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如何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清理减少调整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一）继续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各地、各部门要按照合法、合理、效能、责任、监督、廉政的原则，将现有的行政审批事项及其设立依据与国家新出台或调整的法律法规等依据进行认真对照，提出拟取消或调整的意见，报本级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按照法律规定设立的行政许可事项的规范工作，按法定程序办理。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清理工作，由各部门和各市、县（市、区）在理顺部门审批职责、归并交叉重复审批事项、区分行政管理服务事项的基础上，逐项提出保留、调整或取消的意见。拟保留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经本级政府审定后向社会公布。
（二）落实已取消、调整和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对国务院、省政府已决定取消和调整的审批事项，要从审批部门、审批对象、审批依据和审批内容等方面分类予以落实，防止出现擅自以备案、核准等名义进行变相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明确设定依据、审批条件、审批程序和审批时限，简化审批手续、优化审批流程、规范审批行为，不得随意扩大或缩小审批权限。省级各部门要加强对本系统行政审批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三）加强对行政审批的监督和管理。各地要加快建立、完善网上审批和电子监察系统，充分运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对行政审批事项的受理、承办、批准、办结和告知等环节实行网上审批、网络全程监控，及时发现和纠正违规审批行为。继续推进示范行政服务中心创建工作，完善“一门受理、统筹协调、规范审批、限时办结”的运作方式。对取消审批的事项，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管职能，制定配套措施，防止出现监管职能“缺位”或“不到位”等现象。
（四）建立健全行政审批相关制度。各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新设行政审批事项严格审核论证机制，对新设的行政审批事项进行充分论证，严格审核把关。研究建立专家咨询和民意征集机制，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审批事项，要进行听证。依法积极探索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试点工作、行政许可听证制度和行政许可的统一办理、联合办理、集中办理制度。规范行政审批收费行为，公开收费依据及标准。加强中介服务机构监管，严禁政府部门与中介服务机构挂钩或指定服务。
（五）落实和深化扩权强县改革工作。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减放并举、依法下放、权责一致、提高效能”的原则，对放权事项进行全面对接。各县（市、区）要抓紧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和管理制度，对下放的审批事项，部门窗口需进行政服务中心的一律进中心，未进中心的要创造条件进中心办理，确保下放权限规范高效运行。深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工作，进一步依法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切实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办事效率，提升服务水平，降低行政成本，方便群众办事。
（六）加快推进县级行政机关内部行政审批职能整合和集中改革。各县（市、区）要按照审监分离、上下衔接、运转顺畅的原则，梳理行政职能及相关审批事项，将审批职能向一个内设机构集中，审批项目纳入行政服务中心办理和监管。各县（市、区）要抓紧研究制定行政机关内部行政审批职能整合和集中改革工作方案，明确工作目标、工作重点和保障措施，严格掌握工作标准和进度，确保改革工作在今年内完成。市级部门要在积极试点的基础上，加大力度，加快推进。省级部门要积极支持市、县（市、区）审批职能归并改革，对上报的改革方案及时予以批复。
❷ 国发 〔2016〕19号《关于印发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工作方案的通知》 全文
国务院关于印发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发〔2016〕19号
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作出的重要改革部署。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推进有关工作并取得初步成效，国有企业办学校、公检法机构向地方移交工作基本完成，部分国有企业所办医院已移交地方或进行了改制。
但目前全国范围内仍然存在大量国有企业办社会机构，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厂办大集体改革等历史遗留问题较为突出，人员管理、运营费用负担沉重，已经严重制约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促进国有企业轻装上阵、公平参与竞争，集中资源做强主业，现制定以下工作方案。
一、基本原则
（一）坚持市场导向、政企分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依法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促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按照市场化原则，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推进公共服务专业化运营，提高服务质量和运营效率，国有企业不再承担与主业发展方向不符的公共服务职能。
（二）坚持分类指导、分步实施。针对不同企业特点，因地制宜、分类处理，不搞“一刀切”，允许采取分离移交、重组改制、关闭撤销、政府购买服务、专业化运营管理等不同方式剥离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改革思路清晰、条件成熟的地区可以率先推进，改革情况复杂的地区可以试点先行、逐步推进。
（三）坚持多渠道筹资、合理分担成本。建立政府和国有企业合理分担成本的机制，多渠道筹措资金，国有企业作为责任主体，承担主要成本；财政予以适当补助，根据企业分级监管关系及历史沿革等因素，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别承担。
（四）坚持以人为本、维护稳定。认真做好职工分流安置工作，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做好社会保障、就业培训等相关政策的统筹衔接。加强政策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
二、工作要求
（一）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对企业职工家属区供水、供电、供热（供气）和物业管理（统称“三供一业”）的设备设施进行必要的维修改造，达到城市基础设施的平均水平，分户设表、按户收费，由专业化企业或机构实行社会化管理。
1．时间安排。2016年开始，全面推进国有企业“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2018年年底前基本完成。
2．政策措施。维修改造标准、改造费用测算等相关工作执行各地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对同一地区的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执行相同的政策标准。分离移交费用由企业和政府共同分担，中央企业分离移交费用由中央财政补助50 %。
原政策性破产中央企业分离移交费用由中央财政全额承担，中央财政对原中央下放地方的煤炭、有色金属、军工等企业（含政策性破产企业）的分离移交费用予以适当补助。地方国有企业的分离移交费用由地方人民政府研究明确解决办法。
3．工作分工。国资委、财政部牵头负责。
（1）国资委、财政部负责制定关于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的指导意见（2016年年底前完成）。
（2）财政部负责制定对原中央下放地方的煤炭、有色金属、军工等企业（含政策性破产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的具体补助办法（2016年年底前完成）.
（3）国资委、财政部和各省级人民政府建立协调机制，共同推进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
（二）剥离国有企业办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机构。对国有企业办医疗、教育、市政、消防、社区管理等机构实行分类处理，采取移交、撤并、改制或专业化管理、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进行剥离。
1.时间安排。2016年出台剥离国有企业办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机构的政策措施，2017年年底前完成企业管理的市政设施、职工家属区的社区管理职能移交地方以及对企业办消防机构的分类处理工作，2018年年底前完成企业办医疗、教育机构的移交改制或集中管理工作。
2.政策措施。
（1）分类处理企业办医疗、教育机构。对与地方协商一致同意接收的医疗、教育机构，移交地方管理；对运营困难、缺乏竟争优势的医疗、教育机构，予以撤销并做好有关人员安置和资产处置工作；对因特殊原因确需保留的医疗、教育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资源优化整合，实现专业化运营管理。同时，积极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等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参与企业办医疗、教育机构的重组改制。
（2）对企业按照消防法规要求建设的消防安全管理机构和专职消防队予以保留；对企业办的市政消防机构，原则上予以撤销．其中符合当地城镇消防规划布局不能撤销的消防队（站）划转当地人民政府接收。
( 3）企业负责管理的市政设施、职工家属区的社区管理移交地方政府负责。
( 4）中央财政对中央企业办医疗、教育机构撤销、改制、集中管理过程中涉及的职工分流安置等费用补助50%，对原中央下放地方的煤炭、有色金属、军工等企业（含政策性破产企业）有关费用予以适当补助。地方国有企业的公共服务机构剥离费用，由地方人民政府研究明确解决办法。
3．工作分工。国资委、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卫生计生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1）国资委、卫生计生委、财政部负责制定关于国有企业办医疗机构深化改革的指导意见（2016年年底前完成）。
（2）国资委、民政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制定关于国有企业办市政、社区等职能分离移交的指导意见（2016年年底前完成）.
（3）国资委、教育部、财政部负责制定关于国有企业办教育机构深化改革的指导意见（2016年年底前完成）。
（4）国资委、公安部、财政部负责制定国有企业办消防机构分类处理的指导意见（2016年年底前完成）。
（三）对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实行社会化管理。国有企业职工办理退休手续后，其管理服务工作与原企业分离，统一交由当地社区实行社会化管理；集中力量将尚未实现社会化管理的国有企业已退休人员移交社区实行属地管理，由社区服务组织提供相应服务。
1.时间安排。2016年开始，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方式，将国有企业退休人员逐步移交社区实行社会化管理，2020年年底前完成。
2.政策措施。
（1）做好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险关系和党组织关系转移工作，相关档案存放在县级档案管理部门。
（2）尚未实行社会化管理的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移交社区管理时按每人每年核定费用基数。中央企业以及原中央下放地方的煤炭、有色金属、军工等企业（含政策性破产企业）移交退休人员产生的管理费用由中央财政承担；地方国有企业移交退休人员产生的管理费用由地方人民政府研究明确解决办法。
（3）离休人员原则上保持现有管理方式不变，具备条件的可以移交当地有关部门管理。
（4）妥善解决国有企业已退休人员统筹外费用（含有关地区供暖费）问题。
3.工作分工。国资委、中央组织部、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按职责分工负责，制定关于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的指导意见（2016年年底前完成）。
（四）推进厂办大集体改革。按照国务院工作部署和时间要求，实现厂办大集体与主办国有企业彻底分离，厂办大集体职工得到妥善安置。
政策措施。认真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1〕18号）,进一步研究完善相关政策措施。中央财政对厂办大集体改革继续给予补助和奖励，补助比例按国办发〔2011〕18号文件规定不变，奖励比例统一确定为30%。
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应结合实际情况，将自筹资金和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统筹用于接续职工社会保险关系、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等改革支出，具体范围由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因核销关闭破产厂办大集体企业养老保险欠费增加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由各地区结合中央财政相关补助资金和自身财力状况统筹考虑。
2.工作分工。国资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展改革委按职责分工负责，依照有关工作安排推进实施。
（五）集中解决少数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问题。对持续严重亏损、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因历史原因形成的少数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一企一策采取措施，妥善解决企业生产经营和职工生活保障问题。
1.政策措施，对国有困难企业进行梳理分类，分别通过依法破产靖算、重整或债务重组等方式开展集中治理。企业要通过资产变现、资产证券化、引入战略投资等多种方式积极筹措资金，地方政府要妥善解决职工分流安置、社会保险关系接续等问题，有关金融机构要依法处理企业债权债务。
2.工作分工。国资委、财政部、银监会、国防科工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1）国资委负责制定关于加大困难中央企业治理力度的指导意见（2016年年底前完成）。
（2）对因历史原因形成的国有困难企业，由国资委、财政部、银监会、国防科工局会同有关部门按一企一策原则专项研究解决措施。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在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成立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专项小组。专项小组由国资委、财政部牵头，中央组织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卫生计生委、银监会、国防科工局等部门参加。专项小组负责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做好督促检查，推动中央企业、地方政府及时落实各项改革措施。
（二）发挥地方作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工作的组织领导，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落实措施，做好政策宣传工作，确保改革稳妥有序推进。本工作方案未涵盖的区域性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由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妥善解决。
（三）落实企业责任。各级国有企业要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将剥离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纳入业绩考核体系，按时出台落实措施，认真做好风险评估，提高措施的可操作性和可行性。要通过资产变现、股权转让、资产证券化等方式积极筹措资金。加强外部审计，严格落实承接债务的主体，防止逃废金融债务和国有资产流失。
（四）保障资金投入。国资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及时了解掌握改革进展情况，研究解决实施过程中的有关问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优先用于支持国有企业剥离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财政部商国资委根据工作进度，千方百计保障改革资金需求。
财政部统筹安排年度预算资金，将有关补助资金及时足额拨付到位。中央财政对中央企业“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剥离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机构的补助资金，主要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资金渠道落实。
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明确目标、加强沟通，开阔思路、创新方法，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探索改革新路径，促进公共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力争到2020年基本完成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间题。
国资委、财政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做好指导和督促工作，确保各项改革任务落到实处，重大情况及时向国务院报告。
(2)公共服务事项下放扩展阅读：
国有企业，在国际惯例中仅指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的企业。在中国，国有企业还包括由地方政府投资参与控制的企业。政府的意志和利益决定了国有企业的行为。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同时具有营利法人和公益法人的特点。其营利性体现为追求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其公益性体现为国有企业的设立通常是为了实现国家调节经济的目标，起着调和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发展的作用。
特别指出，在我国除了广义和狭义定义的中央企业外，对于个别中央企业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较为特殊，这些中央企业归国务院直属管理，属于正部级。
2015年2月，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以央企为代表的国企，将成为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战场"。
参考资料：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通知-西安人民政府
❸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不失时机加快价格改革，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下放一批基本公共服务收费定价权
D
①的表述是错误的，应该主观与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客观由主观决定是唯心主义的观点。
②价格调整是职能的行使，没有涉及政府机构的调整。
否定了原有的定价方式，建立新的价格形成机制，即否定又肯定，符合辩证否定的观点，③正确。
价格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符合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能形成更充分的市场竞争，从而推动药品的降价，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④正确
❹ 财政部门在政府购买服务工作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一、准确把握政府购买服务的边界
关于政府购买服务的边界，简而言之，就是“买什么，哪些能买，哪些不能买”。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予以理解：
（一）政府购买服务属于政府采购的一部分，但不能简单等同于现有政府采购中的“服务”。我国现在使用的《政府采购法》于1999年颁布，至今未作修订。其中关于“服务”的定义是采用排除法：“本法所称服务，是指除货物和工程以外的其他政府采购对象”。可见，该法不但未对“服务”进行明确界定，而且关于服务所指范围相对于今天所提“政府购买服务”中的“服务”内容更为宽泛。从实践中看，传统政府采购的“服务”主要涉及政府部门用于自身消费的服务，如物业管理和电脑维护等。而现阶段我们正大力推广的政府购买服务，完整表述应该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这里的“服务”主要是指政府向市场购买并用于向人民群众提供的某种公共服务。
《财政部关于推进和完善服务项目政府采购有关问题的通知》按照服务受益对象将服务项目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保障政府部门自身正常运转需要向社会购买的服务。第二类为政府部门为履行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等职能需要向社会购买的服务，如法规政策制定的前期研究和后期宣传等。第三类为增加国民福利、收益对象特定，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卫生等服务。换句话说，当前推广的政府购买服务中的“服务”主要指第二类和第三类服务，是为满足公众日益增长且呈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注：下面我们均使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概念）
（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属于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创新
财政部科研所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解释是：政府为了履行服务公众的职责，通过财政向各类社会服务机构支付费用，用以购买其通常以契约方式确定提供、由政府鉴定种类和品质的全部或部分公共服务。从定义看，政府的目的是服务公众，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尽管提供的方式不再是传统的直接生产并提供而变为向市场购买后间接提供，但政府仍然是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主体。也就是说，作为公共服务新的供给方式，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不再是政府使用财政资金自己运作完成，而是通过采购竞争形成契约关系，将政府生产公共服务的职能转移给社会力量（诸如非盈利组织或盈利的企事业单位），政府再“花钱买效果”，使用财政资金支付市场公平的价格向社会力量购买到尽可能优质的公共服务。可见，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这种供给方式的创新点正在于充分利用市场手段提供公共服务，通过价格机制破除由于政府天然垄断地位、缺乏竞争而导致提供公共服务的低效率和低质量的重要突破，是使稀缺的公共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和优化配置以满足公众日渐增长的多元化、差异化公共服务需求的创新探索。
（三）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职能转移和权力下放的具体实践，对于政府管理责任要求更高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恰恰是贯彻落实三中全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定位并寻求其最佳结合的具体实践。那么，政府与市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国办96号文中“政府主导、部门负责、社会参与、共同监督”给予了指导。可见，在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政府实现的是职能转移和权力下放，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没有了责任，相反，政府责任较之于以前有了更高的要求标准，需要对社会力量提供公共服务进行严格的过程监管和效果评估。
为此，财政部门作为此项改革的牵头部门，同时作为此项任务的综合管理部门，首先要转变思想，决不能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这项改革简单等同于政府采购，要在充分调研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加快制定并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规范。当务之急是尽快研究和制定《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律或者重新修订现有《政府采购法》，以及“政府职能转移目录”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目录”，以政策法规的形式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边界予以明确，防止在购买过程中出现“越位”、“缺位”和“错位”的现象。同时要加强理论学习，厘清哪些公共服务适合向市场购买，哪些公共服务不适合向市场购买。目前财政部，财库【2014】37号文关于“分类推进服务项目政府采购工作”对能够向市场购买的服务和公共服务做出了相应规定。但由于我们正处于起步探索并逐步扩大购买范围的阶段，即使政府采购目录也很难以列清单的方式明确列举所有采购服务项目，更何况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将是一个随着政府及相关部门履职能力和管理能力提升而逐步扩大的过程。这里借鉴国外的实践经验，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基本原则就是对于政府核心与非核心职能的区分，用以进行区分哪些服务可以向市场购买。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如果管理能力极强，监狱管理也可以向市场购买;反之，如果管理能力弱，简单的市政清扫服务也不可能外包出去。
二、加强购买合同管理
通过契约达成交易，实现购买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就是设计购买合同，将购买主体和承接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数量规格、服务的质量标准等做出详细而明确的规定，以便于监测评估服务项目的质量。这也是对私人部门有充分的激励动机降低生产成本，同时也有充分的利润动机为降低成本而牺牲服务质量的有效约束。而根据服务项目的具体属性特点，在实际生活中，购买合同的设计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管理和技术难题。为了确保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顺畅高效，中央有关文件建议各省级财政部门制定发布相应的合同范本，这无疑对财政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鉴于国家鼓励各级政府积极探索新的政府采购合同类型，以提高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笔者建议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加强购买合同的设计和管理。
首先，当公共服务产品的质量比较容易监测和评估，确定通过市场来组织生产会比较有效，而合同范本涉及专业技术时，可以聘请行业专家进行合同设计，并对财政工作者适时进行服务成本和效果评价方面的培训，使得政府和市场主体处于较为平等的信息地位，从而使财政以合理的价格支付相关费用而获得较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其次，对于那些公共服务项目质量可监测性较弱，特质各异、服务数量和质量较难监测且竞争性不强的公共服务，以及那些服务质量与公众主观感受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除了创新购买方式外，也可以尝试探索金额不固定、数量不固定、期限不固定、特许经营服务等新型合同类型。理论上，对于那些公共服务项目可监测性较弱的公共服务可能并不适合向市场购买，但从培育市场承接主体和创新购买方式的角度看，植入“激励相容”理念的合同设计、契约安排，即使存在道德风险，拥有信息优势的承接主体仍然能够按照契约要求进行生产活动，从而保证公共资源的效用趋于最大化。所以，财政部门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结合本地实际，根据政府采购服务项目的需求特点，灵活运用购买、委托、租赁、雇佣等各种合同方式，以开放式的思维，加强适于这类公共服务合同的创新设计，实现政府、公众以及社会力量的多赢。从某种程度上说，“PPP”模式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应用，就是一种带有“激励相容”，政府较高级管理能力等设计理念的先进的制度安排。
三、强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预算管理
在这种新型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除了厘清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关系及职责边界之外，其重点还包括通过财政资金的合理分配引导社会力量成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良好合作伙伴，通过契约设计实现预算的刚性约束，通过责任理念的确立实现“结果管理”向“过程管理”的转变。一般而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预算资金和彩票公益金，为确保购买资金的及时到位，履行好政府对社会公众的责任，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资金应该纳入严格的公共预算管理。
（一）加强购买资金保障
首先，财政部门应负责做好公共服务项目成本的核算工作。合理确定服务项目的补助标准，坚持严格的统筹安排，以事定费原则，使购买公共服务的资金规模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同时探索运用财税、金融等政策引导社会资金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其次，为了优化政府购买服务的政策环境，财政部门应保证政府用于购买公共服务的资金预算具有刚性约束力。如加强采购预算的源头管理，即对纳入政府采购的公共服务项目，列入年初部门预算或专项资金预算，坚持“有预算不超支，无预算不采购”。通过这种部门预算的刚性约束力还可以敦促部门在购买服务时精打细算，使用公开竞争提高性价比。还可以在付款环节引入购买服务质量考评机制，对于服务不达标的拒绝付款或扣减付款，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时的责任心和实际效果。第三则可以考虑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资金使用上设立普遍购买机制，积极创造有利于社会力量作为承接主体而发展的政策环境，比如可以尝试设立专项资金，专门支持承接主体的能力建设。
（二）优化购买资金支出结构，发挥调节宏观经济的作用
购买资金投入应与当地的经济、社会组织发展水平等相匹配，为充分运用稀缺的财政资源而为公众提供最急需最优质的公共服务，应统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社会政策，优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支出结构。例如尝试公共服务项目的动态管理及与预算编制的有机衔接。当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换挡期，财政部门更应该把握作为牵头单位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工作的契机，通过部门预算影响购买支出的结构和导向，运用其作为政策工具而必然发挥的调节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和宏观经济的作用，达到培育服务市场并促进经济稳增长的作用。与此同时，探索新的购买服务方式，引导财政资金流向社会亟需的领域，也可以发挥财政资金的放大效应和示范效益，丰富公共财政政策手段。
（三）建立绩效评价与后续采购相衔接的管理制度
按照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制度要求，一旦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成为各部门行政运行的常态之后，财政部门必须尽快跳出资金分配、审批采购计划等事务性工作，而将工作重心转移至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完善、机制设计、过程监督、考核评估等财政管理工作之上，尤其要加强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的绩效评价，对项目的资金节约、政策效能、透明程度以及专业化水平进行综合客观的评价。将评价结果与购买主体的来年购买计划相衔接，对于服务项目评价结果优秀的社会主体，在同类项目的采购中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考虑。一方面，财政部门应在购买工作过程中围绕提高绩效这一主题，改进预算资金的分配方式、财政资金的审计方式，对资金使用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问责。另一方面，要与监察、审计部门配合，根据公共服务购买改革进展，不断更新监督范围与思路，提高公共财政资金使用绩效，维护公共服务购买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与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相统一。此外，用于绩效评价的指标设计也需要进一步的深化和完善。有专家提倡用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价值取向应趋于多元化，简单说就是除了追求经济、效益、效率之外，应该同时将公平、正义、民主等指标扩展其中。例如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其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大致由购买效率和养老服务质量两个维度构成，在评价中应该更侧重对效果和公平的考量，使其最终的绩效目标指向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保持一致。
最后，如果说公共财政收入体系改革始于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那么自实施政府采购开始，公共财政支出体系改革就已启动，而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更是对政府采购的全面深化和完善，并且与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以及绩效评价和行政事业单位改革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当前大力推行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不仅是政府对公共资源以预算为主的资金管理、实物管理向服务管理的延伸，更是向民主治理的跨越，因此财政部门不仅要重视购买资金分配的合法合规环节，也要注重财政资金运行的公平与高效，更要重视为公众提供最大化福利的实践过程。
❺ 实现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需要重点处理好哪些关系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需要处理好六个关系。
处理好简政放权与加强管理和服务的关系，激发市场、社会的创造活力
简政放权与加强管理和服务是转变政府职能的两个方面。简政放权，目的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加强管理和服务，目的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政府工作的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处理好简政放权与加强管理和服务的关系，既是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推动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重大举措。
为了增强市场和社会的活力、激发发展动力，政府就要把该放的权力坚决放开、放到位、放彻底，不能因为担心放了容易乱就畏首畏尾、不敢作为。《决定》指出，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应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把该由企业决策的事交还给企业，把该由市场决定的事交还给市场，打破各种影响公平准入和公平竞争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保证各类市场主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处理好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关系，发挥各个层面的积极性
转变政府职能，需要整体构思、通盘考虑、上下贯通，把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整篇文章做好。既维护中央的权威、上级的政令，也发挥地方、基层的积极性；既防止一统就死，也防止一放就乱；既坚持上下一盘棋，又充分考虑地区差异，注重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为各地因地制宜留出合理空间。不同层级政府间的职能配置，应根据实际需要，遵循权力和责任同步的原则，该上收的上收，该下放的下放，形成权责一致、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政府间职能划分体系，避免因事权下移、财权上移而产生权、责、利不对称分布，强化下级地方政府履行职能、承担相应责任的能力。
要“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这是因为宏观调控具有全局性、战略性，中央政府在发展趋势研判，综合运用多种政策手段调控经济社会运行，统筹当前与长远、发展与改革、经济与社会、各区域发展等方面具有优势，必须确保中央政令畅通。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实行中央统一领导、地方分级管理的体制。对中央转变政府职能的决策部署，必须统一步调，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对已经下放的审批事项，不能撒手不管，应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督促地方、基层和社会组织切实接住、管好。
处理好“瘦身”与“强身”的关系，优化政府组织机构
《决定》指出，“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深化机构改革。”现在机构编制总量已经很大，叠床架屋，效率低下，结构不合理，机构编制资源没有配置好。一方面，已经弱化的领域没有及时“瘦身”，闲职太多，人浮于事；另一方面，“只瘦身不强身”，需要加强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有的人手不够，该管的管不过来，甚至没人管。对这个问题，各级政府都应引起高度重视，进一步深化机构改革，既要“瘦身”，更要“强身”。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现在有些机关上面很大、下面很细，成了鸵鸟。各级地方政府都应狠下决心，该加强的加强，该弱化的弱化，特别要加强基层、加强一线，将上级机关“瘦身”与基层一线“强身”统筹考虑，把编制结构调整好，为基层干部的工作和生活提供切实保障。适应政府管理由事前审批更多地转为事中事后监管的新要求，把市场监管重心下移，加强市县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和人员力量，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管网络，逐步做到疏而不漏、管住管到位。
处理好合理赋权与有效制衡的关系，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权力配置是否科学、运转是否协调、监督是否有效，是判断一个国家和地区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现行权力结构，既有职能分散、“九龙治水”的问题，也有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的倾向；既有程序繁琐、效率不高的问题，也有公开透明程度不够、监督不力的问题。《决定》指出，“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在促进权力运行的规范有序和活力效率之间找到平衡点，既避免权力因过分集中而失去控制，又保障权力正当行使，防止束手束脚、裹足不前。
构建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应深入把握权力运行基本规律，以科学的制度设计为支撑，以分权制约为核心，以公开问责为保障，促进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科学配置权力，按照职责、权力、责任相对应的原则，优化上下级之间、同级部门之间、事前事中事后各环节之间的权力配置，该强化的强化，该分解的分解，该限制的限制，该下放的下放，明确权力运行的方式、范围、责任，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防止揽权、争权、让权、越权等问题发生。规范权力运行程序，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建立健全重大决策集体讨论、听证咨询、实施效果评估制度，借助网络技术手段，规范运行流程，提升执行刚性。推进政务公开，认真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健全行政监督体系和问责制度，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和司法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保障和支持审计、监察等部门依法独立行使监督权。加强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监督，重视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建立“权利制约权力”的倒逼机制。
处理好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的关系，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
《决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到政府工作中，就是推进行政管理和服务能力水平、方式手段的现代化，实现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和思维惯性影响，在不少地方和部门，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较多，有效宏观调节较少；运用行政手段直接调控较多，利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的间接调节较少；各项职能大包大揽的多，转移外包出去的少。这不仅影响了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发挥，也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必须切实予以纠正和改变。
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变革的方向，是从权力导向向规则导向转变，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从注重权威管制向注重柔性疏导转变。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着重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进行调节，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通过各种手段的协同配合，不断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推进社会共同治理，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的基础上，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鼓励和支持各方面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推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按照《决定》要求，将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有效解决一些领域公共服务短缺、质量和效率不高等问题，给群众提供更多便利和实惠。
处理好改革创新与依法行政的关系，建设法治政府
转变政府职能是政府在职能和运行机制上的根本转型，一方面需要以创新的思路、改革的办法、革故鼎新的勇气，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习惯模式，清除体制机制和部门利益的障碍，探索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政府管理新机制；另一方面，依法行政是政府工作的根本准则和基本要求，本身就是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之一，任何改革创新都必须在宪法法律框架范围内进行，在制度约束下进行，才不会跑偏、出位。
改革创新是法治进步的实践基础，法治是推进改革进程、巩固改革成果的重要手段，二者并非非此即彼、不可调和，可以相互依托、相互促进。这就要求我们摒弃简单对立的零和思维，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创新，确保改革创新与法治建设齐头并进、相得益彰。应深入研究、充分挖掘利用现有法律、制度、政策的内部空间，盘活存量资源，为改革创新提供支持，确保行政决策依法作出、行政权力依法行使、行政过错和违法行为依法得到追究。对在法律框架和职权范围内可以自主决定的改革事项，应精心谋划、积极推进；对法律法规不允许、工作中又确需探索的重大改革，涉及国家事权的，要申请国家授权试点，为全面推行做好探索、积累经验。实践证明，有益可行的，应修改完善有关法律在全国推行，通过行政改革推动法律变革。应出台制度办法，在法律框架内为改革“试错”护航，保障改革者披荆棘、闯雷阵、涉险滩，营造支持改革、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❻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要处理好哪几个重要关系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需要处理好六个关系。
处理好简政放权与加强管理和服务的关系，激发市场、社会的创造活力
简政放权与加强管理和服务是转变政府职能的两个方面。简政放权，目的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加强管理和服务，目的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政府工作的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处理好简政放权与加强管理和服务的关系，既是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推动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重大举措。
为了增强市场和社会的活力、激发发展动力，政府就要把该放的权力坚决放开、放到位、放彻底，不能因为担心放了容易乱就畏首畏尾、不敢作为。《决定》指出，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应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把该由企业决策的事交还给企业，把该由市场决定的事交还给市场，打破各种影响公平准入和公平竞争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保证各类市场主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转变政府职能，只有把不该管的放下，才能合理取舍，集中力量，有的放矢，把该管的管到家。在强调简政放权、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性的同时，也要看到市场并非万能，缺乏监管的市场会出现种种“病态”；社会组织也并非力量无限，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大事、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管不了也做不好的事，恰恰是政府应当尽责之处，不能一放了之，当“甩手掌柜”。为此，《决定》指出，“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通过加强政府管理服务职能，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等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处理好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关系，发挥各个层面的积极性
转变政府职能，需要整体构思、通盘考虑、上下贯通，把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整篇文章做好。既维护中央的权威、上级的政令，也发挥地方、基层的积极性；既防止一统就死，也防止一放就乱；既坚持上下一盘棋，又充分考虑地区差异，注重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为各地因地制宜留出合理空间。不同层级政府间的职能配置，应根据实际需要，遵循权力和责任同步的原则，该上收的上收，该下放的下放，形成权责一致、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政府间职能划分体系，避免因事权下移、财权上移而产生权、责、利不对称分布，强化下级地方政府履行职能、承担相应责任的能力。
《决定》指出，要“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这是因为宏观调控具有全局性、战略性，中央政府在发展趋势研判，综合运用多种政策手段调控经济社会运行，统筹当前与长远、发展与改革、经济与社会、各区域发展等方面具有优势，必须确保中央政令畅通。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实行中央统一领导、地方分级管理的体制。对中央转变政府职能的决策部署，必须统一步调，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对已经下放的审批事项，不能撒手不管，应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督促地方、基层和社会组织切实接住、管好。
《决定》要求，“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我国是一个大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发展很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人民群众的需求越来越多、层次也不一样，政府服务事项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这需要各级地方政府发挥积极性，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把中央放给市场的权力接转放开，把中央下放给地方的职能接好管好，把本级该放的权力切实放下去、放到位，把地方该管的事情管起来、管到位。
处理好“瘦身”与“强身”的关系，优化政府组织机构
《决定》指出，“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深化机构改革。”现在机构编制总量已经很大，叠床架屋，效率低下，结构不合理，机构编制资源没有配置好。一方面，已经弱化的领域没有及时“瘦身”，闲职太多，人浮于事；另一方面，“只瘦身不强身”，需要加强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有的人手不够，该管的管不过来，甚至没人管。对这个问题，各级政府都应引起高度重视，进一步深化机构改革，既要“瘦身”，更要“强身”。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现在有些机关上面很大、下面很细，成了鸵鸟。各级地方政府都应狠下决心，该加强的加强，该弱化的弱化，特别要加强基层、加强一线，将上级机关“瘦身”与基层一线“强身”统筹考虑，把编制结构调整好，为基层干部的工作和生活提供切实保障。适应政府管理由事前审批更多地转为事中事后监管的新要求，把市场监管重心下移，加强市县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和人员力量，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管网络，逐步做到疏而不漏、管住管到位。
处理好合理赋权与有效制衡的关系，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权力配置是否科学、运转是否协调、监督是否有效，是判断一个国家和地区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现行权力结构，既有职能分散、“九龙治水”的问题，也有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的倾向；既有程序繁琐、效率不高的问题，也有公开透明程度不够、监督不力的问题。《决定》指出，“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在促进权力运行的规范有序和活力效率之间找到平衡点，既避免权力因过分集中而失去控制，又保障权力正当行使，防止束手束脚、裹足不前。
构建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应深入把握权力运行基本规律，以科学的制度设计为支撑，以分权制约为核心，以公开问责为保障，促进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科学配置权力，按照职责、权力、责任相对应的原则，优化上下级之间、同级部门之间、事前事中事后各环节之间的权力配置，该强化的强化，该分解的分解，该限制的限制，该下放的下放，明确权力运行的方式、范围、责任，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防止揽权、争权、让权、越权等问题发生。规范权力运行程序，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建立健全重大决策集体讨论、听证咨询、实施效果评估制度，借助网络技术手段，规范运行流程，提升执行刚性。推进政务公开，认真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健全行政监督体系和问责制度，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和司法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保障和支持审计、监察等部门依法独立行使监督权。加强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监督，重视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建立“权利制约权力”的倒逼机制。
处理好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的关系，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
《决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到政府工作中，就是推进行政管理和服务能力水平、方式手段的现代化，实现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和思维惯性影响，在不少地方和部门，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较多，有效宏观调节较少；运用行政手段直接调控较多，利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的间接调节较少；各项职能大包大揽的多，转移外包出去的少。这不仅影响了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发挥，也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必须切实予以纠正和改变。
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变革的方向，是从权力导向向规则导向转变，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从注重权威管制向注重柔性疏导转变。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着重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进行调节，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通过各种手段的协同配合，不断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推进社会共同治理，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的基础上，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鼓励和支持各方面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推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按照《决定》要求，将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有效解决一些领域公共服务短缺、质量和效率不高等问题，给群众提供更多便利和实惠。
处理好改革创新与依法行政的关系，建设法治政府
转变政府职能是政府在职能和运行机制上的根本转型，一方面需要以创新的思路、改革的办法、革故鼎新的勇气，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习惯模式，清除体制机制和部门利益的障碍，探索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政府管理新机制；另一方面，依法行政是政府工作的根本准则和基本要求，本身就是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之一，任何改革创新都必须在宪法法律框架范围内进行，在制度约束下进行，才不会跑偏、出位。
改革创新是法治进步的实践基础，法治是推进改革进程、巩固改革成果的重要手段，二者并非非此即彼、不可调和，可以相互依托、相互促进。这就要求我们摒弃简单对立的零和思维，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创新，确保改革创新与法治建设齐头并进、相得益彰。应深入研究、充分挖掘利用现有法律、制度、政策的内部空间，盘活存量资源，为改革创新提供支持，确保行政决策依法作出、行政权力依法行使、行政过错和违法行为依法得到追究。对在法律框架和职权范围内可以自主决定的改革事项，应精心谋划、积极推进；对法律法规不允许、工作中又确需探索的重大改革，涉及国家事权的，要申请国家授权试点，为全面推行做好探索、积累经验。实践证明，有益可行的，应修改完善有关法律在全国推行，通过行政改革推动法律变革。应出台制度办法，在法律框架内为改革“试错”护航，保障改革者披荆棘、闯雷阵、涉险滩，营造支持改革、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
❼ 社区可以办哪些服务
社区服务中心是从事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事业组织，行政审批职能上收到区直部门负责。如果区直部门根据上级规定，能够下放审批权限的事项，可以委托社区服务中心承接。社区服务中心主要是为群众办理一些社会服务类的事项，如社保、低保、民政、计生、劳动就业等方面。由于国家现行体制所限，有关行政审批和许可只有区（市、县）级政府部或部门具有其一定权限，即使是原来的街道办事处也没有审批或许可权限，因此，群众在社区服务中心不能一站式办理的相关事项，我们采取“前台受理、后台办理、全程代理”的方式尽可能做到便民服务。今年，我市已把社区服务中心与市、区政务中心联合办公作为信息化服务的工作之一来推动。目前正在拟订下放相关审批权限的目录清单，争取尽量作到资源下沉，最大限度方便群众办事。
❽ 如何转变政府职能 提升服务质量
“转变政府职能”，是中央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形势而提出的旨在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继续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举措，是经济社会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客观要求。为尽快转变政府职能，不断激发市场经济活力，中央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政放权）作为突破口，以期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近年来，我州积极响应中央相关政策规定，及时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工作，打造服务型政府进行了积极探索。州委七届九次全会上，州委书记杨洪波代表州委常委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再次直面政府职能转变问题，明确提出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解决政府对经济发展服务不到位、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延伸阅读】
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以来，多次召开会议研究简政放权相关工作，并结合实际不断下放政府权力，取消部分行政审批事项，不断转变政府职能，这些举措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发展动力和社会创造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再次聚焦政府职能转变工作，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
近年来，全州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也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贯彻落实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快简政放权工作，有助于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难题，也有助于激发经济活力，促进全州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重点解读】
转变政府职能，目的是为市场主体地位的充分发挥创造条件，但如何转变，如何下放权力才能更好激发市场潜力，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呢？全会提出，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原则，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避免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干预不当，解决政府对经济发展服务不到位、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全面梳理权力清单 进一步简政放权
政府权力运用得好，则能促进经济发展，运用得不好，则会阻碍经济进步。因此，厘清政府权力清单，做好简政放权工作显得极为重要。全会提出，要正确定位政府职能、职权、职责，能简则简，能放就放，真正让政府回归本位，防止缺位、错位和越位问题，杜绝“有利可图抢着做、无利可图踢皮球”的现象。具体方面，要从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入手，增大简政放权的含金量，尽快放开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加快服务业有序开放，放宽制造业准入限制，最大限度发挥市场机制调节经济活动的作用；要坚持放管结合，既要放得开、又要管得住。凡属市场能做到和能做好的事，就放给市场去做，该少做就少做，不该做就不做，将有形的“手”收到最紧、最实，将无形的“手”放到最宽、最活。
——强化服务意识 提升政务服务质量和效率
不断转变政府职能，凸显服务功能，有助于提高政府公信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全会提出，要强化政府创造环境、企业创造财富的理念，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着重抓好战略规划制定、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创新、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服务和管理。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改善，一是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推动各级政务服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心建设，推行一站式受理、一条龙服务、一揽子解决，创新上门服务、在线服务、个性化服务等模式；二是坚决防止服务中各种陈规陋习，治理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问题，打破违背市场规律、损害企业利益的潜规则。
——加强市场监管 弥补市场本身的不足和缺陷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并不意味着政府只当“甩手掌柜”，而是要把重心放在营造法治环境、健全公共服务等方面，确保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百姓。全会提出，要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清理和废除所有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防止一切形式的“暗箱操作”，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各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切实维护好市场秩序，打击欺行霸市、市场垄断，消除市场封锁与割据，惩处假冒和有害商品销售；加快建设标准化体系，突出抓好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着力消除隐患，减少事故。
——创新政府服务方式 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
在转变政府职能中，政府购买服务是一项重要内容，其对市场有着积极的引导带动作用。全会提出，要通过公开招标、定向委托、邀标等形式，将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尽可能交由具备条件、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机构和企业等承担，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改善社会治理结构，满足公众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要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施体系，明确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产品，制定计划，列出清单，推动规范化操作、公开化运行、全程化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