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模式分析

❶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参考基点

与规制分析的不同，激励分析关注在政府向市场或社会购买公共服务的经济行为中，如何以制度鼓励与促进参与主体的发展，进而形成公共服务购买模式长久运作的机制。由此便形成了激励分析政府购买服务的基本面。
1.政府经济行为市场化的定位
政府购买，从上述的定义和名称的用词上看，是政府作为经济主体购买市场中服务的行为，学理上将之归结为“政府经济行为”。观诸政府经济行为的研究，自上世纪80-90年代至今，便有颇多的研究文献从规范化、规制政府失灵的角度出发剖析此问题，而于新近则形成了诸如管斌为代表的对政府经济行为作一博士论文层面的系统分析。 与此成熟的规制分析不同，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激励性的把握上，市场化的基本定位确需明晰：一则明确市场化购买的动因；二则其购买的要素，即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和购买服务的范围；再则确认政府购买服务的法律程式以规范其运作。
2.专业化服务释放社会组织的功能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借助专业服务机构的优势完成公共服务提供的举措。在打破公共服务政府垄断、单一提供局面的同时，引导民间主体、民间资本多方地参与，推动社会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并促成市场组织功能领域的拓展。以企业服务外包的成功案例为借鉴，专业化公共服务的提供可改观当前我国公共服务多元化提供能力的不足。于是，经济法激励的着眼点则是如何通过制度促进社会组织体的培育，是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又一核心的要素。
3.公私契约化合作的权利型导向
政府购买服务区别于以往政府包办、政府补贴等传统的公共服务提供方式，以契约化生成公私合作模式。此类基于合同委托而产生的公共服务提供模式，是出于社会公共服务组织权利的维护：一则可保持社会公共服务组织体应有的主体独立性而非职能授予下的非独立性，二则可明确服务的事项而并非事务的随意指定，更不会产生如俄罗斯政府主导下社会组织偏离自身既有角色定位的冲突。

❷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理论基础

1.激励经济学理论的借鉴
在经济学理论中，“激励性规制”已不是陌生的微观经济学语词，作为对既有规制理论的反思，经济学理论做了二维性的诠释，即认为部分规制的目的指向不单单是单向度的约束，而另有引导、激励性的一面。例如特许投标以特许权激励私人或组织体完成某一事务，区域间竞争规制引导双方或多方合作的实现，改观了管制、约束引致的理论僵局。经济学上的这一理论，对经济法规制理念的转变颇有借鉴意义，尤其适用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这一多元主体合作的领域。政府向社会公共服务组织购买服务，并与之形成契约式合作，如何保证其合作的持久需要制度的切实激励。于是，作为对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回应，经济法必然将激励性规制的经济学理论融入其分析研究的视角中，生成了日本学者金泽良雄先生所提出的二维划分规制的理论。其中促进保护的“积极性规制”便是经济法视角激励分析的理论成因。
2.公私多元合作与放松规制的理念
就国际公共服务发展趋势而言，政府单一提供的模式早已不适用于公共服务领域，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参与和补充服务的功能则日渐受到重视，以致多元主体公私合作的模式日渐成为管理学一再主张的公共服务提供模式。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可避免政府包办服务单一性、资源和能力有限性等弊病，满足民众对公共服务多元化的需求，更能激励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购买。
西方国家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上，经历了从规制向放松规制的转变，公共服务的公私合作模式在以社会主导抑或私化运作的格局形成强大的生命力。美国90%以上的公共服务通过私化外包的方式转包，欧洲福利国家以社会组织承接服务的形式构建“政府--社会”二元提供公共服务的格局。两种模式各有特色，其共性地特点在于放松规制，借助市场、社会组织的优势，增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3.法权互动理论的佐证
一改传统法权“互侵”的局面，现、当代经济法在对待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上更强调两者的“互动”，即主张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协调。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政府将公共服务委托给社会公共服务组织提供，倘若以政府的权力侵及社会公共服务组织的权利，则无以有效激发后者提供公共服务的动力。于是，法权互动的理论力求凸显服务组织的权利，以恰当的法权分配保障社会组织体的权利，从而激励主体功能的发挥。
由此可见，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内含激励的要素，经济法将激励作为其基本的分析工具时，则应注重以制度的激励契合其内在激励性的需求。

❸ 运用政治生活的有关知识，分析说明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上应怎样推进

大力推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能够有效解决一些领域公共服务质量效率不高、规模不足和发展不平衡等突出问题，提升公共服务的水平和效率，这有利于改善民生，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创新社会治理。近年来，一些地方立足实际，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渐进式的探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同时，也存在进展程度不一，做法不尽相同等问题。当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表现为：
一是政府认识不到位，对己有利的事情不愿交出去，反之则想甩包袱推责任；习惯于“政府配菜”，不习惯“群众点菜”，购买服务流于形式；对哪些属于公共服务，哪些公共服务通过购买方式解决，尚未作出明晰界定等。
二是运行机制不完善，购买服务的范围不明确，购买服务的招投标机制有待规范，有效的资金保障机制亟待建立等。
三是社会组织缺乏竞争力，现有独立社会组织能力偏弱，对即将到来的政府购买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承接所有政府购买服务的内容。如果政府开展更多购买服务，面临着想购买却无社会组织服务的尴尬境地。
四是监管制度不完善，实践中缺乏一个专门机构对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果进行科学系统的监管与评估。
正确认识、积极稳妥地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工作，需要不断创新和完善服务提供方式，这是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
1.转变政府治理理念，进一步强化公共服务职能。确立治理理念，实现“传统管理思维”向“现代治理逻辑”转变，发挥政府与社会力量各自功能优势，形成多元公共服务供给格局。确立契约理念，实现“柔性控制”向“刚性约束”转变，政府确定购买内容和标准并承担监管责任，承接主体依约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尽可能减少双方责任关系的随意性。确立责任理念，实现“结果管理”向“过程管理”转变，政府应站在公共利益角度，明晰服务项目的要求、期限及效果，对合同进行全程监控，防止低效率和欺诈行为。
2.健全政府购买服务运行机制，促进购买服务规范化、常态化。加快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当务之急是要解决“购买什么、如何购买”的问题。
一方面，各地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现实需求，在充分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基础上，尽快研究制定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性目录，明确政府购买的服务种类、性质和内容，并及时进行动态调整。
另一方面，积极发展以竞争性购买为主的多元化公共服务购买模式，及时、充分向社会公布购买的服务项目、内容以及对承接主体的要求和绩效评价标准等信息，积极发展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询价等多元化的购买服务方式，规范政府购买服务招投标，推动购买程序规范化、常态化。
3.继续扶持社会组织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应转变观念，重新审视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定位，降低社会组织注册门槛，通过提供资金支持或者税收减免等方式鼓励其发展。引入多元主体，鼓励社会资本进入竞争性公共服务生产领域，拓宽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有效途径。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不断完善社会组织培育政策，解决政策缺失问题。大力开展对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引导社会组织重视和加强人力资源开发。
4.建立监督评估机制，为政府购买服务提供制度保障。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是解决“谁来监督”购买服务的有效保障。要发展由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社会公众和媒体的监督、专家监督所构成的多元化的外部监督机制。在内部监督方面，要研究制定政府购买服务的相关财政与财务管理办法，研究细化和完善政府采购有关规定，拟定将购买服务纳入政府采购的具体条件、程序和监督管理办法以及与部门预算管理的相关政策、制度衔接问题，确保政府购买服务资金的制度化安排和规范化运行。
同时，严格绩效评价机制，是解决“如何考核评估”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重要措施。要建立健全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及第三方组成的综合性评审机制，对购买服务项目数量、质量和资金使用绩效等进行考核评价，确保群众享受到丰富、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❹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欧美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政府提供服务的低效率和垄断性所产生的巨大压力下，英、美、澳、日等欧美国家都逐步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作为重要环节纳入到了政府改革的实践框架之中，并取得了重大成效。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提高政府效率的一种有效选择。近些年来，虽然我国不少地方作了大量积极探索，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仍处于“初级阶段”，需要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一套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运行机制，以提高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健全的立法规定
在英国、美国等欧美国家，均有国家层面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立法。比如，美国就具有全世界最为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美国国会和有关部门制定了大约500 种政府采购法规，形成了以法律（法案、法令）、规章制度、行政和司法三个部分组成的制度体系。其中《联邦政府采办法案》和《联邦政府采购条例》是政府采购法规体系的核心，统一规范了政府各机构的采购政策、标准、程序和方法。
在英国，自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作为社会福利改革的一部分大范围推开以来，无论是1997年上台的托尼·布莱尔将其常态化、制度化，还是如今执政的卡梅伦提出的“大社会”计划，均在立法和政策上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改革提供了有力保障，先后于1998年和2011年分别发布了《政府和志愿及社会部门关系的协议》和《开放的公共服务白皮书》，通过选择性放权，秉持公平性与多元化原则，改善公共服务，引领公共服务改革创新。
日本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进程起始于2004年小泉内阁通过的《推进规制改革、民间开放3 年计划》。虽然起步较晚，但是日本政府在公共服务购买的进程中始终坚持立法为先导的原则。《关于通过竞争改革公共服务的法律》明确了政府购买服务的基本原则；《会计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了中央政府有关的购买服务程序；《地方自治法》及相关法规规定了与地方政府有关的购买服务程序，从而形成了关于政府购买服务的较为完备的法制框架。
在澳大利亚，对于社会部门的一般管制均以澳大利亚税务局为核心，这就确保了澳大利亚慈善法律的真实价值是关注获取利益。1997年颁布的《财政管理与责任法》和《联邦服务提供机构法》规定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这方面的细则。
公开透明的购买流程
一套公开透明的公共购买流程，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必然要求。经过多年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大多已安排专项预算，通过一定的政府采购程序对私有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社会服务进行购买，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简单来说，西方国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流程是这样的：首先，政府对购买服务进行可行性和必要性研究，按照一定的程序选定购买的公共服务的范围、项目，并确定相应的预算；其次，向社会公布政府购买的项目、购买价格、预算安排以及质量要求和各项服务指标等；再次，对投标进行资质认定，并运用招投标和委托等方式选定供应商、签订合同并实施相应的过程管理和监督；最后，对这些组织进行绩效考核并按照绩效进行结算。
当然，具体到每个国家而言，其流程可能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在美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至少由6个环节构成：制定统一的单据格式、招标公告以及表述格式、对招标工作人员统一定位，详细制定招标采购操作规程，确定合格供应商名单，招投标，交货追查，进行采购审计和管理审计。英国的政府采购程序则包括8个阶段：制定采购计划，确定采购总负责人和配备律师、会计师或审计师，律师起草和在指定刊物上公布信息，接受咨询，按标准确定合格供应商名单，招标或直接采购，按照合同监督供应商完成服务，独立审计。
但不管怎么变化，实现政府对非营利组织和社会服务组织公共服务的购买，“按照选定服务项目——社会公布——资质认定、招标管理——过程管理、监督——绩效考核——结算”都是最基本的流程。
非垄断的购买方式
在西方发达国家，公开竞标是最典型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方式。例如，英国政府早在1990年公布的公共医疗和社区关怀法中就明确规定，中央政府拨付的特殊款项的85%必须以竞争招标的方式向私营或非政府组织购买。不过在加拿大，正式招投标并非最主要的方式，政府也经常采用直接向社会组织提供项目的方法。
竞标可以帮助政府降低购买公共服务的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但不足之处是有可能引起政府雇员的反对，需要建立起相关过渡的政府雇员机制。除公开竞标外，在涉及专业性较强的公共服务时，西方发达国家还会采用协议定标的方法，如对监狱、医院等服务的购买。
在美国，合同外包则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主要形式，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服务领域。在合同外包的发展过程中，政府购买服务经历了由设计型合同向绩效型合同的转变。设计型合同的特点是政府为投入和过程付费，政府部门制定的规章制度严格约束社会组织的行为；绩效型合同则是通过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质量、效果等的评估付给费用。20 世纪90 年代新公共管理理念取得主导地位后，绩效型合同出现并普遍使用，使为公民提供的服务和项目质量最大化，便于有效测算项目和服务的最终产出。
另外，不管采取哪种购买方式，政府都应逐渐从公共服务直接生产者的角色中淡出，而更多地承担起公共服务规范和制度制定者的责任。以英国政府做法为例，2001 年，布莱尔政府设立了公共服务改革办公室，与公共服务决策部门、执行部门共同开展工作相关部委制定购买服务政策，下设具体的部门执行。同时，实行了中央与地方“分治”，使地方政府拥有了更多的公共服务决策权。在社会层面，独立顾问团、专业消费者组织和行业自律协会在完善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体系，保护消费者利益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就形成了中央政府制定规划、各级政府部门具体执行和社会团体予以辅助的政府购买服务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