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服务腐败

1. 社会公共服务市场化由何人提出

一、公共服务市场化：政府治道变革的潮流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信息化浪潮的冲击下，政府行政改革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世界性潮流。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对传统的行政模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不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转型国家，几乎都被卷入了这一潮流。在这场重塑政府的革命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行政理念。这种新的行政理念包括：政府行政应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政府应开放公共服务领域，实现公共管理社会化，注重提供公共服务 的效率和质量，政府的管理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政府的工作模式中应引入市场化机制等。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西方国家的政府行政改革几乎都是围绕着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而展开的。能够提供最好的公共服务的政府就是好政府的观念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法治化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政府的改革方向。 所谓公共服务市场化，是指政府“筹集各种资源，通过民主政治程序设定社会需要的优先目标；与此同时，又利用私营部门之所长，组织商品和劳务的生产。”具体而言，即指政府通过政治过程作出决策，确定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和质量标准，然后以市场机制为杠杆，通过多种方式调动私营部门、非赢利部门等组织的参与，在竞争中完成公共服务的供给。其目的是在政府部门不放弃公共政策制定责任的前提下，通过引进市场机制，挖掘社会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公共服务市场化突破了政府决策、政府执行的传统模式，通过政府权威与市场交换之间的复合配置，凸现了双方各自的功能优势，从而为政府以更高效更经济的方式履行公共服务职责提供了可能。 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要求在公共部门中引入市场机制，要通过招投标、合同承包、特许经营等市场运作方式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公共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目的。公共服务的市场化与公共服务的社会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公共服务社会化就是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调动社会力量改善公共服务，鼓励各种民间组织参与兴办公益事业和社会服务。要根据不同公共服务项目的性质和特点，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和供给方式的多样化。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各种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 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实质就是改革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传统观念认为，微观经济领域应由私营企业承担，而公共服务应由政府垄断。但是由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往往缺乏效率。在公共服务领域引进市场机制，将政府权威与市场交换的功能优势有机组合，使政府从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变为“促进者”和“发包人”，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政府对公共服务的垄断，提高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用最低的成本向社会提供最好的服务。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就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总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但具体地说，还有一个政府改革的目标模式选择问题。这一目标模式，就是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即要实现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从低效政府向有效政府的转变。 在20世纪里，由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福利国家以及以政府促进发展等一系列实践因素，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政府规模和管理范围都得到了空前的扩张，并且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其结果是导致了财政困难、发展停滞、人民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自70年代末以来，世界各国都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开始了国有企业民营化和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等变革，政府规模逐渐缩小，政府职能逐渐受到限制。这一进程可以概括为当代各国政府实施治道变革的重要方面，即从无限政府走向有限政府的治道变革进程。 在这一治道变革进程中，各国的做法主要是把公共服务生产和提供进行市场化改革。各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内涵主要是指在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公共教育、社会保障、城市公用事业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进行市场化改革。各国的实践表明，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对于实现政府从无限政府走向有限政府的治道变革，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一领域的改革，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治道变革，也不可能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 市场化是当今时代之大势，公共服务市场化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自身管理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我国政府顺应这一时代潮流，适应公民日益增长的对公共服务的需要与要求，积极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是我国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最近几年来，我国已有部分城市在公共服务产品由国企垄断供应大格局不变的情况下，有限度地开启了市场化运作的尝试。例如浙江省的一些城市，社会资本收购城市水厂、参股水务公司、组建民营公交、合股经营管道燃气等事已屡见不鲜，但就开放的程度看，仍停留在点上的尝试阶段。2002年8月深圳市政府推出城市公共服务领域投融资改革新举措——对外开放一直由国企垄断经营的城市水、气、公共交通等公共产品的供给服务市场，欢迎国外投资者通过增资扩股或股权转让参与深圳市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化运作。此消息一传出，很快就有70多家国际投资机构表达了合作意向。这就足以证明深圳全面对外开放公共服务市场，是迎合时代潮流的明智之举。 我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在已经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前是要进一步的完善和巩固这一体制。各级政府应该紧紧把握住当前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努力推进中国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 二、公共服务市场化中存在的问题与缺陷 公共服务市场化在产生显著效益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缺陷，值得我们予以关注。这些问题和缺陷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市场化带来的国有资产的流失。市场化是以提高效率(经济效率与管理效率)为出发点和根本特色，但是由于市场化改革往往容易偏离最初的宗旨，其结果可能是政府在市场化中获得了财政危机的暂时解脱，而企业也通过某些非正当手段取得了相当客观的利润，而最应该保值增值的国有资产却在市场化中悄悄流失。 二是市场化使公共利益受到忽视。例如说，在传统上，公共部门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是间接关系，公众集体付费，政府集体供给，一般来说在消费者之间不会存在差异。但在市场条件下，单一的供求关系可能被打破，因为生产者以盈利为目的，它会按照市场竞争法则去选择有利于其获利的服务项目，对于那些不能很好获利但又不能不提供的服务，则有可能消极供给，这就可能使一部分人得不到服务；而对消费者而言，它无须集体性统一地消费，因而可以选择不同服务或不同层次的服务，但对于那些生活困难者来说，却是没有选择权而言的。当一部分人被剥夺了某些选择权时，很难说是社会公正的表现。 三是市场化引发腐败与私人垄断。因为市场化就是通过一系列化公为私、公私合作方式，借以引入竞争机制，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市场化不一定必然带来腐败问题，但在公私合作、化公为私的过程中会增加腐败的机会。与公共服务市场化所产生的腐败问题相伴而来的可能就是市场化之后形成的新的私人垄断现象。由于市场化没有形成真正的竞争局面，使企业具有了取得垄断利润的现实条件。于是，新的私人垄断就会产生。这样，对于公众而言，市场化就是用私人垄断代替政府垄断。 四是市场化带来公共责任缺失。许多地方政府在进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直接考虑更多的是解决财政与投资问题以及减少政府管理职能，减少人员编制等，而对于市场化后可能存在的公共责任空白却估计不足，也或许主观上就希望能够减少政府责任，如此等等。这都会引发公共部门的责任危机，最终损害公共利益。 五是市场化带来新的社会稳定问题。在我国一些地区，一些领域，公共服务在市场化之后确实在效率上有所提高，但与此同时却带来新的问题，如突出表现为一些提供公共服务的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或被私人收购后，出现大量裁员，引起社会不稳定。 六是市场化可能引发政府管理危机。对各级政府来说，实施市场化是一种公共决策的过程，它要求决策者对决策对象有充分的认识与准备，包括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技能。在我国行政管理决策科学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任何轻率的市场化措施都可能会发生问题。事实上，公共服务市场化是个复杂的改革进程，改革者既要有公共管理知识与技能，又要有市场经济的专门技术，才有利于确保改革不会漏洞百出，反复无常。 除此之外，公共服务市场化存在的问题还有：在公共服务市场化口号下将社会公益事业统统推向私营化和市场化，规避政府责任。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鉴于中央政府对社会福利的投资长期不足，民政部率先提出了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口号，并随情况发展将社会化演进为市场化、产业化、民营化。接着，教育、卫生、体育、文化等部门也相继提出了类似的口号。事业单位的发展方向从此被导向企业化模式。近２０年过去了，在事业单位改革中由于放权过度、约束不足，基础教育、卫生防疫等承担政府法定责任的机构乃至承担监督执法职能的机构也被允许创收，而且政府对于创收活动的内容、收入比例以及用途几乎没有限制。一些机构的业务活动内容及活动方式过分自由。很多机构的目标和行为偏离社会事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和规范，过分突出机构和小群体利益。社会事业领域出现了混乱局面。 还有，市场化后一部分公共服务的质量并未达到政府和公众的要求。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目的，是在节省政府资金的同时，保持并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尽管许多地方的改革实现了既定的目标，但也有不少的公共服务在市场化改革后出现下降的局面，与政府和公众原先的期望有一定的差距。例如，媒体多次报道过，由市场提供的中小学校早点、午餐盒饭经常出现卫生问题，引发学生集体中毒。 公共服务事业市场化改革中出现问题的根源何在？我们认为，政府与市场的责任边界不清，政府职能“缺位”和市场化“过度”；政府职责不清，放权过度、约束不足；行政管理体制缺陷；条块分割与不同层级政府间的责任划分不合理；改革过程缺乏统筹规划，制度建设滞后等等是其主要原因。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责任的缺失。 三、强化政府责任是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关键 发展公共服务事业是政府的责任。不管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发展公共服务事业都应该是政府的责任。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改变的不是企业和当地政府领导或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在公共服务事业中引进和实行了市场机制，这种机制下政府的责任是遵循和利用市场经济规律来发展公共服务事业。政府不应该大包大揽，并不是事事都要政府自己办，政府应该做的是组织协调各方的力量共同去办，政府要从公共服务事业的经营者转变为组织管理者。具体而言，在把公共服务推向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中，政府责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府必须以结果为导向对市场化公共服务实行有效监管。 在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进程中，政府必须加强监管职责，这已经成为绝大多数政府部门的共识。监管是必要的，关键的问题在于正确而充分地发挥监管的作用。应当认识到，遵守规则本身并不是目的，只要其服务提供者在运作中不违反法律，并且公众最终能够获得符合要求的服务，政府就不应仅仅只注重运作的过程而忽视其结果，相反，政府必须以结果为导向对市场化公共服务实行有效监管。否则，不仅有可能窒息服务提供者的经营活力和创新动力，也会加大政府的监管成本，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因此，政府要认真分析可能影响公共服务质量的若干因素，对其中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因素实施监控，同时注意收集公众对公共服务质量的评价信息，建立并完善相应的公共服务质量评估指标体系。 其次，在具体实施方案前应做好可行性论证工作，减少改革的盲目性。 公共服务市场化需要一系列的条件作支撑，并非所有的公共服务都能成为市场化的对象，也并非所有的市场化改革都能取得成功，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除了经济和效率，政府还需要考虑其它众多的因素，有些领域的公共服务可能并不适合推行市场化。另外，公共服务市场化在节省政府直接资金的同时，也对政府在谈判技巧、监管能力、评估水平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政府在作出最终的决定之前，应该组织机构和人员就有关问题进行研究：例如，作为改革对象的公共服务是否确实适合市场化运作，它有无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它能否为大众所接受？如果适合市场化运作，那么政府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做好指导、监管和评估等工作?政府在安排谈判、从事监管和组织评估等方面需要多少投入，市场化带来的预期收益是多少?即使研究无法准确回答和完美解决以上问题，也可以促使政府部门进行冷静思考，增强其在改革中的决策理性。 第三，在制度层面强化对政府相关人员的监督和制约，降低和消除廉政风险。 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涉及政府行政权力在市场领域中的运用，政府在确定服务价格、挑选服务提供者、制定监管规则等方面拥有较大的裁量权。如果没有相关的监督制度作配套，就很容易发生贪污腐化、权钱交易等行为。国外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中腐败丑闻不断，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国政府在推行此项改革时，要特别注意相关廉政制度的配套。除了推行网上办公、完善政务公开外，政府还需要规范相应的操作流程，保持各工作环节之间的衔接，同时要畅通投诉渠道，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的积极作用。要提高政府公共管理人员的素质。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行使，最终还是要简化为人的具体活动，政府管理人员的思想素质、业务素质直接影响到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高低。从目前我国实际情况看，培养大批具有高素质的公共管理人员，是对市场化的公共服务进行有效监管的当务之急。 第四，必须加强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法制建设。 应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法制建设，要在国家相关立法中进一步明确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责。要通过一系列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建构，为公共服务提供制度性的保障。要进一步加强对公共服务的规范和监督，强化政府责任意识。在大部分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对于城市公用事业都有明确的管理机构和管理权限划分，政府对城市公用事业依法进行管理，而且各项法律法规比较健全。这就有效地避免了管理部门管理的随意性，大大减少了管理部门凭借自己主观判断对市政公用企业的无效干预。公共服务市场化，在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要进行法制化建设，关键是在法治理念和政府治理理念上要有创新，要有突破。首先，法治理念要从过去强调“管制”向维护市场平等权利转变，使政府成为创造良好环境的主体；其次，法治理念从“允许”性规定向“禁止”性规定转变。“禁止”性理念强调的是，法律只规定什么是禁止做的，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这种理念可以为创新行为提供空间，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后，政府治理理念要从主要依靠行政性规章和文件向依据法律授权转变，从“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转变。这是理顺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也是避免政府过度随意干预市场的重要保证，有利于防止官员腐败和维护市场秩序。 第五，建立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制度。 所谓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程序，授予企业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对某项市政公用产品和服务进行经营的权利，并以协议的方式界定政府与被授予经营权的企业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的一种制度。其实质意义在于用政府“有形之手”控制、弥补市场“无形之手”所造成的“市场失灵”。特许经营制度有三个特征，一是在经营主体的选择过程中，引入竞争机制；二是政府授权；三是主体双方用协议的形式界定各自的权责利。 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制度的主要内容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特许经营权的申请与授予。通过公开向社会招标选择投资者和经营者；政府依据城市发展的要求提出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项目，进行社会招标，择优选择特许经营权授予对象，由主管部门代表当地政府向被授予特许经营权者颁发权证，并由主管部门代表政府与其签订特许经营协议。二是特许经营协议的基本内容。包括特许经营内容、区域、范围及有效期限；产品和服务标准；价格或收费的确定方法和标准；以及监督机制；违约责任等等。三是特许经营权的变更和终止。在协议期限内，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未按要求履行合同，产品和服务质量不符合标准等情况，主管部门可以变更和终止协议。 第六，要在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中尽快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一是各级政府和公共服务主管部门要尽快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转变管理方式，从直接参与对公共服务的经营管理转变为宏观管理，从对企业负责转变为对公众负责、对社会负责。政府管理的主要职责是积极培育公共服务行业市场；制定公共服务行业的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监管职能，规范市场行为。二是防止对“市场化”的简单理解，出现“一卖了之”的现象。有很多人理解市场化就是卖。说十六大精神就是一个字，卖！快卖！国有企业都要赶快卖，急功近利，根本不按经济规律办事，有些地方搞偏了，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所以，要明确市场化决不等于私有化。三是认真分析和分别对待各类公共服务行业。不加区分统统推向市场是不对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文化服务就不能完全推向市场，对公益性事业和补贴性行业，政府必须有足够的投入，保证其正常运转。 综上所述，公共服务市场化对于政府管理而言，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是我们认为，只要各级政府官员强化责任意识，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健全法制、依法治理，不断调整对公共服务事业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方法，实现在全社会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就能够适应现阶段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

2. 说明各级政府为什么一定要把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你的问题政治性很强！哲学性很多！回答完整确实太多偏幅太长！我只抽象的给你回答重点！政府是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的核心！他肩负着管理民众，统治民众的责任！为了更好的统治民众政府会跟据情况，不定时的颁布一些法令规章！要所有人遵照执行，否则就违法违规。民众天天劳动，为社会，政府，个人积攒财富，政府的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政府有了钱就搞些公共事业！修路装灯，学校公园。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实施！这都是人类文明象征！也是统治者为了更好的统治民众所采取的手段之一巴！历史上多少朝代的更替都是因为政府腐败，只收税，不把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放在重要位置，不问百姓死活，民不聊生，时间一长民众造反，就把所谓的政府给推翻了。

3.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预防

在现代国家中，政府为了更好提供公共服务，可以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政府与市场主体、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不是老死不相往来，而是一种相互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政府可以向市场主体购买公共服务，也可以向非政府组织购买公共服务。但是，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必须有法可依，否则，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行为有可能变成推卸自身责任、转嫁政府负担、压缩市场主体生存空间、滋生腐败的行为。
首先，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必须有明确的界限。也就是说政府权力必须是明晰的，政府的义务必须是明确的。现在许多政府机关在编人员坐在办公室，雇用大量的“临时工”提供公共服务。这种“购买”行为不仅降低政府机关的工作效率，而且滋生大量的腐败行为。如果政府权力不明晰，购买公务服务很可能会成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减轻自己的责任、变相增加财政开支的借口。
其次，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务服务，意味着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扩大，因此，除非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政府不能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政府进入市场购买公共服务，实际上是以财政预算参与资源的配置，这样做会导致政府权力通过购买的方式进入市场领域，从而使市场主体的生存空间受到压缩。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政府以自己的力量提供公共服务，或者，政府依照法律规定通过招标拍卖的方式向市场主体购买公共服务。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政府把本来应该由自己提供的公共服务，交给市场主体完成，那么，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就成问题。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法定的职责，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政府才能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务服务。
再次，健康的社会除了市场主体和政府之外还有大量的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不能依靠政府提供资金生存和发展，而应通过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体现自身的价值。如果政府越俎代庖，将大量本来应该由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通过“购买”的方式变成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会导致非政府组织生存的空间受到挤压。
部分学者认为，国务院出台政策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务服务，其目的就是要大力鼓励非政府组织存在，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帮助非政府组织解决生存危机。从表面上来看，这样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非政府组织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就是因为非政府组织能够提供政府所不能提供的公共服务。如果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需要政府的支持，那么，非政府组织就会出现明显的异化现象。现在我国相当多的非政府组织完全依靠政府拨款生存，这不是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正道。科学的做法应该是，非政府组织依靠自身的力量，向社会提供政府不能提供的公共服务，以此来赢得社会的信赖和支持，通过公众的捐款形成良性的循环机制，在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不断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有利于带动其他需求的成倍增长，这是典型的食洋不化。大量的证据表明，法规和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不仅会导致政府的权力边界模糊，而且会压缩市场主体和非政府组织的生存空间。更重要的是，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务服务有可能会出现大量的腐败。现在一些政府机关打着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幌子设立各种各样的事业单位或者非政府组织，政府机关以购买公共服务的名义向这些组织输送经济利益，从而形成了特殊的权钱交易现象。比如，前些年一个“牙防组”可以收取企业数千万的赞助资金，政府成立的慈善组织每年可以得到政府数以亿计的财政拨款。
正因为如此，社会各界需要对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务服务保持足够的警惕。在制度配套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应该谨慎地投入财政资金购买公共服务，因为那样做有可能会导致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更加混乱，社会腐败现象更加严重。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应当尽快研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行为，制定专门的法律规则，防止一些政府机关打着购买公共服务的幌子变相扩大行政权力，直接进行权钱交易。

4. 反腐力度突然提速，传达出来什么巨大信号

哪儿突然提速了？我咋没发现突然提速

5. 你觉得当前影响反腐工作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啊

这要看为什么腐败了?
腐败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一是紫色腐败,也称为决策腐败,是指决策失误带来严重的损失;这种腐败,不是咱们反腐的重点,反的太狠了,就没人敢做事了,再说了,就咱们那些砖家叫兽的水平,想不决策失败也不可能;
二是灰色腐败,也叫官场腐败,是指在官场的腐败,官与官之间的,比如买官呀什么的,这也是反腐的重点,这个怎么反,是技术手段,也要看执行力度的问题,那肯定是要规范官员提拔的程序和公正 公开 透明,最好是直接公开选拔;即是公开选拔 也会出现很多问题的;
三是黑色腐败,这也是咱们最痛恨的,也叫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呀什么的,商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勾结官员,肯定是反腐的重中之重了,
重点谈下黑色腐败,之所以会产生这么严重的腐败,与我们的国情是分不开的,我们的黑色腐败 叫产业链整合式的腐败;你很难说服自己,为什么在同一个部门有的人腐败,而有的人非常忙;
所谓产业链整合的腐败,举个简单的例子,在过去彩电稀缺的年代,彩电售货员可以决定这台彩电是卖给你还是卖给他,他有权力决定卖给谁,所以他就有了腐败的可能; 而政府的本质是什么?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地方,如果提供的公共服务小于需求,那么就有了腐败的可能了;所以你会发现,反对这种腐败,不仅要规范程序,更要提高政府效率 这才是治本的办法.
从现在实际看来,紫色腐败的问题更严重,不过咱们水平太次,没办法的事情.
最严重的决策腐败 比如房改,把全民推向商品房市场,比如医改,看病难看病贵,比如股改,一次次的圈中小股民的钱,比如银行改革,图利美国人;.........早晚是要秋后算账的

6. 公众反腐渠道有哪些

公众反腐有新媒体曝光、举报、信息公开、信访等渠道。
一、新媒体曝光
新媒体曝光反腐事件是传统媒体的2倍，其中网络新闻、报纸和社区论坛位居前三。随着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新媒体作为反腐工具是时代的必然。社会各阶层可以通过媒体，将他们得知的各种不法行为或滥用职权的行为公之于众，传媒不仅是公众获得国际国内社会信息的来源渠道，同时也是公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一条途径。
“网络曝光”和“网络监督”已经成为普通人民群众针对党委和政府机关改进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作风与质量的高压阀和约束工具，成为整治官场作风腐败的有力推手。网络的作用是巨大的，只要秉持基本的伦理道德，真正是出于忧国忧民、利国利民和为人为己的正当利益追求，网民们完全可以借助于网络平台，充分发挥自己参政、议政、监政的重要作用。网络曝光使一件事情“搞大”引起轰动，成为公众关注的事件，网络曝光反腐，是民众主动监督，草根的声音有了议程设置的可能，所以人们热衷于网络曝光反腐的最大价值所在。
二、举报
举报的依据是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人民检察
院举报工作若干规定》及其我国国务院颁发的《行政监察条例》等。依据上述规定，社会各界公众，均可成立为向中国检察机关、监察机关、党的纪检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揭发检举贪污贿赂罪案的举报主体。
国家对举报者，规定了严格的保护、保密措施。无论其是当面举报、电话举报、电报举报、信函举报、约谈举报甚或匿名举报者，均受国家法律保护。报复陷害举报人者，要追究法律责任直至刑事责任。举报失误者，只要不是蓄意诬告陷害他人，不负法律责任。这是因为，没有群众的举报，仅靠审计机关审计究案，发案效果九牛一毛不说，有些犯罪，（例如“一对一”的受贿案、不明财产来源罪等），还根本不能通过审计途径挖出来。因而，公众举报，实为公众反贪参与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形式，宜予更多地鼓励和保护。
三、信息公开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信息公开使得政府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对防止腐败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腐败总是在黑暗中进行，权力的暗箱操作是腐败产生的温床，使得人民群众无法获得行政权力运行过程、运行绩效、行政决策和行政执行等相关信息， 从而为腐败行为提供滋生蔓延的屏障 。
四、信访
信访举报是公众直接参与反腐败斗争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形式。它是通过知情公民向司法机关或行政检察机关检举贪污、腐败人员及事实，再由专门机关查证落实，最后由司法机关或行政处罚机关依法做出处理，从而达到反腐败的目的。其基本方式主要有写信、打举报电话电报、访问等形式。
我国不仅设有各级信访办、举报中心等组织机构保证公民检举走向专业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而且人民检察院和行政监察机关本着依靠群众、方便群众、取信于民的原则，设置举报专用电话，公布电话号码和邮政编码，设置举报接待室、举报箱，为公众举报提供便利条件。

7. 政府公共服务的运作理念

当前,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已成为我们国家的共识。如何建设服务型政府?笔者主要从基层政府的角度,谈一些理念性的个人意见,仅为抛砖引玉之用。

一、根本转变:从管制型到服务型的构建

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和战时政治体制影响下,我国各级政府在行政管理模式上总体说是管制型政府。其主要特征:(1)在管理理念方面,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2)在政府职能方面,管理领域过宽。(3)在行政机构设置方面,规模及成本反复膨胀。(4)在行政管理方式方面,重行政而轻法治。(5)在行政效能方面,严重缺乏效率且效果不理想。(6)在行政监督方面,严重缺乏外部监督。管制型政府已完全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必须加快建立服务型政府。

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应该遵循以下理念:(一)小政府,大社会。要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将政府职能的定位首先明确为一个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府。政府职能的边界要清晰,该管的要管好,不该管的放手让市场和社会调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不是越大越强,应当是越小越好,集中有限的政府资源承担起有限的政府责任,才能集中精力办大事,办好事。构建小政府,使真正精减政府机构和人员编制成为可能,不致于陷入“精减———膨胀———再精减———再膨胀”的怪圈。我国新一轮机构改革实践也充分证明,精兵简政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趋势。如被赋予地级市权限的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党政机构精简幅度近2/3,其中政府机构只剩10个；广东省深圳市、珠海市政府工作部门也精简了约1/3。

(二)分级分权,分层分责。应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权、责、利。基层政府应作更多的探索。如近期广东省珠海市新一轮机构改革的做法就值得借鉴,该市市委书记甘霖提出“改革突出不同层级政府履行职责的重点,形成全面衔接、分工合理的职能体系。市一级主要抓政策、规划、监管；区一级抓经济社会发展；镇街一级抓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笔者认为这一思路完全符合发展的需要。在这其中,我认为更重要更有实效的是明晰镇街一级的行政管理重点:(1)真正把街道办办成政府派出机构,而不是现在管理权限过大的名为街道办实为一级政府的现状。镇政府也应按政府派出机构的方向发展；(2)镇街主要抓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有利于实现服务重心下移,使服务惠及千家万户乃至服务全覆盖；(3)镇街应取消招商引资考核。镇街一级作为招商引资主体过去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随着主体功能区划分、镇街权力弱化、遗留问题多等新情况的出现,镇街作为招商引资主体的优势已经丧失。因此,政府应将招商引资权限集中到县(市、区)级以上,避免招商引资出现工作重叠和资源浪费,镇街主要起到配合作用,而将主要精力集中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但镇街在配合县(市、区)以上政府抓好招商引资项目的落实尤其是征地、拆迁以及为企业服务方面的工作暂时仍应作为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市辖区与市的合理分权也很重要,错开平台、减少环节是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

(三)建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适当分离的大部门制政府机构。深圳大学教授马敬仁认为,“大部制”必须以行政三分为原则,“没有行政三分,大部制是个灾难,部越大带来的负面越大”。深圳市新一轮机构改革核心就是对行政权进行“三分”改革,分别设置委、局、办三种机构。其中“委”主要承担制定政策、规划、标准等职能并监督执行的大部门；“局”是主要承担执行和监管职能的机构；“办”是主要协助市长办理专门事项,不具有独立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

二、运作模式:绝不是长官意志为主导

受中国悠久的“官本位”社会形态和长期以来的管制型政府模式的惯性思维影响,社会公众好像已经习惯了党委、政府领导的“神化”形象,什么事情都习惯性地依赖党政领导的个人作用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依靠政府的运作机制。许多官员凭英雄主义和个人好恶去做工作,“公共权力私有化,公众利益部门化”的现象比较严重,政府似乎变成了领导个人主导的工具。笔者认为,现代服务型政府的运作,绝不应该以长官意志为主导,而应该由以下理念主导。

(一)公众利益至大。政府是人类社会化的产物,是受全体公民授权委托去管理关系公众利益的事务。公众与政府是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政府是公众和社会实现自身利益的载体。政府最大的天职就是为公众服务,谋求公众利益的最大化。要坚决反对政府不顾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顾公众意愿的急功近利的政绩观。要着力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产品。要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和制度,加大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公共服务项目的比重。

(二)科学规律至上。主导人类社会发展的,是客观科学规律,实践证明,谁不按科学规律办事,谁就会受到客观现实的惩罚,有时甚至要付出惨重代价。我国的“大跃进”就是违反科学规律的典型。因此,政府在运作中一定要按科学规律办事,其实现途径是保障科学民主决策。一是要扩大公众参与决策的程度,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发言权,政府的重大决策必须向社会公开,征集公众的意见。二是增强专业人士在决策中的话语权,重大决策全程要听取和尊重专家学者的意见。如香港特区政府建立政务咨询制度,成立数百个咨询委员会,成员包括政府人员及社会人士,其中被委任在这些组织服务的社会人士有数千人,这些委员会都可以向特区政府的工作提出专业性意见。

(三)法治至善。大家都知道,法治比人治好,最大的分别就是:法治有公开标准,人治盛行潜规则。法治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最完善最公正的管理办法。所谓法治政府,主要是指政府根据人民意志依法组建而成；必须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必须保障人民依法享有各项权利和自由,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行政违法必须承担责任。

(四)效率至高。政府工作必须讲求效率,争取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高的效能。可从几方面提高服务效率:一是大力打造“透明政府”。让政府行为尽量公开化,以方便公众实现知情权,参与决策,实施监督,保障公民权益。当前除了抓好服务公开,更要重视决策公开,政府研究具体工作的常务会议、工作会议等均可邀请公众代表列席,必要时可进行现场直播或录像、录音播出。二是大力减少审批项目和程序。三是大力建设电子型政府。四是加强政府效能管理。

(五)公平至优。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无利可图的领域和行为一般不会涉及,这就是“市场失灵”。作为服务型政府,很重要的一项职责就是应对“市场失灵”问题,用“看得见的手”营造公平。在经济领域,营造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在“市场失灵”严重的社会领域,担负起政府应有的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的职责；在公共服务领域,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在运行中既要利用市场经济的竞争和成本核算等手段改造自己,又要避免走入唯利是图的轨道,更加要防止公共权力寻租变成逐利的工具。

(六)官员权力至小。相对于公众利益至大,官员权力至小是理所当然。政府的公共权力来源于社会全体公民的委托、授权,政府官员手中所谓的权力与其本人绝无依属关系。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官本位思想惯性的影响,政府官员的权力自觉不自觉地放大,要解决“权力至小”的问题任重而道远。将官员权力变“小”的实现途径:一是依法行政；二是增强公开性；三是减少审批项目和程序；四是强化监督；五是建立政府机构权力制衡体系；六是全面建立官员“公推公选”制度；七是大大加重对官员腐败的惩处力度。

三、发展方向:更多的减少直接服务

上世纪90年代中,美国学者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合著了《改革政府:企业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一书引起极大轰动,“政府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满足顾客的需要,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等概念被越来越多的政府和公众所接受。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实际情况虽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但总的来说,政府应着重“掌舵”从而更多地减少直接服务的发展方向是必要且可行的。政府减少直接服务是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1)有利于政府集中精力、资源进行决策和指导,彻底改变政府管理范围过大以致力不从心的状况；(2)有利于政府大幅度精兵简政,降低行政成本；(3)有利于引进竞争机构,使政府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产品；(4)有利于实现政府“不与民争利”的宗旨；(5)有利于调动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的积极性,促进社会和谐；(6)有利于减少腐败滋生。

政府可以通过以下做法减少直接服务,从而提供更好的服务:(一)减少行政层次。近中期可以加快“省管县”步伐,撤销地级市对县(县级市)政府的管辖权或代管权。远期则可考虑逐渐将乡镇政府改为上一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不再作为独立的一级政府。

(二)简政裁官,精兵加薪。政府可以减少更多的机构和人员编制,更重要的是要减少官员的数量,我国各级政府的官员数量跟国外比实在惊人。官员多了最大的问题就是行政效率无法提高,往往是没事找事干,简单事情复杂化,复杂问题踢皮球,人际关系政治化等等。减少官员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同时也可充分发挥政府各机构的职能作用,减少瞎指挥。对非官员的公务员,在探索实行职称工资的同时,也可大幅减少数量,但前提是要“精兵”,通过建立公务员的绩效考核和退出机制来砸掉公务员的“铁饭碗”,使公务员队伍的专业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在大大减少公务员的基础上,建立完善“高薪养廉”制度很有必要,符合“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要求,前提是完善公务员的公开招考制度,实施领导干部的“公推公选”,探索建立以绩效工资为主要形式的灵活工资制度,让公务员包括官员在公开、公平、公正的环境下领取高薪。

(三)改革公务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绩效评估体系。当前公务员的年度考核,是由本单位范围的同事投票决定,基本上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不能真实反映公务员的绩效情况。而作为对公务员服务绩效最有发言权的被服务对象,社会公众却不具有对公务员真正的评估权。因此,应该改革公务员绩效考核体系,把考核主体变为社会公众,把社会公众对公务员的评估情况作为公务员年度考核的最主要内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最近在全国第一个建立了政府绩效评估法制性制度,提出让第三方参与政府绩效评估,值得借鉴。可以大力推广“万人评政府”的做法,对政府及其部门进行群众评议,对领导干部同时也进行评议。群众投诉属实的,要反映在公务员考核结果中。

(四)让社会更多承担政府原有的一些职能。政府有限小,社会无穷大。随着公众主体意识的不断觉醒,让社会上更多的人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已成为可能,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1)全面推进城乡社区自治。政府对社区的管理,应该是授权而不是服务。城镇应普遍成立社区业主委员会,对居委会进行完全的直选,市民完全有能力自己管理好自己。农村应进一步健全直选和村民自治制度,同时发挥村一级的招商引资主体作用,增强村集体的经济实力和公共服务水平。(2)全面鼓励发展慈善事业和志愿服务。政府是解决“市场失灵”的责任主体,而慈善事业和志愿服务是解决“政府失能”的有效途径。要将官办的慈善机构改变为自选自治的机构,发展各种各样的慈善组织,大力发展志愿服务组织和队伍。(3)全面发展群众团体。

(五)让市场更多承担政府原有的一些职能。政府通过制度设计确保公共服务的实现,但大量的公共服务可以通过竞争形式在市场获得,政府不用全部提供直接服务。同时,大力发展社会行业协会和中介服务组织,把一些行业标准制定、自我约束机制、财务会计、经济审计、环境评价、发展规划、社情民意调查、工程预决算、代建办理等职能承担起来。

8. 简化优化公共服务流程有哪些弊端

一、公共服务市场化：政府治道变革的潮流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信息化浪潮的冲击下，政府行政改革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世界性潮流。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对传统的行政模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不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转型国家，几乎都被卷入了这一潮流。在这场重塑政府的革命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行政理念。这种新的行政理念包括：政府行政应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政府应开放公共服务领域，实现公共管理社会化，注重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政府的管理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政府的工作模式中应引入市场化机制等。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西方国家的政府行政改革几乎都是围绕着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而的。能够提供最好的公共服务的政府就是好政府的观念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法治化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政府的改革方向。所谓公共服务市场化，是指政府“筹集各种资源，通过民主政治程序设定社会需要的优先目标；与此同时，又利用私营部门之所长，组织商品和劳务的生产。”具体而言，即指政府通过政治过程作出决策，确定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和质量标准，然后以市场机制为杠杆，通过多种方式调动私营部门、非赢利部门等组织的参与，在竞争中完成公共服务的供给。其目的是在政府部门不放弃公共政策制定责任的前提下，通过引进市场机制，挖掘社会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公共服务市场化突破了政府决策、政府执行的传统模式，通过政府权威与市场交换之间的复合配置，凸现了双方各自的功能优势，从而为政府以更高效更经济的方式履行公共服务职责提供了可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要求在公共部门中引入市场机制，要通过招投标、合同承包、特许经营等市场运作方式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公共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目的。公共服务的市场化与公共服务的社会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公共服务社会化就是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调动社会力量改善公共服务，鼓励各种民间组织参与兴公益事业和社会服务。要根据不同公共服务项目的性质和特点，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和供给方式的多样化。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各种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实质就是改革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传统观念认为，微观经济领域应由私营企业承担，而公共服务应由政府垄断。但是由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往往缺乏效率。在公共服务领域引进市场机制，将政府权威与市场交换的功能优势有机组合，使政府从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变为“促进者”和“发包人”，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政府对公共服务的垄断，提高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用最低的成本向社会提供最好的服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就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总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但具体地说，还有一个政府改革的目标模式选择问题。这一目标模式，就是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即要实现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从低效政府向有效政府的转变。在20世纪里，由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福利国家以及以政府促进发展等一系列实践因素，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政府规模和管理范围都得到了空前的扩张，并且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其结果是导致了财政困难、发展停滞、人民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自70年代末以来，世界各国都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开始了国有企业民营化和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等变革，政府规模逐渐缩小，政府职能逐渐受到限制。这一进程可以概括为当代各国政府实施治道变革的重要方面，即从无限政府走向有限政府的治道变革进程。在这一治道变革进程中，各国的做法主要是把公共服务生产和提供进行市场化改革。各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内涵主要是指在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公共教育、社会保障、城市公用事业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进行市场化改革。各国的实践表明，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对于实现政府从无限政府走向有限政府的治道变革，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一领域的改革，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治道变革，也不可能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市场化是当今时代之大势，公共服务市场化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自身管理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我国政府顺应这一时代潮流，适应公民日益增长的对公共服务的需要与要求，积极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是我国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最近几年来，我国已有部分城市在公共服务产品由国企垄断供应大格局不变的情况下，有限度地开启了市场化运作的尝试。例如浙江省的一些城市，社会资本收购城市水厂、参股水务公司、组建民营公交、合股经营管道燃气等事已屡见不鲜，但就开放的程度看，仍停留在点上的尝试阶段。2002年8月深圳市政府推出城市公共服务领域投融资改革新举措——对外开放一直由国企垄断经营的城市水、气、公共交通等公共产品的供给服务市场，欢迎国外投资者通过增资扩股或股权转让参与深圳市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化运作。此消息一传出，很快就有70多家国际投资机构表达了合作意向。这就足以证明深圳全面对外开放公共服务市场，是迎合时代潮流的明智之举。我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在已经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前是要进一步的完善和巩固这一体制。各级政府应该紧紧把握住当前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努力推进中国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二、公共服务市场化中存在的问题与缺陷公共服务市场化在产生显著效益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缺陷，值得我们予以关注。这些问题和缺陷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市场化带来的国有资产的流失。市场化是以提高效率(经济效率与管理效率)为出发点和根本特色，但是由于市场化改革往往容易偏离最初的宗旨，其结果可能是政府在市场化中获得了财政危机的暂时解脱，而企业也通过某些非正当手段取得了相当客观的利润，而最应该保值增值的国有资产却在市场化中悄悄流失。二是市场化使公共利益受到忽视。例如说，在传统上，公共部门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是间接关系，公众集体付费，政府集体供给，一般来说在消费者之间不会存在差异。但在市场条件下，单一的供求关系可能被打破，因为生产者以盈利为目的，它会按照市场竞争法则去选择有利于其获利的服务项目，对于那些不能很好获利但又不能不提供的服务，则有可能消极供给，这就可能使一部分人得不到服务；而对消费者而言，它无须集体性统一地消费，因而可以选择不同服务或不同层次的服务，但对于那些生活困难者来说，却是没有选择权而言的。当一部分人被剥夺了某些选择权时，很难说是社会公正的表现。三是市场化引发腐败与私人垄断。因为市场化就是通过一系列化公为私、公私合作方式，借以引入竞争机制，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市场化不一定必然带来腐败问题，但在公私合作、化公为私的过程中会增加腐败的机会。与公共服务市场化所产生的腐败问题相伴而来的可能就是市场化之后形成的新的私人垄断现象。由于市场化没有形成真正的竞争局面，使企业具有了取得垄断利润的现实条件。于是，新的私人垄断就会产生。这样，对于公众而言，市场化就是用私人垄断代替政府垄断。四是市场化带来公共责任缺失。许多地方政府在进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直接考虑的是解决财政与投资问题以及减少政府管理职能，减少人员编制等，而对于市场化后可能存在的公共责任空白却估计不足，也或许主观上就希望能够减少政府责任，如此等等。这都会引发公共部门的责任危机，最终损害公共利益。五是市场化带来新的社会稳定问题。在我国一些地区，一些领域，公共服务在市场化之后确实在效率上有所提高，但与此同时却带来新的问题，如突出表现为一些提供公共服务的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或被私人收购后，出现大量裁员，引起社会不稳定。六是市场化可能引发政府管理危机。对各级政府来说，实施市场化是一种公共决策的过程，它要求决策者对决策对象有充分的认识与准备，包括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技能。在我国行政管理决策科学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任何轻率的市场化措施都可能会发生问题。事实上，公共服务市场化是个复杂的改革进程，改革者既要有公共管理知识与技能，又要有市场经济的专门技术，才有利于确保改革不会漏洞百出，反复无常。除此之外，公共服务市场化存在的问题还有：在公共服务市场化口号下将社会公益事业统统推向私营化和市场化，规避政府责任。20世纪80年代中期，鉴于中央政府对社会福利的投资长期不足，民政部率先提出了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口号，并随情况发展将社会化演进为市场化、产业化、民营化。接着，教育、卫生、体育、文化等部门也相继提出了类似的口号。事业单位的发展方向从此被导向企业化模式。近20年过去了，在事业单位改革中由于放权过度、约束不足，基础教育、卫生防疫等承担政府法定责任的机构乃至承担监督执法职能的机构也被允许创收，而且政府对于创收活动的内容、收入比例以及用途几乎没有限制。一些机构的业务活动内容及活动方式过分自由。很多机构的目标和行为偏离社会事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和规范，过分突出机构和小群体利益。社会事业领域出现了混乱局面。还有，市场化后一部分公共服务的质量并未达到政府和公众的要求。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目的，是在节省政府资金的同时，保持并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尽管许多地方的改革实现了既定的目标，但也有不少的公共服务在市场化改革后出现下降的局面，与政府和公众原先的期望有一定的差距。例如，媒体多次报道过，由市场提供的中小学校早点、午餐盒饭经常出现卫生问题，引发学生集体中毒。公共服务事业市场化改革中出现问题的根源何在？我们认为，政府与市场的责任边界不清，政府职能“缺位”和市场化“过度”；政府职责不清，放权过度、约束不足；行政管理体制缺陷；条块分割与不同层级政府间的责任划分不合理；改革过程缺乏统筹规划，制度建设滞后等等是其主要原因。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责任的缺失。三、强化政府责任是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关键发展公共服务事业是政府的责任。不管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发展公共服务事业都应该是政府的责任。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改变的不是企业和当地政府领导或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在公共服务事业中引进和实行了市场机制，这种机制下政府的责任是遵循和利用市场经济规律来发展公共服务事业。政府不应该大包大揽，并不是事事都要政府自己，政府应该做的是组织协调各方的力量共同去，政府要从公共服务事业的经营者转变为组织管理者。具体而言，在把公共服务推向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中，政府责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政府必须以结果为导向对市场化公共服务实行有效监管。在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进程中，政府必须加强监管职责，这已经成为绝大多数政府部门的共识。监管是必要的，关键的问题在于正确而充分地发挥监管的作用。应当认识到，遵守规则本身并不是目的，只要其服务提供者在运作中不违反法律，并且公众最终能够获得符合要求的服务，政府就不应仅仅只注重运作的过程而忽视其结果，相反，政府必须以结果为导向对市场化公共服务实行有效监管。否则，不仅有可能窒息服务提供者的经营活力和创新动力，也会加大政府的监管成本，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因此，政府要认真分析可能影响公共服务质量的若干因素，对其中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因素实施监控，同时注意收集公众对公共服务质量的评价信息，建立并完善相应的公共服务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其次，在具体实施方案前应做好可行性论证工作，减少改革的盲目性。公共服务市场化需要一系列的条件作支撑，并非所有的公共服务都能成为市场化的对象，也并非所有的市场化改革都能取得成功，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除了经济和效率，政府还需要考虑其它众多的因素，有些领域的公共服务可能并不适合推行市场化。另外，公共服务市场化在节省政府直接资金的同时，也对政府在谈判技巧、监管能力、评估水平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政府在作出最终的决定之前，应该组织机构和人员就有关问题进行研究：例如，作为改革对象的公共服务是否确实适合市场化运作，它有无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它能否为大众所接受？如果适合市场化运作，那么政府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做好指导、监管和评估等工作?政府在安排谈判、从事监管和组织评估等方面需要多少投入，市场化带来的预期收益是多少?即使研究无法准确回答和完美解决以上问题，也可以促使政府部门进行冷静思考，增强其在改革中的决策理性。第三，在制度层面强化对政府相关人员的监督和制约，降低和消除廉政风险。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涉及政府行政权力在市场领域中的运用，政府在确定服务价格、挑选服务提供者、制定监管规则等方面拥有较大的裁量权。如果没有相关的监督制度作配套，就很容易发生贪污腐化、权钱交易等行为。国外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中腐败丑闻不断，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国政府在推行此项改革时，要特别注意相关廉政制度的配套。除了推行网上公、完善政务公开外，政府还需要规范相应的操作流程，保持各工作环节之间的衔接，同时要畅通投诉渠道，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的积极作用。要提高政府公共管理人员的素质。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行使，最终还是要简化为人的具体活动，政府管理人员的思想素质、业务素质直接影响到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高低。从目前我国实际情况看，培养大批具有高素质的公共管理人员，是对市场化的公共服务进行有效监管的当务之急。第四，必须加强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法制建设。应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法制建设，要在国家相关立法中进一步明确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责。要通过一系列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建构，为公共服务提供制度性的保障。要进一步加强对公共服务的规范和监督，强化政府责任意识。在大部分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对于城市公用事业都有明确的管理机构和管理权限划分，政府对城市公用事业依法进行管理，而且各项法律法规比较健全。这就有效地避免了管理部门管理的随意性，大大减少了管理部门凭借自己主观判断对市政公用企业的无效干预。公共服务市场化，在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要进行法制化建设，关键是在法治理念和政府治理理念上要有创新，要有突破。首先，法治理念要从过去强调“管制”向维护市场平等权利转变，使政府成为创造良好环境的主体；其次，法治理念从“允许”性规定向“禁止”性规定转变。“禁止”性理念强调的是，法律只规定什么是禁止做的，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这种理念可以为创新行为提供空间，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后，政府治理理念要从主要依靠行政性规章和文件向依据法律授权转变，从“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转变。这是理顺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也是避免政府过度随意干预市场的重要保证，有利于防止官员腐败和维护市场秩序。第五，建立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制度。所谓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程序，授予企业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对某项市政公用产品和服务进行经营的权利，并以协议的方式界定政府与被授予经营权的企业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的一种制度。其实质意义在于用政府“有形之手”控制、弥补市场“无形之手”所造成的“市场失灵”。特许经营制度有三个特征，一是在经营主体的选择过程中，引入竞争机制；二是政府授权；三是主体双方用协议的形式界定各自的权责利。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制度的主要内容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特许经营权的申请与授予。通过公开向社会招标选择投资者和经营者；政府依据城市发展的要求提出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项目，进行社会招标，择优选择特许经营权授予对象，由主管部门代表当地政府向被授予特许经营权者颁发权证，并由主管部门代表政府与其签订特许经营协议。二是特许经营协议的基本内容。包括特许经营内容、区域、范围及有效期限；产品和服务标准；价格或收费的确定方法和标准；以及监督机制；违约责任等等。三是特许经营权的变更和终止。在协议期限内，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未按要求履行合同，产品和服务质量不符合标准等情况，主管部门可以变更和终止协议。第六，要在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中尽快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一是各级政府和公共服务主管部门要尽快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转变管理方式，从直接参与对公共服务的经营管理转变为宏观管理，从对企业负责转变为对公众负责、对社会负责。政府管理的主要职责是积极培育公共服务行业市场；制定公共服务行业的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监管职能，规范市场行为。二是防止对“市场化”的简单理解，出现“一卖了之”的现象。有很多人理解市场化就是卖。说十六大精神就是一个字，卖！快卖！国有企业都要赶快卖，急功近利，根本不按经济规律事，有些地方搞偏了，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所以，要明确市场化决不等于私有化。三是认真分析和分别对待各类公共服务行业。不加区分统统推向市场是不对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文化服务就不能完全推向市场，对公益性事业和补贴性行业，政府必须有足够的投入，保证其正常运转。综上所述，公共服务市场化对于政府管理而言，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是我们认为，只要各级政府官员强化责任意识，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健全法制、依法治理，不断调整对公共服务事业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方法，实现在全社会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就能够适应现阶段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

9. 如何抑制腐败

首先应当把一般的腐败与普遍的系统化的腐败区分开来，前者是一切有“组织”的人类社会无法免除的“权力”症状之一，后者则被定义为“只有靠腐败润滑剂才可能正常提供公共服务的系统化的权力寻租行为”。下面的讨论仅限于“系统性腐败”。

各国的经验研究表明：（1）腐败主要发生在经济不发达地区；（2）腐败的两种主要形式是“立法腐败”与“行政腐败”，前者涉及社会及政治体制改革，后者涉及如何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3）腐败通过下列方式降低经济运行效率：（A）大大增加了公共服务的费用从而抑制了外国直接投资活动；（B）把大量资源从生产部门转移到“非生产性寻租”活动方面去；（C）降低了政府及社会制度的“公信力”和公民感受到的“公义性”，从而抑制了私人长期投资和积累资产的积极性；（D）降低了“腐败致富”的成本，从而将大量企业家能力从经济创新活动引导向腐败和黑帮活动方面。

关于抑制国内的腐败，我们在这一专栏里曾经提出过若干基本步骤：（1）培育不依附于任何政治经济势力的社会中间阶层；（2）在此基础上形成能够沟通社会各阶层的“公众空间”；（3）在公共领域内扶植独立于政府的民众舆论；（4）通过舆论监督和宪法运作对滥用公共权力的官员加以制裁。世界各地的反腐败组织及张春霖的这篇文章，都注意到反腐败需要有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与制度创设，抑制腐败的最关键步骤不是别的，而是“切切实实地采取措施抑制腐败”。

抑制行政腐败的具体措施包括：（1）建立政府最高领导人与公众社会关于反腐败的“对话渠道”，以便双方共同克服腐败的既得利益者设置的对执行下列措施的阻碍；（2）收集数据与案例，甄别各公共行政部门的腐败程度及发生腐败的主要途径；（3）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由跨学科委员会制定各政府部门的“行为规范”，并使其免费公开给一切公民及愿意查询的人；（4）系统审查政府各部门的权限及官员按照“行为规范”行使权限时所可能引发的各种后果，对这些后果进行权衡与筛选，根据宪法重新规范政府各部门的职能与权限（包括在必要时修改“行政管理法”）；（5）设立公共基金用于雇佣专业私人调查人员对举报案件以及对政府的反贪污机构可能的违法活动进行调查。公共基金还应当提供关于资金发放的专门的面向公众的免费刊物，披露基金使用状况及工作进展。最后，公共基金也用于赞助独立于权力机构的各种举报中心、旨在反腐败的互联网、热线电话、群众集会等渠道；（6）设立政府基金大幅度增加公职人员的“年功－报酬”曲线的斜率，从而社会将公职人员的一部分工作报酬及“廉政奖励”的大部分延迟到他们退休以后再支付。这一经济激励有助于缓解公职人员行为的“短期化”现象。“斜率”的计算：就中国目前状况而言，这部分延迟支付的报酬大致应当足以维持退休公务人员年收入20万元人民币的水平（随物价指数调整），假定他们在职期间的年收入（经业绩考核）逐渐到达3万、5万、10万、15万各职务等级。

以上具体措施的大部分已经在拉丁美洲、亚洲、非洲、欧洲及“转型期”的部分国家实行并比较有效地抑制了腐败（参见Edgardo
Buscaglia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共政策”主页2000年8月的主题论文“Judicial Corrup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ts Causes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