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服务的适应背景

Ⅰ 公共管理学概论简答题什么是新公共服务

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含义
1、指关于公共行政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回的角色的一套理念答。
2、是在对传统公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行政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
3、主张用一种基于公民权、民主和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新公共服务模式来替代当前的那些基于经济自我利益的主导行政模式。
4是对传统公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行政理论的一种扬弃而非全盘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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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答题不易

如有帮助请采纳，谢谢

Ⅱ 新公共服务的概念

“新 公 共 管 理 ”运动的兴起，有力地推动了西方国家
的公共行政改革，为西方国家的政府摆脱财政危机、管理
危机和信任危机起到积极作用。然而，“新公共管理”确有
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如市场化取向往往导致公共利益的
背离，顾客服务导向常常致使公民价值的丧失，等等.虽
然“新公共管理”运动正方兴未艾，但一直以来，公共行
政理论家和实践者们都在进行不懈地努力，试图寻求“新
公共管理”的替代模式。一些学者对“新公共管理”的首
要原则“掌舵而不是划桨”提出质疑，认为从划桨到掌舵
的转化仍然没有明确究竟“谁是船的主人”。美国学者肯恩
和斯泰弗思在《政府是我们的》一书中做出明确地回答:
政府的主人是它的公民川.也就是说，公共管理要把公民
放在首位，而不仅是从划桨向掌舵的简单的功能转换，而
这个理念也正是“新公共管理”所忽略的东西。美国著名
公共行政学家罗伯特·丹哈特提出用“新公共服务”的概
念来代替“新公共管理”121.本文正是以“新公共服务”的
概念为基础.首先通过将“新公共管理”与旧公共行政进
行比较，阐明“新公共管理”的相对于官僚体制的进步性，
以及其本身仍存在的局限性，然后寻求“新公共服务”理念成立的理论基础，最后详细阐述“新公共服务”不同于旧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主要特征。当前，“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仍占主导地位

Ⅲ 新公共服务为什么是服务于公民而不是顾客

“新公共服务”复指的是关于公制共行政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理念。也就是说，它重点阐述公共行政与公民的关系、公共行政与公共治理系统的关系。
“新公共服务”理论源于四个基础理论，即民主社会的公民权理论、社区和公民社会模型理论、组织人本主义和组织对话理论及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
（1）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顾客；（2）追求公共利益；（3）重视公民权胜过重视企业家精神；（4）思考要具有战略性，行动要具有民主性；（5）承认责任并不简单；（6）服务，而不是掌舵；（7）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

Ⅳ 论述题如何理解登哈特提出的新公共服务型政府

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在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版的基础上权提出和建立的，它主张用一种基于公民权、民主和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新公共服务模式来代替当前的那些基于经济理论和自我利益的主导行政模式，未来的公共服务将是以公民对话协商和公共利益为基础的，三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但是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务理论本质上是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一种扬弃，并不是全盘否定，它试图吸收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合理内核，尤其是在承认新公共管理理论实践的重要价值并摈弃新公共管理理论特别是企业家政府理论的固有缺陷的基础上，提出和建立一种更加关注民主价值和公共利益、更加适合于现代公民社会发展和公共管理实践需要的新的理论选择。他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在当今的公共行政理论界具有十分显著的地位，它不仅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到公共服务的公共性，更使我们重新认识到公共服务主体的多元化。

Ⅳ 什么是新公共服务

“新公共服务”指的是关于公共行政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理念。也就是说，它重点阐述公共行政与公民的关系、公共行政与公共治理系统的关系。

“新公共服务”理论源于四个基础理论，即民主社会的公民权理论、社区和公民社会模型理论、组织人本主义和组织对话理论及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

(5)新公共服务的适应背景扩展阅读

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建立社会远景目标的过程并不能只委托给民选的政治领袖或被任命的公共行政官员，广泛的公众对话和协商是非常重要的。政府的作用将更多地体现在把人们聚集到能无拘无束、真诚地进行对话的环境中，共商社会应该选择的发展方向。这样才能建立具有广泛基础的社区、国家或民族的远景目标，才能为未来提出指导性的理想。

相比之下，通过这种协商过程来形成一系列简单的目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该过程促使行政官员、政治家和公民处于思考社区和国家预期发展前景的过程之中。此外，政府还肩负着道义责任，即确保经由这些程序而产生的解决方案完全符合公正和公平的规范。

换言之，政府的作用将是确保公共利益居于主导地位，确保解决方案本身和提出解决方案的过程符合公正、公平和平等等民主价值准则。政府应当积极地提供这样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公民能够通过对话清楚地表达共同的价值观念，并形成共同的公共利益观念。

公共行政官员不应该仅仅通过促成妥协而简单地回应不同的利益需求，而应该鼓励公民采取一致的行动。这样，他们就可以理解各自的利益，具备更长远、更广博的社区和社会利益观念。

Ⅵ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怎样发展新公共管理理论的

我来说一点吧，其实这些是政府行政的问题，我们知道政府的具体行为经过几个内过程，容简而言之：决策，管理，服务。而这一演变过程是由于近代民主思想的深入而形成的，中国也是这样子的，我们都说中国政府政治改革落后，最主要的是因为人民民主思想的深入的同时，政府行政观念没有变的原因。简而言之是从只注重经济效益发展到注重人民权利了......你可以去看看行政学方面的书，通读之后会发现的....加油啊！！

Ⅶ 新公共服务的具体表现

(1)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帮助公民表达和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而非试图在新的方向上控制或驾驭社会。
政府在过去所谓的“掌控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代生活的复杂性有时却使得这样做不仅不合时宜，而且是不太可能。这是由于目前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确定结构和方向的那些政策和规划是许多不同的集团和组织互动的结果，是许多不同观点和利益的混合物。这些集团和利益最终以令人迷惑和不可预测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在很多情形下，把公共政策当作政府决策过程的结果已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了。实际上，政府是个社会参与者，并且在决大多数情况下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者，即政府与私人的或非营利的团体和组织协同行动，以寻求社区所面临问题的解决方案。
在这种新的现实条件下，政府的首要作用不仅仅是通过管制和命令来指挥公众的行动(尽管这样做有时可能是合适的)，也不是简单地建立一套惩戒规则和激励措施将人们引导到合适的方向上来。在此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从控制转变为议程设定，把合适的参与者集中到谈判桌前进行磋商和谈判，或者作为中间人促成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前政府总是会说“可以，我们能够提供那种服务”或者“对不起，我们不能提供那种服务”，并以此来回应种种需求。而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民选官员和公共管理者在回应公民的要求时不应该只说行或不行，而应该说“让我们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然后一起去实现它”。在公民积极参与的社会中，公共官员不再只扮演服务供给者的角色，他们将越来越多地扮演调解、协调甚至裁决的角色。
(2)公共行政官员必须致力于建立集体的、共享的公共利益观念，这个目标不是要在个人选择的驱使下找到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要创造共享利益和共同责任。
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建立社会远景目标的过程并不能只委托给民选的政治领袖或被任命的公共行政官员，广泛的公众对话和协商是非常重要的。政府的作用将更多地体现在把人们聚集到能无拘无束、真诚地进行对话的环境中，共商社会应该选择的发展方向。这样才能建立具有广泛基础的社区、国家或民族的远景目标，才能为未来提出指导性的理想。相比之下，通过这种协商过程来形成一系列简单的目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该过程促使行政官员、政治家和公民处于思考社区和国家预期发展前景的过程之中。此外，政府还肩负着道义责任，即确保经由这些程序而产生的解决方案完全符合公正和公平的规范。换言之，政府的作用将是确保公共利益居于主导地位，确保解决方案本身和提出解决方案的过程符合公正、公平和平等等民主价值准则。政府应当积极地提供这样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公民能够通过对话清楚地表达共同的价值观念，并形成共同的公共利益观念。公共行政官员不应该仅仅通过促成妥协而简单地回应不同的利益需求，而应该鼓励公民采取一致的行动。这样，他们就可以理解各自的利益，具备更长远、更广博的社区和社会利益观念。
(3)符合公共需要的政策和计划通过集体努力和协作的过程，能够最有效地、最负责任地得到贯彻执行。
为了实现集体的远景目标，下一步就是要确定角色和职责，并拟定具体的行动步骤，将各方力量集中到实施计划的过程中。通过参与和推动公民教育计划、培养更多的公民领袖，政府就可以激发公民的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进而演变成在多个层次上都得到体现的强烈愿望。政府领导要明确阐述并且鼓励公民责任心的增强，进而支持团体和个人参与建设社会契约。尽管政府不能创造社会，但政府(特别是政治领袖)能够为有效的、负责任的公民行动奠定基础，这样人们会逐渐意识到政府是开放的、容易接近的，政府能够敏感地做出响应，政府的存在就是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因此，关键在于确保政府是开放的、容易接近的，确保政府能够敏感地做出响应，确保政府的运作旨在服务于公民、为公民权创造机会。
(4)公共利益源于对共同价值准则的对话协商，而不是个体自我利益的简单相加。因此，公务员不仅仅要回应顾客的需求，而且更要关注建设政府与公民之间、公民与公民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
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企业与其顾客之间的关系。在公共部门中，即使是确定谁是顾客都很困难，因为政府的服务对象远不止直接的顾客，还包括等待服务的人、没有积极地寻求服务但可能需要服务的人、服务受益者的后辈、直接受益者的亲友等，甚至也有一些不想成为顾客的顾客，比如那些因超速行驶收到罚单的人。在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时，政府的一些顾客比另一些顾客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强的技能，但他们不应该得到更好的对待。在政府中，公平和平等方面的考虑在服务供给中起着重要作用。尽管持续改进公共部门服务供给的质量具有明显的重要性，但政府不应当首先或专门地回应顾客自私的短期利益；相反，担当公民角色的人们必须表明他们关心更广泛的社会，表明他们致力于那些超越短期利益的事务，表明他们为发生在其邻里和社区的事情承担个人责任的意愿。政府必须回应公民（从广泛意义上界定的公民，而不只是法律意义上的公民）的需求和利益，鼓励更多的人履行他们作为公民应该承担的责任，并促使政府对公民的呼声做出快速反应。
(5)政府不应当仅仅关注市场，还应该关注宪法和法令，关注社会价值观、政治行为准则、职业标准和公民利益。
政府责任问题极其复杂，但新公共管理都倾向于高度简化这个问题，即赋予行政官员较大的空间，让他们按企业家的方式行事，把效率、成本、回应性等方面问题诉诸市场力量。但实际上，行政官员受到并且应当受到一系列复杂的制度和标准的影响，包括公共利益、宪法和法律、政府的其他机构和其他层次、大众媒体、职业标准、社会价值观念和标准、形势因素、民主准则、公民等。公共行政官员与复杂的治理体系的所有各种竞争性规范、价值观与偏好之间相互影响。新公共服务理论意识到了这些责任的现实性和复杂性，承认在规范相互冲突和重叠的情况下，公共行政官员陷入了复杂的价值冲突之中，但认为官员不要独自做出这些决定，而要通过对话过程、中介组织、向公民授权和具有广泛基础的公民参与，让公民了解这些冲突和行为参数，以便使这些实际情况成为讨论过程的一部分。这样做不仅获得了现实的解决方案，同时也确立了公民权和责任。
(6)公共组织及其所参与的网络如果能在尊重所有人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和共同领导的过程来运作，它们最终就更有可能获得成功。
生产率改进、过程再造和绩效测量等是设计管理制度的重要工具。但如果不能同时充分地关注组织个体成员的价值观和利益的话，那种控制人们行为的理性企图最终将会失败。况且，即使这些管理和组织方法能够取得成效，它们也不会培养出负责任的、活跃的和热心公益的雇员或公民。如果期望公务员尊重公民，那么管理公共机构的人也应该尊重公务员。公共行政官员的工作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和复杂性，不能仅仅被视为渴求官僚工作的稳定性和结构的雇员，也不能仅仅被看做是市场的参与者。相反，公务员的动机和报酬不仅仅只是工资和稳定性的问题，他们希望能够改善其他人的生活。在为政府雇员和公民提供机会以巩固其公共服务动机和价值观并使其在此基础上采取行动方面，共同领导的观念是至关重要的。在新公共服务理论看来，共同领导、合作和授权成为组织内外的共同规范。共同领导关注组织和社区想要推进的那些目标、价值观和理想，它必须具备相互尊重、相互适应和相互支持的特征。正如伯恩斯所言，通过与人们共同工作而实施的领导改变着参与者，使他们的关注点转向更高层次的价值观。在此过程中，公民和雇员相似的公共服务动机都能得到承认、支持和回报。
(7)与企业家式的管理者视公共资金为己所有的行事方式相比，如果公务员和公民都致力于为社会做出有意义的贡献，那么公共利益就会得到更好的实现。
新公共服务理论明确提出，公共行政官员并不是其机构和项目的业务所有者，公共项目和公共资源并不属于他们。相反，作为公共资源的管家、公共组织的管理人、公民权和民主对话的促进者、社区参与的催化剂、街道层次的领导者，公共行政官员已经接受了服务于公民的职责。公共行政官员不仅必须共享权力、通过民众展开工作、作为中间人促成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且必须把他们在治理过程中的作用重新概括为负责任的参与者，而不是企业家。
从理论上来看，新公共服务理论针对传统模型和现今居于支配地位的管理主义模型提出了重要的、切实可行的替代性选择方案。这个替代方案建立在理论探索和实践革新的基础之上，从而形成了可以与其他类似模型相比较的标准模式。当理论家之间的争论仍将继续、行政实践家还在试验和发掘新的可能性时，已有的贡献将对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赫伯特·考夫曼(Herbert Kaufman)曾经指出：行政机构是为了在不同时期追求不同的价值观而得以组织和运作的。因此，把一个标准模式视为在任何时点上都普遍适用、而认为其他模式在这种普及的观点的背景下将发挥相对次要作用的做法将是比较有意义的。当前，新公共管理及其替代理论已经被建设成治理和公共行政领域中的主导范式。对民主社会公民权和公共利益的关注也没有完全丧失，它们只不过是处于从属地位而已。然而，在民主社会里，当思考治理制度时，对民主价值观的关注应该是极为重要的。效率和生产力等价值观不应丧失，但应当被置于民主、社区和公共利益这一更广泛的框架体系之中，未来的公共服务将以公民对话协商和公共利益为基础，并与后两者充分结合。

Ⅷ （新）公共管理学产生的背景是什么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浪潮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在西方，这场行政改革运动被看作一场“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的“新公共管理运动”。

二、“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理论和现实根源

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较之以前的管理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因此，自其产生以来，它逐步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公共行政的基本模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公共管理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一切都为“新公共管理运动”在20世纪末的兴起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1、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日益凸现的内在理论缺陷。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与先前的政府管理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建立在两个全新的理论基础之上：一个是由伍德罗·威尔逊提出并由古德诺系统化的“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另一个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理论。建构在这两大理论基础上的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认为，政治与行政是可以分开的，在“二分”的情况下，公共行政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有效地执行既定政策或达成既定目标。有关政治、政策的问题，属于政治学范畴，政治不要干扰行政，行政是科学的问题，可以也应该保持价值中立，而以追求经济和效率为目标。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他们的任务仅仅是忠实和有效地执行被政治官员制定的政策。据此，便可以建立一套科学的、最佳的行政管理原则。公共员系统依据这些组织原则运作，剔除任何个人感情因素，像驴一样受赏罚的支配，行政管理便可以达到高度的“理性化”，政府管理也就可以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果。其实，早在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形成后不久，其赖以立足的二大理论基础就遭到了包括政治学行为主义和人际关系学派的激烈批判。行政学者罗伯特·达尔和沃尔多都曾指出，威尔逊提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传统行政模式的不切实际之处就在于，政治与行政必然是相互关联的，一个不含任何价值判断的公共行政只是一个神话而已。行政学者彼得斯也指出：“行政管理与政策并非呈现出互不相关的离散现象，而是相互关联的。无论是通过主观方式还是通过客观方式，行政体系的属性都会影响到政治体系的政策产出。”时至今日，大多数的学者对这个问题已经达成共识。尽管实际工作者中的一些人依然固执地坚持两分法的观点，但传统的行政模式必须依赖于一个无法成立且长久被认为是不能实现的理论，至少说明这个模式肯定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面对于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学者们也认为，由于官僚制的理性形式、不透明性、组织僵化以及等级制的特点，使得它不可避免地会与民主制发生冲突。实际上，韦伯自己也只是把官僚制当作一种理想状态。在他看来，官僚组织的完善，必然使人们进入“铁的牢笼”。“哪里彻底实现了行政的官僚化，哪里所确立的权力关系的类型实际上是不可摧毁的。”要对付发达的官僚机器，一般个人、官僚机构中的官员甚至掌握最高权力的统治者实际上都是无能为力的。显然，这一切并不是现代人所向往的。另外，官僚制在实践中的应用也与韦伯的设想有些出入，特别是官僚制在人事制度中的实践所产生的僵化、形式主义较之韦伯的设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其精英主义的特征又远不能达到韦伯的设想，这直接导致了该体系效率的降低。这些理论都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公共行政赖以立足的理论基础。

2、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在实践中正在遭受日益广泛的抨击。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就出现了对公共部门的规模和能力进行的抨击。人们普遍认为，政府“规模”过于庞大，浪费了过多的紧缺资源。目前，削减政府经费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如在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瑞典等国家，其公共服务传统上是规模较大的，但是现在公共部门的作用已经下降了。其次，关于政府的“范围”也引发了争议。有人认为，政府本身介入的活动过多，其中许多活动可以有其他可选择的备用方法。作为这种观点的反应，许多先前由政府从事的活动开始转向私营部门。此外，政府的“方法”也受到抨击。人们越来越认为，官僚制的方法必定会造成工作的没有起色和效率低下。如果必须由政府从事某种活动，也需要寻求官僚制之外的其他的组织方法。对公共部门的规模、范围和方法进行抨击所产生的明显结果就是削减政府和改革其管理方法。

3、经济理论的变革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二战后，西方各国政府普遍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对社会生活实行全面干预。当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干预市场并获得巨大成功时，与“市场失灵”相伴随的“政府失灵”也表现得同样明显。一方面，政府对社会、市场所承担的管理任务越来越多，成为“万能政府”；另一方面，政府内部官僚机构膨胀，效率低下，财政支出日益扩大，政府管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调自由主义和市场取向的公共选择理论异军突起。正如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指出的，“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行为假设和方法，研究了当国家干预不能提高经济效率或收入分配不公平时所产生的政府失灵问题”。公共选择理论在70年代正式介入“公共管理”领域，并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的学者们采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来研究政府官僚系统的行为。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一个是政治市场。在这两个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都是自利和理性的人。也就是说，政府公职人员与普通市民一样，都以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至于政府，由于人民对其所有权分散且不可让渡，故缺乏加以监督的诱因，再加上没有市场竞争的机制予以有效制约，因而自利的官僚得以不顾社会公益，专注于追求个人的权力、名望和利益，最终造成政府效率不彰。基于这一认识，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失败的是政府而不是市场，要解决公共管理的危机，应减少政府的职能，尽量交由更有效率的市场来调控货品和服务的供应，以达到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他们还认为，传统公共行政强调的统一规制和监控，极大地抑制了公职机构和文官的创造力，已陷入形式化和僵化；代表国家意志的政府管理和服务，忽视公共保障和服务的多样性，对市场信号和消费者需求的反应不灵敏，已经不再适应当今世界的需要，是“工业社会的政府组织模式”、“十九世纪的行政技术”。由此，他们认为市场可以取代政治或行政成为管治社会的主导机制，只有将“经济效率”奉为最高标准，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才能使众多自利的个体走到一起，增加社会福祉。总之，公共选择理论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4、知识经济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使政府面临更加严峻的“效能”和“合法性”竞争。9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的兴起加速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将全球经济一体化水平不断推向更高的新台阶。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使全球性的“政府效能”横向竞争的时代成为现实。政府绩效与政府合法性的单一纵向参考的时代已经结束，不同社会下的公众像选择职业与工作单位那样选择政府的时代已悄然来临。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的竞争，犹如不同企业之间的竞争一样，已经并将于21世纪伊始在更大程度和更大规模上，在不同政府之间迅速展开。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命运都将由其在全球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的竞争能力和其处理具有全球性特征的问题的能力所决定；各国政府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在国际互振系统中不遗余力地寻求到保护和促进本国在全球竞争中利益的方略和战术，并有效地促进本国福利的实际提高，才能获得本国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政府效能与合法性已不再能从本国历史的纵向比较中获得令人信服的认同，历史原因已不再成为人们认可的社会福利不及他国的托辞。全球性“政府效能”和“政府合法性”竞争的结果，必然使那些对社会的要求与愿望反应迟钝或不愿作出反应的政府面临权威危机、信任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全球经济一体化，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兴起，对政府效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迎接这一挑战，对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进行结构性调整与重塑，无疑将成为各国政府明智的选择。

总之，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理论的发展，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已经在理论和实践的质疑声中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传统的行政模式已无法反映出现代公共服务所需承担的广泛的、管理的以及政策制定的角色，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消极的控制形式，不是致力于为提高效率提供有效的激励，而是着力于怎样避免犯错误。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和现实背景下，以经济学和私营管理理论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引人注目地登上了公共管理的历史舞台，并引发了公共管理领域一场新的革命。

三、“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理论意蕴及其前景

对“新公共管理运动”本身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价，现在还为时过早，因为，它还处在探索和发展的复杂进程之中。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实践，已经体现出了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重大的差异，如更注重管理绩效和管理效率，更注重市场的力量，更注重管理的弹性而不是僵化，更注重公共部门运行于其中的相关的政治环境，更注重私营部门管理方式在公共部门的应用等等。“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特别是它业已表现出的新特征及其发展趋势，都明确地提醒世人：一个全新的管理模式已经在公共管理领域逐步形成。在目前改革的实践中，尽管出于操作上的需要仍表现出政府继续承担运动主体的角色，但从这场改革运动的发展趋势来看，无疑包含着对近代以来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进行全面检讨的意蕴。

当然，任何的变革过程都会有得益者和受损者。从信奉市场力量和现代企业“消费者导向”中吸取营养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在一些大规模实践中虽然显示出了生机和活力，但也积淀着不少理念性的矛盾和冲突。例如，从“企业家政府”和“企业化政府”引出的公共机构与私营企业之间的异同比较；在政治家与高级文官签订业绩合同及其评估过程中，如何避免政治和价值观的影响；在以“三E”---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效益或有效性（Effectiveness）作为政府绩效的评估标准时，如何协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它对照以公平(Equity)替换经济的政策评估的“三E”标准孰优孰劣等等。这些矛盾和问题都将是“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未来需要认真面对并切实加以解决的。

但无论如何，尽管“新公共管理运动”尚处在艰辛的探索之中，还没有形成一种固定统一的模式，尽管“新公共管理运动”本身还远非完美，还存在着不少批评和毋庸置疑的问题，但20世纪大多数国家普遍存在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却无疑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新公共管理运动”及其引发的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必将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Ⅸ 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背景

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现代政府追求的目标。从19世纪末期到世纪70年代末期，西方发达国家为克服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强化政府对公共经济领域的垄断地位，推动公用事业等重要行业的国有化，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基本实现了公共服务均等化或均质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世界各国政府积极探索国有公共企业私有化、政府与私人企业合作制等改革举措。百余年来，各国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推动政治文明起了重要作用。
亚洲地区现代化的进程起步时间不一，各国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差别较大。二战以后，先期实现体制变革和经济腾飞的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经验，通过在公共财政、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公用事业等方面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但是，大多数亚洲国家，由于治理理念、政治体制、社会环境、经济基础、人口规模以及连年战乱等因素，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不强，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不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席卷全球，亚洲国家中，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较高的国家认真总结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经验和教训，不断深化公共服务制度安和公共服务方式的变革；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主动借鉴发达国家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和经验，努力探寻适合本国特点的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途径和策略。在探索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亚洲国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难题，也积累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努力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着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一，坚持不懈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始终坚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基本理念，始终坚持通过改革促进发展的基本路径。通过改革，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家财政收入连续大幅度提高，为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奠定了坚实的财力基础。
第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要求政府将维护最广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学发展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以人为本”和“统筹兼顾”，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第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中国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公平正义意味着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公共服务具有再分配的功能，需要通过均等化的制度设计，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勾画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的宏伟蓝图。
第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按照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目标的要求，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通过改革，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要求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在改善经济调节、严格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按照职能转变的要求，突出各自的管理和服务重点；进一步理顺部门职责关系，合理界定政府部门的职责，做到权力与责任对等，避免职能交叉重叠。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确立了体制基础。
第五，中国政府在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做了有价值的实践探索。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确定了“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针。主要做法是通过改革财政管理体制，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调整税收返还和财政补助政策，为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探索财政制度基础。
二是坚持基础教育的公益性质，努力实现教育公平。主要做法是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规范教育收费，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2007年取消了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2008年秋季开学将取消全国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
三是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努力构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主要做法是坚持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鼓励社会参与，努力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
四是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主要做法是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全面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
五是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主要做法是在完善市场就业机制，支持自主择业、自谋职业的同时，加强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和政策引导。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完善面向所有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制度，及时帮助零就业家庭解决就业困难。积极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规范和协调劳动关系，完善和落实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
中国在公共服务领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公共服务需求压力大，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公共服务再分配作用弱，公共服务标准不规范，公共服务主体回应性差等。中国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历程刚刚起步，实现均等化的理论基础还相对薄弱，实现均等化的途径和策略还不够清晰，实现均等化的制度还不够健全，制度之间还缺乏系统化的安排。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是亚洲大多数国共同需要面对的。通过开展“亚洲主要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探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理论问题，总结发达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经验和教训，探索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途径和策略，破解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共同难题，对推动整个亚洲地区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具有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