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紧急求助）政策研究组织的体制特点以及政策研究组织的作用和作用方式都是什么
“和谐社会”包括社会关系的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两个方面，但主要是指社会关系的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包括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构想，又包括相应的执政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所指的“社会”，应是一个具体的发展领域，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并列。“和谐社会”包括社会关系的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两个方面，但主要是指社会关系的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包括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构想，又包括相应的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社会治理方略和社会运行机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针对这些情况提出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和奋斗目标，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把握好和谐社会建设的着力点。 和谐社会，即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用社会运行论的术语来说，就是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社会学不是别的，在我看来，就是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对当代中国社会来说，和谐社会就是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些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的社会。从这一视角看，我们也可以说，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和谐或和谐社会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这是从正向说的。从反向来说，社会学则是研究如何减少不和谐因素，把不和谐因素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和限度之内的学问。 从社会互构论的角度看，和谐社会意味着多元社会主体——个人、集体（群体、组织、阶层、阶级等）、社会，以及作为整体社会的代表——国家，经由行动意义效应的互构过程，在认同和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相对稳定持久的行动协同。换言之，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体间行动关联及其模式化结构的最佳状态，这种状态是以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为基本前提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明了和谐社会的制度性结构性质和价值取向，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新型现代性理论的一种富于创意的表达。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也有其特定的时代含义，它已不同于传统社会中那种原生性、自发性的和谐秩序。这是因为，现代性完全改变了个人、社会和自然及其相互关系。社会挣脱了自然生长、缓慢进化的缰绳，在跌绊震荡之中向未来疾驰。原生性、自发性的和谐秩序不复存在。现代社会世界面对着种种悖谬：困境与希望同在、风险与机遇共生、毁灭与创造相互轮回。显然，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和谐的意涵远远超越了传统的范域。应该说，社会和谐是现代性过程所凸显出来的问题，是在现代社会越来越成为焦点、越来越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性课题。 一、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在思想上树立几个深层理念 第一，双赢互利的理念 为什么要树立双赢互利的理念，因为贯穿和谐社会的理念就是双赢互利的观念。和谐社会，也可以通俗地说，就是双赢互利的社会。具体说来，也就是使构成我们社会的各方、参与我们社会发展的各方，例如，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经济和社会、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参与发展的各方，都能获得双赢互利，而不是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双赢互利，这是和谐社会的要旨，同样也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持续的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旨；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则是与和谐社会背道而驰的，是不可能达到社会和谐的，同样它也是社会发展问题上“零和游戏”，是片面的、不协调的、不可持续发展旧式发展观的集中体现。 如果更深入一点，我们还可以发现，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所包含的双赢互利的深层理念，符合现代性从旧式到新型的世界潮流和发展趋势[2]。 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谐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上世纪与本世纪的转折期间，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呈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人类对自然的倒行逆施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所引发的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导致了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于是人类“向地球发动的战争”变成了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战争”[3]。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 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当代国际社会的一系列巨变，进一步推动了对旧式现代性的质疑、批判和反省。人们越来越省悟到，人类对自然的掳掠和人类的自相奴役，是与人类的自我解放不相容的；现代性就其实质和目的而言，不是科学技术的解放而是人类自身的解放，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巨大的生产力，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要手段；科学技术之所以在现代性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当取决于它能够服务于人的完善、社会的进步和人类解放目标的实现，否则，它的任何成就都是可疑的。这样，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世界潮流和趋向。 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的提出以及它所包含的双赢互利的理念，不仅符合符合现代性在当代进展的趋势，而且也是对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精华的东西的继承和弘扬。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丰富的文化学术遗产，其中关于“和谐”、“和合”的思想同样十分丰富。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讲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两个最主要的基本思想：一是人伦和谐；二是天人协调。人伦和谐是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天人协调是说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4] 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立文还出版专著，论述“和合学”。 总之，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的提出以及它所包含的双赢互利的理念，说明执政党对新型现代性的日益自觉。 第二，“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理念 迄今人们看到的每一个社会进步，都是伴随着社会代价的。纯粹的进步、理想状态的进步，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存在的。世界上找不到没有社会代价的社会进步。也许这是黑格尔的名言“历史是恶”的含义之一吧！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取得社会进步，同时又不断付出社会代价的历史。据此，社会学，得出了自己学科的深层理念：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这里，增促社会进步，就是增加和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成员个人的全面发展；减缩社会代价，就是指社会代价尽管是不可避免的，但人们可以研究如何把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缩小到最小范围的途径和办法。 我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中。快速转型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社会优化与社会问题并生、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共存。20多年来，以社会转型形式出现的社会巨大变化，不管是利益格局、社会关系、次级制度的变化，还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会控制机制、社会承受能力等等的变化，都表明，一方面，上述各个社会领域都得到的不同程度的优化，另一方面，又引发了、出现了大量问题，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一方面，20多年的进步和成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举世瞩目，全球公认，与此同时，也付出了种种代价，一些代价还非常沉重。特别是随着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元时期，我国社会进入了不协调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这是世界各国同期历史所表明的，也是任何一个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政党所不得不面对的。中国也不能例外，它们也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智慧。 处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国社会事实上有两种前景。一种是活跃的不谐调因素和多发的社会矛盾，由于种种原因，得不到正确处理，导致冲突加剧，经济停滞，社会动荡，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损。这是一种黯淡的前景。国外已有先例。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一些主要国家如巴西，在上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中，情况就是这样。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编写的《全球工业发展报告1996》称这些国家是“失去的十年”。另一种是活跃的不谐调因素和多发的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在改革发展的同时，社会保持稳定、充满生机，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综合国力迅速提升。这是一种光明的前景。我们中国人值得自豪的是，由于邓小平理论及其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在同期超过了初始条件比自己好的许多国家，争取实现了光明的前景。《全球工业发展报告1996》称中国的这个十年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大受益”的十年。这种结果，令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羡慕不已，让海外的炎黄子孙振奋不已。 从新世纪开始的我国战略机遇期，大体上与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元时期相一致。实践已经表明，中国社会转型兼具双重使命，即从前现代性向现代性的转变，和由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转变。进入新世纪，后一转变日益突出。在这一过程中多种因素同时并存、相互交织，形成了种种复杂的社会效应。随着社会风险化和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的扩展，中国社会中各种不和谐因素也进入了新的活跃期和多发期。各种新旧的不和谐因素频频展现在人们面前：由人为因素而加剧的自然灾害、城乡区隔、区域差距、贫富分化、失业、刑事犯罪、生产事故、劳资纠纷、族群冲突、新型传染病、人口结构变化、高新技术冲击、道德滑落、规范虚化、信任缺失、心理疾病、邪教、恐怖主义、生态危机、金融危机等等。我国社会仍然存在上述两种前景、两种可能性。这些问题要求我们现行的社会政策、政治体制、服务和管理系统做出新的回应。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是执政党对中国社会进入不和谐因素新的活跃期和多发期的新的回应。 既然从客观上说，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以我们国家的社会优化与社会问题并生、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共存为背景的，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过程，那么我们在主观上必须自觉地树立这样的深层理念，并在行动上自觉地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缩社会代价。 第三，现代治理的理念，特别是善治的理念[5] 任何和谐社会都不可能自动到来，它凭借的只能是对社会治理，特别是善治的不断尝试和努力，而由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府、社会组织与公民共同治理一个社会同样是对现阶段构建和谐社会所作出的最佳尝试性选择。 要了解现代治理的理念，特别是善治的理念，不能不回到当前国际国内社会科学中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公共性”。近代由国家与社会相分离且社会分化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所引致的国家职能分解为统治和管理两大职能。公共性问题再次得到彰显。公共性在现代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制度经济学等众多学科研究的重大课题。公共性从其初始意义和其发展至今的当代涵义中都与和谐社会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关于新型公共性的内容，有学者将之概括为五点：（一）作为一种描述现代政府活动基本性质与归宿的重要分析工具的公共性。指政府作为人民权力的授予者和委托权力的执行者，应按照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人民的意志，从保证公民利益的基本点出发，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二）作为一种现代行政公共精神的公共性。包括民主的精神、法的精神、公正的精神、公共服务的精神四个方面。（三）作为价值理念的公共性。强调了政务公开和公民参与，强调公共部门运作要体现人民主权和政府行为合法性，克服追求私人利益和部门利益，强调政府行为的制度公正性。（四）作为一种公平与正义的公共性。这既作为一种价值伦理，又是对公共行政的要求。要求政府尽量响应公众要求，负有社会责任感，让公民有平等的参与权与机会，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五）作为一种理性与法的公共性。把公共性作为一种理性和道德，强调公共舆论的监督和批判作用。[6]我们认为公共性在现代社会的核心内容和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公共理性即“属于秩序良好之宪政民主社会的一种构想。”[7]对公共事务的治理、公共服务，即用现代公共理念管理国家与社会则是公共性最重要的环节和它的核心内容在实践中的体现，同时它也催生了一种能改变现代社会结构的领域，即不同于传统公共权力领域的公共领域。 这种新型公共性，在政府和市场都失灵的领域，便承担起另外一重角色。它在本质上属于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中离析出一种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它可动员和汲取大量社会资源，处理各种公共事务和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促进社会公正与社会公平，在市场和政府都无法有效配置资源的地方承担起有效的角色功能，并在制度创新和社会治道变革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在市场与国家失灵的处所，都会潜伏一种不安定、不和谐因素，严重的可能导致社会动荡不居、恶性运行。若不出现一有效机制进行角色安排，建构和谐社会则是空中楼阁。新型公共性是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调节手段和基础保证。 公共性与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内在联系则充分体现在公共性的核心内容公共事务的治理包括善治与和谐社会的关系之中。 治理“是统治方式的一种新发展，其中的公私部门之间以及公私部门各自的内部的界线均趋于模糊。治理的本质在于，它所偏重的统治机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权威或制裁。”[8]全球治理委员会给治理所下的定义是：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9]治理与统治的本质区别有三点：一是统治的主体只能是公共权力部门，其权威来源只能来自政府。而治理的主体可以是公共权力部门，也可以是私人部门，还可以是二者的合作，其权威来源依仗的主要并非是政府，而是合作主体之间的持续性互动；二是管理过程中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向度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度运作过程，而治理则是多元的、上下互动的过程，它通过合作、协调及对共同目标的确定等手段达致对公共事务的治理；三是统治遵循的是正式规则、制度与程序，而治理则以信任为基础，遵循的是由主体间协商与同意的规则与程序。由此可见，治理较统治更适合于复杂性、多样性与动态性的快速转型期社会，那种多元的、上下互动的权力运作过程更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善治是世界银行提出的最新口号，业已成为世界银行向第三世界提供贷款政策的主导思想”。[10]善治的提法按辛西娅.休伊特.德.阿尔坎塔拉的说法是便于对许多国家的计划和官僚机构进行改革更具技术性而较少政治色彩。[11]俞可平将善治界定为“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12]他将善治视作为治理的理想状态。接着他又将善治的基本要素概括为六点。[13]总之，“善治实质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14]善治只是治理的一种状态。 从上述公共治理的基本特征中我们可以发现，公共治理是一种过程、一种模式，而这种过程与模式本身就是谋求建构和谐社会的尝试与努力。善治，它几乎就是当前所构划的和谐社会的一体两面，善治是和谐社会的治理过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与机制的最佳实施过程。 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具体研究和谐社会的条件和机制 具体说来，就必须从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认同、社会结构，也即个人、群体、社会等方面来具体研究和谐社会的条件和机制。这里只说一些要点。 第一，就人际关系方面看，要形成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就要加速和谐社会的主体培育，这主要是通过人的社会化和人的个人化机制[15]，把我们的社会成员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通过不断的继续社会化，使社会成员能够恰当地扮演自己的角色，能够以自己的辛勤合法有道地从社会获取自己应得的一份，从而能够各尽所能、各得其所；通过社会化和个人化的主要手段学习，把社会成员培养成一个不断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人员，以适应现代学习型社会的要求。 第二，就资源配置方面看，这主要是通过社会阶层体系这一社会激励机制的的建立，在合理的社会差别的基础上，激发社会的活力，把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尽可能公平地分配给社会成员；通过社会流动机制，使社会成员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从较低的阶层上升为较高的阶层。所有这些，都使社会成员能够多赢互利，使社会利益关系得到协调处理。 第三，就社会认同来说，它是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的思想心理基础，必须处理好社会成员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关系，要特别重视文化认同、价值认同、目标认同、多元一体的民族认同等认同类型的作用，充分发挥它们的正功能，在当前，还要十分注意全球化和信息化对中国社会认同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必须说，一个社会认同有严重问题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第四，就社会结构方面看，合理的社会结构是社会和谐的基础[16]。它以社会根源的形式决定着社会的稳定、和谐、协调与否。社会结构还以路径依赖的方式制约着各类社会主体的社会行动，以中介条件的样式规定着行动主体活动的范围、能够达到的限度。一句话，社会结构总是这样那样地建构着、塑造着社会行动。同时，我们也要强调，按照当代社会学的观点，也包括我们提出的社会互构论的观点，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又是相互建构的。社会行动，反过来，也以自己具有能动性的实践活动，例如，发展理念的形成，发展战略的制定，社会政策的出台，体制改革的进行，影响着、重组着种种社会结构。换言之，社会行动也总是这样那样地建构着、塑造着社会结构。在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的相互建构中，何者的建构作用是主要的，要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社会发展来说，一般地讲，社会结构的作用是基本的。但是，一个社会在不改变原有的结构，就不能发展时，改变原有社会结构的社会行动，就起着主要作用。例如，我国“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后，就面临这样的形势，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这样的社会行动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同样，两个社会在差不多相同的社会结构的条件下，何者发展得更快，社会行动的作用也能是主要的。例如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收益，取决于两个条件：初始水平和经济政策。在初始条件上，中国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相比，差距很大；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相比，相差也不少。但是，中国却能在全球化进程中大大受益，收益程度大大超过这些初始条件比自己好或差不多的国家，真正是创造了奇迹。中国能够这样，主要要归功于实行了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即主观因素。 正是根据这种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相互建构的观点，我们提出建构合理的社会结构，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而社会更加和谐的实现，则又进一步促进合理的社会结构的形成进程，两者良性循环。 三、构建和谐社会，在实践上从抓和谐社区入手是可行的 和谐社会与和谐社区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从大小看，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是大社会，整个社会，社区是小社会，部分社会。整个和谐社会，是由众多的和谐小社会构成的。就社会的部门看，整个社会由三大部门组成，第一部门，政府组织，第二部门，经济的盈利组织，第三部门非盈利的社会组织，社区，总的来说，属于第三部门。整个和谐社会，要由这三大部门的每一部门的和谐以及这三大部门之间和谐来实现。从发展趋势看，正如我上面在介绍公共性、治理和善治时所说，和谐社区将减轻政府的管理成本，并在政府和市场都失灵的地方，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从抽象程度看，社会是高度抽象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社区则是具体的，看得见、摸的着的。所以构建和谐社会，从构建和谐社区切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社区有不同的类型，情况各个不同。例如农村社区是社区发展问题，而城镇社区则是社区建设问题。所以和谐社区的建设要区分不同的情况。现在还出现了网络上的虚拟社区，情况就更加复杂。这里着重谈谈城镇社区，特别是城市社区的问题。 我考虑，当前我国城市和谐社区的建设，涉及到一个目标的问题。也就是社区布局的问题。 最近参加北京市社区调查的四个课题的结题评审，看到有关这方面的最新成果。例如，其中一个成果，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在目前北京市城市的发展中，同时存在社区阶层化和社区混合化这两种趋势。所谓社区阶层化，就是社区分化现象，出现了富人阶层社区和穷人阶层社区的鲜明分野。所谓社区混合化，就是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杂居在一个小区中。并由此进一步把社区分为地位同质，身份同质、地位异质，身份异质这四种理想类型。根据实证调查和理论分析，该成果分别对不同类型的社区的管理提出了政策建议。这个课题本身做得不错。 但是，这个课题和其他几个课题一样都使人产生这样的感觉，似乎这种发展是自然的、合理的，因此也使人产生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社区发展的结果会怎样，依我看来，很快会形成社区的美国式的布局——富人阶层社区和穷人阶层社区的鲜明分野，弄不好会使印度式的布局——富人阶层社区和穷人阶层社区的尖锐对比，这与我们的和谐社会的目标一致不一致？这里面有没有一个我们的社会政策引导的问题。我们可以客观地想一想，富人阶层社区和穷人阶层社区、也就是强势群体社区和弱势群体社区这样尖锐的对比，一个城市能否有和谐的气氛，必须明白，当穷人阶层、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他们的敌视和仇视指向也会扩散蔓延。社会风险最容易在承受力最低的社会群体身上爆发，从而构成危及社会稳定、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社会隐患。我们也应该想一想，这样的布局是能够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减轻来自经济、社会和心理的巨大压力，反而增加他们的压力？这方面应该吸取国际上的经验教训。 我认为和谐社会建构、和谐社区的建设与社区的和谐布局是不可截然分开的。这也涉及到我们中国特色的社区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制定适当的社会政策，在体制上保证社区合理的布局，我看是应该认真考虑的时候了。 .
『贰』 关于省市城乡公共服务差异研究的论文好不好写
大概就是这样的吧，你看下我发的这个，你可参考下，这个文章，有很多内容完全可以借鉴和参考的，方向大概页和这个差不多。这方面的论文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好写的，资料那些也比较容易找，参考的范文也比较多。
从我国十一五纲要第一次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开始,江西省对基本公共服务进行了积极探索,坚定不移地实施民生工程,着力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指数.然而,处于我国中部地区的江西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财政投入的不足,城乡二元化等政策的长期影响,使得全省基本公共服务总体落后并且分布分布不均.本文旨在通过对江西省基本医疗服务的深入分析,得出制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因,提出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建议.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
所谓基本公共服务,是指在社会共识的基础上,由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总体水平来提供、旨在保障个人生存权和发展权所需要的最基本社会条件的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划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底线生存服务,包括公共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等；而是基本发展服务包括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民政等社会事业中的公益性领域；三是基本环境服务,包括公共交通、公共通信、公用设施和环境保护等；四是基本安全服务,包括公共安全、消费安全和国防安全等.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政府是民意的代表,必须对所有社会成员供“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全社会和个人福利的最大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的是基本公共服务的价值取向和结果状态,其含义就是全体公民不论地域、民族、性别、收入及身份差异如何,都能获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果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核心是机会和效果均等,而不是简单的平均化和无差异化,但最终还是要实现结果的均等化.总的来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指政府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最终大致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江西省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中存在的问题
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方面,江西省全面推进新农合体系建设,大力加强对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力度,建立了惠及全省人民的医疗保障体系；而在城乡医疗救助制度中,主要是大病救助,对于享受低保居民,按其自费部分的40%予以报销,五保户自费部分报销比例是50%,普通居民自费部分报销比例是15%；可以看出政府在推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城乡均等化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应该认识到的是,江西省城乡之间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城乡之间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农村地区医疗设施数量少与条件差并存和医护人员各方面素质低两方面.在农村地区,乡镇卫生院承担着广大农村地区预防与医疗工作,直接为农村居民提供服务,但是,有大量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只拥有少量相关资源.这样,农村地区居民为将病看好就只能向城市医院转移,使得城市医院“人满为患”,出现资源拥挤的现象；同时,乡镇卫生院因医疗条件差不能满足农村居民基本医疗需求而“门可罗雀”,使原本就不丰富的医疗资源闲置起来,经济效益不足,导致的恶性循环又加剧了医疗卫生服务的供需矛盾.广大乡镇均存在医疗卫生人才的贫乏,现有医护人员普遍专业水平有限、职称低、学历低、服务群众的意识和能力不强.综上所述,虽然近年来政府对乡镇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优化做出了一定努力,但是广大农村地区现有医疗条件依然致使居民就医不方便,出现了“小病不需看,大病城里看”的现象.制约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要原因
（1）.制度根源——城乡二元体制以及乡财县管体制
城乡二元体制与乡财县管体制是造成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的制度根源.一方面,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分割体制,使得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民众生活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这些差距致使城乡各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不均等,从而导致了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的现象.另一方面,现阶段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由基层财政来承担,而目前实行乡财县管的财政制度,乡村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相当有限,导致财政与事权之间的不匹配,限制了乡村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这也是造成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的重要原因.
（2）.财政支出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投入比重过低
根据地方财政预算表的数据显示,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一直增长,但财政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投入的增加,以江西省L镇为例,全镇财政收入在2007至2010年大幅增长了近254%,但基本医疗服务支出所占比重竟然呈下降趋势.究其原因,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和政府投资驱动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固化了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由于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更注重GDP的增长,各级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这个中心任务,相应的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经济建设领域,从而忽视了自身的公共服务职能,造成了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投入比重过低.
（3）.财政支出中转移支付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我国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除了靠本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之外,主要是靠财政的转移支付来实现.然而,目前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还存在这一些问题：一：财政转移支付的结构设计不合理,专项转移支付比重偏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较低；二,转移支付的形式过多,且存在交叉的现象,相互之间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三：缺乏相应的保障措施,财政转移支付的支出不透明,监管不严等问题.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才能使各级政府的财力与事权相匹配,这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呢规划的重要保障.
4、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建议
（1）.深化体制改革,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城乡二元体制与乡财县管体制是非均等化公共服务的制度性根源,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就必须从制度根源入手,深化体制改革.第一,要打破城乡二元公共服务供给思想,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统筹发展城乡基本医疗卫生事业,建立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体制,完善城乡可衔接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协调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第二,完善省直管县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把项目审批、调度资金等权利有选择地下放到县,提升各县的经济自主权.第三,为了进一步满足农村地区社会公共需求,可以建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渠道,以政府为主体,同时适当适量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不仅能够为政府减轻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压力,也能够达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化与优质化目标.
（2）.加大财政支出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
长期以来,我国各地区政府都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和财政收入,对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关注较少,江西省也不例外,这就造成了省内广大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基础不牢、与城镇地区差别较大的现象.为了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不断加大财政支出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尤其是较为迫切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的倾斜,给予其足够的重视.
（3）.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首先,要配合 完善省内财政体制,理顺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与事权关系,在此基础上再建立统一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消除各种转移支付形式中存在的交叉重叠、具体分配不清的现象.其次,对于一般性转移支付,应加大投入并优化其结构,使其成为主要的转移支付形式,有步骤、有重点地将专项转移支付归并到一般性转移支付中,以弥补农村地区政府财力不足,增强基层政府的灵活性.再次,对于专项转移支付,应确定其拨款的具体依据和标准,科学分析和确定其具体科目和规模,加强立项审批的规范性,并建立绩效评价与监督监管体系,以科学提高整体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最后,各级政府间的各项转移支付必须公开透明,以促进其科学分配与长久发展.
『叁』 公共服务国内外理论概述
行政变革的理论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新贵无疑是“新公共管理”(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相比教而言，它摒弃了传统政治理论的观察视角，而是从市场和经济学的角度重塑了许多行政的理念和价值，从而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行政发展架构。同时，必须注意到的是，以丹哈特夫妇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针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并倡导“服务而非掌舵”的新公共服务理论(the New Public Service)，他们的观点在我们的服务行政研究中具有值得重视的巨大意义。
一、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扬弃
1、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缺陷。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为政府改革注入了新鲜血液。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是政府有限理性和政府官员的“经济人”假设，政府相似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组织，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是公共服务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因此，其核心内容是力图将私营部门和工商企业的方法用于公共部门，强调市场竞争、政府工作的绩效评估、行政过程的透明取向、成本效率和顾客导向等。一时间，“企业化政府”、“市场为本”、“政府瘦身”、“重塑政府”成了政府官员使用率极高的流行词语。然而新公共管理的思想并没有涵盖当今政府在实践中所应该涵盖的基本理念。而且新公共管理过分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过分强调政府向企业学习、用企业提供商品的方式提公共服务，往往会而且在实践中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差别，从而产生伦理上和责任上的问题。另外，在市场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尽人意的腐败现象。这一切，导致公平与公正问题的凸显。
新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政府不再同时掌舵和划桨，而是把划桨的任务赋予更为高效率的市场，政府则专心做好掌舵的工作。丹哈特夫妇则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当我们急于掌舵时，我们是否正在淡忘谁拥有这条船？”从掌控和驾驭社会的角度讲，政府过去已经做了很多，也的确发挥过积极的意义。但是对于现代社会，这种单极化的掌控结构是否还合理呢？现代社会更多意义上是一个多元化的结构，即便在公共行政领域它更多的也要体现出公民的主体性。其实公民才是一个多重的角色，他们既是公共财政的主要供给者，也是公共服务的接受者，同时也是各种生活的参与者和公共利益实现的监督者。归根到底，作为最终的授权者，他们甚至可以通过新契约的形式向民间公共组织授权，而非单独指向政府，这样就使得掌舵者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政府在许多时候的角色将不再是主导型的，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至于划桨手也不仅仅是市场这一单一结构能够完全提供的，需要有更为多元的参与力量来重构体系。
2、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扬弃。在对新公共管理进行性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的新理论。丹哈特夫妇提供了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比较的一个代表性范式，他们提出了对服务行政有相当指导意义的七个方面：1.服务而非掌舵；2.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3.战略地思考，民主地行动；4.服务于公民而不是顾客；5.责任并不是单一的；6.重视人而不止是生产率；7.超越企业家身份，重视公民权和公共服务。夏书章先生对此有这样的评价，“在传统公共管理与新公共管理之后，出现新公共服务运动，并非偶然，故不论它们之间的理论观点和具体内容上的分歧和争议如何，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和不容忽视，即强调或提醒公共管理主要是或者归根到底是公共服务的性质。”
与新公共管理建立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观念之上截然不同的是,新公共服务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观念之上的,是建立在公共行政人员为公民服务并确实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之上的。新公共服务对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主要体现在: (1) 新公共服务呼吁维护公共利益，“ 当公民能够根据公共利益去行动时,社会的广泛利益才能从一个独立的、孤立的存在中脱离出来,并转变成一种美德和完整的存在,向社会奉献的过程最终使个人变得完整”，这种观念大大超越了建立在个人自利基础上的新公共管理理论。（2） 新公共服务强调尊重公民权利。新公共服务的倡导者坚持认为,政府与公民之间是不同于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系的, “公民具有一种公共事务的知识,一种归属感,一种对整体的关切,一种与自身的命运休戚与共的社群道德契约”。新公共服务倡导者相信公共组织如果能在尊重公民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和分享的过程来运行,就一定能获得成功。（3） 新公共服务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新公共服务看到当今政治生活领域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政策制定方面的变化,政府不再是处于控制地位的掌舵者,而只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者。更多的利益集团直接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中。新公共服务认为行政人员应该意识到,公共项目和公共资源并不属于他们自己,作为负责任的参与者,而不是企业家,他们是“公共资源的管家、公民权和民主对话的促进者、社区参与的催化剂、街道层次的领导者” ,将越来越多地扮演调解、协调甚至裁决的角色。
3、新公共服务理论需要发展和实践。新公共管理努力实现的是对一系列公共管理困境的救治，现实的问题使得关注效率的工具理性成为必要，相应的它对于追求何种最终价值却少有兴趣，也就缺乏探讨紧迫性的认知。作为一种变革和救治的视角，我们对于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方案予以很多的赞成与肯定，但是这样一种理论进步更多的是建立在技术和工具的层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具有形式偏好性。而新公共服务则试图将管理的视角逐渐切换到对管理乃至社会发展根本价值的关注上来。资于往事，鉴于现实，我们需要在一个改革的进程中必须在二者理念中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
尽管丹哈特夫妇在提供的多个项目的比较后发现，二者似乎存在着太大的差别，但是如果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形式和价值事实上必然有相契合的肌理。就如同我们认为即使在公共管理“主体缺位”时期，它也正走在根本价值的漫长回归之路上，并不能因为当时的理念多么浅显而否认那曾是形式与价值耦合的一个历史进程。新公共服务高举价值追求的大旗一方面确实很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存在很多困惑，在实践上并不能与新公共管理并驾齐驱。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困惑
公共行政转向倡导服务的价值和实质的正义，需要致力于建设一个公民本位、追求公共利益为根本的行政体系。这样一种理论推定的首要问题“是否可能”或者说“是否具有操作性”将如何来界定呢？事实上，通过分析，我发现有四个困惑必须予以解决才能回答其现实性。
第一，公民何以理性？以公民为本就意味着公共行政必须满足公民的需求并为不断发展的需求提供服务升级的义务。那么，公民的理性就显得非常必要了，这种理性包含三个层面的意思：
1.公民是否准确的知道自己的需求？公民其实往往最注重基础的需求，而对于可能的或者高层次的需求缺乏认知，这主要是因为需求环境、需求阶段以及需求人群的差异造成的。譬如，生活在城市的人向往乡村田园的环境，而农村居民会觉得现代化的都市生活更好，这种需求的“围城”困境并不意味着绝对的需要，而是阶段性的比较和补差心理。所以公民的需求总是表达不充分或者时效多变的，寻求一种明确的认知似乎目前还不可能。
2.公民是否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即使公民完全知道自己的需求，那他们能清楚无误地传递给供给方吗？答案是否定的。公民的表达取决于三个因素：a.公民表达的能力，这一点是因人而异的，最好的表达能力者能否最清楚的表达尚有疑问，何况千差万别的公民群体。b.公民的表达意愿，公民的表达意愿是受个体情绪影响很大的，不同心理素质和个性的人对表达的见解是不径相同的。c.表达的成本，这一点其实也很关键，如果公民感觉到对话的成本高于收益或者担心投入沉没的话就会放弃许多表达的机会。
3.公民认为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了么？公民的评价体系同样体现出迥异性，即使是同等同质的服务对于不同的客体而言满足程度也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困境时常出现，使得服务方不知所措，也往往影响公平性和制度化。
所以，就现实而言，差别的公民个体理性层次不同，作为全体考察时则更加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只能称之为有限理性的集合。
第二，政府何以令人满意？作为服务供给者的身份，如何让公民满意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作为权力和权利主体的公民在接受服务的时候对于政府不能是感恩或者宽容的感情，他们通常应当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1.政府是全心全意为我们考虑的吗？政府的人员是由一般的公民担任的，他们具有双重的身份，一方面具有公民的需求，另一方面必须通过本职工作来实现政府的服务。这个特殊群体的集合是不是会带来政府的人格化以及利益集团化？他们考虑服务的基点还能保持公正吗？还有可能在冲突的区域依然保持价值的中立吗？以上的担心不是多虑的，既往的“经济人”假说事实上更加增添了这方面的不确定感。
2.政府能提供尽可能多和好的服务吗？这个问题直接与服务的意愿和政府的能力有关：从意愿的角度，政府在获得充分的授权后，必须有兑现契约的实际行动和完善服务的创新精神，还必须保障能够落实到制度化的设计上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随意性安排；从能力的角度，政府在具体的行政中应当表现出足够的驾驭本职的素质并且有令人信服的实践来进行经常性的校验；这个问题实质上还与政府对公民需求的认可有密切的关系，公民表达的所有需求得到了多大程度的回应、是否带来了未来服务升级的承诺和预期等都是现有较松散公民社会的结构所不能把握的。
3.政府是值得信任和不可替代的吗？既然服务是公民对政府的根本定位，那么政府目前所发挥的功能都是不可替代的吗？在某一种公共产品的提供上，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已经是最好的可能吗？现实中，多元的社会和多元的结构已经提供了选择的其它可能，政府如果不能证明它还有必要居于主导，就必须放弃过去获得的授权合同，主动退出，但是政府这种自觉的行动常常是缺乏压力和动力的。
所以，政府总是很难令人满意的，改革甚至重塑就成为经常性的工作。
第三，政府和公民何以达成共同的核心价值？作为追求理念的“生产力”与“效率”、“民主”与“正义”、“安全”与“福利”等在社会认知上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偏好，公民群体通常不可能达成一致的认识，政府在各个阶段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问题还在于作为被授权的服务主体——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对社会价值的统一发挥影响，又有多大的能力去整合各方开展统一的行动，而且保证不虢夺侵犯公民的权力。另一个方面，公民作为权力的主体为何要去认同某种共同的价值，那些个体和群体多元化的价值之间又如何来保持融合和平衡冲突？我们会发现关于价值的争论实际上归结到最后就是公民与政府关系的根本性基础——合法性认同，公共服务的行政变革不能是停留在技术修补层面的运动，而应该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方位重构和超越。
第四，公共服务是现在还是未来？基于上述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建构服务行政的事实与价值取向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在面对既往的弊端和危机时，形式的修正需要更显得迫切，而对于理念的刻意追求反而显得不合时宜，
那么服务的理论是不是太过超前或者部分地超越了我们的时代而应当被视为未来的理想呢？回答这个问题对于目前指导理论的建设性是不可延缓的，无论是新公共管理还是新公共服务都无法回避。
三、结论
公共服务推定的困惑不是否定了公共服务理论的可能，而是对公共服务必须解决的理论层面提出了建构的基本内容。一种公共服务理论的建立，必须围绕上述的问题展开探讨，任何理论倘使不能解开上述的困惑，那就恐怕还是会“混淆了规范与描述”，难以提供出“一个令人心悦诚服的替代性方案”。历史上的政府形态对于社会发展而言至少已经扮演过两个角色，一个是大包大揽的全面干预者，就像我们在大多数历史时期看到的统治管理形态，另一个是的市场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强烈要求的“守夜人”角色或者弱势政府。事实上，作为权力本体的公民们真的需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吗？当然不是，新公共服务理论实际上也呼唤了新意义上的政府重塑工程。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向上仰视我们的政府，他们必须记录下我们所能给予的权力、坚决保留的权力和禁止行使的行政权力，并确定法律去保障它们；其次，我们需要一个热心了解我们需求的政府，他们应该划分出必须提供的、尽可能提供的和由第三方更好提供的不同需求层次，然后努力去达成这样的供给；最终，我们需要一个全心全意服务于我们的政府，他们以尊重人的个性、确认人的价值、推进人的发展为使命。因何而服务?归结到一句话就是“民主的政府是为他们的公共服务而存在。”我们所需要的也正是一个服务性的新型政府。
『肆』 早期公共政策研究和现代公共政策研究的区别
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这两个概念经常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使用,很多研究者把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当作是同一个概念,只是叫法不一样。当然,在实际研究和操作中,也有研究者把二者截然区分开来,认为它们是不同学科领域的范畴
蒂特马斯从社会服务与公共服务的联系与区别的角度阐述了社会政策与公共政策的关系。他认为从理论上可以将有关的服务分成四类：1、 只为个人利益而设的服务——供给与否，和个人生活方式无关；也不论服务是否会给社会带来好处。提供服务主要是基于需要。2、 既为个人利益也为社会利益而设的服务——例如对某些传染病的防治，就是既有利于患者个人，也有利于公众或社会利益。3、 着重社会利益多于个人利益的服务——例如感化服务，这既是社会服务中的个案服务，更有助于社会控制、社会利益。4、 对社会有益但其益处不能归个人独享的服务——例如城市规划、公园建设、交通管理、法律秩序、公共卫生、消防等。这类服务的待遇没有差别，不能用成本与利益、使用者与非使用者等标准来作区分。即使有时我们能够找到使用服务或造成损害的人，并向他们收费，但是收费的成本可能超过三获得的利益。蒂特马斯认为对服务所作的上述四种分类，有助于区分“社会服务”和“公共服务”。区分“社会服务”和“公共服务”的最重要的标准是有差别、个人化的功能与无差别、非个人化的功能。但是，他紧跟着就指出，在越来越复杂和专门化的社会里，要划清这些功能的界线是相当困难的。现代社会里的各种力量：经济的、科技的、社会的等，都在同时运作，从而使有差别、个人化的服务与无差别、非个人化的服务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不清。因为政府要提高服务就要通过税收来筹集所需经费，而各种经济的、科技的、社会的力量都能够对国家的税收政策和实际税额产生影响。没有任何一个压力群体会要求给自己加税。当各种力量作用的结果是税收减少时，有差别、个人化的服务就不得不减少。所以，“我们再一次认识到，社会政策完全是关于社会目的及其选择的问题。”
『伍』 对于政府来说，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服务管理、公共危机管理、城市规划与管理，读哪个专业的
你是在职读研吧？得看你现在是什么工作限性质和岗位，或者你想去从事什专么工作，是想提升什属么能力。还有就是你所在的地区特点。
公共政策分析可以让你有洞察力和分析能力，在政策研究提出上比较有用，如果是在政府办，政研室等就选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经济主要是宏观走势分析的能力，在财税部门用得多；公共服务管理用的比较多，政府序列局比较适用；公共危机管理用得不多，但是很重要，尤其是现在的网络危机比较多和群发事件多，维稳是第一位的，在宣传部门、安全部门适用；城市规划与管理更有针对性了，城管、建设、规划等部门适用。我也是这个方向的。
『陆』 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包括哪些内容啊
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包括教育体系、公共卫生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社会福利体系等。
公共服务体系主要是指以政府为主导、以社会团体和私人机构等为补充的供给主体，为公民及其组织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为主要目的而研究建立的一系列有关服务内容、服务形式、服务机制、服务政策等的制度安排，最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与体制创新。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建立对于社会和谐、稳定，对于企业的健康发展、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对于节约社会资源、提高服务效率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资料：http://ke..com/link?url=iHbShCGK_7UV4WnQRvWiufJRa-_
『柒』 公共服务业营销研究应考虑哪些内容
(1)一般而言，服务营销研究的过程包括:探索阶段;研究计划;问题形成;信息来 源;资料收集;资料分析;报告形成。
(2)服务营销研究是有一定的范围的。通常包括各种市场的确认与测量、各种市场特 征的分析、各种市场的预估、在个体市场营运成功的必要条件。 答案要点:(1)营销的可接受度。在过去，营销总是与销售和利润联系在一起，不免使人产生这 些观点和原则若用于公共事业时非谨慎小心不可的意识，以避免引起公共供应者和公共使用 者的不舒服和不安的感觉。
(2)公共政策创新。服务营销研究者在面对高度的创新化的服务时，就必须注意到真 正的创新所带来的各种问题。
(3)大众必须受益。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提供的服务，必须要考虑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这就意味着一般民间企业所使用的那种只注重局部市场的市场细分政策会被视为不适当或 受到歧视。
(4)政策形成。公共部门的经营者公共政策的形成方面所用的技术以及评估建议的范 围都与以利润动机为基本动力的民间企业大不相同。目前，大部分的营销和营销研究经验来 自民间企业，而公共政策的形成，对于社会各阶层的考虑与财务和市场的考虑是同样重要的。
(5)道德问题。服务营销研究用于公共目的往往会产生一些敏感性问题，即纳税人的 钱是否应该用来刺探个人隐私。另外的问题是，营销研究的结果可能用于政治目的，而并没 有用来改善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