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

1. 美国罗斯福新政是如何解决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问题

举办了许多公共工程，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 缓和社会矛盾 稳定经济秩序 促进经济恢复.

2. 社会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关系

行政组织与中共组织关系也就是政府与执政党的关系.行政组织的特点 行政组织是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与其它诸组织相比,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第一,行政组织是无须参与竞争的社会组织.行政组织与其它社会组织相比,处在一个无须竞争的特殊地位上.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必然要面对的竞争环境,以及由此决定的组织行为的竞争特征,对于行政组织基本是不存在的.在政府管辖范围和区域内,政府对某一行政活动,按照统一标准进行集中统一处理,非经政府许可和授权,其它组织和个人不能从事这种活动处理.同时,政府制定的管理措施每个人都必须无条件接受.“工业社会依靠政府去履行把整个社会组织起来的任务.……政府是个巨大的加速器,因为它拥有强制的行政权力和从税收而来的雄厚财力.” 用经济学语言来讲,行政组织具有天然的垄断性质,这对于所有企业来讲是它们羡慕不已的.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企业要面对无数竞争对手,它不能垄断市场,也不能强迫消费者购买自己的产品,而只能在市场的约束下来调整其生产活动,并不断通过降低成本等方式来争取消费者的货币选票,对付其它企业的竞争,优胜劣汰.当然完全竞争的企业是不现实的,企业总是企图垄断市场,获得对市场的控制力.但是,即使由于市场竞争的不完全性导致垄断企业的出现,那些垄断性很高的企业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市场的约束,其垄断性也不会超过行政组织.我们知道,正是由于行政职能和公共权力的排他性和强制性,使得行政组织享有免除竞争的客观现实性. 那幺行政职能为什幺具有组织上的合法排他性?这是因为,行政职能和公共权力具有暴力机器支撑的合法权威性,以及主司执行特定政治意志的职能.竞争必须存在于两个以上行为主体之间,而政治、行政权威如果在一个大社会系统边界内超过两个,彼此展开竞争,分别按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目标和价值追求来分配财富,维护公共秩序,管理公共事务,竭力扩大自己的权威和影响,必然使多权威、多中心现象伴随着混乱与无序出现,等于非权威和无中心,也破坏了行政系统的统一性.这将导致一个组织在事实上分裂为几个更小的组织系统.概言之,一个社会政治权威的确定来自竞争（甚至战争）,它属于政治过程的前半段.行政是政治权威的延伸和具体化,专门履行行政职能的行政组织,把具有强制性质的行政权威,作为自身存在的根据和组织运行的基本前提.正如施蒂格勒认为的那样：“国家拥有一个在纯理论上即使最有势力的公民也不能分享的资源：国家可以通过文明社会法律所允许的唯一方法——税收——获取金钱,还可以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决定家庭和厂商的经济决策.” 第二,行政组织是依法进行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行政组织是公共组织,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它承担着运用公共权力去实现社会公共目标的责任,因而行政组织以超越局部利益,为全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为重要特征.政府行政组织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特征主要来源于国家的社会职能,是国家社会职能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国家要维持统治阶级意志在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必须担负起社会管理的职责,并施惠于社会公众,以换取社会以契约为基础的对现存国家权威地位的承认.而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则是行政组织实现上述契约,维持社会平衡的重要方面.然而从根本上说,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组织,才能真正代表和服务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 不过,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职能并不仅仅为政府行政组织一家所特有.政府之外的公共组织比如民间性的各种公益性组织、慈善机构、社区组织和各种基金会、协会等,是社会自己组织起来的、解决问题的组织形式,也承担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但是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执掌国家权力,政府行政组织是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权力的运行进行管理,而政府之外的公共组织是非强制性的,主要是基于自觉、自愿基础上,以道德和奉献为纽带从事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与之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企业经济组织能否承担公共服务.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公共服务不排除由企业来供给,比如公共设施的修建可由企业承担.因为为公共利益服务作为一种效用需求,必然会诱发市场化供给.但是市场化供给一定要以利润为宗旨,服务不过是获取利润的具体形式.因而由市场方式解决公共利益服务,面临供给囿于局部利益和自身价值取向,很难公正、充分、全面地提供公共服务,管理好公共事务,因此需要由政府提供一定的标准并在政府的监督下进行.可见,正是基于同时满足权威、公正、服务这三个基本点的要求,行政组织才必须严格地按照法律来行使公共权力,履行行政职能.否则,行政行为迟早会演变为对公众利益的合法“盗窃”.显然,依法行政、保持利益中立是行政组织的又一基本特征. 第三,行政组织是不能创造自身运行所需经济收入的组织.作为经济组织的企业,其目的和动机固然有社会责任与义务的考虑,但其核心目的在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支撑企业运行的经费只能来源于市场中的赢利.如果企业在市场中没有竞争力,产品卖不出去,维系企业生存的经济来源就会中断.在优胜劣汰的法则下,企业除了破产以外别无选择.与企业不同的是,政府行政组织运行所需要的经费来源于税收,人们常说行政工作者“吃官饭”、“吃黄粮”,意思就是指行政组织运作本身需要消耗经济剩余,而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但是,行政组织的有效运作,却间接地为增加社会物质财富创造了不可缺少的条件,以至于在现代社会,政府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来越重要.对于行政组织不能创造经济收入的理由在于：由于行政组织以管理公共事务、服务于公共利益为根本宗旨,享有排他性公共权力（一个权力中心）,它如果创造出直接归自己支配的“经济效益”来,就意味着其局部、自身经济利益的要求通过垄断性权力获得了实现.这时,行政组织不仅演化为集行政组织与经济组织为一体的混合物,它还讲不清楚如下被公众关心的问题：（1）讲不清生产要素的来源和生产过程；（2）讲不清它在经济生活中应当扮演的“角色”；（3）讲不清它是否遵循了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目标；（4）讲不清公共权力是否还属公正；（5）讲不清其经营过程与行政职能的关系.总之,行政组织如果直接创造了经济效益（收入）,至少在理论上很难为行政职能、公共权力的“贞洁”作出合理性的辩护.据此,行政组织的运行经费只能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而不能通过各种形式的创收来获取经济收入. 第四,行政组织是具有合法强制性公共权力的社会组织.行政组织的行为具有基于法律赋予的强制性.强制性是保证秩序、协调的手段之一.众所周知,法律依靠外在的强制力实现某种社会行为规范,而伦理道德则依靠良心、责任感、理想等内在强制力,来实施某种社会行为规范.行政组织所具有的强制性特征,典型地处于上述两者之间.一方面,它依靠外在强制（法律、制度）来为自己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提供支持和依据.另方面,它依靠内在强制力（个人目标、协调）引导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服从权威,尽可能避免“法不制众”局面的出现,避免自身政治资源消耗过多.因此对行政组织强制性的具体理解应包括：一是强制性公共权力并不需要时时刻刻的强制性行为来体现,而是指行政行为具有潜在的、合法的强制性.在现代社会,行政强制的内容大多包括使人遭受名誉、地位、经济损失和对某些行为自由度的温和限制.二是这种强制性事实上表现为一种威慑力量.正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少看到持枪荷弹的公安人员,但是公安人员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代表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现代民主社会中,行政强制更多是以说明其符合大多数人利益来说服组织成员自觉遵守和服从行政行为这样一种方式出现,而行政强制与充分尊重每个公民民主权利之间的矛盾,往往又对行政强制手段的合理性解释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五,行政组织有其特有的运作规律.行政组织的公共性特征使之必须处于社会的广泛监督之下,从组织的基本制度、个人行为到行为后果、开支大小等,都会受到公众舆论、新闻媒介的直接影响.相比之下,经济组织在合法范围内可以不理会舆论批评；政治组织则在另一个极端,它需要靠舆论和传媒生存,要设法尽量利用和迎合舆论.行政组织的特殊性在于,它既需要相对稳定地运作,尽力摆脱各种干扰,又需要接受监督,并通过传媒宣传、解释各种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要极力平衡“相对封闭和对外开放”之间的矛盾.这一特点是其它类型社会组织所较少具备的.可见,传媒、舆论构成现代行政组织运作的基本信息环境,它对行政组织的意义,就像市场、价格信息对经济组织的意义一样,不可或缺,这也是行政组织特殊运作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第六,行政组织规模呈扩大趋势.任何组织职能的扩大,通常都伴随着人员绝对数目的相应扩大.自凯恩斯从经济分析角度证明了市场失灵部分需要政府加以干预的必要性后,政府行政组织的职能大大增加,对社会生活干预的深度是100年前人们不可想象、难以接受的.行政行为涉及社会生活面之广泛,必然推动行政专业技能分化,机构增加,行政人员规模扩大也成为一种趋势.对此,托夫勒认为：“要把第二次浪潮文明组织成一个巨大的使一切方面都共同协作的有机整体,除了上面所说的以外,还必须有组织整个体制的工具：庞大的政府.整个体制需要组织协调起来,说明了第二次浪潮各个社会出现庞大政府的底蕴.” 值得注意的是,公共选择理论以及许多西方经济学家一再指责政府行政机构拥有过多过大的公共管理权限,认为政府的缺陷并不比市场更少,不能容忍“美国各级政府每年费用从1913年仅30亿美元,增加到80年代中期的14000亿美元”,目前已突破2万亿美元的事实.托夫勒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无须竞争的行政组织在其职能扩张中,确实存在着巨大的浪费.不过,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失控毕竟又是不同的问题.

3. 美国签证DS160表格关于社会组织的问题求助

如果没有加入任何社会组织，可以直接选择“不适用”。
如果有加入某些公共协会，如作家协会、律师协会、会计师协会，可以按照实际情况如实进行填写。

4. 美国有300万个社会组织,一年5000亿美元

有限公司当前由美国的金融危机促成了房地产泡沫。在某些方面，在金融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隔日危机爆发四年十年，是相似的。
然而，在金融危机之间，有本质的不同。当前的危机标志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这个时代是建立在美元的基础作为全球储备货币上。其它周期性危机的大繁荣 - 的过程中破产一部分。当前的金融危机的巅峰之作一轮超级繁荣周期的一轮周期已经持续了60年。
繁荣 - 萧条周期通常围绕着信贷状况，同时始终涉及偏见或误解。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的一种反射（反射性）的存在，意志和抵押贷款相关的值之间的循环。如果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转，这增加了可用的信用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益，泡沫就这样产生。近年来，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而对于60年的超级繁荣，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每当信贷扩张，金融当局都采取了干预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寻找其他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
麻烦。这创造了一个非对称激励体系，也被称为道德风险，从而促进更强劲的信贷扩张。这个系统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里根）被称为“市场魔力”？ - 我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市场将趋于平衡，而允许市场参与者追寻自身利益，将最有利于共同的利益。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因为从崩溃的金融市场是不是市场本身，而是当局的干预。不过，市场原教旨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了主导地位占据的思维方式，是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开始，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开始出现。
全球化使美国可以节省学习在世界其他地方，而不是它的输出较高的消费品。 2006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2％。通过推出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和更为慷慨的条件，金融市场鼓励消费者借贷。全球金融体系处于危险之中时之际，金融当局干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1980年以来，监管机构不断放宽，甚至到了只有名字的地步。
次贷危机导致发达国家必须重新估计金融机构，资产配置的风险，未来两年内，发达国家将不得不转回资金湾，以加强地方金融机构的稳定。这样会导致股市上涨，新兴市场国家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最脆弱的规模是波罗的海国家和印度。新的金融危机将给中国经济增长的压力，但中国也面临着资金“走出去”的好时机抄底整合并购相应企业。

5.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内容是什么

各省市的不同：如北京的是：
12月23日，市民政局召开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益服务项目座谈会，北京抗癌乐园、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等11家参与2010年社会组织服务民生行动的社会组织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市民政局副局长谢延智、市社团办党委书记温庆云等领导参加了会议，并为11家社会组织颁发了荣誉证书。

会上， 11家草根型社会组织畅谈参与社会组织服务民生行动的感受，交流组织实施公益服务项目的经验和心得，感谢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大力扶持，一致表示将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首都社会建设中去。

今年，市民政局组织开展了社会组织服务民生行动，围绕与民生相关的扶贫求助、扶老助残等十大领域，把社会组织公益项目纳入统一规划，进行计划性安排并组织实施。活动开展以来，全市社会组织积极响应，踊跃参与，1846个社会组织申报了2706个社会公益服务项目，动员社会组织工作人员、会员和志愿者近50万人，共筹集社会资金22.98亿元，活动惠及人群998万人次。服务民生行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得到了民政部、市政府领导高度肯定和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

市社团办党委书记温庆云介绍了政府购买服务的实施过程。2010年,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益服务项目列入了北京市政府直接关系群众生活方面拟办的重要实事，市政府专门拨出资金1500万元，购买了300个社会组织公益服务项目，市民政局建立了政府购买服务制度规范，完善了组织管理机构，并对项目实施进行了监督和评估。目前，政府资金全部拨付到位，购买社会组织公益项目全部按时、按质完成。政府购买服务的实施，一是创新了财政投入体制；二是建立了政府与社会组织良性互动的合作关系；三是建立了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规则；四是重点扶持了草根型社会组织项目，形成了政府合理让渡、规范引导、扶持推进社会组织发展的新体制，发挥了政府资金的导向作用和激励作用，促进提升了社会组织的能力，为社会组织建设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市民政局副局长谢延智指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益服务项目，是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举措，是为民办实事的具体行动，是对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服务的重要的引导和激励措施，提高了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服务的荣誉感和责任感，调动了社会组织参与服务民生行动的积极性，对首都的社会建设形成强大的工作推力。北京市社会组织服务民生行动是我市社会组织建设与发展工作中的新生事物，是“大民政”理念在社会组织建设与发展工作中的具体实践，是社会组织建设和发展史上首次大规模联合行动，在组织形式、规模层次、涉及领域、制度创新、运行效果和社会影响等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谢延智强调，培育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是一项长期性工作任务，社会组织管理机关要在今后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搭建平台。管理机关要以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服务民生为工作任务，组织引导社会组织响应政府号召、顺应社会需求、保障改善民生、服务人民群众；二是提供舞台。通过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各种社会活动，为社会组织提供发展空间，把可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项目，交给社会组织运作；三是扶持发展。加大政策资金扶持力度，努力营造社会组织发展的良好环境，推动社会组织组织能力、工作能力、发展能力不断提高，更好的为社会建设服务；四是鼓励奉献。挖掘先进典型，大力宣传、表彰鼓励、树立品牌，提高社会组织影响力和社会认知度，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上海市的：上海市浦东新区建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

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履行职能的一种新型方式，也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社合作互动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上海市浦东新区以建立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为突破口，积极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组织发展，社会组织的新作用日益凸显，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新关系逐渐重构，政府对社会组织管理服务的新方式逐步形成。

建立机制，规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行为

浦东新区明确规定，将原来由政府主办、为社会发展和人民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事项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来完成，探索形成“政府承担、定项委托、合同管理、评估兑现”的新型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

建立新机制。浦东新区制定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施意见，在全市率先建立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明确了购买公共服务的相关内容：实现预算管理，将购买公共服务的费用纳入预算；强化契约式管理，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责任、义务以及服务要求，全部在合同中体现；建立评估机制和规则，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社会组织做到项目合作前有资质审查，合作过程中有跟踪了解，在合作完成后有社会绩效评估。

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该区有关部门委托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项目的资金近6000万元，并专门组织8个政府部门和13个社会组织集中签订购买服务合同，涵盖慈善救助、农民工子女教育等领域，社会反响良好。

规范程序。区民政局的关于购买公共服务的试行办法，确保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可操作、有实效。一是明确范围和项目；二是明确工作职责；三是明确操作程序；四是明确项目购买方式；五是明确评估方式。从服务提供方、服务承接方和服务事项三个方面，对购买公共服务行为进行合理界定；将项目的协调、督办、评估等工作职责，分解至各相关处室；对服务供应方的资质、服务质量、服务成果进行评价，并采取服务提供方内部评估和第三方绩效评估的方式，将评估结果作为项目经费支付依据和今后项目招标的重要参考。

2007年，区民政局安排近3000万元资金，将30多个公共服务项目委托100余家有资质的社会组织、中介机构承接。同时，集中组织49家培训机构签订购买服务协议书，进一步扩大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引导效应。

完善政策，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环境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政社分开和政社互动。区政府的相关指导意见明确，推进政府与社会组织在主体、机构、职能、资产、住所、人员方面“六分开”，理清公共服务提供方（政府）和承接方（社会组织）之间的职责边界。

为转变街道办事处职能，该区12个街道办事处不再直接从事招商引资活动，把主要精力放在社区就业、养老服务等职能上，并将社会和社区可以承担的一些公共职能，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委托给社会组织和社工机构承担。

搭建政社合作互动平台。在全市率先形成“1＋23＋6”的社区政务事务受理服务体系，作为政社合作的有形平台。建立市民中心，政府重大决策、重大事项征询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意见，政府与市民、政府与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与市民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交流都可在这个平台上进行。这个平台的运作，由政府委托区社工协会承担，目前累计已有115家社会组织举办活动528次，参与群众达4万余人次。

完善扶持政策，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制定专项政策，对行业协会、民非单位的培训机构和养老机构，从建设、运营等各方面给予扶持。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如对区经济发展有贡献的行业协会补贴3万元工作经费，对社区公益性以及涉农社会组织给予4万元开办费、运行费、房租补贴等。在各类综合性政策中，体现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如区政府出台的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财政扶持意见、促进浦东新区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扶持意见等，都有支持社会组织引进发展的政策。

目前，浦东新区各类社会组织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社会组织总数达660余家，备案群众团体3000多个。

拓展领域，扩大购买公共服务社会效应

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提升社会管理水平。充分发挥社区公益性社会组织在提供社区服务、承担社区管理等方面的作用，探索委托社会组织管理的机制，开展网上公开招标，增强社区的社会服务功能；建立全市首家社会工作者组成的社区专业服务组织———上海公益社工师事务所，事务所与政府签订购买公共服务的项目合同，接受政府委托，承接从居委会剥离的一些社区社会工作和居民事务；成立全市首家区级综合治理类社工组织———中致社区服务社，专门为社区提供社会工作帮教服务；委托阳光慈善救助服务社，运用社会工作个案访谈方法，对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提供救助服务，3年来提供服务达4000余人次。

整合各方政策，拓展公共服务领域。目前，区政府补贴培训费用的工种达177个，近8万人享受政府补贴的技能培训；依托中高职院校、企业的社会办学力量，扶持包括数字动漫在内的10个专业的实训基地平台，免费向社会开放，形成每年可接受2万人实训的规模。

制定专门政策，促进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试点。出台文件，对参加社工培训人员和实训基地、见习基地建设给予补贴。委托社工协会开展主题社工培训计划，2007年通过培训考试获得社工资格证书的有 213人，并率先在全国建立了社工专业的实训基地和见习基地。还成立了老年社工、青少年事务社工等 10个领域的 25个职业见习点。

浦东新区专业社工机构目前有11家，专业社工服务拓展至社会保障和民政专项事务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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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欧美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政府提供服务的低效率和垄断性所产生的巨大压力下，英、美、澳、日等欧美国家都逐步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作为重要环节纳入到了政府改革的实践框架之中，并取得了重大成效。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提高政府效率的一种有效选择。近些年来，虽然我国不少地方作了大量积极探索，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仍处于“初级阶段”，需要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一套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运行机制，以提高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健全的立法规定
在英国、美国等欧美国家，均有国家层面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立法。比如，美国就具有全世界最为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美国国会和有关部门制定了大约500 种政府采购法规，形成了以法律（法案、法令）、规章制度、行政和司法三个部分组成的制度体系。其中《联邦政府采办法案》和《联邦政府采购条例》是政府采购法规体系的核心，统一规范了政府各机构的采购政策、标准、程序和方法。
在英国，自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作为社会福利改革的一部分大范围推开以来，无论是1997年上台的托尼·布莱尔将其常态化、制度化，还是如今执政的卡梅伦提出的“大社会”计划，均在立法和政策上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改革提供了有力保障，先后于1998年和2011年分别发布了《政府和志愿及社会部门关系的协议》和《开放的公共服务白皮书》，通过选择性放权，秉持公平性与多元化原则，改善公共服务，引领公共服务改革创新。
日本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进程起始于2004年小泉内阁通过的《推进规制改革、民间开放3 年计划》。虽然起步较晚，但是日本政府在公共服务购买的进程中始终坚持立法为先导的原则。《关于通过竞争改革公共服务的法律》明确了政府购买服务的基本原则；《会计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了中央政府有关的购买服务程序；《地方自治法》及相关法规规定了与地方政府有关的购买服务程序，从而形成了关于政府购买服务的较为完备的法制框架。
在澳大利亚，对于社会部门的一般管制均以澳大利亚税务局为核心，这就确保了澳大利亚慈善法律的真实价值是关注获取利益。1997年颁布的《财政管理与责任法》和《联邦服务提供机构法》规定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这方面的细则。
公开透明的购买流程
一套公开透明的公共购买流程，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必然要求。经过多年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大多已安排专项预算，通过一定的政府采购程序对私有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社会服务进行购买，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简单来说，西方国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流程是这样的：首先，政府对购买服务进行可行性和必要性研究，按照一定的程序选定购买的公共服务的范围、项目，并确定相应的预算；其次，向社会公布政府购买的项目、购买价格、预算安排以及质量要求和各项服务指标等；再次，对投标进行资质认定，并运用招投标和委托等方式选定供应商、签订合同并实施相应的过程管理和监督；最后，对这些组织进行绩效考核并按照绩效进行结算。
当然，具体到每个国家而言，其流程可能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在美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至少由6个环节构成：制定统一的单据格式、招标公告以及表述格式、对招标工作人员统一定位，详细制定招标采购操作规程，确定合格供应商名单，招投标，交货追查，进行采购审计和管理审计。英国的政府采购程序则包括8个阶段：制定采购计划，确定采购总负责人和配备律师、会计师或审计师，律师起草和在指定刊物上公布信息，接受咨询，按标准确定合格供应商名单，招标或直接采购，按照合同监督供应商完成服务，独立审计。
但不管怎么变化，实现政府对非营利组织和社会服务组织公共服务的购买，“按照选定服务项目——社会公布——资质认定、招标管理——过程管理、监督——绩效考核——结算”都是最基本的流程。
非垄断的购买方式
在西方发达国家，公开竞标是最典型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方式。例如，英国政府早在1990年公布的公共医疗和社区关怀法中就明确规定，中央政府拨付的特殊款项的85%必须以竞争招标的方式向私营或非政府组织购买。不过在加拿大，正式招投标并非最主要的方式，政府也经常采用直接向社会组织提供项目的方法。
竞标可以帮助政府降低购买公共服务的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但不足之处是有可能引起政府雇员的反对，需要建立起相关过渡的政府雇员机制。除公开竞标外，在涉及专业性较强的公共服务时，西方发达国家还会采用协议定标的方法，如对监狱、医院等服务的购买。
在美国，合同外包则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主要形式，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服务领域。在合同外包的发展过程中，政府购买服务经历了由设计型合同向绩效型合同的转变。设计型合同的特点是政府为投入和过程付费，政府部门制定的规章制度严格约束社会组织的行为；绩效型合同则是通过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质量、效果等的评估付给费用。20 世纪90 年代新公共管理理念取得主导地位后，绩效型合同出现并普遍使用，使为公民提供的服务和项目质量最大化，便于有效测算项目和服务的最终产出。
另外，不管采取哪种购买方式，政府都应逐渐从公共服务直接生产者的角色中淡出，而更多地承担起公共服务规范和制度制定者的责任。以英国政府做法为例，2001 年，布莱尔政府设立了公共服务改革办公室，与公共服务决策部门、执行部门共同开展工作相关部委制定购买服务政策，下设具体的部门执行。同时，实行了中央与地方“分治”，使地方政府拥有了更多的公共服务决策权。在社会层面，独立顾问团、专业消费者组织和行业自律协会在完善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体系，保护消费者利益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就形成了中央政府制定规划、各级政府部门具体执行和社会团体予以辅助的政府购买服务管理体制。

7. 社会组织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现行的政策又有何约束

一、社会组织的角色扮演
社会组织也就是大多数研究者所通称的“非政府组织”。1950年2月27日联合国经济暨社会理事会在其第288（x）号决议中将非政府组织定义为“任何国际组织，凡不是根据政府间协议建立的，均可被看作为此种安排而确立的非政府组织”；我国学者将社会组织定义为依法注册的正式组织，从事非营利性活动，满足志愿性和公益要求，具有不同程度的独立性和自治性。而在本文中，为更好地研究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这一主题，我们对社会组织设定一个相对宽泛的范围，包括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具有上述特性的社会组织。
（一）人民主权论中的主权者
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这一过程中，社会组织发挥着供给者的任务，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社会组织是由社会成员组成，是由享有国家主权的公民组织而成，因此社会组织又是公共服务的被供给者。这就使我们在讨论一切其他角色之前必须肯定社会组织作为人民主权论
中主权者这一角色。在卢梭的人民主权论中，主权职能属于人民。如果主权不属于人民，社会契约既不能产生，也不能存在，自由和平等也就无从谈起。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这一契约中首先承认社会组织的主权者角色才能使社会组织坚持独立性和公共性。
（二）社会治理中的参与者
自从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治理危机”一词以来，治理一词开始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界，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研究治理理论的西方学者对治理理论做了新的界定。概括地说，治理理论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权利主体，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在得到公众认可的情况下亦可以参与国家治理。社会组织成为准治理主体。二是主体间责任界限的模糊性和权力依赖性。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关系与合作伙伴关系.三是自主自治的网络体系的建立。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主体之间的权力依赖关系落实到运行机制上表现为自主自治的网络。这一网络要求各种治理主体依靠各自的优势和资源，通过对话增进理解以确立共同的目标。因此，政府购买公共组织的服务正是治理理论的现实运用。在这一治理关系中，社会组织作为多元治理的一元，利用自身优势与其他治理主体相配合，形成权力依赖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努力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三）购买合同中的公共服务承包者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过程中，社会组织作为承包者的角色，强调了社会组织与政府组织之间的平等性。政府组织在官僚体系弊端的处境中难以满足社会对公共服务的要求，而社会组织利用其贴近民众、服务多元的优势被选中为承包者，在这一供需关系中双方为平等的协商主体，双方各履行其职能，承担约定的责任，仅就最后公共服务是否为民众满意作为这一模式成功与否的标准。因此，这一承包者的角色保证了社会组织在与政府组织协商谈判中的平等性，也为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提供了责任约束。
现行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

一、总类
财政部关于印发《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通知
(财会(2004)7号2004年8月18日)
财政部、民政部关于认真贯彻实施《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通知
(财会(2004)17号2004年10月28日)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人事部、民政部关于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工伤有关问题的通知
(劳社部发(2005)36号2005年12月29日)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关于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参加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
(劳社部发(2008)11号2008年3月18日)
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令第21号2000年4月10日)
中宣部办公厅、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对民间组织宣传报道管理的通知
(民办函(2001)170号2001年9月25日)
民政部关于促进慈善类民间组织发展的通知
(民函(2005)679号2005年12月8日)
民政部关于推进民间组织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
(民发(2007)127号2007年8月16日)
民政部关于印发《全国性民间组织评估实施办法》的通知
(民函(2007)232号2007年8月16日)
民政部办公厅关于修改民政事业统计台账民间组织分类的通知
(民办函(2007)210号2007年8月28日)
民政部办公厅关于社会组织撤销登记有关问题的复函
(民办函(2008)225号2008年11月6日)
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捐助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
(民函(20093)307号2009年12月1日)
二、社会团体管理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0号1998年10月25日)
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6号1989年6月14日)
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管理暂行办法
(国台发(2003]第1号2003年3月20日)
社会团体印章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安部令第1号1993年10月18日)
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
……
三、基金会管理
四、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
五、社会组织税收
六、相关法律法规

8. 美国社会组织影响决策的模式主要是什么

美国社会组织影响决策的模式主要是游说。

美国的游说（LOBBY）大致分三个类别：
一是直接游说，其例如美国农场主协会、美国制造商联合会、亚华协会、来复枪协会，它们以会员制形式存在，收取会费，很清晰地显示自己代表会员与会员所在行业或圈子的利益；
二是代理游说，主力是律师事务所、政治性公关公司与政策性策略公司，他们接受特定机构的委托，收取费用，用一套专业方式与社会关系网络来完成代理任务，而且他们往往有专门的注册游说人员，例如我这次接触到的威廉斯默仑策略机构，还有挺有点名气的卡西迪公关公司，这类机构圈内人一望而知他们就是为人游说的，但圈外人还以为他们是做一般商业广告、律师服务或者咨询业务的呢；
三是倾向性游说，其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所谓独立思想库，思想库一般有一定的政策立场的倾向，例如布鲁金斯比较倾向自由主义立场，而企业研究所就比较倾向保守主义立场，捐助者也往往以此立场分类，思想库往往提供政策设计，具有游说能力，且其领导人物与主事者往往有相当社会地位与话语权，同时也被大家贴上了比较明显的立场标签，但是他们较前两类往往更能表现出表面中立性，尽管实际上他们的资金来源与政策选择本身就有倾向性。
这三者在美国都非常发达，而且互相补充，从多角度渗透影响政策决定者，构成一个绵密的价值链条。

美国人的典型游说方式是：
1、调查研究报告——系统数据与论证，确保游说的说法放到桌面上不是那么难看，我就记得为支持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美国八大思想库曾经专门提出专项研究报告，零点还参与提供了相关数据；
2、研讨或者讲座——其中以午餐讲座最多，主讲者与评论者阐述，听众可以提问与质疑，游说对象大半就被邀请在听众之中，我曾在卡内基多次做过类似讲座的演讲者；
3、旅行考察——将游说对象组织进考察活动中，很多美国政界人士会参与类似活动，比如今年夏天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就会组织美国的市长代表团与国会助理代表团访华，但是那需要专门向相关单位备案报告；
4、争取出席听证的资格——美国国会与行政部门有大量的听证活动，这可以产生公开与直接影响决策者的作用，美国国会关于针对中国的贸易法案就需要大量听取美国贸易团体的证言；
5、间接辅导——游说机构也做一些有意识地利用媒体、决策机构内部媒体、针对国会助理甚至议院和政府官员的培训进修项目，利用这些途径传达所需要传达的信息，同时也维护与这些人的关系。

除了这些主要的游说活动外，私人间的吃饭与聚会也经常被使用，但这些活动最终还需要上面这些相对正式的形式体现出来。

游说也往往与政治捐款有联系，游说机构也出于利己目的提供或者帮助提供政治捐款，但是这种捐款一是要限于法律规定的政治捐款的额度，以防少数人的捐款过度影响某些政客，二是这些捐款也只能用于指定的政治活动而不是简单地变成私人的款项。当然并不是没有违法的情形，美国因游说而起的政治丑闻这两年颇为不少。

9. 政府如何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

上海行政学院何海兵、浙江大学吴玉霞、上海大学耿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蔡秀云等就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经验、问题与对策进行了研究。 一、经验 吴玉霞总结了西方国家政府购买服务的三条经验：制定宏观政策引导政府购买服务工作、重视对服务的承包者的综合服务能力评估和严格控制、检查和评估服务质量的制度，并对我国浙江及其他地区的经验进行总结，得出组织“为NGO服务的NGO”，实现公共服务的两次分工、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组织成长同步进行，构建了新型政社合作关系、服务范围不断扩大、资金来源不断拓宽、管理流程不断规范、政策环境不断优化等结论。二、存在的问题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遇到了一些共性的问题，对此，蔡秀云指出，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微观上存在“三个不足”：社会组织公益意识不足、资源能力不足和内部管理不足；宏观上：存在“ 三个障碍”：社会文化方面的障碍，政府在政治传统、管理体制和法律政策环境方面的障碍，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的障碍；公共服务提供实践中存在“五个问题”：社会组织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少数领域，大部分社会组织由政府创建并受政府主导、没有形成政府部门为社会组织提供资助、委托其提供服务的固定模式，没有形成由政府委托社会组织给需要者配送服务的服务配送方式，社会组织发展还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 三、政策建议 何海兵指出，政府要明确角色和职责，制定法律法规，严密相关制度，加大财力配套，重点完善项目选择和项目评估机制，严格购买服务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