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圆明园过去和现在的文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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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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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位于中国北京市区西北的海淀区，是一组清代的大型皇家园林，由圆明园及其附园长春园和绮春园（后改称万春园）组成，通称为「圆明三园」。圆明园规模宏伟，融会了各式园林风格，运用了各种造园技巧，被大多数中国园林学家认为是中国园林艺术史上的顶峰作品。清朝时一些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参观圆明园之后将其称作「万园之园」。
1860年，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焚毁，现仅存遗址。1988年，圆明园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并被中国政府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圆明园遗址的中部和东部成立了「圆明园遗址公园」，2008年7月29日，圆明园管理局宣布开放九州景区。至此，圆明园已经开放全园面积的五分之四。整个圆明园估计到2010年左右正式全面开放。
圆明园的始建年代至今尚有争议。最普遍的说法是，圆明园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其根据是干隆年间编纂出版的《钦定日下旧闻考》。第二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此地原为明代故园，经过清康熙帝四十八年修葺后，赐予皇四子胤禛。明代故园说，起始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徐树钧的《圆明园词序》，此文肯定圆明园地域内原有太监别业，但未提出证据。除以上两种说法外，还有圆明园始建于康熙三十九年前后、康熙四十年等说法，另外还有清代初年、康熙四十年以后、康熙末年等笼统的说法。2005年张恩荫根据《康熙实录》提出圆明园始建不会晚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
圆明园本来是康熙帝赐给皇四子胤禛（后来继位为雍正帝）的赐园，原名为「镂月开云」。最初时它的规模甚小，只有300余亩。雍正帝即位后，从雍正三年（1725年）起分别向东、西、北三个方向扩展，首先在原赐园的南面增建了宫殿建筑，使之成为兼具听政功能的园林。在他主政时，圆明园也利用多泉的沼泽地形修建了许多大中型水景，并筑造河道，叠石造山，形成山水层叠的格局。雍正帝命名了园中二十八景，如「牡丹台」、「杏花馆」、「卍字殿」等。
雍正之后的干隆帝于干隆二年（1737年）移居圆明园，对该园进行第二次扩建。干隆帝亲自主持了圆明园的扩建。扩建工程于干隆九年大致告一段落，形成了「圆明园四十景」。干隆帝热衷于游冶，一生多次造访江南，广泛地吸取各地园林的精华，融入圆明园中。到干隆三十五年（1770年），圆明园的营建工作基本告一段落，由干隆帝钦定了四十景，分别赋诗，并命画师绘画修饰，此即《圆明园图咏》。
在圆明园建成之后，其东面和南面又先后兴建了两座附园，即长春园和绮春园。长春园始建于干隆三年（1738年），于干隆十四年（1749年）落成。绮春园则是在干隆三十四年（1769年）由许多亲王、公主赐园合并而成，嘉庆年间又扩建西路，并入亲王及公主赐园。圆明、长春、绮春三园相对独立又互相连通，总体上以圆明园为主，因此一般统称为「圆明三园」或「圆明园」。
嘉庆年间，圆明三园依然有所增建。嘉庆之后，由于国力衰败，清朝皇室再也无力对该园进行大规模的修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咸丰十年（1860年）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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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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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集中了中国园林艺术的精粹，融会了东西各种建筑风格，大量运用对景、障景、借景、透景等空间处理技巧，汇聚各种造园手法，堪称是中国园林艺术之集大成者和顶峰杰作，被西方国家称作「万园之园」或「东方凡尔赛宫」。
整个圆明园的规模宏大，三园的总平面呈倒「品」字形，占地面积约350万平方米，周长10余公里。三园共有园景123处，其中圆明园69处，长春园24处，绮春园30处，总建筑面积超过16万平方米。三园设园门19座，水闸5座。园内有殿堂楼阁、轩馆廊榭等各种建筑140多组，木制和石制桥梁100多座，各种风景点100多处，还收藏了大量珍贵的图书、字画和文房珍宝，如《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和《淳化阁帖》摹版等。
圆明园是一座以水为主题的水景园，水面占全园面积的一半以上。它的水主要来自玉泉山，通过颐和园的昆明湖和清河支流万泉河，由西马厂铁闸从西北注入圆明园的紫碧山房，然后散布于各园。这种将水源布置在西北角的布局参考了中国神话中天下之水发源于昆仑山的传说。雍正年间大规模修整了水道，将全园的湖泊相连，形成了整座园林的脉络。这些河道、湖泊和遍布全园的假山、岛屿等相互烘托映衬，具有山水写意画般的意境。
圆明园的景观大量取材于中国的神话传说和诗画意境，如方壶胜境、蓬岛瑶台（蓬莱仙岛）、武陵春色（桃花源）、上下天光（洞庭湖）、杏花春馆（仿杜牧杏花村诗意）等。园内仿建了许多江南名胜，称为「缩景」，如取自杭州的「西湖十景」（西湖十景全部仿建，其中一些被计入圆明园四十景）、取自庐山的西峰秀色、取自海宁安澜园的四宜书屋、取自南京瞻园的茹园、取自苏州狮子林的狮子林、取自杭州汪氏庄园的小有天园等。此外长春园北部还有欧式建筑群——西洋楼。
圆明园主要供游玩和休憩之用，但后来帝王们经常在此处理政事，因此园内也有许多宫殿和其他建筑，如住宅、庙宇、戏楼、市肆、藏书楼、船坞等。圆明园的建筑尺度比一般的皇家建筑要小，显得比较亲切。建筑的平面造型丰富多样，出现了许多罕见的建筑平面，如卍字形、书卷形、眉月形、田字形、方胜形、套环形等。除极少数殿堂外，建筑的外观装饰朴素雅致，多用小式灰瓦、卷棚顶，与自然环境相协调，而内部装潢则大都富丽堂皇，极尽奢华之能事。在圆明园的周围，还修建了用于观赏游玩的数座皇家园林（参见三山五园），亲王公主赐园，翰林院、集贤馆臣僚办公退居的花园，以及泉宗庙花园、圣化寺花园、紫竹院花园等行宫花园。
圆明园内的植被和动物配置十分丰富。三园中以植物命名的景点约150处，占全园景点总数的六分之一。根据嘉庆时期圆明园内工档记载，园内主要绿化植物花木有天台松、马尾松、果松、刺松、白果、梧桐、桑、柏、垂杨柳、观音柳、桃、杏、李、栗、榛、柿、海棠、玉兰、丁香、玫瑰、山茶、栀子、波斯桃、文冠果、金银花、连翘、棣棠、荷花、乌沙尔器、金莲花、紫藤、石榴、葡萄、佛手、探春、芍药、牡丹、茉莉、兰草、桂花、梅、竹、芭蕉、罗汉松等80余种。园内散布白鹤、孔雀、锦鸡、白鹇、鸳鸯、凤头鸭、梅花鹿、麋鹿等鸟兽。
作为平地建起的人工山水园，圆明园总体布局是比较成功的，但也存在一些缺点。最早落成的西部园区河道过窄，建筑过于密集，存在园林布景简单重复、部分空间空淡乏味（如安佑宫、山高水长、洞天深处）的情况。绮春园的平面构图则过于散漫，没有形成一条合理的游览路线。长春园的山水比例尺度最为成功。
圆明园经西方传教士介绍至欧洲后，对欧洲传统的法式几何图案人工园林和英式纯自然风景园造成了冲击，人工建筑与自然山水结合的中国式园林风格开始引入西方。英国造园师为肯特公爵建造的邱园（Kew Garden）即参考了中国的造园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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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毁与残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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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的毁败始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的大规模纵火抢劫。圆明园被焚后经清室整修，尚有部分建筑幸存。1900年，北京被八国联军攻占，圆明园在混乱中遭到附近驻军和匪民的劫掠，残存建筑大部被毁。清朝灭亡后，圆明园遗址无人看护。残存的石料大多被掠去，残存的建筑和园墙也因人口的大量迁入大多遭到平毁。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于1860年10月6日攻抵北京德胜门、安定门等处，僧格林沁和瑞麟部士兵纷纷退至圆明园一带，英法联军遂追至圆明园。联军士兵起初尚相劝戒，勿进入园中，恐中国日后以失物索赔，但不久于黄昏间即有数千名法军士兵冲入圆明园，守园的官兵寡不敌众。见法军展开抢劫，英军司令格兰特遂批准英军入园。联军士兵大肆劫掠园中的珍宝和陈设物。根据英国官员事后估算，被掠走的文物珍宝（金银、宝石、绸缎和古玩陈设等）价值达600万英镑之多，因不识其价值或因搬运不便而被毁坏的珍本图书、佛塔、瓷器、家具等价值与此相仿。由于此前清廷谈判代表曾拘捕英国军使巴夏礼一行，并曾将其囚禁于圆明园中，英军在园中发现《泰晤士报》随军记者被肢解的尸体，英军统帅詹姆斯·布鲁斯，第八代额尔金伯爵遂以「对外交人员实施虐待」为由，于10月18日下令放火烧园，以作为对清廷的惩罚。英军第一军团一部于10月18日起在园中各处纵火，同时派出分队焚毁附近的静宜园、静明园、清漪园、畅春园等皇家园林。圆明园大火持续了两天，300多名太监和宫女葬身火海。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曾对此给予强烈谴责，称之为「两个强盗的胜利」。
圆明园被焚毁的原因，中国官方史学界的说法是英法联军为掩盖其野蛮劫掠而放火灭迹，但是自1980年代以来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认为是由于清朝不遵守基本的外交礼仪，将英法的谈判人员，悉数关押，导致39人中的26人，被折磨致死。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后，发现这一状况，出于对清朝皇帝的报复，而采取火烧圆明园的策略。英法联军之所以选择焚烧圆明园主要是因为，皇宫（今天人们称之为故宫）是一国政权的象征，而圆明园是皇帝的私人园林，额尔金伯爵要惩罚的是当时的皇帝咸丰，而不是中国人民。有关这段历史可参见三联书店出版的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的《鸦片战争》。
圆明园被焚后，尚有部分景点幸存。据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内务府调查报告，园内幸存建筑有圆明园的廓然大公、紫碧山房、鱼跃鸢飞、耕云堂、慎修思永、知过堂、课农轩、顺木天、春雨轩、杏花春馆、文昌阁、魁星阁、蓬岛瑶台、万方安和十字亭、藏舟坞，长春园的林渊锦镜、海岳开襟，绮春园大宫门、庄严法界、正觉寺等建筑。同治十二年，慈禧太后和同治帝打算择要重修圆明园，计划修复圆明园前朝区、九洲区，以及福海以西以北的少数景点，并将绮春园择要修复，改名「万春园」，作为慈禧太后居所。但该计划终因财力不足而在开工11个月后作罢。此后对园内一些景点仍有小规模维修，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曾多次到园中游幸。此时的圆明园除幸存建筑外仍保留有大量的名贵花木、山水叠石、建筑基址，桥梁、道路、园墙和园门大多完好。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庭再次逃亡。在混乱中，圆明园又遭到附近驻军和匪民的趁火打劫。园内残存建筑除新宫门（绮春园宫门）有庄户保护外，全被土匪推倒拆毁，拆卖砖瓦木料。园内的古树名木、木质桥梁以及建筑地基中的木桩，全部被劫运往附近的清河镇出售。
清朝灭亡后的数十年里，圆明园遗址继续受到劫掠。园内的方砖、条石、石料、汉白玉雕刻、太湖石、青片石纷纷被军阀官僚运走修建私园和陵墓，圆明园虎皮石围墙被拆除修路。此外也有一部分圆明园遗物被安放于公共场所，如长春园门铜麒麟、安佑宫丹陛石、水木明瑟碑先后于1910年至1937年被移往颐和园；安佑宫华表、石麒麟、西洋楼线法桥和翻尾石鱼、梅石碑、莳花碑、文源阁碑被分别移至燕京大学和北京图书馆旧馆；兰亭碑和「青莲朵」等珍贵太湖石于1915年移往中山公园；长春园大东门石狮子及基座移至正阳门和新华门。西洋楼遗址的汉白玉及砖瓦也多被军阀官僚运走，或被各家石作坊买去，就地改刻为其他石料。1928年大水法遗址石料被拆走修建绥远阵亡将士碑。日占时期，园内部分遗址在「奖励农业」的口号下被平山填湖，改为水田。
1950年代，曾计划将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定址于此，但1960年代园内土地大多被附近生产队改为农田，大量人口迅速涌入，相继拆除了圆明园福海石驳岸、舍卫城残馀城墙及地基、万春园三孔桥、运料门、长春园七孔闸等残存建筑，以及残留的全部园墙，并砍伐了园内残存的唯一一株花神庙古树。特别是1975年以后，各单位在园内大量平毁土山、填平湖泊、砍伐树木，修建工厂、养猪场、养鸡场，圆明园遗址原有山形水系和残存的古树植被彻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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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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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70余年的残毁后，圆明园已成荒地。目前圆明三园内有迹可考的遗址大多分布在西洋楼一带，包括海晏堂大锡海，谐奇趣、方外观残存石柱石台，大水法西洋式石门及喷水池，绮春园单孔桥，圆明园别有洞天石舫等。
圆明园被劫掠后，园内价值连城的珍宝大量流失于海外。在欧洲各博物馆收藏有来自圆明园的藏品，如《女史箴图》（藏于大英博物馆）、《圆明园四十景图咏》（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文源阁版《四库全书》残本和瓷器、佛像、佛塔（多集中于法国枫丹白露宫）等。圆明园其他珍宝绝大多数已无可考察。
被英法联军于1860年盗走的海晏堂「水力锺」喷泉12生肖铜像，目前已知尚存的遗珍中，牛首、虎首、猴首铜像已于2000年4月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被北京保利集团以3137万港币（牛首、猴首1539万、虎首1544万）标得，2003年9月一间名为贞观国际拍卖（香港）有限公司宣布会拍卖狗首铜像，但被外界质疑真伪，最后该公司收回货品，取消拍卖，同月何鸿燊出资600万馀元购回猪首铜像，并捐赠给保利艺术博物馆，现都展存于东直门南大街14号保利大厦二层之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兔首及鼠首铜像则存于一名欧洲私人收藏家手中。马首原收藏于台湾，由何鸿燊于2007年9月下旬（即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原定将之拍卖之前夕）以6910万港元（据当日汇率折合人民币6673.678万元）成功投得并赠与中国政府；在拍卖前，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公开表态：坚决反对公开拍卖该铜像。另外此前龙、蛇、羊、鸡、狗一直杳无音信，其是否存世学术界一直没有定论。
圆明三园现在可供游览的景点主要是绮春园、长春园和圆明园福海的残迹，重点有正觉寺、西洋楼和含经堂遗址等。正觉寺是唯一一组历经1860年和1900年两次劫难而完整留存下来的建筑物。寺庙坐北朝南，主要建筑有山门、天王殿、正殿、东西配殿、后楼、禅院和八角亭等。但1970年代，这里改为工厂的厂房和生活区，拆毁严重，现仅存山门和东西配殿等少数建筑。圆明园九洲景区废墟已清理完毕，但未开放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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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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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开始，就陆续有工厂和居民迁入圆明园遗址从事生产活动或居住。迁入者在园内平山填湖、毁园还耕，给遗址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根据1951年周恩来对圆明园的指示，北京市规划局、北京市园林局以及海淀区绿化队对圆明园遗址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和绿化。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圆明园遗址再次遭到破坏，建筑基址和山形水系仅存轮廓。
1976年11月17日，海淀区设立了圆明园管理处，圆明园遗址开始得到中国政府的有效保护。管理处对圆明园东半部和西洋楼一带的建筑遗址进行了整理，1983年开始恢复长春园围墙，1984年修整福海景区，1988年6月29日建成圆明园遗址公园对外开放。福海、绮春园大宫门、仙人承露台、鉴碧亭、西洋楼万花阵等少数几处景点得到复建。
1980年代后，关于圆明园是否要复建的问题，中国国内曾出现过一些争论。支持者们认为复建圆明园可以展现国家强盛的形象，并提升民族的自尊心。而反对者们则认为那不过是造了一堆假古董，也是对中国近代史的不尊重。2006年9月22日，横店集团宣布将集资200亿，在浙江横店以1：1比例重建圆明园，不仅包括建筑和水域，也包括建筑内部装饰和装饰品（仿品）。
2000年和2002年，北京市政府先后公布《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和《圆明园遗址保护专项规划》。在这两份规划中，提出「整体保护，科学修整，合理利用」的方针，将圆明园定位为遗址公园，以「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见证」为主旨。遗址内不进行新的构思，不增加新的景观，重点修复原有的山形水系，允许复建长春园含经堂、正觉寺和圆明园大宫门等部分景点，但须严格按原样恢复。同时占用遗址的工厂和居民也必须迁出。
虽然当地政府已经加强了对圆明园遗址的保护，遗址仍然受到旅游开发、影视拍摄等商业行为的破坏。圆明园管理处采取的某些保护措施也受到批评。2005年2月，圆明园管理处开始在遗址内1.33平方公里的水底铺设防渗膜。虽然管理处声称这一工程的目的是防止湖水和河水渗漏，是应对北京地下水位严重下降的不得已和常规的办法，仍然被环保人士批评为实际是对遗址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时媒体披露包括防渗工程程序违法、大量资金去向不明和将湖心岛蓬岛瑶台西院租给私人使用等诸多管理问题。
2007年12月 ，人民网调查显示，超过七成网友反对重建或修复圆明园，大部分网友认为，中国国耻不能忘，不应复建圆明园。
2008年2月18日，浙江农民企业家徐文荣，昨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宣布，耗资200亿元人民币、总规划面积6000馀亩的圆明新园今年将在浙江横店动工兴建，目前圆明新园全部西洋建筑和40个中式景点的设计已完成。
㈡ 湖南省双峰县朝阳小区的房子为什么5年之内不能买卖呢
因为该小区的房子属于经济适用房，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经济适用房五年内不能上市交易。
经济适用住房是指已经列入国家计划，由城市政府组织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集资建房单位建造，以微利价向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出售的住房。经济性是指住宅价格相对于市场价格而言，是适中的、能够适应中低收入家庭的承受能力。
国务院2007年制定的《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中，对经适房上市做了明确的规定。
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不满5年，不得直接上市交易，购房人因特殊原因确需转让经济适用住房的，由政府按照原价格并考虑折旧和物价水平等因素进行回购。
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满5年，购房人上市转让经济适用住房的，应按照届时同地段普通商品住房与经济适用住房差价的一定比例向政府交纳土地收益等相关价款，具体交纳比例由市、县人民政府确定，政府可优先回购；购房人也可以按照政府所定的标准向政府交纳土地收益等相关价款后，取得完全产权。
㈢ 双峰的公司法人变更流程和需要的材料是什么
双峰公司法人变更的流程和材料如下：
一、公司变更法人需要什么材料?
1.营业执照：
(1)公司变更申请表(盖章签名)
(2)股东会决议(盖章签名)
(3)公司章程(或章程修正案)(盖章签名)
(4)营业执照正/副本
(5)新旧法人身份证原件加复印件加盖公章
(6)涉及到变更股权变更的要提交转让合同
2.代码:
(1)代码证正副本
(2)组织机构代码申请表(盖章)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盖章)
(4)营业执照副本(盖章)
3.国税：
(1)国税证正副本
(2)变更税务申请表
(3)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加复印件)
(4)公司变更通知书(原件加复印件)
(5)股东会决议
(6)章程(或章程修正)
(7)新法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8)所以复印件加盖公章
(9)涉及到变更股权变更的要提交转让合同
4.地税：
(1)地税正副本
(2)变更税务申请表
(3)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加复印件)
(4)公司变更通知书(原件加复印件)
(5)股东会决议
(6)新法人身份证原件加复印件
(7)所以复印件加盖公章
(8)涉及到变更股权变更的要提交转让合同
二、企业法人变更的流程
1.整理需要变更的信息，并在工商局网上登记界面记性初审提交，3-5个工作日审核通过;
2.下载并打印审核通过的材料，进行相关的填写;
3.打电话到工商局预约递交材料的时间(目前北京市辖区基本都是电话预约交件时间);
4.按照预约的时间到工商局递交企业法人变更的材料;
5.等待5个工作日领取新的营业执照;
6.办理组织机构代码证的企业法人变更;
7.办理税务登记证的企业法人变更;
8.办理银行开户许可证企业法人变更。
㈣ 近代历史“名人面对面”
简介
林则徐（1785年8月30日－1850年11月22日），汉族，福建侯官人（今福建省 福州）人，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等。是中国清朝后期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是中华民族抵御外辱过程中伟大的民族英雄。官至一品，曾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为钦差大臣；因其主张严禁鸦片、抵抗西方的侵略、坚持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深受全世界中国人的敬仰。
主要功绩是从英国手里收缴全部鸦片近2万箱，约237万余斤。于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1839年6月3日)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
名字的来由
则，学习、效法。
徐，指的是福建巡抚徐嗣曾。
元抚，以巡抚徐嗣曾为榜样的意思。
少穆，石麟，据程恩泽《题林旸谷年丈饲鹤图遗照》诗及注的解释，林则徐出生那天晚上，林宾日“梦中亲见凤凰飞”，这使他立即联想到有“天上石麒麟”之类的南朝才子徐陵（字少穆），以为是吉兆，因此在给儿子取名“则徐”之余又给字“少穆”，“石麟”。
嘉庆三年(1798年)，林则徐中秀才，就读鳌峰书院。嘉庆九年(1804年)中举，任厦门海防同知书记，后入福建巡抚张师诚幕府。嘉庆十六年(1811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先后任江西乡试副考官、云南乡试正考官。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任江南道监察御史转浙江杭嘉湖道，任上修海塘，兴水利，发展农业，颇有政声。鸦片战争时期主张严禁鸦片、抵抗侵略的爱国政治家。史学界称他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编辑本段]生平介绍
青少年
林则徐于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日(1785年8月30日)出生在福建侯官鼓东街(今福州市鼓楼区中山路)一个下层封建知识分子的家庭里。父亲林宾日，以教读、讲学为生。仅靠父亲教私塾的微薄收入无法维持生活，于是，母亲用手工劳动来分担家庭的困窘。
在科举时代，林则徐的父母指望自己的儿子能在仕宦之途发达上升。林则徐性聪颖，在4岁时便由父亲“怀之入塾，抱之膝上”，口授四书五经。在父亲的精心培育下，较早地读了儒家经传。嘉庆三年(1798年)，他14岁中秀才后就到福建著名的鳌峰书院读书，受教于具有实学的郑光策和陈寿祺。在父亲和亲友的影响下，开始注意经世致用之学。嘉庆九年(1804年)，20岁中举人。父亲的淳淳教导使林则徐的学业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此后由于家庭日难，外出当塾师。在十一年(1806年)秋，应房永清之聘到厦门任海防同知书记。这里的鸦片烟毒引起他的注意。同年，受新任福建巡抚张师诚的赏识招入幕府。他在张幕中获知了不少清朝的掌故和兵、刑、礼、乐等知识以及官场经验，为他日后的“入仕”准备了些必要条件。
入官场
嘉庆十六年(1811年)，林则徐会试中选，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开始进入了官场，实现了父母所期望的入仕做官。十九年(1814)授编修。此后历任国史馆协修、撰文官、翻书房行走、清秘堂办事、江西乡试副考官、云南乡试正考官、江南道监察御史。在京官时期，他矢志做一个济世匡时的正直官吏。于是，他“文学而潜修”。为了通于政事，“益究心经世学，虽居清秘、于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综核无遗”。在京师为官七年中，他广泛搜集元、明以来几十位专家关于兴修畿辅水利的奏疏、著述，写了《北直水利书》。书中明确指出“直隶水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农为天下本务，稻又为农家之本务”。认为只有发展华北水利，提倡种稻，就地解决漕粮，才能合理解决南粮北运及由此产生的漕运积弊问题。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林则徐曾在京参加过一些士大夫“雅歌投壶”的文艺团体“宣南诗社”，结识了龚自珍、魏源等人，在诗社里进行诗文酬唱活动。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林则徐外任浙江杭嘉湖道。他积极甄拔人才，建议兴修海塘水利，颇有作为。但他感到仕途上各种阻力难以应付，曾发泄“支左还绌右”“三叹作吏难”这样的苦闷。终于在次年七月借口父病辞职回籍。林则徐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但由于性情过于急躁，请人写“制怒”大字悬挂堂中以自警。
道光二年(1822年)四月复出，到浙江受任江南淮海道，未履任前曾署浙江盐运使，整顿盐政，取得成效。林则徐受到道光皇帝的宠信，很快跨入官场上青云直上时期。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提任江苏按察使。在任上，他整顿吏治、清理积案，平反冤狱，并把鸦片毒害视为社会弊端加以严禁。江苏这一年夏秋之际大雨成灾，松江饥民聚众告灾，汹汹将变。林则徐反对调兵镇压，亲自赴松江安定灾民，采取一系列救灾措施，缓和了阶级矛盾。年底入觐归来，署江宁布政使，让林则徐负责全省灾赈事务。但道光四年秋，林则徐先后遭父母丧，在籍守制。直至十年正月再度出仕。
道光七年(1827)六月任陕西按察使、代理布政使，在任一月即调任江宁布政使。等待交接期间，陕南略阳一带发生水灾，遂留陕暂理原职，赴略阳察看灾情，安置受灾百姓，同时还参与了县城移建事宜。往返陕南时，曾赴紫柏山张良庙、定军山诸葛亮墓、武侯祠凭吊。他在《定军山谒武侯墓》诗中写道：“大星虽陨大名留，一线皇纲诩汉刘。抱膝之人知管乐，鞠躬终右匹伊周。定寒沔水居民泪，月黑祁山故垒秋。归首定军军莫定，墓门深锁阵云愁。”
道光十年(1830年)服丧完毕。道光十年(1830)秋任湖北布政使，翌年春调任河南布政使，擢东河河道总督。从六月到次年七月，林则徐先后任湖北、河南、江宁布政使。“—岁之中，周历三省、所至贪墨吏望风解缓。疆臣重其才，皆折节倾心下之。”他为清朝统治的长远利益，锐意整顿财政，兴修水利，救灾办赈”，“一时贤名满天下。”十月，升任河东河道总督。面对关系到河道民生重大问题，决心“破除情面”，“力振因循”，以求“弊除帑节，工固澜安。”为了治理黄河，亲自顶着寒风，步行几百里，对备用的几千个治水商梁秸进行检查，还将沿河地势，水流情况。绘画张挂，便于了解和治理。
道光十二年(1832年)二月，调任江苏巡抚。从这一年起到十六年间，他对农业、漕务、水利、救灾、吏治各方面都做出过成绩，尤重提倡新的农耕技术，推广新农具。他在实践活动中认识到：“地力必资人力，土功皆属农功。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林则徐这种农耕思想，是在实际考察中体验出来的。道光十二年(1833年)，江苏大水灾，林则徐不顾报灾限期和朝廷斥责，详尽陈述灾情，呼吁缓征漕赋，提出“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请求，这对发展生产，苏息民困在客观上起了有利的作用。同时，他分析水灾原因是由于吴淞江、黄浦江、娄河及与之相表里的白茆河年久失修，逐年淤塞所致，于是决定兴修白茆河、娄河，还修建海塘，这些在我国水利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在这一时期，林则徐对清王朝的财经政策、贸易政策提出异议，反对一概禁用洋钱，并第一次婉转地向道光帝提出了一套自铸银币，建立本国银本位制度的主张。这是中国近代币制改革的先声。这也是适应政治经济形势变化，保护本国工商业者，保护民族经济独立发展，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先进思想。
道光十七年(1837年)正月，升湖广总督。面对湖北境内每到夏季大河常泛滥成灾，林则徐采取有力措施，提出“修防兼重”，使“江汉数千里长堤，安澜普庆，并支河里堤，亦无一处漫口，”对保障江汉沿岸州县的生命财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林则徐整饬吏治，严惩贪赃枉法。“要正人，先正已”。“身教重于言教”，林则徐十分注意严格要求自己，事事以身作则，处处为人表率。在出任湖北布政时，入湖北发出《传牌》，禁止沿途阿谀奉迎，借端勒索。在总督任内，仍保持“一切秉公办理”的作风。林则徐办事兢兢业业，是当时官场中最廉明能干、正直无私受群众爱戴的好宫。
禁鸦片及之后经历
当时鸦片问题渐成为政治性争论问题之一。道光十六年(1836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倡“驰禁论”，请准民间贩卖吸食，使鸦片走私合法化；道光十八年(1838年)，鸿炉寺卿黄爵滋提出“严禁论”，以重治吸食为先。林则徐曾向朝廷上奏，请求严禁鸦片。未等皇上批示，就开始在全省厉行禁烟，收缴烟土、烟膏与烟具，并配制“断瘾药丸”，供人戒烟，成效卓著。随后又一道奏折，力陈烟禁特别是杜绝鸦片来源的重要性和禁烟方略，并针对反对派的驳斥强调说：“法当从严，若犹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举棋不定的道光帝认识到严禁鸦片的迫切性、必要性和可能性，于是，被迫接受严禁主张，决定禁烟。十一月十五日(12月31日)，道光皇帝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粤查办禁烟。
入广州之前．林则徐先弄清广州受鸦片毒害情况，查找各家烟馆，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于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抵广州，于二月初四(3月19日)，林则徐会同邓延桢等传讯十三行洋商，责令转交谕帖，命外国鸦片贩子限期缴烟，并具结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他还严正声明：“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但外商拒绝交出，经过坚决的斗争，挫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鸦片贩子，收缴全部鸦片近2万箱，约237万余斤。于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道光18年11月15日，林则徐受命钦差大臣，已经来临的1839是使禁烟史上最重要的翌年，对林则徐一生来说是最辉煌的岁月。
在查禁鸦片时期，林则徐曾在自己的府衙写了一幅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这幅对联形象生动，寓意深刻。上联谆谆告诫自己，要广泛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才能把事情办好，立于不败之地；下联砥砺自己，当官必须坚决杜绝私欲，才能像大山那样刚正不阿，挺立世间。林则徐提倡的这种精神，令人钦敬，为后人之鉴。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经过两个月的旅程到达广州，成千上万的人挤满了珠江两岸，人人争睹钦差的风采。整个广州都在等待和倾听钦差大臣的声音,林则徐的回答是第二天在辕门外贴出的两张告示《收呈示稿》宣明钦差大臣道广州的目的使查办海口事件。另一个《关防示稿》无异于钦差大臣此行的第一个宣言，是采取禁烟行动的先声。这个告示是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向广州官员、百姓和外国人的首次公开亮相，它不仅再次以清廉告白天下，而且是为了驾奴极其复杂的局面。林则徐的日记记载，他当天住在越华书院。
1839年3月18日，林则徐发布两个谕贴。3月19日下令禁止外国人离开广州。3月21日下令包围商馆。3月22日下令查拿英国鸦片贩子颠地。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到来，矛盾自然转移到他身上，他到达当天，林则徐下令停泊在黄浦江上的一切外国船只封舱，当天晚上封锁商馆，并且撤走一切差役和中国雇员。但是义律是一个十足的大流氓，面对林则徐的命令，出尔反尔，采取虎门销烟场景展示(福州林则徐祠堂内)无赖、讹诈、欺骗、撒谎的卑鄙手法交替使用。义律狡猾多端，但不是林则徐的对手，3月28日，向林则徐呈送了《义律遵谕呈单缴烟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禀》。
从林则徐1839年3月10日到达广州，到义律3月28日被迫同意缴出全部鸦片，总共18天，这充分说明了林则徐收缴鸦片第一回合的胜利。
林则徐与邓廷桢等人会商后，就收缴的地点、验收、押运、存储、看管、守卫等各个环节做了无懈可击的指令和安排。
4月10日林则徐、邓廷桢邓亲赴虎门检查收缴前各项准备工作。
4月11日开始收缴，林则徐亲自监督收缴全过程。
5月18日，实用了34天，共收缴烟土19187箱，又2119袋，总重量1188127公斤。
收缴的这段日子，林则徐一刻不怠的监督这一庞杂的过程。日夜操劳，一丝不苟，无一纰漏。缴烟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但如此巨量的鸦片如何处置，外国人推测中国可能对鸦片实行专卖，从而使鸦片买卖合法化，但他们想错了。林则徐报告道光皇帝，要求验明实物数量，然后焚毁。道光对林则徐表示了很大的信任，他让林则徐和邓廷桢、怡良等人将收缴的鸦片就地销毁。
6月3日，历时23天的虎门销烟，在林则徐的指挥下，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决不屈服于侵略的决心。虎门销烟，是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壮举，虎门销烟，展示出中华民族无以伦比的伟大形象，是抗击外来侵略的胜利。林则徐，理所当然地是这一事件的组织者、指挥者和完成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已毫无愧色地成为历史巨人了。
170年前，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不断的在世界各地疯狂的掠夺殖民地，还企图用鸦片打开中国的大门。
广州市外国烟贩子的贩毒中心。1838年广州地方政府处决一个中国的鸦片贩子，英国烟商竟然出来阻挠，激起了广州人民的义愤。1839年2月，一万多名群众到外国人民居住的旅馆前示威，声讨外国烟贩干涉中国内政的罪行。
1839年3月，林则徐到了广州，禁烟运动迅速展开。他一面加紧整顿海防，严拿烟贩；一面限令外国烟商交出鸦片。林则徐在给外国烟商的通知中说：“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由于林则徐坚定的态度和有力的措施，再加上人民的支持，外国烟商被迫交出鸦片2万多箱。
林则徐下令在虎门将鸦片公开销毁，并带领大、小官员亲自监督。他令人将鸦片放入挖好的两个大池子里，池中放入卤水，鸦片浸泡半日后，再加上生石灰，生石灰将生水煮沸，就把鸦片销毁了。经过22天，才把缴获的鸦片全部销毁。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虎门销烟”。
销烟的正义行动，取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虎门海滩每天都有上万人观看，人们无不拍手称快。外国人看到这情形，也对林则徐禁烟的果断表示钦佩。
虎门销烟是我国近代史上反帝斗争中的光辉一页，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第一个伟大胜利，这一壮举，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长了中国人民的斗志。
林则徐在广州查鸦片的过程中，意识到英国会发动侵略战争。为了战胜敌人，需要知己知被。他经过多方面分析研究，得出：变敌人的长处为自己的长处，即魏源归纳阐述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于是林则徐亲自主持，组织翻译班子，把外国人讲述中国的言论翻译成《华事夷言》，作为当时中国官吏的一种“参考消息”；为了了解外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将英商主办的《广州周报》译成《澳门新闻报》；为了解西方的地理、历史、政治，又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为《四洲志》，这是我国近代第一部比较系统介绍西方地理的书；还翻译瑞士法学家瓦特尔的《国际法》。其中一条规定：“各国有禁止外国货物不准进口的权利。”说明中国禁烟完全合乎《国际法》。在军事方面，着手加强和改善沿海一带防御力量。林则徐专门从外国买来200多门新式大炮配置在海口炮台上。为了改进军事技术，又搜集并组织了大炮瞄准法，战船图书等资料。林则徐敢于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精神，受到人们高度赞扬，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人。”虽然林则徐对西方认识比较肤浅，接触西学的目的是出于外交、军事需要，但毕竟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对中国近代维新思想起到启蒙作用。
英国殖民者不肯放弃罪恶的鸦片贸易，而且蓄谋要用武力侵略中国。林则徐在广东一边禁烟，“边积极备战，修建炮台，拉拦江木排铁链，相信“民心可用”，招募五千多渔民编成水勇，屡败英军的挑衅。在1839年下半年，取得九龙之役、川鼻官涌之役等反击战的胜利。道光帝盲目骄傲，下旨停止英国贸易。于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1840年1月5日)，清廷授林则徐任两广总督。鸦片战争爆发后，定海失陷，琦善到广州，与林则徐反其道而行之。在英侵略者威胁利诱下，擅自签定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万元的《穿鼻草约》。但他却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林则徐。
林则徐抗英有功，却遭投降派诬陷，被道光帝革职，“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他忍辱负重，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7月14日)踏上戌途。在赴戌途中，仍忧国忧民，并不为个人的坎坷而唏嘘，当与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别时，在满腔愤怒下写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激励诗句。这是他爱国情感的抒发，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写照。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到新疆。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从伊犁到新疆各地“西域遍行三万里”，实地勘察了南疆八个城，加深了对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林则徐所译资料中发现沙俄对中国的威胁，促成了他抗英防俄的国防思想，成为近代“防塞论”的先驱。于是他明确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屯田耕战”，有备无患。他还领导群众兴修水利，推广坎儿井和纺车，人们为纪念他的业绩，称为“林公井”“林公车”。林则徐根据自己多年在新疆的考察，结合当时沙俄胁迫清廷开放伊犁，指出沙俄威胁的严重性，临终时尚告诫“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林则徐的远见卓识，已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开始，朝廷重新起用林则徐，调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奉召回京候补，十一月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二十六年(1846) 四月，授陕西巡抚，七月初九(8月30日)抵陕上任。这时的陕西，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鸦片战争时，清廷为解决军费困难，除调拨陕西征收的盐税外，还强令陕西捐银一百多万两。鸦片战争后给外国侵略者的赔款也摊派到陕西，仅西安府咸宁、长安两县的赔款银，年征收就在二万两以上，相当于上缴正银数的三分之一；加上各地接连发生灾荒，劳苦群众生活异常艰难；渭南、富平、三原、大荔、蒲城等地的“刀客”与当地回民联合起来，反抗官府的斗争此起彼伏。
林到任后下令对“刀客”严加镇压，并申明对地方官中镇压得力者将奏请朝廷予以嘉奖；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赈灾措施。一方面，把西安府等地的一百多万石存粮向贫民平粜，对于无力购粮的极贫户与老弱病残者，由官方收养，省城西安即收养极贫百姓三四千人；劝绅商富户出钱出粮救济其所在村寨的贫困户，并令地方官与各地富户收买、质押耕牛，以免影响耕种；另一方面，向清廷连上《被旱各属分别缓征折》《咸宁等十二州县应征粮石展限奏销折》，请求朝廷缓征钱、粮。为从根本上免除灾荒，他筹议兴修关中水利，命陕西督粮道张集馨对《关中胜迹图志》一书加以研究，提出方案。这一计划终因费用太大，未能实现。林通过上述多种办法，使陕西局势得到暂时的稳定，但他却因劳累成疾，只好奏请朝廷准假三个月，开缺医治。
道光二十七年(1847)三月，清廷命林则徐为云贵总督。到任后，以维护云南边境安定得力加太子太保，赏戴花翎。二十九年(1849)秋，因病重奏请开缺回乡调治，翌年三月返抵侯官。九月，又被清廷命为钦差大臣，去广西镇压拜上帝会的反清武装起义。他抱病从侯官起程，十月十九日(1850年11月22日)逝于潮州普宁行馆。在报丧奏折到京前， 清廷于十月二十四日 (11月27日) 还命他暂署广西巡抚。
在任滇都时，他提出整顿云南矿政，鼓励私人开采，提倡商办等主张。这反映出他的思想中包含着萌芽中的资本主义思想。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因病辞归。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道光三十年(1850)清政府为进剿太平军，再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理广西军务。在赴任途中，1850年11月22日暴卒于潮州普宁县行馆，终年66岁。死后晋赠太子太傅，照总督例赐恤，历任一切处分悉行开复，谥文忠。
㈤ 圆明园的毁灭
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英、法、美等西方国家便以修约为名，企图压迫清政府给其新的侵略权益。1853年5月，英国首先向中国提出要求修改已订的《南京条约》的有关条款，美国和法国也接踵而来，均遭到清政府的拒绝。英、美、法等殖民主义者掀起的“修约”交涉未能得逞，就恼羞成怒，决定用发动新的侵华战争来实现其无理要求。
1857年，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联合出兵侵略中国，
在侵占广州后，继续进犯北京，咸丰皇帝吓破了胆，派他六弟恭亲王奕
㈥ 圆明园的内部结构
有小鸡鸡啊第一、现存的圆明园遗址是永远的国耻纪念地，是世
世代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对其修复会使历史文
物的教育价值荡然无存。
第二、圆明园目前的主要价值，早已不是百年前的我
国宫廷建筑或皇家园林的辉煌，而是被侵略者焚毁后留下
的耻辱，现在的遗址才具有真正的文物价值。
第三、进行修复是对历史文物的彻底破坏，与现行的
国家文物保护法相背。
第四、修复圆明园无论在建筑质量上还是规模上，都
无法达到原有的水平，至多只可能是增加一处新的人造景
观，而且会变得不伦不类。
另：专家谈之一：
2004年10月28日
圆明园不能再“毁”一次
南方周末 2004-10-28 14:58:01
□杨耕身
今年10月18日是圆明园罹难144周年，来自各界的20多名专家齐聚园内，共商遗址公园建设大计。有专家提出，圆明园有必要复建部分景观，申报世界遗产。据10月19日《北京娱乐信报》报道，圆明园管理处负责人介绍，这次研讨会的目的，是让专家们对圆明园遗址公园的保护和建设献计献策。
众多“专家”都众口一辞地倡言“复建”圆明园，而没有一丁点的“杂音”，这使得不论怎么看，这次“研讨会”都堪称是一次组织得力的“复建吹风会”。但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在我国，关于“圆明园该不该重建”的争论已不下十数年，“主修派”与“保留派”之争一直未曾有过决断，因此此次研讨会出现如此统一的“口径”，便着实有些出人意料。也正因此，我在看罢报道之余首先想到的是：叶廷芳、李学勤、邓友梅、梁从诫诸人士如今安在？
之所以想到上述诸人士，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对重修圆明园持反对意见者。不止是他们，还包括更多人士。我们不妨追溯至1999年全国“两会”时，“主修派”与“保留派”的一次交锋。此事可见诸1999年3月31日《中国青年报》之报道。当时针对一份“重现圆明园景观”的提案，包括上述诸人士在内的49位全国政协委员上书提案，表示坚决反对。也就是在此次“交锋”中，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之子、梁启超之孙梁从诫先生坦承：我这已经是好几次反对重修圆明园了！———我奇怪的是：未必到了今天，他们都没话可说了？
当年的那桩“公案”，也使得我们今天能够更容易地找到反对重修圆明园的理由。作为那份提案“牵头人”的叶廷芳先生在当时就指出：第一，现存的圆明园遗址是永远的国耻纪念地，对其修复会使历史文物的教育价值荡然无存。第二，圆明园目前的主要价值，早已不是百年前的我国宫廷建筑或皇家园林的辉煌，而是被侵略者焚毁后留下的耻辱。第三，进行修复是对历史文物的彻底破坏，与现行的国家文物保护法相悖。第四，修复圆明园至多只可能是增加一处新的人造景观，而且会变得不伦不类。
历史的天空风来雨过，圆明园也经历了两度劫难。1860年她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烧毁，作为清朝的皇家园林，其废墟一直完整地保存到1900年。清政府放弃管理以后，圆明园成为无主的园林，她又遭受第二次大规模的洗劫。也正因此，梁从诫先生曾经非常激动地喊道：“不能再毁圆明园了！”是的，不能让人为的重修或复建再将圆明园“毁”一次了。
1999年圆明园的重修之争之后，随着2002年10月17日《北京市公园条例》的颁行，我们又一度认为，圆明园不再重建能够从法律中得到确认。因为该条例规定：“对无法以人力再造和无法再生的自然景观或者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人文景观，禁止改变原有风貌和格局。”我注意到，此条例出台后，许多媒体都以“圆明园不重建写入法中”为题做了报道。然而谁曾料到，条例也并没有阻止新一轮的、雄心勃勃的重修计划？
很难说，在此番“研讨会”之后，圆明园的命运将是怎样，但无论如何，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一切并不像这次“研讨会”所制造的众口一词、人心所向的假象那样；也想表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保护古代建筑遗迹的问题，并不是所有人都缺乏一种清醒的认识。当然，我更想表明的另一个最基本的认知就是：我深信在我们这个社会，不是所有的专家都会轻易地放弃其思想与良知。
当年的“主修派”提出的是“以企业行为重现圆明园景观”，现在的“主修派”则打出了“申报世界遗产”这样一个令人心动的理由，然而不论怎样，当一切都泥沙俱下，我仍将相信那些最坚硬的品质不会有丝毫改变，一段最疼痛的历史更不会在一个民族的心灵记忆中变得无足轻重。
另：专家谈之二：
圆明园：辉煌是否需要重建？
本刊特约记者 李舫
圆明园是对一段历史最生动、真切的记录和诠释。可以说，任何文字性的记载，任何图片或影像，都不能比圆明园一小块断壁残垣更真实地触及人们的内心。这其中，包含着真实而丰富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废墟的文化就像刚刚愈合的伤口，表面的平静下埋藏着组织的撕裂和剧烈的疼痛，这种疼痛是写在历史上的阴影，它给今天的生活增添了压迫，但同时又给我们带来了心理上回旋的空间：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勇气承受超过其本身的灾难？
2004年是圆明园罹难144周年，10月18日，中国圆明园学会和圆明园管理处召集20余位建筑、历史、考古、园林等各界的专家，纪念圆明园百余年前的创痛及百余年来的沧桑，共商“遗址公园”建设大计。未能赶来的著名古建筑研究和保护专家罗哲文给会议寄来了贺信，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系教授王道成在会上作了发言，再一次主张复修圆明园的中国园林部分，北京大学世界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提出，“圆明园有必要复建部分景观，申报世界遗产。”然而，随后立刻有人对此次会议提出质疑：“这么多专家都众口一词地倡言复建圆明园，不能不让人觉得这是一次组织得力的‘复建吹风会’”。随着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的展开和人们保护文物意识的增强，圆明园复建与否的问题再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更多的人也对此抱以关注：圆明园，昔日的辉煌是否需要重建？
圆明园坐落在北京西郊海淀区北部。1709年，康熙将畅春园北一里许地后华家屯的一座园林赐给他的第四个儿子胤，并亲题园额曰：“圆明园”。其意为：“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此后，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清朝五代皇帝的倾心营造，圆明园成为举世闻名的皇家营苑，因其在建筑与园林方面的杰出造诣，被世人誉以“万园之园”、“世界园林的典范”、“东方凡尔赛宫”等。圆明园不仅以园林著称，而且也是一座收藏相当丰富的皇家博物馆。法国作家雨果对圆明园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
然而，历史的天空经历过风风雨雨，圆明园经历了两度劫难。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烧毁，这场熊熊大火，成了中国人永远的耻辱和伤痛，圆明园昔日的辉煌，随着那场大火化做了永远的灰烬。作为清朝的皇家园林，圆明园的废墟一直完整地保存到1900年。此前的1873年，为了迎接慈禧四十岁生日，圆明园还曾进行了部分的整修。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圆明园再度遭到破坏。辛亥革命以后，清政府放弃管理以后，圆明园成为无主的园林，又遭受第二次大规模的洗劫。两度劫难之后，神话般烟雨迷离的美景已不复存在，留给后人的只是一片废墟，这片遗址成为清代统治者腐败无能的历史见证，同时它也像一座警钟，时刻警示着国人不能忘记这一耻辱。
多少年来，埋葬了一代又一代人凭吊和反思的圆明园被负载了更加厚重的期望。1983年，北京市曾在《北京城市建设总体方案》中明确规定，将圆明园遗址建设成“圆明园遗址公园”。然而，如何建设圆明园遗址公园、如何保护和利用好圆明园这片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学者却持有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是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对圆明园保护和利用应采取积极态度，主张部分复建圆明园景区，与现存的西洋楼遗址形成更鲜明的对比，更有利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另一种观点认为，美是不可重复的，圆明园应该保持废墟，废墟也是一种美，可以让人们永记国耻。力主“重建圆明园昔日辉煌”的“修复派”与力主“让废墟成为民族耻辱历史教科书”的“保留派”聚讼纷纭，各执己见，但其争论却一直未有公断。
“修复派”有两个分支，一是全面修复派，如已去世的建筑学家单士元。他们认为圆明园是我国古代建筑的顶峰和精华所在，应全面恢复，使后人了解我国古代在建筑上的辉煌成就。但目前持部分修复意见的人较多，是主修派的主流，如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罗哲文等人，他们认为全面修复工程太大，耗费过重，没有必要，只要修复一些重要景点就行，比如曾经是政治中心的“九州清晏”等。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比教育，在对比中再现被侵略者破坏的惨状。同时也提供参观，使游人重睹圆明园昔日之芳华。
“保留派”则认为，圆明园作为一个见证过历史的园林，其实是有两个历史身份的，一个是园林史上登峰造极的“万园之园”，一个是民族史上的屈辱象征。站在圆明园的断壁残垣前，我们都会感到矗立在心头的国耻，同时，我们又会想象那万园之园的盛景。正是圆明园的这两个身份，正是我们心头的这两个情结，让我们对于圆明园该以哪种面貌示人有了不同的选择，而这每一种选择，决定的又不仅仅是圆明园的面貌，它还决定了我们每个人对待历史的态度。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叶廷芳是重修圆明园的著名反对者之一。他认为，世界上有许多以废墟如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的罗德岛上的太阳神巨像、古希腊雅典卫城中的帕台农神庙等，它们虽是废墟，但却最客观真实地把历史镌刻在地上，这也是一种美。对废墟进行维修是必要的，但如果在废墟上搞“假古董”，破坏了废墟本身的美，是摧残的行为。而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陈志华教授认为，即使重修圆明园，但建筑材料、工艺、风格都无法真正回到过去，就不会再是那座清代名园，如此修复没有多少意义。陈教授提出，在保留遗址的前提下，把圆明园建成公共绿地，同时，保留大水法等遗址，让人们在休闲中受到教育。
1999年的一次交锋是两派辩论的一个高峰。“两会”期间，针对一份“重现圆明园景观”的提案，在北京市政协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北京市政协委员陈立群提交一份提案，建议“以股份制方式重建管理圆明园”，即“建立以国家、企业、投资人参股的股份制企业上市公司，以企业行为完成从策划、宣传、启动、集资、管理的全过程”，然后，“承包给愿意并有能力重建部分圆明园景观的企业，由专家组监督实施过程，社会监督管理行为”。包括叶廷芳、李学勤、邓友梅、梁从诫等人在内的49位全国政协委员上书提案，表示坚决反对，他们呼吁：“不能再以‘修复’的名义毁掉圆明园了！”
2002年，《北京市公园条例》正式颁布。该《条例》规定：“对无法以人力再造和无法再生的自然景观或者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人文景观，禁止改变原有风貌和格局。”此《条例》出台后，争论暂时平息，许多媒体以“圆明园不重建写入法中”为题做了报道，此事告一段落。前不久的会议无疑在圆明园尚未平静的湖面上击起一片波澜，此次由专家论证的“重修计划”将给圆明园带来怎样的命运？记者就此分别采访了罗哲文、叶廷芳和王道成。
保留派：难忘的精神
创痛与难圆的重修梦
记者：叶先生，从20世纪90年代初，您就坚决反对圆明园复修，当时您认为世界上有许多著名的历史遗址，是以废墟的苍凉美而闻名于世的，如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的罗德岛上的太阳神巨像、古希腊雅典卫城中的帕台农神庙等，它们虽是废墟，但却最客观真实地镌刻了历史。
叶廷芳：是的，我一直认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北京的圆明园废墟和南京的万人坑遗址是西方列强与东洋鬼子留在中华民族脊背上最创痛的伤疤。它们不仅是中国人不可忘却的耻辱，也是整个人类永远铭记的耻辱。当年雨果对他肇事祖国的强烈谴责，不就是人类良知发出的声音吗？
因此我认为应当像保护犯罪嫌疑人“作案现场”那样保护圆明园的废墟状貌。这种废墟的悲凉的沧桑感本身就是对那种以强凌弱的侵略行径的无声控诉，它可以唤起国人对那段祖国贫弱历史的痛苦记忆，激发国人奋发图强的意志和决心。因此，保护侵略者的这块“作案现场”固然已不具有法律效率，但它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和历史见证价值，这种价值是一座辉煌的皇家园林所无法比拟的。正是基于这一点，它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才是最理想的。
记者：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对废墟要尊重其历史原状，保持其历史的真貌，不要唐突地进行任何修缮。因为对它的任意改动都会是不完美的，岁月留在废墟中的苍凉美也会被复修的脚手架冲淡？
叶廷芳：不，我不这样认为。进行维修是必要的，我所反对的是在废墟上搞“假古董”，破坏了废墟本身的美。从文物美学角度讲，文物的价值和文物的美，就在于它的历史原初性，这种原初性或曰原创性的美是不可复制的。为了使其保持更长时间，有时对其进行维修是难免的，但国际公认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然而我们这里常见的误区是：“修旧如新”，以为只有使它重新完整了，崭新了，才恢复了它的价值。事实正好相反，这样做，恰恰毁坏了它原来的价值。所以，这一二十年来全国出现的大量金碧辉煌的仿古建筑，群众普遍感到厌倦，嗤之为“假古董”。所以不难明白，为何每一次“重修圆明园”的计划提出时，反对的呼声马上把它掩盖了，理由很简单，圆明园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纪念地，作为遗址公园有着巨大的文物价值。
记者：2002年，《北京市公园条例》正式颁布。该《条例》规定：“对无法以人力再造和无法再生的自然景观或者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人文景观，禁止改变原有风貌和格局。”此《条例》出台后，圆明园复修与反对的争论暂时平息，许多媒体以“圆明园不重建写入法中”为题做了报道。那么，您认为今天，为何新一轮的复修计划又被提出来？此次由专家论证的“重修计划”将给圆明园带来怎样的命运？
叶廷芳：圆明园作为遗址公园而存在的性质在1983和2002年国家公布的相关法规中都是明确的。这个遗址公园应该是整体的，而不是部分的。但现在正在进行的修复十分之一的努力是与“遗址公园”的精神不相符的。不错，十分之一在比例上固然是少数，但其绝对数将是大量的。一旦这些金碧辉煌的仿古建筑琳琅满目地散落在圆明园各处，人们哪里还感觉得到遗址的氛围呢？哪里还产生得了凭吊情绪呢？特别是我们的子孙，他们会不会以为，这些建筑都是当年浩劫中幸存下来的呢？
看来，有些人显然还没有从“复建含经堂”的过程中得到应有的教训和启悟——新千年伊始，人们为了复建含经堂，遂着手对这座建筑遗址的地基进行挖掘，结果发现，被掩埋的含经堂的地基下依然留有这座建筑的结构完整、轮廓清晰、规模宏大的立体基础的存在，而且还有少量的珍藏！这一旨在复建的挖掘因而变成了有意义的遗址发掘，它为我们应如何保护圆明园遗址提供了极好的经验和启示，许多专家因此而改变了复建的意图，而主张对圆明园其他重要建筑的遗址继续进行发掘。这一事件也说明，原来已经出台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应当修改。然而，迄今为止，复建十分之一的计划仍然在执行。而且，从最近的一次会议来看，人们还想把这一举措作为申报“人类遗产”的必要条件。我认为，这样做很可能弄巧成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专家们会认同我们的这种补补贴的遗址保护观念吗？
记者：那么，诚如您所说，圆明园是对一段历史最生动、真切的记录和诠释。可以说，任何文字性的记载，任何图片或影像，都不能比圆明园的真实景况更真实地触及人们的内心。保留废墟是为了让子孙后代看到中华民族曾经遭受的凌辱与苦难，可是假如仅仅凭借眼前的这些废墟和它所带来的苍凉感，后来的参观者能否想象得出圆明园当年一度的辉煌？没有辉煌与苍凉的视觉对比，对历史的感受是不是也要受到限制？
叶廷芳：所以我认为，从功能需要出发，在园内选择某些空地建造一定数量的房屋是必要的，例如：一座展览馆，用来展出圆明园“生前”全景模型或微缩景观；一座艺术陈列馆，用来收集并展览圆明园幸存和回收的艺术品；一定的办公用房以及供游人休憩的场所等。但所有这些房屋在形式与风格上应一律与古典建筑判然有别；它们应当采用现代建筑的型制，并且在体量、高度与色调上都受到限制，简单说都应当是简朴的。
有人主张复建当年最主要、最辉煌的代表性建筑如九州清晏，以起“对比作用”，此议极其荒谬。既然圆明园已正确地定位为“遗址公园”，那么其中的任何重要建筑的遗址都是无价之宝；它们是神圣的，不可触动的！九州清晏更是遗址中的遗址，是全园的灵魂和主皋，破坏了这个遗址，势必破坏圆明园这个将是世界上最大的遗址公园的整体格局，那将是愚蠢的犯罪行为。
如果有人实在割舍不了那个“复建”情结，不妨在圆明园以外的什么地方复制一个圆明园，再不，可在园内的某个偏僻的地方复建一两座代表性建筑，并以围墙将它与圆明园隔离，而有门相通，这样也许可以满足主修派的部分愿望。
记者：在许多文物遭受了难以挽回的更新与复建的破坏之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意识到，对历史文化遗存的尊重与保留是留给子孙的最大财富。因此，不难理解，保住圆明园的原貌，是当代人的历史责任，我们有责任守住一段历史，传承与后人一种可触摸的真实历史感。可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有责任让子子孙孙认识到比圆明园中的残垣断壁所能传递的信息更加丰厚的历史意蕴和文化内涵。怎么解决这种矛盾呢?
叶廷芳：目前人们的文物意识正在觉醒，许多人还处在觉醒的过程中，想要保护而不知如何保护，在“睡眼惺松”的情况下很容易走入误区，以致“一失足成千古恨”，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目前关于圆明园的争论主要集中于地面建筑方面。鉴于此，建议政府主管部门暂时将这一问题放一放，冷一冷（暂停十分之一的复建计划），先把注意力集中于没有争议的那些保护内容，例如：主要遗址的继续发掘（这是主要任务）；迁出占园民居（这已完成了）；整理山形水系以及建造功能用房等——不过关于整理山形水系可能还有些争议：有人主张重新堆山造湖。我认为此议值得讨论。那样做岂不是又在复建，而不是保护遗址了？我认为只需清理出原来的脉络即可，至于原来的状貌可通过模型来告诉游人。遗址，遗址，即遗留下来的状貌！这个状貌以1949年政府重新将圆明园管理起来为界限。保持圆明园的残破，便是保住了历史的真相，这才是对圆明园最大的保护。就圆明园的历史、文化方面特殊意义而言，将保护与修复划等号是愚昧的。
修复派：复现辉煌同样能警戒后世
记者：罗先生，关于圆明园的问题，您在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曾做过一个题为《抢救保护圆明园遗址并加以整修开放》的发言。关于圆明园的争论被搁置了一段时间以后，您认为现在应该如何处理圆明园问题？
罗哲文：我认为，圆明园其实完全成了废墟，地面建筑除了“西洋楼”尚存一些残件以外，几乎一无所有，无以显示昔日的艺术风采和建筑工艺水平。因此，选择一小部分景区和建筑按原状恢复，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比教育，使人们一看便知如此精美的园林艺术瑰宝，被侵略者野蛮地破坏了，而今只剩下大片废墟遗址。与此同时，也提供参观，游人得以重睹圆明园昔日艺术之芳华。虽然只是局部，也可引起昔时全部辉煌壮丽之联想。
记者：在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方案”明确将圆明园一直建设成“遗址公园”，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改造与建设问题一直未能实现。众所周知，遗址是圆明园遗留下来的实物，是文物；而公园则是大众游乐、休憩的场所。那么，如果复建圆明园，我们应该如何处理遗址与公园的关系问题？
罗哲文：“遗址公园”的建设必须以遗址为依托，必须尊重遗址的内容。一是圆明园的总体布局，这是圆明园造园艺术的主要成果，现在基本保存完好；二是圆明园的山形、水系，这是园林艺术的依托基础，总体布局的重点内容。现在的山形、水系已经遭受较大的破坏，但还有可能加以恢复；三是圆明园的园林建筑，包括各种宫殿、楼台亭阁、廊庑轩榭等，这是圆明园的精华，尽管现在大部分已化为灰烬，仅存基础，但仍可凭据仅存的遗址展现其当年的风貌；四是叠石堆山，这也是圆明园园林艺术的精华，尽管现在已大部坍塌残损，但也还可以加以整理，使其再具观赏和研究价值。
记者：圆明园复建是一项科学技术性很强、需要很长时间的工程，对于这样大面积的修复工程，会不会有造“假古董”的可能？
罗哲文：关于复建，我们应该注意到，由于是选择代表性之景点与建筑，设计施工质量必须是高质量的。设计方案事先要进行科学研究，找出可靠的复原依据，包括遗址遗物、文献资料、图纸照片等等。施工队伍也要高水平，精工细作，务求达到康乾时期的工艺水平。如果质量不高，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比如围墙是圆明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围墙必须坚持原状、原材料、原结构进行修复的原则。
修复派：青史凭谁定是非？
记者：王教授，继侯仁之、单士元、罗哲文先生之后，您力主复修圆明园，建议在对占圆明园总面积2%的西洋楼保存现状的同时，对占圆明园总面积98%的中国园林部分进行整修，重点恢复一些富有特色的景区，使圆明园的内容更加丰富。
王道成：不错。我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圆明园问题，每当我一次又一次走进圆明园，看到堆得漫天遍野的垃圾、被非法侵占的土地、挖山填湖改造而成的农田。面对这种状况，我提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保护好西洋楼残迹的同时，重点恢复圆明园中国园林部分的一些富有特色的景区，再现这些景区当年的风采。
记者： 1860年的那场大火，已经让圆明园成为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伤痛，尽管废墟已经结成伤疤，可是很多人还是认为圆明园不仅是中国人不可忘却的耻辱，也是整个人类永远铭记的耻辱。那么您有没有想到，改变了这些耻辱的象征，我们还用什么来激励和教育后人？
王道成：我从来不认为，保留“耻辱地”就是保留对于耻辱的记忆。我们应该正视一个现实，那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圆明园，早已经不是1860年一把大火烧过的圆明园。据资料记载，英法联军放火烧毁圆明园之后，圆明园还曾余留16处重要景观。应该承认，作为废墟，圆明园在清朝还是得到了妥善的保护的。对圆明园的破坏还来自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一个是民国时期，国内灾乱频仍，圆明园成了一个废园，园内存留的文物、遗迹被洗劫一空；一个是文革时期，圆明园的管理一度陷入混乱，曾有圆明园围墙一次拆除800余米，一次砍伐树木1000余棵，一次运走石料几十车的记载。周恩来总理也曾经提出，在适当条件下，应重新修建圆明园。
记者：那么就是说，现在的圆明园废墟其实早已不是当年遭受劫掠之后的圆明园？我们呼吁保护的圆明园废墟其实仅仅是一种停留于我们的想象中的废墟？
王道成：对，应该这样认为。1860年，圆明园遭受第一次劫难。此后的1873年，为了迎接慈禧的四十岁生日，清政府曾经对圆明园进行了部分的修复。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圆明园再次遭到破坏。辛亥革命后，圆明园无人管理，园中的遗物被一些不法官僚、政客纷纷盗走。王怀庆拆掉舍卫城、安佑宫以及西洋楼的石料修建自己的达园，张作霖修建墓地也是从圆明园运去的汉白玉石料。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单位和个人也不同程度地去用了圆明园的遗物。现在我们在北京的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圆明园的遗物，如，北京大学办公楼前的华表二根、汉白玉麒麟一对、未名湖的翻尾石鱼；颐和园东宫门外的云龙陛石、仁寿殿前的铜狻猊；北京图书馆楼前的华表一对、石碑两块、昆仑石一块；中山公园的兰亭八柱等。1984年，在上海也发现了圆明园的遗物，据说是李鸿章搬去的。现在的圆明园同1860年被大火焚毁后的圆明园在各种意义上都是不一样的。
记者：不论圆明园在1860年之后还曾经经历过多少劫难，圆明园其实已经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段历史的悲叹。您认为复建了圆明园，它的原初的象征意义会不会被淡化？
王道成：在合理保护、利用和建设圆明园的问题上，我主张我们的工作应该从圆明园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从圆明园“遗址公园”这个概念出发。曾经有人用“德国民族的严谨的科学性”和“健康的民族心态”的三个例子来驳斥我：柏林裤裆大街耸立的一座只剩下一个尖顶的教堂、科布伦茨一尊曾经耸立着德国统一日尔曼民族的威廉大帝铜像的墩台、海德堡的一座残破的中世纪教堂。我们应该看到，前两处遗迹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时期，后一处则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德意志统一前普鲁士和法国的战争。对于保留这些残迹，德国人有自己的解释，前两处是“为了记住希特勒发动战争，给世界和德国自身带来的创伤，不忘战争给全人类带来的灾难。”对于后者，是为了“有利于孕育德国的自强精神”。德国人对这些残迹的态度，我十分赞赏。但是也应该看到，战争破坏的不只是一座教堂、一尊铜像，德国人并没有把所有的废墟都保存起来，而是保存一点具有代表性的东西。美国著名的白宫在1814年时也曾经被英国人焚毁，美国人民赶走了侵略者之后，立即对该建筑进行修复，因为原来的墙壁已被火烧黑，于是涂以白色，白宫之名因此而来。我所以主张保存占地120亩的西洋楼残迹，就是为了让子孙后 9994
㈦ 建立一个基金会要多少资金
建立私立基金的200万RMB，共募基金是1000万RMB。在当地民政局办理。
要求如下：
设立基金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为特定的公益目的而设立；
（二）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800万元人民币，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400万元人民币，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原始基金必须为到账货币资金；
（三）有规范的名称、章程、组织机构以及与其开展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 （四）有固定的住所；
（五）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申办材料
申请设立基金会，申请人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
（一）申请书；
（二）章程草案；
（三）验资证明和住所证明；
（四）理事名单、身份证明以及拟任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简历；
（五）业务主管单位同意设立的文件。
基金会设立登记的事项包括：名称、住所、类型、宗旨、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原始基金数额和法定代表人。
基金会拟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应当向原登记管理机关提出登记申请，并提交拟设机构的名称、住所和负责人等情况的文件。
办理程序
登记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前款所列全部有效文件之日起60日内作出准予或者不予登记的决定。准予登记的，发给《基金会分支（代表）机构登记证书》；不予登记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境外基金会在中国内地设立代表机构，应当经有关业务主管单位同意后，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
（一）申请书；
（二）基金会在境外依法登记成立的证明和基金会章程；
（三）拟设代表机构负责人身份证明及简历；
（四）住所证明；
（五）业务主管单位同意在中国内地设立代表机构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