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我国为什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当前,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日益增长,对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从理论方面看,首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社会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我们既要着眼于确保每位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和公平发展的机会,又要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其次,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扩大内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可以有效改善预期、释放需求,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更加强劲持久的内需动力。再次,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建立服务型政府,关键在于完善政府社会服务和管理职能,强化其为发展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集中表现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
从实践方面看,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都表明,在提供私人物品和私人服务方面,市场机制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但在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方面,市场机制却存在失灵或局限性,需要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机制来弥补。
B. 考研:请问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利弊是什么,提高公共服务效率的措施有哪些
公共服务项目市场化、社会化的利弊剖析
有选择地将部分公共服务项目进行市场化、社会化的改革,反映了政府职能在公共领域的退缩和市场价值的回归。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现代政府面临着社会需求急剧增长与公共财力相对不足的困境。上述改革是顺应政府职能转变,顺应民众诉求的必然趋势。
(一)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的有利因素
1.实现政府职能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在公共服务领域采取市场化的手段和民营化的方式,实质上是引入了竞争机制,从而能有效降低公共服务成本和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实现市场对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政府通过制定标准和对服务效果进行评估和监督,则又发挥了政府宏观管理的作用。因此,市场化取向的公共服务项目的改革,有效地解决了政府动作缺乏效率,而市场动作缺乏政府公共支持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绍兴县比较早地使一些私立医院和学校进入公共服务领域,打开了政府垄断医疗、教育资源的缺口,增加了民众对资源的选择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公立学校、医院的竞争压力,对这些行业加强规范管理和提高服务质量,进而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有积极作用的,这些公共服务项目的市场化、社会化改革对缓解政府财政压力是有一定作用的。
2.提升城市品位与服务普通民众相结合。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化、社会化程度是衡量城市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尺度,传统的以政府“统包”的公共服务,虽然管理秩序井然,但却缺乏应有的活力,从而使广大民众的公共消费维持在较低的基点上。政府主动降低公共服务项目的市场准入门槛,构筑起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项目投入机制,使公共服务领域在横向上不断扩展并在此基础上向纵深发展,有助于形成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网络。以社会的力量介入公共服务领域,既是对政府职能的承接和转移,也是公共管理领域对“小政府、大社会”的呼唤。私立医院高起点的规划建设和高规格的医疗服务,私立高中近年来教学质量的提高和社会影响的扩大,汇聚了城市人气,集聚起大批人才。一些私立医院运行以来先后引进了一批硕、博士生;私立高中的举办也从外省引进了大批本科生,这对提升城市的知名度进而打造城市品牌具有重要作用。提高城市品位的根本宗旨是服务民众,公共服务项目实行市场化运作,有效地缓解了公共服务供给与市场需求的矛盾。
3.节约行政资源与激发民间活力相结合。随着社会事业的地位凸现,柯桥城市空间的不断拉大,必然使公共服务的领域不断拓展,公共服务项目分工的细化。在这种背景下,政府有限的财政资金既要加大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又要不断充实到公共服务领域,从而使政府资金的支配与使用压力加重。因此,剥离政府的部分公共服务职能,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便于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与此同时,一些公共服务项目采取市场化的手段,对化解不良资产,卸下财政包袱也确实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民营企业介入公共服务领域,确实是承担了政府想办而又无力兴办的某些项目,为推动县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经济发达又藏富于民的绍兴县,实现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有其现实的社会基础,特别是一大批规模以上企业,通过多年的市场拼搏和成功的企业运作,已积累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从而为企业实现多元化拓展及参与公共项目经营创造了重要条件。
4.转变政府职能与扩大民主参与相结合。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能达到政府职能卸载和机构精简的目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厘定了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关系:政府的职能主要在于“掌舵”,而“划浆”的职能则更多地由市场来完成。公共服务采取民营化等形式,实现部分政府职能向市场和社会的转移,能有效地调整和优化部门职能,有助于建设“廉价政府”。一般而言,凡是可以由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来完成且可以比政府完成得更好的职能,就不应保留在政府公共服务部门,这样做有助于实现政事分开,管养分离,从而达到精简机构的目的。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还能扩大公民的民主参与,促进民主程度的提高。政府通过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市场、社会力量,实行多元化服务供给,实际上是政府向社会的“权力返还”和民众对行政的参与过程,这一过程的本质是社会民主过程的发展。政府与其他市场主体在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的过程中,充满着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这有助于政府在未来的决策中做到更加科学有效。
5.转变执政理念与提高应对能力相结合。从更深层面上看,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是一场观念层面的革命,它促使人们逐渐摆脱仅从政府自身来拓展公共服务资源的思维定势,逐步确立起社会良性互动运行的观念,辩证认识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政府、企业及社会组织)的功能和作用,真正使政府做到“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促使政府从以权力中心向规则中心的运作方式转变,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暗箱行政向透明行政转变。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的过程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尤其是在其发展的初期,由于政府本身在公共服务市场化运作的经验和体制监督方面的欠缺,容易造成大量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的闲置乃至浪费。这深度拷问着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从而促使其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
(二)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肯定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的正面效应的同时,也应如实寻找其负面因素。市场化不是万能的,其间出现的政府与投资商之间复杂的利益博弈,良好愿望与客观效果的现实反差,使人领悟到公共服务市场化之路的艰难与曲折。
1.公共责任的严重缺失。在公共服务市场化进程中,政府和投资者对公共产品上的价值目标的追求是不尽一致的。作为政府部门不仅要求其有效率,而且更注重社会责任;而私营部门可能在计较投入产出率下,忽略社会责任及公共利益。这始终是一个难以两全的矛盾。这样,在运作过程中就会出现“掠夺性”经营和欺诈问题。在实际运作中,一些投资者通过变更合同、欺诈等手段,造成了工程款拖欠、银行追讨贷款、法院查封土地、群众上访等问题,这是经营者公共责任的严重缺失。在一些私立学校的经营中,由于投资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冲动,在安插亲戚掌管财、物大权的同时,随意不履行自己的承诺,又直接干预日常教学管理工作,引发学校内部管理的混乱。因此,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实践中的“道德风险”的化解,从根本上说是不能寄希望于投资者的良心发现,而行政监管的失范和制度约束的脱离,使道德风险的机会加大。
2.社会资源闲置、亏损严重。从私营投入公共服务项目的实际运作情况来看,公共服务项目运作业绩令人堪忧。一些私立医院存在着设备闲置、经营亏损的情况。同时,由于业务不足,引进的高档次人才大量闲置,影响了人才队伍的稳定。而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一些公立医院服务处于饱和状态。一些私立学校由于自身办学定位及内部管理问题,也出现连年亏损甚至停止办学。造成上述项目经营处于困境及亏损有其自身原因,但从客观上讲,在政府公共服务资源处于强势地位的发达县域,尤其是象教育、医疗这样的领域,私人承担公共服务项目,生存的空间本来已经不大。在现存体制和行政偏好下,政府直接经营公共服务项目的强力扶持也在情理之中。
3.公共服务市场化思路狭窄、形式单一。在推出公共服务项目市场化、社会化过程中,基本上是采取民营化这一形式,相当程度上是属于土地“一卖了之”的做法。因此,在产权上割断了与政府的联系,从客观上削弱了政府介入这些服务项目的深度和力度。这显然是属于外部松散型的政府与市场结合模式。这种做法,看似比较彻底的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却反映了我们对市场化认识的不成熟。在推出项目的具体操作上也没有做到循序渐进,从而造成一些公共服务项目经营亏损和资源闲置。仅仅采用民营化这一模式,从长远来看也造成了政府优质资源(包括土地)的流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对经济资源的调控和城市整体的规划;同时,由于私营部门公共服务项目经营的亏损,势必又会对政府提出利益补偿的要求,从而使政府的良好初衷化为泡影。其实,公共服务项目市场化,不仅可采取民营方式,还可以采取政府项目合同外包及政府与民间合作等模式。
4.引进项目监管不力,规划执行缺乏刚性。公共服务项目市场化中出现的问题常常与政府对项目监管与规划的执行有关。在引进该项目时,政府管理没有步步跟进,没有严格按合同实施,轻易地允许一些投资商调整规划,关键环节上政府职能的缺位,常常成为诱发钱权交易的温床。同时,这些项目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也与城建、金融、工商部门等没有全方位的监管有关,从而使资金抽逃和违规运作有机可乘。从现实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投资者的职业操守来看,要使其自觉自愿地承担公共服务项目的社会责任,似乎为时还早,这也是公共服务项目的投资者总是要以“房产捆绑”等形式,向政府提出利益回报的原因。
5.政府后续管理缺乏,内部机制不全。在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过程中,政府只注重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前期管理,包括规划、建设等,而对其建成后的实际运作,往往缺乏后续管理制度和措施,常常是在出现问题或投资者提出要求后,以政策性的文件代替规范化的管理,从而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政府和投资者之间经常性的对话和协商机制,造成政府和私营部门信息不畅与不对称。事实上,在市场化过程中,政府是不能与之完全脱离的,政府仍然负有绩效管理与评价的责任。公共服务领域在运作中出现的问题,也与私营部门自身缺乏健全的内部管理机制有关,投资者惯用对企业的那套“老板管理”模式来管理公共服务项目,以低薪聘用外地人才,不重实际效果,并急功近利要使公共项目早出效益。同时,公共服务领域是高知识人才集聚的地方,而这些被投资者聘用的管理者又是其中的佼佼者,尽管没有资产,但他们有思想和能力,投资者只有充分激发管理者的积极性,为其提供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才能实现公共服务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C.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什么可及性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及性。
D.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什么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
公共服务包括养老、教育、医疗、住房、文化等方面,需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改进是没有止境的,主要是解决均衡问题。
E. 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积极意义是什么
1、有利于健全公共服务供给的体制机制:当前在我国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责中,没有形成可持续的财政支持体制,没有建立规范的政府分工和问责机制,没有形成地区间和城乡之间资源的公平配置制度,由此严重影响了公共服务所提供的数量和质量,并制约了公共服务基本功能的有效发挥。
2、有利于公众参与公共服务的管理与监督:随着信息化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公众对公共服务需求越来越大、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对国家之间、地方之间公共服务的差异也越来越敏感,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知道政府在公共服务上花了多少钱,更关心这些支出取得了哪些效果,对公众的工作生活带来了什么切实的改善。
3、有利于提高公共资源整体配置效率:政府资源配置的职能不仅没有削弱而且还在不断加强。虽然2005年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18.5%,但从政府实际能支配的资源和职能范围看,我国属于“大政府”国家。
4、有利于提高政府管理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日趋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以跨国企业为代表的国际竞争逐步演变为国家间市场、企业、政府、资源等全方位的竞争。政府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国际竞争的后台支持,而是直接走上了国际竞争的前沿舞台。
中国政府提出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但在操作层面必须明确界定基本公共服务的内容。从中国的现实看,可以运用基础性、广泛性、迫切性和可行性四个标准来界定。所谓基础性,是指那些对人类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公共服务,它们的缺失将严重影响人类发展。
所谓广泛性。是指那些影响到全社会每一个家庭和个人的公共服务供给。所谓迫切性,是指事关广大社会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利益的公共服务。所谓可行性,是指公共服务的提供要与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财政能力相适应。
从上述标准判断,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是广大城乡居民最关心、最迫切的公共服务,是建立社会安全网、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必须提供的公共服务,成为现阶段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
F. 我国为什么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毋庸置疑,经过前一阶段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急剧转型,我国经济社会的基本需求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不仅要求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应对生态环境恶化和能源资源短缺引发的严峻挑战,而且要求加快建立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应对基本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所带来的新的挑战。有关资料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多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相继超越生存型社会的临界值。就恩格尔系数来看,2000年城市达到39. 4%,农村达到49. 1% ,均低于50%的临界值。同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首次降至50%的临界值。2001年,第一产业比重降至14. 1%,首次低于15%的临界值;第三产业比重达到40.7%,首次超过40%的临界值。2003年,城镇化率达到40. 5%,首次超过40%的临界值。从这些量化标准来判断,我国在21世纪初开始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在这一进程中,广大社会成员的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同公共产品短缺、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的问题成为日益突出的阶段性矛盾。[1]由此可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任务。
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是人人共享、普遍受益。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人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必然选择。换句话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过程,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是结果,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要维护社会公平。在当前,通过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解决民生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体现社会公平的迫切需要。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诸多不和谐因素,有的是发展不够的问题,有的则是共享不够的问题,即没有很好地让全体人民公平公正地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按理说,社会进步的成果应当由全社会来共享,但实际上是由强势群体来享受或首先享受;同样,社会代价的后果应当由全社会来分担,但实际上大部分却由弱势群体来承担或主要来承担。因此,处在强势群体中的人,与处在弱势群体中的人,对社会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强势群体由于得到很多利益,认为这个社会好,希望维持现状,对社会认同感较高;而处在弱势群体中的人,由于地位下降或利益受损,对社会有一种不满情绪,甚至希望改变现状,因而对社会的认同感较差。这种复杂的情况必然导致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产生。所以,必须针对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真正把改革发展成果体现在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上,体现在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上,体现在人民享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权益得到充分保障上,以此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还应当看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衡量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可行标准。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目标实现与否需借助科学、合理的评判标准,但它具有难测度性,需要一个可行的衡量标准来评判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正是一个可行的衡量标准。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本质是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反映了人们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程度的高低;另一方面,相对于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难测度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指标可以量化,所以它是衡量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可行标准。目前,“4E”标准即效果性、效率性、经济性、公平性是评价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客观标准,其中的公平性标准即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如“基准评价指标”(即标杆法,就是预先选定一个组织或一个标准,并将其作为本组织一定期限内努力的方向和试图达到的目标,到设定期末,测度本组织完成预定目标的程度和质量,即为该组织的基准绩效得分)、“地区差异指标”(即同一种公共服务,评估得分最大地区与评估得分最小地区间的得分之比)等,[2]均是很实用的公平性评价标准。
G. 什么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如何做到,有何意义
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现代政府追求的目标。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西方发达国家为克服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强化政府对公共经济领域的垄断地位,推动公用事业等重要行业的国有化,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基本实现了公共服务均等化或均质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世界各国政府积极探索国有公共企业私有化、政府与私人企业合作制等改革举措。百余年来,各国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推动政治文明起了重要作用。
亚洲地区现代化的进程起步时间不一,各国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差别较大。二战以后,先期实现体制变革和经济腾飞的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经验,通过在公共财政、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公用事业等方面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但是,大多数亚洲国家,由于治理理念、政治体制、社会环境、经济基础、人口规模以及连年战乱等因素,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不强,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不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席卷全球,亚洲国家中,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较高的国家认真总结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经验和教训,不断深化公共服务制度安和公共服务方式的变革;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主动借鉴发达国家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和经验,努力探寻适合本国特点的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途径和策略。在探索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亚洲国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难题,也积累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努力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着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一,坚持不懈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始终坚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基本理念,始终坚持通过改革促进发展的基本路径。通过改革,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家财政收入连续大幅度提高,为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奠定了坚实的财力基础。
第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要求政府将维护最广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学发展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以人为本”和“统筹兼顾”,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第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中国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公平正义意味着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公共服务具有再分配的功能,需要通过均等化的制度设计,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勾画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的宏伟蓝图。
第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按照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目标的要求,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通过改革,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要求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在改善经济调节、严格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按照职能转变的要求,突出各自的管理和服务重点;进一步理顺部门职责关系,合理界定政府部门的职责,做到权力与责任对等,避免职能交叉重叠。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确立了体制基础。
第五,中国政府在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做了有价值的实践探索。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确定了“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针。主要做法是通过改革财政管理体制,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调整税
H.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什么可极性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及性】。
I. 提高公务员的公共服务能力有什么方法
第一,要提高公务员的公共服务能力,就要明确公务员的工作宗旨。我们的工作宗旨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为人民服务”。就是以人为本,就是一切工作都要体现和维护人民的利益。无论从政策的调研、制定到执行、修正,都要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要确立人本意识,以民众需求为出发点,以民众意志为根本导向,在执行公务中做到保障民权,尊重民意,关注民生。要确立责任意识,以提高服务质量为己任,以公众满意度为最高标准,以对民众负责为崇高使命,摆正自己与人民的位置。要确立正确的权力服务观,即公务员在权力运用中始终把服务放在首位,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牢牢记住,我们每做的一切工作都要以群众的满意为工作的出发点。
第二,要提高公务员的公共服务能力,就要提高公务员的个人素质。公务员个人素质的好坏,决定了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的高低。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和服务员,必须有服务意识、服务知识和服务技能。提高个人素质的关键就在于加强学习。我们要认真学习国家的法律法规,对自身从事的行业相关业务规章制度也要了然于心。不仅要透彻理解政策,还要能正确运用政策,具有较高的业务能力和协调能力。工作虽然繁重,但是我们依旧坚持接好每一个电话,接待好每一名相对人。经常对一个相同的问题,需要解答几十次上百次。但是依旧要保持平衡、良好的心态,把握服务的技能,针对问题较多的服务对象,面对棘手的问题,也要认真耐心处理。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做到群众反映的事情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公务员素质的好坏,其实就在这样重复的工作中始终坚持“廉政好、服务好、态度好”就可以得到体现。
第三,要提高公务员的公共服务能力,就要提高公务员的全局意识,加强配合,减少不必要的内耗。部门之间沟通不畅,职能业务交叉现象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有事儿要么大家抢着管,要么谁都不管,政府公共服务出现“真空”,跨部门政府服务难以联动。这种现象造成了群众有了问题往往不知找谁,或者办一件小事而需要跑很多趟,费时费钱又费心。所以,公共服务需要一体化,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公共服务需要“一次性告知”,不要让群众办事摸不着头脑。
第四,要提高公务员的公共服务能力,就要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公共服务职能的强化,最重要的是要求各级政府能够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包括加强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社会事业,发展社会保障服务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以及发布公共服务信息等。这既是保障社会公众服务的需要,也是保障一个地区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
要切实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继续深化和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把不该由政府管的事情交由企业、市场、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最大限度地解决公共服务职能的越位、错位和缺位问题。
要调整和优化政府公共服务结构,努力构建充满活力的现代公共服务体系。通过扩大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全面提升各级政府公共服务的中心功能,推进政务的公开、便捷、优质、高效。同时,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工作的重心下移,建立健全基层的公共服务体系。
第五,要提高公务员的公共服务能力,就要推进城乡和地区之间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要通过深化改革,改变公共财政支出结构,逐步提高公共支出在公共财政中支出的比重,努力做到经济性公共服务与社会性公共服务相协调。
通过制定公共服务的最低标准,保证低收入人群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公共服务。这里,要特别注重推进城乡和地区之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保障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依靠法律和制度享有接受教育、进行创造、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正当权益,尽快形成文化、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全方位的公共服务体系。
通过整合社会事业资源布局,促进城乡、区域之间社会事业的均衡发展,并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比如,通过加快新农村建设,逐步把基础设施投入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逐步缓解城乡地区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目前,我国由政府主导的收入再分配,主要包括税收和转移支付两大类。因此,可从这两方面进行考虑,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从而缓解日益突出的城乡收入差距矛盾。
第六,要提高公务员的公共服务能力,就要规范公共服务行为。公共服务行为是否规范,直接关系到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作为各级政府和公务员要围绕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要针对目前一些地方在关系人民生命安全的食品、医药领域,假冒伪劣产品还时常出现的问题,切实强化政府监管职能。
要重在形成包括完善的法律环境、专业化的行政监管机构、多种行业自律组织、多级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以及舆论媒体和公众监督在内的现代监管体系,实现政府对市场监管职能的真正到位。
要加强对社会的管理。当前,各级政府和公务员应当把相当大的精力用于各类社会矛盾的解决,各方面利益的协调,化解社会不和谐因素,切实把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落实到基层。要建立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特别是采取法律、技术和增加投入等多种措施;提供良好社会治安环境,从源头上减少犯罪,增强人民的安全感;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最大限度地整合不同的利益群体,以减少社会动荡。
第七,要提高公务员的公共服务能力,就要创新公共服务方式。要进一步推进公共服务法治化。通过深入贯彻《行政许可法》,加强行政立法特别是公共服务方面的立法,深入推进执法体制改革,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加大行政执法力度,推进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和文明执法,探索建立公共服务行政执法预警制度,形成良好法制环境。
要进一步推进公共服务信息化。通过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完善电子政务网络平台,加强信息互联共享,积极开展网上服务,不断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推进公共服务公开化,要完善办事公开制度,扩大群众知情权。加快推进公共服务社会化。在公共服务中引入市场机制,通过招投标、合同承包、特许经营等市场运作方式,调节公共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真正形成政府主导、各种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
J. 简述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需要强化的是哪些方面
一是改变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服务支出的总量与比例。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必须健全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逐步提高公共支出在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并且努力做到经济性公共服务与社会性公共服务相协调。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合理界定与调整中央与地方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财权与事权,有效实行转移支付。
二是制定公共服务的最低标准,保证低收入人群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欧盟国家的经验表明,确立公共服务的最低标准非常有必要。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三部分内容,而其中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两部分是专门针对社会最低收入人群的。在保证最低社会保障、初级卫生保健、义务教育的基础上,以保护贫弱者为重点,扩大公共服务的覆盖面,从而实现使人人都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
三是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体制和模式。公共服务体制创新是公共服务创新的核心内容。要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公共服务体制。要根据不同公共服务项目的性质和特点,采取不同的供给模式,实行公共服务主体的多元化,即具体包括三个方面:对那些不具有规模经济特征、进入门槛比较低的公共服务项目,逐步向民营企业和民间组织开放,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和民间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对那些规模经济特征明显、进入门槛较高的公共服务项目,主要引入市场机制,加强公共部门内部的竞争;对仍要依靠公共部门来提供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卫生防疫等重大项目,要加强监管,保障公正,努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四是高度重视农村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切实解决城乡失衡问题。加大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的力度,解决“三农”问题,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和着眼点。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确定的“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从政策上、法律上、制度上、投入上采取坚决措施,增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调整供求结构,保护农业的基础地位,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