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民法中应然性请求权与实然性请求权的区别
应然性之请求权与所有的第一性的权利一样，其效力是不完全的，仅仅表现为‘给付授予力’，作为权利的主体，可以接受义务人的义务履行的结果，而请求权中的‘给付请求力’和‘保护请求力’只是作为一个待命状态的核武器仅仅起到威慑的作用，是‘隐而不现’的。在请求权概念创建之初，就是由于停留在应然性之请求权的层面，
所以使债权的概念成为多余，无论请求权成为多余，还是债权成为多余，都说明债权与应然性的请求权具有相同的含义。应然性的请求权在义务范围内，与之相对应的是义务。在应然性请求权的含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温德夏特会说债权是对特定人的请求权，物权则是对万人的无数的请求权的集合。而实然
性之请求权是具有完全效力的请求权，它不仅具有应然性之请求权所拥有的‘给付授予力’，还具有‘给付请求力’和‘保护请求力’，实然性之请求权的行使必然在法律上有相应的法律后果，这样才能完成其弥补因权利受到侵害所遭到的利益损失之使命。所以，实然性之请求权是以权利救济的手段出现的，是因为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第二性的权利”。张文中的应然性请求权和实然性请求权，是从效力角度对请求权所作的划分，如果从权利角度来理解呢，前者相当于原权利，只是规范着一种秩序，让权利人知道他能够做什么，义务人应当做什么而已”，后者就相当于原权利受到侵害后被侵害人享有的救济权。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应限定在实然性请求权内，即原权利收到侵害后，被侵害人得以向加害人要求赔偿或者向法院请求救济的权利。因为甚至契约关系中的请求权也是‘隐而不现’的，如果不是契约被违反(或侵害)或者有被违反之虞，那么契约就没有请求之必要，有谁见过在正常状态下存在的请求权？如果仅仅是督促对方履行，与对别人说‘你不许打我的孩子’‘你不许侵占我的房子’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两者一样丝毫没有法律上的意义，而关于到履行期限的请求，在相对人积极履行的情况下，与其说是权利人的请求，不如说是权利人的接受更为恰当。
② “应 然 权 利”和“实 然 权 利”的概念分别是什么
应然权利，法定权利和实然权利，这是一个系列的。
应然权利指权利主体应该享有的或是应该获得的预备性权利
法定权利指规定在规范性法律文件中的权利主体应享有或是获得的权利
实然权利指的是权利主体实际上真正能够享有或是获得的权利
举个例子你就容易明白了
比如公民应该有吃饭，睡觉，洗澡的权利；这是应然权利
但是A国缺水，所以宪法只规定了吃饭和睡觉的权利，这是法定权利
由于A国缺水，粮食收成不好，大家没得吃，所以仅仅享受到了睡觉的权利，这就是实然权利。
③ 如何提升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认同感和获得感
[内容要点]和谐社会的基础层在社区，企业退休人员划归社区管理之后，利于社会稳定，体现以人为本，实现人与社会、人与经济、人与环境、人与人的和谐。本文通过评估社区建设与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的现状，从推进和谐管理入手，探索多种管理模式，完善社区服务功能，加强社区组织建设及社区法制建设，营造一个和谐的生活环境。[关键词]退休人员社会化和谐社会法制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倡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对新形势下作好社会稳定工作，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我国政府把“社区”概念引入城市管理，提出要在城市中开展社区服务工作，将传统的民政对象扩展到全体居民，是对企业退休人员实行社会化管理服务，按照中央的要求，退休人员全部划归社区管理之后，由劳动保障系统、社保经机构负责协调。要做到以人为本，管理有序，实现人与社会、人与经济、人与环境、人与人的和谐。企业退休人员实行社会化管理服务正是回应中国城市社会急剧转型而实施的一个重大举措，更是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机制完善。一、构建和谐社会，抓好基础组织的建设，增强对社区管理的认识和谐社会就是经济和社会、城市和农村、中东西部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基石是稳定、平安。退休人员全部划归社区管理之后，通过制度化建设，能够做到管理有序，社会成员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社会机会公平分配。从而完善社区组织建设，夯实和谐社会的组织基础。1、促进社会结构层面的和谐，符合国情社情民意。社区管理，目前主要是在城镇，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城镇周围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正在构建中，社会化管理的对象正在扩大，这类人群在社会结构中，与城乡结构关联，与区域结构关联，与社区结构关联，与代际结构关联，与阶层结构关联。在层面上，它是基础层。因此，构建和谐社会，要充分重视对基础层的建设和管理，这有利于促进各阶层之间的和谐关系。2、社区是企业退休人员实行社会化管理的载体。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我国企业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国有企业的功能要求：现代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参与竞争，以生产经营为核心任务，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此基础上，企业产生了新的以生产经营为导向的运行机制。因此，过去由国有企业承担的后勤服务，需要向社会分化。由社会中的一定载体和媒介来承担，社区因其自治和服务性质而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部分服务性活动。3、社区，是政府职能得以转移的载体，中国解放五十多年来，基层政府直接将政府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宣传贯彻到城市街道委员会、居委会。社区的出现，更加强化了这个载体的实际功能，公务员队伍将服务责任做到社区，社区党员成立党支部，双向互补、互动，这正体现了当前所倡导的：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基层社会组织不是无序发展，在自主管理中，始终以政府的决策为主导，政府也为社区的健康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和法律保障。4、社区是最基层的社会组织，具有非常良好的协调功能，这是社会稳定最不可或缺的组织形式。社会差别总是在资源配置上得到平衡，社会流动总是随着社会进步在延续，社会矛盾总是在变革中突现。社区是最初的协调组织，在相互冲撞的自我约束、自我平衡、自我管理、自我表现中磨合。5、社区是社会稳定的第一预警点，社会矛盾的突出点，如下岗就业、扶贫救助、文化教育、文明服务、医疗健康、治安环境。所以稳定社区，将稳定几类人群：退休和待业、下岗和失业、个体和私营业人员、农转非和农民工。稳定社区可以化解各类矛盾，同时发现冲突点，从而引导政府打开“安全阀”，实施紧急预案。6、社区自治是企业退休人员实行社会化管理服务的本质要求。从理论上讲，企业退休人员实行社会化管理服务本质上体现社会主权、反映社会自治和政治民主的程度。保护和实现社区成员的自身利益，社区通过自治整合社会资源，开展社区活动，解决了企业退休人员的后顾之忧，使其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社区自治使企业退休人员实现了由“企业人”向“社会人”转变，促使现代民主政治时代公民能力和“市民社会”的完善。二、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现状、模式在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上的差距自2003年6月中共中央公厅、国务院公厅转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关于积极推进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的意见》以来，全国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到2004年9月末，全国参加社会化管理服务的企业退休人员已达3619.9万人，社会化管理率为90.5%。上海、辽宁、北京列全国社会化管理率前三位。目前，全国已确定97个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重点联系城市。作为全国重点联系城市的有32个，其中直辖市4个，计划单列市3个，省会城市21个，大型国有企业较为集中的地市级城市4个；作为省级重点联系城市的有65个，其中省会城市6个。从全国来看，各地建立的离退休人员管理法不规范，除上海、大连、南宁等一些城市外，不少城市直接纳入社区管理的退休人员还比较少；各地乃至同一省内的不同地市工作进展不平衡，执行的统筹项目和标准很不统一，具体来说：1、目前我国社区建设面临的问题首先，居委会所担负的职责，表现出明显的功能不清，角色错位。集自治管理、行政管理、社会服务、经营管理于一身，实际上演变成了一个职能繁多，功能混杂的全能型组织，成了附属于街道事处的“政府的腿”。其次，由于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社会职能分化程度不高，政企不分、政社不分、企社不分的现象相当普遍和严重，社区居委会也就不得不承担大量与其应然角色不相符的职能。再次，社区居委会除了要完成政府各工作部门交的诸多任务外，还要忙于应付各种各样的检查评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对社区事务的过度介入导致了社区居委会工作“三多三少”现象的出现，即考核、检查多，材料、会议多，指派任务多；自己支配的时间少，走街串户少，为民服务少。这显然是与社区发展的初衷和目标背道而驰的。2、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社区服务设施用地紧张，硬件环境严重不足，退休人员养老服务的重要载体是社区服务，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社区服务设置在城市规划中很难有一席之地，在城市新开发区，由于规划时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社区功能的完善，因此社区管理和服务设施条件比较好。而在许多老城区，受土地和资金限制，不少社区居委会的日常公场地都相当局促，要为退休老人安排公益性的活动场所十分困难。其次，社区的组织结构不完整，服务人员工作经验不足，社会化管理的制度规范和基础性工作有待加强，虽说目前社区已有健全的街道、居委会组织和社会保障工作机构，但组织结构仍不完整，特别是自主管理和自我服务的民间组织和具有献身精神的自愿者队伍的缺乏，使社区的自组织能力较低，自组织机制没有真正形成。再次，对社会化管理的意义认识不到位，社会认同感较弱，从企业方面，一些企业认为退休职工与原单位脱钩由社区来管理，自己可以卸下担子、扔掉包袱了，于是很想一下脱手了之。在社区方面，有些社区认为街道居委工作千头万绪，再管理退休职工是增加额外负担。于是在交接工作中出现互不配合现象，影响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进程的有序推进。最后，退休人员的社会化管理起步不久，覆盖面还很低，主要局限于国有和集体企业的退休人员，还有很大一部分退休人员并未纳入社区管理的范畴：一是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二是非公经济的退休人员。目前非公经济已占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从业人员总量超过公有经济从业人员，这些人退休后如何融入社区管理网络，应及早作出制度性安排。3、社区建设模式探索（1）、沈阳模式沈阳市把社区定位在大于居委会、小于街道的层面上。它是以自然地缘为基础，以适度的管辖人口和服务半径为条件，以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前提，按照有利于管理、有利于自治、有利于社区资源的合理利用，有利于提高工作效能的原则调整组建的。社区的管辖规模原则上为1000～1500户。调整后社区平均规模由原先每个居委会500户扩大到1246户，其中规模最大的和平区东大社区为4800户，最小的沈河区光园社区仅管辖220户。经过调整，沈阳市新的社区主要分为四大类型：一是按照居民居住和单位自然地域划分的“板块型社区”；二是以封闭型的居民小区为单位的“小区型社区”；三是以职工家属聚居区为主体的“单位型社区”；四是依据社区不同功能特点划分的“功能型社区”。据统计，通过重新划分，沈阳市将原有的2753个居委会合并调整为1277个社区，其中板块型社区976个，小区型社区99个，单位型社区170个，功能型社区32个。沈阳市社区组织体系由社区党组织、社区成员大会或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委员会和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四大机构组成。实行“社区自治、议行分离”的原则，为社区成员的广泛参与提供了重要阵地，为推进基层民主创造了条件。但“沈阳模式”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没有明确界定社区自治组织与政府的职责及其相互关系，社区居民自治缺乏良好的体制环境；二是社区居民自治的运行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社区居民自治缺乏制度保证。（2）、青岛模式青岛市的社区建设工作是从推进社区服务入手的。在社区建设实践中，青岛市始终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街居（居委会）为依托，逐渐形成了基层基础工作社区化、社区建设社会化的管理新机制。它的特点就是把城市基层工作的着眼点、立足点放到每一个相对独立的居民区，赋予社区的管理职能和服务内容，充分利用原有社区服务中心已形成的服务组织、服务系统，逐步推进党的领导、依法管理和民主自治在城市基层的有机统一，加快新型社会主义文明社区建设。从1998年开始，青岛市按照便于服务管理、便于综合开发利用社区资源、便于民主自治的原则和地域性、认同感等社区构成要素，适当地界定了社区范围，将市内四城区居委会由原来的1176个调整为747个。在此基础上，又将调整后的居委会改建为521个社区居委会。目前，青岛市社区平均管辖户数1340户，其中最大的社区达到3000多户；最小的社区只有一百多户。青岛市积极探索以社区党建为核心，市北区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区委、区政府在大胆借鉴国内外社区管理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在本应设立街道事处的浮山后新区建立了街道层面的社区管理体制。其基本特点是不设传统的街道事处，管理架构由“一个领导核心、三套工作体系”构成，在对原有的街道事处的职能进行剥离的基础上，明确社区委员会、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和社区服务中心的职责权限，三套工作体系在社区党工委的统一领导下，既分工又合作，实现政社分开和社区居民自治，朝着建立“有限政府”的目标迈出了坚实的步伐。（3）重庆市江北区的做法根据《中共重庆市委公厅转发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关于加快推进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渝委发[2003]22号）精神，江北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抓落实，具体推行了四种模式的管理：第一是依托街道社区管理。在华新街、五里店、石马河街道进行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试点，重点开展对重庆制胶厂、重庆制球厂、重庆皮革模具厂、红旗木器厂、远大织布厂、重庆制皂总厂等六家破产企业退休人员为主的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在组织机构及管理人员安排上，在街道建立退休人员管理服务中心，行政上由街道事处管理，业务上接受区社保分局指导。由分管劳动就业的副主任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退休人员管理服务中心设主任一名，原则上由街道事处“社会服务管理科”科长兼任，并配备1—2名工作人员。第二是依托企业管理。这主要是针对原管理基础较好、退休人员相对集中的大中型企业，如长安集团、望江机械厂、天源化工厂、重庆钢铁集团中兴公司、前卫仪表厂、通用集团、华渝电器仪表总厂、第四建筑公司、建筑机械化公司、客车总厂、重庆船厂、重庆江北农场、长江建筑工程公司等企业。依托企业退管组织，现行管理体制不变，业务上由区劳动保障局、社保局进行指导，待社区保障平台运作成熟后，在逐步移交。至2004年底，依托企业管理的模式已全部被街道社区管理模式取代。一定时期内依托企业管理的模式，既保证了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的最终完成，又缓解了大量企业退休人员交给街道社区管理时给基础设施带来的巨大压力。第三是实行全面社会化管理。根据2005年2月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国资委、经委联合发文《关于加快推进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江北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重点抓了企业向街道的移交管理，尤其是针对五里店等几个典型社区的做法，向全区实行推广，保证企业在向街道移交退休人员的同时，做到经费移交到位，活动场所移交到位，严格按照交接程序和内容，确保管理经费、资产、档案、场地的全面交接。此外，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还通过协议形式，明确了接收程序以及企业在一定时期的责任，如：企业退休人员统筹项目外养老金，尚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企业退休人员医疗费等费用仍由原企业支付。第四是由区社保分局直接管理，保持原有管理体制。如重庆织布厂、冰洋冷冻机股份公司、重庆建筑五金厂、重庆造纸厂、江北盘溪造纸厂、重庆无线电一厂等破产企业。为了确保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的成功，江北区率先在五里店进行了创建示范社区活动，并从不同角度、不同内容总结试点经验，利用现场会、经验交流会、观摩会等形式在全市全区加以推广，以迅速提高江北区的社区建设在全国的领先地位。要作好新形势下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仅仅抓住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六个着力点，转变思想观念，创新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不断提高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水平，针对当前企业退休人员划归社区管理的新情况，应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应急处置等方面的法。要用创新的思维和发展的眼光，在建设上下功夫，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去引导和规范。三、构建和谐社会，完善社区服务功能定位在我国，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的核心内容是将退休人员由原来的企业管理纳入社区管理，使退休人员的终生管理服务主体角色由社区来扮演，这实际上是社区的一种功能复位。退休职工从单位回到社区，从“单位人”变为“社区人”，将对社区的管理服务产生一系列的需求，这就要求我们从退休老人的需求出发，不断完善社区的服务功能。根据我国城市社区的现状，目前应重点发展和完善的社区服务功能主要有：1、提供社会保障服务的基础平台，满足退休人员对养老保障服务的需求社会保障基础平台的基本要求一是建立健全的社区管理网络，即建立健全社会保障的基层组织机构和服务窗口，配备必要的人员，保证必要的经费，开展社会保障的社会化服务工作。二是按照国家政策，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三是建立全国联网的完善的社区退休人员养老金查询及社会化管理服务数据库。四是开展各种社会保障宣传，让社区居民了解各项社保政策。2、建立医疗保健服务网络，满足退休人员对医疗护理的需求拥有健康的身体和日常生病得到及时治疗，是老年人能否享有幸福的晚年生活的重要条件。因此社区应建立完善的医疗保健服务网络，向人们提供方便价廉的医疗服务。目前我国的许多城市社区，这方面的服务网络发展很快，但一些落后的城郊社区，特别是广大的农村社区，医疗卫生条件还相当落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日常健康保健的需求也与日俱增。所以建立完善的社区医疗保健服务网络，是现代社区的一个重要服务功能。3、提供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活动平台，满足退休人员发挥余热的需求社区化管理从本质上讲就是自主管理，要实现退休人员的社会化管理，必须恢复社区的自主管理和自我服务功能。因此现阶段在向社会化管理过渡中，作为区县级府派出机构的街道、乡镇行政管理部门，应在社区建设中注重向社区成员提供自主管理、自我服务的活动平台，在国家法律规范下，鼓励和指导各种民间社区服务组织的建立，为建立真正意义的社会化管理机制奠定基础。4、发展社区性的老年服务业，满足退休人员日常生活的多种需求从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趋势可以预见，未来老年人养老对社区的依赖性有逐渐趋强倾向。人的生活离不开社区，老年人退休后更是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社区里，而由社区为他们提供管理服务，因为离得更近，服务会更及时更贴心，社区的这些优势会使退休人员的晚年生活更有保障。因此在社区建设中，要注重发展老年服务业，包括老年服务产业和公益性的老年服务事业，以满足退休人员日常生活中的多种需求。5、完善教育文化娱乐设施，满足退休人员的文化和精神需求社区的核心内容是社区中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及其互动关系。社区成员正是在各种社会交往及互动过程中，培养起富有情感的社区意识，社区意识使社区成员产生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社区也应是一个增进成员社会化交往的平台。通过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扩大人们间的沟通。为此，要注重完善老年教育文化娱乐设施，举各种老年文化娱乐活动，丰富退休人员的晚年生活，满足其志趣爱好和精神文化需求。四、配套整合城市社区的组织资源，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好组织上的安排构建城市社区的基本模式必须在主题定位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社区内已有的组织资源,并根据主题发掘其新的功能.从目前城市社区内的组织资源来看,主要有:社会中介组织、基层党组织和居委会.这三种组织都具有非行政性和服务性的特点,与城市社区自治与服务的主题相吻合.通过她们不同的功能组合,构建起一种以社会中介组织为主导、以基层党组织为整合、以居委会为辅助的基本模式是比较理想的选择。首先、以社会中介组织为主导。社会中介组织已经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服务网络，大量的社会中介组织分担了城市管理的传统职能。在典型的“小政府、大社会”模式中，政府仅充当教练和裁判的角色，非政府非营利组织以及社区志愿者组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社会中介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优势在于：一方面，社会中介组织具有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的特点，可以在市场不为、政府不能的真空领域发挥作用，而且还可以弥补半行政化的居委会的不足，为社区实现自治提供条件；另一方面，社区服务兼有福利性和服务性的双重功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因此，政府必须有意识地制定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来扶助、培育和发展社区中介组织这一基础力量，使社会自立管理系统能迅速地运转起来，肩负起管理的职能、真正做到将社会服务还原社会。其次，以基层党组织为整合。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表明，社区整合的确需要有一个主导性的、有效的政治力量来引导和推动。可以发挥这种作用的除政府以外，还有政党和社会团体的力量。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关系的调整，群众的利益格局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变化，这就要求社区党组织一方面通过党对群众自治组织的政治领导，运用非行政性手段发挥党的政治引导作用，加强党对社区的影响和渗透，对社区力量和资源进行广泛的动员，推动社区建设的开展和社区共同的发育，另一方面加强自身的协调、指导、服务职能，关心群众生活，化解社会矛盾，把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协调好，增强社区成员对公共利益的认同度，维护社会稳定并引导群众自觉实现社区以至整个社会的奋斗目标做贡献。第三、以居委会为辅助。作为一个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城市居委会是一个能产生独特影响又极其便捷适用的组织资源，在城市社区管理中对社会中介组织和基层党组织是一种有效的辅助和补充。首先、居委会担当起“居民代言人”的角色。当社区成员寻求政府解决问题之前，居委会能及时介入，成为社会和政府之间的一个中间体，从而有效地把政府与基层社会连接起来。这样，社区成员的愿望就可以通过居委会实现而不必事事找政府，同时也能够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形成一个缓冲层，减轻基层社会和政府的直接冲突，使得城市社会的许多矛盾和问题能够即使被发现或解决。其次，居委会存在已久，在社区居民中有着较大的影响，具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它能够调动居民参与城市改革、发展与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可以促进社区居民经常性的相互接触，增进了解，有效地突破居民之间原来存在的陌生感和疏离感，形成相对牢固的亲和力和凝聚力，真正实现加强社区建设与管理的目标。五、构建和谐社会要加强社区法制建设首先，要进一步统一加强社区法制建设的思想，以此推进社区的各项法制建设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市委第八次党代大会关于加强社区工作的决定和任务。首先要在思想认识上明确以下几个问题：A.社区法制建设是依法治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门和工作基础，是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不可少的步骤；B.社区法制建设是加强和改善城市社会管理、提升社会管理能力的保障；C.社区法制建设是落实群众自治、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途径；社区建设的规范化、法制化，尽管还有一个过程，但必须抓紧进行，这是推进和落实依法治国、依法治市的必然和需要；是适应参加WTO的要求，依法加强国家和社会职能的重新构建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必要和需要，是城市发展、推进社会各项改革和城市法制化管理的必然和需要，是保持社会持续稳定和巩固基层政权，推进党和国家民主的必然和需要。其次，对目前社区组织的名称形式问题，如社区管理委员会、党支部领导下的社区协调委员会（或小组）等，似可进行一次论证。社区组织中的专业组织或者志愿工作者组织可以点明其肩负的职责，如文娱健身生活、法律咨询服务等，这样明确身份有利于开展工作。政府职能部门的职责和任务，凡涉及到限制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等的内容，应当由政府主管部门自己负责执法，绝不能推给群众自治组织去做。信息网络中，应当建立法制信息员，由他们来负责收集社区有关社会稳定、治安动态、人民生活切身利益等方面的信息，及时反映给政府有关部门供决策参考。凡没有政府主管部门委托或者签订合同、协议的事项，社区组织有权拒绝接受执行。再次、要抓紧社区的立法规范，社区组织应当明确在法律上：第一、它不是政府机构，不是政府的最下层机构。第二、它不是政府职能部门的执行机构。第三、它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居民委员会。第四、社区组织的规模，以便于群众充分发挥自治的活动范围为宜。既不能太大，也不能过小，应从各地居民分布的实际情况来确定，社区建制要以有利于群众实施自治为原则。明确社区组织的法定职责，理顺各方面的关系。我们认为，社区组织是由社区内的市民通过民主方式产生的自治组织，它的职责是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依据法律、法规，群策群力，对社区内的各种社会事务，要象居委会那样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让社区居民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管好社区内自身的事务和建设。积极建议和推进制订《社区组织法》，或者修订《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要通过制订《社区组织法》，或者修订《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或者制订《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细则》，或者以规范性文件形式作为过渡。保护改革的成果，稳定大局，促进社会和谐，需要从最基层的工作做起，需要党委政府各部门运用各种手段，调动各种资源，齐抓共管，从而掌握其规律和特点，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预见性。同时还要结合本地区的情况，有针对性的学习成功的社区建设模式，学习化解消极因素的方法，学习应急处置经济预案的实施尺度，学习在新形式下做好退休人员安定团结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对流动人口管理，对互联网的管理，疏堵结合，管教结合，充分发挥社区的功能作用，维护社会良好秩序，创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④ 应然权利 和实然权利分别是什么
应然权利指权利主体应该享有的或是应该获得的权利 法定权利指规定在规范性法律文件中的权利主体应享有或是获得的权利实然权利指的是权利主体实际上真正能够享有或是获得的权利
⑤ 我想知道有关农民工特殊地位及其法律保护的问题
随着中央与社会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对“农民工”应当予以社会关怀、权利保障的话题越来越多。笔者认为，对于“农民工”这样一个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社会群体多一些人文关怀，无疑对于几乎处于困境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会起到雪中送碳的效果；但是，如果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法律上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困境却无疑于杯水车薪。从我国法治建设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关键是：为什么“农民工”会成为一个需要社会予以特殊人文关怀的群体？“农民工”的权利得到保障，是一种应然的权利，还是城市对其赐予的恩惠？
形成“农民工”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是随着改革开放而出现的。新中国建立之后，为了尽快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实行了压低农副产品的价格以实现国家资金积累的政策；同时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从就业方面保证计划经济的实现，限制人员的流动与迁徒。在这种制度之下，农民除了考学、参军提干等一些为数不多的机会之外，不允许在城市居住、务工，只能在农村务农；因此，不会出现大范围的“农民工”，“农民工”也不会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并且，随着这种制度的实施，人们逐步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有某个城市户口的人即市民当然地就成了该城市的主人。随着城市建设的需要，城市自身的人口已不能满足城市人生活及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下才逐渐地允许农民进城务工。正是在计划经济时户籍管理制度所形成的观念，使得城市管理者与城市人员都把城市当作城市人的城市——即具有该城市户口人的城市；允许外地人进入本城市就成了一种恩惠，尤其是对于具有农民户口的人，在城市人看来，他们本来只能在农村种地，允许他们进城居住、务工就是天大的恩惠了。
户籍管理制度能够实现社会最大程度的稳定，但其却造成了城乡之间人们物质文化生活之间的巨大差距，因此，它是以严重损害社会公平与公民的自由迁徒的权利为代价的。并且，以户籍制度限制农村人员的流动，所产生的另一社会效果是农民的子女长大以后仍然只能当农民；工人（城市人）的子女长大以后却可以进工厂、当工人；并且，当时国家招收公务人员也将城镇户口作为一个必要的条件。比如，受这种思维惯性的影响，前一段时间某些中央国家机关招收公务员，就将具有北京市的户口作为报名的必要条件，实际上是将进入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作为北京人的专利了，对于其他地区的公民是非常不公平的。这样，一个人出生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对于一个人的命运在事实上具有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影响，将城乡之间的人与人的不平等延续到了下一代人身上，即出生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对于一个人的命运具有重要的甚至主要的影响。社会的发展与相对稳定应当建立在合理性的基础之上；显然，计划经济时期的户籍管理制度是与西方近代文艺复兴期间所形成的、作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的“人是生而平等的”的人文精神相悖的，因为，无论一个人出身如何，其在社会之中的地位与机会都应当是平等的。
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实践证明，“平均富裕”虽然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却不是现实的、理性的经济制度。一种现实的、理性的制度是“共同富裕”；因为，富裕既是一个可以用收入、支出等数字衡量的绝对概念，同时又是一种相对的标准。富裕的相对性即表现为不同的社会阶层对财产所有的不同，横向比较因不同的阶层而富裕程度不同；同时还表现为同一个社会主体随着财产的增加比过去富裕了，同一个人比过去富裕了即纵向的富裕。对于缺少资金、技术的绝大多数的农民而言，通过雇佣关系即依靠自身的劳动为雇主创造更多财富的同时，自身劳动所获得的报酬同样使自己的财富有所增加；因此，在雇佣劳动关系中，虽然雇主与劳动者之间在财富增长的程度上有所不同，即不能完全解决横向的“平均富裕”，但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共同富裕”，同时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为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为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发挥巨大的贡献。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农民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由于我国的人多地少，土地仅能满足人们解决温饱或勉强达到小康的水平；并且，由于农村中人多地少而形成了剩余劳动力，因此，只有解决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即农民从事其他工作后才能增加收入，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笔者认为，在土地无法实现农民的根本富裕、农民需要务工才能实现自身小康与富裕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农民通过打工实现自身的利益就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当务之急了。
二
我国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作为经济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包括劳动力资源在内的所有资源都应按照市场的需求进行配置；市场需要的仅是劳动力本身而非劳动者的身份，因此，对于劳动者不应再以“农民工”与其他劳动者进行区别。但是，现在农民进城务工者在城市中，仍然受到各种歧视；而现在农民进城务工所遇到的各种问题，都与城市的管理者与市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允许农民进城本身就是城市对于农民的恩赐这样的观念分不开的。比如，农民进城仅能够选择一些脏、累且收入不高、“城市人”不想干的工作；农民的子女在城市入学需要交纳对家长而言为数不菲的各种费用；拖欠工资严重侵犯农民务工者合法权利；农民务工者与其他职工同工不同酬等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正是这些现象，使得农民务工者因其农民的身份成为城市之中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从而现在有了“农民工”这样一个词语代表农民进城务工者。
我国是在发达国家制定了对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公平的游戏规则的条件下确立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不平等的游戏规则、产品缺少国际竞争力都会对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带来诸多的困难和不利因素；但如果认真总结西方社会市场经济形成、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可使得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少走弯路。比如，由于我国刚确立市场经济制度，我国的市场经济尚处于资本积累与集中的特殊时期，西方社会的资本积累过程中对劳动者的血腥压榨，并因此引发了劳资矛盾激化所形成的社会动荡的教训；现代西方市场经济相对完善的国家加强对劳动者权益特殊保护，使得社会矛盾趋于缓和的有益经验，都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同时，在我国的资本积累与集中的过程中，只有体现出对劳动者的特殊保护、避免或减少西方社会资本积累过程中的血腥与罪恶，才能体现我国市场经济维护多数人利益的社会主义性质，为市场经济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由于我国农民的人口占绝对多数，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和完善，构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者将逐步以原来的农民为主。
我国的1982宪法制定于改革开放初期，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定，私有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生力军，为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我国的宪法进行了几次修改，私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与此相联系的私营经济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也已写进了宪法。但是，我国宪法中的劳动者权利与保护还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比如，对于劳动者的权利，宪法仅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企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劳动者的权利；随着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对一些私营企业或个人之间因雇佣而形成的劳动关系，劳动者的地位与权利却没有明确的规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来源于社会各阶层的劳动者应予以平等地保护。
对劳动者平等地保护，不仅表现在宪法的不完善上，还体现在宪法实施过程中的不平等。比如，出现“农民工”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但根据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同时还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以及同工同酬的权利；国家实行义务教育；劳动者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提高报酬的权利等。根据这些宪法条文体现出来的精神内涵，应包含任何公民在就业机会、相同的劳动取得相同的报酬、所有的儿童均有享受国家实行的义务教育以及随着社会的发展而相应的报酬逐步增加等方面应具有的平等权利。显然农民在城市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却是严重违反宪法规定的，将“农民工”作为一个区别于其他务工者的特殊群体，自身就造成了对农民工在宪法实施中的歧视。
宪法不应仅停留在文字上，应是具体的存在；因为只有能变成社会具体存在的宪法才具有实际的价值。因此，国家机关作为宪法实施的主体，宪法应通过各级国家机关将宪法及其精神具体到社会存在中去。根据宪法的规定，构成我国的主体系“公民”而非“城市人”与“农民”，城市是国家的城市而不是“城市人的城市”，因此，笔者认为，每一位公民应在每一个城市具有相同的权利与义务。城市的政府作为城市的管理者，管理好城市是其应负的责任与义务；但同时，城市的政府作为国家的一级机关，还应具有履行好宪法中规定的国家义务的责任。农民工作为一名公民，其宪法上的权利政府应予以保障。比如，同样作为劳动者，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应具有和其他劳动者同样的选择工作、取得相同报酬的权利；农民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与城市儿童应享受同样义务教育的权利等。诚然，保障所有的公民应具有的宪法中的平等权利会给城市的政府带来很多的困难；但是农民进城务工者与其他公民应受到平等地对待系宪法规定的权利，而宪法的实施更为重要，因此政府自身具有的困难不应成为对农民工在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予以歧视性对待的理由与借口，国家机关所有的困难都应由国家机关自身想方设法予以解决。
三
随着我党对市场经济认识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能力的逐步增强，党中央提出了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和谐社会的科学理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而社会的和谐主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否能做到和谐，更多是由人们对自身对社会的认知、对自身在社会中地位的主动判断所决定的。建立和谐的社会需要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一个相对和谐社会的标志是能为绝大多数人的社会地位及法律上的权利得到国家的保护，同时更应包括绝大多数人自身对于自己在社会上的重要程度与平等地位感觉上的认同，即社会主体是否能够做到和谐，往往更多取决于社会绝大多数人是否得到了与其他人同样的权利与保护，是否从主观上认同自己和其他人同样的重要、自己已经溶入到了社会之中。由于农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我国的社会是否能够和谐往往取决于农民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取决于农民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能得到作为“公民”的地位与权利。关于现在农民工的素质问题同样成为人们尤其是专家学者们所关注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农民的文化素质与社会阅历目前阶段尚不高，但农民毕竟是由人组成的，是人就具有区别于“物”与“动物”的、作为人的基本属性的认知社会与自身思维的能力。农民的认知社会与进行思维的能力往往系以常识性的、感性的为主，但是，取决于农民是否能够和社会和谐相处的恰恰正是农民以自身常识性的、感性的认知方式所得出的判断，而非专家、学者们从逻辑性的、理性的认知方式所得出的结论；同时，农民以自身的方式对社会的认知、感受，并非完全与社会的真实状况相悖。比如，进城务工的农民自身的权利是否能够得到城市及城市人相同的权益与平等的地位，是否能够完全溶入到城市之中，往往就会成为农民们对于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感性认知，成为他们对于社会反映的方式之一。因此，笔者认为，如某些严重侵犯劳动者权益的事件仅是针对农民工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反复发生，即便是引起了整个社会对于“农民工”进行特殊关注与关怀，但社会的关注与关怀不能得到解决或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实现农民与社会其他主体的和谐只能是社会的管理者与城市人的一厢情愿了。因此，存在着“农民工”这样一个需要特殊人文关怀的群体，本身就是与将我国建设成为和谐的社会目的相悖的。
建设和谐的社会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一个人在幼年时期所受到的教育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往往将对其一生产生重要的影响；如农民工子女在义务教育方面受到城市的不平等待遇，这些子女对待社会、对待城市的直接的、感性的认识将会对其一生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现在绝大多数大中城市都以财政困难为由将农民工的子女排斥在城市义务教育规划之外，但这些城市在建设“民心河”、“民心广场”时，却不惜投入巨额资金，将城市的舒适度、美化作为赢得民心的重要手段，城市越来越漂亮甚至到达了豪华的地步，但财政对于实现统一的义务教育却无钱保障。笔者认为，显然政府建设这些“民心工程”是体现其政绩，已将进城务工人员排斥在“民”之外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历史上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在1986年被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裁决为“隔离但平等”，从而承认了种族间隔离的合法性。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因为种族隔离学校的问题而重新进入诉讼程序后，美国最高法院与联邦最高法院一致认为，黑白分校种族隔离制度违宪。首席法官沃伦在裁决书中指出，“教育是良好公民社会的基础，如果被剥夺教育机会，那么任何儿童都不可能在生活中获得成功。公共教育是州政府提供的机会，必须成为所有人都可以平等获得的权利”，最后，沃伦引用社会科学的调查数据，说明隔离对黑人学童所造成的心理伤害。“仅仅根据肤色、种族和出身而把黑人孩子与其他同年龄和资格的人相分离，会给人产生一种据其社会地位加以判断的等级差别感，这会以一种极难且根本无法弥补的途径影响他们的心灵和思想……本庭的结论是：公共教育事业决不容许‘隔离但平等’原则存在。隔离的教学设施，注定就是不平等。”
固然，美国的种族歧视并不会因为这一纸裁决而成为历史，现在美国种族之间的歧视仍然存在；但是，美国取消公共教育之间的隔离政策，无疑对于美国种族矛盾的缓和与和谐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美国最高法院在判决书中对公共教育对于一个人成长的影响、在社会公平中的地位与作用所作出精辟论断，对其他国家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应当看到，现在一些城市开始为农民工的子女专门建立学校以保障他们的义务教育，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专门为农民工子女建造的学校，无论从师资力量还是从硬件基础上与城市子女的学校都有着很大的差距；且专门为农民工子女建造学校本身就是一种差距。义务教育被称为基础教育，其原因除了在义务教育阶段应学习到一般的科学文化知识外，还在于培养孩子们健康的人格，因为作为社会组成主体的人的健康人格系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同时，西方国家一般将义务教育称为强制教育，说明了义务教育的主体是国家、并且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而实现的行为。因此，义务教育不仅是科学文化的教育，同时它更是培养一个人认知社会、培养人健康的人格的过程。而幼年生活在这样基础教育环境中的人，他们长大以后，怎能融入到社会、融入到城市中呢？如果这些在城市长大但却在城市的歧视下长大的孩子，他们会实现与城市人的和谐相处么？固然，实现城市中义务教育需要巨大的财政投入，城市也需要舒适、美化，但问题是任何一个社会，可供政府直接支配的财政经费都是有限的；城市以巨额的资金美化，而在义务教育方面对农民工的子女实行差别对待，这样的美化、舒适是为谁而建的？城市忽略了基础教育的统一规划而将农民工的子女作为“另类”予以差别对待，城市之中农民工子女与原城市人的子女在下一代难以实现和谐相处。
由于现代社会人口大规模的迁徙，且迁徙的主要目的为大中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大量涌入后，仅靠城镇的力量改变义务教育中的差别待遇也有一定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应根据社会人口迁徙的现状，在教育资金的投入中，由中央财政与城市财政共同承担起义务教育的统一规划，逐步取消城市中义务教育的差别状况，减少因为义务教育的差别对孩子们成长过程中的不平等待遇与因此而产生的自卑感。
笔者认为，建设和谐的社会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中，义务教育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因此，建设和谐的社会应从娃娃抓起，即首先应从城市的义务教育的统一规划，从所有的孩子能够平等地就学、接受平等的义务教育入手。
四
某经济特区的一位领导说，外来人员的文化素质已严重影响到该特区的经济发展与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显然其中低素质的人员主要成份是指到特区务工的农民；同时，许多发达城市已根据对经济发展的预测和城市功能性设施的建设，在制订自己实现“现代化”的时刻表了。外来人员的素质虽然很低，但它真的影响到了某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吗？同时说其影响到了某个区域的“现代化”进程，有些匪夷所思。“现代化”的概念包括物质的基础，但现代化仅包含了经济发展的水平与物质的基础吗？在我国绝大多数都是素质相对较低的农民的情况下，难道说为了实现某些区域内的现代化，就要将所谓的高素质人才集中在这些经济特区、大中城市内，建立一些“现代化”的桃花源吗？
由此笔者联想到了抗日战争前的上海。当时的上海并没有象现在那些急于实现“现代化”的城市那样限制人员的自由进入，也没有象现在急于实现“现代化”的城市那样为人员的进入设定数额及质量标准。旧上海不仅吸收由于失去土地而无法生存下去或不愿受地主的欺窄而到上海当工人的农民，在遇有自然灾难或战争引起的社会动乱时，还允许大批的难民自由涌入上海。无论是想到上海务工的“农民”，还是因自然灾害而为了生存下去逃荒到上海的难民，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文盲、半文盲，相对于现在所说的“农民工”文化素质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允许“低素质”的农民、难民自由进入上海寻找工作、寻求生活与生存下去的机会，并没有影响到当时上海的发展与繁荣，旧上海作为当时亚洲“现代化”的大都市地位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一是，虽然当时旧上海存在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残酷的现实与明显的社会不公；但是，在饿殍遍野、社会严重不公平、天灾人祸频繁发生系整个社会普遍现象的旧中国，上海毕竟为许多原“农民”提供了就业的机会，同时为进入上海的绝大多数难民提供了生活、生存下去的空间；二是，虽然当时旧上海的工人受到了资本家的压迫和残酷剥削，但由于农民是自愿进入上海务工的，说明了当时的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相对于封建地主的压迫和剥削要轻一些，做工人要比做农民的生活条件还要好一些。
由于我国产品中的科技、品牌含金量较低，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多为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在这样的企业中，廉价劳动力对于经济特区的经济腾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所谓的廉价劳动力，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因此，由于城市对农民务工人员在薪金、社会保障等费用的差别对待，大大降低了城市产品的成本，从而才使得经济特区与大中城市的经济能够得以发展；因此，大批的农民工进城不但没有成为城市的负担，反而为城市的经济快速发展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
诚然，如果进入经济特区、大中城市的务工人员都是非常高素质的人才，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会更快。但是，笔者认为，现代化应系一个既包含政治文明，又包含物质文明综合性的概念。而在政治文明的含义中，现代化应体现出一个区域或城市对于国家、对于整个社会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至少应遵守国家的法律以及现代法治精神。首先，按照我国现行的宪政体制，虽然我国设置了若干个经济特区，但是除了因历史原因而形成的香港、澳门两个行政特区外，并没有其他行政意义上的特区。我国经济特区仅享有某些特殊的经济政策外，并没有相对于其他区域的行政特权。涉及到人的自由流动与迁徒问题，笔者认为应属于公民在宪法之内的权利，根据《立法法》及其立法精神，对它的限制应具有法律的明确授权，属于国家范围内的权力。同时，由于一般的行政区域内并没有以“暂住证”限制人口长期居住、工作的权力，那些仅作为经济特区而非行政特区的区域，同样没有自行限制人员进入该区域居住、工作的权力。因此，仅允许高素质的人才自由进入固然可以为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生机与活力，实现区域的最快发展；但是，由于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应属于国家的权力，经济特区对农民工的限制并没有国家法律的明确授权。其次，从一个区域内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而言，任何一个地区都应享受高素质人才自由进入所带来利益的同时，应承担起允许一般素质或低素质人自由进入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再次，现代法治的含义应包含无论一个人的出身如何、受教育程度如何，都应受到政府与社会的平等对待；而某些特区将其他区域的低素质人才作为自己的负担，显然是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
目前，我国一些经济特区和大中城市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为了早日实现自己的“现代化”，以实行“暂住证”等行政方式限制外来人员尤其是来源于农民的务工人员的自由进入；同时，将办理长期户口作为吸引“人才”的一个措施而予以宣扬。笔者认为，这样的方式显然是希望自身能够成为脱离于国家权力、区别于其他行政区域的“行政特区”。这样置国家的宪政体制于不顾，并不想承担对国家、对社会应有责任的城市，与一个“现代化”城市所应具有的政治文明仍存在着天壤之别。因此，笔者认为，以禁止、限制农民自由进入为条件，将文化素质相对较低、但却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的进入视为自身的负担，仅考虑经济指标与物质基础的城市妄想实现“现代化”无疑是痴人说梦；同时，将“现代化”的标准仅考虑到“物”的因素而忽略了其中应具有政治文明与法治精神，显然是对“现代化”的亵渎。
综上，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形成了对农民务工人员的各种歧视，农民进城务工者自身应然的权利不能得到保障，使得农民工成为特别需要人文关怀与权利保障的特殊弱势群体；从而出现了将农民进城务工者与其他劳动者区别开来的“农民工”这样一个明显带有歧视性的词语，这自身就反映出了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在法律面前权利平等尚未能落到实处。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行，违宪审查已经开始探讨，并逐步在建立、完善违宪审查制度。因此，笔者认为，随着违宪审查制度的逐步建立与完善，农民进城务工后，在就业、劳动保障、同工同酬、子女就学等方面所应具有的、作为“公民”的宪法权利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到那时，自身就包含了歧视性“农民工”这个词语会成为历史；农民只有感受到自身的权益得到了保障、自身与其他社会主体的地位平等时，农民才能实现与社会的和谐相处，我国才能建立起一个相对和谐的社会；也只有“农民工”不带含有歧视性或“农民工”这个词语自身成为历史的时候，我国的现代化才有希望得以真正实现。
⑥ 应然法 （自然法） 与 实在法 （制定法）的区别
你咋关心起法理学了
应然法就是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正义之法。
应然法或理想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就是正义法，法律正义就是法中的应然性或理想性成分的主要体现。简单说来，应然就是应该怎样。
关于自然法的含义通常是指宇宙秩序本身中作为一切指定法制基础的关于正义的基本和终极的原则的集合。自然法的意义包括道德理论与法学理论，尽管二者的本质在逻辑上互不相干。根据自然法的伦理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支配人类行为的道德规范，起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或和谐的宇宙真理；而依照自然法的法学理论，法律准则的权威，至少部分来自针对那些准则所具道德优势的思量。
西方法学家对法律和分类之一,指各国在各个历史时期制定或认可的法律.
制定法是由国家享有立法权的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制定和公布的法律。
⑦ 基层治理如何()是决定因素
基层治理的成效如何，人才是决定性因素。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提出，推动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要始终把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基层治理的基础性工程，引导更多人才在基层汇聚、在基层成长、在基层成才，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和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大量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单位人”逐步变为“社会人”，城乡基层治理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基层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当前，农村致富带头人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匮乏、城市专业化的社区工作者欠缺，已成为制约我省城乡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因素。打破基层人才瓶颈，夯实基层治理的人才基础，已是当务之急。
夯实基层治理的人才基础，要选好配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群众富不富，关键在支部”“支部强不强，要看领头羊”，村党组织带头人有觉悟、有干劲、有能力、有群众基础和奉献精神，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才能搞好乡村治理，发展好村级经济。要在全省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以后，完善鼓励乡镇机关和事业单位干部任村党组织第一书记的政策措施，提倡符合条件的中心村、重点村、特色村党组织书记进入乡镇党委班子。广大优秀农民工在外开阔了眼界，积累了经验，是培育选拔带头人的重要来源，要深入实施优秀农民工回引培养工程，把更多优秀返乡农民工发展成党员、培养为村党组织带头人。
夯实基层治理的人才基础，要提高基层人才的专业化水平。乡村要重点培养本土人才，通过培育一批“土专家”“田秀才”、产业发展带头人、农村电商人才、农村职业经理人，打造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对教师、医生等专业人才，推行岗编适度分离机制，采取特设岗位等方式引进基层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城市社区要重点打造一支政治觉悟高、业务素养好、服务能力强、群众满意的社区工作者队伍。要研究制定社区工作者发展专项规划和政策措施，推进社区专职工作者专业化职业化体系建设。
夯实基层治理的人才基础，要加大投入保障力度，稳定人才队伍。在财力许可条件下，适当提高村干部待遇，进一步激发村干部干工作、抓发展的积极性。城市社区要加大激励力度，落实报酬待遇并形成正常增长机制，畅通社区工作者职业发展通道。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不断抓好基层人才队伍建设，为基层治理提供强大的人才基础和动力保障，才能不断提高基层治理效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要求。
⑧ 国家税权与政府税权的关系
在一定角度说，两者的范畴是一样的。其关系就象国家与政府的关系一样。
下面的文字可以帮助理解：
试论国家税权在两重层面上的确立
一、国家税权是现代国家的税收活动独有的范畴。
二、抽象的国家税权（国家征税之权力）经由宪法而确立。
三、从抽象到具体的国家税权：法律对税权的进一步确立。
四、具体的国家税权的属性：依据法定之债征税的权利。
五、将宪法和法律作为国家税权确立之基础的缘由与意义：一些补充阐释。
随着近二十年来我国法学研究的复兴，税法学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税权”概念从无到有、并被一些学者提到了“整个税法研究的核心”的高度。这表明在我们这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度中，人们已经能够开始从权利义务这一法学维度对古老的税收制度进行重新审视，在这一审视过程中，很多学者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包括对税权的体系与定位的论述。而狭义的税权即国家税权，作为税权研究的核心问题，更是引起了人们广泛的重视和注意。
然而，对于国家税权是现代国家独有的，还是从古代国家沿袭下来的；国家税权的确立是在国家产生之时，还是在被写入宪法之时等重要问题，学界似乎还有很多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而这些问题实际上对税权的其他问题的深入研究有着基原性的重要意义。故本文将就国家税权的确立展开讨论，以阐明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国家税权这一概念。尤其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国家税权才能被认为是使人民信服、具有拘束力的被确立和存在了，以及国家税权在不同条件下的性质认定，即是权力还是权利。
一、国家税权是现代国家的税收活动独有的范畴。
众所周知，税收活动自古即有，翻开中外史书，都不难发现对各种捐、税、赋、役的征收的描述。但古代这种征收和现代国家的税收活动是有着很大的差异的，表现在：
1、古代征税活动主要是依仗统治者的暴力后盾，无需特别的理由，因而实际上不为人民所信服；而现代税收活动的依据在于对公共需要的满足，如果运作良好，是能够得到人民的理解与支持的。
2、古代征税活动的深度和广度缺乏统一明确和固定的标准，甚至在所谓减负的税费改革后仍会有不断加重的趋势，即所谓“黄宗羲定律”；而现代税收活动中，税收活动和整个预算目标与经济形势紧密相关，有一定“量出为入”的色彩，加税和减税都是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常态。
3、古代征税活动是征税者单方面任意做出的，无需交税者同意；而现代税收活动中，每一项税收的出台，课税要素的调整，严格的说都应当经由纳税人或其代议机关的同意。
4、古代征税活动往往是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紧张感和不信任感产生的重要源泉，对其处置失当往往成为王朝更替的导火索。而现代税收活动只是国家行使社会服务职能的一种表现。
总之，古代和现代的征收税捐的活动的本质是不同的。笔者认为，前者实际上只不过是仗着一种“税力”，即一种可以迫使国民服从其征税活动的武力，任何人兵强马壮即可为之耳。而历史上不胜枚举的横征暴敛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哈特对强盗的命令和法律有什么区别的著名诘问一样，我们也很难实际上从一个考虑自身利益的普通的乡民的角度出发，看出一个当地山大王索要的摊派，和康熙乾隆等所谓明主圣君课征的税赋的区别，。
而现代税收活动虽然也有国家公权力在背后的支持，但从本质上说其得以进行，是因为国家具有一种“税权”，即合法性能够得到人民认可、人民信服和遵从的一种征税资格。强制力也只是征税的手段而不是根本依据。也就是说，现代征税活动并不是一种被权力支配的运作过程，而是国家和国民之间的一种利益的合理分配过程。有学者指出，“税法作为公私权力交融的法律部门，只能建立在私权与公权平等存在的法治国家的基础之上”，税法尚且如此，何况税权乎？因此，本文将在现代国家的背景下论述国家的税权的确立是通过何种途径，国家税权的性质如何等问题。这既是对现代国家税收合法性的一种诠释，也是对国家应当如何努力去凸现这种合法性的一种阐述。
二、抽象的国家税权（国家征税之权力）经由宪法而确立。
确立现代国家的国家税权这样的概念，首先必须考虑到国民拥有全部社会财富的应然性和国家进行税收活动的必需性这两大前提性假设。即一方面，现代国家奉行人民主权说，且事实上一切社会财富均由国民创造，所以国民理所当然是全部社会财富的拥有者。“作为脱离了市民社会而独立存在的政治国家，其本身并不具有生产能力，不能直接创造财富”，也没有只是为自己的存在而天然的分享社会财富的资格。
而另一方面，由于人民的公共需要或曰公共欲望需要被满足，却又“由于公共服务的消费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特征，决定其无法像私人物品一样由私人部门生产并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器供求关系，而只能由集体的代表：国家和政府来承担公共服务的费用支出者或公共需要的满足者的责任，国家和政府也就只能通过建立税收制度来筹措满足公共需要的生产资金”。
因此，为了满足自身整体的欲望即公共欲望或曰公共需要，人民必须对自我征税，而国家则是具体展开这项活动的唯一代表或者说是唯一工具。“这确实是人民在向他们自己征收赋税，这是根据权利的法律去行动的唯一的模式。这种做法可以通过代表人民的代表机构这样中间组织来完成。”人民通过创设国家来实现自我征税。即国家具有税权，是因为人民要满足自己的公共欲望，才把自我征税之权概括得让渡给了国家。公民的同意是是国家课税的合法性所在，“未经人民自己或其代表同意，决不应该对人民的财产课税”。
总之，在一个人民主权的现代国家中，国家既不能凭空使用暴力征税，也不是天然的具有征税的资格。而只是因为人民在创立国家的时候，出于服务自己的需要，而在创立国家的大契约——宪法中，用简洁、凝练的语言将征税之权概括地、抽象地让渡给了国家，国家才从此享有了向国民征税的资格：税权。也就是说，当宪法颁布，一个现代国家诞生之时，才初步确立了国家的税权。
那么，这种原本由人民整体享有，又统一让渡给国家的这种概括地、抽象征税权究竟是权力还是权利呢？
对此，我们看到，一方面，由于公共欲望的存在是不容个体社会成员怀疑和否定的客观事实，因此国家作为公共欲望的满足者，一经诞生后，成为不可逆转的、对国民而言具有强制性的存在。同时，公共欲望必须被不间断的、全方位的满足，因而税款的及时、足额征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但另一方面，由于公共物品具有用益上的非排他性，而个人所纳税款是明显直接的对财富的减损，且人们在实际中具体享有的公共物品往往并不直接与个体贡献大小对等。所以较之公共欲望的被满足感，人们纳税时的被剥夺感往往更直接、更强烈。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利的矛盾在这种场合下会凸现。人是本能的具备自利性的，“权利平等及其所产生的正义概念乃是出自每个人对自己的偏私”。“权利问题，无论安排得如何得当，或者如何值得称赞，人类都被认为只考虑他们自己。”人的个人利益和意志独立性会使他把自己对于公共事业所负的义务看作是一种无偿的贡献，而抛弃义务之为害于他人会远远小于因履行义务所加给自己的负担，从而导致不自觉履行义务现实的客观存在。
对这一税收内在矛盾的解决的办法是赋予公共契约以一定的集体强制力，以确保其在人民不自觉履行义务时得到履行。“这是一种基于一般公共自愿而产生的对具体个体的强制力，是一般公意赋予公共契约的执行机构以强制力。换句话说，虽然纳税就是享用公共产品的合乎逻辑的等同物，但由于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上的一定程度的对立，强制执行也就成为在实体上合法的了”。
因此，抽象的征税权是一种权力。这在实然的层面上也是能得到佐证的：我们看到，国家征税权在各国都已被视为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不仅在宪法中被列明，而且实际上是一种即使在修宪的时候都不可能被动摇的“自然权力”。在当代“租税国家”的情形下，无国家则无征税权，无征税权则无国家。
而这种国家征税的权力来源，仍然是人民的让渡，因为人民不可能让渡自己所不拥有的东西。国家代表人民行使的，正是“人民的税权或称国民的税权，是指国民整体享有的一项权力”。
三、从抽象到具体的国家税权：法律对税权的进一步确立。
抽象的国家税权的确立，使国家初步获得了从国民手中划分社会财富的资格。但这时国家还不能正式的展开征税活动、还不能实实在在的从国民手中获取社会财富。因为：
1、抽象国家的税权确立，只是一种对质而不是量的确立。国民概括的让渡给国家以税权，并不意味着国民对此后任意的征税活动的方向、深度、广度与频率都将赞同。
2、权力具有强制性和天然的扩张性，已为多种理论学说和实践经验所证实。如果允许国家仅凭单一概括的税收权力就直接进行税收活动，必然会国家税权对公民私人财产权的过分侵蚀的危险。
3、税收活动涉及国民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各种课税要素的确定和变动，对各方社会成员、利益集团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国民虽然整体上相对于国家有着一致的利益取向，但彼此之间的具体利益维度还是不一致的。虽然整体上认同国家征税的必要性，但对征税具体展开的方向、深度、广度、频率等还是会有不同的看法的。人民内部还需进行进一步的协商。
因此，国家税权通过宪法在抽象层面上被确立之后，还必须通过法律在具体的层面上得到进一步的确立，才能现实的成为征税机关活动的依据，能够指向特定的纳税人、并对之产生实实在在的拘束力。
这种在宪法授权之外的，法律对税权的第二重控制是必需的。因为宪法规定的一般只是纲领性的、最紧要的东西，只是对原则和框架的构建，“至于征税权向具体国家机关的配置、税收结构、征纳双方的具体权利义务关系等操作性内容，都不可能在宪法中予以详细明确规定。税收权力的安全高效运行必须有明确具体和可操作的税收法律规则提供保障。因此，宪法意义上的税收债权的具体实现还必须有专门税法予以规定。”“一部宪法所宣告的或应当宣告的规则并不是为了正在消逝的片刻，而是为了不断延展的未来。”故而，特定的税收事项只能也必须需要立法机关制定的相应的法律，做到“一税一法”，才能保证税收领域中的国家机关对公共权力的行使的每一个环节都被严格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符合人民让渡给国家以抽象税权时候的本意。这也就是学者所谓的：税收法定主义必须从一个宪法原则，走向具体税收法律规则领域，成为“支配税法全部内容的一项基本原则”。
另外，国家税权经由法律在具体层面上被确立的过程，一方面是对国家税权源自国民税权这一原理的进一步昭示。另一方面，国民如果能在税收法律制定过程中，感受到自身对每一项征税决定作出的参与权，感受到一项项具体的国家税权被确立的过程的真实性、民主性时，显然也会提高对国家税权的认同度和税收遵从意识，从而减少国家征税成本，节约社会财富。
四、具体的国家税权的属性：依据法定之债征税的权利。
通过一系列税收法律，具体的国家税权陆续形成，而其属性，乃是权利，是一种公法上的债的权利。征纳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可适用债法的一般原理。具体的国家税权的债权属性，可以从其如下特点中反映出来：
1、具体的国家税权的行使者是和国民/纳税人处在平等的层面上。
西方学者指出，现代法治的精义不是在于强调政府要维护和执行法律及秩序，而是在于政府本身要服从法律制度，不能不顾法律或重新制定适合本身利益的法律。也即个人和政府应当受制于同样的法律，个人与政府的关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在税收领域中，这一原理也显然适用。既然无论是抽象的税权还是具体的税权都需要人民的事先同意，既然国家的税权是通过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确立的，并且在行使的时候要始终遵守法律，那国家/征税机关就不可能是逾越于国民/纳税人之上。“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延伸到税收征纳关系中，就是征税机关和纳税人关系的平等性”。
2、具体的国家税权是一种基于等价交换的请求权。
当前，对税收本质作出比较合理解释的是“税收价格论”，即将税收视为是人们享受国家（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价格费用。
法律经济学也指出，“税收主要是用以支付的公用事业费。一种有效的财政税应该是要求公用事业使用人支付其使用的机会成本的税收” 。而公共选择学派同样认为，“从某种宽泛而有用的概念意义上讲，捐税也是一种由个人或个人团体为以集体方式提供的公共劳务所支付的‘价格’”。
这些观点显然和奥托-梅耶时代把税收法律关系理解成为一种隶属性法律关系的看法大相径庭，在那种关系中，国民必须无条件服从的国家课税权无疑是一种权力。而“税收价格论”下的国家的具体税权则只是源于双方存在着的等价交换关系而产生的请求权，国家在自身履行了义务（提供公共物品）的同时，自然有权要求国民履行纳税的义务。
所以，具体的国家税权和私法债权在其产生的合理性上趋同了，即要求对方履行的基础是两者之间存在着的公平的、等价交换关系，而不是某种不得不服从的权力的威慑。一方的履行，与其说是对对方要求的服从，不如说是对自己事先允诺的遵守。
3、国家/征税机关拥有的强制执行力，只是对税收债权的一种保障手段。
把税收同私债权类比时候的一个值得争议处可能在于征税机关具有执行上的强制力。但我们必须注意到：
首先，纳税人的纳税义务产生的依据仍然是在于对法定课税要素的满足，而不是对征税机关的强制执行力的服从义务。
其次，私债权也不排斥强制执行力，民事契约的违约相对方一般都有权通过法院的强制执行力来最终实现对自己的救济。权利义务关系比较明确的私债权，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不经过法院审查就产生强制执行力，如支付令制度。而税收之债一方面作为法定之债，课税要素是明文规定的，有公示性，其权利义务比普通私债权明确的多；另一方面，“税是喂养政府的娘奶”，公共欲望的满足、公共利益维护的需要具有特别的迫切性，有必要赋予了征税机关在税收中的一定的强制执行力。
再次，征税机关的通过强制执行力征收的税款不具有终局确定性，纳税人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寻求救济。这种强制执行力实际上效果只是相当于民事诉讼中的先予执行。而之所以赋予作为债权人的征税机关本身以强制力，一是出于效率的考虑；二也是如前所述的，法定之债相对更明确；三来行政机关的事后赔偿能力是有保证的，所以也不需要它在执行时提供担保。另外，如果征税机关的强制执行力违法使用了，同样会产生损害赔偿后果。处理方式可以说等同于对错误的民事先予执行的后果。
最后，我们注意到，并不是每一个行政机关都必然的具有强制力，所以征税机关具有的强制力还是应该从其使用强制力的合理性来源处进行探讨。而不能先验的认为，因为它具有强制力，所以其行使的征税活动只可能是在行使权力，而非权利。税收之债的权利人拥有的强制执行力，只能说明这种债权不同于普通私债权，而不能说明其不是债权。
4、 国民/纳税人具有和国家税权债权对应的债权请求权。
作为等价交换的契约之债，应该是双方都具有要求给付的请求权。国民/纳税人在宏观上取得的对价已经为我们所熟知：即具有享受公共物品、满足公共欲望的权利。
而与此同时，个体的纳税人也具有微观上的在税收过程的债权性质的请求权。例如根据我国税收法律，纳税人具有退税请求权，即在多纳、误纳税款的情况下，依据不当得利之债的法理享有的对相应税款的退还请求权。此外，在要求退还多缴税款的时候，还具有利息补偿权。“这些制度上的安排，实际上都是基于国家税收权利的债权性质而作出的”。也表明了纳税人享有的是特殊的公债权，而不是普通行政相对人的权利。
4、国家具体税权在形态上和私法契约债权具有相似性。
除上述几点外，民法学者还认为私债权的特征包括债权为相对权、债权的存在具有期限性、债权具有相容性、债权之间具有平等性等。我们发现这都能说明具体的国家税权乃是一项债权。
（1）在法治国家，每一项国家具体税权都应当由一部单行税法确立，即“一税一法”，且由于每部税法规定的相应的课税要素不同，其各自具有有限的适用范围，即一定的相对性。
（2）法律往往具有一定的适用期限，所以具体的国家税权会随着相关法律的效力的终止而终止，我们时常会看见一项税种停征的情形。所以，一项具体的国家税权和私法契约债权一样，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不会像抽象的、权力属性的国家税权那样与国家一起共存亡。
（3）同一项事物上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税收债权而相容，例如对同一项货物征收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
（4）各种具体的国家税权之间是平等的，如同债权之间的平等性一样。即使是一些立法和学者支持的“国税优于地税”原则，也已经式微了。至于一些特别法如《海商法》规定的对特别税种如船舶吨位税的特别优先权，也和法律规定的一些特别民事债权如海难救助款项的特别优先权一样，只是特定政策下的特例而已。
（5）双方在税收征纳中的争议，也可以由法院最终裁决。法院审查的并不限于征税机关的行为，还包括双方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的标的，即应纳税额及应纳期限。就如同对一项民事合同的履行争议进行的审查一样。
5、越来越多的私债法中的制度被运用于征税中，并且效果良好。
目前在税收领域中常用的对民事债法制度的借鉴，包括代位权、撤销权、纳税保证、抵押、质押、留置（海关征税时用）等。征税机关在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也一般是以民事主体的方式运作，遵循合同法、担保法、民事诉讼法等的规定来行使权利，并不享有作为行政机关的任何特权。有学者认为，既然我国《税收征管法》对税收代位权、撤销权等作出了规定，就说明立法“事实上对税收的债权性质作出了承认”，“实际上是把税收权力作为一种债权，按照一般的合同法的规定，来实现对国家税收权利的保护”。
五、将宪法和法律作为国家税权确立之基础的缘由与意义：一些补充阐释。
借用北野弘久教授所采用的一种称法，本文可以说是一种法实践论的研究，或曰一种应然性的研究。是对已经实然出现的法律制度、对各种权力和权利的来源以及继续的存在的合法性理由进行的阐释和论证。
尽管事实上，国家很早就拥有以武力为后盾的所谓征税的权力，但笔者认为不宜称之为“税权”，因为在现代国家之前：
1、所谓国家的征税权力只是源于自身所控制的暴力，和现代国家拥有的源自国民让渡的税权性质迥异。也不存在权利性质的国家税权。
2、国家虽然会间或给予人民轻徭薄赋或免征一类的税收方面的好处，但人民自身没有确定的、可依仗之进行斗争的税权，所以其税负实际上随时会由于国家的好恶而被更改。
3、国民缺乏税权方面的意识，涉税抗争有时只是经济负担过重时的本能反抗，要求的也只是负担的适当减轻；有时则会提出不切实际的口号如“闯王来了不纳粮”之类。
所以，对这些和现代法律术语体系完全隔膜的事实，贴上权力、权利的标签，笔者认为是不必要的。何况“税权”是一个崭新的词汇，更不需要将之套用在前现代国家。虽然实证的看，从“税力”到“税权”的变革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而是一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国民的力量增长，王权被限制和湮灭的过程的产物。但我们在理论上，将之区分开，并不应当是很困难的事情。
总之，前现代国家的赤裸裸的征收“皇粮”或者“税”的权力和一个现代国家的税权的本质区别不宜被忽视。事实上，学者们也已经把人民能否把交纳的“国税”和“皇粮”区分开，作为税法意识觉醒与否的标志。因此，本文认为只有通过宪法和法律的确立，才具有所谓的国家税权。
而强调通过抽象和具体层面上的两重控制，国家税权才被真正确立，是出于如下考虑：
首先，这在理念上具有积极意义。即尽管实证的看，现代国家在获得征税权时的确没真正举行过一个庄严的授权仪式，而更多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从历史上的旧国家形态那里的“继承”。但从理论上阐明人民对这种权力的“追授”，能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现代国家的本质，强化人民主权观念。这种对现实中制度的合法性的追问，目的是在于促使税收这样的侵权性活动符合其在一个人民主权的现代国家运作时应当具有的精神主旨，避免异化，使国家的征税行为始终在每一环节上遵从税收法治原则，以获得正当性和人民的信服。
其次，考虑到现在大多数国家都已经至少在表面上进入了“现代国家”。所以把宪法和法律看作税权确立的基础，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对实际情况的描述。因为宪法一经制定，就具有了逻辑上的“首位性”（primacy），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宪法的制定与颁布看作一个国家成为现代国家、即获得新生的标志。把一国宪法颁布的时刻，视为在一个全新的国家中从零开始，以崭新的内涵重新确立国家税权的一个时间上的原点。这样，最初确立的自然是和宪法同时产生的抽象的国家税权。而那一刻以后，税收单行法的陆续颁布，又使得种种税收法定之债，即具体的国家税收债权通过国民的不断同意而得以确立。国家和国民之间的税收法律关系在各种具体而微的层面上被一步步充实和细化。
第三，将国家的税权确立问题在宪法和法律两个层面上分开，还是出于对我国税收立法权被侵蚀之现状的特别回应。因为我国抽象的国家税权已被宪法确立虽然殆无异议，但具体的国家税权实际上却往往未经税收法律的正式确立，只是通过中央行政机关的决定，甚至税务部门的内部通告，即产生对国民的拘束力，这实际上似乎就是在意味着凭着一部宪法，国家就能随心所欲征税了，这无疑是对税收法定主义的严重违背，是危险而值得忧虑的。
第四、强调宪法和法律是税权的确立基础，意味着将国民财产权和国家财政权的冲突限制在制度框架内。论及我国现行税收合法性的危机，绝非危言耸听，已经有许多学者指出，由于我国税收领域法治氛围的缺乏，实际上导致了人民对税法认同度不够、遵从度不高等严重问题。“在只看到义务看不到权利的情况下，社会民众更倾向于将税收同我国封建时代长期存在的横征暴敛的苛捐杂税联系起来。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偷税逃税等行为不仅不会引起人们的谴责，反而有不少的认同者”。将国家税权确立的基础归结于宪法和法律，实际上也意味着国民可以而且应该有意识去积极努力，通过合法手段限制国家税权对自己的财产的侵蚀，而不是诉诸我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暴力抗税甚至具有极大毁坏性的农民革命等极端形式。
【注释】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04级经济法学硕士。出处：《财税法论丛》第八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1] 张守文：《税权的定位和分配》，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1期。
[2] 张守文：《税权的定位和分配》，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1期。另张守文：《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004年版也对税权理论作了较多阐述，尤其是对税权体系的建构，具有独到的开创性价值。
[3] 参见建文：《何谓“黄宗羲定律”》，《学习月刊》2003年第4期。秦晖：《“黄宗羲定律”与税费改革的体制化基础: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选择》，《税务研究》2003年第7期。
[4] 实际上，《大宪章》等历史性文件宣示的非经同意不得课税等原则，也只不过是纳税人和征税者之间无力斗争的结果。很难想象，如果12世纪贵族对约翰王、17世纪议会对查理一世的斗争未能成功的话，此等理念能在英国早早的实现为法律的信条。
[5] 吕忠梅、赵立新：《税法的宪政之维》，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6] “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见[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或“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见[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页。因此，所谓税收的合法性可认为是人民对税收的认可与支持。
[7] 吕忠梅、赵立新：《税法的宪政之维》，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8] 刘剑文著：《税法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9] [德]康德著：《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 156页。
[10]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9页。
[11]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2页。
[12] [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137页。
[13]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8页。
⑨ 为什么很多政策中农民工和城镇户口的都不一样呢比如住房公积金
随着中央与社会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对“农民工”应当予以社会关怀、权利保障的话题越来越多。笔者认为，对于“农民工”这样一个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社会群体多一些人文关怀，无疑对于几乎处于困境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会起到雪中送碳的效果；但是，如果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法律上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困境却无疑于杯水车薪。从我国法治建设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关键是：为什么“农民工”会成为一个需要社会予以特殊人文关怀的群体？“农民工”的权利得到保障，是一种应然的权利，还是城市对其赐予的恩惠？
形成“农民工”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是随着改革开放而出现的。新中国建立之后，为了尽快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实行了压低农副产品的价格以实现国家资金积累的政策；同时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从就业方面保证计划经济的实现，限制人员的流动与迁徒。在这种制度之下，农民除了考学、参军提干等一些为数不多的机会之外，不允许在城市居住、务工，只能在农村务农；因此，不会出现大范围的“农民工”，“农民工”也不会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并且，随着这种制度的实施，人们逐步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有某个城市户口的人即市民当然地就成了该城市的主人。随着城市建设的需要，城市自身的人口已不能满足城市人生活及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下才逐渐地允许农民进城务工。正是在计划经济时户籍管理制度所形成的观念，使得城市管理者与城市人员都把城市当作城市人的城市——即具有该城市户口人的城市；允许外地人进入本城市就成了一种恩惠，尤其是对于具有农民户口的人，在城市人看来，他们本来只能在农村种地，允许他们进城居住、务工就是天大的恩惠了。
户籍管理制度能够实现社会最大程度的稳定，但其却造成了城乡之间人们物质文化生活之间的巨大差距，因此，它是以严重损害社会公平与公民的自由迁徒的权利为代价的。并且，以户籍制度限制农村人员的流动，所产生的另一社会效果是农民的子女长大以后仍然只能当农民；工人（城市人）的子女长大以后却可以进工厂、当工人；并且，当时国家招收公务人员也将城镇户口作为一个必要的条件。比如，受这种思维惯性的影响，前一段时间某些中央国家机关招收公务员，就将具有北京市的户口作为报名的必要条件，实际上是将进入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作为北京人的专利了，对于其他地区的公民是非常不公平的。这样，一个人出生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对于一个人的命运在事实上具有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影响，将城乡之间的人与人的不平等延续到了下一代人身上，即出生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对于一个人的命运具有重要的甚至主要的影响。社会的发展与相对稳定应当建立在合理性的基础之上；显然，计划经济时期的户籍管理制度是与西方近代文艺复兴期间所形成的、作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的“人是生而平等的”的人文精神相悖的，因为，无论一个人出身如何，其在社会之中的地位与机会都应当是平等的。
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实践证明，“平均富裕”虽然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却不是现实的、理性的经济制度。一种现实的、理性的制度是“共同富裕”；因为，富裕既是一个可以用收入、支出等数字衡量的绝对概念，同时又是一种相对的标准。富裕的相对性即表现为不同的社会阶层对财产所有的不同，横向比较因不同的阶层而富裕程度不同；同时还表现为同一个社会主体随着财产的增加比过去富裕了，同一个人比过去富裕了即纵向的富裕。对于缺少资金、技术的绝大多数的农民而言，通过雇佣关系即依靠自身的劳动为雇主创造更多财富的同时，自身劳动所获得的报酬同样使自己的财富有所增加；因此，在雇佣劳动关系中，虽然雇主与劳动者之间在财富增长的程度上有所不同，即不能完全解决横向的“平均富裕”，但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共同富裕”，同时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为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为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发挥巨大的贡献。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农民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由于我国的人多地少，土地仅能满足人们解决温饱或勉强达到小康的水平；并且，由于农村中人多地少而形成了剩余劳动力，因此，只有解决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即农民从事其他工作后才能增加收入，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笔者认为，在土地无法实现农民的根本富裕、农民需要务工才能实现自身小康与富裕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农民通过打工实现自身的利益就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当务之急了。
二
我国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作为经济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包括劳动力资源在内的所有资源都应按照市场的需求进行配置；市场需要的仅是劳动力本身而非劳动者的身份，因此，对于劳动者不应再以“农民工”与其他劳动者进行区别。但是，现在农民进城务工者在城市中，仍然受到各种歧视；而现在农民进城务工所遇到的各种问题，都与城市的管理者与市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允许农民进城本身就是城市对于农民的恩赐这样的观念分不开的。比如，农民进城仅能够选择一些脏、累且收入不高、“城市人”不想干的工作；农民的子女在城市入学需要交纳对家长而言为数不菲的各种费用；拖欠工资严重侵犯农民务工者合法权利；农民务工者与其他职工同工不同酬等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正是这些现象，使得农民务工者因其农民的身份成为城市之中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从而现在有了“农民工”这样一个词语代表农民进城务工者。
我国是在发达国家制定了对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公平的游戏规则的条件下确立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不平等的游戏规则、产品缺少国际竞争力都会对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带来诸多的困难和不利因素；但如果认真总结西方社会市场经济形成、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可使得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少走弯路。比如，由于我国刚确立市场经济制度，我国的市场经济尚处于资本积累与集中的特殊时期，西方社会的资本积累过程中对劳动者的血腥压榨，并因此引发了劳资矛盾激化所形成的社会动荡的教训；现代西方市场经济相对完善的国家加强对劳动者权益特殊保护，使得社会矛盾趋于缓和的有益经验，都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同时，在我国的资本积累与集中的过程中，只有体现出对劳动者的特殊保护、避免或减少西方社会资本积累过程中的血腥与罪恶，才能体现我国市场经济维护多数人利益的社会主义性质，为市场经济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由于我国农民的人口占绝对多数，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和完善，构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者将逐步以原来的农民为主。
我国的1982宪法制定于改革开放初期，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定，私有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生力军，为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我国的宪法进行了几次修改，私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与此相联系的私营经济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也已写进了宪法。但是，我国宪法中的劳动者权利与保护还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比如，对于劳动者的权利，宪法仅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企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劳动者的权利；随着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对一些私营企业或个人之间因雇佣而形成的劳动关系，劳动者的地位与权利却没有明确的规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来源于社会各阶层的劳动者应予以平等地保护。
对劳动者平等地保护，不仅表现在宪法的不完善上，还体现在宪法实施过程中的不平等。比如，出现“农民工”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但根据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同时还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以及同工同酬的权利；国家实行义务教育；劳动者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提高报酬的权利等。根据这些宪法条文体现出来的精神内涵，应包含任何公民在就业机会、相同的劳动取得相同的报酬、所有的儿童均有享受国家实行的义务教育以及随着社会的发展而相应的报酬逐步增加等方面应具有的平等权利。显然农民在城市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却是严重违反宪法规定的，将“农民工”作为一个区别于其他务工者的特殊群体，自身就造成了对农民工在宪法实施中的歧视。
宪法不应仅停留在文字上，应是具体的存在；因为只有能变成社会具体存在的宪法才具有实际的价值。因此，国家机关作为宪法实施的主体，宪法应通过各级国家机关将宪法及其精神具体到社会存在中去。根据宪法的规定，构成我国的主体系“公民”而非“城市人”与“农民”，城市是国家的城市而不是“城市人的城市”，因此，笔者认为，每一位公民应在每一个城市具有相同的权利与义务。城市的政府作为城市的管理者，管理好城市是其应负的责任与义务；但同时，城市的政府作为国家的一级机关，还应具有履行好宪法中规定的国家义务的责任。农民工作为一名公民，其宪法上的权利政府应予以保障。比如，同样作为劳动者，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应具有和其他劳动者同样的选择工作、取得相同报酬的权利；农民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与城市儿童应享受同样义务教育的权利等。诚然，保障所有的公民应具有的宪法中的平等权利会给城市的政府带来很多的困难；但是农民进城务工者与其他公民应受到平等地对待系宪法规定的权利，而宪法的实施更为重要，因此政府自身具有的困难不应成为对农民工在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予以歧视性对待的理由与借口，国家机关所有的困难都应由国家机关自身想方设法予以解决。
三
随着我党对市场经济认识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能力的逐步增强，党中央提出了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和谐社会的科学理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而社会的和谐主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否能做到和谐，更多是由人们对自身对社会的认知、对自身在社会中地位的主动判断所决定的。建立和谐的社会需要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一个相对和谐社会的标志是能为绝大多数人的社会地位及法律上的权利得到国家的保护，同时更应包括绝大多数人自身对于自己在社会上的重要程度与平等地位感觉上的认同，即社会主体是否能够做到和谐，往往更多取决于社会绝大多数人是否得到了与其他人同样的权利与保护，是否从主观上认同自己和其他人同样的重要、自己已经溶入到了社会之中。由于农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我国的社会是否能够和谐往往取决于农民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取决于农民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能得到作为“公民”的地位与权利。关于现在农民工的素质问题同样成为人们尤其是专家学者们所关注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农民的文化素质与社会阅历目前阶段尚不高，但农民毕竟是由人组成的，是人就具有区别于“物”与“动物”的、作为人的基本属性的认知社会与自身思维的能力。农民的认知社会与进行思维的能力往往系以常识性的、感性的为主，但是，取决于农民是否能够和社会和谐相处的恰恰正是农民以自身常识性的、感性的认知方式所得出的判断，而非专家、学者们从逻辑性的、理性的认知方式所得出的结论；同时，农民以自身的方式对社会的认知、感受，并非完全与社会的真实状况相悖。比如，进城务工的农民自身的权利是否能够得到城市及城市人相同的权益与平等的地位，是否能够完全溶入到城市之中，往往就会成为农民们对于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感性认知，成为他们对于社会反映的方式之一。因此，笔者认为，如某些严重侵犯劳动者权益的事件仅是针对农民工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反复发生，即便是引起了整个社会对于“农民工”进行特殊关注与关怀，但社会的关注与关怀不能得到解决或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实现农民与社会其他主体的和谐只能是社会的管理者与城市人的一厢情愿了。因此，存在着“农民工”这样一个需要特殊人文关怀的群体，本身就是与将我国建设成为和谐的社会目的相悖的。
建设和谐的社会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一个人在幼年时期所受到的教育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往往将对其一生产生重要的影响；如农民工子女在义务教育方面受到城市的不平等待遇，这些子女对待社会、对待城市的直接的、感性的认识将会对其一生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现在绝大多数大中城市都以财政困难为由将农民工的子女排斥在城市义务教育规划之外，但这些城市在建设“民心河”、“民心广场”时，却不惜投入巨额资金，将城市的舒适度、美化作为赢得民心的重要手段，城市越来越漂亮甚至到达了豪华的地步，但财政对于实现统一的义务教育却无钱保障。笔者认为，显然政府建设这些“民心工程”是体现其政绩，已将进城务工人员排斥在“民”之外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历史上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在1986年被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裁决为“隔离但平等”，从而承认了种族间隔离的合法性。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因为种族隔离学校的问题而重新进入诉讼程序后，美国最高法院与联邦最高法院一致认为，黑白分校种族隔离制度违宪。首席法官沃伦在裁决书中指出，“教育是良好公民社会的基础，如果被剥夺教育机会，那么任何儿童都不可能在生活中获得成功。公共教育是州政府提供的机会，必须成为所有人都可以平等获得的权利”，最后，沃伦引用社会科学的调查数据，说明隔离对黑人学童所造成的心理伤害。“仅仅根据肤色、种族和出身而把黑人孩子与其他同年龄和资格的人相分离，会给人产生一种据其社会地位加以判断的等级差别感，这会以一种极难且根本无法弥补的途径影响他们的心灵和思想……本庭的结论是：公共教育事业决不容许‘隔离但平等’原则存在。隔离的教学设施，注定就是不平等。”
固然，美国的种族歧视并不会因为这一纸裁决而成为历史，现在美国种族之间的歧视仍然存在；但是，美国取消公共教育之间的隔离政策，无疑对于美国种族矛盾的缓和与和谐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美国最高法院在判决书中对公共教育对于一个人成长的影响、在社会公平中的地位与作用所作出精辟论断，对其他国家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应当看到，现在一些城市开始为农民工的子女专门建立学校以保障他们的义务教育，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专门为农民工子女建造的学校，无论从师资力量还是从硬件基础上与城市子女的学校都有着很大的差距；且专门为农民工子女建造学校本身就是一种差距。义务教育被称为基础教育，其原因除了在义务教育阶段应学习到一般的科学文化知识外，还在于培养孩子们健康的人格，因为作为社会组成主体的人的健康人格系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同时，西方国家一般将义务教育称为强制教育，说明了义务教育的主体是国家、并且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而实现的行为。因此，义务教育不仅是科学文化的教育，同时它更是培养一个人认知社会、培养人健康的人格的过程。而幼年生活在这样基础教育环境中的人，他们长大以后，怎能融入到社会、融入到城市中呢？如果这些在城市长大但却在城市的歧视下长大的孩子，他们会实现与城市人的和谐相处么？固然，实现城市中义务教育需要巨大的财政投入，城市也需要舒适、美化，但问题是任何一个社会，可供政府直接支配的财政经费都是有限的；城市以巨额的资金美化，而在义务教育方面对农民工的子女实行差别对待，这样的美化、舒适是为谁而建的？城市忽略了基础教育的统一规划而将农民工的子女作为“另类”予以差别对待，城市之中农民工子女与原城市人的子女在下一代难以实现和谐相处。
由于现代社会人口大规模的迁徙，且迁徙的主要目的为大中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大量涌入后，仅靠城镇的力量改变义务教育中的差别待遇也有一定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应根据社会人口迁徙的现状，在教育资金的投入中，由中央财政与城市财政共同承担起义务教育的统一规划，逐步取消城市中义务教育的差别状况，减少因为义务教育的差别对孩子们成长过程中的不平等待遇与因此而产生的自卑感。
笔者认为，建设和谐的社会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中，义务教育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因此，建设和谐的社会应从娃娃抓起，即首先应从城市的义务教育的统一规划，从所有的孩子能够平等地就学、接受平等的义务教育入手。
四
某经济特区的一位领导说，外来人员的文化素质已严重影响到该特区的经济发展与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显然其中低素质的人员主要成份是指到特区务工的农民；同时，许多发达城市已根据对经济发展的预测和城市功能性设施的建设，在制订自己实现“现代化”的时刻表了。外来人员的素质虽然很低，但它真的影响到了某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吗？同时说其影响到了某个区域的“现代化”进程，有些匪夷所思。“现代化”的概念包括物质的基础，但现代化仅包含了经济发展的水平与物质的基础吗？在我国绝大多数都是素质相对较低的农民的情况下，难道说为了实现某些区域内的现代化，就要将所谓的高素质人才集中在这些经济特区、大中城市内，建立一些“现代化”的桃花源吗？
由此笔者联想到了抗日战争前的上海。当时的上海并没有象现在那些急于实现“现代化”的城市那样限制人员的自由进入，也没有象现在急于实现“现代化”的城市那样为人员的进入设定数额及质量标准。旧上海不仅吸收由于失去土地而无法生存下去或不愿受地主的欺窄而到上海当工人的农民，在遇有自然灾难或战争引起的社会动乱时，还允许大批的难民自由涌入上海。无论是想到上海务工的“农民”，还是因自然灾害而为了生存下去逃荒到上海的难民，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文盲、半文盲，相对于现在所说的“农民工”文化素质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允许“低素质”的农民、难民自由进入上海寻找工作、寻求生活与生存下去的机会，并没有影响到当时上海的发展与繁荣，旧上海作为当时亚洲“现代化”的大都市地位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一是，虽然当时旧上海存在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残酷的现实与明显的社会不公；但是，在饿殍遍野、社会严重不公平、天灾人祸频繁发生系整个社会普遍现象的旧中国，上海毕竟为许多原“农民”提供了就业的机会，同时为进入上海的绝大多数难民提供了生活、生存下去的空间；二是，虽然当时旧上海的工人受到了资本家的压迫和残酷剥削，但由于农民是自愿进入上海务工的，说明了当时的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相对于封建地主的压迫和剥削要轻一些，做工人要比做农民的生活条件还要好一些。
由于我国产品中的科技、品牌含金量较低，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多为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在这样的企业中，廉价劳动力对于经济特区的经济腾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所谓的廉价劳动力，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因此，由于城市对农民务工人员在薪金、社会保障等费用的差别对待，大大降低了城市产品的成本，从而才使得经济特区与大中城市的经济能够得以发展；因此，大批的农民工进城不但没有成为城市的负担，反而为城市的经济快速发展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
诚然，如果进入经济特区、大中城市的务工人员都是非常高素质的人才，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会更快。但是，笔者认为，现代化应系一个既包含政治文明，又包含物质文明综合性的概念。而在政治文明的含义中，现代化应体现出一个区域或城市对于国家、对于整个社会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至少应遵守国家的法律以及现代法治精神。首先，按照我国现行的宪政体制，虽然我国设置了若干个经济特区，但是除了因历史原因而形成的香港、澳门两个行政特区外，并没有其他行政意义上的特区。我国经济特区仅享有某些特殊的经济政策外，并没有相对于其他区域的行政特权。涉及到人的自由流动与迁徒问题，笔者认为应属于公民在宪法之内的权利，根据《立法法》及其立法精神，对它的限制应具有法律的明确授权，属于国家范围内的权力。同时，由于一般的行政区域内并没有以“暂住证”限制人口长期居住、工作的权力，那些仅作为经济特区而非行政特区的区域，同样没有自行限制人员进入该区域居住、工作的权力。因此，仅允许高素质的人才自由进入固然可以为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生机与活力，实现区域的最快发展；但是，由于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应属于国家的权力，经济特区对农民工的限制并没有国家法律的明确授权。其次，从一个区域内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而言，任何一个地区都应享受高素质人才自由进入所带来利益的同时，应承担起允许一般素质或低素质人自由进入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再次，现代法治的含义应包含无论一个人的出身如何、受教育程度如何，都应受到政府与社会的平等对待；而某些特区将其他区域的低素质人才作为自己的负担，显然是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
目前，我国一些经济特区和大中城市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为了早日实现自己的“现代化”，以实行“暂住证”等行政方式限制外来人员尤其是来源于农民的务工人员的自由进入；同时，将办理长期户口作为吸引“人才”的一个措施而予以宣扬。笔者认为，这样的方式显然是希望自身能够成为脱离于国家权力、区别于其他行政区域的“行政特区”。这样置国家的宪政体制于不顾，并不想承担对国家、对社会应有责任的城市，与一个“现代化”城市所应具有的政治文明仍存在着天壤之别。因此，笔者认为，以禁止、限制农民自由进入为条件，将文化素质相对较低、但却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的进入视为自身的负担，仅考虑经济指标与物质基础的城市妄想实现“现代化”无疑是痴人说梦；同时，将“现代化”的标准仅考虑到“物”的因素而忽略了其中应具有政治文明与法治精神，显然是对“现代化”的亵渎。
综上，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形成了对农民务工人员的各种歧视，农民进城务工者自身应然的权利不能得到保障，使得农民工成为特别需要人文关怀与权利保障的特殊弱势群体；从而出现了将农民进城务工者与其他劳动者区别开来的“农民工”这样一个明显带有歧视性的词语，这自身就反映出了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在法律面前权利平等尚未能落到实处。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行，违宪审查已经开始探讨，并逐步在建立、完善违宪审查制度。因此，笔者认为，随着违宪审查制度的逐步建立与完善，农民进城务工后，在就业、劳动保障、同工同酬、子女就学等方面所应具有的、作为“公民”的宪法权利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到那时，自身就包含了歧视性“农民工”这个词语会成为历史；农民只有感受到自身的权益得到了保障、自身与其他社会主体的地位平等时，农民才能实现与社会的和谐相处，我国才能建立起一个相对和谐的社会；也只有“农民工”不带含有歧视性或“农民工”这个词语自身成为历史的时候，我国的现代化才有希望得以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