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动机的中介变量

❶ 新公共服务的具体表现

(1)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帮助公民表达和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而非试图在新的方向上控制或驾驭社会。
政府在过去所谓的“掌控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代生活的复杂性有时却使得这样做不仅不合时宜，而且是不太可能。这是由于目前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确定结构和方向的那些政策和规划是许多不同的集团和组织互动的结果，是许多不同观点和利益的混合物。这些集团和利益最终以令人迷惑和不可预测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在很多情形下，把公共政策当作政府决策过程的结果已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了。实际上，政府是个社会参与者，并且在决大多数情况下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者，即政府与私人的或非营利的团体和组织协同行动，以寻求社区所面临问题的解决方案。
在这种新的现实条件下，政府的首要作用不仅仅是通过管制和命令来指挥公众的行动(尽管这样做有时可能是合适的)，也不是简单地建立一套惩戒规则和激励措施将人们引导到合适的方向上来。在此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从控制转变为议程设定，把合适的参与者集中到谈判桌前进行磋商和谈判，或者作为中间人促成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前政府总是会说“可以，我们能够提供那种服务”或者“对不起，我们不能提供那种服务”，并以此来回应种种需求。而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民选官员和公共管理者在回应公民的要求时不应该只说行或不行，而应该说“让我们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然后一起去实现它”。在公民积极参与的社会中，公共官员不再只扮演服务供给者的角色，他们将越来越多地扮演调解、协调甚至裁决的角色。
(2)公共行政官员必须致力于建立集体的、共享的公共利益观念，这个目标不是要在个人选择的驱使下找到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要创造共享利益和共同责任。
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建立社会远景目标的过程并不能只委托给民选的政治领袖或被任命的公共行政官员，广泛的公众对话和协商是非常重要的。政府的作用将更多地体现在把人们聚集到能无拘无束、真诚地进行对话的环境中，共商社会应该选择的发展方向。这样才能建立具有广泛基础的社区、国家或民族的远景目标，才能为未来提出指导性的理想。相比之下，通过这种协商过程来形成一系列简单的目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该过程促使行政官员、政治家和公民处于思考社区和国家预期发展前景的过程之中。此外，政府还肩负着道义责任，即确保经由这些程序而产生的解决方案完全符合公正和公平的规范。换言之，政府的作用将是确保公共利益居于主导地位，确保解决方案本身和提出解决方案的过程符合公正、公平和平等等民主价值准则。政府应当积极地提供这样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公民能够通过对话清楚地表达共同的价值观念，并形成共同的公共利益观念。公共行政官员不应该仅仅通过促成妥协而简单地回应不同的利益需求，而应该鼓励公民采取一致的行动。这样，他们就可以理解各自的利益，具备更长远、更广博的社区和社会利益观念。
(3)符合公共需要的政策和计划通过集体努力和协作的过程，能够最有效地、最负责任地得到贯彻执行。
为了实现集体的远景目标，下一步就是要确定角色和职责，并拟定具体的行动步骤，将各方力量集中到实施计划的过程中。通过参与和推动公民教育计划、培养更多的公民领袖，政府就可以激发公民的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进而演变成在多个层次上都得到体现的强烈愿望。政府领导要明确阐述并且鼓励公民责任心的增强，进而支持团体和个人参与建设社会契约。尽管政府不能创造社会，但政府(特别是政治领袖)能够为有效的、负责任的公民行动奠定基础，这样人们会逐渐意识到政府是开放的、容易接近的，政府能够敏感地做出响应，政府的存在就是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因此，关键在于确保政府是开放的、容易接近的，确保政府能够敏感地做出响应，确保政府的运作旨在服务于公民、为公民权创造机会。
(4)公共利益源于对共同价值准则的对话协商，而不是个体自我利益的简单相加。因此，公务员不仅仅要回应顾客的需求，而且更要关注建设政府与公民之间、公民与公民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
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企业与其顾客之间的关系。在公共部门中，即使是确定谁是顾客都很困难，因为政府的服务对象远不止直接的顾客，还包括等待服务的人、没有积极地寻求服务但可能需要服务的人、服务受益者的后辈、直接受益者的亲友等，甚至也有一些不想成为顾客的顾客，比如那些因超速行驶收到罚单的人。在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时，政府的一些顾客比另一些顾客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强的技能，但他们不应该得到更好的对待。在政府中，公平和平等方面的考虑在服务供给中起着重要作用。尽管持续改进公共部门服务供给的质量具有明显的重要性，但政府不应当首先或专门地回应顾客自私的短期利益；相反，担当公民角色的人们必须表明他们关心更广泛的社会，表明他们致力于那些超越短期利益的事务，表明他们为发生在其邻里和社区的事情承担个人责任的意愿。政府必须回应公民（从广泛意义上界定的公民，而不只是法律意义上的公民）的需求和利益，鼓励更多的人履行他们作为公民应该承担的责任，并促使政府对公民的呼声做出快速反应。
(5)政府不应当仅仅关注市场，还应该关注宪法和法令，关注社会价值观、政治行为准则、职业标准和公民利益。
政府责任问题极其复杂，但新公共管理都倾向于高度简化这个问题，即赋予行政官员较大的空间，让他们按企业家的方式行事，把效率、成本、回应性等方面问题诉诸市场力量。但实际上，行政官员受到并且应当受到一系列复杂的制度和标准的影响，包括公共利益、宪法和法律、政府的其他机构和其他层次、大众媒体、职业标准、社会价值观念和标准、形势因素、民主准则、公民等。公共行政官员与复杂的治理体系的所有各种竞争性规范、价值观与偏好之间相互影响。新公共服务理论意识到了这些责任的现实性和复杂性，承认在规范相互冲突和重叠的情况下，公共行政官员陷入了复杂的价值冲突之中，但认为官员不要独自做出这些决定，而要通过对话过程、中介组织、向公民授权和具有广泛基础的公民参与，让公民了解这些冲突和行为参数，以便使这些实际情况成为讨论过程的一部分。这样做不仅获得了现实的解决方案，同时也确立了公民权和责任。
(6)公共组织及其所参与的网络如果能在尊重所有人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和共同领导的过程来运作，它们最终就更有可能获得成功。
生产率改进、过程再造和绩效测量等是设计管理制度的重要工具。但如果不能同时充分地关注组织个体成员的价值观和利益的话，那种控制人们行为的理性企图最终将会失败。况且，即使这些管理和组织方法能够取得成效，它们也不会培养出负责任的、活跃的和热心公益的雇员或公民。如果期望公务员尊重公民，那么管理公共机构的人也应该尊重公务员。公共行政官员的工作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和复杂性，不能仅仅被视为渴求官僚工作的稳定性和结构的雇员，也不能仅仅被看做是市场的参与者。相反，公务员的动机和报酬不仅仅只是工资和稳定性的问题，他们希望能够改善其他人的生活。在为政府雇员和公民提供机会以巩固其公共服务动机和价值观并使其在此基础上采取行动方面，共同领导的观念是至关重要的。在新公共服务理论看来，共同领导、合作和授权成为组织内外的共同规范。共同领导关注组织和社区想要推进的那些目标、价值观和理想，它必须具备相互尊重、相互适应和相互支持的特征。正如伯恩斯所言，通过与人们共同工作而实施的领导改变着参与者，使他们的关注点转向更高层次的价值观。在此过程中，公民和雇员相似的公共服务动机都能得到承认、支持和回报。
(7)与企业家式的管理者视公共资金为己所有的行事方式相比，如果公务员和公民都致力于为社会做出有意义的贡献，那么公共利益就会得到更好的实现。
新公共服务理论明确提出，公共行政官员并不是其机构和项目的业务所有者，公共项目和公共资源并不属于他们。相反，作为公共资源的管家、公共组织的管理人、公民权和民主对话的促进者、社区参与的催化剂、街道层次的领导者，公共行政官员已经接受了服务于公民的职责。公共行政官员不仅必须共享权力、通过民众展开工作、作为中间人促成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且必须把他们在治理过程中的作用重新概括为负责任的参与者，而不是企业家。
从理论上来看，新公共服务理论针对传统模型和现今居于支配地位的管理主义模型提出了重要的、切实可行的替代性选择方案。这个替代方案建立在理论探索和实践革新的基础之上，从而形成了可以与其他类似模型相比较的标准模式。当理论家之间的争论仍将继续、行政实践家还在试验和发掘新的可能性时，已有的贡献将对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赫伯特·考夫曼(Herbert Kaufman)曾经指出：行政机构是为了在不同时期追求不同的价值观而得以组织和运作的。因此，把一个标准模式视为在任何时点上都普遍适用、而认为其他模式在这种普及的观点的背景下将发挥相对次要作用的做法将是比较有意义的。当前，新公共管理及其替代理论已经被建设成治理和公共行政领域中的主导范式。对民主社会公民权和公共利益的关注也没有完全丧失，它们只不过是处于从属地位而已。然而，在民主社会里，当思考治理制度时，对民主价值观的关注应该是极为重要的。效率和生产力等价值观不应丧失，但应当被置于民主、社区和公共利益这一更广泛的框架体系之中，未来的公共服务将以公民对话协商和公共利益为基础，并与后两者充分结合。

❷ 自我决定理论和公共服务动机理论的区别与联系

作为一种新的认知动机理论,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的自我决定理论获得回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显示答出强劲的生命力。自我决定理论强调人类行为的自我决定程度,认为社会环境可以通过支持自主、能力、归属三种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来增强人类的内部动机、促进外部动机的内化、促使人类健康成长。本文主要对自我决定理论的四个分支理论进行阐述,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

❸ 国内外财务造假研究的现状

随着社会经济以高速度发展，人们进行经济决策就需要更多更为准确的数据和信息，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所提供的各项财务指标是衡量企业发展状况的依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每个信息使用人的行为方向与资源配置动态都直接被财报的准确性所影响。如若较多上市企业出具虚假财务报告，或许会导致投资者作出错误决策而导致投资失败，如此一来便会严重消磨投资者的投资热情，扰乱证券市场秩序，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在财务舞弊更复杂、隐蔽性更强的新情况下，财务舞弊的识别和治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因此，系统深入探索企业舞弊的共性特征，防止企业舞弊以及降低审计失败率刻不容缓。
1.1.2 研究意义
本文研究以我国医药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特征与防治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着建设性的意义。一是有助于保障资本市场各种经济活动的有序进行。二是资本市场的稳定与完善程度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众所周知，资本市场疲软会造成经济颓势的恶性循环，证券投资者作为市场交易中的活跃分子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保护在投资市场中处于信息弱势的中小投资者，三是有助于营造公平的投资环境。有助于增强中小投资者投资信心，此外，还有助于审计监督水平的提高。财务舞弊特征给审计人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将审计过程中容易忽视的细节总结出来，并且将企业显示的各种特征信号联系起来，给注册会计师审计提供了便利。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1.2.1 国内文献综述
阎达五、王建英(2001)采用“十分法”将取得的 1996 至 1998 年统计样本中的资产收益率、应收账款周转率、盈利质量指标按数值大小进行排序，通过均值差异检验，得出财务舞弊企业所呈现的具体特征[1]。
章美珍(2002)将银广夏舞弊案例贯穿全文，从关联方、经营活动现金流出量、内部控制等几个方面阐述了企业舞弊的端倪，该案例分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 可参考性[2]。
耿建新、肖泽忠等(2002)运用案例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分析了亿安科技与银广夏的财务数据指标特征，随后又对 36 家盈余操纵公司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财务舞弊公司在舞弊前每股现金流量显著小于非舞弊公司[3]。
毛志宏、李荷和张星明(2006)通过选取上交所 2001 年-2004 被证监会处罚并披露57家 A 股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运用逻辑回归模型详细论证出了独立董事比例、独立董事年薪以及会议次数与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可能性是负相关的[4]。
罗秀珍(2012)从董事会治理角度对董事会构成、董事薪酬、审计委员会三方面进行展开论述，并辅以回归分析，验证了高层人事变动与董事会治理与财务舞弊相关性[5]。
方军雄(2003)选取1993至2004年十年间被证监会处罚的48家公司作为样本，将应收账款周转率、董事会专业人员数量、资产负债率、每股收益作为变量，采用二项 Logistic 回归方法发现舞弊公司与非舞弊公司在上述四个指标方面存在显著差异[6]。
阮锦勤(2003)运用逻辑回归模型论证了股权结构、股权集中度以及董事会特征与财务报告舞弊的关系，提出并证明监事会人员数量与企业财务舞弊的正向关系[7]。
岳殿民(2008)以 1997 至 2006 年被监督部门依法查处并曝光的 53 家公司并剔除数据不全、剔除证券行业种类公司得到 36 个舞弊样本，再选取没有舞弊行为的公司作为对照，综合运用逻辑分析模型得出了盈利能力特征与舞弊的关系[8]。
万东敏(2012)将 2003 至 2010 年制造行业的舞弊样本与经过 5 原则筛选的 27个参照样本纳入 Logistic 分析模型以及 T 检验，从企业内部结构、财务指标、审计意见等角度展开分析其与舞弊的相关性，具有较准确的识别率[9]。
张海燕将(2013)以2004年至2012年间被依法查处披露的44家舞弊上市公司与 44 家报表没有作假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 SPSS 软件分析 27 个自变量并进行 T 检验，采用逐步向后的方式进行剔除，避免多重共线情况，得出应收账款周转率和流动比率是区别财务报告舞弊的有效指标[10]。
谢晓燕、程富（2009）通过分析评价的性质和内容，指出我国现阶段对内部控制缺乏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通过国际比较，找出我国与国际发达国家内部控制评价体系中的差距[11]。
戴文涛、王茜、谭有超（2013）研究了影响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评价外部环境、主客体、设立目标、评价方法、规范等内容，并且提出一个完整的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概念框架[12]。

1.2.2 国外文献综述
国外早期将企业财务舞弊的特征研究称为“企业舞弊红旗”研究，通过对舞弊企业进行归类分析，得出财务报告舞弊企业在某些方面存在共性特征，将这些共性特征定义为会计舞弊“红旗”，一旦发现一个企业具有“红旗”中的近似现象，便可以对其进行舞弊风险防控检查[13]。Albrecht 和 Romney(1986)采用问卷调查与归纳研究方法，发现公司管理人员个人能力、文化素质高低与公司报表是否作假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14]。
Beasley(1996)通过对舞弊公司的分析发现独立董事比重、董事会审计人员比例、会议次数可以纳入舞弊公司预警信号中来[15-16]。
Summers 与 Sweeney(1998)从舞弊三因素理论入手，采用案例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上市公司舞弊手段进行分析，发现大型上市集团公司大多采用关联方关系弄虚作假的方式，通过伪造、变造虚假买卖合同等手段作高收入，利润自然也增加。研究还指出隐藏内部关联方交易事项，也是企业财务报告舞弊的常见现象[17]。
Abbott Parker 与 Peters(2002)运用案例剖析，通过正反例子对比说明治理层结构设置对预防财务舞弊的重要性，再一次强调了建立审计委员会的必要性，在研究中也指出内部机构审计专业性较弱也容易滋生财务舞弊，应合理安排董事会人员，增加财务或审计相关专业人才，面对公司重大财务决策可以着重听取其有益建议[18]。
Doumpos(2005)在对公司财务舞弊研究时把本国 57 家公司作为取样对象，从这 57 个样本中分别获得资产、负债、收入费用、利润等数据计算负债率、销售净利率、资产周转率将得到的指标带入回归模型，经过检验分析得出总资产周转率在辨别企业是否存在舞弊行为方面具有显著性[19]。
1.2.3 文献评述
财务舞弊自企业成立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从最初单业务造假到各个报表联动造假愈演愈烈，因此关于财务舞弊的手段、特征以及对策的国内外文献研究也较多。已有文献中，实证过程中只将能够量化的财务比率作为研究变量，研究变量类别较为单一，因此得出的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有待商榷。在分析财务舞弊的具体特征方面，对于企业发生财务舞弊时宏观环境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特征并没有论证，本文将财务舞弊的宏观环境特征与微观特征相结合，全面分析财务舞弊特征。研究领域偏窄。现存的文献研究大多是财务舞弊特征与识别，如若能将财务舞弊的特征识别与计算技术结合，不仅能够弥补研究上的不足，而且也能极大的提高该研究的实用性以及操作性。
1.3 研究方法及框架
1.3.1 研究框架
本文一共六章。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阐述了该课题研究背景和意义，回顾关于财务舞弊案例的文献，说明研究方法和框架。第二章阐述财有关务财务舞弊的定义及中医药企业发展现状及趋势。第三章从医药行业角度出发分析了行业的财务舞弊成因、特征以及影响。第四章以新华制药为例，利用新华制药财务舞弊案例资料探讨新华制药财务舞弊的成因。第五章提出抑制财务舞弊的措施。第六章概括全文，得出结论。

❹ 灯塔经济学的灯塔制度

英国建造和维修灯塔的机构是领港公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北方灯塔委员会（在苏格兰）和爱尔兰灯塔委员会（在爱尔兰）。这些机构的开支由通用灯塔基金拨出。这项基金的收入来源是由船主缴纳的灯塔税。灯塔税的缴纳和报表管理由领港公会负责（在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均可缴纳），而具体的征税由港口的税务局完成。从灯塔税得来的钱属于通用灯塔基金，由商业部控制。灯塔机构向通用灯塔基金领取它们的开支。
商业部和各灯塔机构的关系有些类似于财政部和英国政府部门的关系。这些机构的预算必须经商业部批准。三个机构的预算方案必须在圣诞节期间提交给商业部，而且需要每年在伦敦召开的灯塔大会上加以审议。除了这三个灯塔机构和商业部外，出席大会的还有灯塔咨询委员会——即代表船主、水险商和货运者的船运协会（一个商业协会）的委员会——的成员。灯塔咨询委员会尽管没有法定的权力，然而在讨论过程中却起着重要的作用。灯塔机构在制定预算时，商业部在决定是否通过预算时都要考虑它的意见。灯塔税的标准由商业部决定，以使在某一年限内的税收收入足够维持支出。但是在制定工作规划和改变原有安排时，大会的参加者，特别是灯塔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必须考虑新的工作规划和改变原有安排对灯塔税标准的影响。
征收灯塔税的根据在1898年颁布的商业船运（商业船舶基金）法的第二细目表中有说明。虽然后来理事会条例对灯塔税标准及其中的某些方面作了修改，目前的征税结构基本上是1898年确定的。对于在英国到港或离港的一切船只，每个航次每吨的纳税标准有极大的不同。“内航”船只一年内10个航次之后就不再缴纳灯塔税。“外航”船只6个航次之后就不再纳税。这两类船只的收税标准不同，如果船的体积相同，“内航”船只10个航次所缴纳的税额近似等于“外航”船只6个航次所缴纳的。某些船只每吨纳税率比较低，如超过100吨的帆船及巡航船。拖船和游艇按年纳税而不是按航次纳税。而且，有些船只可免缴灯塔税：属于英国或外国政府的船只（运载货物或乘客的除外），渔船，底卸式船和挖泥船，小于100吨的帆船（游艇除外），小于20吨的所有船只（包括游艇），只装底货的、等待燃料煤的、装补给品的和避免海险的船只（拖船和游艇除外）。所有这些条例都有限制条件，但它们足以说明条例的性质。
目前的情况是，英国灯塔服务的支出由通用灯塔基金拨出，该基金的收入来源于灯塔税。基金除用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灯塔开支外，还用于某些殖民地的灯塔维修和建造、清除残骸的支出，虽然这只占总支出的很小一部分。灯塔也有一部分开支不是由基金拨出的。如果“地方性的灯塔”只使某些使用特定港口的船只受益，它的建造和维修开支就不由基金支出，基金被限于通常为了“一般航行”的灯塔的财政开支。“地方性的灯塔”的支出通常由港务局拨款，由港口税弥补。
英国灯塔制度的演变历史
穆勒在1848年的著作和西奇威克在1883年的著作中，就他们心目中存在的英国灯塔制度而言，他们肯定想到的是早期的情况。为了理解穆勒和西奇威克，首先应该了解19世纪英国灯塔制度的一些情况和它的演变方式。然而，研究英国灯塔制度的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穆勒和西奇威克，而且能够帮助我们开阔眼界，了解提供灯塔服务的各种可资利用的制度安排。在讨论英国灯塔服务的历史时，我仅限于英格兰和威尔士，因为这两地的灯塔制度是穆勒和西奇威克最为熟悉的。
英格兰和威尔士主要的灯塔机构是领港公会。它也是英国最主要的领港机构。它经营疗养院，为海员及其妻子、寡妇、孤儿管理慈善基金。它还负有许多职责，例如，检修“地方性的灯塔”，为法庭的海事案例听证会提供海事顾问和领港船长。它是包括伦敦港务局在内的港口委员会的成员。领港公会的成员在许多委员会 (包括政府委员会)中供职，处理海运事务。
领港公会是一种古老的制度。它大概是从中世纪经海员行会演变而来的。1513年，一份要求成立行会的请愿书提交给亨利八世，1514年颁发了许可证书。证书赋予领港公会以领港管理权。这一权力和慈善事业在许多年中一直是领港公会最主要的工作。直到很久以后，它才考虑到灯塔本身。
17世纪以前，英国几乎没有灯塔，即使到18世纪灯塔也并不多见。然而，确实存在各式各样的航标。大多数标志设在岸上，并非特意用于导航的。这些标志包括教堂和尖塔、房屋和树丛等。浮标和信标也作导航之用。哈里斯解释说，信标并不是灯塔，而是“立在岸边或海滩上，或许是顶端装有老式笼的柱子”。16世纪初，航标的管理和信标的提供由海军大臣负责。为了提供浮标和信标，他指派代表向受益于这些航标的船只收费。1566年，领港公会被赋予提供和管理航标的权力。它们也负责监督私人航标的管理。例如，一个不经允许就砍伐作为航标的树丛的人将被责以“假公济私”的罪名，“并将被处以100英镑的罚款（罚款收入由国王和领港公会平分）。1566年的法令在是否给予领港公会在水面上设置航标的权力的问题上似乎还存有疑虑。这一疑虑在1594年被消除了，当时，海军大臣将浮标和信标的管理权转给港领公会。这些工作实际上是如何进行的并不清楚，因为1594年以后海军大臣继续负责管理浮标和信标，但后来领港公会在这些领域内的权威似乎被承认了。
17世纪初，领港公会在卡斯特和洛威斯托夫特设置了灯塔。但是直到该世经末，它才建造了另一座灯塔。同时，私人也在建造灯塔。哈里斯写道：“伊丽莎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那些公共工程的拥护者表面上是为了公共福利，但实际上却是为了谋私利。灯塔也没有逃脱他们的注意。”后来他写道：“洛威斯托夫特的灯塔完工之后，领港公会的会员就心满意足不再干了……。1614年2月，300名船长、船主和渔民请求他们在温特托立一座灯塔，他们好像什么也没干。对这类请求充耳不闻，不仅动摇了行会的信心，而且既然存在着赢利的前景，所以这等于邀请私人投机者插手。不久他们就这样做了。”1610—1675年间，领港公会没有建造一座灯塔，而私人建造的至少有10座。当然，私人建造灯塔的要求使领港公会很为难。一方面，领港公会希望自己成为建造灯塔的唯一的权威机构；另一方面，它又不愿意用自己的钱建造灯塔。因此，它反对私人建造灯塔的努力。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没有成功。哈里斯评论道：“灯塔建造者是这一时期投机者的典型代表。他们主要不是出于公共服务的动机。……爱德华·科克爵士1621年在国会上的演讲对此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像船工一类的工程建设者表面一套，实际另一套：他们声称是为了公共福利，其实是为了个人。’”困难之处在于，出于公共服务动机的人没有建造一座灯塔。正如哈里斯后来写到的：“应该承认，灯塔建造者的最初动机是个人利益，但至少他们能完成建造灯塔的任务。”
私人避免侵犯领港公会法定权力的办法是从国王那里获得专利权。国王允许他们建造灯塔和向受益于灯塔的船只收取使用费。具体的做法是由船主和货运主递交一份请愿书，声称他们将从灯塔获得极大的好处并愿意支付使用费。我认为，签名是通过正常渠道征集的，而且毫无疑问，它们代表了人们的心里话。国王有时可能授权他们使用专利权以作为他们为他效劳的回报。后来，经营灯塔和征收使用费的权力由国会通过法令授予个人。
灯塔使用费由所在港口的代理者（它可能代理几座灯塔）收取，这种代理者可以是个人，但通常是海关官员。每座灯塔的使用费是不同的。船只每经过一座灯塔，就根据船只的大小缴纳使用费。每个航次每吨收费比率有一个通常的标准（如1/4或1/2便士）。后来，刊载有不同航程所要经过的灯塔相应收费标准的名册发行了。
同时，领港公会实行了一项既能保住权力又能保住钱财（甚至可能博研联盟）的政策。领港公会申请经营灯塔的专利权，后向那些愿意自己出资建造灯塔的私人出租，并收取租金。私人租借的先决条件是保证进行合作而不与领港公会作对。
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建造和重建坐落在普利第斯海岸14英里礁石上的或许是英国最著名的伊迪斯通灯塔。D·阿兰·史蒂文森评论道：“1759年在灯塔史上写下了最富戏剧性的一章：为了抵御海浪的冲击，建造者们表现了高度的事业心、才干和勇气。”1665年，英国海军大臣收到一份要求在伊迪斯通礁石上建造灯塔的请愿书。领港公会评论道：这虽然值得，“但几乎是不可能的”。私人企业编年史作者塞绍尔·斯迈尔斯写道：“……以前，任何一个胆大包天的私人冒险家都不在伊迪斯通礁石上建造灯塔，那里的海面上连石头影子都看不到，连一小块可以站立的地方都没有。”1692年，沃尔特·怀特菲尔德提出一项建议，领港公会和他达成一项协议。协议规定：他建造灯塔，领港公会分享一半利润。然而，怀特菲尔德却没有着手这项工程。他将他的权利转让给亨利·温斯坦利，后者在1696年与领港公会谈判后达成一项协议。协议规定：他得头五年的利润，以后50年领港公会分享一半利润。温斯坦利造了一座灯塔，后来又造了一座来代替它。灯塔于1699年完工。然而，1703年的一场大风暴把灯塔冲走了。温斯坦利、灯塔管理员和他手下的一些工作人员都送了命。那时这座灯塔的总造价为 8000英镑（全部由温斯坦利负担），收入为4000英镑。政府给予温斯坦利的遗孀200英镑的抚恤金和每年100英镑的养老金。如果灯塔必须由具有公益心的人来建造，那么在伊迪斯通礁石上将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灯塔。但是，私人利益又一次占了上风。有两个人，洛维特和拉迪亚德决定再造一座。领港公会援引国会法令赋予的重建和收费的权力，同意向新的建造者出租这一权力，而且条件比温斯坦利优惠——租期为99年，每年租金为100英镑，全部利润归建造者。灯塔于1709年竣工，它一直工作到1755年才毁于一场大火。租约还有50年才到期。灯塔的权利转入他人之手。新的所有者们决定进行重建，他们邀请了当时最伟大的工程师约翰·斯米顿。他决定全部用石头建造，而以前的灯塔是木结构的。灯塔于1759年建成。它一直工作到1882年才被一座领港公会新建的灯塔所代替。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19世纪初的情况，就可以理解私人和私人组织在英国的灯塔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1843年灯塔委员会在它的报告中声称，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有42座灯塔(包括浮动灯塔)属于领港公会；3座灯塔由领港公会出租给个人；7座灯塔由国王出租给个人；有4座灯塔是起初根据专利权后来根据国会法令属于私人业主。也就是说，在总共56座灯塔中，有14座由私人或私人组织经营。在1820一1834年间，领港公会建造了9座新的灯塔，购买了5个租给个人的灯塔（除了那9座新建的灯塔之外，又在伯恩汉新建了2座灯塔以替代1座买回的灯塔），购买了3座属格林威治医院所有的灯塔（它们是约翰·梅尔德伦爵士在1634年左右建造的，后根据他1719年的遗嘱赠送给格林威治医院）。1820年的情况是，24座灯塔由领港公会经营，22座由私人或私人组织经营。但领港公会的许多灯塔原先不是由他们建造的，而是通过购买或租约到期而得到的（伊迪斯通灯塔就是一个例子，租约于1840年到期）。1820年24座由领港公会经营的灯塔中，12座灯塔是租约到期的结果，1座是1816年由切斯特理事会转让的。所以，1820年46座灯塔中只有11座是领港公会建造的，而34座是由私人建造。
由于领港公会的主要建塔活动开始于18世纪末，因此在早期，私人灯塔的地位甚至更为重要。关于1786年的情形，D．A．史蒂文森写道：“很难评价领港公会对当时英国海岸灯塔的态度。根据它的行动而不是它的主张来判断，行会建造灯塔的决心从来都不是很坚决的：1806年以前，只要有可能，它就把建造灯塔的权利租让给承租人。在1786年，它控制着四个地方的灯塔：卡斯特和洛威斯托夫特（这两处用地方性的浮标使用税来管理），温特森和西西里（行会在这两处立塔是为了阻止个人利用国王专利权收取使用费谋利”）。
然而，至1834年，正如我们所见，领港公会经营着总共56座灯塔中的42座。那时，议会强烈支持领港公会购买私人灯塔的建议。这项建议由下议院小型特别委员会于1822年提出。不久，领港公会开始购买某些私人灯塔。1836年，议会的法令把英国所有的灯塔授予领港公会，领港公会有权购买剩留在私人手中的灯塔。这一工作到1842年完成。从那以后，除“地方性的灯塔”外，在英国不再有属于私人所有的灯塔了。
1823—1832年间，领港公会花费了74，000英镑购买了向弗拉索尔姆、费尔思斯、伯恩汉、北福雷兰兹和南福雷兰兹地方出租的灯塔。1836年法令公布之后，购买剩余的私人灯塔花费了近1，200，000英镑，其中大笔费用是用来购买斯莫尔斯灯塔（租约还有41年到期）和其他三座灯塔：蒂玛茅斯、斯伯思和斯克略斯（根据议会法令，它的租约还没有到期）。购买这4座灯塔的费用为：斯莫尔斯，170，000英镑；蒂玛茅斯，125，000英镑；斯伯恩，330，000英镑；斯克略斯，445，000英镑。这些费用的数目极大：购买斯克略斯的445，000英镑等于（根据权威机构的估计）今天的 700—1000万美元，而它可能产生的收益比今天要高得多（因为税收水平较低）。因此，我们发现这些人不仅——用萨缪尔森的话来说——“靠经营灯塔而发了一笔大财”，而且确实很成功。
从《下议院小型特别委员会1834年报告》中可以了解到支持领港公会集中管理一切灯塔的理由：
本委员会吃惊地获悉，灯塔建造在英国各地属于完全不同的系统。管理机构不同，灯塔税率和税额不同，征收的原则也不同。本委员会发现，灯塔建造这项对英国海军和商业至关重要的事业，不是在政府的直接监督下进行，由统一部门领导，由富有责任心和远见卓识、并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和最节约的计划保证航运安全的人民公仆管理，而是放任自流，那灯塔只能在海难之后，应地方的要求，慢吞吞地建造起来。所有这些或许可以看作是我们伟大国家的耻辱。过去以至现在，灯塔的建造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向国家贸易征税的手段，为了少数几个人的利益，他们正享受着国家给他们的这种特权。
本委员会认为，在任何时候，不必要地向我国的任何产业部门征税都是不合理的。向航运业征税尤其不合理，因为这使它和其他国家的航运业进行不平等竞争时处于很不利的地位。本委员会议为，航运业应免掉向其公开征收的不必要的每种地方税和不公平税。
因此，本委员会强烈建议，在任何情况下，灯塔税应该降到与管理现有的灯塔和浮动灯塔，或建造和管理国家商业和航运所必需的新灯塔相适应的最低限度。
管理当局无视各独立机构持续不断地攫取大量收入（与上述的原则相反）；他们名义上是收取灯塔税，支付管理灯塔的费用，实际上是为少数几个人谋私利，以达到那些在建造灯塔时不曾考虑到的目的。对此，本委员会不得不表示遗憾。本委员会特别反对重订出租某些灯塔契约的做法。12年来，下议院小型特别委员会一直呼吁议院对这一问题加以注意……
虽然这一报告特别强调现有管理的不合理之处，认为某些私人灯塔管理不善，但是可以肯定，坚持将灯塔统一由领港公会管理的主要理由是认为这样做会降低灯塔税。当然，这种建议认为灯塔的开支应由国库支出，这将导致废除灯塔税。但这办不到。在这里，我们对此不作讨论。
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由领港公会统一管理灯塔就能降低灯塔税。这种观点可以在互补垄断理论中找到某些依据，然而古诺到1838年才发表他的分析著作，所以它不会影响这些关心英国灯塔的人们的观点，尽管他们比经济学家更快地认识到古诺的分析著作的重要性。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统一管理能使灯塔税有任何下降。因为要向灯塔的前所有者提供补偿，就需要一笔和以前同样数目的款项。正如领港公会所指出的，由于“作为借款偿还的担保，灯塔税就被抵押了出去，……在债务还清之前，灯塔税不能废除”。实际上，在1848年贷款清偿之后，灯塔税也没有降低。
另一个降低灯塔税的方法是领港公会放弃经营自己所有的灯塔所得的净收入。这笔钱当然用于慈善事业，主要用来资助退休的海员、他们的寡妇和孤儿。灯塔税的这种用途在1822年和1834年受到议会委员会的反对。1834年委员会特别提到救济院扶养着142人。有8431个男人、女人和小孩领到年金36先令至30英镑的资助。它建议正在接受养老金的人继续接受，直到去世为止，但不增加新的名额，然而实际上却没有这样做。
1853年，政府提议灯塔税不要再用于慈善事业，领港公会在向国王提交的报告中声称，这项收益是它的财产，这和私人业主的灯塔的情况是一样的（而私人业主由此得到了补偿）：
国王和立法机构过去一直通过特许状把灯塔的管理权委托给领港公会。特许状没有在任何方面改变作为私人行会的法人团体的法律地位，除了它必须管理灯塔作为获此特权的条件。行会的法律地位在国王和公众看来与灯塔税和其他特权（例如市场、港口和集市等）授予个人的法律地位没有差别。认为行会负有把灯塔税降低到管理费用——包括或不包括建造的成本——的永久的法律责任而无用于其他用途的观点，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而且是不合法律的。如果在颁布特许状时灯塔税是合理的，那么它将继续有效，尽管由于船运的增加，灯塔税将产生利润。特许状仍是有效的。在这里，国王是为了大众的利益，如果那时是合理的，以后则不可撤回。……行会对它们所建造灯塔的所有权与私人业主的所有权同样有效……而且，将收益的一部分用于慈善事业，使行会的权利至少与私人的权利同样值得考虑。……属于领港公会的灯塔和灯塔税，就行会的目的而言，在严格的意义上，是它们用于这些目的的财产。……政府的建议似乎主张这一大笔财产应该给船主，除管理灯塔的开支外其他一概不收。它看似行会的慈善之举，其实却是财产的转让，而这财产是为了死去的船长和海员的利益，为了他们的家庭，对船主们来说是财产的遗赠品。
这份报告提交给贸易委员会，贸易委员会严厉地批评了领港公会的意见：
上议院议员们丝毫不怀疑领港公会声称属于它所有的财产的权利。但是，……行会的情况与个人的情况存在着这样一个差别：行会拥有财产必须，至少就灯塔税而言，是为了大众的利益。因此必须考虑到公共政策的实际情况。议员们不认为为了公共目的的减税违反财产原则，其中没有任何既得利益者分享税收收入。它向国王陛下某一阶层的臣民征税，而这个阶层却没有得到任何适当好处作为回报（任何超过管理灯塔的必要支出的灯塔税就属于这种税）。这种减税不仅没有违反财产原则，而且是最公正、最有益的。议员们不认为用灯塔的剩余收入资助穷海员和他们的家属有任何既得利益的动机，因为个人特权得以保全的既得利益的本质是大家和法律所熟知的。议员们真诚地对已经发放的养老金或其他福利工作不进行丝毫干涉。他们认为不把现在任何人都无权得到的权利给予新的个人，根据公共政策的理由，并不是公正的……议员们认为，灯塔管理费应由灯塔使用费支付。用前一代人为了保护船只避免触礁而缴纳的收入建造的灯塔应该是今天在英国海岸航行的人们的自然而公正的遗产。他们应该自由地享有环境所能允许的尽可能低的收费标准，其他的任何考虑都不应该成为问题。
灯塔税用于慈善事业的做法于1853年停止。结果，这使灯塔税的降低成为可能，价格更接近边际成本，而且无数默默无闻的海员和他们的家属的待遇变得更糟。而我们发现，由领港公会统一管理所有的灯塔并不一定会带来这一后果。
这种变化是1853年调整的一部分，这一调整就是设立商业海洋基金。灯塔税（和一定数量的其他款项）提供给该基金，该基金用于经营灯塔的支出和其他涉及航运的开支。1898年，这一制度又有所变化，即取消了商业海洋基金，设立通用灯塔基金。这项基金全部由灯塔税提供，它仅用于灯塔服务的管理。同时，计算灯塔税的制度也简化了。每个航次的纳税不再像以前那样根据船只经过能够获益的灯塔的数目而定。1898年所确定的基本上就是第二节中描述的筹资和管理制度。当然，细节上稍有变动，但制度的基本特征自1898年以来一直保留了下来。
结论
英国灯塔制度的概况及其演变表明，从穆勒、西奇威克和庇古的论述中所得到的结论有很大的局限性。穆勒似乎认为，假如类似英国灯塔的筹资和管理制度这类事物没有建立起来，那么灯塔的私人管理是不可能的（大多数现代读者可能并不是这样理解他的）。西奇威克和庇古认为，假如存在受益于灯塔而却不能向其收费的船只，那么政府就必须加以干预。然而，受益于英国灯塔却没有缴纳使用费的船只主要是那些不在英国港口停靠而由外国船主管理的船只。在这种情况下，不清楚所需要的政府行动的性质是什么，也不清楚政府应该如何行动。例如，尽管俄国、挪威、德国和法国政府的船只并没有在英国停泊，这些政府是否必须缴纳使用费？或者是否必须支付给英国通用灯塔基金一笔税款？或者还是由英国政府拿出部分税收支付给灯塔基金以弥补外国政府没能缴纳的缺额？
文中有关英国灯塔制度的论述只是揭示了某种可能性。早期的历史表明，与许多经济学家的信念相反，灯塔的服务可以由私人提供。那时，船主和货运主可以向国王申请允许私人建造灯塔并向受益的船只收取（规定的）使用费。灯塔由私人建造、管理、筹资和所有。他们可以立遗嘱出卖和处置灯塔。政府的作用局限于灯塔的产权的确定与行使方面。使用费由灯塔的代理人收取。产权执行问题对他们与对向船主提供货物和劳务的供给者并无二致。产权只有在其调节使用费价格这一点上起着异乎寻常的作用。
后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灯塔委托给领港公会，一个对公众负责的私人组织，但费用继续由船只的灯塔使用费支付。萨缪尔森所热衷的制度——由政府从普通税中筹措资金，从来没有在英国实行过。这种政府筹资的制度并不一定要排除私人企业建造和管理灯塔，但它似乎不允许私人拥有灯塔（除非是很小的形式），这与持续到19世纪30年代末的英国的体制有很大的出入。

❺ 2202《行政管理学》期末复习指导

管理学----名词解释
管理: 在特定环境下，对组织所拥有的资源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以便达到既定的组织目标的过程。
管理职能：计划、组织、领导、控制
计划：确定组织在未来某个时期内的活动方向和目标、制定业务决策、编制行动计划
组织：设计组织、人员配备、组织变革
领导：指导、协调、激励下属，解决冲突
控制：工作绩效、发现偏差、采取矫正措施
效率：只涉及活动的方式，与资源利用相关，只有高低之分而无好坏之分
效果：涉及活动的目标及结果，不仅有高低之分，而且可以在好坏两个方向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别。
管理者角色类别：（人际关系）挂名领导、联络者、领导者，（信息传递）信息监听者、传播者、发言人，（决策制定）企业家、故障处理者、资源分配者、谈判者
管理技能：技术技能、人际技能、概念技能
技术技能：只使用某一专业领域内有关的工作程序、技术和知识完成组织任务的能力
人际技能：指与处理人事关系有关的技能或者说是与组织内外的人打交道的能力
概念技能：指能够洞察企业与环境相互影响的复杂性，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判断、抽象、概括并迅速正确判断的能力（注：由低向高）
管理者类型：高层管理者、中层管理者、基层管理者
管理环境：宏观环境（一般）---政治+社会+经济+技术+自然、微观环境（具体）---现有竞争对手研究+潜在竞争对手+替代品生产厂家分析+用户研究+供应商研究、组织内部环境---SWOT
SWOT分析：机会、威胁、优势、劣势分析法的简称（1把内外部环境有机结合起来，进而帮助人们认识和把握内外部环境的动态关系，及时地调整组织经营策略2使用二维平面矩阵，直观而简单3是人们辩证思考问题4可组成多种行动方案供人们选择）
科学管理理论：提出者：弗雷德里克 温斯洛 泰罗
主要内容：中心问题是提高效率；挑选第一流的工人；标准化操作方法；计件工资报酬制度；工人和雇主互利合作；计划职能同执行分开，实行科学工作法；职能工长制；组织机构的管理控制上实行例外原则
主要代表人物：卡尔 乔治 巴斯；亨利 甘特；哈林顿 埃默森
管理组织理论：法约尔（管理过程之父）：《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
14条管理原则：分工、职权与职责、纪律、统一指挥、统一领导、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个人报酬、集中化、等级链、秩序、公正、保持人员的稳定、首创精神、团结精神
韦伯：（行政组织体系理论）理想化
行为科学理论：梅奥：（霍桑试验）四阶段：工场照明试验、继电器装配室试验、大规模的访问与调查、接线板接线工作室试验
创新处：工人是社会人；企业存在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提高职工满足度实现提高效率的目的
第二章
决策：指组织或个人为了实现某种目标而对未来一定时期内有关活动的方向、内容及方式的选择和调整过程
群体决策：组织整体或组织的某个部分对未来一定时期的活动所做的选择或调整（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法、名义群体法、电子会议）
优点：科学性、产生更多的方案、容易得到普遍的认同、提高合法性
缺点：消耗时间、速度效率低、少数人统治、屈从压力、责任不清
个体决策：指个人在参加组织活动中的各种决策（个体与群体优缺点互补）
德尔菲法：利：匿名性、量化收敛性、反馈性;弊：耗时间
程序化决策：指那些例行的、按照一定的频率或间隔重复进行的决策
优：节约时间和精力 弊：限制决策者的自由
非程序化决策：指那些非例行的、很少重复出现的决策
确定型决策：指决策过程的结果完全由决策者所采取的行动决定的一类问题，它可采用最优化、动态规划等方法解决（应具备的条件：明确目标、自然状态、行动方案、计算损益值）
不确定型决策：指决策人无法确定未来德中自然状态发生概率的决策（等可能性法、保守法、冒险法、乐观系数法、最小最大后悔值法）
组织文化：组织的指导思想、经营理念和工作作风，包括价值观念、行业标准、道德规范、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典礼仪式、管理制度以及企业形象
决策的影响因素：环境、过去决策、决策者对风险的态度、组织文化、时间、伦理
计划的作用：管理者指挥的依据、降低风险掌握主动的手段、减少浪费提高效益的方法、管理者进行控制的标准
滚动计划法：用来编制和调整长期计划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它对促进长、中、短期计划衔接是十分有效
目标管理：一种鼓励创新，防止工作中出现互相出现矛盾的目标或根本没有目标的管理方法
重点：让组织中的各层管理人员都与各自的下属围绕着下属的工作目标以及如何
完成这些目标进行充分的沟通
具体方法：目标设置阶段（最高管理部门提出组织的预定目标+进行有关组织+人事决策+确定下属目标+目标的平衡与调整+目标体系的调整和确立）
目标实施阶段（授权下级部门+加强交流领导+不定期检查）
总结和评估阶段
优点：改善管理工作、组织明晰化、鼓励员工用于承诺和自我实现、形成有效的控制、良好的整体性
缺点：目标难易制定、强调短期目标、费时间
必要条件：推行目标管理要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和科学管理基础
主管人员积极参与、协调和授权
有效的前景调查和计划活动
目标管理要逐步推行、长期坚持
第三章
组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而组成的有机整体
组织系统的四要素：目标和宗旨、人员与职务、职责与职权、协调
组织工作：维持与变革组织结构、使组织发挥作用、完成组织目标的过程
组织工作的过程：明确实现组织目标所需的各种活动，并对之进行分类（职位与岗位设计问题）；组合各种活动，形成管理部门或单位（组织结构类型）；职权授予各个管理者（职权配置）；人员配备或人力资源管理；从纵横两个方面对组织结构进行协调和整合
组织设计的任务：建立组织结构和明确组织内部的相互关系，提供组织结构图和职务说明书
组织设计的依据：战略、环境、技术、组织规模与所处的发展阶段（创业+职能发展+分权+参谋激增+再集权）
组织设计的基本原则：因事设职与因人设职相结合、权责对等、目标统一
组织设计最基础工作：职务设计与分析（植物设计四阶段：专业化、扩大化、丰富化、团队）
组织的管理层次受组织规模和管理幅度的影响
影响管理幅度的因素：主管人员与其下属双方的素质与能力；工作内容与性质；工作条件；工作环境
部门定义：组织中管理人员为完成规定的任务有权管辖的一个特定的领域
部门划分的目的：确定组织中各项任务的分配与责任的归属，分工合理、权责分明，有效地达到组织的目标
部门划分的方法：人数、时间、职能、地区、产品、顾客、技术活设备
组织结构的类型：直线型组织结构、职能型组织结构、矩阵型组织结构、多维立体型组织结构、直线职能型组织结构、事业部制组织结构
直线职能型组织结构：特点-自己职权范围内有决定权，对所属下级的工作进行指挥和命令，并负全部责任，职能部门和人员只是参谋，对下级提供建议和业务指导，没有指挥命令的权力
优点-保证集中统一指挥，又能发挥各种专家业务管理的作用，只能高度集中、职责清楚、秩序井然、工作效率较高，整个组织有较高稳定性
缺点-下级部门主动性积极性发挥受到限制；各成体系没有横向沟通联系，工作易重复；参谋与直线部门目标不一致易造成矛盾；组织系统适应性较差，缺乏弹性；增加管理费用
事业部制组织结构：特点-集中决策，分散经营，即组织最高层集中决策，事业部独立经营
优点：组织最高层摆脱具体的日常事务，有利于集中精力作好战略决策和长远规划；责权利划分明确，易调动员工积极性，提高管理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有利于培养管理人才
缺点：机构重复，人员浪费；独立经营，人员交换支援度差；事业部之间易造成竞争，发生内耗；架空领导
采用的基本条件：按专业化原则划分事业部，并确保各自的独立性；事业部之间相互依存；保持控制适当的竞争；具备管理各事业部的经济机制，避免单纯使用行政手段；良好的外部环境
人员配备：利用合格的人力资源对组织结构中的职位进行不断填充的过程
工作程序：确定人员需要量，选配人员，考核及评价，制订和实施人员培养计划
人员配备的原则：因事择人、因才施用、动态平衡
管理人员的来源：内部提升：优点-有利于对选聘对象的全面了解，以保证选聘工作的正确性；有利于被聘者迅速展开工作；有利于鼓舞士气，调动积极性；组织对成员的培训得到回报，获得比当初投资更多的培训投资效益
缺点-内部人才质与量无法满足发展需求，将会只去获得一流人才的机会；近亲繁殖，无创新；大体能力相当的情况会使没有受提拔的人受挫
外聘：优点-有利于招到第一流的管理人才；避免近亲繁殖，带来创新；可避免不受提拔人员的积极性受挫，避免组织不团结，节约培训的经费和时间
缺点：组织内部员工的士气积极性受到影响；应聘者对组织的历史现状不了解，不能迅速展开工作；重学历、文凭、资质等导致应聘者失望
组织管理人员身份类别：直线主管+参谋主管（参谋关系伴随直线关系而产生的）
直线：一种命令与指挥的关系，是上级指挥下级，有决策与行动的权力
参谋：一种服务和协助的关系，方便直线主管的工作，有思考、筹划建议的权力
区分两者的标准：分析不同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在组织目标实现中的作用
正确发挥参谋的作用：明确职权关系；授予必要的职能权力；向参谋人员提供必要的条件；
过分集权的弊端：降低决策的质量；降低组织的适应能力；降低组织成员的工作热情
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突出区别表现：是否是程序化的和其目的的不同
非正式组织的积极作用：可以满足员工的需要；易于产生和加强合作的精神；帮助正式组织起到一定的培训作用；规范成员的行为；正式信息通道的补充
非正式组织可能造成的危害：扩大抵触情绪；舒服成员的个人发展；发展组织惰性
委员会管理的优点：集思广益、协调作用、避免权力过于集中、激发主管人员的积极性、加强沟通联络
委员会管理的局限性:时效较差；决策妥协；权责分离
怎样科学运用委员会管理：职权和范围要科学；规模要适当；成员要选择；主席要发挥好作用
组织变革的动力：全球经济一体化；知识经济社会到来；消费市场对企业的挑战更直观；企业竞争优势的新来源
组织变革的关键因素：个体（习惯、安全、经济因素、对未知的恐惧、选择性信息加工）；
组织（结构惯性、变革点、群体惯性、已有的专业知识、已有的权力关系、已有的资源分配）
虚拟组织-定义:当市场出现新机遇时，具有不同资源与优势的企业/组织未来共同开拓市场，共同对付其他的竞争者而组织的、建立在信息网络基础上的组织形态
-特点：传统的企业/组织界限模糊化；流动性、灵活性；建立在当今发达的信息网络基础之上的组织合作；运用并行工程（非串行）；技术上占优势；可看成企业/组织网络
-优越性：跨越空间限制；超越工作时间限制；速度优势；成本优势
组织文化：在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条件下，组织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并逐步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共同思想、作风、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组织文化的基本要素：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企业形象
组织文化的作用：自我凝聚、自我改造、自我调控、自我完善、自我延续、激励功能、辐射功能
组织文化作用机制的特点：评价性、自然性、个体性
组织文化建设应抓好的环节：科学地确定组织文化的内容；宣传倡导，贯彻落实；积极强化，持之以恒
学习型组织-定义：指通过培养弥漫于整个组织的学习气氛、充分发挥员工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有机的、高度柔性的、扁平的、符合人性的、能持续发展的组织
-特征：拥有一个共同的愿景；多个创造性个体组成；善于不断学习；扁平式结构；自主管理；领导者的新角色
-意义：解决传统企业组织的缺陷；为组织创新提供了一种操作性比较强的技术手段；理论解决企业生命活力问题
第四章
领导-定义：激励、引导和影响个人或组织，在一定的条件下，实现组织目标的行动过程
-作用：指挥、激励、协调、沟通
-权力构成：法定权（担任的职务）、强制权（下级的恐惧感）、奖励权、专长权、个人影响权
人性假设：“经济人”假设（X理论）；“社会人”假设(霍桑实验)；“自我实现人”假设(Y理论)；“复杂人”假设
领导行为的理论描述:领导方式的理论描述；利克特的四种领导基本方式；斯托格弟和沙特尔的“四分图理论”；管理方格理论
领导方式：专职式领导；民主式领导；放任式领导
领导的权变理论：领导行为连续统一体理论；费德勒模型；途径-目标理论；领导生命周期理论；领导参与模型
激励：指影响人们内在需求或动机，从而加强、引导和维持行为的活动或过程
需要：指人们对某种目标的渴求和欲望，它包括基本需求和高层次需求
动机：诱发、活跃、推动、指导和引导行为指向一定目标的心理过程
内容型激励理论：需求层次理论；阿尔德弗的“生存、关系、发展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保健和激励）；麦克里兰的“成就需要理论”
过程性激励理论：期望理论；公平理论；强化理论（正负）
激励方法：目标激励、支持性激励、榜样激励、评比竞争竞赛激励、强化激励、领导行为激励、员工持股激励、危机激励、企业文化激
群体-定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为了实现特定目标、满足特定需求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的联合体
团队-定义：也是群体
团队区别于群体的特征：成员间的紧密合作以及特定的、至高无上的团队目的或目标
群体与团队类型：高层管理团队、研发团队、指挥群体、特别工作队、自我管理的工作团队、虚拟团队联谊群体、利益群体
如何管理取得高效：激励群体成员实现组织目标、减少群体中的“大锅饭”现象
沟通-定义：指信息与思想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与客体直接的传递和交流的过程
信息沟通基本条件：涉及两个人以上；沟通客体；传递信息的方法
信息沟通的三要素：发送者、接收者和所传递的内容
沟通的分类：按照通道不同-正式与非正式；传播媒体的形式-书面与口头；信息传播的方向-上行、下行、横向；沟通网络的基本形式-链式、轮式、Y式、环式和全通道式
沟通技术：互联网、企业内部网、群件

第五章
管理中的控制-定义：为实现组织目标，以计划为标准由管理者对呗管理者的行为，活动进行检查、监督、调整等管理活动
-目标：限制偏差的累积；适应环境的变化；处理组织内部的复杂局面；降低成本
-基本要素：建立控制标准、衡量偏差信息、采取矫正措施
-特点：整体性、动态性、对人的控制并由人执行控制、提高职工工作能力的重要手段
-层次：（由低到高）运营+财务、结构、战略
-类型：前馈控制、现场控制、反馈控制
-重要性：任何组织、任何活动都需要进行控制；管理四大职能中所处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
制定控制标准：确立控制对象;选择控制重点；控制标准的方法
影响组织工作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环境特点及其发展趋势、资源投入、组织活动
控制对象：人员、财务活动、作业、信息、组织绩效
关键点控制原理：有效控制要求关注那些关键因素，并以此对业绩进行控制
制定标准的方法：利用统计方法来确定预期结果；根据经验和判断来估计预期结果；在客观的定量发现的基础上建立工程（工作）标准
制定控制标准的要求：要使控制便于对各部门的工作进行衡量；建立的标准都应该有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与未来发展相结合；尽可能体现一致性；有实现的可能性；有一定的弹性
衡量实际工作需注意的问题：通过衡量成绩，检验标准的客观性和有效性；确定适宜的衡量频度；确立信息反馈系统
鉴定偏差并采取矫正措施的过程：找出偏差产生的主要原因；确定纠偏措施的实施对象；选择适当的纠偏措施
有效控制的原则：控制应该同计划与组织相适应；突出重点，强调例外；具有灵活性、及时性和经济性的特点；控制过程应避免出现目标扭曲的问题；有效地管理控制需要将财务绩效控制与非财务绩效控制有机地结合；控制工作应该培养组织成员的自我控制能力
控制的专业领域：预算、会计技术、质量、生产、库存、内外部审计、人事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