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现状

Ⅰ 如何解决欠发达地区法律服务资源不足的问题

欠发达地区法律服务资源不足的情况确实普遍存在，一方面政府应当回引导法律人在该区域从答业，现也有一些具体措施，如律师执业证的入门考试司法考试，欠发达地区的通过线比较低，取得资格后也只能在该区域执业，限制人员流动。另一方面，现在网络发达，具体的事务可以用互联网方式在网上咨询，或者一些手机APP，如口袋律师等，在客户端一对一的与律师沟通。

Ⅱ 为何要让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延伸至基层

司法部近日出台《关于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针对相关问题，司法部有关负责同志回答了记者提问。

在法律治国的国家，美国公民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法律服务。

Ⅲ 采取哪些措施，提高人民群众对公共法律服务的满意度

群众是党和政府的衣食父母，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衡量司法行政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是做好司法行政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去年全市司法行政机关满意度测评中,对我县司法行政工作的不满意率为7.71%，为全市最高。与全市最低的水城县4.40%相比高出3.31%。一下子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满意度低的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笔者进行了系列调查，总结分析了问题存在的原因和症结，提出几点建议和对策。
影响我县司法行政工作满意度的主要问题及成因
去年，全县司法行政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认真履行职能职责，各项工作成效是显著的，但民意调查测评结果却很不理想，经过深入客观调查分析，影响我县司法行政工作满意度的主要问题有：
一、宣传不到位，群众对司法行政知晓率、认知度不高，致使群众评价偏颇。一是对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宣传较多，但对县乡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职责系统、全覆盖地宣传却没有，导致群众对公检法司的职能职责混为一谈，加上平时的业务往来也使群众误认为司法局就是所有司法系统的总合，还有群众认为司法局就是管公、检、法的，或者把司法行政机关和公检法机关等同起来，有的群众还到司法局来投诉公检法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把对公检法的不满意算在了司法局的名下。二是缺乏专门的宣传手段和机制。没有独立的门户网站、没有专门的刊物及其他载体，更没有专门的宣传机构、人员和相关制度，致使群众知晓率、认知度都较低，更导致群众评价随意性高。三是宣传不到位致使群众认知脱节。司法行政的法律援助、律师公证、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等机构都具有服务性职能，常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但是群众却不知晓，对这些部门服务职能的认知度，不能统一到对司法行政的良好评价上来，是间接导致司法行政民意调查不理想的原因。四是司法行政许多为民服务的好做法好成效以及典型事例、先进人物没有得到较好的宣传，没有引起广大群众的关注和好评。
二、司法行政职能作用发挥不太好，为民服务的好事实事做得不够好。一是在普法为基础和依法治理为目标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中，只注重普法却偏废了依法治理。在协调整合社会力量资源开展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还未全面到位，致使普治整体水平还不高，因而有政协委员建议加强此项工作。普法创新方式方法不多，形式模式老套，基本处于传统普法的状况，普法针对性、实用性、新颖性差，致使群众难于接受吸收，效果不太好。在依法治理工作中，仅限于单一的行业治理或单位治理，综合治理、基层治理、专项治理还不很到位，效果也不很理想。群众在普法依法治理中感受到的好处实惠还不多，也不深刻。二是在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中，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新做法，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很多纠纷得到了就地化解。但由于调解员的综合素质能力不强和工作积极性不高以及调解员补助难到位等问题，导致出现化解矛盾纠纷不及时、调解偶有不公正、文书档案不齐备、协议履行率不很高等问题，也是群众不满意的一大重要因素。三是部分当事人中还未能得到法律援助，特别是在指定辩护中，由于补助少，被指派的律师例行义务性出庭辩护，工作积极性不高，深入实际调查取证做不到位致使辩护效果不佳等等，也让一些群众不满意。四是在办理公证服务中，由于公证体制机制原因、公证员奇缺、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差异、办公条件不好等因素，导致群众办证不能及时获证，办证中没有休息场地，办事环境不好等，都导致了群众不满意。五是在法律服务中，部分律师或法律服务工作者只注重经济利益而忽视社会效益，诚信建设还不是特别到位，服务群众的思想、作风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个别人员夸大其词、私自受案，甚至还有一些冒充律师的黑律师更是作虚假承诺，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律师声誉，也是他们对司法行政机关不满意的一个因素。六是在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中，由于服刑人员很多都受好逸恶劳思想的影响，不肯吃苦，还想挣大钱，结果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释解后，仍然挑挑拣拣，长时间不能就业。刑释解教人员由于其特殊经历，社会对他们存有偏见，致其就业困难、生活举步维艰。也致使一些人员不满意。
三、诸多客观因素长期制约司法行政各项工作的更好开展，也是导致群众不满意的又一重要因素。一是人员编制少且事务繁多。37个司法所中一人编制所还有19个，一人所的现状严重影响着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开展。依照《人民调解法》和社区矫正工作的要求，调解纠纷、案件调查、走访矫正对象必须两人以上才能开展工作，否则，就是违法行为。现在我县各司法所普遍只有两名甚至一名同志，一旦出去工作，司法所就得关门，群众来办事就得吃闭门羹。群众找不到人，办不成事，满意度自然不高。二是不能专人专职。由于司法行政管理体制多年沉淀的原因，大部分乡镇党委政府把司法所当作内设机构，把司法所人员当作乡镇人员使用，从事很多与司法工作无关的事务如行政包村、计划生育、禁烧防火、合作医疗收款等，不能专职做好司法行政工作，司法所业务成了附带和捎带。三是工作经费不足，工作保障难以到位。由于缺乏车辆编制和经费，致使22个司法所没有车辆，出现了处置纠纷赶赴现场不及时的问题，也严重制约着司法所各项工作的开展，也直接导致群众对司法行政工作不满意。四是司法行政机关待遇差，难以激发干部职工工作积极性。法庭、派出所、财政所都已是副科级机构，但司法所还是股级，在工作协调中存在一定的难度；司法所当前承担着监管四种罪犯的职能职责，但却没有转警，没有赋予其相应职权，履行职能职责存在许多困难；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人员经常到一线处置群体性问题和化解纠纷，但却没有岗位津贴，严重挫伤干部职工工作积极性。
四、干部队伍服务能力、水平、质量整体还不够高。主要体现在：一是部分干部职工综合素质不够高。思想政治、科学文化、法律素养、宣传能力、科技信息化技术应用和做群众工作的能力、水平不高，也致使工作中慢作为的现象出现或者少数不作为、个别乱作为的现象。二是不善于缺乏“面对面”做群众工作，不善于接近群众，不会讲群众语言，不会用群众的方法思考问题，不会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与群众的需求、与当地实际相结合，更好、更有效地为群众服务。三是不会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虽然法律援助、法律服务、公证、安置帮教、法制宣传等都是事关群众利益和好处的事。但由于不讲究做事的方式方法，作风不细致、态度不和蔼、工作不扎实，好事办不好，实事办不实。没有尽最大可能地应用司法行政资源更多地帮助办好群众关心的，亟待解决的困难事。没有把群众要求解决的琐事、杂事和群众关注的“小事”办好办实。四是没有做到心里装着大众，遇事想着群众。司法行政每项职能职责都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但还没有把“心里一定要装着群众，做什么事、开展什么工作，都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处处关心群众的疾苦，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群众的知心人和贴心人。”的理念溶入血液里，变成每个干部的实际行动。
五、社会管理创新不够，群众感受到的实惠还不多。主要是在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法律援助、公证事项办理、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管理、指导人民调解、司法鉴定等工作中的创新举措还不很多，群众感受到的实惠还不很多；在促进和维护公平正义方面发挥的作用还不够强大和明显，在促进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方面还做得不是特别到位；在实施民生改善和保障工程还没有做到通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实现最大化、无缝隙、全覆盖、无盲点地服务好群众。
提高人民群众对司法行工作满意度的建议和对策
一、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切实准确了解掌握群众之所需、之所盼，增强群众满意度工作针对性、时效性
经过调查研究，新形势下，群众对于司法行政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很多，但总体来说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需要稳定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希望解决好治安突出问题，生命财产得到保障，工作、生产、生活更加安全。二是公正执法方面。希望司法行政干部严格执法、秉公办事，切实增强法律保障力度和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三是社会管理服务方面。希望司法行政机关办事更快捷、更方面、更高效，对社会管理更加人性化，对社会服务更热情、更到位、更文明，社会更加安定有序。具体来说主要反映在：一是对普法的希望是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方法和途径宣传，将法律规定融入法制文艺节目演出或通俗易懂、易记、易掌握的形式宣传，积极从传统普法模式向创新性现代化普法形式转变；二是期望人民调解更多地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尽可能让矛盾纠纷不出村、不出乡镇；期望在社区矫正监管改造和安置帮教工作中，在严格管理的同时融入人性化因素，多帮助被监管对象解决生产生活难题；期望在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工作中，切实帮助当事人调查取证，切实从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法律程序上维护其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公平正义。三是群众期望干部职工的思想理念更加先进、作风更加优良、履职能力更强、工作质量更好和效率更高，随时能够获得更好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服务。
二、全方位加大宣传力度，切实提高群众对司法行政工作知晓率、认知度。一是组建宣传机构，引进高素质写作人才，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宣传队伍。二是抓紧建设独立的门户网站、在电视、报刊、广播等媒体上开辟专题宣传栏目，办好简报信息、工作动态、刊物等载体。三是加强全系统人员宣传工作能力的培训提升，把全系统人员都培养成宣传能手。四是大力宣传司法行政为民服务的好做法好成效以及典型事例、先进人物，大力宣传本系统求真务实、便民利民、创先争优、干事创业的做法、经验和成效，更多地引起广大群众的关注和好评。
三、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全面提升司法行政新形象。一是把握主旨，提高认识，把人民群众对司法行政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作为根本价值取向。首先是准确把握群众满意在司法行政工作领域的深刻内涵和具体表现。群众满意度就是群众对司法行政机关工作和社会形象整体的评价，是对司法行政的信任、理解、支持、配合，是对司法行政的崇尚、尊重。其次是深入理解群众满意这一目标的现实意义。司法行政工作是否落到实处、干部职工作风是否转变、是否保持良好精神状态，最重要的是让群众来评、看工作结果、看工作成效。再次是充分认识不顾群众是否满意，脱离群众思想的严重危害以及在司法行政实践中贯彻群众路线的重大意义。必须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为群众谋利益，决不能用来谋取个人或小团体的私利，不能只考虑自身工作的方便而漠视群众的方便和利益。最大限度地提高群众满意度。二是立足本职，多办实事，让人民群众感受公平正义和热情服务,让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得到公平公正及时有效地解决。首先要把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作为检验和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切实增强罪犯监管改造工作的针对性、主动性、有效性。积极参与“打黑除恶”、“两抢一盗”等专项斗争，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治安突出问题，巩固和扩大严打整治斗争成果，确保社会治安持续稳定，确保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不断提高。其次要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把执法活动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具体实践，不断完善和创新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体系，让人民群众从我们承办的每一起案件、处理的每一起纠纷、解答的每一次咨询、化解的每一个矛盾中，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再次要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把方便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司法行政机关发挥职能作用、强化社会管理的主要方向，把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作为司法行政机关社会管理改革的重点，积极研究推出新的便民、利民、惠民措施，最大限度地增进群众信任感、幸福感。最后要围绕党委中心工作，妥善解决群众实际问题。针对当前新农村建设工作，通过普法依法治理和法律服务，帮助群众提高法律素质，增强群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合法利益的能力。结合平安建设工作，利用司法行政资源优势帮助群众抓好平安乡村、平安社区等基层创建活动，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三是拓宽渠道，贴近群众，使群众更多地了解和更广泛地参与司法行政工作 ,让群众感受到更多实惠。首先是要进一步深化政务公开，让群众更多地了解司法行政工作职责。通过设置政务公开栏、网站、宣传橱窗等方式深化政务公开，让群众更多的了解司法行政职责，增强参与、支持、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工作的自觉性。其次是要通过召开座谈会、发放征求意见表、与群众谈心等方式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深入乡镇村组，主动贴近群众，广泛征求意见，并对征询的意见和建议，认真分类整理，针对工作的薄弱环节及时完善制度，扩大工作成果。再次是要依托服务等“窗口”部门的工作，树立良好机关形象，让更多的群众了解、支持和参与司法行政工作。从小处着手，贴近群众，方便群众来访咨询。如在办公楼大厅设置科室公告牌，办事流程图等方便群众来访、预约等，避免群众重复来访，节约办事成本。最后在咨询解答中，尽可能地告知群众权利义务，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可以利用告知书、明白卡、宣传册等，明确告知当事人享有的权利以及救济途径。在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一视同仁，实现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目标。
四、全面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更多地满足广大群众的渴求。一是强化监管和帮教，扎实做好社区矫正和刑释解教工作。刑释解教人员是一个特殊、敏感群体，这个群体的问题解决不好，将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动员全社会力量，实施整体联动；要有新举措，创造新载体，要根据当前释解人员的特点，在不断拓宽就业途径，教育其适应形势，转变就业观念，努力提高就业安置水平的基础上，尽可能根据释解人员的就业技能和水平进行安置。加强教育培训，加强对释解人员的就业观念教育和就业技能培训，引导他们摒弃好逸恶劳思想，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学得一技之长，靠诚实劳动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以人为本，积极为释解人员办实事。能够实现再就业的帮助安置就业，符合低保条件的解决低保问题，不符合低保的，予以临时救济。二是全面加强普法方式方法创新，切实增强宣传效果。加快从传统普法向现代普法的转变，积极开展靶式普法、订单式普法、联合普法、文化普法、楼宇电视和政务微博等新媒体普法，加大法治县乡创建力度，管在关键点、避免形式化，切实有效开展。三是加大人民调解法贯彻执行力度，强化网络建设，全面提升调解员队伍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和水平。积极争取政府解决调解员补贴，争取设立专职调解员，大力加强矛盾纠纷预防和排查化解，确保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四是积极探索和拓展法律援助措施，积极推进“点援制”，深入总结人民满意法律援助新模式。加强法律援助义务值班解答法律咨询正常化管理，积极将疑难纠纷调解和刑事和解纳入法律援助试点，总结经验推广实施，真正实现应援尽援。五是全面坚强律师、公证员、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管理，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教育引导他们统筹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切实履行应尽义务和职责，真正维护好实现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正义。六是全面加强协调沟通力度，争取人财物支持，大力加强基层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树立司法行政新形象。积极争取人员编制和车辆编制，解决好司法所人员和交通工具问题。积极争取相关政策支持，努力解决好干部队伍待遇问题，切实提高干部工作积极性。全力打造办事大厅，努力为群众办事提供良好的环境，最大限度地让群众满意。
五、全面加强干部队伍能力建设，为大幅提升群众满意度提供坚强保证。一是要全面提升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教育引导干部要时时处处用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这面镜子对照自己，始终坚持亲民、爱民、为民。经常地自觉从干部队伍自身找原因，群众观念是否淡漠了，是否缺乏做群众工作的方法、经验，是否是丧失了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化解矛盾、处理问题是否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干部是否是浮在上面、沉不到一线，与群众打交道少了、心理距离远了，是否做到感情上与群众“心连心”，工作中与群众“面对面”，为群众办事“实打实”，向群众宣传“情牵情”，真正把群众工作做实、做好，实现人民群众满意。三是要扎扎实实办好事、办实事。首先要教育干部要经常扪心自问，将心比心，多做换位思考，把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来对待，把群众的事情作为自己的事情来办理。自己在这个岗位上为群众到底做了什么，还有什么没有做到，可不可以做得更好。其次要深入群众、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当好群众的贴心人。每个干部职工必须在实践中锻炼和提升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善于接近群众，会讲群众语言，会用群众的方法思考问题，会把法律法规、党的方针政策与群众的需求、与当地实际相结合，更好、更有效地为群众服务。再次是要认认真真为群众更多地解决具体问题、更多地办实事，把群众工作落到实处。群众利益无小事，不但要做好维护稳定和促进发展经济这件大事，也要把群众要求解决的琐事、杂事和群众关注的“小事”办好办实。最后是要善用群众语言和群众乐于接受的形式与之进行沟通，注重面对面的沟通、心与心的交流。无论是宣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是宣讲法律法规，帮助群众学法、懂法、守法，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学会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都要把解决群众思想困惑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把话说到点子上，努力解开思想疙瘩，在宣传中建立感情，在宣传中形成互信，在宣传中赢得民心。三是要全面提升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首先要强化干部职工核心价值观和社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首要价值追求；其次加强法律法规以及各项方针政策的学习培训，熟练掌握程序性、实体性和时效性规定，自觉从实体、程序和时效上维护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感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再次是加大对不维护公平正义的人和事的处理力度，全面促进公平正义得到最广泛的维护。四是全面提升干部职工在新媒体时代引导能力。要最广泛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司法行政重大决策部署、司法行政在维护稳定、社会管理、服务群众等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以及司法行政战线英雄模范人物的感人事迹，最大限度地增加舆论的“正能量”。坚决杜绝“大丑恶”事件发生。五是全面提升干部队伍科技信息化应用能力。落实“谁拥有先进科技手段，占据信息优势，谁就掌握主动，赢得未来”的理念，牢固树立向科技要效率、人力和向信息化要战斗力的理念，大力推进司法行政工作信息化建设，加强干部队伍科技信息化能力的培训提高。六是全面提升干部队伍拒腐防变能力。要深刻认识拒腐防变的重要性、紧迫性，毫不动摇地坚持从严治警的方针，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努力促进干警清正、队伍清廉、司法清明。抓住用制度管人管事这个根本，围绕容易滋生腐败问题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重点岗位，健全制度规定，强化廉政风险防控，从源头上预防腐败问题的发生。学会在法治轨道上用权，保持清廉本色，坚守精神高地。（转）

Ⅳ 基层法医工作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最近，某基层法院碰到了一起棘手的刑事自诉案件。案情其实并不复杂，自诉人汤某控诉被告人范某犯故意伤害罪并要求赔偿相关的经济损失。自诉人提供的证据是当地公安局出具的两份法医鉴定书。令人费解的是，该两份法医鉴定书时间相隔不到两个月，然而内容竟截然相反。早期的鉴定结论为“轻微伤”，但两个月后该局竟出具了九级伤残的轻伤评定书。被告人认为当地公安局的鉴定结论有失公允，申请重新鉴定，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构成轻微伤的法医鉴定结论。该基层法院采信了中院的鉴定结论，判决被告人范某无罪，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汤某经济损失4000余元。自诉人不服，提起上诉。二审过程中，自诉人汤某要求重新鉴定，中院遂依法委托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某医院重新鉴定，鉴定结论为轻伤，中院遂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一起简单的刑事自诉案因为鉴定结论的迥异变得异常复杂起来。法官在扑朔迷离的鉴定结论面前无所适从，当事人无可奈何地陷入讼累之中。

事实上，这类情况在审判实践中并不少见。鉴定结论在定案过程中往往成为举足轻重的“焦点”，在民事诉讼中直接关系到赔偿与否、赔偿多少等问题，在刑事诉讼中则直接影响到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问题。然而目前的法医鉴定机制不完善、鉴定规则不统一、立法明显滞后等现状又严重阻碍了审判实践的发展。“扯皮鉴定”、“重复鉴定”、“人情鉴定”等问题日益突出，改革法医鉴定机制的呼声越来越高。

（二）我国法医学鉴定体制的现状及其弊端分析。

我国法医学鉴定实践起步晚，发展相当缓慢。80年代初期，我国法医学鉴定体制主要是从公、检、法三机关“互相制约，互相监督”的原则入手的，在公、检、法内部都建立了相应的法医鉴定机构。到目前为止，关于法医学鉴定仍没有统一的立法。相关的法律法规有：2002年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新《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等6部委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公安部《刑事技术鉴定规则》、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医工作细则》等等。这些法规的出台对规范我国法医学鉴定行为，促进法医学鉴定的发展曾经起到了一些作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些零散的不成体系的法律、规章显然已不能适应法医学鉴定发展的客观要求，其存在的弊端也不断凸现。当前的法医学鉴定体制对鉴定人资格审查、鉴定标准和程序、鉴定机构、鉴定期限、法律责任等问题都没有统一的明确规定。这不仅给审判工作设置了障碍，更是为原本就相当薄弱的法医学鉴定工作的发展增加了桎梏。有人著文说“由于多鉴定体制的存在和鉴定的复核程序没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最举足轻重的‘证据’又最具随意性、可变性！随意性和可变性又会和失职、渎职、伪证乃至国家赔偿联系在一起，以致基层的法医工作如履薄冰……”[1]

具体而言，法医学鉴定体制不完善的弊端表现在：（1）立法不完备，缺乏操作性。公检法三机关“自鉴自侦、自鉴自检、自鉴自审”等违反科学精神、违反诉讼法原则的事件时有发生；鉴定机构互相扯皮，鉴定结论互相拆台、互相矛盾的现象屡见不鲜。（2）机构设置混乱，缺乏权威性。目前，除公、检、法、司自上而下设立的鉴定机构外，还有卫生行政部门设置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医科大学、政法院校的鉴定中心等。多系统设置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同时又使鉴定质量发生异化，法医鉴定的权威性大打折扣。（3）鉴定规则各不相同，缺乏统一性。各系统、各地区指导、规范鉴定的标准各不统一，互不约束，各自为政，致使实践中鉴定结论截然不同。（4）证据采信存在任意性，缺乏公允性。在鉴定结论的认定上，无法律规定的标准，法官自由裁量权太大，裁判的公正性受到质疑。

二、重构法医学鉴定体制的理性思考。

在考虑构建法医学鉴定体制之前，我们必须分析一下法医学鉴定结论的本质特征。法医学鉴定结论，是一种证据材料，而不是当然的“证据”，不一定具有证明力，因此不能直接予以采信，我们权且称之为“准证据”；鉴定结论又是一种特殊的必须通过科学手段和方法进行严密科学活动才能得出的结论，具有科学性；与此同时，鉴定结论必须是经过法定程序严格审查才能认定的法定证据材料，具有法定性。可见，作为“准证据”的法医学鉴定结论具有科学性和法定性双重特征。鉴定体制的构建必须保障鉴定结论本质特征的实现，这是鉴定体制在实际操作中的价值体现。换句话说，建立科学的鉴定体制目的是为了保障诉讼中鉴定结论科学价值和诉讼价值的实现。[2]

法医学鉴定体制在初创时期没有很好地满足鉴定结论的科学要求和法律要求，因此，在改革法医学鉴定体制过程中，人们都把着眼点放在满足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法律性上。关于重构法医学鉴定体制，目前主要有四种学说，即“一元说”、“两元说”、“维持现状说”和“多元说”。

迄今为止，代表大多数法医学工作者心声的是“一元说”，即建立统一的、高效的、独立的、公正的法医学鉴定体制。他们主张，在中央设置法医工作委员会或法医总局，隶属于法制委员会。法医工作委员会或总局之下设置一至二个科学研究机构，进行重点科学研究和疑难病例的会诊工作。同时在各省（市、自治区）、地区（地级市）、县（县级市）设置相应的法医机构，分别承担不同的任务。

“两元说”则主张分别设置公安系统的法医鉴定中心和检察系统的法医鉴定中心；或者将公安和检察机关的法医鉴定中心合并为一个鉴定中心，另构建一个社会性的鉴定中心。

而“维持现状说”的持有者为保守主义者居多，他们担心大量的变革会不利于平稳过渡，所以主张在现有的法医学鉴定体制的基础上进行局部调整，如严格审查鉴定资格，建立监督程序等。

“多元说”我们将在下文作详细的论述。

逐个分析以上几种观点，我们不难发现，除“多元说”之外的三种学说都存在着种种弊端，因此它们都不能成为法医学鉴定体制的最终选择模式。

“一元化”法医学鉴定体制具有三个特点，即高度的集中性、严密的隶属关系和明确的分工范围。这种体制的根本缺陷在于它无法确保法医学鉴定结论的科学性，进而使该结论的法律性失去可靠的前提。首先，“一元化”体制容易形成行政隶属关系和狭隘的行业圈子。鉴定机构的单一性限制了当事人的选择权，无法满足诉讼民主的需求，再加之行业垄断形成的弊端以及主观人为因素等的影响，因而不能确保法医学鉴定结论的科学性，鉴定结论失真的现象时有发生。其次，“一元制”不利于法医学学科的发展，从根本上损毁了鉴定结论的科学性赖以存在的基础。这主要由于“一元制”下法医鉴定机制的高度集中性，就剥夺了政法院校、医科大学参与法医鉴定的可能，很大程度削弱了法医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实验基础和经济条件。从长远看，法医学鉴定队伍将无从保证后备力量的充实和储备，法医学的长远发展势必受到影响。由此可见，“一元化”体制并不能从根本上避免目前的“重复鉴定”、“人情鉴定”等现象，那么由现行体制向“一元制”的改革将没有必要。

“两元说”持有者的初衷是为了兼顾诉讼民主与科研水平之间的平衡，但其提出的“两元”模式实际上造成了不可避免的“跛足”现象。如果只在公安、检察系统内部设置两个鉴定中心，则无法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公检的工作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鉴定质量也难以保证；而如果将公检两机关的内部鉴定中心合二为一，则不能保证公安与检察机关的制约与平衡，进而不能避免鉴定中滋生的腐败现象，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公正性自然难以实现。

至于“维持现状说”，更是不能符合目前改革的需要。改革必然带来“阵痛”，不能因为惧怕“阵痛”而维持现状。其所提出的严格审查鉴定人资格、增加鉴督程序等也无异于隔靴搔痒，难以真正起到作用。

三、国外法医学鉴定体制的设置。

与我国相比，国外许多国家法医学鉴定体制的设立已有多年的历史，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在法治国际化、一体化发展的今天，分析、借鉴外国先进的、通行的做法不啻为我国法制改革中的一个良方，批判地吸收是我国的立法方法之一。

（一）英美法医鉴定制度。

英国的法医鉴定体制由三部分构成：死因裁判官、法医病理学家和警察外科医生。如果联系诉讼加以考虑的话，大体上可分为相对的两套系统：一套是服务于警方的法医鉴定系统，另一套是内政部主管的面向社会公众的法医鉴定系统，当然也不排除警方受惠于该体制，如果警方确有需要的话。[3]这两套法医鉴定系统的形成与英国对抗制诉讼结构有密切的联系。在英国，证人和鉴定人、证人证言和鉴定结论在证据法上没有明确的划分。鉴定人（专家证人）一般由当事人聘请，因此辩诉双方的鉴定人往往会在同一问题上提出针锋相对的鉴定意见，双方律师也可以对专家证人进行盘诘。这就有利于确认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法律性。

另外，英国采用鉴定人资格制度，无论是死因裁判官，还是法医病理学家、警察外科医生，都必须符合一定的学历、从业经验的限制方能胜任，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鉴定人的专业化、专家化。美国与英国一样，也实行多元化鉴定体制，最为庞大的法医鉴定系统是警察系统，除此之外，很多高校及科研机构也有法庭科学实验室。还有些个人也建立了自己的法庭科学实验室，它们多向刑事案件的辩护律师提供科学鉴定服务，当然也向警方提供服务。美国也实行鉴定人制度，但鉴定人的资格不是采取考试之类的硬件措施确定，而是视具体情况由法官和陪审团来确定。[4]这些规定与美国对抗制诉讼结构是相一致的。

（二）法国的法医鉴定体制。

法国警察系统设有法医鉴定机构，在需要进行物证鉴定和尸检的现场勘察中，检察官或司法警察可指定具备相应专业资格的人参与现场勘查；如果被指定者不是最高法院或上诉法院注册的鉴定人，则他必须以书面形式宣誓，保证以自己的人格和良心发誓为司法提供帮助。[5]可见，法国没有明确载明实行“多元制”，但暗示了鉴定体制不是单一的，因为鉴定人注册名单之外的人是个不确定的概念，表明除注册名单之外还有别的鉴定机构或鉴定自然人。法国实行鉴定权制度，一个案件中是否进行鉴定，由刑事预审法官决定。鉴定活动由鉴定人具体操作，鉴定人资格通常是预先根据行政规章确定是否启用有资格的鉴定人由预审法官决定，这也体现了法国诉讼结构中法官职权主义的特征。

（三）日本的法医鉴定体制。

日本法医鉴定体制呈现多元化形态，包括监察医制度、警察医制度、大学教授解剖制度以及科学警察鉴定制度。[6]日本实行鉴定人资格审查制，一般说来日本鉴定人的资历要求比英国要高。

可见，英美法日等国的法医学鉴定体制的共同点是：（一）实行多元化法医鉴定体制，这与各国诉讼结构的特征是一致的。（二）警察系统自上而下设置了独立的鉴定体系。（三）法院内部没有单独的法医机构和专职法医。（四）各国对鉴证机构和鉴定人的资格审查都有详细的规定。

四、我国法医学鉴定体制的“多元化”构想。

借鉴各国法医学鉴定体制的成功实践经验，并结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笔者认为，我国法医学鉴定体制应该实现“多元化”。“多元化”的基本框架包括为社会提供法医鉴定的机构和为国家利益提供法医鉴定的机构。[7]前者包括高等政法院校或医科大学的法医鉴定中心、医院或民间法医鉴定部门等，它们承办民事诉讼中的法医学鉴定；后者包括公安和检察系统内的法医学鉴定机构，它们承办刑事诉讼中的法医学鉴定，遇到难以解决的技术难题时，也可委托高等院校法医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具体而言，“多元化”法医学鉴定体制的配套要求有：（1）撤销目前法院系统内的法医鉴定机构，或者即便保留，该机构的任务也应当转变为咨询性质，为本法院或本系统法官提供技术支持，其本身不再从事鉴定活动。这是因为，法院内法医只有双重身份即既是法院的内部成员又是当事人一方的证人，这不可避免地使法官的裁决产生偏向性，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法律上的可检验性也不可避免地降低。（2）公安、检察内部同时保留鉴定机构。公、检的鉴定中心是为维护国家利益而设立的，在一些刑事大案中，内部存在鉴定机构有利于工作的保密性，两者共存则有利于实现权力的制约与平衡。（3）司法部门的法医鉴定机构应改为民办。因为该机构一直面向社会从事鉴定活动，在职能上并不代表国家，改为民办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有利于节约人力、物力以及减少国家财政的负担。（4）符合条件的医院可以从事法医鉴定活动。新《刑诉法》第120条第2款规定“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或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这是医院参与法医鉴定的法律基础。包含两层含义：只有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少数医疗水准很高的医院才能进行法医鉴定，这类医院只能就特定法医学事项从事鉴定。（5）医科大学、政法院校的法医科研中心可以进行法医鉴定。一般这类中心的科研水平较高，可以从事专门性强的疑难病例或尸体检验。一定条件下允许它们成为鉴定主体，有利于资源的最合理化利用，也有利于推动法医教学的发展，从而为我国的法医学提供人才储备。

在法医学鉴定体制的设置模式上，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按行政区划设置数量不等的鉴定中心。这样，既合理地实现法医鉴定资源优化配置，又可以满足诉讼民主的需求，保障当事人的选择权，从而实现法医鉴定体系的科学化、独立化、专业一体化。（1）区县级地区可设置公安、检察以及医院组成的三位一体的网络化鉴定模式。从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分流出来的鉴定资源可充实到公、检系统。而医院的法医鉴定机构可与该地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合二为一，遇到特别疑难的病例时，可以从三家鉴定机构中抽调部分专家组成临时的鉴定综合小组，由此形成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统分结合的三足鼎立的科学格局。（2）地（市）以上的地区可以设立三家以上鉴定机构。除公、检内部的两个鉴定机构外，可以成立两个左右的医院法医鉴定机构，缓解医疗事故及法医鉴定数量增多带来的工作压力，同时又可以扩大当事人的选择权。当然，这两家医院的综合技术力量必须绝对过硬，同时鉴定机构还应吸收同地区其他医院的优秀专门人才，具体的机构人员配置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法院负责监督协调。操作时可通过电脑区域联网，建立人才资料库，实现区域人才共享。有条件的地区，这里主要指辖区内建有高等政法、医学院校的，可以根据其法医学实力组建科研性质的鉴定中心，必要时可以接受法院、当事人或者其他法医鉴定机构的委托，从事疑难复杂病例的鉴定。

在按行政区划设置鉴定机构时，有人主张县级区域建立三家鉴定机构，地级区域建立四家，省会城市建立五家。笔者以为没有必要作此硬性规定，因为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地区没有必要设置五家，有的地区则不能达到五家鉴定机构的规模。过于死板的硬性规定则可能适得其反，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机构过于繁冗也不利于鉴定的科学性和效率性。

总之，“多元化”的法医鉴定体制是一个开放的、健康的、科学的体系，能够避免鉴定机构的官僚化、行政化，有利于营造“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科研氛围，还能够保障诉讼民主、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法院超脱（撤销）法医鉴定机构也有利于保障法官的中立地位，从而保证公正地采信鉴定结论，并作出合理的裁决。一句话，“多元化”的法医学鉴定体制是实现鉴定结论科学要求和法律要求的最佳选择。

五、相关的几个问题。

（一）法医鉴定的监督问题。

法医学鉴定是一项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活动，法医鉴定结论对民事、刑事案件的判决往往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法医鉴定活动必须加强监督，以防止鉴定滥用、违反程序等现象的发生。

为稳妥起见，我国可实行鉴定权制度和鉴定人资格制度。鉴定权由主审法官或者合议庭掌握，在委托合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时，要严格审查鉴定机关提供的鉴定人选，具有法定资历的方可实施鉴定。值得一提的是，除对医院鉴定机构提供的人选进行审查外，法官对公检系统的法医适格性也应审查。这样就实现了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资格的双重认证保险。这里又产生一个问题，鉴定权的决定由法官掌握，但法官决定鉴定是否适时，采信鉴定结论是否合法，是否遵循回避规定等情况，又应由谁来监督呢？目前，这个问题的解决只能借助法院内部政工、纪检部门，以及人大、政协等机关的监督。当事人一旦有异议，可向该院政工纪检部门或检察机关反映。新闻舆论界也可发挥积极的舆论监督作用。

（二）法医鉴定可引进参与机制，适用抗辩程序。

在公、检等机关组织的法医鉴定过程中，法官、法院应具有参与权。主审法官的适当介入，可以严格程序监督，从而有效避免证据采信时的“拿来主义”或“随意主义”。控辩双方当事人也可申请参与到法医鉴定中来，双方当事人对鉴定活动应当具有知情权、在场权和发表意见权，发现异议的，双方还可进行辨论。鉴于当事人缺乏医学专业知识，当事人可以委托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到法医鉴定过程中来，但受委托的对象须与本案无利害关系，与法官、鉴定人无利害关系，不能影响案件的正常鉴定进程。通过引进鉴定抗辩制，法医鉴定结论将更加科学、合理、公正。

（三）鉴定时限及鉴定人法律责任。

法医鉴定是诉讼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法医鉴定过程中，诉讼期间自然中断。一般说来，法医鉴定并不会必然导致案件超审限。但客观上，如果鉴定时间过长，就会造成案件久拖不决的现象，使当事人陷入讼累之中，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然而目前，我国除对医疗事故的鉴定期限作出了规定，其它无法律、法规规定法医鉴定期限问题。笔者主张，法医鉴定机构自接到鉴定委托书之日起45天内必须作出鉴定结论，特殊情况提请审委会讨论批准后可延长两个月。

目前，法医鉴定还存在责权不明的现象。事实上法医鉴定结论对定罪量刑甚至生杀予夺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万一法医鉴定结论有错误，责任将如何追究？为此，笔者认为，应引进鉴定责任制，法医鉴定应由单位责任向自然人责任过渡。法医鉴定应实行合议制，参与鉴定的鉴定人都应当署名。[8]鉴定书中应有各种不同意见的如实记载，包括被否决的少数人的保留意见，而不能只有一种意见的记载。首席鉴定人对鉴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在责任认定上，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即只要鉴定结论出错，除非鉴定人有证据证明其无过错，鉴定人都应对错误鉴定结论带来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鉴定人存在故意的，还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Ⅳ 基层法律服务所目前现状

基层法律服务所是最早于1980年底出现在广东、福建、辽宁等地，主要是面向广大农民群众，调解生产经营性纠纷，并从事代书、解答法律咨询等简单的法律服务工作。自1984年以来经司法部、中央书记处都以会议和文件等形式再三肯定和推广之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并迅速普及到大中城市的街道和厂矿企业。自1986年以后，在“巩固、提高、完善、发展”的方针指导下，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所呈急剧上升趋势。截止1989年底，全国共有乡镇法律服务所29979个，拥有乡镇（街道）法律工作者90333人，全国乡镇法律服务所共调解纠纷1377624件，协助办理公证1727265件，民事诉讼代理117013件，非诉讼代理235037件，担任基层政府和企业常年法律顾问104073家，代写法律文书594356件，解答法律咨询3986602人次，挽回经济损失212688万元，各项业务比1988年均有较大幅度增长。 1990年代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等有关文件则将基层法律服务所作为“政法基层组织”之一。
自90年代以来，乡镇法律服务所开始进入总结、整顿阶段，基层法律服务所建设重点转到了上等级、上水平、上质量、上效益的新阶段。司法部先后颁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等，确认了基层法律服务所近似于律师的广泛业务范围；司法部并统一颁发《乡镇法律工作者证》，作为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资格认证或执业证书（但审查权实际上交给了由县级司法局）；国务院物价局下发的《关于印发第二批〈国务院有关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目录〉的通知》中，将基层法律服务所业务收费列为准予收费的项目。总体来看，90年代的整顿和改革强化了基层法律服务体系。1992年，全国乡镇法律服务所经过整顿撤消、合并验收不合格的所加上新建的所，比整顿前增加1087个；整顿中辞退、解聘不符合条件的法律工作人员之后加上新招聘人员，比整顿前增加10467人；全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乡镇法律工作人员占13.8%，具有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占62.3%，并有1205人已考取律师资格；很多法律服务所经过整顿，增加了服务业务的层次和范围；法律服务所的各项规章制度开始健全，80%以下的所实行了挂牌服务和“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办公条件和物质装备也得到改善。 当时官方文件一致肯定，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协助基层政府推进依法治理、化解基层矛盾、普及法律常识、整治涉法热点问题等方面所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政法基层基础工作的重要辅助力量。
然而，世纪之交似乎成为基层法律服务所命运的一次转折点，抑制（或明扬暗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发展成为官方态度的主流倾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职能、体制和目标在几经调整后目前可谓扑朔迷离。2000年3月，司法部颁布《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所按照事业法人体制进行管理和运作”，实行与乡镇政府司法所“政事合一”；同年8月，“国办发（2000）51号”和“清办函（2000）9号”文件则指出，法律服务所“不再属于行政挂靠机构或事业单位，实行自主执业、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自律性运行机制，成为符合法律中介服务行业规则的合伙制执业组织形式”。嗣后全国各地深入贯彻《办法》的精神，全面开展基层法律服务所清理整顿，要求各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司法所按照上述规章进行脱钩改制。自此，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数量由持续上升趋势急转直下。截止2000年底，全国共有基层法律服务所34219个，较1999年减少1164个，不过，也许是惯性作用的影响，该年度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为121904人，较1999年底仍增加2182人；业务量也有所增加，代理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比上年增长6.3%，担任基层人民政府、村（居）委会和企事业单位常年法律顾问的比上年增长5.9%，其他业务也有所增加。然而到2001年，全国共有基层法律服务所锐减到28647个（较上年减少5572个），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为较上年减少13919人；服务业务除诉讼代理略有上升外，但其他业务都明显下降。 2002年，基层法律服务所及服务人员数量继续下降，服务所较2001年减少1758个，从业人员减少9444人。
二、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角色
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角色主是通过其与这一体系中的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来定位的。从这些关系中，也能够或明或暗地了解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现状评价和未来设计众说纷纭的原因。
1.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基层司法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形成。
基层司法所作为一级司法行政机构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比基层法律服务所出现约晚10余年，但基层司法所的职能产生与法律服务所产生几乎是同期的。1981年11月，司法部《司法助理员工作暂行规定》规定了人民公社（镇）、街道办事处设立专职司法助理员，作为基层人民政权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在人民公社（镇）、街道办事处和县（区）司法局（科）的领导和基层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工作。1996年6月司法部《关于加强司法所建设的意见》明确规定基层司法所的八项主要职能，其中包括指导管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代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处理民间纠纷。 1991年9月司法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也规定，乡镇法律服务所办理各项法律服务业务，应当在本乡镇人民政府及其司法助理员（司法所）的领导下进行。由此形成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司法所的关系是：基层司法所是国家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基层法律服务所是社会团体，二者是管理和被管理、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基层司法所经费来自国家财政，由国家核定编制，基层法律服务所经费自筹，自负盈亏，没有固定编制；基层法律服务所为当事人提供服务可以收费，而基层司法所提供法律帮助不能收费。但从文献中我们看不出司法所与法律服务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根据，结合实证调查所获得的信息，我们了解到，早期的法律服务所所长就是司法助理员，司法助理员又成为后来的司法所所长，于是就形成两所所长合一、两所人马合一、两所工作职能合一的状况。
2.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律师事务所-“剪不断，理还乱”的冤家。
十几年前，律师事务所从行政机关逐步脱钩独立、完全走向市场（不过在许多农村基层，国营律师事务所仍是当地主要或唯一的律师事务所），时至今日，以乡镇、街道为据点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也正按照同样的思路开始与其行政主管机关司法所脱钩、走向市场。根据2000年有关文件，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完全脱钩改制后与现有律师事务所体制区别不大，他们在执业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与《律师法》中关于律师执业的权利和义务差别不大，其中包括在参加民事、经济、行政案件的诉讼代理活动时，向人民法院查阅案件有关材料，并可根据承办事项的需要，持基层法律服务所证明和《法律服务执照》进行调查，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查询、索取有关材料等权利，他们的义务中也同样包括了“维护法律尊严与社会正义”、尽职尽责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按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等等。不过，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律师事务所之间也存在明显区别：（1）地域范围：基层法律服务所主要服务于本区域农村、城市街道各基层单位和个人，而律师事务所则不受此限制；（2）业务范围：基层法律服务所不能办理刑事案件及与此相关业务，律师事务所则可以办理包括刑事案件在内的所有诉讼和非诉讼业务；（3）执业资格：基层法律服务所从业人员要求取得专门法律服务工作者资格证书，由司法部统一组织考试进行资格认证；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要求通过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全国统一司法考试；（4）收支制度：法律服务工作者必须按照各省物价局的规定由法律服务所统一收案、统一委派、统一收费，收费标准低廉，很多案件只收取成本费，有的甚至要求按照法律援助标准不收费；律师事务所收费标准相对较高。 法律服务工作者和法律服务所只需要缴纳很低的年检费，勿须缴税；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必须按特定标准缴纳个人所得税和管理费。
3.基层法律服务所与人民调解委员会-同一司法所领导下的职能交叉的服务实体。
根据1989年6月17日国务院发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在由司法助理员具体代表的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工作。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除村民委员会成员或居民委员会成员兼任外，由群众选举产生。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费，其工作经费和人民调解员的补贴经费由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自行解决（后规定调解成功的可适当收费）；在2002年9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颁布后，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具有民事合同性质。但基层法律工作者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不具有约束力，只能靠双方当事人自觉履行。当事人一方无故拒不履行的，法律工作者可以告知、协助或者受托代理另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不过，由于作为司法所所长的司法助理员的法定职责包括指导管理人民调解工作并参与重大疑难民间纠纷调解，在只有一名司法助理员的司法所，常常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司法所所长兼任法律服务所所长和调解委员会主任，于是在具体案件中，上述区别意义就不大了。
三、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社会评价与未来命运
基层法律服务所是基于社会需求而自发产生后，在一种没有理论论证、没有市场调查、没有法律规范的背景下，依赖于政策和行政手段推动扩展的机制，因而它的生死成败都对政策有很强的依赖性。至于我们特别关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政策急转直下的主观原因，目前还没有十分确切的官方依据。结合与高层官员的接触和课题组自己的分析，基层法律服务所发展的无序状态，加之近年来城市地区律师业的迅速发展和竞争日益激烈，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种种弊端和劣势日渐显现出来，特别是低价竞争和劣质服务成为直接威胁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存在价值的致命抨击。司法行政管理部门高层领导的人事变动和思路变化，也是导致法律服务所在发展趋势骤然变化的重要原因。
1999年9月至10月，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组成4个调研小组，分赴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河南、陕西、甘肃、广东、湖北共10省市，就律师事务所与法律服务所的设置、业务范围的划分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调查研究，听取了数百名调查对象的意见，主管基层和律师的有关负责人以及基层法律工作者、律师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从调查组调查结果来看，法律服务市场存在一些突出问题：（1） 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名称混乱， 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中心、法律事务所、法律服务站、法律咨询中心、法律服务公司、法律咨询公司等林林总总，五花八门；（2）法律服务所布局不尽合理。总体看来，城市偏多，农村偏少，老少边穷地区则更少；（3）收费标准缺乏规范。由于部里对法律服务所收费标准没有统一规定，收费根据只能依据一些省市出台的临时性的收费办法；（4）法律服务所设立的审批权限不统一，有省市司法厅局批准成立的，有地区县司法局批准成立的，还有非司法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如省编委、省政府、省法制办、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工商局、老龄委等等部门；（5）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任职条件偏低。1987年司法部规定，具有高中文化和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可以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但由于在全国范围内缺乏统一的任职资格考试，各地在掌握任职资格时随意性较大；（6） 法律服务工作者队伍急待整顿，主要是一些政法机关离退休人员，有的离退休年限不满二年就进入法律服务机构工作，办人情案、关系案，群众对此反映较大；（7）法律服务所的管理有待规范，缺乏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规范和约束，等等。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社会各界对于乡镇一级保留法律服务所并无分歧；但对在城市的街道一级是否设立法律服务所分歧很大；关于法律服务所的业务范围是否应当划分、怎样划分，意见不一。然而，部分高层官员希望法律服务所走向市场、并在市场竞争中自生自灭的意向，已体现为行政结构变更，比如司法部管理法律服务所工作的基层处已由基层工作司调整到律师与公证工作司，基层法律服务所被纳入与律师同类的管理体制。然而，这种似乎体现市场化和自治化的意向与高层领导的讲话及文件精神并不一致。比如，2002年司法部颁布《关于加强大中城市社区法律服务工作的意见》和2003年司法部长张福森在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基层法律服务立足社区，亲民近民、服务便利、收费低廉等特点，以及在满足城市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法律需求等特殊作用出发，将大中城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职能定位于“以街道社区为依托，面向基层、面向社区、面向群众，提供公益性、非营利性法律服务”。我们无法想象，“公益性”、“非营利性”的法律服务与以营利为驱动和杠杆的市场化体制/管理模式如何兼容，我们更无法想象，一个既没有政府支持、也没有市场资金来源的基层服务机构如何实现“公益性”目标？合理的推测是，基层法律服务也许能够依赖于“（立足）社区”而获得社会捐赠，从而成为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法律服务机构？无论如何，对于农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前景如何定位目前尚未看到官方文件或讲话，然而，官方、学者、以及与大中城市律师界较为接近的媒体却基于不同立场和目标，正在设想由政府拨款的法律援助机构，和由政府操纵的“群体性自治组织”

Ⅵ 群众对公共法律服务有哪些方面的需求

群众是党和政府的衣食父母，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衡量司法行政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是做好司法行政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去年全市司法行政机关满意度测评中,对我县司法行政工作的不满意率为7.71%，为全市最高。与全市最低的水城县4.40%相比高出3.31%。一下子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满意度低的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笔者进行了系列调查，总结分析了问题存在的原因和症结，提出几点建议和对策。
影响我县司法行政工作满意度的主要问题及成因
去年，全县司法行政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认真履行职能职责，各项工作成效是显著的，但民意调查测评结果却很不理想，经过深入客观调查分析，影响我县司法行政工作满意度的主要问题有：
一、宣传不到位，群众对司法行政知晓率、认知度不高，致使群众评价偏颇。一是对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宣传较多，但对县乡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职责系统、全覆盖地宣传却没有，导致群众对公检法司的职能职责混为一谈，加上平时的业务往来也使群众误认为司法局就是所有司法系统的总合，还有群众认为司法局就是管公、检、法的，或者把司法行政机关和公检法机关等同起来，有的群众还到司法局来投诉公检法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把对公检法的不满意算在了司法局的名下。二是缺乏专门的宣传手段和机制。没有独立的门户网站、没有专门的刊物及其他载体，更没有专门的宣传机构、人员和相关制度，致使群众知晓率、认知度都较低，更导致群众评价随意性高。三是宣传不到位致使群众认知脱节。司法行政的法律援助、律师公证、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等机构都具有服务性职能，常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但是群众却不知晓，对这些部门服务职能的认知度，不能统一到对司法行政的良好评价上来，是间接导致司法行政民意调查不理想的原因。四是司法行政许多为民服务的好做法好成效以及典型事例、先进人物没有得到较好的宣传，没有引起广大群众的关注和好评。
二、司法行政职能作用发挥不太好，为民服务的好事实事做得不够好。一是在普法为基础和依法治理为目标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中，只注重普法却偏废了依法治理。在协调整合社会力量资源开展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还未全面到位，致使普治整体水平还不高，因而有政协委员建议加强此项工作。普法创新方式方法不多，形式模式老套，基本处于传统普法的状况，普法针对性、实用性、新颖性差，致使群众难于接受吸收，效果不太好。在依法治理工作中，仅限于单一的行业治理或单位治理，综合治理、基层治理、专项治理还不很到位，效果也不很理想。群众在普法依法治理中感受到的好处实惠还不多，也不深刻。二是在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中，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新做法，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很多纠纷得到了就地化解。但由于调解员的综合素质能力不强和工作积极性不高以及调解员补助难到位等问题，导致出现化解矛盾纠纷不及时、调解偶有不公正、文书档案不齐备、协议履行率不很高等问题，也是群众不满意的一大重要因素。三是部分当事人中还未能得到法律援助，特别是在指定辩护中，由于补助少，被指派的律师例行义务性出庭辩护，工作积极性不高，深入实际调查取证做不到位致使辩护效果不佳等等，也让一些群众不满意。四是在办理公证服务中，由于公证体制机制原因、公证员奇缺、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差异、办公条件不好等因素，导致群众办证不能及时获证，办证中没有休息场地，办事环境不好等，都导致了群众不满意。五是在法律服务中，部分律师或法律服务工作者只注重经济利益而忽视社会效益，诚信建设还不是特别到位，服务群众的思想、作风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个别人员夸大其词、私自受案，甚至还有一些冒充律师的黑律师更是作虚假承诺，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律师声誉，也是他们对司法行政机关不满意的一个因素。六是在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中，由于服刑人员很多都受好逸恶劳思想的影响，不肯吃苦，还想挣大钱，结果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释解后，仍然挑挑拣拣，长时间不能就业。刑释解教人员由于其特殊经历，社会对他们存有偏见，致其就业困难、生活举步维艰。也致使一些人员不满意。
三、诸多客观因素长期制约司法行政各项工作的更好开展，也是导致群众不满意的又一重要因素。一是人员编制少且事务繁多。37个司法所中一人编制所还有19个，一人所的现状严重影响着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开展。依照《人民调解法》和社区矫正工作的要求，调解纠纷、案件调查、走访矫正对象必须两人以上才能开展工作，否则，就是违法行为。现在我县各司法所普遍只有两名甚至一名同志，一旦出去工作，司法所就得关门，群众来办事就得吃闭门羹。群众找不到人，办不成事，满意度自然不高。二是不能专人专职。由于司法行政管理体制多年沉淀的原因，大部分乡镇党委政府把司法所当作内设机构，把司法所人员当作乡镇人员使用，从事很多与司法工作无关的事务如行政包村、计划生育、禁烧防火、合作医疗收款等，不能专职做好司法行政工作，司法所业务成了附带和捎带。三是工作经费不足，工作保障难以到位。由于缺乏车辆编制和经费，致使22个司法所没有车辆，出现了处置纠纷赶赴现场不及时的问题，也严重制约着司法所各项工作的开展，也直接导致群众对司法行政工作不满意。四是司法行政机关待遇差，难以激发干部职工工作积极性。法庭、派出所、财政所都已是副科级机构，但司法所还是股级，在工作协调中存在一定的难度；司法所当前承担着监管四种罪犯的职能职责，但却没有转警，没有赋予其相应职权，履行职能职责存在许多困难；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人员经常到一线处置群体性问题和化解纠纷，但却没有岗位津贴，严重挫伤干部职工工作积极性。
四、干部队伍服务能力、水平、质量整体还不够高。主要体现在：一是部分干部职工综合素质不够高。思想政治、科学文化、法律素养、宣传能力、科技信息化技术应用和做群众工作的能力、水平不高，也致使工作中慢作为的现象出现或者少数不作为、个别乱作为的现象。二是不善于缺乏“面对面”做群众工作，不善于接近群众，不会讲群众语言，不会用群众的方法思考问题，不会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与群众的需求、与当地实际相结合，更好、更有效地为群众服务。三是不会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虽然法律援助、法律服务、公证、安置帮教、法制宣传等都是事关群众利益和好处的事。但由于不讲究做事的方式方法，作风不细致、态度不和蔼、工作不扎实，好事办不好，实事办不实。没有尽最大可能地应用司法行政资源更多地帮助办好群众关心的，亟待解决的困难事。没有把群众要求解决的琐事、杂事和群众关注的“小事”办好办实。四是没有做到心里装着大众，遇事想着群众。司法行政每项职能职责都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但还没有把“心里一定要装着群众，做什么事、开展什么工作，都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处处关心群众的疾苦，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群众的知心人和贴心人。”的理念溶入血液里，变成每个干部的实际行动。
五、社会管理创新不够，群众感受到的实惠还不多。主要是在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法律援助、公证事项办理、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管理、指导人民调解、司法鉴定等工作中的创新举措还不很多，群众感受到的实惠还不很多；在促进和维护公平正义方面发挥的作用还不够强大和明显，在促进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方面还做得不是特别到位；在实施民生改善和保障工程还没有做到通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实现最大化、无缝隙、全覆盖、无盲点地服务好群众。
提高人民群众对司法行工作满意度的建议和对策
一、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切实准确了解掌握群众之所需、之所盼，增强群众满意度工作针对性、时效性
经过调查研究，新形势下，群众对于司法行政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很多，但总体来说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需要稳定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希望解决好治安突出问题，生命财产得到保障，工作、生产、生活更加安全。二是公正执法方面。希望司法行政干部严格执法、秉公办事，切实增强法律保障力度和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三是社会管理服务方面。希望司法行政机关办事更快捷、更方面、更高效，对社会管理更加人性化，对社会服务更热情、更到位、更文明，社会更加安定有序。具体来说主要反映在：一是对普法的希望是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方法和途径宣传，将法律规定融入法制文艺节目演出或通俗易懂、易记、易掌握的形式宣传，积极从传统普法模式向创新性现代化普法形式转变；二是期望人民调解更多地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尽可能让矛盾纠纷不出村、不出乡镇；期望在社区矫正监管改造和安置帮教工作中，在严格管理的同时融入人性化因素，多帮助被监管对象解决生产生活难题；期望在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工作中，切实帮助当事人调查取证，切实从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法律程序上维护其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公平正义。三是群众期望干部职工的思想理念更加先进、作风更加优良、履职能力更强、工作质量更好和效率更高，随时能够获得更好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服务。
二、全方位加大宣传力度，切实提高群众对司法行政工作知晓率、认知度。一是组建宣传机构，引进高素质写作人才，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宣传队伍。二是抓紧建设独立的门户网站、在电视、报刊、广播等媒体上开辟专题宣传栏目，办好简报信息、工作动态、刊物等载体。三是加强全系统人员宣传工作能力的培训提升，把全系统人员都培养成宣传能手。四是大力宣传司法行政为民服务的好做法好成效以及典型事例、先进人物，大力宣传本系统求真务实、便民利民、创先争优、干事创业的做法、经验和成效，更多地引起广大群众的关注和好评。
三、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全面提升司法行政新形象。一是把握主旨，提高认识，把人民群众对司法行政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作为根本价值取向。首先是准确把握群众满意在司法行政工作领域的深刻内涵和具体表现。群众满意度就是群众对司法行政机关工作和社会形象整体的评价，是对司法行政的信任、理解、支持、配合，是对司法行政的崇尚、尊重。其次是深入理解群众满意这一目标的现实意义。司法行政工作是否落到实处、干部职工作风是否转变、是否保持良好精神状态，最重要的是让群众来评、看工作结果、看工作成效。再次是充分认识不顾群众是否满意，脱离群众思想的严重危害以及在司法行政实践中贯彻群众路线的重大意义。必须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为群众谋利益，决不能用来谋取个人或小团体的私利，不能只考虑自身工作的方便而漠视群众的方便和利益。最大限度地提高群众满意度。二是立足本职，多办实事，让人民群众感受公平正义和热情服务,让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得到公平公正及时有效地解决。首先要把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作为检验和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切实增强罪犯监管改造工作的针对性、主动性、有效性。积极参与“打黑除恶”、“两抢一盗”等专项斗争，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治安突出问题，巩固和扩大严打整治斗争成果，确保社会治安持续稳定，确保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不断提高。其次要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把执法活动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具体实践，不断完善和创新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体系，让人民群众从我们承办的每一起案件、处理的每一起纠纷、解答的每一次咨询、化解的每一个矛盾中，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再次要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把方便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司法行政机关发挥职能作用、强化社会管理的主要方向，把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作为司法行政机关社会管理改革的重点，积极研究推出新的便民、利民、惠民措施，最大限度地增进群众信任感、幸福感。最后要围绕党委中心工作，妥善解决群众实际问题。针对当前新农村建设工作，通过普法依法治理和法律服务，帮助群众提高法律素质，增强群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合法利益的能力。结合平安建设工作，利用司法行政资源优势帮助群众抓好平安乡村、平安社区等基层创建活动，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三是拓宽渠道，贴近群众，使群众更多地了解和更广泛地参与司法行政工作 ,让群众感受到更多实惠。首先是要进一步深化政务公开，让群众更多地了解司法行政工作职责。通过设置政务公开栏、网站、宣传橱窗等方式深化政务公开，让群众更多的了解司法行政职责，增强参与、支持、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工作的自觉性。其次是要通过召开座谈会、发放征求意见表、与群众谈心等方式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深入乡镇村组，主动贴近群众，广泛征求意见，并对征询的意见和建议，认真分类整理，针对工作的薄弱环节及时完善制度，扩大工作成果。再次是要依托服务等“窗口”部门的工作，树立良好机关形象，让更多的群众了解、支持和参与司法行政工作。从小处着手，贴近群众，方便群众来访咨询。如在办公楼大厅设置科室公告牌，办事流程图等方便群众来访、预约等，避免群众重复来访，节约办事成本。最后在咨询解答中，尽可能地告知群众权利义务，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可以利用告知书、明白卡、宣传册等，明确告知当事人享有的权利以及救济途径。在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一视同仁，实现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目标。
四、全面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更多地满足广大群众的渴求。一是强化监管和帮教，扎实做好社区矫正和刑释解教工作。刑释解教人员是一个特殊、敏感群体，这个群体的问题解决不好，将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动员全社会力量，实施整体联动；要有新举措，创造新载体，要根据当前释解人员的特点，在不断拓宽就业途径，教育其适应形势，转变就业观念，努力提高就业安置水平的基础上，尽可能根据释解人员的就业技能和水平进行安置。加强教育培训，加强对释解人员的就业观念教育和就业技能培训，引导他们摒弃好逸恶劳思想，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学得一技之长，靠诚实劳动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以人为本，积极为释解人员办实事。能够实现再就业的帮助安置就业，符合低保条件的解决低保问题，不符合低保的，予以临时救济。二是全面加强普法方式方法创新，切实增强宣传效果。加快从传统普法向现代普法的转变，积极开展靶式普法、订单式普法、联合普法、文化普法、楼宇电视和政务微博等新媒体普法，加大法治县乡创建力度，管在关键点、避免形式化，切实有效开展。三是加大人民调解法贯彻执行力度，强化网络建设，全面提升调解员队伍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和水平。积极争取政府解决调解员补贴，争取设立专职调解员，大力加强矛盾纠纷预防和排查化解，确保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四是积极探索和拓展法律援助措施，积极推进“点援制”，深入总结人民满意法律援助新模式。加强法律援助义务值班解答法律咨询正常化管理，积极将疑难纠纷调解和刑事和解纳入法律援助试点，总结经验推广实施，真正实现应援尽援。五是全面坚强律师、公证员、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管理，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教育引导他们统筹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切实履行应尽义务和职责，真正维护好实现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正义。六是全面加强协调沟通力度，争取人财物支持，大力加强基层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树立司法行政新形象。积极争取人员编制和车辆编制，解决好司法所人员和交通工具问题。积极争取相关政策支持，努力解决好干部队伍待遇问题，切实提高干部工作积极性。全力打造办事大厅，努力为群众办事提供良好的环境，最大限度地让群众满意。
五、全面加强干部队伍能力建设，为大幅提升群众满意度提供坚强保证。一是要全面提升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教育引导干部要时时处处用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这面镜子对照自己，始终坚持亲民、爱民、为民。经常地自觉从干部队伍自身找原因，群众观念是否淡漠了，是否缺乏做群众工作的方法、经验，是否是丧失了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化解矛盾、处理问题是否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干部是否是浮在上面、沉不到一线，与群众打交道少了、心理距离远了，是否做到感情上与群众“心连心”，工作中与群众“面对面”，为群众办事“实打实”，向群众宣传“情牵情”，真正把群众工作做实、做好，实现人民群众满意。三是要扎扎实实办好事、办实事。首先要教育干部要经常扪心自问，将心比心，多做换位思考，把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来对待，把群众的事情作为自己的事情来办理。自己在这个岗位上为群众到底做了什么，还有什么没有做到，可不可以做得更好。其次要深入群众、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当好群众的贴心人。每个干部职工必须在实践中锻炼和提升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善于接近群众，会讲群众语言，会用群众的方法思考问题，会把法律法规、党的方针政策与群众的需求、与当地实际相结合，更好、更有效地为群众服务。再次是要认认真真为群众更多地解决具体问题、更多地办实事，把群众工作落到实处。群众利益无小事，不但要做好维护稳定和促进发展经济这件大事，也要把群众要求解决的琐事、杂事和群众关注的“小事”办好办实。最后是要善用群众语言和群众乐于接受的形式与之进行沟通，注重面对面的沟通、心与心的交流。无论是宣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是宣讲法律法规，帮助群众学法、懂法、守法，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学会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都要把解决群众思想困惑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把话说到点子上，努力解开思想疙瘩，在宣传中建立感情，在宣传中形成互信，在宣传中赢得民心。三是要全面提升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首先要强化干部职工核心价值观和社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首要价值追求；其次加强法律法规以及各项方针政策的学习培训，熟练掌握程序性、实体性和时效性规定，自觉从实体、程序和时效上维护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感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再次是加大对不维护公平正义的人和事的处理力度，全面促进公平正义得到最广泛的维护。四是全面提升干部职工在新媒体时代引导能力。要最广泛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司法行政重大决策部署、司法行政在维护稳定、社会管理、服务群众等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以及司法行政战线英雄模范人物的感人事迹，最大限度地增加舆论的“正能量”。坚决杜绝“大丑恶”事件发生。五是全面提升干部队伍科技信息化应用能力。落实“谁拥有先进科技手段，占据信息优势，谁就掌握主动，赢得未来”的理念，牢固树立向科技要效率、人力和向信息化要战斗力的理念，大力推进司法行政工作信息化建设，加强干部队伍科技信息化能力的培训提高。六是全面提升干部队伍拒腐防变能力。要深刻认识拒腐防变的重要性、紧迫性，毫不动摇地坚持从严治警的方针，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努力促进干警清正、队伍清廉、司法清明。抓住用制度管人管事这个根本，围绕容易滋生腐败问题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重点岗位，健全制度规定，强化廉政风险防控，从源头上预防腐败问题的发生。学会在法治轨道上用权，保持清廉本色，坚守精神高地。

Ⅶ 怎样取得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证书

《基层法律服务抄工作者管理办法袭》第九条 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准，颁发《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六条 申请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二)高等学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参加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组织的考试合格；

（三）品行良好；

（四）身体健康；

（五) 在基层法律服务所实习满一年，但具有二年以上其他法律职业经历的除外。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自治县（旗），国务院审批确定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西部地区省、自治区、直辖市所辖县，可以将前款第二项规定的学历专业条件放宽为高等学校法律专业专科毕业，或者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并具有法律专业知识。

(7)基层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现状扩展阅读：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参加本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考试或者申请执业核准：

（一）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

（二）被开除公职的；

（三）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