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涉及哪些领域

看似天花乱坠，实际上是纯粹的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其核心只有一点，那就是对生产资源包括劳动力分配的改革。也可以说是对生产资料分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

Ⅱ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要点有哪些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

第一，宏观政策要稳，就是要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降低融资成本，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优化信贷结构，完善汇率形成机制。

第二，产业政策要准，就是要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加快服务业发展、提高基础设施网络化水平等，推动形成新的增长点。要坚持创新驱动，注重激活存量，着力补齐短板，加快绿色发展，发展实体经济。

第三，微观政策要活，就是要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要做好为企业服务工作，在制度上、政策上营造宽松的市场经营和投资环境，鼓励和支持各种所有制企业创新发展，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合法利益，提高企业投资信心，改善企业市场预期。要营造商品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市场环境，破除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要提高有效供给能力，通过创造新供给、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消费需求。

第四，改革政策要实，就是要加大力度推动改革落地。要完善落实机制，把握好改革试点，加强统筹协调，调动地方积极性，允许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发挥基层首创精神。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抓好改革举措落地工作，使改革不断见到实效，使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第

五，社会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线。要更好发挥社会保障的社会稳定器作用，把重点放在兜底上，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务。

Ⅲ 为什么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确认识经济形势后选择的治理药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思维：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方法论在新常态下的具体运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思维和战略举措，其理论基础既不是供给学派，也不是结构主义，更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方法论在新常态下的具体运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创新，它标志着我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其目的是通过改革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创造条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更坚实的物质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也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新时期的创新发展，具体而言就是以新常态理论为创新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它以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的，以是否形成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为检验标准，把握促进经济增长的多层次举措，构建新型所有制模式，从整体调整、全面改革、协调发展的角度。第一，从社会主义本质论出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核心标志是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福利水平。按照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关系理论，各种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归根结底都是利益关系。要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体系，就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体的作用，建立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通过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形成利益和谐共容的生产体系、分配体系和交换体系。第二，从政治经济学的增长理论来看，经济增长的动力不仅来源于资本、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投入，更为重要的来源是技术和分工水平的提升。增长阶段转换体现为产业体系升级，并会出现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局部性的革命性变化。因此，促进经济增长的举措包含多个层次，构成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环境。第三，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制理论，生产力发展受到阻滞，意味着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体系方面存在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构建新型所有制模式。第四，根据政治经济学市场运行理论，市场供求失衡不仅意味着需求不足或供给过剩，而且表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大环节都出现了问题，是多环节的市场失灵。其中，生产环节中的所有制、企业劳动关系、治理体系以及竞争体系尤为重要，是很多资源配置问题的根源所在。因此，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必须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多环节寻找答案，从整体调整、全面改革、协调发展的角度。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要从生产环节入手，推动过剩产能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排除干扰，心无旁骛，牢牢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重大原则：一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任务；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生产力能否解放好、发展好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取得成效的重大原则性问题；三是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必须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验。要为创新人才建立完善激励机制，调动其积极性。对各级干部，要坚持激励和约束并举，既坚持党纪国法的“高压线”，也要重视正面激励，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给那些呕心沥血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总之，我们要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各方面的力量凝聚起来，形成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合力。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特征及其相互作用后做出的重大判断。生产成本上升、技术进步方式变化、投资收益率下降、出口导向型增长不可持续，这几个因素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源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个新常态的表现就是经济增速下降、消费占比提高、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换，以及对自主研发的需求增加。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从短期来看，当前我国经济新常态表现出四大典型特征：一是在GDP增速逐季回落过程中，价格总水平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二是在GDP增速与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回落的同时，就业状况保持较为良好态势；三是七大类结构参数开始发生较大变化，我国结构大调整时代已开启；四是前期刺激性政策的负面效应出现，经济系统性风险难以在短期内化解。从中期来看，我国经济出现九大特征：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转化；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组织新特征；人口老龄化日趋加快，农业富余人口减少，经济增长将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市场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从长期来看，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表现出六个基本特征，即阶段性增长、创新驱动增长、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型增长、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增长、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增长。因此，新常态下，我国发展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也面临着很多新问题和新矛盾。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需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念，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正确认识经济形势后选择的经济治理药方。“四降一升”等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的。在当前形势下，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药方有局限性，根本之道在于结构性改革。在中国前进的道路上，必须破除长期积累的一些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突出矛盾和问题。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近期主要表现为“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

Ⅳ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改革内容

如果用一个公式来描述人们口头上所说的“供给侧改革”，那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含义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供给方式
供给侧改革实质上就是改革政府公共政策的供给方式，也就是改革公共政策的产生、输出、执行以及修正和调整方式，更好地与市场导向相协调，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说到底，供给侧改革，就是按照市场导向的要求来规范政府的权力。离开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谈供给侧改革，以有形之手抑制无形之手，不仅不会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也会损害已有的市场化改革成果。
供给结构
从中国中央政府“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改善供给体系的供给效率和质量”等明确表示看，供给侧改革就是以市场化为导向、以市场所需供给约束为标准的政府改革。从供给侧改革的阶段性任务看，无论是削平市场准入门槛、真正实现国民待遇均等化，还是降低垄断程度、放松行政管制，也无论是降低融资成本、减税让利民众，还是减少对土地、劳动、技术、资金、管理等生产要素的供给限制，实际上都是政府改革的内容。
改革角度
从中国政府改革的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可谓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时间里最深刻的一次政府功能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要求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多方面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供给约束，使产业、企业的自然活力非受限于作为公共政策供给方的政府约束。 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说过，“任何制度都是对实际生活中已经存在的需求的响应”。随着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一些制度体系已严重滞后，进而提出了创新制度供给的迫切需求。所有这些需求加起来，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主要是因为，虽然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有三十多年了，但迄今为止仍然只能称为“半拉子”市场经济，在影响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土地、劳动力、资本、创新等要素方面，还存在着十分明显的供给抑制与供给约束。现在制度结构、生产结构已经不能满足庞大中等收入家庭的各类新需求，不利于中国各类消费潜力、改革红利的释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才会提出“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号召。
1.居于制度创新之首的，应当是政府管理经济、社会方式的创新
具体表现在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管住、管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严格规范政府的行权方式，做到廉洁、高效、透明、公正、公开，一方面优化合法经营、公平竞争、高度法治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和规范，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目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诸多系统性、基础性问题正在浮出水面，进一步深化改革不仅需要决心与勇气，更需要改革的系统设计与专业化的技术解决方案。政府在这方面可以作为的空间还很大。当前最重要的是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在行政干预上多做“减法”，把“放手”当作最大的“抓手”，同时切实履行好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等基本职责。
2.深入推进财税改革，形成政府与公民、中央与地方之间稳定的经济关系以及规范的政府财政管理制度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两年来，财税改革的力度很大，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当前经济下行、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推进财税改革的外部环境正在变得现实而严峻。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改革既要兼顾与其他改革之间的协调配合，自身更要向纵深推进，需要啃下多个“硬骨头”，如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改革、中央与地方事权改革、地方收入体系重构、预算管理基础制度建设、PPP等。这些都是十分复杂而牵动全局的改革，但对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
在“管住权”“管住钱”的同时，还要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以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当前供给侧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对要素市场进行全面改革，以真正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全面释放经济社会活力。 调整完善人口政策，夯实供给基础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威廉·配第的这一论述，第一次从经济的角度，概括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人口既是需求基础，也是供给基础。就当下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决策而言，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是夯实供给基础的关键，是奠定中国经济调整转型和发展进步基础的关键。

推进土地制度改革，释放供给活力
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对于激励生产要素和公共产品供给，释放供给活力，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挥着重要的微观管理和宏观调控功能。2015年以来，我国城镇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去库存化和“后土地财政”的压力和挑战，农村则开始进入三权分置改革和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的试点阶段，推动城乡土地制度改革的合力基本形成，长期滞后的土地制度改革有望加速推进。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解除金融抑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市场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单一到多元，不断发展壮大。20世纪80年代，我国金融改革的主要内容以引进市场经济金融体系的基本结构为主。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以建立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基本框架为主。2002—2008年进入以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为特征的金融改革与发展新时期。当前，我国金融正处于市场化、国际化和多元化的阶段，面临着比以往更加复杂的局面。从国内来看，金融作为最重要的要素市场之一，由于改革不到位，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金融抑制，需要加以改革。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开辟供给空间
中国经济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但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要素红利渐行渐远，投资驱动风光不再。“十三五”时期中国要继续发挥经济巨大潜能和强大优势，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深化简政放权改革，促进供给质量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与劳动力、土地、资本、科技创新一样，是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对世界历史横、纵两个方面的考察也表明，制度的内涵与制度质量是影响甚至决定一国经济长期绩效最重要的因素。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诸多问题都可深入到体制机制层面上找原因，制度变革与制度创新刻不容缓。
构建社会服务体系，推进配套改革
供给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增进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区域、产业、制度、产品等多个方面的竞争力。要实现这个目标，除了上述五大要素改革，还需要若干配套改革。构建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即为其中之一。
一、我国经济增长正面临“五力”约束
1.区域发展、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直接影响区域竞争力的提升
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仍然与东部、城镇地区有着显著差距，且公共服务大部分附着于户籍之上，它已经影响到全国统一要素市场的形成，使得区域、城乡不平衡产生自我强化的内生机制。这种格局决定了我国虽然进入新常态，但并不意味着各地区、城乡同步进入新常态。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仍有非常广阔的财政投资空间，潜在经济增长能力较为充足。但是，这些地区的发展不能简单重复“昨天的故事”，要发挥“学习效应”，避免出现东部地区、城镇地区的负面问题，在扩大需求的同时，主动优化供给侧。
2.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产业的总体创新能力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对产业结构竞争力形成抑制作用
我国处于加速工业化，并向知识社会转型的重要节点。然而，几乎所有传统产业都出现危机，国有企业行政性垄断较为突出，产业网络化创新程度较低，知识扩散和共享机制不健全，市场主体活力不足，投资意愿不强，市场主体对经济的预期由乐观转向观望甚至悲观，严重影响了我国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进一步转向知识文明的进程。一些传统禀赋优势在逐步丧失，必须要寻找一条新路来优化生产方式，让技术创新成本更加“低廉”，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激发市场活力。
3.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进入攻坚期，束缚经济转型升级的制度性因素仍然存在，制度结构竞争力亟待提高
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关系仍然得不到正确处理，政府在对待处理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时，仍然怀着“管控”的思维，而非树立平等的“合作关系”，政府对市场、社会的干预较为严重。企业、社会主体在开拓市场、配置资源时，第一时间不是想到“找市场”“找需求”，而是“找政府”，通过强大的政府之手来实现既定目标。
4.改革开放将进入新阶段，仍需要多方探索，供给侧管理与对外开放新格局有机融合的方式，构建面向全球的利益共享结构，提高利益结构竞争力
经济新常态之前，出口导向战略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吸引了大量外资，改善了我国资本短缺的状况。然而，这种“大进大出”的对外开放模式，加剧了全球资源能源供应的紧张局面，引发了我国和资源能源产地的利益矛盾。我国须加快构建新型开放经济格局，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统筹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做强制造业和提升服务业，服务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从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亚投行并不是一个区域、局部概念，而是创造一种新的利益共享、合作机制。
5.我国传统乡土社会治理模式的优势在不断丧失，以家族为纽带的传统伦理结构受到剧烈影响，亟待按照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完善社会伦理结构，服务于供给侧管理

Ⅳ 政府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去库存、补短板”：广大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升级将成为消化过剩产能，保障原材料产业稳步发展的投资亮点。
经过多年来的刚性投资和建设，我国大中城市及城市群的基础设施系统建设基本饱和，近两年进入了转型期，因此出现了煤炭、钢材和房地产等行业的产能过剩现象。然而，与城市相比，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因为城乡差异的存在，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据统计，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5%，伴随城市化扩大出现了诸多城市病，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的交通、环境、治安等方面的管理压力不断增大。
因此按照“十三五”期间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开辟农村广阔发展空间的构想，大力发展广大农村地区的交通网络、农田水利灌溉设施、村镇规划等，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互联互通，将有可能成为“十三五”开局之年和今后五年国家调控经济健康稳定增长的亮点。广大农村地区在三农惠农政策和新农村建设政策实施期间，已经得到诸多实惠，基本实现了通电、通水、通路，农村小型超市网络基本形成。但是与城市便捷的基础设施相比，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系统显得非常脆弱和滞后，急需升级换代。
各级政府有序加大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更新升级的好处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各种工程建设将很快消化掉现在煤炭、钢材等原料工业的大量库存，并盘活和带动这些产业的稳定发展。第二是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发展将逐步实现城乡互联互通和互补发展效应，带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步伐，扩大乡村旅游的发展。第三为各种产业群的布局提供更多选择，为房地产业的合理开发布局提供新的空间，为人口合理流向城郊和适宜居住的乡村提供了基础，缓解城市压力。第四通过融资模式，充分吸收社会闲散资金用于“美丽乡村”建设，缓解政府投资资金不足的压力。
二、“降成本、补短板”：逐步打造中国的质量意识，挽回流失消费者群体
最近10多年来，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提高，从而带动了国外旅游热，人们走出国门后发现了境外成熟的购物体系，奢侈品消费随之开始，从而形成境外购物热。现代网络技术和物流体系的发展更加剧了国外购物热的趋势，从而导致国内潜在消费者的流失。
本文认为，有效防止消费者流失的途径就是，引进诸如美国的“奥特莱斯”等欧美日直销连锁企业落户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或者旅游地区，确保这类企业的进货渠道、管理模式和经营理念与母公司一致，仅仅是把连锁店的地点设置在中国，相当于沃尔玛、家乐福等超市在中国开设的连锁店一样，从而变国外购物热为国内购物热，推动服务业继续向前发展。笔者发现，在国外购物，由于审美观等原因，国人所购买的高档消费品中，相当一部分国外品牌商品是中国工厂加工生产的，等于消费者买了很多出口转内销的“中国制造”商品。如果类似的购物商业城就设在国内，一是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从而达到价格的优势；二是出国旅游者可以专注于欣赏当地的自然风景和特色文化，无需花钱花时间大包小包从千万里之外运回来；三是各级政府的税收将实现新的来源；四是这些企业的引入将新增就业机会，解决就业压力；五是把“狼”引进来，产生鲶鱼效应，倒逼国内销售业学习国外销售企业的产品质量意识和销售理念，提高国内产品的质量和性价比；六是促进国内企业学习如何构建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诚信体系。
可喜的是，据《奥莱视界》统计，目前中国国内奥特莱斯项目 (含已开业/在建与规划中的项目)超过250家，新开业奥特莱斯达10余家，其中北京与天津之间第一座佛罗伦萨小镇初具规模，2014年的营业额已突破20亿元，税收1亿元，平均每月接待游客30万人次。希望中国“奥特莱斯”保持国外风格，留住潜在的境外购物者，吸引周边国家的游客前来观光购物。
三、“去产能、补短板”：继续淘汰落后产能，加快环境治理，支持环保产业。
多年来的粗放式发展，导致了我国部分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作为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重大举措之一，要在部分产能过剩的条件下，按照市场规律和环保法律法规，继续淘汰部分落后的、不适应市场发展的产业，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最大限度减少环境污染。
其次，要培育和支持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加快环境的生态修复和污染治理。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多元投融资模式，鼓励和扶持一批专业环境治理的研究机构和环保公司。这类环保企业的作用一是可以提高污染治理效率和专业化水平，促进环境服务业有效发展，还国人一个空气清新、青山绿水的自然生态环境；二是变过去的环境破坏性GDP为今后的建设性绿色GDP，环保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是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税收点；四是盘活社会闲散资金，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污染治理，使其投入国家和社会的实体建设，而不是陷入虚拟经济的炒作中。

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包括

1、调整完善人口政策，夯实供给基础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威廉·配第的这一论述，第一次从经济的角度，概括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

人口既是需求基础，也是供给基础。就当下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决策而言，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是夯实供给基础的关键，是奠定中国经济调整转型和发展进步基础的关键。

2、推进土地制度改革，释放供给活力

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对于激励生产要素和公共产品供给，释放供给活力，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挥着重要的微观管理和宏观调控功能。

3、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解除金融抑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市场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单一到多元，不断发展壮大。20世纪80年代，我国金融改革的主要内容以引进市场经济金融体系的基本结构为主。

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以建立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基本框架为主。2002—2008年进入以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为特征的金融改革与发展新时期。

4、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开辟供给空间

中国经济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但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要素红利渐行渐远，投资驱动风光不再。“十三五”时期中国要继续发挥经济巨大潜能和强大优势，

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5、深化简政放权改革，促进供给质量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与劳动力、土地、资本、科技创新一样，是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对世界历史横、纵两个方面的考察也表明，制度的内涵与制度质量是影响甚至决定一国经济长期绩效最重要的因素。

6、构建社会服务体系，推进配套改革

供给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增进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区域、产业、制度、产品等多个方面的竞争力。要实现这个目标，除了上述五大要素改革，还需要若干配套改革。构建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即为其中之一

(6)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展阅读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内容

1、改革的过程就是农民要把控好自己生产质量和规模，这个事情核心的操作主体是农民，毕竟种子是农民种的，管理是农民管的，要是有些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投机取巧，生产品质一般甚至假冒伪劣产品，改革也就没法完成。

2、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国家宏观调控。对于过去卖不掉的东西，中国采取的策略是用政策方式刺激它，比如家电卖不出去，就有家电补贴政策，但是这种刺激消费的政策，会导致某个产业产能过剩，以至于消耗过度，污染加重。

3、农业的发展方式需要转变，要从供给入手，改善供给结构，这才有了农产品供给侧改革。

4、供给侧改革，要想得到有效的推进，除了国家的宏观调控之外，农民也得转变发展观念。通过施化肥、打农药、单纯追求产量增长的生产方式，已经不符合时代的潮流，农民还得要调整种植结构，多生产绿色有机食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来提升经济效益。

Ⅶ 如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去库存方面，2017年将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问题，将去库存与促进一亿农业人口市民化、棚户区改造、保障性住房建设、建立住房租赁市场等更好地结合起来。例如，2017年住建部将继续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安排600万套棚改任务，确保完成棚改三年计划，并进一步做好公租房工作，推进公积金体制改革。
去杠杆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2017年，债转股将继续在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向上深入，推动落后产能的淘汰，降低企业杠杆，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
降成本方面，2017年，我国将继续落实和完善营改增等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有效发挥减税政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效应。同时，深化简政放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进一步清理规范基金和收费，再取消、调整和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公开中央和各地收费目录清单。
统筹推进五大任务，既要去旧又要育新。
在补短板方面，不是简单增加投资，而是切实从满足需要出发，增加有效供给。2017年将切实提高精准性和有效性，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手，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加大对脱贫攻坚、公共服务、创新能力、生态文明、软硬基础设施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的投入。
以城乡统筹发展为例，2017年将努力促进“城市病”治理，新开工地下综合管廊2000公里以上，加快推动海绵城市建设，持续整治城市黑臭水体，加快推动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大力推进雾霾治理，狠抓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十项工程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抓谋划、抓统筹、抓落实的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各地区各部门要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增强定力,乘势而上，撸起袖子加油干，推动改革落地见效。

Ⅷ 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什么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需求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一是“住”“行”主导的需求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2013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户均达到1套房，2014年每千人汽车拥有量超过100辆。根据国际经验，这个阶段“住”“行”的市场需求会发生明显变化。2013年后，我国新开工房屋面积、住房销售面积先后出现负增长，汽车销售进入低增长阶段。二是需求结构加快转型升级。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对产品品质、质量和性能的要求明显提高，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与日俱增。三是服务需求在消费需求中的占比明显提高。随着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加快，旅游、养老、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四是产业价值链提升对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物流配送等生产性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供给侧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一是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一些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产能利用率偏低。2015年钢铁产量出现自200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水泥产量出现自1990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二是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供给侧调整明显滞后于需求结构升级，居民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出现到境外大量采购日常用品的现象，造成国内消费需求外流。三是体制机制束缚了供给结构调整。受传统体制机制约束等影响，供给侧调整表现出明显的黏性和迟滞，生产要素难以从无效需求领域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向中高端领域配置，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潜力没有得到释放。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内在要求。供需结构错配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过剩产能处置缓慢，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供给侧结构调整受到体制机制制约。需求管理政策重在解决总量问题，注重短期调控，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结构性矛盾，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经济潜在产出水平下行趋势。当前，只有加快出清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推进资产重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建立有利于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国际背景
全球低增长困境的症结在于结构性改革迟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通过直接购买资产和债券、降低利率甚至实行零利率或负利率等方式，大规模增加市场流动性，提振市场信心。但从实际效果看，全球经济复苏迟缓，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主要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可见，单一的需求刺激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虽在抵御危机冲击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增强经济增长动力还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
国际分工格局重构对结构性改革提出紧迫要求。过去一个时期，欧美国家是主要的产成品消费市场，东亚国家是主要的生产基地，中东、拉美、非洲等地区是主要的能源原材料输出地。国际金融危机后，这种“大三角”分工格局悄然发生变化。欧美国家信贷消费模式难以持续，转向推进再工业化战略，一些高端制造业出现回流；能源原材料生产国迫于新能源技术快速发展的压力，着力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凭借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抢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市场。全球分工格局加快调整，跨境资本重新配置，各主要经济体都力求通过结构性调整提升分工位势，争取更有利的分工地位。
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打造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凭借低成本优势和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但也要看到，随着我国要素成本逐步提高，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面临“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双重挤压态势。这就要求我国从供给侧发力，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育建立在新比较优势基础上的竞争优势。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突出问题导向
着力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产能过剩、库存过大是无效和低端供给的集中表现。2015年底，我国钢铁产能利用率已降至70%左右，煤炭产能利用率还要更低一些，产能过剩问题十分突出；商品房待售面积达7.2亿平方米，创下历史新高，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库存压力很大。过剩产能和积压的库存沉淀了大量的厂房、土地、设备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使得要素无法从过剩领域流到有市场需求的领域、从低效率领域流到高效率领域，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去产能、去库存是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根本举措。
着力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是导致国内消费外流、消费潜力难以释放等问题的主要原因。2015年我国居民出境超过1.2亿人次，境外消费达到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至少一半用于购物，而且购买的商品层次呈下移态势，从以往的高档奢侈品转向性价比高的日用消费品。这反映了我国供给体系和产品品质明显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不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升有效供给能力。
着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当前，行业准入限制阻碍了生产要素在行业间和行业内的自由流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增大了民营企业进入障碍；金融市场不完善，降低了资金配置效率；市场诚信体系不健全、消费者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致使消费者“用脚投票”，转向境外消费市场；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潜力的释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打通要素流动和再配置的通道，使生产要素从无效需求流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流向中高端领域，进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要做好需求管理
供给和需求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是对立统一的，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供需不平衡、不协调、不匹配，会导致资源错配和结构扭曲，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意味着放弃需求管理。需求管理重在短期调控，重在引导市场预期。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定、国内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做好需求管理可以改善市场预期，增强人们对经济的信心，避免经济下行与市场悲观预期形成相互循环的放大效应。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需求管理的配合。充分发挥需求管理的“稳定器”作用，可以避免经济增速短期快速下行激化各种矛盾和潜在风险，避免增大改革的难度和成本。当前，要把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间窗口，根据改革的总体部署、时序安排和推进节奏，拿捏好需求管理的尺度，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为改革有序推进创造条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能发挥提振需求的作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最终落脚点是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比如，房地产“去库存”政策中的保障房货币化，在棚户区改造中以货币化形式鼓励搬迁住户购买存量房以及降低商品房首付比例等，在去库存的同时将拉动装修和家电等相关消费。“补短板”可以通过对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增加投入、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来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可以通过产品和服务创新提高产品品质和质量，吸引和创造更多的国内外需求。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从化解当前突出矛盾入手。当前的产能过剩矛盾十分突出，部分行业出现周期性过剩和绝对性过剩的相互叠加，产品供给远大于需求，使得工业品价格持续回落，企业利润大幅下降，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三四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商品房库存规模偏大的问题尤为突出，需要较长的消化周期。通过“去产能”，逐步化解工业领域的过剩产能，促进企业优胜劣汰，有利于工业品价格合理回归，扭转企业整体利润下滑的局面。通过“去库存”，减少资金无效占用，降低债务违约风险，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可以发挥房地产业体量大、关联度高、带动力强的作用，避免经济运行出现大的波动。
着力防范和化解风险。当前，我国企业的债务水平相对较高，特别是重化工和房地产领域债务高企，资金链紧张，违约风险上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可以通过处置“僵尸企业”和不良债务，加快资产重组，提高资产收益率，改善资产质量，避免潜在风险的积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降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改善企业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降低银行贷款不良率上升的压力，引导资金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增强实体企业的活力，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
重塑中长期增长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做好“减法”，还要做好“加法”“乘法”和“除法”。做加法，就是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和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使新增长点汇聚成强大的增长动力。做乘法，就是要转向创新驱动，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做除法，就是要提高单位要素投入的产出率，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者技能和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引入市场化交易机制，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增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能力。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战略行动，为新常态下“怎么干”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五大政策支柱为依托，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努力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Ⅸ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处理好和需求调控的关系

我国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这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由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社会话语中的高频词汇，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为何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什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处理好哪些重大关系、把握哪些关键点？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一、为何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经历了30多年高速增长之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正在从高速向中高速转换。在此转换过程中，传统增长动力正在衰退，新兴动力还在孕育期，新旧动力不能正常接续。在此情况下，我国遇到三大难题急需在宏观政策上得到破解。
一是供求结构性失衡问题，关键是有效制度供给不足。从需求侧分析，经济增长中的快变量，投资增长率在迅速下降，投资空间在变小，边际效益明显下降，继续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成本在上升、难度在增加。在消费需求方面，中低收入人群由于收入不足，对中低端产品需求不足；中高收入人群在国内有效供给缺乏条件下，消费潜力受到抑制。从供给侧分析，资本和资源过度涌入中低端产业，造成产能过剩；而资本、技术和资源进入中高端产业不足，由此造成国内中高端产品供给缺乏。之所以产生供求结构性失衡，关键是因为有效制度供给不足。比如中低收入人群对日用消费品像彩电、冰箱、洗衣机、电脑、手机等需求不足，主要是与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社会保障水平低密切相关。相反，在优惠政策刺激下，各种产业园区大力吸引外来投资进入技术门槛低的中低端产业，造成供给过剩。与此同时，当中高收入人群消费结构开始升级，市场出现新需求时，在体制机制束缚下，实体经济缺乏创新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进入中高端产业不足，使得国内市场上中高端产品供给受到严重抑制。
二是体制机制改革亟待加快，企业制度交易成本上升。当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新增长动力培育主要靠的是市场和企业。但是，目前我国的市场制度较不完善，产权保护措施不得力，创新激励机制缺乏，行政审批事项环节较多、名目繁杂，所有这些都加大了企业的发展阻力。比如，世界银行2015年对世界189个经济体进行了评估，在中国开办一家企业平均需要11道手续和33天时间，而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数字是5道手续和9天时间。另外，目前我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普遍反映，企业税费负担重、社会保险费率高、物流成本增加等，都抬高了企业的发展成本。显然，体制机制成为企业发展创新的主要掣肘。
三是从201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从当年第一季度的12.2%下滑到今年第一季度的6.7%。显然，在现阶段仅仅依靠需求侧调控政策效果已经不灵，还必须在需求侧之外寻找良策。
总之，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表现在供求两侧，但根源和实质在供给侧，而供给侧主要矛盾是体制机制问题。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有必要也是必然选择。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什么？
无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视角看，人类经济活动都是由供给和需求两侧组成，供给侧是专为社会生产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方面；需求侧是消费商品或服务的方面。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着三种关系：如果社会生产出的商品或服务能被全部消费，供给与需求实现平衡；若生产出的商品或服务大于消费，或者小于消费，供求就是失衡状态，这时如果是封闭型经济，要么扩张生产要么压缩需求，反之亦然。如果是开放型经济，就需要进出口调节。
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分析和调控经济有两个逻辑框架，一个框架是从需求侧入手，国内生产总值是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构成；另一个是从供给侧入手，国内生产总值是由劳动、资本（投资）、资源和技术等要素投入形成的。有三点需要深入解释，一是需求侧管理侧重于短期增长，供给侧调整侧重于中长期增长。从需求侧看，对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等“三驾马车”采取刺激抑或控制政策，都会影响短期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从供给侧看，劳动、资本（投资）、资源和技术的配置组合形成的是中长期经济增长，即潜在经济增长率。二是需求侧中投资项和供给侧中资本（投资）项有本质不同。需求侧中的投资作为当期GDP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是公共投资，也可以是生产投资；公共投资中可以是直接为增加产品有效供给的公共服务投资，也可以是与产品供给无关的投资。而供给侧中的资本（投资）应当是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紧密相关的投资。三是要素的不同配置结构会带来不同档次质量的产品、不同业态、不同产业。而这些不同主要决定于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程度。进一步讲，新产品、新业态、新产业是依赖创新完成的，而技术和管理创新又必须依赖体制机制改革去实现。
结合理论和实际情况，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从供给侧入手，围绕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推进改革，改革的目标是以需求为导向增加有效供给，路径是以市场为导向增加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动力是以改革为引擎增加有效制度供给，最终形成供求结构动态平衡、经济保持中高速的新增长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做“加减法”，也做“乘除法”，其主要内容包括去除无效供给，改造传统落后供给，增加新供给；同时不能简单理解供给仅仅是提供产品或服务，还应包括更加集约化配置的生产要素供给和有效的新制度供给。今年党中央国务院推出了五大任务“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容的具体体现。
三、与英美等西方国家有何区别？
早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就采取了供给学派的主张，分别采用减税、减少政府干预、推进国企私有化、缩减政府开支、紧缩货币供给等措施帮助本国经济走出衰退。我国实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英美国家有着本质的不同，具体表现为5个方面：
第一，阶段不同。英美当年采取供给学派主张时，发展水平已经进入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发展主要矛盾是滞胀。当前，我国发展水平处于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工业化进程仍未完成，通缩压力仍在持续加大。
第二，供求环境不同。当年英美面临的供求环境是供给不足，财政赤字压力大，社会福利支出偏高，居民消费率高。当前我国供求失衡，产能严重过剩，面临国内外需求不足、社会居民福利低、居民消费率不高等诸多问题。
第三，制度环境不同。英美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相当成熟。而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且社会主义市场制度还不完善、不成熟。
第四，政策手段不同。与英美发达国家仅采取宏观调控政策所不同的是，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可以采取财政货币政策，又可以采取产业政策和企业激励政策等。
第五，动力机制不同。英美国家采取供给学派主张是，不用在体制上动大手术，而我国要以体制改革为途径，向体制机制改革要动力，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引擎，不断释放制度红利，激发宏观和微观活力，为增加有效供给创造制度条件。
四、需要处理好哪些重大关系？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处理好四对重要关系：
一是长期发展与短期增长的关系。供给与需求两侧关系既对立又统一，需求管理政策侧重于在短期内通过相机抉择，实施反周期政策实现供求动态平衡，使经济保持在合理区间，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能为中长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但是，需求侧管理难以自动实现供给结构的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侧重于通过中长期的科技、制度和管理创新，实现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改善供给结构，释放新需求潜力。但供给侧在短期内应对经济波动效果有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长短结合，短期需求侧管理要把握好一个“度”，为中长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搭好一个“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要在经济增长合理区间借势改革，充分利用时间和空间资源培育新增长动力。
二是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供给和需求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供给必须以需求为目标，需求又必须依赖供给，两者互为条件，缺一不可。这就决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脱离需求一方。如果供给侧一味增加新产品供给，若需求不变，社会有效需求潜力没有得到充分释放，还有可能形成新的产能过剩。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应以扩大社会福利有效供给为着力点，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质量，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从而稳定居民消费预期，切实提高社会消费能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围绕“低端同质、高端不足”，着力于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为有效需求稳定增长提供重要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应着力于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打破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提高劳动力、资本、技术、土地等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为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提供动能。
三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不是万能的，政府更不是万能的，政府与市场必须各就各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重新搞计划经济，不能再走政府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增长的路，而要痛下决心破除行政垄断，切实减少和消除经济体系中的扭曲。应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化价格引导资源向更富有效率的领域集中。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要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各级政府在减少市场干预、破除垄断、推进国企改革等方面，要起关键推动作用。在新常态下，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必将降低实体经济的发展成本，释放市场经济的发展活力。比如，减少或取消各级政府的行政审批事项，可以大大降低企业的制度交易成本；打破买方垄断和卖方垄断，拆除了市场制度之墙，既可以增加生产福利，又可以增加消费者福利，等等。
四是国际与国内的关系。当今世界，国与国、一国与全球市场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尤其是作为世界贸易大国，中国的供给和需求同全球市场的联系比以往要紧密得多。显然，必须在开放条件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妥善协调好国际与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之间的关系，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向中高端迈进；既要走出去加强对外投资，又要继续引进先进资本推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面对全球化新趋势，我国要抓住新技术革命带来的“颠覆性创新”机遇，在全球市场范围内配置要素资源，将我国打造成全球中高端要素集聚的“高地”，同时推动我国各类要素向全球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环节攀升。打造中高要素集聚高地、改变国际产业分工地位，必然要求国内要素供给结构和配置方式进行调整，由此还必须改革相应体制机制，破除对外开放的制度性壁垒，主动与全球贸易规则实现有效对接。另外，我国还要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制度供给体系建设，为我国进一步“走出去”争取有利条件。
当前，我国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这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因此，结构性改革要扎实落地，就必须抓好几个关键点：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重点是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核心是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关键是推动社会创新，根本是深化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