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ppp案例

『壹』 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转嫁给社会属于ppp模式的核心吗

，ppp模式是指政府和社会资本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建立的公私合作模式，要是说那句话不完全对，ppp模式的核心是让社会资本参与进来进而给政府提供便利也给社会资本带来效益

『贰』 什么叫PPP项目

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又称PPP模式，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运作模式。在该模式下，鼓励私营企业、民营资本与政府进行合作，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

拓展资料：

PPP的模式特点

第一，PPP是一种新型的项目融资模式。PPP融资是以项目为主体的融资活动，是项目融资的一种实现形式，主要根据项目的预期收益、资产以及政府扶持的力度而不是项目投资人或发起人的资信来安排融资。项目经营的直接收益和通过政府扶持所转化的效益是偿还贷款的资金来源，项目公司的资产和政府给予的有限承诺是贷款的安全保障。

第二，PPP融资模式可以使更多的民营资本参与到项目中，以提高效率，降低风险。这也正是现行项目融资模式所鼓励的。政府的公共部门与民营企业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进行全程合作，双方共同对项目运行的整个周期负责。PPP融资模式的操作规则使民营企业能够参与到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确认、设计和可行性研究等前期工作中来，这不仅降低了民营企业的投资风险，而且能将民营企业的管理方法与技术引入项目中来，还能有效地实现对项目建设与运行的控制，从而有利于降低项目建设投资的风险，较好地保障国家与民营企业各方的利益。这对缩短项目建设周期，降低项目运作成本甚至资产负债率都有值得肯定的现实意义。

第三，PPP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民营资本“有利可图”。私营部门的投资目标是寻求既能够还贷又有投资回报的项目，无利可图的基础设施项目是吸引不到民营资本的投入的。而采取PPP模式，政府可以给予私人投资者相应的政策扶持作为补偿，如税收优惠、贷款担保、给予民营企业沿线土地优先开发权等。通过实施这些政策可提高民营资本投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积极性。

第四，PPP模式在减轻政府初期建设投资负担和风险的前提下，提高城市轨道交通服务质量。在PPP模式下，公共部门和民营企业共同参与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和运营，由民营企业负责项目融资，有可能增加项目的资本金数量，进而降低资产负债率，这不但能节省政府的投资，还可以将项目的一部分风险转移给民营企业，从而减轻政府的风险。同时双方可以形成互利的长期目标，更好地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

『叁』 如何实现全域旅游公共服务ppp

第一，从理念上入手。在全域旅游发展过程中，是不是真的能够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不管是旅游部门还是旅游企业，游客、当地居民，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这是第一个需要去关注的。
第二，用同理心来发展。我需要服务游客也需要服务旅游业者，每一个做服务的人，他本身也是一个旅游者，也是一个目的地的居民，用同理心去发展，才能更好地推动全域旅游的发展。
第三，要以幸福感为准绳。过去30多年的发展是一个市场化改革的过程，而旅游的市场化改革不只是简单地通过市场化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通过效率的提升和资源配置的改善，促进社会本身的发展，使人们更加幸福。
第四，以共享、共生为依归。这包括居民、企业、政府的共享共生问题，核心企业和外围企业的共享共生问题，旅游部门和非旅游部门的共享共生问题，旅游企业和非旅游企业的共享共生问题等很多方面。
第五，要以智慧化为手段，推动全域旅游的发展。包括通过政府打造公益平台，通过企业打造市场化平台，如共享经济，就是用企业的方式来打造一个平台，推动资源进行更好的配置。
第六，要以规划创新为保障。在推动全域旅游发展的过程中，要真正重视旅游的综合带动作用，把旅游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心工作来对待，甚至包括在落实中央的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充分重视旅游所能起到的发动机作用。

『肆』 ppp模式两评一案指的什么

物有所值评价，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初步实施方案。

『伍』 公共服务领域推广ppp的政策保障有哪 些

以照明公私合来营模式（PPP）为例，这是源针对城市市政照明设施亮化项目、由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经过一体化能效升级改造，实现智慧城市照明并负责一定年限的经营而达到共赢的一种新模式，即智慧城市照明PPP合作运营模式。在基于简能（SECOING）高压HID氙气路灯智慧照明系统为载体的智慧城市照明PPP合作运营模式中，运营管理公司对合同约定区域已有的市政照明设施进行日常运营维护，并进行智慧城市照明升级改造，将原有市政照明基础设施（光源、电器、灯具、灯杆、变压器、线缆及配电箱等）逐步进行更换，从而实现辖区内整体市政照明效果的全面提升，城市照明实现智慧化管理，并确保整体市政道路照明设施的稳定运行，道路照明效果达到《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要求。政府出让公共照明资源特许经营权，监管、购买照明服务；由社会资本投资，以运营管理公司为主体进行一体化系统升级改造，长效运营、服从监管、科学管理、盈亏自负。

『陆』 公共服务领域PPP模式有哪四大突破

2016年10月12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深入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工作的通知》（财金[2016]90号，以下称“《通知》”），在开展两个“强制”试点、公平开展项目采购、规范项目实施、明确所有PPP项目均可“两招并一招”四个方面取得了突破。《通知》全文及解读如下：

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深入推进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工作的通知
财金[2016]9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工作部署，统筹推进公共服务领域深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改革工作，提升我国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巩固和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力践行公共服务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各级财政部门要联合有关部门，继续坚持推广PPP模式“促改革、惠民生、稳增长”的定位，切实践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新要求，进一步推动公共服务从政府供给向合作供给、从单一投入向多元投入、从短期平衡向中长期平衡转变。要以改革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结构调整，扩大有效供给，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要以改革激发社会资本活力和创造力，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进一步加大PPP模式推广应用力度
在中央财政给予支持的公共服务领域，可根据行业特点和成熟度，探索开展两个“强制”试点。在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公共服务领域，项目一般有现金流，市场化程度较高，PPP模式运用较为广泛，操作相对成熟，各地新建项目要“强制”应用PPP模式，中央财政将逐步减少并取消专项建设资金补助。在其他中央财政给予支持的公共服务领域，对于有现金流、具备运营条件的项目，要“强制”实施PPP模式识别论证，鼓励尝试运用PPP模式，注重项目运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解读】
这是财政部首次以“强制”方式推广PPP模式。根据《通知》的要求，垃圾处理、污水处理两个公共服务领域的新建项目，要“强制”应用PPP模式；其他中央财政给予支持的公共服务领域的项目，要“强制”实施PPP模式识别论证。在“强制”的同时，对于垃圾处理、污水处理领域的PPP项目，中央财政将逐步减少并取消专项建设资金补助。这种资金支持的减少意味着，此类项目本身的经济价值和收益情况将直接决定社会投资人是否能获得预期收益。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做好项目筛选工作；另一方面，社会投资人也要审慎进行调研，选择收益率可观、现金流稳定的项目进行投资。

三、积极引导各类社会资本参与
各级财政部门要联合有关部门营造公平竞争环境，鼓励国有控股企业、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各类型企业，按同等标准、同等待遇参与PPP项目。要会同有关行业部门合理设定采购标准和条件，确保采购过程公平、公正、公开，不得以不合理的采购条件（包括设置过高或无关的资格条件，过高的保证金等）对潜在合作方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性待遇，着力激发和促进民间投资。对民营资本设置差别条款和歧视性条款的PPP项目，各级财政部门将不再安排资金和政策支持。
【解读】 PPP项目的投资体量大、运营周期长，各地政府在采购社会投资人时，考虑到民营资本的投资实力和运营能力，往往设置与项目无关或对项目而言过高的资格条件，以限制民营资本的介入。这显然与PPP模式的理念——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相悖，但因为没有相应的惩罚机制，导致PPP项目中歧视民营资本的情况时有发生。根据《通知》的要求，如某一PPP项目被认定对民营资本设置了差别条款和歧视性条款，将不会获得财政资金。这对于那些项目收入主要或全部来源于政府财政资金的项目来说无疑是致命的。这一要求将改变民营资本在PPP项目投资中的地位。然而，如何鉴别资格条件是否过高，无法参与项目投资的社会投资人如何寻求救济，仍需要财政部给出解答。四、扎实做好项目前期论证
在充分论证项目可行性的基础上，各级财政部门要及时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开展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各级财政部门要聚焦公共服务领域，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5〕42号）规定，确保公共资金、资产和资源优先用于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按照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择优确定社会资本合作伙伴，切实防止无效投资和重复建设。要严格区分公共服务项目和产业发展项目，在能源、交通运输、市政工程、农业、林业、水利、环境保护、保障性安居工程、医疗卫生、养老、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旅游等公共服务领域深化PPP改革工作，依托PPP综合信息平台，建立本地区PPP项目开发目录。
【解读】 究竟什么样的项目可以用PPP模式一直是各界争论的话题之一。由于相关法律、政策的不健全，导致滥用PPP模式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开展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的目的是严格项目立项条件，只有在当地政府财政能力允许，项目以PPP模式开展优于以其他模式开展时，才应当采用PPP模式。然而，部分政府为了达成投资目标，按照政策要求反向进行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致使这一评估系统成为一纸空文。按照《通知》的要求，PPP项目建设要切实防止无效投资和重复建设，严格区分公共服务项目和产业发展项目，这应当可以利用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来进行防范。此外，《通知》提出要在PPP领域引入目录机制，只有列入目录的项目才可进行开发，也有助于控制项目的过度开发。

五、着力规范推进项目实施
各级财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统筹论证项目合作周期、收费定价机制、投资收益水平、风险分配框架和政府补贴等因素，科学设计PPP项目实施方案，确保充分体现“风险分担、收益共享、激励相容”的内涵特征，防止政府以固定回报承诺、回购安排、明股实债等方式承担过度支出责任，避免将当期政府购买服务支出代替PPP项目中长期的支出责任，规避PPP相关评价论证程序，加剧地方政府财政债务风险隐患。要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合同履约管理，确保政府和社会资本双方权利义务对等，政府支出责任与公共服务绩效挂钩。
【解读】
随着国家对PPP模式的大力推荐，各地政府都在积极推广应用。然而，部分地方仍存在对PPP模式认识不清，混淆PPP项目与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情况，在未能对PPP模式进行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大推”、“强推”PPP项目落地，导致部分PPP项目变成了“拉长版BT”项目；甚至因项目前期论证不准确，发生项目落地难、推进难等问题。背离了PPP模式的精神，严重影响了社会投资人对PPP模式的信任。针对各地政府以固定回报承诺、回购安排、明股实债等承诺吸引投资人的情况，《通知》明确指出此类承诺不受财政部认可，这提醒广大投资者在投资项目时，需要聚焦在项目本身，而非政府的承诺上。
PPP项目的合法合规性是项目能否实施的前提。随着国家对于PPP项目规范性要求的提高，势必会淘汰一部分不符合PPP模式的项目。目前，部分地方政府囿于财政困境，急于通过PPP模式解决财政压力，在手续不全的情况下便开展项目采购，这为项目的顺利实施埋下了隐患，也增加了社会投资人在项目中的风险。在本所承办的某PPP项目中，通过审查项目的合法合规性，发现政府未将项目纳入财政部PPP综合信息平台作为付费的前提条件，这可能导致项目付费无法列入财政预算。在本所律师与政府方的多次协调之下，成功将此条件列入PPP项目合同，避免了社会投资人的损失。
PPP项目的实施方案对项目能否顺利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必须论证项目的可行性，进而实现政府和社会投资人的预期目标。PPP模式涵盖了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多个阶段，由于社会投资人不可能精通全部领域，无法把握可能存在的风险，导致在项目中的预期收益无法实现。在本所承办的某PPP项目中，因政府推动项目心切，社会投资人也急于投资，在项目的计费指标、回报机制尚不确定的情况下完成了项目的采购，导致双方意见不一，在项目磋商阶段遭遇较大阻碍，经本所律师多次提示项目风险，并参与项目磋商，最终拟定了双方均满意的解决方案。

六、充分发挥示范项目引领作用
各级财政部门要联合有关部门，按照“又快又实”、“能进能出”的原则，大力推动PPP示范项目规范实施。要积极为项目实施创造条件，加强示范项目定向辅导，指导项目单位科学编制实施方案，合理选择运作方式，择优选择社会资本，详细签订项目合同，加强项目实施监管，确保示范项目实施质量，充分发挥示范项目的引领性和带动性。要积极做好示范项目督导工作，推动项目加快实施，在一定期限内仍不具备签约条件的，将不再作为示范项目实施。
【解读】 2016年10月13日，财政部公布了第三批示范项目名单。这对规范PPP项目，建立标准的、具备可行性的PPP模式起到了指导作用。这些示范项目更易落地、更具经济价值，也更能吸引金融机构的投资。与此同时，《通知》也表明：示范项目不是“铁饭碗”，要有进有退，对尚未完成签约，在一定期限内仍不具备签约条件的项目，将不再作为示范项目实施。

七、因地制宜完善管理制度机制
各级财政部门要根据财政部PPP相关制度政策，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进一步建立健全本地区推广实施PPP模式的制度政策体系，细化对地市及县域地区的政策指导。要结合内部职能调整，进一步整合和加强专门力量，健全机构建设，并研究建立部门间的PPP协同管理机制，进一步梳理PPP相关工作的流程环节，明确管理职责，强调按制度管理、按程序办事。参考自MBA智库文档

『柒』 ppp是怎样提供公共服务效率的

在PPP项目的识别阶段，首先由财政部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会同专行业主管属部门，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开展物有所值评价工作；定性评价重点关注项目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与采用政府传统采购模式相比能否增加供给、优化风险分配、提高运营效率、促进创新和公平竞争等；定量评价主要通过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全生命周期内政府支出成本现值与公共部门比较值进行比较，计算项目的物有所值量值，判断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是否降低项目全生命周期成本。其次为确保财政中长期可持续性，财政部门应根据项目全生命周期内的财政支出、政府债务等因素，对部分政府付费或政府补贴的项目，开展财政承受能力论证。通过物所值论证和财政可承受能力论证就可以采取PPP模式进行。
PPP模式通常由社会资本承担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工作，而基础设施建设最终目的是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政府通过支付社会资本的建设成本、运营成本及合理回报来采购社会资本提供的这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这样，可以增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提高公共服务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捌』 国内有哪些 PPP 模式失败的案例

1、汇津中国（长春）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作为国内首家合资公用事业项目，长春市排水公司于2000年初与香港汇津公司合资建立汇津（长春）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即汇津长春），合同期限为20年。同年7月，市政府制定了《长春汇津污水处理专营管理办法》。2000年底，项目投产并正常运行。然而从2002年开始，排水公司就拖欠汇津长春污水处理费，而从2003年3月起停止付费。

为解决争议，汇津公司邀请吉林省外经贸厅出面调解，在调解会上汇津公司得知市政府已于2003年2月废止了《专营办法》。汇津公司认为《专营办法》是政府为支持项目而做出的行政许可和行政授权，废除《专营办法》等于摧毁了项目运营基础。在多次调解无果的情况下，汇津公司于2003年8月向长春市中院起诉长春市政府，而长春市政府认为汇津与市排水公司所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书》是一份不平等合约，废止《专营办法》是为了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现有保证外方投资固定回报项目有关问题的通知》，属于依法行政。败诉后汇津公司又上诉至吉林省高院，期间汇津长春停产，数百万吨污水直接排入松花江，是为轰动一时的“汇津事件”。经过近两年的法律纠纷，最终长春市政府将汇津长春回购。

评价：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城市化进程很快，而财政无力支付巨额基础建设资金，纷纷引入境外投资者并承诺固定回报，原本低回报，以稳定见长的水务在我国渐成暴利行业。为此，国务院于1998年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现有保证外方投资固定回报项目有关问题的通知》，对此类问题作出了禁止性规定。然而在《通知》发出2年后，汇津长春项目还能获得审批立项，说明地方政府可能在报批过程中打了“擦边球”，有关部门也涉嫌监管不力。

2、兰州威立雅水务水污染事件。

不久前，兰州市威立雅水务集团公司检测显示出厂水苯含量、自流沟苯含量远超出国家限值的10微克/升，导致兰州主城区的城关、七里河、安宁、西固四区居民生活用水停供4天，后经查明系兰州石化管道泄漏所致。

评价：

看似偶然，实则必然。一方面，兰州威立雅每年的投入预算很低，几乎无法维持供水系统正常运转。技术设施疏于维护保养，才导致如此严重的水污染事件。另一方面，当初威立雅为获得45%的股权已经付出了极高的投标价，而兰州水价4年来一直未涨，公司处于亏损状态，无力也不愿出资维护更新设施，这些风险当初是否被合作双方考虑到，反映在合同当中，并约定分担解决机制，这不仅是威立雅的事，更需要兰州市政府反思。

3、天津市双港垃圾焚烧发电厂。

双港垃圾焚烧发电厂系天津市政府与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的BOT项目，后者投资5.4亿元人民币，工程设计能力为年处理垃圾40万吨，占天津年生活垃圾总量的25%，特许经营期30年。但是目前项目运营并不乐观，一是伴随焚烧垃圾产生的二恶英气体有致癌因素的传播导致周边居民恐慌，上访投诉乃至群体事件不断。二是合同规定由于约定原因导致项目收益不足，政府提供财政补贴，但是对补贴数量没有明确定义，导致项目公司承担了收益不足的风险。如2012年财政补贴不足5800万元，仅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1.25%，现在是企业叫屈，公众不买账，项目进退维谷。

评价：

双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案例反映了一些地方政府从早期的“越位”变成现在的不作为，而公众不满是因为以往地方政府监管不力而引发信任危机，同时项目选址也缺乏必要的听证程序，从而引发群体事件。

4、墨西哥国家电信公司。

1990年，卡洛斯•埃鲁收购了墨西哥国家电信公司（Telmex）。Telmex控制全墨90%以上的电话业务，因而埃鲁可以制定高于任何发达国家的收费标准，而用户除了按其要求缴费别无他法。埃鲁还通过吞并美洲移动“抢夺”了墨西哥72%的移动电话客户和70%的互联网用户。如今Telmex市值3660亿美元，埃鲁也成为2013年世界首富，但更多的人指责埃鲁通过垄断暴富，阻碍国家经济正常发展，侵害消费者利益。

评价：

规模经济与垄断具有天然联系，垄断排斥竞争，阻碍技术进步，这一点在网络化行业（如电信、铁路和电网等）表现尤为突出。墨西哥的教训就在于反垄断法缺位，监管不力直接导致埃鲁具有单边定价权。

5、土耳其公用设施的“泛市场化”。

2002年伊始，土耳其通过基础设施与公共工程的私有化加速国家的市场化。到2009年，共有6个港口、8条收费高速公路、2座跨海大桥、数家大型电厂、多家公立医院及国家电信陆续被卖给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私人部门。对私人部门的涨价冲动，政府通过向居民发放“生活直补”来解决。然而，缺乏监管的基础设施垄断成风，“生活直补”跟不上收费涨价，财政被企业“牵着鼻子走”，加之垄断带来的寻租与贫富分化，民众怨声四起，终于酿成2011年的全国性骚乱。

评价：

在微观领域，市场具有效率优势，但在宏观层面，没有政府的监管与平衡，最终谁的利益都无法保障，指望通过单一补贴手段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极易陷入“补贴泥潭”，实为“懒政”。

6、澳大利亚的“竞价售电”。

澳大利亚的供电系统由私人运营，供电全国联网，发电厂“竞价上网”，随行就市。高峰时段用电量超负荷，“竞价上网”变成了发电企业竞价售电。企业在卖更多的电给商业机构的同时对居民用电实行限量，电价攀高也导致政府无力为公共设施支付账单。2009年热浪肆虐澳大利亚，导致许多老人和儿童丧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热浪发生时居民和公立医院用电量反而被减少甚至停供。

评价：

逐利是资本的本性，但电力供应带有公共性质，竞价用电导致作为弱势群体的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切身利益受损。相比之下，罗马尼亚对电商实行牌照特许、配额及峰值调节等手段，私人负责发电，国家电力公司作为非盈利机构负责整合电能和电网系统运营，较好地避免了发电商的价格歧视。

7、哥伦比亚的担保“包袱”和墨西哥、葡萄牙的行政干预。

上世纪90年代，为鼓励私人部门参与提供公共产品，哥伦比亚政府为多个机场和收费公路项目的收入提供担保，并与独立发电商签订长期购电协议，承诺公用事业付款。截止到2005年，由于项目收入低于预期，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向私人部门支付了20亿美元，许多项目的运营期限长达30-50年，令政府的“担保之路”漫长，财政不堪重负。墨西哥政府为促成PPP项目，强迫国有商业银行向收费公路项目提供融资，结果由于公路收益低于预期加上利率上升，政府不得不接管这些项目，并承担了近百亿美元债务。葡萄牙政府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通过滥用PPP模式变相举债，直接引发了2011年葡萄牙财政危机，遭到欧盟的严厉警告。

评价：

一般来说，政府更适合分担法律变更、政治目的、军事战争等宏观层面的风险，企业更擅长于应对微观层面的经营风险。在本案中，哥伦比亚和墨西哥政府自我定位错误，滥用担保，承担了本不属于政府承担的经营风险，而葡萄牙的教训说明推广PPP须有规划，无序滥用会加重政府债务负担。

8、杭州湾跨海大桥。

出于对预期效益的乐观评估，杭州湾跨海大桥一度吸引了大量民间资本，17家民营企业以BOT形式参股杭州湾大桥发展有限公司，让这一大型基础工程成为国家级重大交通项目融资模板。然而现在投资入股的民企又纷纷转让股份，退出大桥项目，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国企回购赎回了项目80%的股份。通车五年后，项目资金仍然紧张，2013年全年资金缺口达到8.5亿元。而作为唯一收入来源的大桥通行费收入全年仅为6.43亿元。按照30年收费期限，可能无法回收本金。

评价：

第一，《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可行性研究》预测到2010年大桥的车流量有望达到1867万辆，但2010年实际车流量仅有1112万辆，比预期少了30%以上。严重的预期收益误判导致民企决策错误。第二，大桥项目从规划到建成的10年间多次追加投资，从规划阶段的64亿元到2011年的136亿元，投资累计追加1倍还多，参股的民企已先期投入，只能继续追加，最终被“套牢”。第三，2013年嘉绍大桥通车对杭州湾大桥是“雪上加霜”，接下来，杭州湾第三跨海工程钱江通道2014年底也将通车，另外宁波杭州湾大桥、舟山-上海跨海高速、杭州湾铁路大桥等项目也已纳入地方或国家规划，未来车流量将进一步分流，合同与规划的严重冲突令项目前景更加黯淡。

9、山东华中发电项目。

中华发电项目总投资168亿元人民币，装机规模300万千瓦，由山东电力、山东国际信托、香港中华电力以及法国电力共同发起的中华发电有限公司承担，合作经营期为20年，期满后电厂资产全部归中方所有。该项目是我国迄今为止装机规模最大、贷款额最高的BOT电力项目，也被誉为1998年中国最佳PPP项目。为了促成合作，项目公司与山东电网签署了《运营购电协议》，约定了每年的最低售电量。根据1998年原国家计委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建成的石横一期、二期电厂获准0.41元/度这一较高的上网电价，基本保障了项目收益。然而在2002年10月菏泽电厂新机组投入运营时，山东省物价局批复的价格是0.32元/度，这一电价无法满足项目的正常运营，更糟的是从2003年开始，山东省发改委将中华发电与山东电力间的最低购电量从5500小时减为5100小时。由于合同约束，山东电力仍须以计划内电价购买5500小时的电量，价差由山东电力自行填补，导致合作无法为继，项目收益锐减。

评价：

中华发电项目案例说明决策者在引入项目时缺乏长远考虑，“固定回报”承诺导致合作双方现在进退两难。1998年的中国计划经济成分更多，竞争压力较小。然而近年来伴随国企改制，国家电力公司被拆分为大唐电力、山东国电、国电电力、中电国际、华能集团五大发电集团公司，竞争压力倒逼发电企业“竞价上网”，中华发电项目合作双方之间的《运营购电协议》已失去继续执行的体制机制基础，这一深刻的教训启示今后的合作项目一定要充分预见风险，构建科学分担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