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概述西汉对西域的有效管辖方式
概述答案：
1 公元前60年，西汉设西域都护，管理西域，保护商旅往来；2 汉武帝时西汉依靠强盛国力对匈奴展开了长达十年的军事反攻，卫青，霍去病率兵与匈奴进行三次大战，匈奴受重创，被迫迁徙漠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丝绸之路商旅往来；3 汉朝的和亲等行为与西域各国和平相处也是对丝绸之路的保护；4 汉明帝时班超经营西域，加强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
相关历史：
秦朝灭亡后，刘邦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西汉王朝。汉朝自立国之初，就别无选择地承担起了与匈奴争雄的历史使命。自公元前2世纪（西汉初期）起，汉朝与匈奴的政治军事较量就一直处于白热化状态。匈奴骑兵对汉朝北部疆域的不断袭击，成为西汉王朝初期统一疆域内国土安全和边防稳固的严重威胁。为争取休养生息、增强国力的时间和空间环境，西汉帝国的文帝（刘恒）、景帝（刘启）两朝，只能无可奈何地对匈奴采取和亲以及货贿政策，才与匈奴勉强保持了相对和平的关系。即便如此，匈奴依然于公元前176年（汉文帝四年）前后首先西进控制了西域，并在天山以南设置“僮仆都尉”，先于西汉王朝在西域实施了具有实质意义的统治。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即位后，为了进一步积蓄力量，继续推行文、景遗策，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的西汉王朝，逐渐形成了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国力雄厚的强盛国势。于是，汉武帝开始主动采取强势的对外政策。一方面继续积极发展经济，全面整顿军备，做好打击匈奴的国内准备；另一方面则拟与数遭匈奴击败而西迁的大月氏及其他中亚小国结成联盟，做好彻底击败匈奴的“国际”外交准备。从武帝起，西汉王朝对西域的经营和统治，主要采取了征伐、厚赂、恩威并施等政策。
在武力征伐方面，汉武帝首先出兵夺取河西走廊，接着多次进军西域，凭藉赫赫武功启动了经营西域的历史进程。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元狩二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汉军大败在河西走廊一带驻牧的匈奴军队，并在此地先后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开始以河西为前沿基地与匈奴直接争夺西域。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汉朝使者出使西域被杀，汉将赵破奴率领属国及郡兵数万西击姑师（今新疆吉木萨尔县）、楼兰（今新疆罗布泊一带）报了一箭之仇。经艰苦鏖战，赵破奴俘虏楼兰王，剿灭姑师政权，一时间“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今费尔干纳）之属”，西域诸国无不震慑。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大宛（建于葱岭的西域古国）杀西汉使者车令，再次触怒了西汉朝廷。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属国兵卒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西击大宛。此次西征规模虽然庞大，但由于西域诸国“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汉军“皆饥疲”。在饥寒交迫的境况下，汉军损失惨重，李广利被迫回师敦煌，“士还不过什一二”。汉武帝认为，此番远征耗费了王朝巨大的军力财力，但最终竟然是“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渐轻汉”，“乌孙、轮台易苦汉使，为外国笑”的尴尬结果，实在使人难以释怀。于是，武帝在公元前102年（汉武帝太初三年）再次下诏“发天下七科谪，及载备给贰师”，责令贰师将军李广利再次出兵大举西征，以雪前耻。此次远征，西汉大军围困大宛四十余日，最终逼迫“宛贵人杀王出降”，汉朝选立“遇汉使善者名昧蔡者为宛王，与盟而罢兵”。这些重大的军事行动，尤其是西击大宛的大规模征伐，威镇了西域各地。西域诸国纷纷遣子为质，表示降服，西汉王朝以武力手段经营西域的政策取得显著成效。
在经济交往和财货赂遗（wèi）方面，博望侯张骞的两次出使西域堪称成功的典范。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建元三年），汉武帝派张骞率使团第一次出使西域，以期与远徙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结盟，共同抗击匈奴。张骞率领使团历尽艰辛，但因长期被匈奴扣押滞留，辗转周折耗时十三载后才返回长安。此次西行虽然没有达到出使的初衷，但却为汉武帝带回了许多关于西域的有价值的重要情报：有如“大宛及大夏（塞种人吐火罗部所建的中亚小国）、安息（今伊朗高原至两河流域）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其北则大月氏、康居（葱岭小国）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等。汉武帝获悉这些新鲜而重要的信息后，产生了采取远交政策的想法，即“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泽，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元狩四年），匈奴浑邪王投降西汉，河西一带空无匈奴，西汉与西域联系的道路畅通，汉王朝开展和平外交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张骞建议武帝“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昆弟”，可断匈奴右臂，乌孙之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为外臣”。武帝接受张骞的建议，决定采取“厚赂”的经济攻势来招抚西域诸国。于是，武帝拜张骞为中郎将，携带“牛羊以万数，赉金币帛直数千巨万”，组成三百人的庞大使团第二次出使，前往西域“厚赂”乌孙。西汉使团到达乌孙后，张骞“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面对汉朝的亲善举措，西域诸国很快就产生了回应，各国纷纷派遣本国使者，随汉使不辞万里到达长安答谢西汉朝廷，这就为西域诸国了解西汉和西汉王朝进一步了解西域又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厚赂”攻势政策初见成效。此后，西汉王朝又大规模向西域派遣使团，不断加强对西域诸国的经济攻势。
征伐和厚赂政策在经营西域方面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慑于匈奴在西域的强大威势，西域诸国在政治态度上却依然大多摇摆于西汉、匈奴两大强权之间。为彻底打破这种两属犹疑的局面，西汉王朝采取“恩威并施”的政策和谋略，最终实现了一统西域的政治理想。
“恩威并施”政策和谋略的主要内容是和亲、诛灭异己、扶持亲汉势力等，政策的执行者往往是西汉王朝派驻西域的军政长官、使节以及和亲公主。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太初四年），西汉王朝在天山南部的轮台（今新疆轮台县策大雅）、渠犁（今新疆库尔勒市西）等地驻兵数百人进行屯田，并设“使者校尉”等军政长官来具体统领管辖。后来，“使者校尉”又改称为“护鄯善以西使者”。公元前77年（汉昭帝元凤四年），汉持节使者、平乐监傅介子杀楼兰王归，立尉屠耆为楼兰王，使楼兰俯首归汉。在和亲方面，西汉王朝曾把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公主远嫁乌孙。细君公主在乌孙期间，由于语言不通而生活难以习惯，思乡之情与日俱增，时间不长就在忧闷中早逝。细君公主死后，为了继续维护汉朝和乌孙的和亲联盟，汉武帝又把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公主嫁给乌孙昆弥（乌孙王称号）军须靡。解忧公主到乌孙国后，积极参与政事，致力于兴国安邦的事业，经常不辞辛劳到各部落视察民情、访贫问苦。如逢国中发生山洪、寒流、地震等自然灾害，解忧公主都毅然奔赴前线，与乌孙牧民并肩抗洪救灾，在国中赢得了崇高的声望。解忧公主还说服乌孙王和乌孙长老，开通了乌孙国通往大宛、康居以及塔里木城郭诸国的通商渠道。公元前64年（汉宣帝元康二年），乌孙“愿以汉外孙元贵靡（解忧公主与第二任丈夫、军须靡堂弟翁归靡之子，后为乌孙王）为嗣，得令复尚公主……结婚重亲，畔（叛）绝匈奴”，提出了再次和亲的要求。汉朝又以解忧公主的侄女相夫为公主，派遣长罗侯常惠等四人为使者，持节护送公主远嫁。只是由于中途获悉乌孙昆弥已死，国人重新拥立泥靡（军须靡与匈奴公主所生之子，解忧公主第三任丈夫）成为新昆弥，汉朝使节于是返回长安，这次和亲未能实现。此后乌孙分裂，在西汉王朝的支持下，解忧公主的长子元贵靡作了大乌孙国王（乌孙昆弥与匈奴公主的儿子乌就屠当了小乌孙国王）。解忧公主的次子万年被立为莎车王，汉王朝还派遣奚充国为使，专门辅佐莎车王万年。解忧公主的女儿则嫁给龟兹（今库车）王绛宾为妻。公元前65年（汉宣帝元康元年）龟兹王妻来朝省亲，西汉朝廷曾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秀杂缯珍数千万”。公元前65年（汉宣帝元康元年），原莎车王之弟呼屠征在匈奴支持下杀莎车王万年及西汉使者奚充国，联合南道诸国，“攻劫南道，与歃盟畔汉”。西汉使者卫侯冯奉世及副使严昌“以节谕告诸国王”，率领西域诸国兵25000余人，分南、北两路夹击莎车，攻拔其城，呼屠征自杀。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匈奴统治层内部发生*，驻守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率其众数万骑”自愿归服汉朝。至此，西汉政府终于统一西域，并设置了代表中央管辖西域的军政机构“西域都护府”，委任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为首任“西域都护”，驻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内），治理西域全境。西域各地首领及主要官吏都接受了西汉朝廷赐予的印绶。在这样的时代政治背景下，中原地区的汉人或为官，或从军，或经商，不断进入新疆，逐渐成为新疆的世居民族之一。
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西汉王朝开始在西域地区全面行使国家主权，西域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重要的组成部分。
纵观整个西汉时期，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经营管理已逐渐形成了一些成熟的经验和策略。主要有：一是利用西域诸国原有官吏进行管理。西汉王朝统治西域期间，地方主要官吏基本上都接受西汉王朝的任命而“佩汉印绶”，代表西汉王朝管理西域诸国。二是西汉王朝从中原委派官吏到西域。西汉王朝在西域设有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伊循都尉等官职。其中西域都护代表西汉王朝总领西域事务，戊己校尉和伊循都尉等负责屯田、防御匈奴，并兼管驻地附近诸国事务。三是不断派遣使者参与西域管理。使者直接受命于西汉皇帝，其职责主要是代表朝廷册封西域诸国王侯官吏并辅助西域都护、和亲公主处理西域各国的重大事件。四是汉和亲公主参与西汉王朝对乌孙及其他诸国的管理。其中解忧公主在西汉王朝治理西域（尤其是乌孙）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维护西北疆域的稳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东汉王朝建立之后，在西域先设“西域都护”，后置“西域长史”，继续行使对天山南北各地的军政管辖权。但是，东汉王朝对西域的经营并不是有始有终的，而是时断时续的。大致经历了三次由绝到通的过程，史称“三绝三通”。
第一次由绝到通：东汉初年至公元75年（汉明帝永平十八年）。
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位时期，西域诸国屡屡派遣使节请求内属，并请恢复设置西域都护。由于东汉政权草创之初百废待兴的缘故，西域各国的这一请求一直未能得到东汉王朝的应允。公元41年（汉光武帝建武十七年），莎车（今莎车、叶城一带）王贤再次派遣使者请求东汉在西域恢复都护府建置，以使西域各国在政治上有所依靠。光武帝权衡得失后，听从大司徒安丰侯窦融的意见，“赐西域都护印绶”给莎车王贤，委任其代行西域都护之权。不久，敦煌太守裴遵上书，认为“夷狄不可假以大权，又令诸国失望”，极力反对朝廷的这一举措。于是光武帝改弦更张，重新赐封莎车王贤为汉大将军，并令裴遵强迫莎车王使者交回西域都护印绶。东汉王朝政策的朝令夕改，严重影响了莎车王对东汉王朝的态度。莎车王由此开始有意脱离东汉王朝而图谋称霸西域，从而加剧了西域的动荡。公元46年（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西域诸国再次请求派遣王子到东汉为人质，期望得到东汉王朝的庇护，而光武帝却认为“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再次拒绝了西域诸国的恳请。光武帝从无视西域诸国“内属”，到企图委托莎车王代为管理西域，再到任由“东西南北自在也”的变化，说明东汉王朝在建立初期还没有形成明确而稳定的西域政策。
公元72年（汉明帝永平十五年），针对北匈奴不断南侵的紧张态势，东汉王朝紧急磋商抗击匈奴的万全良策。驸马都尉耿秉认为：“唯有西域，俄服内属，其势易乘也……先击白山，得伊吾，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其右臂……然匈奴可击也。”建议孝明帝以西域为突破口，彻底解决匈奴问题。耿秉的建议得到了孝明帝及朝廷诸多大臣的赞同。于是，驸马都尉耿秉及奉车都尉窦固奉旨领军出屯凉州。公元73年（汉明帝永平十六年），耿秉、窦固等领兵出击匈奴呼衍王于天山，东汉大军向西挺进抵达蒲类海（今巴里坤湖），攻取了伊吾（今新疆哈密市西北）之地。初战取得胜利后，东汉王朝在伊吾设置宜禾都尉，留驻将士屯垦戍守。
东汉西征大军攻占伊吾的同时，还采取刚柔并济的策略，派遣班超率使团出使天山以南诸国。此举的目的意在先礼后兵，即以使团为先锋招降西域诸国，如遇拒降者则以军队为后援，加以武力征伐。公元74年（汉明帝永平十七年），窦固率部击破车师（今新疆吐鲁番），东汉王朝在西域重新设置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初步完成了对西域统一的重任。然而，公元75年（汉明帝永平十八年）明帝死后，在北匈奴的支持下，西域焉耆（今新疆焉耆县）、龟兹（今新疆库车县）等国围攻并杀死西域都护陈睦。与此同时，北匈奴和车师后王又联合围攻西域戊校尉耿恭和已校尉关宠。此围虽经耿恭率部苦守两年始解，但东汉王朝在西域的统治却从此陷入了困境。
第二次由绝到通：公元75年至公元107年（汉安帝永初元年）
公元75年（汉明帝永平十八年）汉明帝刘庄死，章帝刘■（dá）继位。此时，东汉朝廷就如何应对西域困境，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出兵*北匈奴，平定西域叛乱；二是撤回西域军力，放弃西域。章帝采纳了校书郎杨终的建议而选择了后一种意见，下诏撤回了西域的戍守驻军。
东汉王朝虽下令撤走西域所有统治机构，但派驻西域的各级官吏并未因此完全撤尽。特别是驻守天山南部的班超，在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于阗（今新疆和田地区）王侯及臣民的苦心劝阻和挽留下，在撤退途中重新返回驻地，继续留在西域。班超的留驻为东汉王朝第二次统一西域做了大量的铺垫准备工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班超返回疏勒时，西域形势已相当严峻：北匈奴不但占据了北道诸国，而且重点盘踞在疏勒、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带）两地，基本封死了西域与中原往来的咽喉要道。面对这种残酷形势，班超一面以疏勒为根据地，联合周边诸国抗击匈奴，一面上书章帝称：“臣窃见先帝欲开西域，故北击匈奴，西使外国。鄯善、于阗即时向化……前世议者皆曰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贡奉不绝，唯焉耆、龟兹独未服从，”请求朝廷以积极的态度恢复经营西域。班超提出“与诸国连兵，岁月之间，龟兹可擒。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并认为“兵可不出中国而粮食自足”。章帝采纳了班超的良策，于公元84年（汉章帝元和元年）派遣徐干、和恭领兵挺进西域增援班超。班超先攻莎车，在打败龟兹等国援军后，收复了莎车。公元91年（汉和帝永元三年），龟兹、姑墨（今新疆阿克苏）、温宿（今新疆乌什县）等国遣使称臣。至此，西域诸国除焉耆、危须（今新疆和硕县）、尉犁（今新疆尉犁县）等国因擅杀前任都护陈睦而拒不投降外，其余全部重新向东汉纳贡称臣。同年，东汉王朝封班超为西域都护，封徐干为西域长史，恢复了对西域的军政管辖。公元94年（汉和帝永元六年），班超率领西域诸国兵7万余，攻破焉耆王及尉犁王等，西域诸国“皆纳质内属”，东汉王朝再次统一西域。
继承班超担任西域都护这一要职的任尚，未能延续班超治理西域的政策，而是以严苛的为政措施，终于激发了西域诸国的再次反叛。公元106年（汉殇帝延平元年），西域诸国联合围攻任尚于疏勒。虽然任尚平息了这次叛乱，但由此而产生的后遗症，即使段禧继任西域都护一职后，也未能使西域的动荡局面恢复稳定。不久，龟兹、温宿、姑墨等国又先后反叛。这样，就使得东汉王朝对西域的统治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第三次由绝到通：公元107年至东汉灭亡（公元200年左右）。
因为西域诸国的背叛，东汉朝廷又以“其险远，难相应赴”，而“诏罢都护”。公元107年（汉安帝永初元年），汉安帝派遣骑都尉王弘带领关中军队西进，迎还西域都护段禧及伊吾、柳中（今新疆鄯善西南的鲁克沁）等地屯田吏士，东汉三“绝”西域。
公元119年（汉安帝元初六年），北匈奴与西域诸国“共为边寇”，敦煌太守曹宗派长史索班，领兵千余人屯于伊吾以为屏障。翌年，北匈奴杀索班，占据丝绸之路北道。于是曹宗上书朝廷，建议“出兵五千击匈奴，以报索班之耻，因复取西域”。班超的儿子班勇认为，此时应该出兵收复西域。他指出：“旧敦煌有营兵三百人，今宜复之。复置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今若羌境内罗布泊一带），西当焉耆、龟兹经路，南强鄯善、于阗心胆，北捍匈奴，东近敦煌。”经反复斟酌，东汉王朝采纳了班勇的计策，置副校尉于敦煌，再次启动了经营西域的军事政治活动。
公元123年（汉安帝延光二年），班勇作为西域长史，领兵五百屯守柳中。在镇守西域期间，班勇先后纳降楼兰、龟兹、姑墨、温宿，击败匈奴的强大军队，征服并占据了前、后车师（今新疆吐鲁番、吉木萨尔）。公元126年（汉顺帝永建元年），班勇荡平且弥（今新疆乌鲁木齐市），车师附近六国全部降汉。同年秋，班勇率领西域诸国军队大举进攻匈奴，击败匈奴呼衍王。127年，班勇领兵出击焉耆，焉耆王元猛遣使乞降。这场战争使得“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十七国皆来服从，而乌孙、葱岭以西遂绝”。东汉王朝终于又恢复了对西域的控制。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东汉王朝灭亡。
比较以上的史迹，由于两汉对西域的经营理念、攻守策略和统治方式不同，从而导致了其统治效果的大相径庭。西汉王朝自武帝开始，就能够有计划地逐步完成统一西域的历史大业，并始终对西域实施行之有效的管辖和统治；而东汉王朝对西域的经营则远不如西汉王朝巩固，且时断时续，从而出现“三绝三通”局面。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统治者的指导思想不同。西汉王朝自汉武帝起，一改前期唯“黄老之学”是遵的成法，取消许多“休养生息”政策，变“无为”为“有为”。在政治、经济、思想诸方面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正是在这种“大一统”思想指导下，汉武帝才产生“以义属之，则广地千里，重九泽，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想法。更重要的是，这一指导思想能为后来者所继承。这就保证了西汉王朝不但可以统一和控制西域，而且能够使西汉王朝对西域的统治得以不断巩固和发展。东汉王朝则不同，光武帝刘秀建国后，就主张以“柔道”治理天下。这种治国指导思想对于大乱甫定、中兴伊始的东汉初期统治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使东汉王朝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得以恢复与发展，但在整肃各方政治势力和发展“国际”交往方面，则显得软弱无力。于是，东汉王朝出现了对内无法抑制豪强地主势力，对外则无力解决边疆危局的两难困境。当西域诸国主动谋求内属时，光武帝却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为由加以拒绝。其后的继承者虽然不以“天下初定”为由，对放弃经营西域寻求开脱的说辞，却又以“西域阻远，数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费无已”为理由，使西域屡屡孤悬塞外，任由匈奴掳掠，从而表现出更大的保守性和畏惧心理。
其次，统治西域的政策不同。从汉武帝开始，西汉王朝在“大一统”思想指导下，有计划地开拓经营西域，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恩威并施”的行之有效的管理政策，保障西汉王朝逐步完成了统一西域的时代使命和进一步持续经营西域的历史任务。东汉王朝则在“柔道”思想指导下，始终都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西域的政策或谋略。虽然东汉王朝派耿秉、窦固率兵西征的同时，也派遣班超率使团出使和安抚西域，对西域诸国采取刚柔并济的策略，但这种举措维持不足两年，收效甚微。整个东汉时期，最值得称道的是班氏父子对西域的经营，尤其是班超运用“以夷治夷，合小攻大，宽于降者，严于叛者”的政策，卓有成效地经营西域30余年，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央政权经营西域的一个典范。
㈡ 马鞍山采石一中首任校长叫什么
1945年春天，南京中央大学附属中学教师曹冉功与家居采石镇的内弟鲁亚鹤经过一番精心筹划，用日寇遗留下来的木材，在翠螺山南麓杨公祠的地基上盖了十四间麦秸草房，并借用彭公祠、李公祠、杨公祠三公祠的房舍，创立了安徽省当涂县私立采石中学（简称采石中学）。学校成立董事会，鲁亚鹤任董事长兼校长，下设校务主任和教务主任负责处理行政和教学的日常事务。教师有十来人，主要聘请南京教育界有一定名望并具有较高教学水平的教师任教，使用中央大学实验中学教材。该年9月4日学校开学，从初一到高三，为完全中学，共7个班，有学生180多人。设有公民、国文、小代数、范氏大代数、三S平面几何、立体几何、解析几何、三角、物理、化学、植物、动物、生理卫生、英语、历史、地理、美术、体育等课程。
日寇投降，抗战胜利。1945年12月，国民政府派邓吴明以皖南行署专员身份对采石中学进行接管。设在芜湖县的湖南同乡会认为日寇投降后，复兴工作应以教育为第一要义，并于1946年元月召开理鉴联席会议，决定继续在采石三公祠创办一所中学，以一千多亩祠田和其他收入为办学基金；会上选聘了校董，成立了校董会，以邓吴明为董事长，李培云任副董事长，鲁亚鹤等为董事；推举李君素女士为校长。由李校长建议经会议讨论通过，校名定为“安徽省当涂县私立刚直中学”。意为“培养学生有刚毅正直的品德，热爱祖国有作为的新青年”。学校以“刚毅正直”为校训；邓吴明作词，江某某作曲写了刚直中学校歌，其词如下：扬子江上，采石矶头，屹立着刚直中学，这里滋生亲爱精诚，且做且学。
学校设教务处、训育处、总务处，管理日常教学、思想、生活工作。学生成立学生会。1948年是刚直中学全盛时期，从初一到高三共8个班，有300多学生，学生来源除本县外，还有相当部分来自湖南、芜湖、南京、上海等地。
学校篮球队“鹰队”经常赴南京、芜湖、合肥比赛，甚至和当时的国家队也赛过球，球技名震宁芜，久盛不衰。
刚直中学时期，中共地下党员冯介然、赵寅明在校活动。当时南京《大刚报》记者陆平经常来校逗留，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跟踪。
1948年12月至1949年10月，谌汉初、马维玲、谢锦畴先后任校长、代理校长，主持学校工作。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为了阻止解放军渡江南下，沿江布防，在采石太白楼、观音阁、广济寺等处驻军，严重干扰了学校的教学。1948年底，学校迁往南京中山东路逸仙桥附近一栋楼房内继续办学。采石解放后，学校于1949年4月从南京迁回原址。
1949年10月至1950年3月，彭建文任校长。
解放后，校长柯育甫和周介仁同志认为“刚直”两字是前清官僚彭玉麟的谥号，不宜用于校名，因学校傍依长江，提议改名为“大江中学”，并于 1951年元月学校易名为“皖南当涂县私立大江中学”。撤销董事会和训育处。柯育甫为校长，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为推进办学的民主化，增设校务委员会，由学校各方面代表组成，大事由校务委员会讨论决定。1949年10月，解放后的第一届学生会成立；11月学校成立了团支部，王传舜为支部书记；成立首届工会。大江中学时期学生骤减，初高中6个班，学生人数最少时仅有80多人，最多时也只有140多人。1951年9月，高中停办，仅有3个初中班。这段时期，学校确立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为学生的学习目的，以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教育学生，以拥护工人阶级领导为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并根据人民政府的指示，把时政教育作为学校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各班成立读报小组，每天下午半小时读报，定期进行时事测验。
1951年9月，大江中学的高中各班并入当涂中学，学校易名为皖南区当涂县私立大江初级中学。由地方主管学校行政部门任命周介仁同志为校长。1952年有4个初中班，150名学生。地区团组织派徐瑞麟任学校专职团干。由于私立学校经费十分拮据，教学质量下降，多次报告要求改为公办。1953年11月，经安徽省人民政府芜湖专区专员公署发文通知学校改为公办，学校易名为安徽省当涂县第二初级中学。从此，学校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学校改为公办后，属芜湖专区专员公署教育行政部门管辖。顾非任校长。1954年成立团总支，徐瑞麟同志任第一任团总支书记，协助党支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学校有了初步发展，相继盖了六栋平房，增加了教室，改善了办公和住宿条件；建立了物理、化学实验室和动植物标本室。1955年有学生480多人，7个班，教职员工38人。
这其间，学校以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劳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作为学校教育方针。要求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基本科学知识，掌握一定生产技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一代。学校对学生进行学习目的教育、祖国前途教育和加强自觉纪律教育；教导处、共青团、少先队、班级通过班会、周会、报告会、故事会、座谈会等形式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重理轻文”、“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读初中就是为了上高中进大学”等思想展开批判。1953年下半年，根据全国中学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对学生加强爱祖国、爱劳动教育，校长和上级团组织向学生作了“热爱祖国、热爱劳动”的报告，组织学生学习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等文章，学习了毛主席的儿子上劳动大学，徐建春、吕根泽中学毕业后回乡务农等事迹。利用课余时间，开垦荒地种向日葵，进行公益劳动，给植物园、花圃浇水、除草，修理课桌板凳，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
1954年上半年，学校组织师生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宪法，组织师生参加抗议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台湾的活动。该年夏，长江发生罕见的洪水，给学校带来严重困难。下半年，学校开展抗洪救灾教育和遵守《学生守则》教育。全校师生员工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战胜了灾荒，克服了困难，坚持了教学。
1955年，学校组织师生参加农业合作化活动，组织教职员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这一时期，为提高教学质量，学校组织教师积极改革教学方法，倡导直观教学法，教师人人动手自制教具，共制作教具204件。自然学科教研组自制的动物标本被选送到合肥参加安徽省教育展览。组织教师积极开展持久的听课活动，教师一般每周听1节课，教研组长听2节课，分管教学的领导听3节课。通过听课、看教学笔记、查学生作业和试卷，开学生座谈会等方法对教师的教学活动进行扎实、全面检查。这一阶段，教师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成绩都有明显提高。1955年毕业生116人，各科平均成绩80分以上的有38人，占32.8%，70分到80到的有52人，占44.8%。1956年初三学生不仅全部毕业而且都考取高中。
1956年6月尤建国任校长。同年10月，马鞍山建市。1957年三月学校易名为马鞍山市第二初级中学。因无第一而“第二”不妥，7月份始定名为安徽省马鞍山市第一中学。
1964年5月16日，郭沫若同志游览采石公园，时任校长吴廉生请其为学校题校名，现有“安徽省马鞍山第一中学”校牌字体即郭沫若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