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服务问责

㈠ 简述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需要强化的哪些方面

转变政府职能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也是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专方政府在转变政府职属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体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地方政府在履行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职能方面还存在严重的缺位、越位和错位现象.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党中央制定的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文章从转变政府执政理念、加快体制创新和政府管理体制等方面提出了强化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提高履行公共职能效率的政策建议.

㈡ 政府公共服务的运作理念

当前,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已成为我们国家的共识。如何建设服务型政府?笔者主要从基层政府的角度,谈一些理念性的个人意见,仅为抛砖引玉之用。

一、根本转变:从管制型到服务型的构建

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和战时政治体制影响下,我国各级政府在行政管理模式上总体说是管制型政府。其主要特征:(1)在管理理念方面,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2)在政府职能方面,管理领域过宽。(3)在行政机构设置方面,规模及成本反复膨胀。(4)在行政管理方式方面,重行政而轻法治。(5)在行政效能方面,严重缺乏效率且效果不理想。(6)在行政监督方面,严重缺乏外部监督。管制型政府已完全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必须加快建立服务型政府。

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应该遵循以下理念:(一)小政府,大社会。要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将政府职能的定位首先明确为一个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府。政府职能的边界要清晰,该管的要管好,不该管的放手让市场和社会调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不是越大越强,应当是越小越好,集中有限的政府资源承担起有限的政府责任,才能集中精力办大事,办好事。构建小政府,使真正精减政府机构和人员编制成为可能,不致于陷入“精减———膨胀———再精减———再膨胀”的怪圈。我国新一轮机构改革实践也充分证明,精兵简政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趋势。如被赋予地级市权限的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党政机构精简幅度近2/3,其中政府机构只剩10个；广东省深圳市、珠海市政府工作部门也精简了约1/3。

(二)分级分权,分层分责。应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权、责、利。基层政府应作更多的探索。如近期广东省珠海市新一轮机构改革的做法就值得借鉴,该市市委书记甘霖提出“改革突出不同层级政府履行职责的重点,形成全面衔接、分工合理的职能体系。市一级主要抓政策、规划、监管；区一级抓经济社会发展；镇街一级抓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笔者认为这一思路完全符合发展的需要。在这其中,我认为更重要更有实效的是明晰镇街一级的行政管理重点:(1)真正把街道办办成政府派出机构,而不是现在管理权限过大的名为街道办实为一级政府的现状。镇政府也应按政府派出机构的方向发展；(2)镇街主要抓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有利于实现服务重心下移,使服务惠及千家万户乃至服务全覆盖；(3)镇街应取消招商引资考核。镇街一级作为招商引资主体过去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随着主体功能区划分、镇街权力弱化、遗留问题多等新情况的出现,镇街作为招商引资主体的优势已经丧失。因此,政府应将招商引资权限集中到县(市、区)级以上,避免招商引资出现工作重叠和资源浪费,镇街主要起到配合作用,而将主要精力集中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但镇街在配合县(市、区)以上政府抓好招商引资项目的落实尤其是征地、拆迁以及为企业服务方面的工作暂时仍应作为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市辖区与市的合理分权也很重要,错开平台、减少环节是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

(三)建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适当分离的大部门制政府机构。深圳大学教授马敬仁认为,“大部制”必须以行政三分为原则,“没有行政三分,大部制是个灾难,部越大带来的负面越大”。深圳市新一轮机构改革核心就是对行政权进行“三分”改革,分别设置委、局、办三种机构。其中“委”主要承担制定政策、规划、标准等职能并监督执行的大部门；“局”是主要承担执行和监管职能的机构；“办”是主要协助市长办理专门事项,不具有独立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

二、运作模式:绝不是长官意志为主导

受中国悠久的“官本位”社会形态和长期以来的管制型政府模式的惯性思维影响,社会公众好像已经习惯了党委、政府领导的“神化”形象,什么事情都习惯性地依赖党政领导的个人作用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依靠政府的运作机制。许多官员凭英雄主义和个人好恶去做工作,“公共权力私有化,公众利益部门化”的现象比较严重,政府似乎变成了领导个人主导的工具。笔者认为,现代服务型政府的运作,绝不应该以长官意志为主导,而应该由以下理念主导。

(一)公众利益至大。政府是人类社会化的产物,是受全体公民授权委托去管理关系公众利益的事务。公众与政府是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政府是公众和社会实现自身利益的载体。政府最大的天职就是为公众服务,谋求公众利益的最大化。要坚决反对政府不顾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顾公众意愿的急功近利的政绩观。要着力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产品。要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和制度,加大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公共服务项目的比重。

(二)科学规律至上。主导人类社会发展的,是客观科学规律,实践证明,谁不按科学规律办事,谁就会受到客观现实的惩罚,有时甚至要付出惨重代价。我国的“大跃进”就是违反科学规律的典型。因此,政府在运作中一定要按科学规律办事,其实现途径是保障科学民主决策。一是要扩大公众参与决策的程度,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发言权,政府的重大决策必须向社会公开,征集公众的意见。二是增强专业人士在决策中的话语权,重大决策全程要听取和尊重专家学者的意见。如香港特区政府建立政务咨询制度,成立数百个咨询委员会,成员包括政府人员及社会人士,其中被委任在这些组织服务的社会人士有数千人,这些委员会都可以向特区政府的工作提出专业性意见。

(三)法治至善。大家都知道,法治比人治好,最大的分别就是:法治有公开标准,人治盛行潜规则。法治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最完善最公正的管理办法。所谓法治政府,主要是指政府根据人民意志依法组建而成；必须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必须保障人民依法享有各项权利和自由,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行政违法必须承担责任。

(四)效率至高。政府工作必须讲求效率,争取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高的效能。可从几方面提高服务效率:一是大力打造“透明政府”。让政府行为尽量公开化,以方便公众实现知情权,参与决策,实施监督,保障公民权益。当前除了抓好服务公开,更要重视决策公开,政府研究具体工作的常务会议、工作会议等均可邀请公众代表列席,必要时可进行现场直播或录像、录音播出。二是大力减少审批项目和程序。三是大力建设电子型政府。四是加强政府效能管理。

(五)公平至优。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无利可图的领域和行为一般不会涉及,这就是“市场失灵”。作为服务型政府,很重要的一项职责就是应对“市场失灵”问题,用“看得见的手”营造公平。在经济领域,营造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在“市场失灵”严重的社会领域,担负起政府应有的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的职责；在公共服务领域,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在运行中既要利用市场经济的竞争和成本核算等手段改造自己,又要避免走入唯利是图的轨道,更加要防止公共权力寻租变成逐利的工具。

(六)官员权力至小。相对于公众利益至大,官员权力至小是理所当然。政府的公共权力来源于社会全体公民的委托、授权,政府官员手中所谓的权力与其本人绝无依属关系。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官本位思想惯性的影响,政府官员的权力自觉不自觉地放大,要解决“权力至小”的问题任重而道远。将官员权力变“小”的实现途径:一是依法行政；二是增强公开性；三是减少审批项目和程序；四是强化监督；五是建立政府机构权力制衡体系；六是全面建立官员“公推公选”制度；七是大大加重对官员腐败的惩处力度。

三、发展方向:更多的减少直接服务

上世纪90年代中,美国学者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合著了《改革政府:企业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一书引起极大轰动,“政府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满足顾客的需要,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等概念被越来越多的政府和公众所接受。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实际情况虽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但总的来说,政府应着重“掌舵”从而更多地减少直接服务的发展方向是必要且可行的。政府减少直接服务是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1)有利于政府集中精力、资源进行决策和指导,彻底改变政府管理范围过大以致力不从心的状况；(2)有利于政府大幅度精兵简政,降低行政成本；(3)有利于引进竞争机构,使政府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产品；(4)有利于实现政府“不与民争利”的宗旨；(5)有利于调动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的积极性,促进社会和谐；(6)有利于减少腐败滋生。

政府可以通过以下做法减少直接服务,从而提供更好的服务:(一)减少行政层次。近中期可以加快“省管县”步伐,撤销地级市对县(县级市)政府的管辖权或代管权。远期则可考虑逐渐将乡镇政府改为上一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不再作为独立的一级政府。

(二)简政裁官,精兵加薪。政府可以减少更多的机构和人员编制,更重要的是要减少官员的数量,我国各级政府的官员数量跟国外比实在惊人。官员多了最大的问题就是行政效率无法提高,往往是没事找事干,简单事情复杂化,复杂问题踢皮球,人际关系政治化等等。减少官员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同时也可充分发挥政府各机构的职能作用,减少瞎指挥。对非官员的公务员,在探索实行职称工资的同时,也可大幅减少数量,但前提是要“精兵”,通过建立公务员的绩效考核和退出机制来砸掉公务员的“铁饭碗”,使公务员队伍的专业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在大大减少公务员的基础上,建立完善“高薪养廉”制度很有必要,符合“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要求,前提是完善公务员的公开招考制度,实施领导干部的“公推公选”,探索建立以绩效工资为主要形式的灵活工资制度,让公务员包括官员在公开、公平、公正的环境下领取高薪。

(三)改革公务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绩效评估体系。当前公务员的年度考核,是由本单位范围的同事投票决定,基本上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不能真实反映公务员的绩效情况。而作为对公务员服务绩效最有发言权的被服务对象,社会公众却不具有对公务员真正的评估权。因此,应该改革公务员绩效考核体系,把考核主体变为社会公众,把社会公众对公务员的评估情况作为公务员年度考核的最主要内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最近在全国第一个建立了政府绩效评估法制性制度,提出让第三方参与政府绩效评估,值得借鉴。可以大力推广“万人评政府”的做法,对政府及其部门进行群众评议,对领导干部同时也进行评议。群众投诉属实的,要反映在公务员考核结果中。

(四)让社会更多承担政府原有的一些职能。政府有限小,社会无穷大。随着公众主体意识的不断觉醒,让社会上更多的人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已成为可能,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1)全面推进城乡社区自治。政府对社区的管理,应该是授权而不是服务。城镇应普遍成立社区业主委员会,对居委会进行完全的直选,市民完全有能力自己管理好自己。农村应进一步健全直选和村民自治制度,同时发挥村一级的招商引资主体作用,增强村集体的经济实力和公共服务水平。(2)全面鼓励发展慈善事业和志愿服务。政府是解决“市场失灵”的责任主体,而慈善事业和志愿服务是解决“政府失能”的有效途径。要将官办的慈善机构改变为自选自治的机构,发展各种各样的慈善组织,大力发展志愿服务组织和队伍。(3)全面发展群众团体。

(五)让市场更多承担政府原有的一些职能。政府通过制度设计确保公共服务的实现,但大量的公共服务可以通过竞争形式在市场获得,政府不用全部提供直接服务。同时,大力发展社会行业协会和中介服务组织,把一些行业标准制定、自我约束机制、财务会计、经济审计、环境评价、发展规划、社情民意调查、工程预决算、代建办理等职能承担起来。

㈢ 什么是行政问责制

◆关键词解释：所谓行政问责制，是指一级政府对现任该级政府负责人、该级政府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http://ke..com/view/392712.htm

●建立实施行政问责制，有利于整肃吏治，优化国家公务员队伍，造就高素质行政人才

长期以来，有些行政官员责任意识淡漠，不谋事、只谋官，只知享受权力，而不知自觉地去履行与权力并重的义务和责任。由此，便出现了“看摊子”、“守位子”，“功劳大家抢、过失人人推”，“宁愿不作为，也要保位子；宁愿不做事，也要保安全”的现象。这些现象在相当范围内存在着，有些地方还很严重。有些地方的制度规章虽说一订再订，但终因其职责不清或考核措施落实不好，也就成了一纸空文或纸上谈兵。建立实施行政问责制，可以实现由以往的以人管人到以制度管人，从无序监督到有序监督，从内部监督到社会监督，从“权力主体”到“责任主体”。问责追究，有利于整肃吏治，谁用的干部谁管理，并负有连带责任；有利于日常管理，优化官员队伍，造就高素质的行政人才，防止权力滥用，将压力与动力、权力与责任、能力与效力有机地统一起来，任其职，就要负其责、尽其力、操其心。

●建立实施行政问责制，有利于打破传统为官之道，构建勤政、廉政、优政行政文化理念

长时期以来，一些行政官员不仅存在严重的“官本位”的思想，同时也有着“无过便是功”的杂念，因而在实际工作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想法在头脑中根深蒂固。建立实施行政问责制，不仅从体制上体现了制度监督、纪律惩罚的作用，还有利于打破传统的行政官员队伍“能上不能下”的陈规陋习，建立一种更加直接有效的竞争淘汰机制，拓宽行政官员“能下”的渠道。实施行政问责制，就意味着当行政官员，不仅要勤政、廉政，而且还要优政。在坚持“能者上、庸者下”的同时，必须树立新的行政文化理念：为官必须做事，做事必须负责，权力责任对等，奖励处罚并重，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重。胡乱作为的、不肯作为、不愿作为的，同样也要接受问责。

●建立实施行政问责制，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塑造为民责任政府

在一个强调法治、民主的现代国家，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必须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尽其自己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市场监督、宏观调控的职能，同时又要求所有参与政府管理的行政官员必须具有负责精神行使权力，随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问责，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建立实施行政问责制，有助并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在理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中明确政府及其行政官员应承担的责任，从而提高其依法行政水平，实现政府及其行政官员职能职责的归位、定位和正位，塑造一个守法、守责、守信、守时的当代责任政府。实施行政问责制，可以从源头上对政府及其行政官员的权力、职责进行必要的约束和规定，防止和阻止其滥用、误用公共权力的失职行为。同时，行政问责制还弥补了国家法律上的空白，不仅对行政官员的“乱作为”要问责，对“不作为”和“无作为”的也要问责，这样，势必能够促进行政官员工作作风的转变，提高责任政府的效率。

●建立实施行政问责制，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国家法律责任制度，加速行政国际化的进程

实施行政问责制，是国际目前比较通用的做法。虽然，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其问责的具体规定和操作方法也都有所不同。但是，在掌管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中有权必有责、违规违法必追究的这一点上则是共同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实施行政问责制，有利于加速行政国际化的进程，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法律责任制度。

行政问责制比责任追究制的含义在外延上更为宽泛。责任追究，是一种过错追究；而行政问责，则不仅仅是过错追究，而且还包括非过错追究。因此，行政问责的指向是：乱作为、作为不力、不作为、无作为。也就是说，行政问责它不仅是指有错、犯法要追究，同时也包括能力低下、推诿扯皮等也要追究。实施行政问责制的重大意义，既在于防患于未然，也在于惩前毖后。惩罚、处分只是行政问责的手段，而防患、预防才是行政问责的目的。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是我们在当今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最好的制度载体。

㈣ 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积极意义是什么

1、有利于健全公共服务供给的体制机制：当前在我国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责中，没有形成可持续的财政支持体制，没有建立规范的政府分工和问责机制，没有形成地区间和城乡之间资源的公平配置制度，由此严重影响了公共服务所提供的数量和质量，并制约了公共服务基本功能的有效发挥。

2、有利于公众参与公共服务的管理与监督：随着信息化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公众对公共服务需求越来越大、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对国家之间、地方之间公共服务的差异也越来越敏感，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知道政府在公共服务上花了多少钱，更关心这些支出取得了哪些效果，对公众的工作生活带来了什么切实的改善。

3、有利于提高公共资源整体配置效率：政府资源配置的职能不仅没有削弱而且还在不断加强。虽然2005年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18.5%，但从政府实际能支配的资源和职能范围看，我国属于“大政府”国家。

4、有利于提高政府管理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日趋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以跨国企业为代表的国际竞争逐步演变为国家间市场、企业、政府、资源等全方位的竞争。政府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国际竞争的后台支持，而是直接走上了国际竞争的前沿舞台。

(4)政府公共服务问责扩展阅读

中国政府提出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但在操作层面必须明确界定基本公共服务的内容。从中国的现实看，可以运用基础性、广泛性、迫切性和可行性四个标准来界定。所谓基础性，是指那些对人类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公共服务，它们的缺失将严重影响人类发展。

所谓广泛性。是指那些影响到全社会每一个家庭和个人的公共服务供给。所谓迫切性，是指事关广大社会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利益的公共服务。所谓可行性，是指公共服务的提供要与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财政能力相适应。

从上述标准判断，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是广大城乡居民最关心、最迫切的公共服务，是建立社会安全网、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必须提供的公共服务，成为现阶段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

㈤ 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积极意义

第一，有利于缓解我国当前面临的各种突出社会问题。在我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地区间和城乡间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差距偏大、资源环境约束增加、内外需失衡、投资消费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这些问题又与我国当前存在的两对突出矛盾密切相关：一是居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与公共服务总体供给不足、质量低下之间的矛盾；二是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完善对政府职能的新要求与政府职能转变缓慢之间的矛盾。公共服务是维护社会基本公平的基础，通常发挥着社会矛盾的“缓冲器”作用。因此，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加快改善我国公共服务状况，有利于缓解我国当前经济社会中所面临的各种突出矛盾，顺利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第二，有利于健全公共服务供给的体制机制。当前在我国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责中，没有形成可持续的财政支持体制，没有建立规范的政府分工和问责机制，没有形成地区间和城乡之间资源的公平配置制度，由此严重影响了公共服务所提供的数量和质量，并制约了公共服务基本功能的有效发挥。加强政府公共服务绩效管理，强化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的责任，促进政府间间接竞争机制的形成，有利于健全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各种体制机制，引导各级政府逐步树立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职能观和绩效观。

第三，有利于公众参与公共服务的管理与监督。随着信息化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公众对公共服务需求越来越大、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对国家之间、地方之间公共服务的差异也越来越敏感，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知道政府在公共服务上花了多少钱，更关心这些支出取得了哪些效果，对公众的工作生活带来了什么切实的改善。从满足信息需求的层面来看，加快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评估，并形成定期公开报告制度，不仅为政府进一步改善我国公共服务提供决策参考，而且可以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提高他们参与政府管理和监督的能力，有利于推动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有利于提升政府在公众心中的公信力。

第四，有利于提高公共资源整体配置效率。政府资源配置的职能不仅没有削弱而且还在不断加强。虽然2005年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18.5%，但从政府实际能支配的资源和职能范围看，我国属于“大政府”国家。面对全球性政府规模不断扩张、政府掌控资源不断增加的趋势，改善政府管理，提高政府效率，特别是加强其核心职责———公共服务的绩效管理，有利于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改善国民整体福利。

第五，有利于提高政府管理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日趋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以跨国企业为代表的国际竞争逐步演变为国家间市场、企业、政府、资源等全方位的竞争。政府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国际竞争的后台支持，而是直接走上了国际竞争的前沿舞台。政府作为资源配置的最重要的主体之一，其竞争力已经成为决定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而政府竞争力又直接取决于其在资源配置中的管理能力和效率。因此，加快完善我国政府管理体制、确保政府的高效运行、充分发挥公共服务职能、不断提升政府管理效能和竞争力，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应对国际竞争的战略性选择。

㈥ 如何建立服务型政府的问责机制

要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指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问责制度要跟上。
其一，自2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的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服务型政府以来，全党和全国民众网民对总书记这个百姓渴求的指示反应十分热烈。这是因为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飞速的发展，近些年来财政收入更是大幅度增长，政府应该为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二是随着公民民主法治意识的增强，公民在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后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增加，随着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的拉大，百姓期待更多地参与和分享改革成果等客观问题越来越突出。而现实生活中，像记者暗访的长沙市人性化服务不能让人满意现象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一些政府部门客观上仍然存在着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职责不清等问题，门难进、脸难看、服务意识淡漠、服务能力低下等状况依然存在。要建设服务型政府不仅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急需深化，而且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问责制度要紧紧跟上，使各级政府官员和公务员树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执政理念，把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其二，众所周知，我国从2003年非典期间的官员问责以来，官员问责不断由中央层面辐射到地方层面。无论是属于中央权限的部级干部被问责，还是国务院派往各地的调查组问责一些重大事故或事件中的地方和部门官员，总之，最初的官员问责是在中央层面促成的。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自觉而主动地在中央这一精神指导下，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出自己的问责办法，问责制决在实践中朝着制度化的方向发展。许多地方行政部门与执法单位针对相关问题纷纷推行“问责制”，并陆续出台了相应的规章制度，有关官员被问责的新闻也频频见诸报端。但作为“新生事物”，问责制目前还局限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些大的领域，比如，重大事故、城市建设、招商引资等等，而对于诸如便民服务、公共设施、交通拥堵、噪音污染等事关老百姓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等等民生层面却很少引入“问责制”。现实中，一些领导也热衷于办大事、习惯于大手笔，不屑于为群众的小事操心，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生活疾苦，摆不上案头、上不了心头——老百姓交费难只是“小菜一碟”，小区垃圾堆积如山“不屑一顾”，居民出行不便、交通拥堵“不值一提”……有的干部对群众的疾苦不仅不闻不问，甚至到了问题绕不过去的时候也不愿拍个板说句公道话，生怕得罪了那些部门。目前我国有500多万公务员和近3000万事业干部，不用问责办法来增强其责任心，干好干坏一个样，怎能保证做到“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其三，其实“群众利益无小事”不是一句政治口号，不能仅仅挂在嘴上。跟老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决不能“抓大放小”，而应该“举轻若重”。发生大事故、大案件、大损失需要问责，对于“小事”中的“不作为”、“懒作为”、“乱作为”行为，同样也不能逃避和豁免其应承担的责任。这既是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理念，也是打造服务型政府应当恪守的基本原则。
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同时，让其问责制度紧紧跟上，让那些漠视群众利益的人自食其果，让那些习惯于“盛气凌人”的公务员感到压力，加强责任约束，才能将总书记“建设服务型政府”指示落到实处，才能造就一支群众满意的公务员队伍，进而推进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创新，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㈦ 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有哪些

基本公共服务包括三个基本点，一是保障人类的基本生存权(或生存的基本需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政府及社会为每个人都提供基本就业保障、基本养老保障、基本生活保障等；二是满足基本尊严（或体面）和基本能力的需要，需要政府及社会为每个人都提供基本的教育和文化服务，三是满足基本健康的需要，需要政府及社会为每个人提供基本的健康保障。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水平的提高，一个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会逐步扩展，水平也会逐步提高。
公共服务可以根据其内容和形式分为基础公共服务，经济公共服务，社会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服务。基础公共服务是指那些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公民及其组织提供从事生产、生活、发展和娱乐等活动都需要的基础性服务，如提供水、电、气，交通与通讯基础设施，邮电与气象服务等。经济公共服务是指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公民及其组织即企业从事经济发展活动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如科技推广、咨询服务以及政策性信贷等。公共安全服务是指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公民提供的安全服务，如军队、警察和消防等方面的服务。社会公共服务则是指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满足公民的社会发展活动的直接需要所提供的服务。社会发展领域包括教育、科学普及、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社会公共服务是为满足公民的生存、生活、发展等社会性直接需求，如公办教育、公办医疗、公办社会福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