重缺乏效率且效果不理想。(6)在行政监督方面,严重缺乏外部监督。管制型政府已完全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必须加快建立服务型政府。
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应该遵循以下理念:(一)小政府,大社会。要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将政府职能的定位首先明确为一个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府。政府职能的边界要清晰,该管的要管好,不该管的放手让市场和社会调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不是越大越强,应当是越小越好,集中有限的政府资源承担起有限的政府责任,才能集中精力办大事,办好事。构建小政府,使真正精减政府机构和人员编制成为可能,不致于陷入“精减———膨胀———再精减———再膨胀”的怪圈。我国新一轮机构改革实践也充分证明,精兵简政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趋势。如被赋予地级市权限的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党政机构精简幅度近2/3,其中政府机构只剩10个；广东省深圳市、珠海市政府工作部门也精简了约1/3。
(二)分级分权,分层分责。应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权、责、利。基层政府应作更多的探索。如近期广东省珠海市新一轮机构改革的做法就值得借鉴,该市市委书记甘霖提出“改革突出不同层级政府履行职责的重点,形成全面衔接、分工合理的职能体系。市一级主要抓政策、规划、监管；区一级抓经济社会发展；镇街一级抓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笔者认为这一思路完全符合发展的需要。在这其中,我认为更重要更有实效的是明晰镇街一级的行政管理重点:(1)真正把街道办办成政府派出机构,而不是现在管理权限过大的名为街道办实为一级政府的现状。镇政府也应按政府派出机构的方向发展；(2)镇街主要抓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有利于实现服务重心下移,使服务惠及千家万户乃至服务全覆盖；(3)镇街应取消招商引资考核。镇街一级作为招商引资主体过去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随着主体功能区划分、镇街权力弱化、遗留问题多等新情况的出现,镇街作为招商引资主体的优势已经丧失。因此,政府应将招商引资权限集中到县(市、区)级以上,避免招商引资出现工作重叠和资源浪费,镇街主要起到配合作用,而将主要精力集中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但镇街在配合县(市、区)以上政府抓好招商引资项目的落实尤其是征地、拆迁以及为企业服务方面的工作暂时仍应作为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市辖区与市的合理分权也很重要,错开平台、减少环节是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
(三)建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适当分离的大部门制政府机构。深圳大学教授马敬仁认为,“大部制”必须以行政三分为原则,“没有行政三分,大部制是个灾难,部越大带来的负面越大”。深圳市新一轮机构改革核心就是对行政权进行“三分”改革,分别设置委、局、办三种机构。其中“委”主要承担制定政策、规划、标准等职能并监督执行的大部门；“局”是主要承担执行和监管职能的机构；“办”是主要协助市长办理专门事项,不具有独立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
二、运作模式:绝不是长官意志为主导
受中国悠久的“官本位”社会形态和长期以来的管制型政府模式的惯性思维影响,社会公众好像已经习惯了党委、政府领导的“神化”形象,什么事情都习惯性地依赖党政领导的个人作用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依靠政府的运作机制。许多官员凭英雄主义和个人好恶去做工作,“公共权力私有化,公众利益部门化”的现象比较严重,政府似乎变成了领导个人主导的工具。笔者认为,现代服务型政府的运作,绝不应该以长官意志为主导,而应该由以下理念主导。
(一)公众利益至大。政府是人类社会化的产物,是受全体公民授权委托去管理关系公众利益的事务。公众与政府是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政府是公众和社会实现自身利益的载体。政府最大的天职就是为公众服务,谋求公众利益的最大化。要坚决反对政府不顾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顾公众意愿的急功近利的政绩观。要着力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产品。要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和制度,加大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公共服务项目的比重。
(二)科学规律至上。主导人类社会发展的,是客观科学规律,实践证明,谁不按科学规律办事,谁就会受到客观现实的惩罚,有时甚至要付出惨重代价。我国的“大跃进”就是违反科学规律的典型。因此,政府在运作中一定要按科学规律办事,其实现途径是保障科学民主决策。一是要扩大公众参与决策的程度,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发言权,政府的重大决策必须向社会公开,征集公众的意见。二是增强专业人士在决策中的话语权,重大决策全程要听取和尊重专家学者的意见。如香港特区政府建立政务咨询制度,成立数百个咨询委员会,成员包括政府人员及社会人士,其中被委任在这些组织服务的社会人士有数千人,这些委员会都可以向特区政府的工作提出专业性意见。
(三)法治至善。大家都知道,法治比人治好,最大的分别就是:法治有公开标准,人治盛行潜规则。法治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最完善最公正的管理办法。所谓法治政府,主要是指政府根据人民意志依法组建而成；必须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必须保障人民依法享有各项权利和自由,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行政违法必须承担责任。
(四)效率至高。政府工作必须讲求效率,争取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高的效能。可从几方面提高服务效率:一是大力打造“透明政府”。让政府行为尽量公开化,以方便公众实现知情权,参与决策,实施监督,保障公民权益。当前除了抓好服务公开,更要重视决策公开,政府研究具体工作的常务会议、工作会议等均可邀请公众代表列席,必要时可进行现场直播或录像、录音播出。二是大力减少审批项目和程序。三是大力建设电子型政府。四是加强政府效能管理。
(五)公平至优。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无利可图的领域和行为一般不会涉及,这就是“市场失灵”。作为服务型政府,很重要的一项职责就是应对“市场失灵”问题,用“看得见的手”营造公平。在经济领域,营造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在“市场失灵”严重的社会领域,担负起政府应有的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的职责；在公共服务领域,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在运行中既要利用市场经济的竞争和成本核算等手段改造自己,又要避免走入唯利是图的轨道,更加要防止公共权力寻租变成逐利的工具。
(六)官员权力至小。相对于公众利益至大,官员权力至小是理所当然。政府的公共权力来源于社会全体公民的委托、授权,政府官员手中所谓的权力与其本人绝无依属关系。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官本位思想惯性的影响,政府官员的权力自觉不自觉地放大,要解决“权力至小”的问题任重而道远。将官员权力变“小”的实现途径:一是依法行政；二是增强公开性；三是减少审批项目和程序；四是强化监督；五是建立政府机构权力制衡体系；六是全面建立官员“公推公选”制度；七是大大加重对官员腐败的惩处力度。
三、发展方向:更多的减少直接服务
上世纪90年代中,美国学者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合著了《改革政府:企业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一书引起极大轰动,“政府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满足顾客的需要,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等概念被越来越多的政府和公众所接受。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实际情况虽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但总的来说,政府应着重“掌舵”从而更多地减少直接服务的发展方向是必要且可行的。政府减少直接服务是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1)有利于政府集中精力、资源进行决策和指导,彻底改变政府管理范围过大以致力不从心的状况；(2)有利于政府大幅度精兵简政,降低行政成本；(3)有利于引进竞争机构,使政府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产品；(4)有利于实现政府“不与民争利”的宗旨；(5)有利于调动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的积极性,促进社会和谐；(6)有利于减少腐败滋生。
政府可以通过以下做法减少直接服务,从而提供更好的服务:(一)减少行政层次。近中期可以加快“省管县”步伐,撤销地级市对县(县级市)政府的管辖权或代管权。远期则可考虑逐渐将乡镇政府改为上一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不再作为独立的一级政府。
(二)简政裁官,精兵加薪。政府可以减少更多的机构和人员编制,更重要的是要减少官员的数量,我国各级政府的官员数量跟国外比实在惊人。官员多了最大的问题就是行政效率无法提高,往往是没事找事干,简单事情复杂化,复杂问题踢皮球,人际关系政治化等等。减少官员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同时也可充分发挥政府各机构的职能作用,减少瞎指挥。对非官员的公务员,在探索实行职称工资的同时,也可大幅减少数量,但前提是要“精兵”,通过建立公务员的绩效考核和退出机制来砸掉公务员的“铁饭碗”,使公务员队伍的专业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在大大减少公务员的基础上,建立完善“高薪养廉”制度很有必要,符合“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要求,前提是完善公务员的公开招考制度,实施领导干部的“公推公选”,探索建立以绩效工资为主要形式的灵活工资制度,让公务员包括官员在公开、公平、公正的环境下领取高薪。
(三)改革公务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绩效评估体系。当前公务员的年度考核,是由本单位范围的同事投票决定,基本上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不能真实反映公务员的绩效情况。而作为对公务员服务绩效最有发言权的被服务对象,社会公众却不具有对公务员真正的评估权。因此,应该改革公务员绩效考核体系,把考核主体变为社会公众,把社会公众对公务员的评估情况作为公务员年度考核的最主要内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最近在全国第一个建立了政府绩效评估法制性制度,提出让第三方参与政府绩效评估,值得借鉴。可以大力推广“万人评政府”的做法,对政府及其部门进行群众评议,对领导干部同时也进行评议。群众投诉属实的,要反映在公务员考核结果中。
(四)让社会更多承担政府原有的一些职能。政府有限小,社会无穷大。随着公众主体意识的不断觉醒,让社会上更多的人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已成为可能,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1)全面推进城乡社区自治。政府对社区的管理,应该是授权而不是服务。城镇应普遍成立社区业主委员会,对居委会进行完全的直选,市民完全有能力自己管理好自己。农村应进一步健全直选和村民自治制度,同时发挥村一级的招商引资主体作用,增强村集体的经济实力和公共服务水平。(2)全面鼓励发展慈善事业和志愿服务。政府是解决“市场失灵”的责任主体,而慈善事业和志愿服务是解决“政府失能”的有效途径。要将官办的慈善机构改变为自选自治的机构,发展各种各样的慈善组织,大力发展志愿服务组织和队伍。(3)全面发展群众团体。
(五)让市场更多承担政府原有的一些职能。政府通过制度设计确保公共服务的实现,但大量的公共服务可以通过竞争形式在市场获得,政府不用全部提供直接服务。同时,大力发展社会行业协会和中介服务组织,把一些行业标准制定、自我约束机制、财务会计、经济审计、环境评价、发展规划、社情民意调查、工程预决算、代建办理等职能承担起来。
⑻ 求一篇题为"加强政府职能,重视公共服务"2500到3000的论文...急急急
····我们老师也让写的这
⑼ 如何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关于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思考
对于如何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我想用一、二、三来概括：一就是解决一个矛盾，二就是搞好两个服务，三就是创新三个理念。
解决一个矛盾
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必须着力解决一个主要矛盾。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个主要矛盾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改革发展新阶段的突出反映。关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既面临“黄金发展期”的机遇，又面临“矛盾凸显期”的挑战。只有解决好这个主要矛盾，才能使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在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困难群体，如失地农民、下岗职工、进城农民工等。他们中很多人存在着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以及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等问题。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呈增加趋势，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加大了社会风险程度。防范社会风险，应引起我们更多的重视。拉美一些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这些问题和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必将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社会稳定。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更加重视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了适应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政府必须扩大和强化公共服务职能，把主要精力和财力集中到发展社会事业和扩大公共产品供给上来，切实解决好民生问题。
搞好两个服务
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应以搞好两个服务为前提。
一是政府职能应转到为市场主体创造平等竞争环境和提供服务上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无论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还是社会管理，其本质都是公共服务。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基础和前提。政府应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效率，同时防止权力“寻租”性腐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收入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理的，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真正的焦点在于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的不公平。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问题，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利用产品“双轨”价差牟利，90年代要素市场化中的“寻租”问题，近年来土地批租转让、资金信贷以及资本市场等领域出现的腐败迹象。这些问题，不但形成了少数暴富阶层，侵犯了人民群众创造的财富，而且减少了社会可支配的经济资源，因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引发了广大群众的不满。
政府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必须制定和完善市场规则，打破行政性垄断，着力创造一个有利于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为了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防止权力“寻租”性腐败，必须从体制源头上解决行政性资源配置和权力市场化问题，严格限制行政权力介入的领域，并对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的监督。
二是政府职能应转到为人的生存和发展创造良好、和谐、可持续的环境和提供服务上来。我们的改革也好，发展也好，经济结构调整也好，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尤其应重视解决人民群众全面、快速增长的公共需求与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的矛盾，特别是帮助困难群体。一是通过促进公平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保护困难群体的合法权益；二是调整支出结构，集中财力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医疗救助、义务教育和救灾等问题，尽快解决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三是建立利益均衡机制、利益表达对话机制；四是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现象；五是扩大公民依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引导各利益主体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使公民在参与社会活动中建立新的和谐关系。
创新三个理念
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必须创新并坚持三个理念。
一是坚持人民群众是创造财富的主体的理念。人民群众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主体，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激发全社会的活力，首先要善于引导和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应把实现人民利益最大化作为改革和发展的最终目的，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二是坚持“非禁即入”的理念。从“允许性”理念转变到“禁止性”理念，是政府转型的重要突破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凡事要经过允许、审批才能干，这种理念抑制了创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凡事只要法律不禁止都可以干，这种“非禁即入”的理念扩大了创新空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非公有制资本可以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依法平等取得矿产资源的探矿权、采矿权”，“进入社会事业领域”和“金融服务业”。“非禁即入”的理念，不仅对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必将进一步激发企业和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使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三是坚持依法行政的理念。首先，确立政府只能做法律（法规）规定的事情的理念，减少以至消除政府行为的随意性。依法行政是规范政府行为的前提和基础。当前，应特别重视界定行政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和约束条件，防止个别部门以“法”扩权或越权谋取集团利益。其次，明确政府的公共职能，解决转型中的政府“越位”、“缺位”、“错位”问题，大力减少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行为，强化公共产品供给和服务，完善社会保障的基础平台，建立健全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制度。三是完善政府行为的监督机制。政府公共权力的行使要透明，形成政务公开的制度性框架，发挥审计、监察部门、媒体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