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工商局李超

⑴ 信阳市公安局督察支队长李超

说是中奖等，那都是骗子，说你不兑奖，承担违约金之类的，他们多为冒充司法部门骗人，打电话的那就是骗子的伎俩，不领奖起诉你，这不是逼着你中奖、领奖么，不觉的可笑么？有这等好事？中奖不领他们巴不得，就成他们的啦，还用起诉你？记住，不回复、不联系、不转帐。至于什么信息没事

居民身份证法
第十七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处十日以下拘留，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一）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或者使用骗领的居民身份证的；

⑵ 大脑银行是大公司吗谁能说说是不是真的

大脑银行，由苏引华、李超、沈飞龙三大创始人创立品牌，旗下拥有大脑人在线学习平台、思维商城、线下培训，大脑银行致力于通过专业商业思维为中小企业一站式解决经营管理难题。 大脑银行以“框架思维”体系的系列原创版权课程为中心，助力中小企业的老板和高层，实现商业思维、经营能力、管理能力、领导力、职场能力的全面提升；通过“大脑银行APP”线上学习平台，实现终身学习及人脉交互共享；通过共创商城的推进，实现圈内资源共享和厂商渠道的直接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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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重庆俊鸟科技有限公司怎么样

简介：注册号：****所在地：重庆市注册资本：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李超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登记状态：存续登记机关：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工商局注册地址：重庆市酉阳县万木乡月亮村6组1号
法定代表人：李超
成立时间：2014-03-31
注册资本：20万人民币
工商注册号：50024200052574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公司地址：重庆市酉阳县万木乡月亮村6组1号

⑷ 工商银行:6212261102022103793户名:李超，怎么查是那里人

这是个人隐私，请找司法机关到银行查询。

⑸ 李超时的人物信息

姓名：李超时
原 名：李振华
性别：男
民族：汉族
籍贯：江苏邳县
出生年月：1906年2月1日
牺牲日期：1931年9月19日 1906年2月1日出生，江苏邳县柴庄人。兄弟4人，他排行老大。李超时7岁入家塾就读，后转至姜集高等小学读书，毕业后考入徐州市江苏省立第十中学。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武汉成为当时革命的中心，吸引着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李超时毅然离开学校，奔赴武汉，经在北伐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郭子化（同乡人）的介绍，于当年12月考入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1927年2月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主持这个分校日常工作的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恽代英。由于李超时思想进步，革命志向坚定，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5月，武汉政府所辖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率部叛变革命，李超时和军校同学一起，参加了叶挺指挥的讨伐叛军的战斗。在战斗中，他能打善战，机智勇敢，受到恽代英的赞扬。
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后，武汉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军校学员大部分改编入军官教导团，一部分被派回原籍从事革命活动。李超时受党的派遣返回邳县。当时全国革命处于低潮，但邳县地处偏僻，距反革命活动中心较远，反革命魔爪还未来得及伸到这里，李超时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开展革命活动，在工人、农民、士兵、学生中积极发展党员，于1928年4月，正式成立中共邳县独立支部，李超时任支部书记。到当年6月，全县发展60多名党员，建立起9个支部。李超时还打入国民党县党部并任邳县工会会长，利用公开合法身份经常深入工人中开展工作，又利用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同学关系，与打入邳县警备大队第二中队任队长的共产党员宋绮云（后来任爱国将领杨虎城的秘书）以及邳县警备大队附徐怀云、第一中队长宋学珍等一起，惩办了一批恶霸地主，一时把国民党在邳县教育界和妇女会、学生联合会等组织的领导权，都控制在共产党人手上。
1928年7月，李超时遵照江苏省委指示，离开邳县，前往东海开展建党工作。东海县位于陇海铁路东段，当时县城为海州（今属连云港市），文化比较发达，工人多，盐民多，他们受的压迫重，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强烈。李超时一到海州，便与在东海中学师范科读书的共产党员惠美琬（浴宇）接上关系，经过短时期工作，即在海州白虎山上召开了东海独立支部成立会议，李超时任一支部书记，惠美琬任宣传干事，不久又在东海中学成立支部。学生党员就业和回乡后，赣榆、沭阳、灌云等县的党的组织也迅速发展起来。同年12月，中共东海独支改为东海县委，李超时任东海县委书记。12月5日，李超时代表东海县委参加中共徐（州）海（州）蚌（埠）特委举行的代表大会，当选为特委委员。不久，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正式成立东海中心县委，由李超时任书记，杨光銮任组织部长，惠美琬任宣传部长，领导东海、灌云、沭阳、赣榆等县党的工作。
当时在东海地区黄包车是走街串巷、跑码头的唯一交通工具，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仅新浦一地，黄包车工人就增加到500多人。1929年初，新浦汽车公司资本家包揽乘客，抢走黄包车的生意，断了黄包车工人的生路。李超时组织新浦黄包车工人开展反包揽斗争，联合海州、大浦、板浦、南城等城镇码头1000多名黄包车工人游行示威，砸烂资本家的汽车。国民党政府派出军警镇压，仅新浦一地就有200余人被捕入狱。李超时又发动被捕工人家属扶老携幼到国民党衙门“要饭吃”，“要亲人”，迫使反动当局把被捕人员全部释放，斗争取得胜利。
云台山上有万亩山林被山霸霸占着，不准穷人上山砍柴拾草，使向来靠上山拾草担柴度日的贫苦农民生活更加困苦，怨声载道。李超时决定以大村为中心，发动一次反山霸斗争。他先派3名党员深入贫穷农民中组织“扁担会”，提出“创共产，救穷人，除山霸，还山林”的斗争口号，几天之内。会员即达300多人；并吸收骨干参加党组织，正式建立了云台支部。1929年初夏的一天，上山砍柴的农民和山霸发生冲突，“扁担会”会员，挥舞红旗，肩扛扁担，手持铁斧、大刀，蜂拥上山，山霸的看山队闻风而逃，“扁担会”占领了云台山。山霸对此不肯罢休，请国民党灌云县常备队来镇压，“扁担会”早有准备，打得常备队落荒而逃，李超时在“扁担会”的基础上，创建了一个武装团，迅速发展到1000多人。
李超时领导东海地区革命斗争，得到了江苏省委和徐海蚌特委的肯定。徐海蚌特委在当年年底给江苏省委的报告中指出：“自振华去（东海）后，将那些较好一点的人找到了，同时在最近有相当的发展。”省委称赞：“自振华去东海后，打开了局面，形势有了相当的发展。”
1929年5月16日，李超时在花果山三元宫内召开党的秘密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东海、灌云、沭阳、赣榆4县党的领导骨干70多人，他们利用花果山香期，扮作香客进山，白天游览，夜间开会。会上，特委代表传达了党的“六大”会议精神，李超时作了形势任务报告，确定了在新形势下党的任务和斗争策略。这次会议，对东海、赣榆，沭阳、灌云等地革命斗争的发展，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国民党当局对李超时在东海的革命活动，早已注意，于1929年6月1日发动大搜捕，包围并搜查了各级工会和学校，数十名革命志士遭到逮捕，李超时也在被通缉之列。当年7月，省委决定调他至通海地区工作，领导南通、海门、启东、如皋、泰兴、靖江、泰县、东台等县的革命斗争。
1929年11月，李超时和另一名通海地区党组织的负责人刘瑞龙去上海参加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省委召开专门会议，听取李超时和刘瑞龙关于通海如泰地区工作和游击运动情况汇报。省委常委罗迈（李维汉）、李富春、陈云、廖慕群（何梦雄）、李硕勋等出席了会议，党中央代表李立三、周恩来、项英等也出席作指导。他们对通海如泰地区的情况很感兴趣，确定在通海如泰地区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调何坤、余乃诚、张爱萍等一批骨干加强红十四军的领导。李超时根据会议的决定，当即在上海草拟了红十四军的编组计划。同年冬，红十四军军部组成，由何坤任军长，李超时任政治委员，薛竟衡任军参谋长，余乃诚任军政治部主任。
1930年2月，李超时主持召开通海区内各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传达了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讨论了通海如泰地区的政治形势和工作路线，研究了开展游击战争和红军游击队的编组、干部选拔、建立指挥机关、在基层建立党团组织以及开展政治工作等问题。会后李超时和何坤一起，对通海如泰红军游击队进行编组。同年3月，通海特委成立，李超时任特委书记。4月16日，何坤军长在围攻老户庄战斗中牺牲，5月省委任命李超时为红十四军军长兼政治委员。6月，省委又派张世杰来红十四军工作。李超时和张世杰一起着手整编部队，按照中央苏区正规军的编制。将在通海一带活动的第一支队改编为第二师，将原在如泰地区活动的第二支队，改编为第一师。经过整顿后，红十四军的战斗力得到提高。6月14日，驻黄桥的“剿共总指挥部”对红十四军第一师活动的中心地区如皋西乡六甲、大小陈家堡一带发动所谓“八路围剿”，李超时指挥部队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攻敌一点的战术，利用弥漫的大雾，在六甲桥西头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将敌先头部队一个连大部歼灭。其他各路敌军听说先头部队吃了败仗，慌忙撤退。同时，李超时还发动红军协同地方党组织在通海如泰地区的部分乡村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烧田契分土地的斗争。同年8月3日，李超时亲自指挥，在黄桥发动了总暴动。参加战斗的除红十四军一师外，还有武装农民5万余人。黄桥当时是敌李长江为首的“苏北剿共总指挥部”所在地，驻有省保安队、县警察队和寇子卿的“剿共游击队”，镇四周环水，河宽8丈，深3丈多。敌人在四门要道口筑了4个大碉堡。李超时以红一师二、三两团担任主攻，一团、教导大队及赤卫军佯攻古溪、蒋垛、季家市、卢家庄、老叶庄等据点，阻击出援之敌。深夜12时，红军大队人马从横家垛出发，凌晨2时进入阵地，将黄桥团团围住，迅速筑好工事。天快亮时，李超时下令围困北门的红军开始进攻，并从红军中抽调会游水的战士组织突击队渡河强攻，摧毁碉堡，冲过北关桥。西门的红军也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过了赤柏桥。没有料到，负责攻打南门的李吉庚和攻打东门的李洽平已暗中降敌，关键时刻，突然撤兵，把敌人引到红军后面，以致北门和西门的红军向纵深发展时，腹背受敌，伤亡很大，李超时不得不下令撤出战斗。
黄桥战斗失利后，李超时召开了红军干部和如泰县委负责人会议，总结了黄桥战斗失利的教训，研究内部肃反和整顿军纪问题，用计将李吉庚的爪牙张大（杨子俭）、王侉儿抓来杀了。9月9日，李超时带领部分红军在镇涛区田家铺开群众大会，突然遭敌人袭击，由于敌众我寡，损失很大。此后，国民党疯狂“清剿”，并派省保安处长亲自驻黄桥“督剿”，红十四军被迫化整为零，分散进行艰苦的游击活动。
当年10月，李超时奉令回省委参加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以后就留在省委任外县工作委员会委员，后又任省委巡视员。11月江南省委又派李超时到浙南巡视，撤销了浙南特委，重新恢复了永嘉、台州中心县委。1931年6月26日，李超时到徐海蚌地区巡视工作，他和爱人吕继英一上火车就发现有特务盯梢，车到镇江，两人刚下车，就被盯梢的特务截住，带到镇江轮船码头万全楼旅馆，软禁在一个房间里。李超时乘敌人防备疏忽，迅速销毁文件，拉着吕继英冲下楼，推倒警察，夺门而出。此时大批武装敌人赶来，又被捕，押至镇江公安局侦缉队看守所。在敌人的刑庭上，李超时一口咬定自己叫张文生，敌人严刑拷打，也没能使他屈服。敌人欺骗吕继英说：“你男人一切都承认了，你为什么还不肯说。”吕继英说；“他已经说了还问我做什么？”敌人又故意把他俩带到一间空房里，说：“你们两人好好商量商量，还是招与不招。”说着把门带上，躲在窗下偷听。吕继英看到李超时脚拖大镣，遍体鳞伤，心疼万分，问道：“敌人是怎样折磨你的”。李超时坚强地说：“这些不要问，酷刑吓不倒我。”接着用手势告诉妻子：认识他的坏人较多，估计为革命牺牲的可能性很大，鼓励怀孕在身的妻子要坚强。暗示妻子如能把孩子生下来，要好好抚养，长大了交给党。吕继英频频点头表示领会他的意思。
敌人的阴谋又一次遭到失败后，就把他俩解到国民党设在镇江的军法会审处审理。会审处处长钱家骧多次亲自开庭审讯，都毫无结果。钱家骧只得叫叛徒王益之（曾任通海特委委员、泰兴县委书记）到刑庭上指认。王益之一见李超时，吓得连连向后退。钱家骧阴险地对李超时说：“看看你的部下也被我们请来了。”李超时怒不可遏，拖着沉重的镣铐，走近审判台，拿起砚台向王益之猛然砸去，钱家骧慌忙叫人将王益之带走，宣布暂时退庭。
李超时的身份暴露后，敌人施尽了酷刑，他始终坚强不屈。敌人决定杀害他，就义前他告别难友说：“我牺牲了，党的工作是不会完结的，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共产党一定要胜利，活着的一定要坚持斗争下去！”1931年9月19日，在赴镇江北固山刑场的途中，李超时一路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为死难烈士报仇”等口号。高唱《国际歌》，表现了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伟大气魄。
李超时牺牲时年仅25岁。1982年，张爱萍题写了“李超时烈士之墓”的碑文。

⑹ 李超的工作分工

负责县政府的常务工作和发展改革、招商引资、应急管理、政务公开、财政、国有资产管理、税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监察、统计、物价、公安、司法行政、信访、督办、接待、政府法制、工商行政管理、对台事务、区划、经济开发区等方面的工作。
分管县政府办公室、县政府法制办、发改委、招商办、项目办、县政府督办室、县政府应急办、县政府电子政务办公室、财政局（国资局）、人社局、工商局、公安局、司法局、信访局、新闻办、接待办、统计局、物价局、监察局、对台办、区划办、行政服务中心、咨询委、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联系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统战部、工商联、国税局、地税局、太和调查队工作。
干部任免动态（12月7日）：
提名李超同志为太和县委常委、副县长候选人，免去其颍东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职务.

⑺ 中国工商银行姚元合军转干部，现在那去了

原告安徽银林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界首路号。
法定代表人徐林，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超，河南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巩义支行。住所地河南省巩义市人民路113号。
代表人刘玉山，行长。
委托代理人张立新，该行职工。
委托代理人刘林忠，河南裕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巩义市城中农村信用合作社。住所地河南省巩义市人民路东段。
法定代表人张耀宗，主任。
委托代理人杨瑞记，该社职工。
委托代理人姚元高，该社法律顾问。
第三人巩义市煤炭管理局。住所地河南省巩义市新华路21号。
法定代表人崔俊理，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宪伟，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效祖，河南魁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巩义市煤炭工业总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巩义市新华路南段。
法定代表人曹清亮，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五茂，该公司副经理。
委托代理人马文波，河南魁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安徽银林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林公司）诉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巩义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巩义支行）、巩义市城中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城中信用社）票据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08年4月23日立案受理，后追加巩义市煤炭管理局（以下简称煤炭局）、巩义市煤炭工业总公司（以下简称煤炭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经审理，于2008年10月29日作出?2008?巩民初字第1439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遂作出裁定，撤销本院判决，将此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09年10月31日重新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0年2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超、被告工行巩义支行的委托代理人张立新、刘林忠，被告城中信用社的委托代理人杨瑞记、姚元高，第三人煤炭局的委托代理人李效祖，第三人煤炭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五茂、马文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银林公司诉称：2005年4月21日，原告通过其开户银行开具收款人为“巩义市煤碳工业总公司”、票面金额为80万元的银行汇票一张。“巩义市煤炭工业总公司”将汇票背书转让给巩义市鸿达煤炭运销有限公司，该公司又将汇票背书给城中信用社人民路分社，该分社持汇票和“巩义市煤炭工业总公司”出具的“巩义市煤炭工业总公司中的‘炭’字就是‘碳’字，两个名称是一个单位，属笔下误”的证明，在被告工行巩义支行所属回郭镇分理处将80万元汇票解付。代理付款人城中信用社于2005年4月25日将80万元转入巩义市鸿达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帐户。汇票解付后，原告发现崔红开办的“巩义市煤炭工业总公司”系冒名诈骗公司，原告因此损失汇票所载80万元。原告认为，本案是票据损害赔偿纠纷，票据已经成立，即与基础关系相分离，基础关系是否存续，对票据关系没有影响；本案所涉银行汇票本身背书不连续非常明显，二被告虽发现却允许“巩义市煤炭工业总公司”以票据上文字之外的证据对汇票所载文字进行变更，并将汇票解付，严重违背《票据法》第九条的规定。二被告分别作为付款人和代理付款人在解付该汇票时有法律上的恶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对原告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请求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银行汇票所载的80万元及利息。
被告工行巩义支行辩称：与原告订立合同的是“巩义市煤炭工业总公司”，原告依据合同付款，收款人应为该公司。但汇票上记载的收款人为实际并不存在的“巩义市煤碳工业总公司”。在“巩义市煤炭工业总公司”出具证明后，被告工行巩义支行确认与原告签订合同的“巩义市煤炭工业总公司”是第一背书人，将款解付，不违背原告用汇票向“巩义市煤炭工业总公司”付款的真实意思表示，既不存在恶意，也不存在过失，解付的款项没有付错对象，故原告要求被告工行巩义支行赔偿损失没有依据，应当驳回原告对该被告的诉讼请求。造成原告损失的真正原因是“巩义市煤炭工业总公司”的违约行为，原告曾起诉向其主张权利。现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目的在于转嫁其经营风险。
被告城中信用社辩称：被告城中信用社是代理人，只起代收代付的义务，没有票据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况且原告是将该款付给“巩义市煤炭工业公司”的，而“巩义市煤炭工业总公司”也收到了该款，代理人没有过错，原告的损失是原告和巩义市煤炭工业总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造成的，与城中信用社无关，城中信用社不应承担责任，故应当驳回原告对被告城中信用社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煤炭局述称，该局没有收到原告所称的汇票，也没有在该汇票上背书，更没有收到汇票款，该纠纷与该局没有任何关系，故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第三人煤炭公司述称，该公司没有见过也没有收到本案讼争的银行汇票，汇票上的收款人亦非该公司，第一背书人处的签章系他人仿刻的该公司同名印章，实际不是该公司签章。该公司没有参与汇票流转，故不应承担任何票据责任。
经审理查明：崔红，又名崔建明，系巩义市鸿达煤炭运销公司负责人，白先军系该公司工作人员。2004年1月1日和8月12日，崔红以个人名义与第三人煤炭公司签订两份协议，约定：煤炭公司给崔红提供《煤炭经营资格证》副本复印件，营业执照副本、经营资格证副本及代码证（全为原件），由该公司出具有关手续，崔红出资刻制合同（6号）章一枚，由崔红使用，之前的债权债务由该公司承担，之后的债权债务由崔红承担；该公司为崔红在该公司六楼提供两间房子作为办公室；合同期三年，从2004年8月16日起至2007年8月15日止；崔红每年向该公司上缴经营资格使用费8000元。合同期内崔红自主经营，经营中出现的债权债务由崔红承担全部责任；为便于煤炭运销业务的开展，由该公司负责人聘任，主管局下文任命崔红为该公司负责煤炭运销业务的副经理。之后，崔红及巩义市鸿达煤炭运销公司对外主要以巩义市煤炭工业总公司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
2005年3月25日，原告与崔红代表的“巩义市煤炭工业总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依合同约定，原告应付货款132万元。原告将其中的52万元汇入白先军的个人帐户，2005年4月21日，原告申请银行出具票号为 A B0100456092的中国工商银行汇票一份，该银行汇票载明：收款人“巩义市煤碳工业总公司”，出票金额80万元，帐号89012011169018。银行汇票出具后，原告到巩义市将该银行汇票和解讫通知交给“巩义市煤炭工业总公司”，白先军为原告出具收据并加盖了“巩义市煤炭工业总公司财务专用章”；
该银行汇票背面第一背书人处加盖有“巩义市煤炭工业总公司财务专用章”，被背书人处记载有巩义市鸿达煤炭运销有限公司的名称，第二背书人处加盖有“巩义市鸿达煤炭运销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第一背书人栏和第二背书人栏均加盖有崔红的私章，第二背书人处记载有巩义市城中农村信用合作社人民路分社的名称，持票人及提示付款人签章处加盖有巩义市城中农村信用合作社人民路分社的公章和负责人杨保国的私章。2005年4月25日，持票人城中信用社人民路分社持该银行汇票和解讫通知、“巩义市煤炭工业总公司”和“巩义市鸿达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分别出具的证明向被告工行巩义支行提示付款。加盖“巩义市煤炭工业总公司”公章的证明写明：“有安徽银林工贸有限公司、帐号22412010013171办给我单位一笔银行汇票金额80万元，收款人应为巩义市煤炭工业总公司，误写为巩义市煤碳工业总公司，此笔银行汇票我单位转让给巩义市鸿达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如以后此笔银行汇票出现经济纠纷，由我公司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巩义市鸿达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为：“由巩义市煤炭工业总公司转给我公司的银行汇票，由于我单位财务人员工作笔误，背书人签章不太清晰，此笔银行汇票我单位转给巩义市城中信用合作社人民路分社，如以后此银行汇票发生经济纠纷，由我公司承担一切经济责任”。被告工行巩义支行在审查上述材料后，将80万元汇票款解付。
2005年5月16日，原告以巩义市煤炭工业总公司和白先军为被告，以该公司没有按照约定供应原告煤炭，已属严重违约为由，诉至本院，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货款。在该案审理过程中， 2005年10月8日，原告向本院递交申请，要求将案件移送巩义市公安局立案侦查。2005年10月13日，本院作出（2005）巩民初字第1610号民事裁定，以案件有经济犯罪嫌疑，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将案件移送巩义市公安局立案侦查。
巩义市公安局在侦查过程中，对原告持有的加盖“巩义市煤炭工业总公司财务专用章”的三张收据和加盖“巩义市煤炭工业总公司”公章的一张收据进行了鉴定。2007年1月30日郑州市公安局（2007）文字第13号刑事技术鉴定书的鉴定结论为：NO．0020324收据上盖印的“巩义市煤炭工业总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文与样本（巩义市公安局从巩义市煤炭工业总公司提取）上的“巩义市煤炭工业总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因崔红已于2005年5月13日死亡，巩义市公安局终止了侦查。
另查明：巩义市城中农村信用合作社人民路分社系城中信用社设立的储蓄代办机构，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巩义市煤炭工业总公司系巩义市煤炭管理主管的国有企业，现已停止经营活动。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九条规定：“票据上的记载事项必须符合本法的规定。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更改的票据无效。对票据上的其他记载事项，原记载人可以更改，更改时应当由原记载人签章证明。”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第五十七条规定“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付款时，应当审查背书的连续并审查提示付款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或者有效证件。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以恶意或者重大过失付款的，应当自行承担责任”。本案所涉银行汇票符合法定格式，必要记载事项完备，应认定有效。该银行汇票上记载的收款人为“巩义市煤碳工业总公司”，而第一背书人处记载的背书人是“巩义市煤炭工业总公司”，，二者字面不一致，形式上不连续。作为代理付款人的被告工行巩义支行在审查过程中，根据被告城中信用社提供的非汇票原记载人出具的证明，认为“巩义市煤炭工业总公司”误写为“巩义市煤碳工业总公司”，从而认定银行汇票上的收款人和第一背书人具有同一性，背书在实质上是连续的，遂对该银行汇票予以解付。对此，本院认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九条规定的不得更改的内容以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背书连续应作狭义理解，即使本案所涉银行汇票上的收款人与第一背书人是一个单位，因为出现了笔误，而该笔误属于法定的不可更改事项，如需更改，得由发票人重新签发票据。对于可更改的事项，亦应当由原记载人的签章认可。被告工行巩义支行在解付汇票过程中，没有注意到收款人的不可更改性，错误认定背书连续，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九条的规定，存在明显过失，应当承担责任。而被告城中信用社系从巩义市鸿达煤炭运销公司背书转让取得该汇票，其法律地位并非原告理解的代理付款人，故不应承担责任。
被告工行巩义支行如何承担责任，应当根据其过失行为对票据权利人造成的损害情况确定。本案原告的付款对象系 “巩义市煤炭工业总公司”，原告亦实际将该银行汇票交付给该公司，该公司亦实际取得了相应的票据权利，亦即原告向该公司实际支付了汇票载明的80万元货款，故被告工行巩义支行的过失行为并未对原告的票据权利造成实际损害。原告的损失是“巩义市煤炭工业总公司”的违约行为造成的，与被告工行巩义支行的过失行为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从原告提起买卖合同纠纷诉讼的行为来看，原告亦认可该事实。至于“巩义市煤炭工业总公司”在履行买卖合同过程中，有关人员是否涉嫌犯罪，与本案票据损害赔偿纠纷之间没有直接关联。故原告请求二被告赔偿损失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九条、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安徽银林工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一万一千八百元，由原告安徽银林工贸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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