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公共服务捐款

『壹』 如何评价秦晖和他的作品

我中学的时候经常听到一种说法，“自由主义者只重视精英的利益，不关心穷人的疾苦”，后来我看到了被人称作“自由主义者”的秦晖，觉得前面那个说法不对，秦晖就很关心穷人的利益。比如，过去政府经常驱逐那些没有证件的进城打工的人，不给他们提供福利房，也不让他们自己盖棚户，秦晖就大声疾呼，“要么给自由，让穷人自己盖简易房，要么给福利，政府给农民工盖廉租房，现在什么都不给，没有证件还要被查被罚被打，简直没天理”。

至于秦晖的作品，我认为有两个优点，一是史料丰富，二是逻辑严谨。

先说资料丰富，读秦晖的作品，你会感觉他怎么什么都知道？谈周朝到秦朝的变革，他能联系到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谈土地改革，他能讲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说近三十年意识形态的变化，他能想起十九世纪欧洲的各种左派；说今天的农民工，他能讲到南非的种族隔离。真是“天上的事他知道一半，地上的事他全知道”。

再说逻辑严谨，我想起来他和有些朋友辩论国企改革时的文章，“如果公共资产是“无主物”，那就无法解释何以公有企业虽有种种问题，但毕竟存在了几十年，而没有象一般所谓无主物那样早被哄抢一空，也无法解释公有制下何以还有贪污（拿了无主物能叫贪污吗?）一说，此其不合常识也。”简单的几句话，就反驳了“国营企业”是“没有主人的物品”的说法。

说起秦晖作品的缺点，那就是太重视条分缕析，有时候显得繁琐，史料太丰富，有时候读着好累。不过他的作品的文字还不错，没有那种学者们常用的拗口的欧化长句，读起来比较顺。

『贰』 秦晖的学术观点

近年来，秦晖在对中国与东欧改革前经济与社会的不同模式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重新比较和解释了中国与东欧改革的不同进程。并提出了以契约转换为核心的转轨经济学理论。他既反对以交易成本最小化来解释改革的新制度学派观点，也反对以批判货币主义陷阱和 市场万能论为特色的后华盛顿共识对中国改革的解释。他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改革的成功和东欧改革的失败既不能归因于姓社姓资，也不能归于渐进、激进，更不能归因于以强权压制公共选择来减少交易成本。他主张区分改革前的两种非市场经济类型，即工业文明时代以最优化数理方法为基础的理性主义科学计划经济，和农业文明时代以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浪漫主义命令经济，以及区分改革前的两种社会体制，即保护-束缚功能对称的和谐共同体，和功能不对称的不和谐共同体。对改革的目的，无论是效率改进还是公平改进而言，脱离上述两种类型都是完全不同的问题。脱离 科学计划要付出效率损失，而脱离命令经济无须付出此种损失。脱离和谐共同体的过程要实现帕累托改进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而脱离不和谐共同体 则只是一个放弃负帕累托改进的简单问题。但这种不同对改革进程的影响有时效性，因此中国与东欧转轨的成败还远不到下结论的时候，而改革模式的选择仍是个尖锐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他对农村改革、国企改革、股份制和证券私有化等问题都进行了比较研究和案例调查。他认为经济转轨的实质是契约转换，其核心问题是交易权利的公正分配而不是交易成本的减小，是公共领域的改革而不是私人领域的改革。这里不存在效率与公正的悖论，而从获得的公正走向交易的公正，还是从权家通赢走向赢家通吃，才是真正的选择所在。
秦晖区分了“民主私有化”与“权贵私有化”，通过《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一书内容明显可以看出，他主张民主私有化，私有化的价值取向自始至终。并且认同：在起点上找到最初的所有者，在所谓公平竞争的条件下寻找到最终的所有者的私有化路线。并且认为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并不能直接比较利弊。比较认同捷克的私有化路线模式。
最近一直致力于对现在中国社会制度的研究，主张公平论至先。著作也由东西方的对比中抨击了现在中国社会‘特权专断，权钱交易’的现象。

『叁』 看秦晖如何诬蔑盛洪和张曙光

盛洪在分析中指出，在乡镇企业向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转变过程中，有一个社区资产个人化的过程。个人化的途径主要有“分”和“卖”两种。从财富分配角度看，“分”和“卖”等价。只要“分”的范围与社区资产归属的范围相同；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卖”比“分”更为简便、更为可取；但从社区企业的制度变化来看，“卖”只是改变了社区资产的性质，并没有改变社区企业的产权安排，“分”则导致企业的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的变革。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
：“‘分’与‘卖’分别是两种制度变革的方式，也是两种制度安排。上面的讨论说明，这两种方式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它们分别在不同的范围内、不同的情境中起作用
。”[盛洪：《论社区资产个人化的途径：“分”与“卖”——以周村为典范的股份合作化过程为例》，《管理世界》，1998年第3期
] 话说得很有分寸，并没有抑“分”扬“卖”，更没有唯“卖”是好。
然而，秦晖在针对此文所写的《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一文中作了如是批判：“
这种‘伪学问’的例子如今随处可见。例如一位朋友近日撰文称：在产权改革中处理产权不明晰的国有(公有)资产并使之量化到个人的办法不外乎‘卖’与‘分’两大类。他认为这二者在总进程的最终结果上是相同的，区别只在于：‘卖’是一种‘双方交易’，而‘分’则是一项‘公共决策’。在他看来，‘公共决策’的‘交易成本’要大于‘双方交易’，因此其结论是：‘分’不如‘卖’
。”[秦晖：《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读书》，1998年第6期
。]之后，秦晖进行了望文生义和穿凿附会的反驳：“
这个说法的逻辑混乱是一望可知的：说‘分’是一种‘公共决策’就暗含一个逻辑前提，即这些资产在被‘分’之前是属于‘公共’的，否则‘公共’有何权利参与‘决策’？然而这个前提若成立，‘卖’还能说就是‘双方交易’么？既然资产属于‘公共’，凭什么一‘方’（这里显然是指改制前的资产控制者）就可以不征求‘公共’意见并取得授权便任意把资产‘卖’给另一‘方’？反过来说，把‘卖’说成是‘双方交易’也暗含着逻辑前提，即资产在‘卖’之前是属于一‘方’的（而这一‘方’显然不是指‘公共’），因此这一‘方’才有权与另一‘方’做交易，而‘公共’无权对此说三道四。但这一前提若成立，‘分’为什么就成了‘公共决策’呢？难道有权‘卖’资产的那一‘方’不也完全可以私‘分’这些资产么？而在这种情况下何止无需‘公共决策’，连‘双方’也不必劳驾，‘一方’拍板足矣。这样的‘交易成本’岂不是比讨价还价的‘双方’行为更小么？”[同上
然后秦晖就直斥道：“
该文作者想说的实际上也不是‘扬卖抑分’，而是借‘卖还是分’这个伪问题，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理由，反对‘公共决策’而倡导‘双方交易’，亦即反对民主私有化而倡导权贵私有化
。”[同上
。] 但秦晖却又假装中立客观地来了一句，“
。”[同上
。] 这是何等的出尔反尔！
经济学家张曙光在随后撰写的《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一文中对这种作派进行了冷静的说理和反批评，“《
秦文》（指秦晖的《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引注）对《陷阱》（指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引注）的肯定是对的，但对《‘分’与‘卖’》（指盛洪的文章——引注）的否定却是错误的。‘分’与‘卖’也是现实中的真问题。在实行股份合作制的过程中，究竟是采取分配的方式，还是采取售卖的方式，以及形成怎样的产权结构，是人们在改革实践中提出和探索的问题，凡是稍有经验的学者，谁也不会否定这一问题在现实中的客观存在。既然如此，经济学家为什么不能提出和讨论这样的问题，提出和讨论这样的问题怎么就成了假问题呢？我们不知道《秦文》究竟根据什么逻辑作出这样的判断？……我们也不知道《秦文》根据什么逻辑认为‘分’就是‘民主私有化’，就值得提倡，而‘卖’就是‘权贵私有化’，就需要反对？……今天的市场化改革，说到底就是要重新订立契约和契约关系，其具体途径就是‘分’和‘卖’，至于在何种情况下‘分’，在何种情况下‘卖’，这是当事人的选择，与什么民主私有化和权贵私有化粘得上吗？”“也许是笔者才疏学浅，缺乏政治敏感，至今仍未从中发现什么主张‘卖’优于‘分’‘就是为权贵私有化辩护’之类的含义
。”[张曙光：《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读书》，1999年第10期和2000年第3期
。]之后，秦晖在《自由主义与社会公正》一文中作出进一步回应。这时他自知之前的批评站不住脚，于是改口，把哈耶克和诺齐克的理论搅拌了一番，然后无中生有地给张曙光和盛洪戴上如下的帽子，“
而这条正义的底线显然无法容纳张先生和他支持的盛洪先生的许多观点，诸如把公共资产当作无主物（‘契约空白’物）而行使先占权（‘一方’选择权），无视交易权利而大谈‘交易成本’，在公共领域排斥‘公共选择’而倡导‘交易先于产权’等等。底线正义要求过程公正，而上述观点恰恰体现的是过程不公正；底线正义要求权力尊重权利，而上述观点恰恰要求权力‘先于’权利；底线正义要求‘获得的正义’先于‘交易的正义’，而这恰恰与‘交易先于产权’相对立；底线正义的基点就是反对滥用强制，即既反对强制化私为公，在私人领域滥用公共权力，也反对强制化公为私，在公共领域滥用‘一方’强权，而上述观点恰恰在后一种现象张目。显然，这条底线在自由主义和张先生之间画出了一条界限
。”[秦晖：《自由主义与社会公正》，载《思无涯，行有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8页
。] 这些话听起来很绕口，但无疑又很义正辞严。但秦晖是在跟风车作战。张曙光和盛洪的文章俱在，只要读者找来看一看就一清二楚，他们有没有坚持过秦晖控诉的主张。

『肆』 哑铃型社会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陆学艺14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如果按照目前中国社会中产阶层每年1%的增长速度，20年内中国的中产阶层可以达到总就业人员的40%。陆学艺说，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中产阶层在人口中占到40%以上规模时，政治和经济状况就会相对平稳，社会秩序会比较好，比较安定，社会也比较和谐。

在业界已有定论，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诚然，贫富悬殊的哑铃型社会结构暗藏危机，而中下级阶层偏大的“洋葱头”型社会结构也不能让人乐观，惟有中间阶层占多数的“橄榄型”型社会结构才是值得冀望的愿景。但是，面对日趋崛起的中产阶层，且慢狂欢！

9月14日，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在北京发布报告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其中有1000万-1300万人是活跃的奢侈品购买者。预计到2015年，中国的奢侈品销售将突破115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量的29%，规模将超过美国仅次于日本。尽管消费奢侈品并没有原罪，但是据该报告称，中国的奢侈品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消费心态仍以“显示身份”为主。其潜台词就是，富人们消费奢侈品仍然停留在暴发户挥霍、显摆的层次，追求的并非物有所值，更遑论致力于公益事业。譬如那些黄金宴，那些天价月饼的消费，这种炫耀式的消费主义，实在是“石崇斗富”的现代版。

前一阶段，华南“油荒”导致国人忧慌。油荒的原因当然林林总总，但专家认为，如果中国依然保持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和豪奢式的消费模式，油荒将会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日前，有政协委员呼吁“地大物博”退出教材就是一种自警，而决策层蹈行“节约型社会”也是一种积极的应对之策。学者周兼文指出，中国的人口和自然资源先天决定，即使我们未来在人均创造财富上达到今日欧美国家的水准，我们也无法达到与欧美相当的实际消费水平。因此，即便中产时代真正到来，也绝不能暴殄天物。

吃喝玩用只是形而下，应对中产阶层的崛起更需上升到形而上的层次。一个健全、健康的中产阶层社会，首先需要配套的是开放、公正、诚信的市场竞争机制。否则物质生活再优渥，没有相应的机制作后盾，就会归于无源之水。对此，学者罗尔斯早有宏论：“竞争市场的平衡被设想在这样一种时候出现：很多各自推进他们自己利益的人相互让步，以便他们能最好地以其让步得到他们最想要的回报。平衡是在自愿的贸易者之间形成的自发协议的结果。对每个人来说，这种平衡都是他通过自由交换所能达到的最好状态，这种自由交换是与以同样方式推进他们利益的其他人的权利与自由相一致的。”这就需要继续培育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倡导诚信观念和蹈行法治理念。

中产阶层的崛起，必然有益于公民社会的形成。这个阶层越壮大，就越会参与公共事务。

据中国社科院调查显示，目前深圳中产阶层人数高达120万。对此，曾以《深圳，你被谁抛弃》而震动深圳朝野的呙中校日前撰文分析，深圳的中产阶级普遍具有三大意识：一是公共意识，如倡导环保，维护公共空间；二是纳税人意识，作为纳税人他们渴望参与公共事务；三是民主法制意识，他们善于用法律维权。可以想象，随着国内其他城市的经济赶超，中产阶级会渐趋壮大，他们也必然越来越多的诉求。这就给相关部门提供了新的政治课题：必须适时采取应对措施，否则就会出现公共服务危机。而公共服务的出现危机的根本原因，就如学者秦晖所言，不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市场化”取向，而是政治体制的缺陷导致政府的“责任退出易，权力退出难”。

曾几何时，有人将经济上月收入5000元、接受过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等基准，定义为中产阶层的入场券。于是，《中国中产阶层调查》显示：中国中产阶层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多达11.9%，更有高达85.5%的城市居民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入围的国人似乎没有理由不狂欢，然而最终被有识之士解读为只是一种美好的错觉。诚然，中产的概念并不仅仅拘囿为生活消费，还包括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应享受到开放的市场机制和健全的公共服务。

『伍』 秦晖：“乡村衰败”到底是什么造成的

一
的确，“农业”问题如果作为产业经济问题，在中国并不十分突出，至少它比传统时代甚至改革初期的重要性已经明显下降，同时也没有盛行“大农业”的许多发达国家那么重要――大家知道农业问题已经成为现代国际经济问题、尤其是发达国家间经济关系问题的一个关键，世贸谈判多哈回合经历这么多年而始终卡壳，主要卡在了农业问题上。
但是发达国家却基本没有所谓的“农民”问题，不仅因为他们农业人口比例已经很少，而且他们的那么一点务农者也已经完全“公民化”，没有人把他们视为弱势者，甚至他们百分之几、至多百分之十几的人口却对“多数决定”的议会政治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以至于有人戏言今天西方的民主制如果说有点“虚伪”的话，那与其说是少数资本家、不如说是少数农民在影响和左右着多数意志。
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在内，在改革前还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农产品供给严重短缺，处于“民以食为天”的状态，解决“民食”问题的农业自然也是“天大的事”，是重中之重，更不用说农业社会的经济问题基本上就是农业问题了。
而我国现在与上面两种情况都已完全不同。一方面，经过30多年农业的长足发展，如今的中国已不再像改革开放前那样操心“吃饭”问题，受困于农产品供给不足。但另一方面我国也不像美国、法国、加拿大、阿根廷、巴西等国家那样定位为面向全球市场的战略性大农业出口国，对农业生产过剩、农业经济周期和国际农贸谈判之类问题极为关切。我们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农业基本上是内需型的，尽管存在品种调剂问题，就总量而言，我们的农业也能够满足内需。
今后我国农业发展的技术路线和经营方式路线当然还有大量可议的话题，但是几十年来的经验，尤其是当年“农业纲要四十条”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实践经验表明，如果脱离农民自身的意愿和自由选择的权利，政府“过分热心”地干预乃至决定农业技术与经营方式，往往变成“折腾”农民，效果并不好。过去诸如技术上推广双轮双铧犁、一味提高复种指数、普及杂交高粱和小麦取代青稞，经营上从“大公社”到“队为基础”，都留下了许多教训。
历史地看，作为一个农业文明积淀深厚而又幅员广大、各地条件极其多样的大国，我国各地农业的适宜技术和适宜经营方式其实更多是农民自主选择的结果。正是在农民自主性得到较大尊重的改革时代，农民以“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的智慧解决了复种问题，以大型农机专业户为众多小农提供商业化服务的途径，解决了过去政府认为最适合机械化的“大公社”时代长期无解的机械化问题，摆脱了一会儿押宝双轮双铧犁，一会儿突出手扶拖拉机，天天号召“农业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而手工―畜力农业依旧的长期困境。
在经营方式上，摆脱强制集体化后的农民无论是99%以上选择了家庭经营的农户，还是原先95万个“大队”中显示出经济活力而能让农民选择留在“集体”中的7000多个“村”，经济都有了显著的改善。农户普遍摆脱贫困而走向程度不等的富裕，极少数“集体”也大都发展成为超级“明星村”。曾经有人以后者的成就论证小岗农民走错了路，而南街村的选择才是对的。
其实他们是不顾常识地根本颠倒了因果关系：不是“明星村”由于强行禁止农民离开而得到了发展、小岗则因为没有“捆住”农民而停滞，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原来的强制集体化农村绝大多数历经20多年实践都没让农民感到“优越性”，使他们在能够自主后都选择了离去；而能让农民选择留下的自然只有鹤立鸡群的极少数。
这些极少数有超常绩效是理所当然、完全正常的――今天的“集体”如果没有绩效而强行禁锢农民不让离开，那就不仅不是“明星村”的问题，而是有犯罪之嫌了。而能让农民自愿留下的“集体”是如此之少，这难道还不足以体现改革前农业体制的大失败么？
且不说像以色列的基布兹那种纯自愿的集体化尽管时过境迁也有风光不再的问题，但仍然可以留住相当部分成员，甚至国际上公认为失败的前苏联集体农庄，尽管它的弊病众所周知，但所谓叶利钦“复辟资本主义”以来的20多年，获得了选择自由的俄罗斯农民也仍有约三分之一愿意留在改良后的集体农庄中。而我们的公社体制在农民获准退出后仅仅几年就土崩瓦解，95万个“集体”仅有约7000个，即不到百分之一能够留住其成员！
公社化时代是严禁“单干”的，改革后农民获得了“退出权”，但是并没有禁止自愿的“集体”，而农民能够相对自主选择后，无论“单干”还是“集体”，都比以前成功得多。
所以，改革后农业的成功表面，似乎是“经营方式”上“单干”对于“集体”的成功，其实从本质上看，它是相对自由的选择权对没有自由的选择权的成功。农民有没有选择经营方式的权利，远比“哪一种经营方式好”更重要。
公社解体后，我国改革时代的农业经营方式也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种种变化。但无论公司加农户、合作社加农户还是规模化农场，也无论规模化是通过农民间土地流转还是通过外部公司包租农民土地的方式，能够被农民接受的成功选择也往往出于农民的意愿，与政府原先的设想常常出入很大。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证明，正如农业新技术只有在市场上供农民自主采纳才有前途一样，新经营方式也只有在自愿前提下，让农民因地制宜才能站得住脚。而政府应农民之需要做好服务工作才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近年来农业问题方面有许多讨论，诸如是坚守耕地“红线”保证粮食自给，还是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扩大进口；公司加农户好还是合作社加农户好；继续保持农民兼业化作为打工者的“退路”，还是发展规模化专业经营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等等。但是一些地方在忽视农民权利的基础上讨论经营方式，往往哪种主张都会出问题。
例如在“只许官‘圈’不许民‘卖’”的格局下，强调坚守“红线”，农民就更没法自主开发土地，但政府要“圈地”仍然照样可以大圈特圈。而如果“红线”被认为不必坚守呢，那官方的“圈地”就更会形成狂潮，但是老百姓想“卖地”照样不行。
过去说农民应该兼业化，“农民工”在城安家就受到种种阻挠，“重庆模式”走红时有官员甚至声称让农民工做“两栖人”是防止重庆出现贫民窟的不二法门。但是后来官员和公司盯上了农民的土地，同样的官员又开始大讲“两栖人”如何造成“土地利用不经济”，开始用种种手段强迫农民变“市民”了。
再如土地“确权”和推动“流转”也是过去民间多年的要求。可是具体怎么搞至今也还是语焉不详。农户被“确”给的到底是什么“权”？面对强势者的侵权，农户的这个“权”能得到保障吗？“土地流转”近年来常被当作政府推行“规模化农业”的手段来提倡，而“发展家庭农场”的说法也把国际上泛指的家庭农业（这个意义上的家庭农场我国在大包干改革后就普及了，何须现在“发展”呢？）偷换成了“上规模的”家庭农场概念。
这当然不一定是坏事，可是只提土地“流转”不是买卖和交易，甚至不是“使用权”或“承包权”的交易，是否暗示这种“流转”可以是非自由交易性质的，即可以是“政府动员”下的强制“流转”？
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决定》公布后各地强制圈地之风并未消弭，甚至由于《决定》提倡市场经济的利好，引发各地新一轮“招商引资”热潮，此风还有日长之势，不能不让人忧虑。
二
总之，我国现在面临的关键性问题不是“农业问题”而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同样如此。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会导致农村人口下降，许多乡村社区因此消失，这是几乎所有现代化成功的国家都经历过的阶段。但是像我国如今这种关于“乡村衰败”的强烈呼声却是很少见的。
其实表面看来，与一般国家农民进城初期形成都市贫民社会、乡村中无人居住的房子破败不堪相比，我国由于强制禁止进城农民低成本安家造成普遍的“两栖人”或“流动劳工”现象，城市中号称没有贫民窟，农村中充斥着“两栖人”血汗换来的“无人新居”，但在光鲜外表下的社会性“衰败”却比人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取代大型贫民窟和乡间废村的是我国无与伦比的家庭离散现象和“候鸟”人口，农村中的“三留守”现象（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造成许多骇人听闻的人伦惨剧。典型的如云南镇雄一个貌丑人穷的乡间无赖竟能长期霸占村中十余名留守妇女；广西兴业一名11岁留守女童竟遭同村十余名中老年人（44～76岁）频繁强X奸、轮X奸两年之久；这类古今罕见的恶性丑闻反映的“衰败”，岂是一般的建筑破旧、治安不良所能相比？
有人甚至以此做了“文化”文章，说什么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家庭伦理是讹言，中国人其实最重金钱而无视亲情，很少有哪个民族会有如此高比例的人群为打工挣钱甘愿常年家庭离散。这样的说法真叫人无语，难道他们愿意这样？“两栖人”取代贫民窟真是他们的选择吗？
实际上，尽管城市的棚户和乡村的败屋令人扼腕，但是真正自由的迁徙无论是进城还是留乡都应该是比从前更好的理性选择。即便像东亚四小龙这样发展很快、现在基本没有贫民窟问题的“新兴工业化地区”，穷人进城之初住棚户也不罕见，只是在经济增长快的条件下他们或因申请政府福利或因就业机会多，境况逐渐改善，而不至于久困于此，而那些经济增长慢的国家就会出现贫民窟长期存在的弊病。
但是我们现在不也是同样依靠高速增长来使“两栖人”可以有钱汇回家乡建设“面子房”吗？一旦高增长阶段结束，过去积累转化成的家乡“面子房”并不能用于谋生，而他们又没有在高增长时期“化”入城市（哪怕是化入城市下层），到时社会性“衰败”在那种“两栖”不靠的状态下就不是光鲜外表能遮住的了。
显然，问题不在于乡村该不该复兴，也不在于所谓“西方式的城市化”能不能超越――什么叫“西方城市化”？西方这么多国家难道有什么统一的“城市化模式”？哪怕是同一个国家比如美国，纽约与拉斯维加斯的“城市化”难道是一回事？关键在于农民的命运由谁决定？
农民选择进城，付出劳动就应该得到尊重，不能“上等人”看不顺眼就赶走他们。农民选择在村，他们的地权就应该得到维护，不能“上等人”看上了眼就一把抢来，无论“圈地招商建大城”还是“收地拆房盖新村”，都得以尊重农民的权利为基础。这些道理难道只是在“西方”成立吗？
可见，我们所说的农业问题很多并非产业经济问题，我们所说的农村问题很多也并非乡村社区问题，实际上它们都是农民问题，主要是农民的人身和财产权问题的不同表现。
今天我国的农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已经很低，真正务农的劳动力和真正安居乡间的人口占比也在明显下降，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却没有降低。
我国独特的“农民问题”不仅存在于非农产业（所谓的“农民工”），也存在于大城市（所谓的“外地人”）。应该说改革30多年来我国解决农民问题，即农民权利问题上已经取得较大进展，但是该做未做的事还不少。

『陆』 如何评价秦晖和他的作品

秦晖的作品我认为有两出彩之处:一是论证材料丰富，二是善于运用逻辑。

但是对于不喜欢秦晖先生作品的人而言，可能是因为书卷气太重，由于他懂得太多在书中论证时也大量引经据典，对于有些人，并不喜欢这种方式。觉得太过繁琐，读起来有点累。也有些人觉得它的论点材料虽然丰富但是论证的关键点比较模糊，一到关键精彩之处就断了，没有记酣畅淋漓的感觉。

但是，作为一名著名的学者，它的作品还是相当有内涵的，值得一读。

『柒』 福利经济学

机会与约束：
中国福利制度转型中非营利部门发展的条件分析

田凯

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北美和欧洲，非营利部门（非营利领域、第三部门）在社会福利和公共政策中的角色，尤其是作为公共服务的替代性提供者，已经迅速引起了公众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甚至在东欧，对作为公共服务和市民参与工具的非营利部门也有着极大的兴趣（Gidron，Kramer &Salamon ，1992）。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福利制度的转型，非营利部门的地位和作用同样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杨团，2000；熊跃根，2001）。

本文的主旨探讨政府与非营利部门建立伙伴关系的可能性，分析中国福利模式在国家中心主义向多元主义的转变过程中，非营利部门发展的动力机制和约束条件。

一、非营利部门与福利转型：简要的文献回顾

西方国家对于非营利部门的集中关注是在福利国家面临危机的背景之下发生的。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以政府力量开始大规模建立国民的社会福利计划。在西方世界，“福利国家”不仅仅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社会福利意义的概念，而是更多的具有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内涵，代表着二战后以政府力量大力推进国民社会福利为契机而带来的政治制度、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方式等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在经济领域，由于政府干预的加强产生了“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 ）的生产方式；在福利领域，政府对传统的慈善组织、社会互助组织，社区、邻里、家庭发生了较大程度的替代；在政治领域，国家对公民社会的侵蚀直接导致了私域（private sphere）的国家化。

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得福利国家的诸多矛盾得以集中体现，福利改革成为西方世界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1].在70年代后期福利国家的改革浪潮当中，有两条明显的改革路径：一是以哈耶克（Friedrich A.Hayek ）和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取向。这种理论主张通过私营化（privitization ）的方式，加大市场力量在国民福利分配中的作用[2].强调私人部门替代政府福利的重要性（Kamerman，1983）[3].二是福利多元主义（welfare pluralism ），强调以志愿部门来替代或弥补政府福利（Rose，1986；Johnson，1987）[4].在这两种思潮当中，非营利部门的作用都引起了相当程度的重视。福利私营化在强调用者自付、服务购买的同时，也指出，私营化的途径包括：直接由非营利机构、营利机构或家庭等非政府部门给受益人提供服务；由政府对中介机构授权（empowerment ）以提供服务（Kamerman &Kahn ，1989；林万亿，1994）。在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中，提供福利的最重要主体就是非营利部门。

赛拉蒙（L.M.Salamon ）的第三方管理理论（the third-party government theory ）

较为系统地论述了非营利部门的特性[5]以及政府与非营利部门在福利提供中建立伙伴关系（partnership ）的内在机制。在赛拉蒙看来，福利国家理论对于美国是不适用的，因为这种理论没有区分作为“资金和指导的提供者”（a provider of fund and direction）的政府和“服务递送者”（a deliver of services ）的政府这两种角色。联邦政府主要是作为资金和指导提供者的角色出现的。在提供具体的社会服务的时候，联邦政府更多依靠大量的第三方机构——州、市、县、大学、医院、行业协会以及大量的非营利组织。联邦政府通过这些第三方机构来实施政府功能，于是出现了精巧的“第三方管理”模式（Salamon ，1981）。赛拉蒙认为，第三方管理模式源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在各自组织特征上的互补性（Salamon ，1994）。非营利部门作为人类服务的提供者是有着固有的缺陷的，会产生“志愿失灵”。其体现是：

1.对于慈善的供给不足。这一方面是由于公共物品供给中普遍存在的搭便车问题。更多的人倾向于不花成本地享受别人提供给自己的福利，而缺少激励去利他性的为别人提供福利。因此，能够提供的服务肯定少于社会最优。另一方面，慈善的资金来源也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一旦发生经济危机，有爱心的人自己也难以维持生计，更谈不上帮助别人。只有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税收才能提供稳定的、足够的资源。

2.慈善的特殊主义。志愿组织的服务对象往往是社会中的特殊人群，比如残疾人、未婚母亲、儿童、外来移民等。不同组织获取资源的能力不同，现有的志愿组织可能不能够覆盖所有处于需要状态的亚群体。同时，由于大多数群体拥有自己的代理人呼吁为自己捐款，机构数量的扩张可能超出经济的承受能力，从而降低了整体制度的效率。

3.慈善组织的家长式作风。由于私人慈善是志愿部门获得资源的唯一途径，那些控制着慈善资源的人往往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决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而忽略了社区需求，由此往往导致提供较多富人喜爱的服务，而穷人真正需要的服务却供给不足。

4.慈善的业余主义。志愿组织往往由于资金的限制，无法提供足够的报酬来吸引专业人员的加入。这些工作只好由有爱心的业余人员来做，从而影响服务的质量。

非营利组织的这些弱点正好是政府组织的优势。政府能够通过立法获得足够的资源开展福利事业；能够用民主的政治程序来决定资金的使用和提供服务的种类；能够通过赋予民众权利来防止服务提供中的特权和家长式作风等等。但是政府往往由于过度科层化而缺乏对社会需求的即时回应。而且在美国这样一个有着浓厚自由主义传统的社会，人们对政府力量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相比之下，志愿组织比较有弹性，能够根据个人需求的不同提供相应的服务；能够在较小范围内开展服务；能够在服务的提供者之间展开竞争，等等。正是由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在各自组织特征上的互补性，政府出于对服务提供的成本考虑，与非营利组织建立起合作关系，从而既可以保持较小的政府规模，又能够较好的完成福利提供责任。

二、中国非营利部门发展的条件分析

90年代以来，中国的福利制度改革同样成为了公众关注的重要议题[6].中国福利改革的最重要特征是从国家中心主义向福利多元主义模式的转换。在政府的财政能力已经远远不能实现对国民的福利承诺的时候，政府开始寻找改革的替代性策略。基于这种制度背景，非营利部门的作用得以凸现。但在我看来，任何理论都是有其前提和适用条件的。新自由主义和福利多元主义提醒人们注意到了非营利部门的地位和功能，赛拉蒙分析了美国社会中政府与非营利部门确立伙伴关系的内在机制。但中国非营利部门的发展面临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国是由一个权力中心决定制度安排的基本框架，并且遵循自上而下制度变迁原则的国家，制度变革更大程度上受制于权力中心在既定的政治经济秩序下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在政府与非营利部门的互动过程中，二者处于明显的权力不对等地位。政府往往可以通过垄断性地制定规则单方面决定非营利部门的生存空间和行动权利。因此，在对非营利部门的预期越来越高的现实面前，细致分析中国非营利部门发展的动力机制和约束条件，尤其是政府对制度变革的意愿，是非常重要的。

1.历史、利益集团和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制度理论家诺斯（Douglass North）关注到历史对于现有制度结构和制度变迁的重要影响。他认为，一个社会的制度遗产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现有的制度结构。这些制度遗产不仅是经济的，还有政治和思想上的，包括霍布斯和洛克的思想传统、市镇会议和自治政府等（诺斯，1994b ：184）。诺斯注意到了制度渐进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性（path dependence ）[7].也就是说，初始的制度选择会限制现有制度选择的集合，使得制度变迁沿着原有的路径和既定方向前进。这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诺斯认为，初始制度集合的报酬递增特征也为生产活动提供了负激励，它在现有制约下创造了一些与现有制度利益攸关的组织和强有力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往往在现存制度结构中处于影响制度变迁方向的权力地位，他们以自己的利益来影响政治实体，强化现有制度，由此可能导致无效制度的持续存在。

赛拉蒙在分析美国社会中政府与非营利部门的“伙伴关系”的形成原因时，特别强调了历史因素在这种“伙伴关系”建构中的重要作用。“一个半世纪前，法国人托克维尔（AlexisDe Toqueville ）发现，非政府和非营利领域是美国社会生活中最显著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Salamon ，1992：26）。赛拉蒙认为，非营利领域产生和存在的首要原因是历史性的。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社会存在于国家之前。也可以说，社区形成于政府之前。当需要处理共同面临的各种问题时，民众发现建立志愿组织来谋求共同利益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样的结果是产生了消防部门、学校、领养协会等许多志愿团体。即使在政府产生之后，美国人也对政府采取了一种警惕和不信任的态度，认为志愿组织的广泛存在是实现民主的重要制度保证，国家力量的过度介入会重新形成专制制度或官僚化，进而损害个人自由。他们以宪法的形式，赋予了非营利组织较大的行动权利，限制了国家力量向市民社会渗透，从而形成了一个不受国家力量控制的广阔的社会领域，这是非营利组织繁荣的社会基础。

在中国，非营利领域同样是在国家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从逻辑上讲，非营利领域应该是时代越古老，社会越“传统”它就越兴盛（秦晖，2000）。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几千年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在中国社会的历史传统中，非营利部门的发育就很不充分。张曙光曾经根据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强弱提出二者关系的4种模式：弱政府和弱社会相结合的模式；强政府和强社会相结合的模式；强政府和弱社会相结合的模式；弱政府和强社会相结合的模式。他认为，改革前的中国属于强政府和弱社会相结合的模式，“政府的活动和控制几乎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的力量比较弱小，社会组织或者不够发达，或者处于依附于政府的地位”（张曙光，1999：242）。其他学者持有类似的观点（孙立平、王思斌等，1994；邓正来，1997）。

对志愿组织授权是福利国家改革的重要替代性策略之一。这种方法既可以使曾经失去的社区归属感复苏，又可以防止国家过度介入市民的私人生活（Kramer，1981——参考文献中没有，请补上）。事实上，政府与非营利部门之间权力格局有着深刻的利益蕴含其中。中国是由一个权力中心决定制度安排的基本框架并遵循自上而下制度变迁原则的国家。中国的改革更大程度上受制于权力中心在既定的政治经济秩序下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因此，在分析中国的福利制度变革时，应当更加关注制度供给。

到目前为止，政府对于非营利部门的发展持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政府意识到，应该发展非营利部门来共同承担起对国民的福利责任；另一方面，政府又担心在发展过程中失去对非营利部门的控制。在政府发展非营利部门的资源需求和社会控制需求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8].因此，政府对非营利部门的授权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现阶段来说只能是逐步的、渐进的。

2.进入限制和非营利部门的规模

根据赛拉蒙的研究，在1992年，美国的非营利部门约有113万个组织，其中公益服务性组织约74万个。在公益服务性组织中，资金中介组织3.5万个，教堂35万个，服务提供组织22万个，社会福利组织13.5万个（Salamon ，1992）。1990年，美国人为非营利事业捐资123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2.2%（Nathan Weber，1991：8——文献中无）。根据最新估计，美国非营利组织每年的收入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0%，它们的财产也相当于全国总量的10%（Arrow ，1998：ⅸ）。赛拉蒙对于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中非营利部门作用的研究表明，根据1989年的统计资料，在美国的政府和非营利部门共同参与的社会福利服务中，政府在这些服务中每支出5美元，非营利部门支出近4美元。而且非营利部门在这些方面的开支大大超过联邦政府或州政府或地方政府分别承担的费用。重要的是，即使仅从金钱的角度来衡量，非营利部门的服务规模也几乎相当于整个政府部门的服务规模，相当于州和地方政府规模的两倍，比联邦政府的服务规模要大20%.如果把非营利部门提供的志愿者服务——相当于520亿美元的价值也计算在内的话，这种差距会更大（赛拉蒙，1998：196）。

在中国，非营利部门尚处于萌芽阶段。根据民政部门的统计，截止1996年6月，全国性社会团体共有1800多个，其中学术性团体680多个，占总数的38%；行业性团体410多个，占总数的23%；专业性团体520多个，占29%；联合性团体180多个，占10%.在这些对于团体的分类中，甚至没有福利性社会团体的位置（吴忠泽、陈金罗，1996）。截至2002年，全国的非营利部门也只有近170多家。

在现有的正式制度框架内，政府出于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方面的考虑，对非营利组织的成立实行了非常严格的进入限制政策。社会团体的登记要经过相当严格而复杂的审批程序。因此，现阶段全国性福利团体大多数是从原有的政府部门中分化出来的。例如中华慈善总会主要是依托于民政部建立的，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是从团中央分化出来的，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脱胎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等等。真正来自民间的大规模福利团体极少。依靠如此小规模的非营利部门，试图在社会福利领域建立起与政府部门的合作关系还为时尚早。

3.非营利部门发展的经济制约

韦尔斯布罗德（Weisbrod，Burton ）认为，既然志愿组织是提供公共物品的，就理所当然的会遇到财政问题，因为它们不象政府那样具有强制性的权力（Weisbrod，1974）。赛拉蒙也注意到，由于非营利是建立在社会捐助的基础上的，非营利的资金来源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即使有爱心的人也会发现自己难以维持生计，根本就谈不上帮助别人。主要依靠自发的志愿活动的发展几乎肯定是要失败的。只有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税收才能提供足够的资源（Salamon ，1995）。

美国非营利部门的资金来自于两个渠道：一是政府资助，二是社会捐赠，其中政府资助占据了主要位置。人们常常误以为，真正的非营利组织主要甚至完全依赖于私人的志愿行动和非营利援助。但在实际上，政府是美国非营利组织的主要财政资助来源，它差不多是私人非营利捐助的两倍。在其他发达国家，政府的援助比例甚至更高。当政府转向大力资助非营利组织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时，非营利组织已经成为政府实现其大部分国内政策的更大行动策略的一部分（Salamon ，1994；赛拉蒙，1998）。

政府对于非营利组织的资助分为直接资助和间接资助两种形式。到1980年，美国联邦政府对非营利部门的直接资助高达410亿美元，相当于非营利部门总收入的35%.此外，州及州以下政府还资助了非营利部门80-100亿美元。而同年，非营利部门从私人、企业募集到的捐款只有268亿美元（Salamon ，1995：70）。除了直接资助外，联邦政府对非营利组织所得税的豁免，对私人和企业非营利捐款的减税，以及州和州以下政府对非营利组织所得税、财产税和销售税的豁免，也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据美国国家税务局估计，目前联邦政府每年因为对非营利组织的“暗补”所造成的税收转移高达445亿美元（Hawks ，1997：38）。

在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普遍不足。非营利部门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分化出来以获取民间资源的一个途径，而不是接受政府资助、受政府的委托去实施项目的工具。政府对于非营利组织几乎没有给予直接资助，间接资助也才开始进入起步阶段。

目前我国关于公益事业捐赠行为的法规有3个，一是1999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二是2001年3月13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出的《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中有关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三是2001年1月15日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联合发布的《扶贫、非营利性捐赠物资免进口税收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只是规定，公司和其他企业依照捐赠法的规定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自然人和个体工商户依照本法的规定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个人所得税方面的优惠。但对于如何具体实施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优惠、优惠到什么程度、国家财政部门和税务部门对于这种优惠是否认可，捐赠法都没有给予具体规定。而且，捐赠法所说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方面的优惠，事实上这些法律、行政法规还没有对于所得税方面的优惠给予非常明确的规定。因此，捐赠法更多的是表明了国家对于组织和个人向公益事业的捐赠行为的一种肯定和鼓励的态度，由于没有规定具体的实施细则，真正按照捐赠法执行的情况相当少。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出的《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中有关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只是规定，在实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试点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向非营利机构、基金会等非营利机构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这项通知还只是一个小范围的试行方案，没有在全国实行。而且从试点省份来看，真正按照《通知》规定执行的很少。公司和个人的捐赠行为并没有显著增加。这不仅是因为社会对于这项规定还不是很了解，更重要的是，试点地区的财政和税务部门并不一定按照《通知》规定的执行。

《扶贫、非营利性捐赠物资免进口税收暂行办法》提出，对境外捐赠人无偿向受赠人捐赠的直接用于扶贫、非营利事业的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这对于非营利组织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

总体来看，我国的非营利部门普遍面临着资金上的困难。而资金是非营利组织实施项目的前提条件。这种资金上的困难是与政府对非营利部门的让利意愿和让利程度密切相关的。

4.非营利部门的国家化、过度科层化和组织绩效问题

赛拉蒙认为，非营利部门在组织机构上是分离于政府的。它既不是政府机构的一部分，也不是由政府官员主导的董事会领导（赛拉蒙，1998）。前面谈到，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尤其是全国性的非营利组织，大多数是从政府机构中分化出来的[9].它们和母体政府部门仍然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双重分层管理”体制赋予了业务主管单位巨大的权力，包括在方针、政策方面对社团给予指导；负责对申请成立的社团进行资格审查；对已经登记的社团负责日常管理；负责协调统一业务领域内社团之间的关系等等。由于条例规定只有政府机构及其授权的组织才有资格成为业务主管单位，社团就被置于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了。

在社会福利领域，我国一直把发展社区服务作为社会福利社会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国家民政部门对社区服务性质的规定是：我国城市的社区服务，就是在市、区政府领导下，在各级民政部门的具体指导和协调下，以街道为主体，以居民委员会为依托，发动和组织社区内成员，为社区成员提供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所必需的各种福利和保障（王振耀、白益华，1996）。因为街道是政府的派出机构，在社区这一层次上，原本属于社会的领域也被国家化了。

与非营利领域的国家化和过度科层化紧密相关的是非营利组织的绩效问题。赛拉蒙指出，对非营利部门的一个常见误解是“德行完美的神话”（Salamon ，1994）。他指出，非营利组织仍然具有组织的一切特征，随着规模和复杂性的增加，它们同样易受那些反应迟钝、行动缓慢、墨守陈规的官僚机构的一切局限性的影响。对我国来说，尽管政府部门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但同时，由于政府部门在管理上，尤其是在人事管理上对非营利部门的过度介入，也使得它们效率低下，组织成员缺乏工作的动力。由于这些非营利组织缺乏明确的奖惩制度以及衡量成员工作绩效的标准，它们甚至比政府部门更为低效，管理上也更为混乱。这已经成为当前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相当严重的制度性问题。

非营利组织绩效低下会直接影响到组织获取资源的能力。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并不像福利国家那样，接受政府的经济资助去具体实施福利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它需要通过自身的能力建构去获取社会资源。一个成员素质低下、缺乏工作热情，反应迟钝、行动迟缓的组织往往会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从而难以获取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社会资源[10].

三、中国非营利部门的发展前景

前面的分析表明，在现阶段乃至将来相当长时期内，在中国确立政府与非营利部门的伙伴关系的提法还不太成熟。在很大程度上，政府与非营利部门的伙伴关系，还是一种伦理上的判断，而不是现实。在福利领域确立类似于西方后福利国家中政府与非营利部门的伙伴关系模式，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我认为，基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对于福利模式的比较准确的定位是“国家支配型的福利多元主义”模式（state-dominated welfare pluralism ）。这个概念来源于艾沃斯和斯沃特立克（Evers &Svetlik ，1991：17-18）。他们曾形象的把社会福利领域视为一个福利三角形，探讨了国家、市场、志愿部门和非正式部门在这个三角形中所处的位置。

如果国家在福利制度中充当中心的协调者角色，就被称之为“国家协调型的福利多元主义”（state-coordinated welfare pluralism ），比如荷兰。如果国家的角色不仅是中心性的，而且处于绝对的支配性地位，就被称为“国家支配型的福利多元主义”，比如挪威。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家力量都会在福利制度中发挥最为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不断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来进行补充协调，因此，国家支配型的福利多元主义模式将是我国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的福利模式。

中国的非营利部门高度依赖于政府部门，在实际运作中被纳入到政府行政体系的现状，并不是二者关系建构的终极形态，而是处于变动中的。在中国未来的福利制度中，非营利部门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个判断来自于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1.政府具有主动对非营利部门进行权利让渡，提升非营利组织的行动权利的动力机制。

诺斯在他的新国家理论中指出，国家在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的同时，也具有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的动力。统治者总是存在对手：与之竞争的国家或者是本国内部的潜在统治者。后者相当于市场上一个垄断者的潜在竞争对手。替代者越是势均力敌，统治者所拥有的自由度也就越低，选民所保留的收入增长的份额也就越大（诺斯，1994a ：27）。也就是说，当非营利组织过度政府化，严重阻碍了非营利组织获取资源的能力时，由于国家依赖于非营利组织获取的民间资源，从而也就直接影响到了国家通过非营利组织获取的资源总量，同时也影响到了非营利组织帮助政府对弱势人群进行社会救助，帮助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缓解社会矛盾、化解生存危机的能力。这时，非营利组织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达成了一致。当政府意识到自己对非营利组织的过度介入实际上损害了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就会有足够的动力去主动约束自己的权力，赋予非营利组织更大的自主性，让非营利组织通过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提高组织绩效，更加富有灵活性和创造性，从而更好地为政府分担责任。

2.从组织领域中参与者的偏好来考虑。在非营利部门成立的初期阶段，捐赠人可能还没有广泛意识到非营利部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政府约束的，当认识到非营利应该是民间事业，而不应该有政府过多参与的时候，参与者（包括海外和国内的捐助者）会用两种方式对政府的过度介入表示不满：一是“用脚投票”[11]，认为非营利部门只是表面上具有民间社会团体的外形，实际上是政府在运作，所以不对非营利事业捐款。这种行为减少了政府通过非营利事业所能获得的资源数量，也降低了非营利部门帮助政府分担责任的能力；二是如果谴责成本不是太高，参与者会直接从舆论上谴责政府对于非营利部门的过度介入行为，使政府介入在合法性上站不住脚，从而提高政府保持与非营利组织控制关系的维持成本。

3.政府对于非营利部门的监督是有成本的，当监督成本大大高于监督收益的时候，监督行为本身就变成了一件不划算的事情。也就是说，监督行为受其有效性的约束。这当中涉及到信息不对称问题。非营利组织作为事件的亲历者，拥有对于事件的最完备的信息。政府作为监督者，由于监督成本和监督能力的问题，不可能获得关于事件的所有信息，因此，非营利组织有可能通过隐藏信息的方式，获得行动的主动性。

4.由退休高级官员担任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人，在增加了政府对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程度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非营利组织与政府部门讨价还价的能力。退休官员不一定会惟命是从，他们有着自己的成就动机和人格上的独立意识，当他们不愿意完全依赖于政府的时候，也可能利用自己已有的政治资本和现任官员讨价还价，从而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获得更好的生存环境，争取到更大的行动权利。

四、结语：制度变迁时滞与福利制度转型

戴维斯和诺斯（1994）指出，即使出现了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大于制度创新的预期成本这种情形，也会因为制度变迁中的利益摩擦和阻滞因素，在原有制度与创新制度确立之间会存在较长的时间间隔，这种时间间隔被称为制度变迁的时滞[12].在戴维斯和诺斯看来，现存法律和制度安排的状态是影响制度创新的时间间隔长度的最重要因素。

在我国福利制度转型中，制度发明的时

『捌』 秦晖：什么是“集体所有制”—— 关于产权概念的若干澄清

“离婚了就算公有制”？ 记得1996年，笔者到江浙两省几个县市考察当时进行得热火朝天的乡镇企业“转制”。当时规定承包、租赁等都不算“转制”，所谓转制就是产权改革。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把企业卖给原管理者。如果外国学者他就会说这是再典型不过的“私有化”了。当然，在他们的语汇中“私有化”如果不含褒义，至少也不是贬义词。但我国还是把“私有化”这个名词（而不是这种行为）看成禁忌的。于是产权改革就需要有些语言“包装”。在某县级市，笔者看到一份《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试行办法》，其开宗明义第一条便称：“股份合作企业，是指由二个及以上股东（不含同一家庭的两个自然人）按照协议……建立的经济组织。其性质属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于是，只要老板拉上一两个人让其象征性地“入股”几块钱，那企业就仍然是“集体所有制”。转制也就没有了“私有化”之嫌。 笔者当时纳闷道：两个人所有的企业就算公有制（“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那天底下还有什么样的企业算是“私有”的呢？于是问：如果两夫妇开了个店铺，是否也算“集体所有制企业”？乡企局的干部答曰：不能算。你没看那“两个股东”的规定旁边有个括号注明“不含同一家庭的两个自然人”吗？又问：如果这两口子打架闹离婚了呢？答曰：离婚了？那就算集体所有了吧，……不过现在还有谁那么较真？ 后来有人告诉我，当地真的有那么一家企业主夫妻闹离婚后，企业就成了“公有制”！这真是滑稽：过去人们说“私有制”下人们竞争残酷六亲不认，而公有制则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亲如一家。可现在，真正亲人和睦齐心协力办企业时是“私有制”，同床异梦各怀鬼胎以至于打架闹离婚了，倒把企业打成“公有制”了！ 这个真实的幽默当然并无大碍，其实谁都知道上述那个规定只是为了给“转制”找个说法。大家心照不宣，的确没人去较这个真。现在这个市的“乡企转制”早已完成，几乎所有原来的“乡镇村组集体企业”如今都已变成私企。当地的“乡镇企业局”建制都已撤销，也没有人再提那个“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试行办法”了。 多少人才算是“集体”？ 这样的“办法”当然只是为了回避“私有化”的罪名。不过认真想来，即便就是在西方国家，没有这种回避的需要，两人所有的企业当然就是私有企业。但是五个人的呢？十个、一百个、一万个人的呢？到底要多少人的企业才算是“集体所有制”？ 像波音、福特、AT&T这样的股东数万、数十万人的企业，在他们那里也没有谁说是“集体企业”，而我们过去则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大公司都是再典型不过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这就把人弄糊涂了：两人所有的企业是“集体所有制”，而几十万人所有的企业却算是“私有制”？ 有人从企业控制权方面解释：西方的大公司虽然股东动辄上万人，但众多小股东无法过问经营，企业实际上控制在极少数大股东及其委托的经理人手里。但是如果说这就可以叫做“私有制”，那么任何稍大一点的企业就都只能是“私有”的了。难道我们的“国有企业”是全国人民都参与经营、控制的？就是大一点的“集体企业”，如当今闻名于世的“南街村”，也不是所有“集体成员”都能过问经营、参与控制的吧。再进而究之：尽管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是几乎一切大企业的特征，但是“所有者集体”对其委托之代理人行为的控制能力，上述被认为是“私有制”的大企业还是比我们的“国企”要大一些。尽管如今一些超大型跨国公司由于委托代理链条过长也出现了“类国有”的特征，但不管怎么说，人家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对经理人的控制还是比我们“党管干部”、政工治厂的体制下公众对“公有企业”经理的控制能力要强。因此如果真要以集体所有者对经营的参与程度论“公”“私”，那就不仅我们的国企和西方的公司孰“公”孰“私”有颠倒之虞，而且倒真是只有夫妻店可以算是“集体”的了。 还有人说，股份制属于“私有制”是因为股权是明晰到个人的，而且个人还可以用售出股票的方式“退出”。他们认为，真正的“公有”企业就是那种成员权利不明、“人人都有，人人都没有”而且不可退出的经济体。但是，“‘人人都有，人人都没有’而且不可退出的”企业明摆着就是一种不好的状态，讲得极端一点，最符合这种标准的“企业”莫过于奥斯威辛了：它当然不是“私有”的，但它是“公有”的吗？它的确不仅是“人人都有人人没有”，而且绝对无法“退出”——不仅不能带出财产，连命都不许带出来！从意识形态上反对“公有制”的人把“公有”描绘成这么一副“贼船能上不能下”的奥斯威辛模样是不难理解的。有意思的是有些公有制的拥护者也把“公有制”当成这样的制度，以至于一讲股权明晰到个人他们就斥之为私有化，一讲到可退出他们就认为这是要搞垮“公有制”。但是，至少从字面上看，“人人都没有”怎么能叫“公有”？那不是应该叫做“公没有”吗？而既然“人人都有”，为什么就不能把各自所有的那一份明晰化？既然各自都有一份，为什么就不能拿着那一份“退出”呢？的确，如果不能，又从何证明在这个“公有制”中我确实有一份，并非“人人没有”？马克思把他理想中的公有制形容为“自由人联合体”，这个“自由”不包括退出的自由吗？不能“退出”的场所例如监狱，又有何“自由人”可言？ 最后一种说法是以分配原则推论“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是按劳分配的，所以其成员不应该有资本收益（例如股息），而西方的股份公司是有资本收益的，所有的股东属于“集体资本家”，因此即便他们人数再多，也属“私有”。但这个说法问题更大：且不说过去的“公有制”实践中到处存在着“干不干都一样”和按身份、按特权分配的因素。也不说理论上市场经济中“劳务”作为一种商品与其他商品是可通约的，即“物化劳动”与“活劳动”可以互相转化，所以很难定义什么是“按劳”分配——正因为如此，古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甚至与“工资”这类与市场相关的范畴都不能相容。而在现实中理论家们为了使两者相容就不得不步步变通，从改革前承认“社会主义时代商品货币关系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而认可了“工资”，直到转向“市场经济”时承认“按要素分配”，实际上等于取消了“公有制”与“按劳分配”的对应。——其实，我们只说从基本逻辑上讲，特定分配原则对应于特定所有制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例如同一个股份公司，今年的分配方案可能偏向于多给股东分红（即偏向于按资分配），明年因为某种原因可能就少分红乃至根本不分红，而只有工资分配（即近似于“按劳分配”）了，你能因此说它的所有制就改变了吗？ Private:“私有”还是“民有” 所以，按照上述标准是没办法分别什么是“私有”、什么是“集体所有”的。但是问题在于：区分这两者真的那么重要吗？其实说穿了，我们之所以一定要区分这两者，是因为我们这里有两拨人，一拨人视“公有”为神圣而认为没收私产是天经地义；另一拨人视“私有”为神圣而认为“公产”的流失没什么了不起。对于这两拨人而言，“私有”与“集体所有”的区分自然非同小可。 但是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人们并不这么看：这里我又要提到那句老话：世界上只有禁止“私有制”的命令经济国家，从来没有禁止“公有制”的市场经济国家。实际上，我所见的几部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民法典中都是说保护财产或产权，而不是只保护“私产”的。当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一般都把这种立法精神解释为“保护私有财产”。我想那只是因为作为立法主体的国民国家（nationalstate）之自我保护本属不言而喻，需要强调的只是对老百姓的保护。关键在于：所谓“私有”（private）一词在西方语言中并不与“集体”（collective）构成反义，而是与“国有”（state）构成相对。Private与state的这种相对的含义也并非是“一”与“多”、“个体”与“集合”的相对，而是“民间”与“官方”的相对。因此所谓“私有（private）”就是“民间（非官方）所有”，而不仅仅指个人所有或自然人所有。而所谓保护private权利，就意味着当官的不能任意侵犯老百姓的各类产权：既不能随意把老百姓的私人财产没收“充公”，也不能把老百姓的共有财产攫入私囊。 所以毫不奇怪，他们所定义的“私有财产”都明确地包括自然人财产与“法人”财产。而所谓的“法人”通常就是许多自然人利益组合成的一个具有法律人格的联合体，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集体”。因此，他们的民法体系中没有“集体所有”的概念，但这决不意味着集体财产不受保护——在他们看来，民间的自由联合体财产就是法人财产，也就是“私有财产”的一种。所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是通俗的理解，正式法律条文好像没有这么写的）的精神也就包含了这种集体财产的不可侵犯，尤其不可被有权有势者侵犯。当然，根据联合体成员的意志处置这些财产、包括改变产权则是可以的，正如个人财产根据所有者的意志可以被转让、乃至被捐献归公一样。所谓保护产权就是尊重所有者的意志，这个原则对一人独有、两人乃至万人共有的财产都是适用的。股东上万的大公司与夫妻店都如此。——这样也就不会发生上文提到的那个“夫妻店的店主夫妇如果离婚会不会涉及‘所有制性质改变’”的问题了。 “非国有化”不等于“非公有化” 但“国有”就不同了。在现代产权观念中，“国”并非“集体”的放大，而是性质上有别的两个范畴（在法律上就是公法与民法两个范畴）。当今世界上一些大公司股东数量可以超过一些小国国民人数，大公司产值超过小国产值更是毫不足奇的事。但是前者仍然是“私有”的，因为它们的股东哪怕比国民人数还多，也属于“民间的”自由联合。而“国有”经济则是“官办”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全体国民通过纳税（承担公民义务）“投资”组建的“大公司”，但与一般再大的公司也不同的是：国民并非自由进退于国家，纳税这种“投资”也是强制性的，不像购股那样出自本人愿意。 说到这里就很清楚了：在这种产权观念中“私有”与“国有”的区别与其说是“一”与“多”、“个人”与“整体”的区别，不如说就是自由财产与非自由财产的区别。凡是公民的自由财产，无论一人独有的还是万人共有的，都是民法意义上的“私有财产”，其所有者的意志都必须尊重。一人之产非己所愿而为众人所夺，是谓“侵犯私有财产”；众人之产非众所愿而为一人所占，同样是“侵犯私有财产”。相反地，一人之产出自己愿而捐献公益，众人之产出自众愿而或分或卖，都是产权自由的体现而与“侵犯”无关。所以，那种认为保护私产就意味着可以容忍“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人，和以造成“公产流失”为借口反对保护私产的人，虽然表面上立场相反，实际上错误是相同的。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何以无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还是转型国家，其所谓“私有化”都是指“非国有化”而言，很少有“非公有化”的说法，更没有如何处置“集体所有制”的规定，甚至根本没有“集体所有制”这一概念。道理很简单：所谓“集体”企业如果是若干公民自愿联合而组成，那它就与通常的股份公司一样已经是“私有企业”了；而如果是官办的强制性“集体”，那它根本就被视同国有或国有的附属形式，对它的改造就属于“非国有化”的范畴——其中也包括把它与官府脱钩，改造成民间的自愿联合体，类似于我们所讲的“政企分开”——当然在他们的概念里这也属于“私有化”了。 产权改革如何公平 同时我们也就可以明白：之所以要“非国有化”，并不是因为国家这个“集体”太大，以至于超过了什么经济学上的合理规模。而是因为官办企业意味着经济活动中的强制——强制当然不能一概否定，自由总是要受到“群己权界”的限制的，尤其是民主国家在公益领域实行公权力的干预应当说是天经地义——但是在竞争领域强制泛滥那的确是坏事。所以，只要搞市场经济，“非国有化”就是必要的（至于“化”到什么程度，是否应当在某些不适于充分竞争的领域保留国有成分则另当别论），但是它的实质并非中文所说的“化公为私”（尽管在前述西文语意中它被称为“私有化”），而是取消强制配置，把“不自由的”资产转化为“自由的”资产。后者既包括中文所谓的私有资产（自然人财产），也包括自然人与法人自愿联合的各种资产形式。 当然，这种转化必须是公平的。而所谓公平，最关键的还不在于“卖价”高低，而在于“处置众人之产必出自众愿”的原则。当然有人可以质疑说有了这一原则的产权改革也未必都公平，但是可以肯定，没有这一原则的产权改革必定不公平——亦即：这一原则或许不是产权改革得以公平的充分条件，但肯定是必要条件。因此，公平的产权改革必须有实质性的公共授权、公共监督与公共参与，有具备公信力的“卖方”权力公共委托－代理机制，即民主机制，有相关利益各方的充分博弈和讨价还价。我们要知道：既然这种产权改革的实质是“取消强制配置，把‘不自由的’资产转化为‘自由的’资产”，那它本身就不能采取“强制配置”手段。既然处置国有资产属于公共事务，“群域要民主”就应当是其基本规则。计划经济国家可以不需要民主（只需要“父爱”），市场经济国家，至少在产权问题上也未必需要民主（只需要公平交易），唯独从前者向后者过渡的转型国家，没有民主是难言公平的产权改革的。而不公平、因而缺少公信力的产权配置，表面上似乎由于配置者乾纲独断而节省了所谓“交易费用”，赢得一时的顺利发展，留下的后患却难以预料。

『玖』 免除农业税后的中国农民贫困问题

取消农业税的最大意义是还农民平等权利 -------------------------------------------------------------------------------- 毛飞 12月26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分组审议了关于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草案，代表们表示，依法取消农业税非常必要，建议将关于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草案经审议后提请本次会议表决。 自温总理宣布将逐步取消农业税以来，“废止农业税”仿佛成了各级政府重点关注的政绩，全国已经先后有28个省份抢先迈进了“后农业税时代”。当然，对于广大农民，这至少不是一件坏事。不过，各级政府决策者多将取消农业税视为“减负”的重要举措，这种单纯的经济视角倒令我有几分担忧。 事实上，取消农业税的最大意义不是“减轻农民负担”，而是归还了广大农民平等的公民权利。众所周知，农民肩上的沉重负担，大都来自各级政府创造的“杂派”，而多半与法律明文规定的“正税”无关。 把“农民负担沉重”的账算到农业税头上，多少有点不公平。农业税最大的弊端在于其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公民权利。秦晖先生曾指出，农业税不是个人所得税（没有起征点），不是营业税（不区分生产的盈利性），不是资产税（土地不是农民的私产），而是一种典型的“身份性贡赋”。只要脱不了“农村户口”，农业税就如影随形地跟定你，活到老、缴到老。布凯南说“税收是权利的成本”，但“农业税”这笔成本却没有给农民来带额外的权利。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的公民权利才有了存量增长。 从权利视角看农业税的存废，后农业税时代应当是农民权利时代。取消农业税只是前奏，农民权利的扩展才应该是主旋律。 后农业税时代成为农民权利时代，才能真正走出“黄宗羲定律”。农业税只占全国财政税收总额的百分之一，彻底废止农业税，对国家财政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取消农业税对于抑制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财政汲取冲动同样作用不大。只要农民的权利无法形成对基层政府权力的有效制约，日久天长，不断自我膨胀的基层政府部门照例会想方设法开动行政权力的“抽水机”，从农民身上抽取维持自身运转的财政资源。税废去而费复来，“黄宗羲定律”还将继续发挥作用。近几年来，随着农村税费的不断减免，基层政府财政颓势已现，入不敷出者众多；若未来上级政府的政策约束有所松动，新一轮的“税免费兴”很可能卷土重来。 后农业税时代成为农民权利时代，才能真正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早有人指出，农民的贫困源于权利的贫困。28省取消农业税后，农民增收的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正是由于权利的贫困，当农业税成为历史的时候，农民仍然面对几倍于农业税减免额的土地流转收益被剥夺的尴尬现实。正是由于权利的贫困，当农业税成为历史的时候，农民仍然很难获得足够的教育、卫生等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人力资本存量和劳动回报率始终在低位徘徊。简言之，在权利贫困现状得到根本改善之前，农民既无法得到应当获得利益，也无力提高劳动的回报率，增收的难度依然很大。 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重和增收难的问题，和谐的新农村将永远停留在美好的规划图之中。而只有在农民权利时代中，负担和增收问题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因此，政府决策者不应仅仅从经济或财政的角度审视“三农”问题。取消农业税指日可待，而建立起切实保障农民平等公民权利的制度机制，路途却依旧山高水长。

『拾』 试述我国取消农业税的历史背景及其重大意义

取消农业税的最大意义是还农民平等权利。

12月26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分组审议了关于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草案，代表们表示，依法取消农业税非常必要，建议将关于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草案经审议后提请本次会议表决。

自温总理宣布将逐步取消农业税以来，“废止农业税”仿佛成了各级政府重点关注的政绩，全国已经先后有28个省份抢先迈进了“后农业税时代”。当然，对于广大农民，这至少不是一件坏事。不过，各级政府决策者多将取消农业税视为“减负”的重要举措，这种单纯的经济视角倒令我有几分担忧。

事实上，取消农业税的最大意义不是“减轻农民负担”，而是归还了广大农民平等的公民权利。众所周知，农民肩上的沉重负担，大都来自各级政府创造的“杂派”，而多半与法律明文规定的“正税”无关。

把“农民负担沉重”的账算到农业税头上，多少有点不公平。农业税最大的弊端在于其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公民权利。秦晖先生曾指出，农业税不是个人所得税（没有起征点），不是营业税（不区分生产的盈利性），不是资产税（土地不是农民的私产），而是一种典型的“身份性贡赋”。只要脱不了“农村户口”，农业税就如影随形地跟定你，活到老、缴到老。布凯南说“税收是权利的成本”，但“农业税”这笔成本却没有给农民来带额外的权利。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的公民权利才有了存量增长。

从权利视角看农业税的存废，后农业税时代应当是农民权利时代。取消农业税只是前奏，农民权利的扩展才应该是主旋律。

后农业税时代成为农民权利时代，才能真正走出“黄宗羲定律”。农业税只占全国财政税收总额的百分之一，彻底废止农业税，对国家财政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取消农业税对于抑制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财政汲取冲动同样作用不大。只要农民的权利无法形成对基层政府权力的有效制约，日久天长，不断自我膨胀的基层政府部门照例会想方设法开动行政权力的“抽水机”，从农民身上抽取维持自身运转的财政资源。税废去而费复来，“黄宗羲定律”还将继续发挥作用。近几年来，随着农村税费的不断减免，基层政府财政颓势已现，入不敷出者众多；若未来上级政府的政策约束有所松动，新一轮的“税免费兴”很可能卷土重来。

后农业税时代成为农民权利时代，才能真正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早有人指出，农民的贫困源于权利的贫困。28省取消农业税后，农民增收的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正是由于权利的贫困，当农业税成为历史的时候，农民仍然面对几倍于农业税减免额的土地流转收益被剥夺的尴尬现实。正是由于权利的贫困，当农业税成为历史的时候，农民仍然很难获得足够的教育、卫生等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人力资本存量和劳动回报率始终在低位徘徊。简言之，在权利贫困现状得到根本改善之前，农民既无法得到应当获得利益，也无力提高劳动的回报率，增收的难度依然很大。

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重和增收难的问题，和谐的新农村将永远停留在美好的规划图之中。而只有在农民权利时代中，负担和增收问题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因此，政府决策者不应仅仅从经济或财政的角度审视“三农”问题。取消农业税指日可待，而建立起切实保障农民平等公民权利的制度机制，路途却依旧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