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国土资源大调查成果社会化服务评估
此文系作者和朱京占(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吴元元(内蒙古地质矿产实验研究所))合作。原载《西部资源》2006年第2期
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始于1998年,包括基础调查计划、土地利用监测调查工程、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工程、地质灾害预警工程、数字国土工程、资源调查与利用技术发展工程(简称“一项计划五项工程”),是国家财政专项支持的项目,时间跨度12年(1999年~2010年)。几年来,国土资源部根据新形势、新体制,采取新机制、新思路,运用新理论、新技术,认真组织实施,取得了一大批丰硕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如何评价这些成果为社会提供的服务情况是亟待破解的问题,《2006年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计划编制与审核要求》提出“制定大调查成果数据的评价指标,建立系统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进一步开展大调查成果推广应用工作,提高大调查成果应用和转化效果”。本文在客观分析开展国土资源大调查成果社会化服务评估必要性、介绍国内外公益性国土资源调查社会化服务现状基础上,提出我国加快国土资源调查成果的社会化服务评估应开展的研究方向。
1 开展国土资源大调查成果社会化服务评估的必要性
公益性是国土资源大调查的特征之一。开展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的目的,主要是为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提供基础资料和依据,为政府履行规划、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国土资源管理职能服务,为社会公众提供公益性国土资源信息。但这些服务对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多大作用,是否有利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国土资源规划、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中是否发挥了作用,又如何评估这些作用;满足公众尤其是利益相关者的程度如何、效果如何等。在公益性国土资源大调查社会化服务优先的国际趋势下,如何建立以用户为核心的成果表达、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水平等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1.1 适应大调查工作新起点的需要
之所以提新起点有三个理由。其一,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进程过半,需要总结成绩,克服不足,调整方向,争取更大成就;其二,组织实施单位职能的重新定位,需要转变项目管理思路和方法,加大成果汇总和整合集成工作,提升成果社会化服务的功能;其三,2005年~2006年是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之末年,启“十一五规划”之初年,接续第“十二五年规划”,论证并准备开展第二轮国土资源大调查的基础。
事实上,加强国土资源调查评价成果的社会化服务,切实体现国土资源大调查的公益性,已成为国土资源部、有关组织实施单位和项目承担单位的共识。《国土资源大调查“十一五”规划》将加强成果社会化服务作为规划编制和任务部署的主要原则之一,强调提出“提高大调查成果资料社会化服务与共享水平,加快推广转化应用,提高成果的显示度和社会经济效益,切实体现大调查工作的公益性”。在任务部署上,《国土资源大调查“十一五”规划》将进一步理顺成果资料的管理体系,建立大调查成果统一汇交管理和数据共享平台,尽快解决制度机制问题,提高大调查数据共享与成果资料社会化服务水平,改变服务方式、加快推广转化应用,提高成果的显示度和社会经济效益,充分体现大调查工作的公益性。
长期来看,国土资源大调查是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为国土资源参与国家宏观管理和社会公众提供基础地质资料的公益性活动,是一项国家公共财政必须支持、而且会不断加强的滚动项目。但如何高效利用纳税人的钱,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公共财政支出透明度逐渐扩大的形势下,必须对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每年10亿,累计120亿资金的使用及其效果给出一个合理的、可说服国家预算审查委员会的答案,这是申请下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的重要基础。因此,科学评估国土资源大调查的实施情况、社会化服务效果,组织实施好《国土资源大调查“十一五”规划》,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时不我待的课题,是写出合格“答案”的必要前提。
1.2 国家预算管理体制改革要求对财政资金投入效果进行评估
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是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需要按照国家财政改革要求进行评估,回答为社会做了什么,效果如何,以取得纳税人的认可。《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改革预算编制制度,完善预算编制、执行的制衡机制,加强审计监督。建立预算绩效评估体系。”可见,完善预算管理制度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完善预算决策和管理制度,加强对财政收支的监督,强化税收征管”;2005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议》(2006~2010年)明确要“继续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改革。”
2004年12月23日财政部发布的《中央政府投资项目预算绩效评估工作指导意见》(财建〔2004〕729号)明确提出,预算绩效评估工作是预算管理的重要环节。为发挥绩效评估工作的跟踪问效作用和决策信息反馈作用,各部门、各单位要积极创造条件,根据管理需要、项目特点、介入时点,从自身实际出发,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重点项目,构建动态的、可扩充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通过试点工作积累相关经验,待条件成熟后,对本部门的政府投资项目全面开展预算绩效评估工作。
1.3 深化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管理的需要
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管理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以地质调查的“一项计划五项工程”为例,1999年以来,中国地质调查局坚持了以项目联系、业务指导为核心的管理定位,建立了系统的项目管理制度,使地质调查工作基本上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使项目管理做到科学、有序;形成了地调局—项目实施单位—项目承担单位的项目组织、运行管理体系;建立了地调局、大区地调中心、项目承担单位的分级质量、资金监管体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新发现物化探异常15018处,检查物化探异常4378处,验证物化探异常1674处,见矿物化探异常1383处。新发现矿产地394处,重要矿产新增资源量13亿吨以上。但是,国土资源大调查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部分项目成果推广转化应用不够,成果的显示度不够,服务方式单一,服务范围需要进一步扩大,国家公益性成果还不能实现完全共享。受保密政策的限制,大部分国土资源大调查信息化成果没有通过网络对外提供服务,目前只有几个空间数据库的元数据和全国地质资料目录数据在互联网上对外提供服务。信息工程数字化信息积累程度仍然难以满足信息化的要求,尤其是大比例尺的基础数据,目前的数据更新机制难以适应政务管理对现势性信息的需求;信息系统建设的业务尚未覆盖全面,系统集成度不高,各信息系统之间不能实现有效衔接和信息互联互通。信息资源的共享程度较低,数据共享和对外服务意识不够,没有形成对外服务的机制和制度,共享技术也有待进一步提高。
2 国内外国土资源调查成果社会化服务评估现状
公益性国土资源调查成果社会化服务评估属于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的事中评估和社会化服务本身的事后评估。按照现行的做法,通常将事中评估与绩效评估同等看待。因此,在考察国内外国土资源调查成果社会化服务评估时,将参考绩效评估的内容,并以次延深研究。
2.1 国外研究现状
分别介绍一下国外政府绩效评估和公益性国土资源调查成果社会化服务评估。
(1)国外政府绩效评估工作。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建设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着手构建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并有专门的杂志刊载相关学术文章;到了60年代,美国会计总署就率先把对政府工作的审计重心从经济性审计转向了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并重的审计,俗称“三e审计”,后扩展到“五e审计”。70年代,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典等国的政府绩效审计得以飞速发展,成为评估政府业绩的核心指标。但由于政府行为包罗万象,不单纯是效率和经济性的问题,要面面俱到对每一项结果进行评估是不可能做到的。为了避免“三e审计”的片面性,美国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由硬性指标和软性指标共同构成,硬性指标是由美国会计总署承担的对政府的绩效审计,软性指标是由社会大众对政府进行评估,定期发布政府支持率,以增强政府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和政策的权威性。
美国会计总署1994在修订的《政府的机构、计划项目、活动和职责的审计准则》中对绩效审计作出了如下定义:绩效审计就是客观地、系统地检查证据,以实现对政府组织、项目、活动和功能进行独立地评估的目标,以便为改善公共责任性,为实施监督采取纠正措施的有关各方进行决策提供信息。经济性和效率性审计包括:确定机构是否经济地和高效率地取得、保护和使用它的资源(如人员、财产和空间);低效率和不经济情况产生的原因;机构是否遵循了与经济性和效率性有关的法律和规章。
项目审计包括确定:达到立法部门和其他权威机构所确定的预期成果或收益的程度;组织、项目、活动和功能的有效性;机构是否遵循了与项目有关的法律与规章。
(2)国土资源调查成果社会化服务评估。总体来讲,发达国家均十分注重公益性国土资源调查成果社会化服务工作,通过各种方式,采取多种途径为社会服务。就地质调查项目来讲,从英国和印度等国编制的滚动计划立项管理程序中可以看出,每个地质调查计划的产生,从计划编制到项目的筛选、评议和审批,都要经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几个来回。不仅组建专门的工作班子负责整个立项过程,而且要广泛征求地质调查机构之外有关方面专家的意见。英国、加拿大和印度等国为更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还专门成立了由各界代表组成的咨询(指导)委员会,负责审查和确定本机构的调查计划和重点课题。英国地调局每年专门从其总经费中拿出2%左右用于立项的可行性研究,发现并支持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重要项目。
在重点项目的安排上,首先是由地调机构认真征求社会需要,并围绕社会需要确定当年的工作重心。如美国地调局2002年的工作重点是能源安全和环境;2003年的重点为自然资源和国家公共土地;2004年的工作重点则转移到侵入物种、野生物健康和增加科学数据接口。在经费使用和人员安排上,发达国家也十分重视社会化服务工作,如法国地质调查局2001年用于绘图和数字化信息系统方面的支出达1940万欧元,占当年财政年度各种工作(法国地质调查局)类别支出的1/4;英国则从1997年开始基本不再进行矿产勘查投入,将工作重点转向环境保护和社会化服务,2000年~2005年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出资440万英镑资助数字地学空间模型(DGSM)的开发建设。与此同时,英国地调局从科学预算中拿出1100万英镑、配备180人从事地质图的数字化工作,而且完全以大众服务为基本出发点,向社会提供形式多样、通俗易懂的产品。
国外对地质调查项目的评估始于立项阶段,中间主要是各种审计,提交的成果要经过报告会接受各界审查。如美国地调局的立项除征求社会大众的意见之外,所立项目在经内政部和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审查批准后,地调局则以批准的预算公正书详细地向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拨款委员会解释说明其所申请经费的用途以及通过这些资金可以给公众带来哪些利益。项目执行过程中评估审计更是严格,美国地调局的管理手册涉及到组织机构、代理、行政管理和计划管理共4个系列,仅目录就长达20页;英国地调局对项目经费管理十分重视,局每月在10~17日,要对300多个科学性项目和200个商业项目的财务账户进行封闭检查,做出经费使用报告。项目完成后,举行项目成果报告会,邀请政府有关部门、大学和科研单位、企业界参加,普通公民也可以随意参加,由社会检验项目的最终成果并做出评估。美国大致每5年进行一次外部评审(听证会),有些听证会邀请美国研究协会和美国公共管理研究院的专家出席。
2.2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目前国内有相当多的学者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这一领域。学者们就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价值取向、评估的模式、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机制展开了深入研究,但对国土资源调查成果社会化服务评估尚待破题,相关研究有所开展,但很显薄弱。
2005年第一次开展了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绩效考评工作,社会化服务评估研究尚未开展。事实上,在地质调查工作主流程中,立项论证、设计编写、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成果综合、社会化服务等模块,目标均指向为国家经济建设、政府管理和公众服务。如在设计论证阶段的项目研究意义部分和效益分析,其目的也是要说明开展项目研究的社会意义。
在相关项目研究方面,由2000~2002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牵头,联合中国地质大学、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储量评审中心等单位开展了《地质调查项目技术经济评价、社会评价方法研究》;2003年以来开展了《地质调查信息化成果集成转化与社会化服务》等相关研究。
3 国土资源调查成果社会化服务评估研究重点
国土资源调查成果社会化服务评估目标有二个:一是全面地科学评估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成果社会化服务取得的各项成绩,为开展第二轮国土资源大调查做好准备;二是研究酝酿形成国土资源部向国务院、人大常委会呈交的《国家公益性国土资源大调查工作年度报告》(白皮书)。
为达到上述研究目标,具体研究内容包括:
(1)客观评估国土资源大调查成果社会化服务状况,研究提出国土资源大调查成果社会化服务管理制度。结合《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规划纲要》所设定的国土资源大调查工作任务与目标,从宏观上科学评估国土资源大调查成果社会化服务取得的成绩、效果;找出差距及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国土资源大调查成果社会化服务管理制度。从项目组织实施单位、项目承担单位责权利,项目立项、实施环节的监督检查,实施项目与工作项目衔接,成果汇交、整合与集成,成果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成果推广与社会化服务等方面,研究制定有关管理制度,保证国土资源大调查成果社会化服务的有序推进。
(2)研究符合国土资源大调查成果社会化服务评估特点的理论与方法。系统研究公共财政的基本理论,项目社会评价方法;结合公益性国土资源大调查涉及的基础地质调查计划、土地利用监测工程、战略矿产勘查工程、地质灾害预警工程、数字国土工程和地质调查技术发展工程各自的内容、生产特点、成果特点以及社会化服务公共产品的特点;吸收气象部门、测绘部门产品社会化服务的经验和评估方法;借鉴美国、加拿大、英国、印度等国外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的立项阶段、研究(生产)阶段、验收阶段的社会化评估的内容和方法,为国土资源大调查成果社会化服务评估奠定理论和方法基础。
(3)构建国土资源大调查成果社会化服务评估指标体系、考核标准。采取调查问卷、专家预测(或者德尔斐法)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对国土资源大调查各项工作成果在社会经济各领域的作用以及进一步满足需求的建议;在对国土资源大调查成果科学分类基础上,调查并研究提出每一类成果社会化服务可能产生的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效果;从项目立项的科学、合理性,组织实施过程的规范性,成果的完成、汇交、集成,直到向社会提供服务等各个阶段,围绕社会化服务这一根本目标分别提出评价指标、方法、考核标准;为检测各类方法、指标的合理性、科学性,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项目进行实测,同时调整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为下一步测评工作打基础。
(4)研究并构建国土资源大调查成果社会化服务评估信息系统。通过各类成果社会化服务评价指标、考核指标的研究,采用S/B/S技术或Java技术,建立不同工作阶段、不同类型成果、不同社会化服务范围的定量化评价模型、定性评价内容及要求;建立适合不同评价内容及要求的支持数据库,如评价模型库、专家数据库、指标体系库、评价标准库等;构建动态的可扩充的评价信息系统。达到既可以评价每个项目的实施效果、整个国土资源调查工作的效果,也可以对所有实施项目进行选优排队、对实施承担单位以及项目负责人进行必要的评价。
Ⅱ 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演变
在西方,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的一个十分古老但又永新的话题,但从一开始财政手段就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虽说公共财政就是市场经济下的财政,但并不是说从市场经济出现的那一天产生,它就与市场经济严格对位的,市场经济本身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有了商品的交换就有了市场,但是具体哪一天算是进入了市场经济,并非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同样财政是何时进入了公共财政这个形态,也不明确。从欧洲的经验看,所谓公共财政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由以公共权力为基础,以法律为依托的财政取代了原来的王室财政之后所产生的一种理财形态,它是在“形态”这个层次上,作为王室财政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在具体理财运作上形成了一系列规范,其中包含一些基本的原则:
(1)公共财政要依托于宪法和法制。宪法和法制包含了公民的自由、平等、财产权等内容,同时也规定公共财政和理财部门即财政部门是独立的,是不受其他部门管辖的,是公众的理财机构,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其职责。公民须向国家纳税,并且大家所遵循的原则是一致的,同时公民对财政有监督权,这样就从经济上规定了公民的平等身份;
(2)税收机关无权制定税法,而只能由体现国民意愿的议会这一立法机构来决定;
(3)税收所得的收入和支出要绝对分开,收税的人不能决定钱如何使用;
(4)公民有纳税义务,同时也享受纳税人的权力。
根据这几点原则,可理解为,公共财政实际上所体现的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依法治国框架下的理财,而法制化的社会,规范的公共选择制度的形成则是公共财政赖以存在的基本依托,这种法制化社会与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这一点对于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有许多东西值得借鉴。 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了“滞胀”局面。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借此发动了一场对凯恩斯主义的“反革命”,其中主要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但这些反对者们并未建立起一套足以与凯恩斯主义相抗衡的财政学说,区别只是,他们力图在这个框架内恢复古典学派的传统。他们首先责难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大规模干预,认为正是国家干预窒息了市场经济的活力,造成了70年代的“滞胀”局面。“财政最重要”的政策主张也受到攻击,代之以“货币最重要”的政策结论。当人们围绕着凯恩斯理论无休止争议时,以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和戈登·图洛克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在财政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中取得了重大的理论进展。他们将财政作为公共部门经济,并从市场失灵理论角度,集中研究社会公共需要及满足这一需要的产品——公共物品问题,分析了决定公共物品l的生产及分配的过程,以及生产公共物品的机器——国家的组织和机构。他们认为,自由市场制度是建立在交换的等价原则之上的,只有那些具有排斥性质的可交换的财产权力的私人产品才能进行市场交易。而公共产品不具有这些性质,所以公共产品的交换行为难以产生,消费者与供给者之间的联系由此中断,虽然存在市场需求,但却没有市场供给,这时政府应予以介入,提供这种产品,弥补市场的这个局限性。同时由于公共产品具有两个内在特性,又决定政府介入之后公共支出具有不断膨胀的趋势。
第一个内在特性是,公共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恩格尔定律告诉我们,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等“生理需要”的开支比例越来越小,而用于非生活必需品等“精神需要”的开支比例将越来越大。当个人收入越过一定水平时,越是非必需品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就需要越来越多的政府服务,这时,医疗保健、文体设施、交通运输、社会保险、公共安全等优效型公共产品就开始日益“侵蚀”和“挤占”消费结构中的私人产品的相对份额。公共产品的社会需求的不断提高,成了推动公共支出不断膨胀的原始动力。
第二个内在特性是,公共资本存量与私人资本存量之间有一种密切的内在函数关系。战后以来,西方国家对公共基础投资的每一次胀或缩无不刺激着或影响着私人投资趋势的波动,从而对宏观经济的总量运行发生着巨大作用。据美国经济学教授阿斯乔的研究表明,在美国1950-1988年近40年的公共投资曲线中,前20年(1950-1970年)是呈上升趋势的,后十几年是下降的。阿斯乔指出,像公路、街道、机场、排水和供水等基础设施的国家投资,是与私人投资相互补充的,不注意国家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将严重阻碍整个经济的运行。阿斯乔的研究成果表明,美国战后以来前20年经济增长之所以能够达到10%以上,是因为国家扩大了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后20年经济增长率之所以持续下降,其主要原因在于公共设施的投资净额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这对于我国深化财政支出改革具有借鉴作用。
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讲,一百多年前德国的阿道夫·瓦格纳就曾预言:“进入工业化以后,经济中的公共部门在数量上和比例上仍将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大趋势,公共支出将不断膨胀。”美国著名财政学专家理查德·马斯格雷夫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英、美、德等三国的公共支出结构的变化作了考察,其结果总的来说,西方公共部门发展的趋势与瓦格纳的预测也是相吻合的:公共支出占GNP的比率,英国从1890年的8.9%上升到1955年的36.6%;美国从7.1%上升到1962年的44.1% 。
其实,早在瓦格纳之前,马克思就已经预料到,用于“公共需要” 的那部分“扣除”(指公共产品)将会日益膨胀;他指出,扣除的那部分须划成三份:(1)“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2)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3)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马克思明确预言道,用于满足“共同需要”的那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今天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支出的膨胀与公共部门的强大,其原因,马克思早就作了解答。马克思的预言已经得到了实践的印证,并将继续得到未来发展的印证。这也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基本框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美国著名财政专家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在其经典著作《公共财政理论》中把政府的经济作用或财政的职能分为三种:稳定经济(维护充分就业条件下的经济)、收入分配、(资源)再配置。
稳定经济包含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多重含义。充分就业是指可就业人口的就业率达到了由该国当时社会经济状况所能承受的最大比率。物价稳定是指物价上涨幅度维持在不至于影响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范围内,而非物价冻结,上涨率为零,即使在经济运行正常时期,物价的轻度上升也是一个必须接受的事实。国际收支平衡指的是一国在国际经济往来中维持经常性项目收支(进出口收支、劳务收支和无偿转移收支)的大体平衡,因为国际收支与国内收支是密切联系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国内收支就不平衡。财政实现稳定经济的机制和手段主要有:(1)经济稳定的目标集中体现为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大体平衡。财政政策是维系总供求大体平衡的重要手段,当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时,财政可以实行紧缩政策,减少支出和增加税收或两者并举,一旦出现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情况,财政可以实行适度放松政策,增加支出和减少税收或两者同时并举,由此扩大总需求;(2)在财政实践中,还可以通过一种制度性安排,发挥某种“自动”稳定作用,例如累进税制度、失业救济金制度,都明显具有这种作用;(3)通过投资、补贴和税收等多方面安排,加快农业、能源、交通运输等公共基础设施的发展;(4)财政应切实保证非生产性的社会公共需要,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和平安定的环境。
收入分配的目标是实现公平分配,而公平分配包括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两层次。经济公平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强调的是要素投入和要素收入相对称,它是在平等竞争的环境下由等价交换来实现的。社会公平是指将收入差距维护在现阶段社会各阶层居民所能接受的合理范围内。平均不等于公平,甚至是社会公平的背离。财政实现收入分配职能的机制和手段主要有:(1)划清市场分配与财政分配的界限和范围,原则上属于市场分配的财政不能越俎代庖,凡是属于财政分配的,财政应尽其职;(2)规范工资制度;(3)加强税收调节;(4)通过转移性支出,如社会保障支出、救济支出、补贴等,使每个社会成员得以维持起码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
资源配置,广义地理解是指社会总产品的配置,狭义地理解是指生产要素的配置。财政配置资源的机制和手段主要有:(1)根据政府职能确定社会公共需要的基本范围,确定财政收支占GDP的合理比例,从而符合高效的资源配置原则;(2)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如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比例,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比例;(3)合理安排政府投资的规模、结构,加大政府对社会总投资的调节力度,提高社会投资整体效率。
Ⅲ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做到那六个方面
新发展理念就是指挥棒、红绿灯。全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新发展理念上来,努力提高统筹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对不适应、不适合甚至违背新发展理念的认识要立即调整,对不适应、不适合甚至违背新发展理念的行为要坚决纠正,对不适应、不适合甚至违背新发展理念的做法要彻底摒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做到以下六个方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应答时间:2020-12-02,最新业务变化请以平安银行官网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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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公共财政理论的中国研究
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公共财政基本框架体系的问题,自1998年提出以来,(1998年12月15日,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召开,明确提出建立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决策层做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决定:构建中国的公共财政基本框架。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代表中共中央明确提出“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并且从那个时候起,作为中国财政改革与发展目标的明确定位,公共财政建设正式进入了政府部门的工作议程。)学术界讨论热烈,现将主要观点概述如下: 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公共财政,就是市场财政,指的是国家或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类型或模式。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财政,其实质就是市场经济财政,简称“市场财政”。公共财政理论,或称公共财政学,实际上就是市场财政学。公共财政包括以下两个基本要求:(1)它是具有“公共”性质的国家财政或政府财政,而财政的“公共性”的具体体现就是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2)它是财政的一种类型或模式。
另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公共财政,就是政府为实现其职能对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与预算有关的经济行为。其要点:一是明确公共财政是以政府(国家)为主体;二是明确公共财政的内容是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与预算有关的经济行为;三是公共财政的目的是实现政府的职能。
第三种观点认为,所谓公共财政是指为市场或私人部门提供公共服务或公共商品的政府财政,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财政的基本选择与必然要求,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模式或类型。它仅存在于市场经济环境中。
所谓公共财政简而言之,就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旨而进行的政府收支活动或财政运行机制模式。它是与市场经济特点和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类型。这种公共财政运行机制或财政类型,主要具有以下典型特征:
一是财政运行目标的公共性。即把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作为组织国家财政活动的主要目标或基本出发点。这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运行的基本取向,也是国家财政活动应遵循的基本边界或指导性原则。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由多元化市场主体、经济实体,或者说是由多元化投资者、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组成的竞争性社会,政府包括国家财政的一项基本职责,就是面向全社会并为其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便为全国不同地区,多种经济成分,多元市场主体和经济实体,提供必要的社会投资及生产经营的公共性基础条件,以及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从而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国家还应通过收入分配的调节或再分配,通过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为促进全社会的公共分配,为社会公众福利的增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发挥应有的职责和积极的作用。
二是财政收支活动的公共性。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收入模式或财政收入来源,是以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为主体的,涉及的社会面有限,广大的城乡居民几乎与国家财政收入特别是与税收无缘。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收入,则主要来源于社会经济生活中市场主体、法人实体和城乡居民依法缴纳的各种税赋,从而使我国的财政收入来源同过去相比较,具有更大的广泛性和公共性。因此国家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与此相关联,国家财政支出的安排,也就主要集中于国家政权机构的运转、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国防和科教文卫发展需要、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以及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社会公共需要或公共性支出方面。而且,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或发展时期,还应把满足这些公共支出需要的适应性程度或水平作为组织国家财政收支活动的重要边界,以及衡量财政收支规模适当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是财政行为的规范性和法制性。财政是国家职能的重要体现,是国家政权的物质或财力基础。从本质上讲,财政职能是国家职能,是由政府的事权范围决定的。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各项事权则往往是通过立法程序来规定,通过相关的法律来加以明确界定的。因此,由国家职能特别是政府事权所决定的财政行为或财政活动,往往也具有法制性、规范性和公共性特点。
另外,公共财政除了具有以上三个典型特征外,还应具有弥补市场失效,是非市场营利性的财政的特征。 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的研究成果,概括起来有五项:一是支持经济体制创新的职能;二是管理国有资产的职能;三是建立财政投融资管理体系的职能;四是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五是稳定经济和促进经济发展的职能。
但也有些专家学者认为,提倡在中国实行“公共财政”者的本意是让财政退出竞争性资源领域,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但结合当前实际,有些问题也值得商榷:其一,主张财政退出竞争性投资领域是对的,但不能不考虑我国当前实际,我国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处于发展中阶段,面临着艰巨的结构性调整任务,而实行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证明,结构性调整不可能靠市场自发来实现,只有发展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才是最佳的途径。其二,所谓竞争性领域也应作具体分析,诸如钢铁、煤炭、化工、铁路、民航以及高新技术等支配国民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部门,既具有垄断性,又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在我们这样一个资本市场不发达的国家,也只能通过发挥财政的配置资源的职能,才能得到加速发展。其三,我国竞争性部门的大中型国有企业,都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些企业的出路是实行股份制改造,面向市场,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在当前形势下,尚需要财政投入资本金或实施某些优惠政策给予支持。 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类型或模式。是指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财政,其实质是市场经济财政。在我国深化财政体制和财政运行机制改革的过程中,提出和强调公共财政问题,主要是为了适应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为了适应当前和今后改革与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具体讲,一是为了与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相适应;二是为了与政府职能转变相适应;三是为了与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转变相适应;四是为了与财政运行模式转变相适应。
第二种观点认为,搞市场经济就要搞公共财政。综观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国家的财政运行机制,尽管形式各异,侧重点多样,但其基本的模式是相似的。即以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为口径界定财政职能范围,并以此构建政府的财政收支体系。我国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经济体制环境变了,财政运行机制显然要按照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模式去构建。
第三种观点认为,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建立公共财政,就不仅仅是财政模式的变革问题,而且它反过来直接引起我国政府行为的变革,是我国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入的关键性步骤,将大大地加速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健全的进程。否则,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目前我国要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主要是针对我国传统财政管理制度下支出包揽过多,公共财政缺位、国有资本财政越位并存的弊端而提出来的,其根本目的是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职能的定位问题,并没有否定“国家分配论” 认为的财政是以国家(政府)为主体的分配行为,国家具有政权行使者和国有经济代表者两种身份,行使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两种职能以及社会主义财政特有的“一体两翼”格局(国家税务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成为财政这一机体的两个翅膀,缺一不可)。这是对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扬弃,是财政体制的创新。基于此,实行公共财政绝不能忽视“国有资本财政”,也不能照搬西方模式。 国内学术界关于中西方公共财政区别的研究观点归纳起来,大体如下:
其一,如果不考虑两类公共财政所处的社会形态的差异,仅从两者的分配主体的本身来看,它们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作为政治权力行使者的政府。但是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差异。我国存在国有资产财政,而西方财政则不存在。这样,我国的公共财政仅是整个财政的一部分,而西方的公共财政则是整个财政。因此,我国公共财政的运作必须结合国有资产财政的运作,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国家仍负有对国有企业的建立、生产运营的支持、引导、监督、调控、资产保值和增值,以及取得和合理分配使用收入等职责。
其二,从公共财政所体现的经济关系来说,由于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决定了它们具有不同的阶级属性,因而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为主体的公共财政所反映的经济的性质也不同。资产阶级财政学把政治、党派、宗教等一切都归结为经济范畴。在我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明确提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工作处于经济工作的统帅和灵魂的位置。
建立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公共财政是与私人财务对应的概念,是对政府财政的客观要求 公共财政是与私人财务(财政)对应的概念,它是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收支活动。这里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指广大民众的利益和需要。公共财政行为目的的社会公共性,是公共财政与私人财务的区别所在。从行为特征上看,公共财政是一种收入和支出活动,这构成公共财政与其他公共行为的本质区别。
显然,我们这里对公共财政概念的定义与传统说法有一定差异。按照传统观点,公共财政就是公共经济,就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由于政府的职能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因此,公共财政几乎成了政府的同义词,这显然是不准确的。在这里,我们将公共财政表述为一种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收支活动,是强调公共财政作为一种收支活动的行为寓意,也是突出公共财政作为政府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与政府本身在概念上的区别。
公共财政存在的基本前提是社会公共利益和这种利益的载体枣公共需要的存在,这是公共财政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公共财政作为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需要的实现手段存在的必要性。公共财政作为一种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其实施主体是一定时期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在国家和政府存在的条件下,主体的责任自然应该由国家和政府来承担。因此,国家财政必然是公共财政。
国家财政的社会公共性首先是由国家和政府的社会职责和功能决定的。国家及代表国家的政府是社会管理者,当然也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体现公共利益并使之得到实现,是国家和政府的一项最为重要的职责,因此,国家财政必须是公共财政。不体现和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政府财政是不正常的和有缺陷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公共财政是对政府财政的一种客观要求。
(二)公共性是政府财政的一般性质
按照传统观点,公共财政是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它的产生和存在是市场机制天然存在的缺陷使然,也就是说,由于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有一些自身无法弥补的缺陷,因而需要政府出面通过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来对市场缺陷加以弥补。显然,这里是将市场经济当作公共财政存在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表现形式。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公共财政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特殊性质,而是政府财政的一般性质,因为体现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政府财政的共同出发点和归属,不论任何社会形态的政府财政都是如此,在这里所不同的只是由生产力水平差异决定的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层次,以及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范围。
这里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即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政府财政涉足了大量私人财务的事务,它是否具有公共财政的性质,如有例外,如何解释公共性作为政府财政一般性质的论点。笔者认为,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政府财政仍然是公共财政。在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私人的个别需要被控制到了最狭小的范围内,相当部分个别需要被异化为公共需要,或者被采取了公共实现的形式,正是这种私人需要的个别性与其实现形式公共性的不协调,才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在提供私人产品,满足个别需要方面的低效率,这种低效率正好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公共属性。我们不能因为某种机制在操作上的不正常而否认机制本身的存在,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能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代行了许多私人财务的职能而否认政府财政的公共财政性质。
(三)公共财政的意义在于对政府财政职能作了合理定位
之所以要强调政府财政的公共财政性质,是因为公共财政对政府财政作了合理定位,它明确了政府财政的职责范围和主要功能,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将政府与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及其分工作了合理的划分。公共财政强调纳入政府财政范围的应该是具有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事务,对那些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政府只能为其正常实现提供外部条件,而不必直接参与其实现过程。因为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有其自身的实现机制,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使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的实现具备了充足的微观动力,因而政府不必直接介入其实现过程;同时,个别需要所体现出的千差万别的个体偏好,使政府不能直接参与其实现过程;此外,个别需要的实现完全可以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在个人之间进行,这种等价交换的过程一方面满足了购买者对商品物质形态的个别需要,另一方面则满足了售卖者对商品价值实现的追求。与此不同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社会公共需要的满足很难按照等价交换原则来实现,其实现的责任只能主要由政府承担。可见,社会成员的个别需要的满足和实现不必也不能由政府财政来实现,而社会公共需要则应该主要通过政府渠道得到满足,政府财政实质上是为满足公共需要而存在的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界定了政府配置资源的范围,即政府财政直接配置资源的范围应该在公共需要的领域内,其意义在于对政府财政职能作了合理定位,它强调政府财政的社会公共性,并在概念上将政府财政与私人财务区别开来。
Ⅳ 如何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这不仅需要培育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以拓展经营形式,更需要建立一套新型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支撑。因此,加快建立新型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仅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应有之义。
为什么要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早在1991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指出,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是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农村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一项伟大事业,对于稳定和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健全双层经营体制,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小康目标,促进农业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时至今日,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迫切需要建立一套新型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与之配套:
一是因为在家庭经营规模较小,农业劳动力又呈现低质化、老龄化、妇女化的趋势的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等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对农业社会化服务提出了更高的需求。
二是因为在农业市场化、国家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农业服务供给既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又存在政府失灵问题,建立适应农业新阶段特征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迫在眉睫。
三是因为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完善必然要求一个覆盖全程、形式多样、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来支撑。
建立什么样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加快构建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从全国各地在开展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来看,各种创新模式也不断涌现,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根据供给主体、服务性质和服务内容的差异,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应呈现如下架构:
(一)根据供给主体分类
实践表明,目前农业社会化服务功能明显的主要有七类供给主体:一是依托政府涉农部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二是农口以外部门提供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三是村集体提供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四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五是龙头企业提供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六是不同民间服务主体提供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七是农村金融机构提供的农业社会化服务。
(二)根据服务性质分类
从上述各供给主体的经济和社会特征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必然具有公益性服务主体与经营性服务主体相结合的特征。这也符合农业服务供给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并存的特点:政府失灵的地方,用经营性服务来补充;市场失灵的地方,用公益性服务来补充。此外,由于一些经营性服务也得到了政府相关部门的公益性支持,所以具有半经营半公益的性质,如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的农业社会化服务。
(三)根据服务内容分类
从供给方来看,不同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主体所提供的农业服务有所不同。就种植业而言:政府起着较大作用的服务项目为提供水利设施服务;村集体是提供水利设施服务、灌溉服务;合作组织是农产品储存、打药技术指导;龙头企业是收购与销售服务、加工、包装和运输服务;科研单位是购买农药、良种和化肥的服务。就畜牧业而言:政府在养殖业各环节单项服务的提供中占比重较大的是畜禽防疫、饲养技术;村集体是畜禽产品的运输和加工服务;龙头企业和合作社是饲养技术的提供、畜禽的销售、畜禽的治病及优良种畜禽提供等。
从农户需求角度来看,研究发现农户对综合性社会化服务需求率从高到低的顺序分别为:技术信息、价格信息、政策法律信息、信用等级证明、贷款担保、介绍贷款渠道、组织集体贷款和组织外出打工。农户对种植业单项社会化服务需求的顺序分别为:购买化肥、购买良种、购买农药、灌溉服务、收购与销售服务、水利设施提供服务、购买农机、机耕服务、播种服务、打药的技术指导服务、施肥服务、租用农机、大宗农作物收割服务、农作物采摘服务、大宗农作物脱粒服务、农机修理、运输、农产品包装服务、农产品储存服务、农产品加工服务。农户对养殖业单项社会化服务需求顺序分别为:畜禽防疫、畜禽治病、畜禽销售、饲养技术、优良种畜禽提供、饲料供应服务、屠宰服务、畜禽产品运输和加工服务。
可见,无论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供给方还是需求方,都有着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之分,所以在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时要注意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的协调发展。
十八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为新时期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就是要按照建设现代农业的要求,建立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服务体系,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多主体、多样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格局。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将有利于强化农业双层经营中“统”的功能,为农民生产经营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把千家万户的分散生产经营变为相互联结、共同行动的合作生产、联合经营,实现小规模经营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提高我国农业的整体素质和市场竞争力。具体的,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一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要围绕十八大提出的“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和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的“加快构建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要求展开,在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农业生产性服务、农村商品流通服务、农村金融服务、农村信息服务、农产品质量安全服务等方面进行制度优化,形成长效机制。
二是主体建设。就政府主体而言,要加强农业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创新管理体制,提高
人员素质,在全国普遍健全乡镇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公共服务机构,逐步建立村级服务站点。其中,县级技术推广机构的改革是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点之一。无论是农业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管理体制创新,还是乡镇农业服务机构健全、村级服务点建立、高素质农技推广人才队伍的培养,都需要在县级技术推广机构的指导下进行。同时,支持供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服务公司、专业技术协会、农民经纪人、龙头企业等提供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服务。此外,还要认识到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两个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发展会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配套;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配套反过来又会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建设水平,促进农业生产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适度)规模化发展。
三是市场建设。市场机制是除政府之外的优化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力量。为此,一要开拓农村市场,推进农村流通现代化,加快农村日用消费品和农业生产资料连锁经营网络建设,建设以绿色农副产品物流交易中心为龙头的农副产品流通网络,充分发挥信息网络在农村流通现代化中的作用;二要健全农产品市场体系,完善农业信息收集和发布制度,发展农产品现代流通方式,减免运销环节收费,长期实行绿色通道政策,加快形成流通成本低、运行效率高的农产品营销网络;三要保障农用生产资料供应,整顿和规范农村市场秩序,严厉惩治坑农害农行为。
Ⅵ 公共财政体系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公共财政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对依法促进公平分配,调控宏观经济,合理配置市场资源,做好国有资产管理,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所谓公共财政,就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政府分配行为,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公共财政主要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弥补“市场失效”缺陷。公共财政的历史使命,在于它支持、促进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有市场经济体制,必有公共财政,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交替推动,共同前进,是一种紧紧捆在一起的双边互动的关系。只有真正推行公共财政,才能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目录 [隐藏]1 特征2 存在问题3 对策4 建议5 相关词条6 参考资料公共财政-特征 公共财政具有以下特征:公共财政 1.以弥补市场失灵为行为准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但也存在市场自身无法解决或解决得不好的公共问题。比如,宏观经济波动问题、垄断问题、外部性问题等。解决这些问题,政府是首要的“责任人”。政府解决公共问题,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需要以公共政策为手段。而公共财政的制定和执行,又以公共资源为基础和后盾。公共财政既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执行公共政策的保障手段。相对于计划经济条件下大包大揽的生产建设型财政而言,公共财政只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职责范围,凡不属于或不能纳入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项,公共财政原则上不介入;而市场无法解决或解决不好的,属于社会公共领域的事项,公共财政原则上就必须介入。 2.公平性。公共财政政策要一视同仁。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公平竞争,体现在财政上就是必须实行一视同仁的财政政策,为社会成员和市场主体提供平等的财政条件。不管其经济成分,不管其性别、种族、职业、出身、信仰、文化程度乃至国籍,只要守法经营,依法纳税,政府就不能歧视,财政政策上也不应区别对待。不能针对不同的社会集团、阶层、个人以及不同的经济成分,制定不同的财税法律和制度。 3.非市场营利性,又称公益性。公共财政只能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己任,追求公益目标,一般不直接从事市场活动和追逐利润。如果公共财政追逐利润目标,它就有可能凭借其拥有的特殊政治权力凌驾于其他经济主体之上,就有可能运用自己的特权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影响公平竞争,直接干扰乃至破坏经济的正常运行,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打乱市场与政府分工的基本规则;财政资金也会因用于牟取利润项目而使公共需要领域投入不足。公共财政的收入,是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筹措资金;公共财政的支出,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和追求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不能以赢利为目标。 4.法制性。公共财政要把公共管理的原则贯穿于财政工作的始终,以法制为基础,管理要规范和透明。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活动必须在法律法规的约束规范下进行;另一方面,通过法律法规形式,依靠法律法规的强制保障手段,社会公众得以真正决定、约束、规范和监督政府的财政活动,确保其符合公众的根本利益。具体而言,获得财政收入的方式、数量和财政支出的去向、规模等理财行为必须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不能想收什么就收什么,想收多少就收多少,或者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要依法理财,依法行政。 公共财政-存在问题 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需要建立公共财政。虽然中国的公共财政管理已具雏形,但受计划型财政管理模式的影响,仍存在许多问题,突出表现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公共财政 1.财政供给“越位”和“缺位”并存。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供养范围过大,包揽过多,特别是对应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营性和竞争性领域延伸和干预过多,大大超出了政府职能范围和财力承受水平。相反,应由政府承担的一些社会公共需要和事务却得不到应有的资金保障,推给市场竞争主体去承担。突出的问题有:巨额的国有企业亏损补贴。除政策性亏损补贴外,国家财政实际上承担了大量的经营性亏损补贴,成为国家财政沉重的负担。过长的事业单位供给战线。一些不属于公共物品范围,可以由企业及个人举办,完全能够商业化经营的事业单位,仍然由国家掌握,财政供给经费。行政经费膨胀。这与政府机构的臃肿、人浮于事及效率低下相一致。科技、教育投入不足。从绝对数量看,改革开放后,科教投入确有较大增加,但从占财政支出的相对比例分析,近两年还出现下降的趋势,而且财政科教支出占GDP的比重在世界上也是居于后列。财政供给方面的上述问题,与政府职能的界定与转变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政府职能界定不清,活动范围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财政支出格局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是非常困难的。 2.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近年来,中国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的情况下,将财政支出逐步向重点领域倾斜,特别是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从总体上看,由于财政预算的约束力逐步下降,财政资金远远不能满足重点支出的需要,教育、科技、农业等发展领域的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提高的速度较为缓慢。相反,大量的资金(包括预算外资金)却被用于竞争性生产建设和行政管理开支等非重点领域,导致财政对国家重点支出项目难以实施更加有力的资金保障等一系列问题的发生。 3.政府收入机制不规范。突出表现是税收的费化和收费的“越位”问题严重。这种税收“缺位”和收费“越位”并存的现象必将直接导致收费规模的扩张和政府收入机制的混乱。同时,也将严重影响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资金保障来源。从产生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分析,主要有:社会公共权力缺乏制约,众多公共权力机构直接介入分配领域。突出的问题是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屡禁不止。财政的职能被肢解,国家财政不能统管政府收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与财政部门职责划分不清,如物价部门可以核准行政部门收费等。 4.财政分配秩序不规范。目前,在财政分配中,仍存在将一部分财政资金切块分给主管部门,由主管部门自主安排使用的问题。与此同时,不少主管部门还设立了各种收费和基金,拥有大量预算外资金。这种分配方式的结果,严重影响了正常的财政分配秩序。 5.财政预算管理不科学。现行的预算管理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在预算分配过程中,预算指标到位率低,执行中追加频繁,往往造成年度的实际支出数高于年初预算数;预算分配,特别是转移支出和专项支出缺乏可靠的科学依据,人为因素较多,随意性较大;预算年度的起始日期先于人大审批日期,造成预算审批通过前就已经开始执行,形成预算审批的法律空档以及预算约束的缺位;法与法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以法压法”的现象严重,如教育、科学、农业等方面的法律和卫生、计划生育、环境保护、文化宣传等方面的规章,都对财政支出作了限定性的规定,要求某项支出增长必须高于财政收入或支出的增长等,而《预算法》却又要求在安排预算时要量入为出、以收定支、统筹兼顾。法律、法规的不统一性与不一致性弱化了法律、法规的约束性,造成了预算管理的不规范;预算编制方法上欠科学性和合理性,不能真实反映实际情况,没有统一政府收支,大量财政性资金在预算体外循环。国家财政实际上没有能力通盘掌握政府公共物品的供给规模、结构及效益,难以履行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的职责。 公共财政-对策 1.财政资金应突出公共性特征,逐步退出经营性与竞争性领域。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公共财政起基础性作用。凡是市场办得了、办得好的,就不应由政府承担。但长期以来,财政职能的“越位”与“缺位”并存的问题一直比较突出,一方面财政干了许多应该由市场配置去解决的事情,由于广泛介入了经营性和竞争性领域,对国有企业供应资金,弥补亏损,审批财务收支计划和决算,妨碍了企业市场竞争主体和法人实体地位的形成和确立;另一方面,那些本来应该由政府去做、通过履行财政职能去实现的一些事情,反而因为财力“缺位”而没有能力做到或做得不好。今后财政资金必须逐步退出应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营性和竞争性领域,转到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方面来,逐步提高财政对政权建设、教育文化、科学事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公共需要的保障能力。 2.科学界定和规范财政资金的供给范围。规范财政资金供给范围,是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提高财政保障能力和支出效率的基础和前提。在具体实施中,重点是解决财政供养人口过多、对一些经营性的事业单位包揽过多、不合理的补贴和投资过多问题。当前,主要应该是紧紧抓住机构改革的有利时机,做好定编定岗工作,清理超编人员,控制人员经费,有效遏制行政经费过快增长的势头。通过转变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方式,逐步减少直至取消财政对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投资,集中财力,保障政权建设和科技、教育、社保、农业、生态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出需要。 3.逐步建立规范的政府收入保障体系。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应根据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划分和对它们各自保障方式的不同,对现行的税费收入体系进行合理调整和定位,逐步建立以税收为主、收费为辅的政府收入机制。一是将现有收费中一些不具有公共产品性质,不再体现政府职能的可以按照市场机制运作的收费方式,逐步推向市场,依法经营和纳税。比如勘察设计收费、咨询服务收费、各种公证收费等;二是根据纯公共产品由税收提供保障的观点,取消现有收费中用于提供纯公共产品、具有税收特征的收费,代之以税,即进行费改税。如农村的乡统筹和村提留、交通部门的各项收费等;三是保留现行收费中那些用于提供受益面确定、体现受益性原则比较明显的准公共产品的收费,并进行了合理规范。通过税收与收费的科学“归位”,不断提高公共财政的保障能力。 公共财政-建议公共财政积极推进公共财政的管理手段。这是公共财政顺利推行的重要保证。政府采购制度作为市场经济国家加强公共支出管理的基本手段,是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重要内容,实践证明,这项制度也是现阶段有效节约财政开支的最直接的办法。近年来,中国各地都不程度地开展了政府采购试点工作,效果十分明显。今后,应逐步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如各类办公用品、设备工程、公共设施、大型会议及有关劳务等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向社会购买,最大限度地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还应积极探索“零基预算”等适应公共财政要求的管理手段和办法,以不断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充分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不断强化财政宏观管理职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作为政府的宏观调控部门,为充分发挥好公共财政稳定经济、调节分配、维持市场公平竞争的职能,应把主要精力放到研究和把握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关系全局、带有战略性的大事上来。因此,在职能转变中,财政应逐步减少直接管理,学会用制度法规来实施间接管理,学会运用宏观经济手段管理微观事务。基于这种认识,今后财政宏观管理的重点应该是:拟定和执行财政、税收发展战略、方针政策、中长期规划、改革方案及其他有关政策;参与制定各项宏观经济政策;提出运用财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和综合平衡社会财力的建议;拟定和执行国家与企业的分配政策;监督财税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执行;提出加强财政管理的政策建议;加强对财政经济形势的跟踪分析和政策研究,提高驾驭宏观经济的能力。
Ⅶ 公共财政体系是什么
完善公共财政体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
完善公共财政体系,首先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长期以来,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和思想认识不足的影响,公共产品不仅供给量不足,而且供给结构也不合理,不适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新要求。
要大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更加关注民生。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财政投入应更多地投向长期“短腿”的社会事业,投向义务教育、基础医疗和公共卫生、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廉租房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政府的公共政策和财政投入向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倾斜。应更多帮助欠发达地区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加大中央财政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具有扶贫济困性质的一般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比例。基本公共服务要更好地面向困难群众,除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等制度外,还要关注困难群众的就业问题,加强就业培训,帮助零就业家庭解决就业问题等。
完善公共财政体系,还要促进和保障主体功能区建设。公共财政体系要促进和保障主体功能区建设,特别要增加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用于公共服务和生态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逐步使当地居民享有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
利用外资方式、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创新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这两个创新,是我国对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
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是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迫切需要。要着眼于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引导跨国并购向优化产业结构方向发展,放宽中西部地区外资进入的行业限制。完善并购环境,建立跨国并购的法律体系;继续优化软硬件环境建设,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支持外资研发机构与我国企业和科研院校开展合作,更好地发挥技术共享、合作研究、人才交流等方面的溢出效应;鼓励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外包企业承接本公司集团和其他企业的外包业务,提高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水平;有效利用境外资本市场,鼓励具备条件的境外机构参股国内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逐步扩大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规模。
我国已进入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新阶段。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是构筑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重要路径。一是开展跨国并购,有效提高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的国际化经营水平。二是积极开展国际能源资源互利合作。三是开展境外加工贸易。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可以有效释放我国已经形成的充足生产能力,规避贸易壁垒,带动相关产品的出口。四是有序推动对外间接投资
Ⅷ 公共财政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公共产品理论 公共需要论
公共财政的理论基础有两个
分别为:
公共产品理论
市场失灵理论
Ⅸ 公共财政的理论基础
公共财政的理论基础是公共产品理论和市场失灵理论 。
一是公共性.即公共财政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口径界定的,凡不属于或不能纳入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项,财政就不去介入;凡属于或可以纳入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项,财政就必须涉足.
二是非盈利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其行动的动机不是、也不能是取得相应的报偿或盈利,而只能以追求公共利益为己任.表现在财政收支上,财政收入的取得,要建立在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筹集资金的基础上;财政支出的安排,要始终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宗旨.
三是法制性.即收支行为规范化.公共财政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基本出发点,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直接挂钩.不仅财政收入要来自于社会成员的缴纳,财政支出要用于向社会成员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事项,而且财政收支出现差额带来的成本和效益,最终仍要落到社会成员的身上.既然大家的事情大家都有份,社会成员对于公共财政的运作便有强烈的监督意识,从而要求和决定着政府财政收支行为的规范化:以法制为基础、全部政府收支进预算、财税部门总揽政府收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